集英社发行:概念建构与概念化：知识再生产的基础——以中国农村研究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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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建构与概念化：知识再生产的基础——以中国农村研究为考察对象

作者：邓大才 更新时间：2011-8-25 来源：学说连线 【字号: 大 中 小】 浏览40次  　　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将理论建构程序分为三个步骤：洞察阶段、概念化阶段及模型建构阶段。[2]徐勇教授在分析中国农村实证研究的问题也指出了中国农村实证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概念建构和概念化的能力比较低。[3]概念是建构理论的基础，没有概念就难以形成理论。正如马太·杜甘所言：“概念向来被认为是知识的基础”。[4]康德则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微妙的自觉与概念之间不可分解的连接。显然，概念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本文拟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农村研究中的概念建构和概念化的途径。
　　一、抽象事实建构概念
　　概念是所有同一基因的客体的表征。概念来源于事实，也是对事实的抽象。“概念是抽象的思想，将特征延伸到所有同类的客体上”。[5]概念必须立足于事实，它是对事实的概括、提炼和抽象。要形成概念需要观察、需要对事实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但是仅有观察不足以形成概念，需要研究者将观察的事实进行综合、抽象予以表述，“即便是最具体和最个人化的知识也是通过概念抽象得来的”。[6]概念化是知识生产的机制，也是知识生产的基础。
　　中国农村研究的学者对事实、实践描述得多，但是概括得少；叙述得多，但是提炼得少；分析得多，但是综合得少。没有将观察到的事实通过思维活动予以概念化。从事实中抽象生成概念不借助于其他的工具，不进行对比，也不进行类型化或结构化，而是根据观察者对事实的把握进行概括、提炼、综合，生成新的概念。费孝通先生是概念化的大师。费孝通先生的概念化有比较概念化，但是更多的是对事实进行抽象予以概念化。事实抽象生成概念可以分为三类：
　　对事实进行静态描述概括，即通过对事实整体及其结构的把握进行抽象，概念内容与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如“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费孝通先生对汉人社会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事实概括，即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就如石子丢在水面上荡起的波纹一样，每个人就是波纹的中心，波纹一层层向外推，与中心最近的人，关系最密切，与中心最远的人，关系最疏远。[7]差序格局既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也是一个理解性的概念，它比较准确的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描述出来，而且也能够用这个概念工具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梁漱溟先生把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也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描述性概括。[8]
　　对事实进行综合概括，也就是对观察到的事实、实践“起个名字”或者“戴顶帽子”。综合概括的目的不在于概括出与事实一致性的概念，而是要对这类事实“符号化”、“戴帽化”或者说“名称化”，以将此类事实与其他事实区别开来。对事实的静态综合概括又可以分为宏观的概括和局部微观的概括。宏观的概括则是对整个国家、社会、市场特征的一种概括，如马克思将传统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概括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魏特夫将中国概括为“水利社会”。费孝通先生把中华民族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一体”。微观的概括则是对局部的事实、局部的结构和局部的现象进行概括和提炼，如费孝通先生通过对温州、江苏南部工业化的调查研究，将两地的乡村工业化模式概括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魏特夫将中国南方的村庄社会概括为“宗族氏族主义”。[9]萧凤霞认为，公社化时期的村庄是国家控制农村的“细胞化社区”。舒绣文将传统经济时期的村庄形容为“蜂窝结构”。[10]“温州模式”、“苏南模式”、 “宗族氏族主义”、“细胞化社区”、“蜂窝结构”都是学者们通过对局部事实的观察而进行的概括和提炼。
　　对行为进行动态概括，即通过对行动或者行为的观察进行抽象，以使概念与事实、行为具有一致性。动态化是概念化的重要环节，概念只有从静态走向动态，其描述功能、理解功能、解释功能才会更强大。如“礼治秩序”，就是费孝通先生对“农民对传统规则服膺”的一种提炼和概括。“无讼社会”是对乡土社会农民以“礼”和“传统”来调解纠纷而不诉诸于法律的事实和行为的概括。[11]还有“长老统治”、“无为政治”、“双轨政治”是对乡土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概括。[12]张仲礼、瞿同祖将中国乡村社会描绘为“士绅统治”的社会。张厚安、徐勇教授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政治制度概括为“乡政村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中国农村社会事实的概念化抽象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对事实进行静态的描述性概括，这种描述性概括不借助外部工具，而是只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提炼和创造，概念与事实之间有较强的一致性。二是对事实进行动态的综合性概括，这种综合性概括又分为二类：宏观性概括和局部性概括。概括的目的不在于将事实的特征表征出来，也不追求概念与事实的一致性，而是将事实符号化、帽子化。三是对行为进行动态概括，这些行为包括群体、个体的行为，也包括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行为，行为与概念之间有一定的一致性。从事实中进行概括、提炼对抽象思维的要求程度比较高、难度比较大。总体而言，与事实具有一致性的概念，其可靠性、有效性和预测功能相对较强。正如杜甘所言，社会科学家“不管多么抽象或者概括，保持一致性的才是最有个性的”、“不断修正假设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导向实际应用的有效性，而不是形成哲学上一致性的抽象美。”[13]另外，概念化是有层次的，“概念化可以在多个层次上进行。”越抽象，越容易忽视事实。“高度抽象地说，它们常常忽略了情境研究关注地的那些事实，情境研究则忽略了大规模或长期现象。”[14]
　　二、借用移植建构
　　从事实中抽象形成概念是制造概念的最重要途径，但是学者们在研究中也借助其他学科的概念，将其移植过来理解事实，解释现象，建构理论。移植概念不在于概念表征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而在于概念表达的意思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即可以忽略概念的词源以突出借用如何孕育了想象力。[15]
　　概念借用与移植比较著名的是达尔文从自然界的进化论移植到人类社会，建构了“社会进化论”。马克思和韦伯也是概念移植大师，韦伯将戏剧的“角色”赋与社会学意义，将基督教的“卡里斯玛”赋与政治学意义。马林诺夫斯和布朗借用医学的概念——结构与功能，建构了“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概念。政治学家伊斯顿借用医学和生物学的概念建构了“系统政治理论”。学者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用以理解和解释事实。
　　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借用其他学科概念比较成功的是黄宗智，他借用吉尔茨的“过密化”概念。吉尔茨在研究爪哇地区时，宣布发现一项惊人事实：爪哇地区人口稠密，水稻田和甘蔗田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关系。爪哇群岛地区的水稻产量在劳动生产率不变下，会随著劳动力投入再增长，换言之，即是在提高边际报酬率递减的单位工作日条件下扩张总数量。[16]吉尔茨将此现象概括为“过密化”。黄宗智通过研究满铁调查的资料，发现华北地区经济有增长，但是没有发展，其原因是中国农村已经“过密化”，即随着劳动力投入，家庭产量会继续增长，但是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17]黄宗智借用吉尔茨的“过密化”概念来解释明朝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发展情况。为了证明自己观点，黄宗智又对长三角的农村发展进行研究，发现长三角也存在“过密化”问题，在研究长三角的小农家庭时，黄宗智将“过密化”译成“内卷化”，从此后“内卷化”概念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讨论。[18]
　　杜赞奇也通过借用概念来解释中国政权下沉带来的效率问题。杜赞奇通过对1900－1942年华北乡村的个案研究发现，随着国家政权下沉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建构，政权建设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是下降的。据此，他提出了政权“内卷化”的概念。[19]杜赞奇也是借用吉尔茨“内卷化”概念来理解1900年至1942年之间的国家政权建设，解释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如果说“内卷化”是对人类学概念的借用，则“经纪人统治”则是对经济学的概念的借用。国家政权下乡导致了士绅力量的削弱，国家通过村庄的代理人治理村庄，乡村经纪人又分为保护性经纪和赢得性经纪，前者保护村民，后者以职能谋利，且后者在政权下乡过程中和村庄权力结构中占主导地位。[20]杜赞奇借用经济学中“经纪人”的概念来描绘这一时期连接国家和村民的乡村办事人员的行为和动机。“内卷化”的概念是直接借用，而“经纪人统治”则在借用的过程中进行适当的改造。“经纪人”只有中介作用，无法控制交易双方，但是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治理村庄的精英既具有中介作用，也具有治理和控制功能，因此杜赞奇称之为“经纪人统治”，赋与这个概念政治学意义。杜赞奇还将“经纪人”概念进行类型化：“赢利性经纪人”和“保护性经纪人”。
　　施坚雅通过借用地理学的概念来建构概念及其模式。施坚雅模式的三个核心概念均借助于其他学科。一是“中心地”概念，就是借助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和罗希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用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农民的活动区域和边界，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了中国农村市场的等级序列和体系。[21]二是“等级—规模”概念，施坚雅借用哈佛大学济弗教授的“等级—规模”概念建构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并利用这个分析性概念将中国分为相对比较独立的九大区域。[22]三是“核心—边缘”概念，[23]施坚雅利用地理学的“核心”和“边缘”概念，建构了一个组合性的概念——“核心—边缘”，[24]用来分析区域“中心地”和“边缘地”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
显然，学者们的借用与移植概念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借用，即将机制、意义相同的概念直接借用过来，如“内卷化”、“中心地”等。二是改造借用，即将其他学科的概念通过改造后借用，如经纪人统治等。借用来的概念都根据新学科的情境做出一些改动，如将“经纪人”改成“经纪人统治”。三是组合借用，将其他学科概念组合成一个新概念，如“等级—规模”、“核心—边缘”概念等，即将单个概念移植过来然后进行组合，变成一个组合概念。
　　三、比较研究建构
　　社会学家杜甘认为，人类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比较的，知识可以通过参照系获得，换句话说，比较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是接近科学方法的唯一途径。[25]显然，比较也是制造概念、生成概念的最好方法。
　　马克思、韦伯是比较大师，通过比较制造了不少描述性、理解性、分析性和解释性的概念。韦伯通过对中国的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印度文化的比较提炼出了“新教伦理”的概念，他通过神圣化和世俗化的对比，提出了“社会化”的概念，通过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提出了“行政性城市”的概念。默顿通过宏观叙事与微观个案研究优劣分析，建构了“中层理论”的概念，以此与宏观叙事和微观研究相对应。吉尔茨通过对巴厘岛观察并对比欧洲社会，提出了“剧场政治”的概念，以此与“官僚政治”相对应。[26]萨义德通过对欧洲中心主义或者种族主义的观点对比，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27]通过各种对比，滕尼斯建构了“社区”和“社会”、雷德菲尔德提炼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涂尔干概括出来“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派克提出了“共识”和“共生”等对比性概念。中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和农村的研究中也有不少概念通过比较建构。以比较为工具建构概念主要有如下途径：
　　通过对比制造概念。即对研究单位的比较制造概念。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村落为研究单位，揭示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施坚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并不以村落为主要活动领域，而是高于村庄的基层集市；农民活动的边界并不是村庄边界，而是“基层集镇”、“中心市场体系”，[28]进而创造“集市理论”和“集市圈”的概念。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也认为，村庄并不是联结国家和农民的组织，宗族才是两者的中介，因此提出了“宗族组织”的概念，并以此与国家、秘密组织进行对比。杜赞奇既不赞成社区论，也不同意宗族论、区系论，同时通过比较婚姻圈、水利圈、秘密社会圈等，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从社区论、宗族论、区系论到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些概念都是研究者通过对比而提出的概念。
　　通过类型化生成概念。类型化也是制造概念的重要途径，[29]“门类属于经验的范畴，而类型则属于概念的范围”、类型化“创造了必要的概念，提供了调查的导向”。[30]而且马太·杜甘还认为，类型学是生成概念的最好工具，“没有比一个恰当的类型学更好的概念生成工具。”[31]韦伯是类型学的创始人，他将权威或者统治分为三种类型：合法性权威、传统性权威和魅力性权威，其中魅力性权威又称为“卡里斯玛”。[32]韦伯通过将权威和统治的类型化研究创造了三个概念，其中最著名的是魅力性权威或卡里斯玛。马克思将社会发展形态分为五个类型：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他通过对社会发展形态的类型化创造了五个概念，当然有些概念是马克思借用的其他学者的，但是通过类型化生成了概念体系。黄宗智通过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国家与社会外，还存在一个“第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黄宗智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类型化研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33]中国学者主要是借用西方的概念理解和解释中国实践和经验，概括、提炼新概念比较少，通过类型化生成概念更少。近年来有些学者，如邓正来、徐勇、孙麾等已经意识到了概念生成对于建构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理论的重要性，开始呼吁和尝试通过类型学制造概念。徐勇教授通过对中国国家建构历史的梳理，提出了一系列国家整合、建构乡村社会的概念，如政权下乡、政党下乡、行政下乡、政策下乡、法律下乡等，[34]这些概念也是通过类型建构的，它充实和完善了国家建构理论的内容和途径。
　　另外，比较建构概念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反事实建构概念。所谓反事实推理就是使个体或事件真实状态与假设的、希望的理想状态进行比较的过程，通过反事实推理或者反事实的对比也可以制造概念。二是通过理想化情境的描述和概括同样可制造新的概念，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就是此方法的具体运用，“每一个个别的理想类型都是由类概念成分和作为理想类型形成的概念成份组成的”，它是“许多现象所共有的种种特征的复合体意义上的简单类概念”。[35]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不多，当然制造的概念也不多。李培林曾经在《村落的终结》中运用过理想类型的方法研究正在消失的村庄，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殊案例与一般结论的连接。虽然李培林试图探索案例的特殊性和结论一般性之间的连接问题，但是在概念方面，它只提出了“羊城村”这个方法论符号，[36]并没有概括出能够与国外理论对话的概念。
　　四、发展建构
　　发展建构是一种描述性称谓，即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文献梳理和现象思考建构具有对话性质和发展性质的概念，或者说通过研究发展递增的方式建构具有对话性质概念。这种概念建构方式是比较常用的建构方式，也是知识生产产出最多的方式。
　　国外学者对中国汉学的研究也是采用的发展方式生成概念，推动汉学研究的进步。柯文通过对中国汉学研究的反思，认为中国汉学研究的三种主流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这种研究不能理解、解释中国近代史的许多现象，因此他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方法论概念，还提出了“移情”、“内部取向”、“中国史境”等分析性和解释性概念。[37]柯文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中心观”的提出是基于前三种主流模式提出来的，是对中国汉学研究的发展，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中国学者利用发展方式建构概念相对较多。较早利用发展方式建构新概念的主要是探讨传统社会中村庄与国家的关系的研究。瞿同祖、萧公权认为村庄与绅士依附于专制政权，建构了“依附论”的概念；韦伯则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与国家是一种对抗关系，他建构了“对抗论”概念；黄宗智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李怀印则在前三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村社“合作论”的概念，他认为传统乡村社会与国家既有分工，也有合作。[38]显然李怀印是在对传统概念商榷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性提出了具有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新概念。另外，秦晖先生在李景汉提出的“地主—佃农关系”、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和清水盛光“小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共同体”的概念，[39]以此理解中国传统村社的性质。
　　小农研究领域也有不少通过逐步发展而建构新的概念。黄宗智先生认为，农民学有三个传统，三个传统均根据农民的行为及动机来区分，分别为“理性小农”、“道义（生存）小农”、“受剥削的小农”，他自己则采用综合的分析，“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一个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40]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小农，黄宗智并没有命名，黄宗智对农民学的三个学派及其行为与动机的发展性研究，生成了三个具有描述性和解释性概念。徐勇教授在黄宗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后中国小农的全方位、全程社会化的特点，认为当前的小农是“社会化小农”，建构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41]此后，徐勇、邓大才将黄宗智所研究的小农称之的为“商品小农”或“效用小农”，即小农追求效用最大化。[42]另外，邓大才根据小农的行为和动机——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和小农全方位社会化的特点，并结合黄宗智的研究对小农进行了描述性的概括，将小农分为“利润小农”、“生存小农”、“道义小农”、“效用小农”和“社会化小农”。[43]显然黄宗智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生成了三个小农的概念，徐勇、邓大才又在黄宗智研究的基础对小农的概念进行重新概括，进一步推进了小农研究的类型化、概念化和结构化。
　　底层社会抗争的研究也是发展生成概念的典型。1997年李连江和欧博文根据中国农民抗争的众多具体事实，抽象概括出了“以政策为依据抗争”，即“以法抗争”。[44]于建嵘通过实证研究，将“以法抗争”修正为“依法抗争”，并在李连江和欧博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依理抗争”概念，[45]即农民还通过道理、合理性来维护权利，进行抗争。徐勇教授在“依法抗争”、“依理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依利抗争”的概念，[46]即底层社会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受损的程度进行抗争。从“依法抗争”到“依理抗争”，再从“依理抗争”到“依利抗争”，底层社会的抗争概念在研究的发展中不断被建构和创新。不管是“依法抗争”，还是“依理抗争”或者是“依利抗争”，虽然是在发展、对比中建构的新概念，其实这些概念也是对当时具体的社会实践的抽象和概括，只不过以发展和比较的方式形成，即这种概念既来源于发展和比较，也源于对社会实践的抽象和概括。
　　五、进一步讨论
　　通过对生成概念和概念化四个途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概念建构和概念化本身就是知识生产，同时也是知识扩大再生产的基础。[47]二是概念建构既是对事实的认识，也是对事实的反应，所以它既是认识论范畴，也是方法论范畴。三是概念建构需要借助工具，它是思维活动的产物。四是生成概念的四种途径最终都可以归于对事实的抽象，抽象是生成概念的基础。
　　概念建构是对事实的一种认识，它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动态概念的发展已经成为认识论思考的推动力”。[48]建构概念不是对事实进行照像，它不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而是对事实有机的、动因的、趋势性的综合。概念建构是对事实的概括，是对众多事实的提炼，它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在全面掌握事实的基础上，运用思维能力和思维工具将事实及其事物内在逻辑最大程度的描述出来。特别是建构理想类型的概念需要“对现象的深刻了解以及强大的综合能力”。[49]因此，概念建构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对现实世界深刻认识一种反映，它属于认识论的范畴。
　　部分概念还能够对事实进行理解、解释，它又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概念首要的功能是描述，同时概念也有理解、解释功能，有些概念还有预测分析功能。知识再生产有三个阶段：洞察阶段、概念建构阶段、模型化阶段，概念建构属于第二个阶段，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概念本身就具有理解、解释的功能，如“内卷化”、“社会化”、“世俗化”，这些概念既有助于理解事实，也能够解释事实。概念一旦生成就具有描述功能，概念从静态扩展到动态就会具有理解、解释功能，有些概念还会具有预测功能。从理解、解释和预测视角来看，概念及其建构还具有方法论意义，属于方法论范畴。
　　概念建构不仅是知识生产过程，它还是知识再生产的基础。概念的生成过程，就是对事实、实践的认识过程，也是知识生产的过程。每一个概念生成都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盲区的一种探索，一种新的认识、新的知识产生。“分析家总是试图填补概念框架之间的空白”。[50]另外，从知识生产的过程来看，概念的生成属于第二个阶段，它是对洞察力的发展，同时也是建构模型的基础，不管是因果模型，还是相关模型，不管是解释模型，还是理解模型，都是概念之间关系的建构。因此，建立模型离不开概念。虽然有些概念具有理解、解释甚至预测分析功能，但是概念代替不了模型。模型离不开概念，模型必须以概念为基础来建构。
　　生成概念的四种途径都是以抽象为基础，因为不管借用移植，还是比较生成或者是发展生成，虽然借助了外力——移植、比较和发展，但是它们都是对事实的综合，对众多具体事情的归纳，即都是对事实的抽象。因此，借助移植、比较生成、发展生成都是以抽象概括为基础的概念建构方式，离开了抽象概括则难以生成概念。但是也必须看到，借助移植、比较生成和发展生成概念比抽象概念更加深刻、更加准确、更加细致，或者具有更强的描述、理解、解释和预测功能。
--------------------------------------------------------------------------------[1]本文的写作源于徐勇教授的指导，他认为研究最重要的是建构概念，这种概念既与众不同，又具有解释功能，而且还能与其他概念商榷，发展其他概念。在徐勇教授指导后，我就想写一篇有关中国农村研究中概念建构的文章。当我看到熊彼特关于知识生产的三个阶段后，促使我下笔将一些思考整理出来。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国家惠农政策的成效评价及完善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文号：10JDZ0032。
[2]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陈锡龄、朱泱、孙鸿敞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3]徐勇教授在与笔者讨论中国实证政治学研究时的观点。
[4]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5]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6]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7]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8]陈来编：《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9]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0]郭正林：《中国农村研究的理论视野》载徐勇、徐增阳主编：《乡土民主的成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2页。
[1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46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53页。
[13]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31页。
[14]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4页。
[15]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4页。
[16] 王达嘉：《吉尔茨农业内卷化理论与强迫种植制度关系之新研究：以爪哇地区为例》，《亚太研究论坛》2004年第6期。
[17]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161页。
[18]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4页。
[1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
[2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51页。
[21]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243-252页。
[22]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274－275页。
[23]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24]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256页。
[25]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18页。
[26] 参见吉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7] 参见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28]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也有学者将中心市场体系和基层集镇等概念概括为集市圈、区系论。
[29]按照马太·杜甘的观点，类型化回答的不是“它如何动作”或“出于什么目的”的问题，而是回答“现实是如何组织”的这一问题。
[30]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2、55页。
[31]马太·杜甘：《比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32]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1页。
[33]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载《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0－161页。
[34]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中国物质出版社2009年，第203－252页。
[35]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36]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15页。
[37]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第7－22页。
[38]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第10-11页。
[39]邓大才：《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博士论文。
[40]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41]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在此之前，徐勇教授就对改革开放小农的特点进行描述，并概括为“社会化小农”，徐勇教授最先提出此概念。
[42]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43]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行为与动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44]李连江和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
[45]徐勇：《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5月15日。
[46]“依利抗争”的提出是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04级硕士论文答辩会上，孙纬纬同学文章提出破产企业工人根据利益抗争，徐勇教授则提出“依利抗争”的概念。其实依利抗争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都屡见不鲜，此概念具有一定的解释功能。
[47]“扩大再生产”的概念，借助徐勇教授的文章，《建构扩大再生产的机制》，载邓正来主编的《中国书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48]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49]马太·杜甘：《比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50]马太·杜甘：《比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概念建构与概念化：知识再生产的基础——以中国农村研究为考察对象 文化再生产论（热点研究） ——兼谈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C#面向对象 基础概念二十五个 (很基础，必须掌握的知识) 传媒学术网——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生产惯习——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的研究 知识建构、学习 共同体与互动概念的理解--缎云间--共同体站长之家 不动产物权变动：实证考察与理论阐释——以房屋登记为视角 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建构与逻辑基础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课程知识的客观表征与主观建构——兼论课程与教学的内在整合 信任的缺失与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结构 推理的基础——概念1 文化再生产论——兼谈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功能?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北京高校为例 拜火宗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建构自身的“知识生态系” 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创新 24.“建构知识”的意含-仰望星空——我的读书小屋-搜狐博客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商标侵权的例外抗辩——以裁判案例为研究视角 中国自主品牌轿车的破坏性创新研究——以长城汽车为例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认同的概念——对弗洛伊德著作的概念研究 论登记公信力的制度基础——以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