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骗安全教育心得:俺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 徐懋庸

                         俺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       徐懋庸    .....
    俺主要是为了弄清1936年上海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个口号的那场争论，到延安去的，因为俺觉得这个问题的是非，只有党中央才能给俺明确的指示。俺倒不希望肯定俺自己的“是”，而希望弄清“非”在哪里，是什么性质，错到什么程度，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弄清了，俺是能够服从真理的。
    自从鲁迅先生1936年答复俺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上海俺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在过去，凡是受到过鲁迅斥责过的人，大都是木有好下场的，有的人，也以事实证明其为不可救药的分子，所以上海的很多人们，也认为俺从此完蛋了。有的人，则因鲁迅的文章中怀疑“是敌人所派遣”这句话，简直认为俺就是反革命。周扬他们，也对俺不负政治责任了。因此，俺也考虑过，俺去延安，也许会碰到很不利的情况，然而，对党中央的深信和问心无大愧，所以还是满怀信心地去了。
    由于周扬他们对俺不负责任，俺又木有别的关系，去延安是很困难的。1937年底，俺在汉口利用李公朴为阎锡山办民族革命大学聘请教师的机会，先去临汾作为过渡，1938年2月末，就脱离民大，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向林伯渠同志提出去延安的要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3月10日，俺拿了林老的介绍信在延安找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他让俺暂住西北旅社，即中央招待所。
    在西北旅社住了两、三天，和我从汉口同去民大又同去延安的钟敬之，找到正在筹办鲁迅艺术学院的张庚，一说就到鲁艺去工作了。我却在一个星期之后被通知说暂时到艾思奇和柯仲平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去住。8月以后，我才听人说起，那时中央要考察我一下。
    《实践论》里面说：“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看到各种文件，......在他们的脑中升起了许多印象。”
    党中央对我的考察，也是让我从以上种种活动中考察延安以后根据我的反应作出判断的。
    住西北旅行社的那几天，就有不少人来找我，除艾思奇、张庚等，原是在上海的熟人外，还有郭化若（当时中央军委的*局局长）、和培元（当时毛主席的秘书，是个青年哲学家，后来在延河游泳中淹死了）、张庆孚（当时任抗大四大队主任教员）、柯伯年......等。他们当时只是一般地访问，木有深谈，但已使俺初步吸收到上海所少有的那种坦率、爽朗、诚恳的延安空气。
    在文化界抗敌协会，俺虽是一个暂时的客人，但也让俺参加他们的包括生活检讨会的一些会议，俺特别感到新鲜而强烈的是那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民主集中制的作风。有一次，讨论伙食问题，大家提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鬼的发言既有批评，又有建议，既坦率，又中肯，使俺非常感动。在初到延安的两三个月内，我的考察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人与人的关系的这一方面。
    大约在三月中旬之末，由于何思敬、肖军等人也到了延安，原来从延安带了一个战地服务团到山西去的丁玲等也回来了。有一天晚上，有毛主席以及康生、张闻天、张国焘出面，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包括俺在内的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这是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但比我一月间在洪洞县八路军总部见到的朱总司令潇洒得多。这一次他木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焘作的，他提到了我翻译的《斯大林传》，夸奖了几句。然后让俺们被邀请的人发言，大家谦让，推来推去，要俺先讲，俺就讲了几句，主要是讲到了延安以后的感觉，特别强调延安的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也联系了上海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说自己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糊涂，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学习。接着是丁玲报告了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经过。然后是肖军发言，主要意思是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最后是康生作了长篇讲话，阐述党的文艺政策，中间针对肖军的发言，不指名地批评了一通，肖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
    此后是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有张闻天和中央宣传部的几位副部长吴亮平、杨松参加，成仿吾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会上也要俺讲话，俺说听了成仿吾的报告，俺才对党的文化政策，初步有了一个系统的、明确的概念。至于上海左联的工作，是糊里糊涂地做的，俺觉得错误很多，但现在还木有能力分析，俺相信今后在延安好好学习，一定会弄清楚的。
    后来，当时的党报《新中华报》的负责人向仲华来看我，约我为报纸写文章。我当时正读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受到一点启发，写了一篇短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也可以利用。过了两三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请我去参加，吃饭时恰好坐在毛主席旁边，他对我说：“俺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的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大约是在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有一天，俺在城里闲逛，走到北门里的一个广场边，看到毛主席在对一个队伍讲话。原来以苏振华为大队长、胡耀邦为政委的抗大一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了。我就站下听一听，听到他这样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俺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俺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俺们，俺们就会脱离群众。”这是俺第一次听到“背包袱”这句话。俺当时听了他的讲话，觉得又新鲜，又觉得有什么地方很熟悉。回去仔细想想，才明白新鲜的是内容，熟悉的是与鲁迅讲话一样深入浅出而多风趣（现在想来，主要是非常深刻的辩证法精神）。不过鲁迅演讲时，很沉静，不做手势，也不笑；他则姿势很生动，自己也笑。我曾经很喜欢鲁迅的绍兴腔，我同他个别交谈时，都用绍兴话，觉得很亲切。至于毛主席的一口地道的湖南话，我听起来却觉得特别的铿锵。我现在还觉得，一个人的讲话，只要内容好，而且出于真情实感，符合其人品的，实在是用他本人最熟悉的语言说出，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文艺界抗敌协会隔壁就是延安的大礼堂，名曰大礼堂，其实很简陋，也不大，只容得三四百人，然而经常在这里开大会，而且经常举行文艺晚会。在这里，俺也多次见到毛主席。
    群众大会是在南门外的沙滩上开的。1938年5月以前，我曾参加过两个大会。一个是公审汉奸吉思恭的大会；一个是处理抗大的一个队长黄克功的大会。后一个会使我特别感动。黄克功是原红军的一个团长，是个优秀干部。他在抗大工作期间，同一个从蒋管区来的青年女学生刘茜恋爱，但他那朴素爽直的工农干部作风，不合刘茜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所以刘茜后来不爱他了，同一个知识分子恋爱起来。黄克功一气之下，用手枪把刘茜打死了。党中央认为这事非常严重，决定开群众大会批判，处他死刑。在大会上，黄克功诚恳认罪，甘心伏法，毫无怨言。群众中许多人发言，主张免他死刑，让他戴罪立功。不少老红军干部甚至痛哭流涕。主席团根据群众要求，向党中央请求改判，但是党中央答复，还是要处死刑，说黄克功虽然确是一个优秀干部，过去有功，但这件事政治影响太坏了。最后，黄还是被枪毙了。
    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我听毛主席谈起此事，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俺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俺们了。”
    那时，我通过以上种种以及其他许多现象，对延安的一切非常满意，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启发。我观察在延安的那些上海的熟人，绝大部分在精神面貌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至少都是很愉快的。在党中央的人物中，只有张国焘给俺的印象很不好，俺住在西北旅社的时候，他几乎天天醉醺醺的，带着四个警卫员招摇过市，来统何思敬下围棋。延安的人，尤其是高级干部，一般都是工作很紧张，谁像他那样闲散无聊。
    到了五月中旬，我觉得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谈谈上海的问题。信里简单地讲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希望得到他的指示，其中也提到周扬，表示不满，说他“把我作为肥皂，想以我的消灭洗清他的污浊。”情绪有点愤激。第二天就得复，说愿意同我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可惜这封信在1942年日寇对太行山进行5月大扫荡时，连同装其他东西的一口箱子被从埋藏的地方挖走了。）又过了一天，他的两个秘书，和培元和华民来找我，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然后大约是5月23日左右，下午3点钟，华民来把我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谈话。
    毛主席刚刚午睡起来，窑洞里还比较凉，他披了一件旧棉袄，让我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他让我吸烟，我说不会吸，他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吗。”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
    我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我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论争、我给鲁迅的那封信、鲁迅的那篇驳斥我的文章（即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当我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他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非常注意这一点。我说：“俺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他笑了一下说：“哦！”
    俺向来有个好脾气，至今也还是改不了，俺同别人谈话的态度，尤其对于领导人，总是以对方的态度为转移的。如果觉得对方的态度马虎和生硬，俺说话就不自然。反之，对方使俺感到很自然，的时候，俺就毫无拘束。在上海时，有人说，见了鲁迅，自己觉得受到一种压力，说话不能畅快。俺对鲁迅，却木有过这种感觉。这回面对毛主席这样一个人，因为已经有好几次看到过他平易近人的态度，这回谈到的问题虽然在我说来比较严重，但又看到他十分认真的听我的话所以也畅所欲言，一点也不拘谨。     他听完后，就给俺做了如下的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我们更清楚一些。”
    2、“我认为，首先应该肯定，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俺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俺们是躲在山沟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8801：怪不得文革时阿姨也被封为“旗手”，那些不尊重阿姨的人，都木好下场！）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俺听这个指示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把每字每句抓得很紧，不但一个字没放过，（现在这里记录下来的，当然不是原话的全部，原话还要多，大概讲了一刻钟。但主要的话就是这样。）而且盯住他的严肃而慈祥的眼神，越听越入神，觉得每一句话都解开俺心里的一个疙瘩，听完之后，如混沌初开，如重感冒发了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同时非常兴奋。
    说完之后，他问：“怎么样？你对俺的话有什么意见？”这时，俺倒激动的几乎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今天俺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感激，等回去好还想一想。”
    接着，他问俺：“你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木有？”俺说：“还木有，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他说：“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俺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俺说：“俺不想去。”他说：“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俺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是俺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俺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俺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俺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于是他说：“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教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我说：“俺是要到陕北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他说：“像你这样，一面教学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俺于是同意了。他立即打电话给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了这件事。
    最后，他问俺是不是党员，俺说：“不是的。俺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4.12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俺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的公开驳斥以后，俺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俺了。俺觉得木有希望了。但是俺是决心要跟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俺要学习他。”
    他说：“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木有入党的可能。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作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么？”
    俺说：“俺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他说：“艾思奇你也是熟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到这里，谈话就结束了，俺就告辞而回。
    两三天后，抗大的训练部长陈伯钧就来接俺到抗大去。俺恰好赶上关于抗大三期工作总结和布置四期工作部署大会的最后一天，林彪作了长篇的总结发言。毛主席最后讲了话，强调作教师的要安心，说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当场表扬了张如心安心做教师的精神。
    俺到抗大，开始被分配在三大队一队工作（8801：一直以为徐懋庸不过是个上海滩的一个“反动文人”，木想到还曾在抗大当过教员，后来甚至还“指挥过一支小部队”）。入党的问题，就是在一队向指导员段苏权提出来的。同时俺也向陈云同志写信，要求一谈。陈云同志约俺到组织部谈了两个钟头，俺谈的内容和对毛主席谈的一样，不过最后强调了入党的要求。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并让俺再同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谈一谈。次日，俺同李富春同志谈了，内容仍然一样，富春同志说，入党的问题，除俺自己提外，他也将通知抗大政治部考虑。
    七月间，抗大成立一个编译科，科长是曾涌泉，副科长是张成功，支部书记是谭政的妻子王长德，编译人员除一批从抗大各队调来的学生外，还有何思敬、焦敏之。我于8月间在编译科支部入党，候补期是半年。这中间，曾为介绍人的问题有过一些周折。
    原来，我给艾思奇和周扬写信，请他们做我的介绍人。艾思奇很快回信同意了，周扬则久无回信。我知道周扬是不愿意的，当初去找他，实出于无奈，因为俺木有别的人可找。有一个任白戈，是俺加入左联的介绍人，但他那时还驻庆阳的抗大五大队，不在延安。周扬则不搭理，俺也不再去问。恰好有一天遇到钟敬之，谈起此事，他说张庚原是党员，钟本人已由他介绍入党。俺于是清张庚做俺的另一个介绍人，他同意了。
    八月一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开了大会，会后聚餐，俺和毛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主席问俺：“你结婚了木有？”俺说：“已经结婚，还有了儿女呢。”他说：“你爱人现在哪里？”俺说在浙江黄岩。毛主席说：“哦，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俺说不太容易。于是毛主席对滕参谋长说：“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滕参谋长对俺说：“可以办到，你自己开个地址，并给你爱人写封信，俺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过了两天，俺还木有把信写起来，滕参谋长就派通讯员到俺这里来要了。就这样，到十月间，刘蕴文带了执提、执模和刘仁德就到了延安。
    大概在九月间，毛主席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肖劲光、萧克等将军们（萧克是开六届六中全会时回到延安的）。文人们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和我。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的不大高明。每次听完出来的时候，将军们既不满意，俺们也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他自己发挥的时候，简直就是闹笑话。譬如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真，还拿一只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的记录。俺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的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俺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在这个座谈会上，有时候他也随便讲一些话。1960年，他的诗词公开发表以后，我曾写了一首《临江仙》：        踏破岷山千载雪，红旗飞跃冰峰。大同境界蕴胸中，诗情和战略，马背正交融。
    记得延安窑洞里，谈笑满座生风。漫夸韩范是英雄，纵能寒敌胆，曾不识工农。        这末了三句，就是他一次讲话的意思。当时延安城还木有被敌机炸毁，大街上的牌楼上，还挂着写有“韩范旧治”四个大字的匾额。（注：韩指韩琦，范指范仲淹，都是大宋名将）
    十月间，俺到抗大三大队担任政治主任教员的工作去了。三大队在北门外，离城较远，就不再参加这个座谈会了，因为这个会总是在晚上开的。
    1938年底和1939年初，抗大进行工作大检查，接着又是开荒运动，；1939年3月间，俺又随三大队去瓦窑堡，7月又随抗大总校去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这样就多年木见到毛主席。俺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44年俺回延安以后，10月30日那天，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演讲《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次俺坐在头排，看到他已经发胖了。以后就再木有见到他的机会。（1949年俺在北京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政委时，7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南工团全体干部和团员，俺因生病，木有去成。）
     .....（以下是他学习毛主席教导的心得体会，省略了）-------摘自198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月22日出版   定价：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