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东广雅中学中考:有结构的生活|中欧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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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商业评论 >> 2010年11月号 >> 有结构的生活 有结构的生活 [2010年11月号总第31期] 朴抱一
本刊高级记者

只有确立“我”的界限,理性自利的价值,并从丰富的精神生活和负责任的公共生活出发,才可能建构一个持续且有力量的商业精神世界。空洞的利他主义说教,是商业堕落的根源。

有结构的生活—中国企业家韦伯命题求解


2009年,地产领袖王石来到耶路撒冷,在哭墙下与上帝对话。

我面壁,额头触到冰凉的石墙,闭眼默想:“耶和华,你真的存在吗?”

另一位地产商黄怒波在珠穆朗玛峰上朗诵他的《珠峰颂》:

    举起手我以人类的名义抚摸天堂
    我在天空划出金色的印痕
    我在顶峰刻印白色的玫瑰
    然后在花蕊中久久跪定
    我祝愿我的灵魂永远干净
    我希望我的世纪永远温情。
诗未诵完,黄怒波已经泣不成声。

《圣经》中说:“富人上天堂,就像骆驼过针眼。”商业的意义在哪里?

经过金融危机的煎熬之后,有些企业主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的一份关于精英移民的报告让舆论震惊不已:移民中介生意兴隆,大量商业精英开始转移资产,有的仅仅希望过一个安全和平静的生活。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欧怡曾经访问了数十位中国企业家,她的主题是研究“谦卑”作为一种特质与领导力和效率的关系。但欧博士发现,在运营6年以上的企业中,企业家们在努力地思考商业和人生的意义。而《中欧商业评论》对企业家精神生活的调研和访问发现,尽管企业家们因为财富的积累,对个人的幸福状态都持正面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又充满焦虑,这种焦虑引发一系列精神危机。当压力越大时,对商业意义的追问就会更强烈。此外,《中欧商业评论》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长期调查还发现了企业家一系列的危机。

信仰危机  世界缺乏可以信赖和依托的东西。从三鹿奶粉到假疫苗,谋财害命的事件时有发生,商业精英彼此之间也缺乏信任。

认可危机  整个社会对企业家们的财富持怀疑态度,企业家精神无法得到尊重。“国进民退”和舆论的暴民意识让企业家缺乏安全感。

公信力危机  企业家缺乏公信力,一些商业领袖不但人格分裂,还不断对公众撒谎。

生命危机  巨大的压力使企业家充满疲惫感、不安全感和焦虑,从而严重影响了生命质量,这是造成很多商业精英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

企业家们或许需要重新理解商业的价值,建构一种持续的、有力量的精神世界,并以此建构一个充盈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通向深层的幸福。


韦伯命题

90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韦伯的结论是: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弥漫于近代欧洲,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分不开的。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用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

那么在当代的中国呢?《中欧商业评论》曾经就宗教信仰问题对中欧的EMBA做过10人左右的访谈,很多人认识到宗教信仰问题的重要性,但在选择信仰上仍然是模糊的,最主要选择是基督教和佛教。中国的商业精英中,存在一半以上的无宗教信仰或者信仰模糊的人群。他们大都会信仰风水、算命,但却在诸神之间徘徊。

在没有基督教新教传统的亚洲,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商业精英安身立命的依据是什么?二战后,东亚经济奇迹显然无法用新教伦理来解释,人们开始关注儒家传统与商业社会的关系,以余英时为代表的海外学者认为,儒家学说的积极成分是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中国古代的圣贤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另一位圣贤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因此中国人在内心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敬天、祭祖、远神”的世界观。也就是说,那个超然至上的“天”是必须被尊敬的,祖先是必须祭拜的,而鬼神则可以远之,可以上香许愿还愿。肖知兴教授尖锐地指出,这种信仰本质上是“和神做生意”。

在诸神之间,商业的意义陷入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而其另一巨著《道德情操论》,则试图阐明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

然而,这种问题在中国的商业精神版图上显得极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