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粉尘口罩价格和图片:用药传心赋 中药的性能 临床用药五种技巧

用药传心赋

用药之妙，如将用兵。兵不在多，独选其能。药不贵繁，惟取其效。
要知黄连清心经之客火，黄柏降相火之游行。
黄芩泻肺火而最妙，栀子清胃热而如神。（炒黑止血）
芒硝通大便之燥结，大黄乃荡涤之将军。
犀角解乎心热，牛黄定其胆惊。
连翘泻六经之火，菊花明两目之昏。
滑石利小便之结滞，石膏泻胃火之炎蒸。
山豆根解毒热而治喉痹，桑白皮泻肺邪而利水停。
龙胆治肝家之热，瞿麦利膀胱之淋。
鳖甲治虐而治癖，龟板补阴而补心。
茵陈治黄疸而利小水，香薷治霍乱并祛暑风。
柴胡退往来之寒热，前胡治咳嗽之痰升。
元参治结毒痈疽，清利咽膈；沙参补阴虚嗽，保定肺经。
竹叶、竹茹治虚烦而有效，茅根、藕节止吐衄而多灵。
苦参治发狂痈疽，地榆止血痢血崩。
车前子利水以止泻，瓜篓仁降痰以宽胸。
秦艽去骨蒸之劳热，丹皮破积血以行经。
熟地补血以疗损，生地凉血以清昏。
白芍药治腹疼——补而收——而烦热上除，
赤芍药通瘀血——散而泻——而小腹可利。
麦冬生脉以清心，上而止咳；天冬消痰而润肺，下走肾经。
地骨皮治夜热之劳蒸，知母退肾经之火沸。
葛根止渴而解肌，泽泻补阴而渗利。
兹乃药性之寒，投剂须当酌意。

又闻热药可以温经：
麻黄散表邪之汗，官桂治冷气之侵。
木香调气治腹痛，沉香降气治腰疼。
丁香止呕暖胃家之冷，藿香止吐壮胃脘以温。
吴茱萸走小腹疗寒疼，山茱萸壮腰肾以涩精。
豆蔻、砂仁理胸中之气食。腹皮、厚朴治腹内之胀膨。
白豆蔻开胃口而去滞，元胡索治气血亦调经。
附子回阳，救阴寒之药。干姜治冷，转脏腑以温。
草果消溶缩食，槟榔去积推陈。
苁蓉壮阳而固本，鹿茸益肾而生精。
锁阳最止精漏，菟丝偏固天真。
没药、乳香散血凝之痛。二丑、巴豆（二位相反）攻便闭不通。
紫苏散邪寒、更能下气，川椒退蛔厥、核治喘升。
五灵脂治心腹之血痛，大茴香治小肠之气痛。
此热药之主治，分佐使与君臣。

论及温药，各称其能。
甘草为和中之国老，人参乃补气之元神。
葶苈降肺喘而利水、苦甜有别，茯苓补脾虚而利渗、赤白须分，
黄芪补卫而止汗，山药益脾而补中。
莪术、三棱消坚积之痞块，麦芽、神曲消饮食而宽膨。
顺气化痰陈皮可用，宽中快膈枳壳当行。
白术健脾而去湿，当归补血以调经。
半夏治痰止吐，枳实去积推陈。
川芎治头疼之要药，桃仁破淤血之佳珍。
艾叶安胎而治崩漏，香附顺气而亦调经。
杏仁止风寒咳嗽，五味敛肺气之升。
防风乃诸风之必用，荆芥清头目而疗崩。
山楂消肉食之积，细辛止少阴头疼。
紫薇花通经而堕胎，酸枣仁敛汗而安神。
藁本止头疼于巅顶之上，桔梗载药物有舟楫之能。
杜仲壮腰膝而补肾，红花止血晕而通经。
兹温药之性气，学者必由是而收循。

既已明于三者，岂不悉举其平。
常山使之截虐，阿魏用之消症。
防己、木瓜用之除下肢之湿肿，菖蒲、远志通心腹之神明。
壮腰膝莫如虎骨，定惊悸当用茯神。
阿胶止嗽而止血，牡蛎涩汗而涩精。
羌活散风、除骨节之疼，款冬止嗽、除肺火之蒸。
独活、寄生理脚膝之风湿，薄荷、白芷散头额之风疼。
木贼、蒺藜退眼睛之浮翳，元明、海粉降痰火之升腾。
青皮伐木，紫花克金。
五加皮消肿而活血，天花粉止渴而生津。
鼠粘子清喉之不利，薏苡仁理脚气之难行。
琥珀安神而利水，朱砂镇心而定惊。
贝母开心胸之郁、而治结痰，百合理虚劳之嗽、更医蛊毒。
升麻提气而散风，牛膝下行而壮骨。
利水须用猪苓，燥湿必用苍术。
枸杞子明目以生精，鹿角胶补虚而大益。
天麻治诸风之掉眩，木通治小便之秘涩。
天南星最治风痰，莱菔子偏医面积。
此乃药性之提纲，用作传心之秘术。

 

中药药象

中药药象学研究的可行性试从古代医家药象思维出发进行中药作用原理研究及临床实践，来阐明中药进行药象学研究的可行性。　　丰富的中药药象理论散见于历代医药著作 　　宋代以后，大批儒士加入医生行列，医学被儒家认同为格物穷理的学问体系。出现了一大批被谢观先生称为“新派”的探讨中药作用原理的著作，如《神农本草经疏》、《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本经疏证》、《本草求真》、《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唐容川云:“辨药之法，以形色气味分别五行，配合脏腑主治百病，是诚药理之大端矣。” 　　徐灵胎先生反复强调“因形以求理，则其效可知矣”、“形同而性亦近，物理盖可推矣”、“知此理，则凡药皆可类推矣。”也就是说古人是先从对药物外形、质地、颜色、气味、习性、生长环境等自然特性的观察、体验中，意识到该种药物可能具有某种治疗作用（符合古代先民的原始思维），然后再试用于人体进行验证，即应象。如果确实有效，那么就通过口耳相传或文字被流传、记录下来，并以此为依据，结合从感观认识到的自然特性，应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述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产生疗效或毒效的机理，再以此理论作指导，去反复认识药物、用药治病，经过历代医家无数次反复检验、印证，最后才总结、提高形成“概括性”的原理。正如徐灵胎所言：“药之受气于天地，各有专能，故所治各不同。于形质气味细察而详分之，必有一定之理也。”吴瑭在《本草蒙筌》说：“直从格物致知得来”、“得此知察理之精，求五色五味之外，凡辨药须就物理体会，方有妙语。”可见运用这种格物求理的方法，使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用药时就会有的放矢，调和脏腑，补偏救弊，可自得之。　　中药药象学与近代名医临床实践 　　《范文甫专辑》中论治黄某不寐案云：“苦不寐，百药不能治，召余处方，以百合一两（30g），紫苏叶三钱（9g），二味煎服，三贴而安。问曰：此治不寐而效，本何书？余曰：我尝种百合花，见其朝开暮合，又种紫苏，见其叶朝仰暮垂，取其意而用之。”又治绍兴某秋温大热一案：“百药不能退，幸不化燥，延余到绍……查前医皆用白虎、苇茎汤等之类，无懈可击，亦无别法可想。适彼处多栽荷花，叶上露珠可受，嘱备毛巾四块煎透，绞极燥，撩竹竿上稻田中收露水煎药，二日而烧退。”此方系从气候悟出，亦为医方所无。　　祖国医学讲求援物比类，从物象中寻求医药的道理。因为中医学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相应。用物理来解释医理，在祖国医学中时常见到。例如，一般用于药物和诊断治疗五行归类。肾主水，色黑，此类药物色黑而多“汁”音，如玄参、补骨脂等，可以治肾病，但是，从物理体会医理，更是学医者应当时时留意的地方。古时候有名的医家讲究此道，对医术的提高很有帮助。例如吴鞠通《温病条辨》中关于桑叶理肺的论述，从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体察出它能够走肺而宣肺气，用以创制桑菊饮，治疗风温轻证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颇有效，即是善从物性学医者。　　在“谈学习本草学”中，认为不可忽视药物的性味，冬青子（女贞子），冬季收，属寒，补肾。葱，春天长得快，得春升纯阳之气，所以对通阳有一定功效。麻黄生长之处，即使冬天下雪时，其周围雪也易融化，温散的药性可能也由此悟出。夏枯草是夏季收成的，故清肝火效果较好。五味子，味苦、辛、酸、咸、甘，入心、肺、肝、脾、肾，属阳，主涩精气、补五脏。这些关于中药性、味的经验，都是有科学道理的。　　吴以岭在《络病学》虫药通络、藤药通络中，认为取象比类是中医临床用药的常用原则。藤类缠绕蔓延，犹如网络，纵横交错，无所不至，其形如络脉，对于久病不愈、邪气入络者，可以藤类药物通络散结，如雷公藤、络石藤、忍冬藤、青风藤、鸡血藤等。　　张大明在《小说中医》中也认为中医学是象医学，如果能了解这些药的形象，可能会有助于更深刻、更形象地理解和掌握药物的功能。　　卢崇汉在《扶阳讲记》中对附子的功用利用自然之象进行解释。他说：“附子移苗的时间是冬至，收成的时间是夏至。冬至是一阳生，一阳来复之际。冬至到夏至这个阶段是阳气渐长，阴气渐消，完全体现了'以火消阴’的真义。附子的种收正是禀受了这样一个'立极’之气，所以附子的温热不是凭空来的，它作为扶阳的第一要药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这跟天道的运行有决定的关系。而附子为什么非要在江油这个地方才算是得地呢？大家可以思考。四川江油位处西南，是坤土最厚的地方，而土是能够藏火的，就是能够完完全全把天道所给的阳气，聚集到附子里面，从而使附子有这样一个雄厚的热量。” 　　深入研究中药药象理论有重要意义 　　利用药物的气、味、色、形、质、性情、时地等表象，来推知中药的各种作用，也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徐灵胎先生也早有觉悟：“凡药性有专长，此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虽圣人亦必试验而后知之。如菟丝之去面黑干，亦其一端也。以其辛散耶，则辛散之药甚多；以其滑泽耶，则滑泽之物亦甚多，何以他药皆不能去而独菟丝能之？盖物之生，各得天地一偏之气，故其性自有相制之理。但显于形质气味者，可以推测而知，其深藏于性中者，不可以常理求也。”故古人有单方及秘方，往往以一二种药治一病而得奇中。及视其方，皆不若经方之必有经络奇偶配合之道，而效反神速者，皆得其药之专能也。更如“诸花皆升，旋覆花独降；诸子皆降，苍耳子独升；诸石皆沉，海浮石独浮”；“诸石入水皆沉，而浮水石却浮；凡木皆浮于水，独沉香入水则沉”等。若用一般的推导药物作用原理的方法，难以作出解释。但我们若从共性中寻找事物的个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便不难理解了。对此《本草问答评注》中作了很好的探索：草木之实，性皆主降，何也？答曰：“物下极则反上；物上极则反下。草木上生果实，为已极矣，故返而下行；实核之性，在于内敛，故降而兼收。”如苍耳子乃苍耳草之果实，按常理应下降，因有芒而体轻松，象肺之形，故入肺经发汗散风寒而胜湿邪。蔓荆子乃蔓荆草之果实，味苦性寒，捣碎发出特殊芳香气，故反能上头顶而疏风散热，为提神醒脑妙药。以上两例，皆系整个果实供药用，必须合形色气味质论之，始得其真性。《本草问答评注》第四十三问曰：芙蓉花何以不散而主收；旋覆花何以不散而主降？答曰：“此亦视其形气而定之也。芙蓉秉秋金之气而质又胶枯，故能收敛，为箍疮妙药。旋覆花滴露而生，花又微皆咸，故主润利去须。”我们就要运用格物致知的原理，进一步揭示看似相像的中药，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药的作用原理提供了很好的范式，解决了以前比较困惑的理论难题。对“中药药象学”的研究，有可能为中药作用原理的揭示带来新的希望 ------------------------------------------------------ 中药的性能

中药的性能，指与中药治疗作用有关的性质和功能。是所有的药物共同具有的一些普遍特性。中药的性能理论，又称为药性理论。它既是中药功效的高度概括，也是认识中药功效和应用中药的理论基础。

祖国医学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都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而致机体阴阳偏盛偏衰、脏腑经络功能失调的结果。因而，药物防病治病的基本作用，不外乎祛邪去因，扶正固本，协调脏腑经络功能，从而纠正机体阴阳偏盛偏衰，使其恢复阴平阳秘。药物之所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上述基本作用，是由于各种药物各自具有若干特性和作用，前人也称之为药物的偏性，意思是说以药物的偏性纠正疾病所表现的阴阳偏盛或偏衰。古人未能对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进行深入的探究，以药物的偏性来解释药物作用的基本原理，这是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清代医家徐洄溪总结说：“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则不仅指出了“凡药之用”“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而且进一步对药物的各种偏性作了探求。

中药治疗疾病的偏性是多种多样的，将其复杂的性质与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有毒无毒等方面。这些性能理论，是我国历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根据药物的治疗作用，在中医的阴阳、脏腑、经络等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来的。它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赖以们学习、应用和研究中药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

一、 五味

五味的本义是指药物和食物的真实滋味。药食的滋味可以通过口尝而察得。由于药食“入口则知味，入腹则知性”，因此古人将药食的滋味与作用联系起来，并用滋味来解释药食的作用。而在医学中则以之作为概括药物作用的理论，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五味理论。

五味理论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以饮食调养的理论出现的，如四时五味的宜忌，过食五味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等。五味作为药性理论最早见之于《内经》、《本经》之中。《内经》对五味的作用和应用及阴阳五行属性都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本经》不仅明确指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还以五味配合四气，共同标明每种药物的药性特征，从而为五味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后世历代医家的补充，逐步完善了中药的五味理论。

药性的五味，是指药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种不同的味道，因而具有不同的治疗作用。有些药物还具有淡味或涩味，因而实际上不止五种。但是，五味是最基本的五种滋味，所以仍然称为五味。

药物五味的认定，首先是通过口尝，即用人的感觉器官辨别出来的，它是药物真实味道的反映；但五味更重要的则是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不同味道的药物作用于人体，产生的不同反应和获得不同的疗效，而被归纳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五味不仅仅是药物味道的真实反映，更重要的是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自从五味作为归纳药物作用的理论出现后，五味的“味”也就超出了味觉的范围，而是建立在功效的基础之上了。因此，本草书籍的记载中有时出现与实际口尝味道不相符的地方。总之，五味的含义既代表了药物味道的“味”，又包含了药物作用的“味”，而以后者为据构成了五味理论的主要内容。五味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具有阴阳五行的属性，《内经》云：“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洪范》谓：“酸味属木、苦味属火、甘味属土、辛味属金、咸味属水。”《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这是对五味属性和作用的最早概括。后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日臻完善。现据前人的论述，结合临床实践，将五味的作用及主治病证分述如下：

辛，“能散能行”，即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一般来讲，解表药、行气药、活血药多具辛味。因此辛味药多用治表证及气血阻滞之证。如苏叶发散风寒、木香行气除胀、川芎活血化瘀等。此外，《内经》云：“辛以润之”，就是说辛味药还有润养的作用，如款冬花润肺止咳，菟丝子润补肾等。大多数辛味药以行散为功，故“辛润”之说缺乏代表性。此外，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药物往往也标上“辛”，亦称辛香之气。这样，辛就不只与味觉，而且与嗅觉有关了。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外来香料、香药不断输入。到了宋代，由于香药盛行，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对芳香药物作用的认识也不断丰富。具有芳香气味的辛味药，除有能散、能行的特点之外，还分别具有芳香辟秽，芳香化湿，醒脾开胃，芳香开窍等作用。

甘，“能补能和能缓”，即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一般来讲，滋养补虚、调和药性及制止疼痛的药物多具有甘味。甘味药多用治正气虚弱、身体诸痛及调和药性、中毒解救等几个方面。如人参大补元气、熟地滋补精血、饴糖缓急止痛、甘草调和药性并解药食中毒等。

酸， “能收能涩”，即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一般固表止汗、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固精缩尿、固崩止带的药物多具有酸味。酸味药多用治体虚多汗、肺虚久咳、久泻肠滑、遗精滑精、遗尿尿频、崩带不止等证。如五味子固表止汗，乌梅敛肺止咳、五倍子涩肠止泻、山茱萸涩精止遗以及赤石脂固崩止带等。

苦，“能泄、能燥、能坚”，即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泻火存阴)等作用。一般来讲，清热泻火、下气平喘、降逆止呕、通利大便、清热燥湿、苦温燥湿、泻火存阴的药物多具有苦味。苦味药多用治热证、火证、喘咳、呕恶、便秘、湿证、阴虚火旺等证。如黄芩、栀子清热泻火，杏仁、葶苈子降气平喘，半夏、陈皮降逆止呕，大黄、枳实泻热通便，龙胆草、黄连清热燥湿，苍术、厚朴苦温燥湿，知母、黄柏泻火存阴等。

咸，“能下、能软”，即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一般来讲，泻下或润下通便及软化坚积、消散结块的药物多具有咸味。咸味药多用治大便燥结、瘰疬痰核、瘿瘤、癥瘕痞块等症。如芒硝泻热通便，海藻、牡蛎消瘰散瘿，鳖甲、土鳖虫软坚消癥等。此外，《素问?宣明五气篇》还有“咸走血”之说。肾属水，咸入肾，心属火而主血，咸主血即以水胜火之意。如大青叶、玄参、紫草、青黛、白薇都具有咸味，均入血分，同具有清热凉血解毒之功。《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五味入谓，各归所喜攻……咸先入肾。”故不少入肾经的咸味药如紫河车、海狗肾、蛤蚧、龟板、鳖甲等都具有良好的补肾作用。同时为了引药入肾增强补肾作用，不少药物如知母、黄柏、杜仲、巴戟天等药用盐水炮制也是这个意思。

淡，“能渗、能利”，即具有渗湿利水的作用，故不少利水渗湿的药物都具有淡味。淡味药多用治水肿、脚气、小便不利之证。如薏苡仁、通草、灯心草、茯苓、猪苓、泽泻等。由于《本经》未提淡味，后世有些医家主张“淡附于甘”，然淡味与甘味的作用，各具自己的特点，应该分别论述为是。

涩，与酸味药的作用相似，多用治虚汗、泄泻、尿频、遗精、滑精、出血等证（症）。如莲子固精止带，禹余粮涩肠止泻，[sa4]乌曲骨收涩止血等。故本草文献常以酸味代表涩味功效，或与酸味并列，标明药性。

以上是五味药性的基本内容。但就某一具体药物来说，则当具体分析。药物的味往往单味者少，多数药物具有几种味，对这些药物功效的认定，必须全面综合并结合临床疗效来认识概括。此外，上述的五味作用，只是药性的一个方面，对于药物性能的全面认识，必须结合其他特性，才能全面地掌握药物功能。

二、四气

四气，即指药物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它是通过调节机体寒热变化来纠正人体阴阳盛衰的，为说明药物作用性质的重要药性理论。

对于四气的认识，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曰：“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知药性分寒温，不晚于西汉时代。文中还指出药性之寒热，是“因气感之宜”所形成，所以《本经》首先提出了“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可见最早药性的四气，是以四时气候特征来概括药物性能的。然而宋代寇宗奭为了避免与药物的香臭之气相混淆，主张将“四气”改为“四性”。李时珍亦从其说，谓“寇氏言寒热温凉是性，香臭腥燥是气，其说与《礼记》文合。但自《素问》以来，只以气味言，卒能改易，故从旧尔。”。寇、李之论，虽然亦有其理，然而未能说明四气的原始含义。

四气药性也和五味一样，寓有阴阳属性，即寒凉属阴，温热属阳。寒凉与温热是相对立的两种药性，而寒凉与温热之间则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即“凉次于寒”、“温次于热”。有些本草文献对药物的四性还用“大热”、“大寒”、“微温”、“微凉”加以描述，这是对中药四气程度不同的进一步区分，示以斟酌使用。此外，四性以外还有一类平性药，它是指寒热之性不明显、药性平和、作用较缓和的一类药。一般平性药物的功效主要通过五味和其他药性来反映出来。

   药性的寒热温凉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这与所治疗疾病的性质是相对而言的。如病人表现为高热烦渴、面红目赤、咽喉肿痛、脉洪数，这属于阳热证，用石膏、知母、栀子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寒凉的；反之，如病人表现为四肢厥冷、面色苍白、脘腹冷痛、脉微欲绝，这属于阴寒证，用附子、肉桂、干姜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温热的。

一般来讲，寒凉药分别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滋阴除蒸、泻热通便、清热利水、清化热痰、清心开窍、凉肝息风等作用；而温热药则分别具有温里散寒、暖肝散结、补火助阳、温阳利水、温经通络、引火归源、回阳救逆等作用。

《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本经》序例“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指出了如何掌握药物的四气理论以指导临床用药的原则。具体来说，温热药多用治中寒腹痛、寒疝作痛、阳痿不举、宫冷不孕、阴寒水肿、风寒痹证、血寒经闭、虚阳上越、亡阳虚脱等一系列阴寒证；而寒凉药是主要用于实热烦渴、温毒发斑、血热吐衄、火毒疮疡、热结便秘、热淋涩痛、黄疸水肿、痰热喘咳、高热神昏、热极生风等一系列阳热证。总之，寒凉药用治阳盛热证，温热药用治阴盛寒证，这是临床必须遵循的用药原则。反之，如果阴寒证用寒凉药，阳热证用温热药必然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甚至引起死亡。故李中梓《医宗必读》谓：“寒热温凉，一匕之谬，复水难收。”

由于寒与凉、热之温之间具有程序上的差异，因而在用药时也要注意。如当用热药而用温药、当用寒药而用凉药，则病重药轻达不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反之，当用温药而用热药则反伤其阴，当用凉药反用寒药则易损其阳。至于寒热错杂的复杂病证，则当寒、热之药并用，使寒热并调。尤其要辨清寒热的真假，如遇真寒假热之证，则当用热药治疗；真热假寒之证，又当选用寒药以治之。切不可真假混淆。

由于每种药物都同时具有性和味，因此必须将两者综合起来。缪希雍谓：“物有味必有气，有气斯有性”，强调了药性是由气和味共同组成的。换言之，必须把四气和五味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辨别药物的作用。一般来讲，气味相同，作用相近，同一类药物大都如此，如辛温的药物多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甘温的药物多具有补气助阳的作用。有时气味同、又有主次之别，如黄芪甘温，偏于甘以补气，锁阳甘温，偏于温以助阳。气味不同，作用有别，如黄连苦寒，党参甘温，黄连功能清热燥湿，党参则补中益气。而气同味异，味同气异者其所代表药物的作用则各有不同。如麻黄、杏仁、大枣、乌梅、肉苁蓉同属温性，由于其味不同，而作用各异，如麻黄辛温散寒解表，杏仁苦温下气止咳，大枣甘温补脾益气，乌梅酸温敛肺涩肠，肉苁蓉咸温补肾助阳；再如桂枝、薄荷、附子、石膏均为辛味，因四气不同，又有桂枝辛温解表散寒，薄荷辛凉疏散风热，附子辛热补火助阳，石膏辛寒清热降火等不同作用。又有一药兼有数味者，则标志其治疗范围较大。如当归辛甘温，甘以补血、辛以活血行气、温以祛寒，故有补血、活血、行气止痛、温经散寒等作用，可用治血虚、血滞、血寒所引起的多种疾病。

一般临床用药是既用其气，又用其味，但有时在配伍其他药物复方用药时，就可能出现或用其气，或用其味的不同情况。如升麻辛甘微寒，与黄芪同用治中气下陷时，则取其味甘升举阳气的作用；若与葛根同用治麻疹不透时，则取其味辛以解表透疹；若与石膏同用治胃火牙痛，则取其寒性以清热降火。此即王好古《汤液本草》所谓：“药之辛、甘、酸、苦、咸，味也；寒、热、温、凉，气也。味则五，气则四，五味之中，每一味各有四气，有使气者，有使味者，有气味俱使者……所用不一也。”由此可见，药物的气味所表示的药物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既要熟悉四气五味的一般规律，又要掌握每一药物气味的特殊治疗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药性，指导临床用药。

三、升降浮沉

升降浮沉是指药物作用于人体的不同趋向，在于说明药物在体内的作用趋向性能。药物的作用趋向是与疾病所表现的趋向相对而言的。

《素问?六微旨大论》谓：“升降出入，无[sa5]器不有。”指出气机升降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如一旦发生故障便会产生疾病。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以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阐明了应根据升降出入障碍所产生疾病的病势和病位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为中药升降浮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金元时期升降浮沉学说得到了全面发展，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旨承《内经》，首倡“气味厚薄升降图说”，用运气演说阐发了药物具有升降浮沉不同作用趋向的道理。其后，李东垣、王好古、李时珍等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使药物升降浮沉学说趋于完善。它作为说明药物作用的理论依据，是对四气五味的补充和发展。

由于疾病在病[sa6]热上常常表现出向上(如呕吐、呃逆、喘息)、向下(如脱肛、遗尿、崩漏)、向外(如自汗、盗汗)、向内(表证未解而入里)；在病位上有在表(如外感表证)、在里(如里实便秘)、在上(如目赤肿痛)、在下(如腹水、尿闭)等的不同，因而，能够针对病情，改善或消除这些病证的药物，相对来说也就分别具有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了。

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主要是以改善脏腑气机升降紊乱和病势顺逆的功效为依据，但与药物的四气五味、气味厚薄和其质地的轻重及药用部位等也有着密切联系，此外还受炮制和配伍的影响。

就药物的性味及厚薄而言，一般而言，凡味属辛、甘(味之薄者)，气属温、热(气之厚者)的药物，大都属升浮药，如麻黄、升麻、黄芪等药；凡味属苦、酸、咸(味之厚者)，性属寒、凉(气之薄者)的药物，大都属沉降药，如大黄、芒硝、山楂等。

从药物的质地、部位与升降浮沉的关系来看，一般花、叶、皮、枝等质轻的药物大多为升浮药，如苏叶、菊花、蝉衣等；而种子、果实、矿物、贝壳及质重者大多属沉降药，如苏子、枳实、牡蛎、代赭石等。除上述一般规律外，某些药物也有特殊性，旋覆花虽然是花，但能降气消痰、止呕止噫，药性沉降而不升浮；苍耳子虽然是果实，但功能通窍发汗、散风除湿、药性升浮而不沉降，故有“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苍耳独升”之说。其实这是受药物气味的因素所决定的。

升与降、浮与沉都是相对立的作用趋向，升是上升、升提，降是下降、降逆，浮是升浮、上行发散，沉是下沉、下行泄利。一般来讲，升浮药性趋向于上行向外，具有升阳举陷、发散表邪、宣毒透疹、涌吐开窍等作用；而沉降药性则趋向于下行向内，具有清热泻下、潜阳息风、降逆止呕、止呃、利水渗湿、重镇安神、降气平喘等作用。一般药物都具有升浮或沉降的性能，但部分药物并不具此性能，而有些药物则具有双向性，如川芎能上行头目、下行血海，白花蛇能内走脏腑、外彻皮肤。由此可见，既要掌握药物的一般共性，又要掌握每味药物的不同个性，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才能确切掌握药物的作用趋向。

药物具有升降浮沉的性能，可以调整脏腑气机的紊乱，使之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或作用于机体的不同部位，因势利导，祛邪外出，从而达到治愈疾病之目的。具体而言，病变部位在上在表者宜升浮不宜沉降，如外感风热则应选用薄荷、菊花等升浮药来疏散风热；病变部位在下在里者宜沉降不宜升浮，如热结肠燥大便秘结者则应选用大黄、芒硝等沉降药来泻热通便；病热上逆者，宜降不宜升，如肝阳上亢头晕目眩则应选用代赭石、石决明等沉降药来平肝潜阳；病热下陷者，宜升不宜降，如气虚下陷久泻脱肛，则应用黄芪、升麻、柴胡等升浮药来升阳举陷。总之，必须针对疾病发生部位有在上在下在表在里的区别，病热上有上逆下陷的区别，根据药物有升降浮沉的不同特性，恰当选用药物，这也是指导临床用药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然而，药物的升降浮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临床上往往受到炮制与配伍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有些药物酒制则升，姜炒则散，醋炒收敛，盐炒下行。如大黄，属于沉降药，峻下热结、泻热通便，经酒炒后，大黄则可清上焦火热，以治目赤头痛。故李时珍说：“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又药物的升降浮沉通过配伍也可发生转化，如升浮药升麻配当归、肉苁蓉等咸温润下药同用，虽有升降合用之意，实成润下之剂，即少量升浮药配大量沉降药，也就随之下降；又牛膝引血下行为沉降药，与桃仁、红花及桔梗、柴胡、枳壳等升达清阳、开胸行气药同用，也就随之上升，主治胸中瘀血证，这就是少量沉降药与大队升浮药同用，随之上升的例证。一般来讲，升浮药在大队沉降药中能随之下降；反之，沉降药在大队升浮药中能随之上升。故王好古云：“升而使之降，须知抑也。沉而使之浮，须知载也。”由此可见，药物的升降浮沉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对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必须从多方面的来分析，才能得到准确的认识。

四、补泻

补泻是针对虚实病情起作用的两种药性。疾病的过程，尽管是千变万化的，但简而言之，都是邪正斗争的反应。虽然疾病的症状表现非常复杂，但都可用“虚”“实”加以概括。能够改善虚实病情，减轻或消除虚实证状的药性作用，就以补泻概之。

对于药物的补泻性能，早在《内经》已有许多论述。如在“阴阳应象大论”中有“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实者，散而泻之。……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等论述。在“脏气法时论”中，更对五脏之苦欲，提出了用五味补泻的治疗法则。如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咸泻之。”后世医家对于药物的补泻性能论述更多。如张子和谓：“五脏各有补泻，五味各补其脏。……五谷、五菜、五果、五肉皆补养之物也。实则泻之，诸痛为实，痛随利减，芒硝、大黄、牵牛、甘遂、巴豆之属，皆泻剂也。”由上可见，《内经》言补泻，是以脏腑苦欲论补泻，而后世言补泻，则是以扶正祛邪论补泻。明清医家对于药物的补泻性能，论述更多：如李时珍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更系统地论述了各脏腑的补泻药物。可见历代医家，都很重视药性的补泻。

补泻的药性作用，甚为广泛复杂，但简而言之，仍可从两方面加以概括：

补性药物的作用：主要是补益人体的亏损，增强机体的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机能，改善虚弱症状。诸如益气、补血、滋阴、壮阳、生津、安神、填精、益髓等类药物，都是属于补性的药物。

泻性药物的作用：主要是祛除外邪与致病因子，调整机体和脏腑功能，以制止病势的发展。诸如解表、泻下、行气、活血祛瘀、利水渗湿、祛痰、消导等类药物，都是属于泻性的药物。

然而，药物的补泻作用，并非单补单泻，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种药物往往有多种作用，其中有些作用属补性作用，而有些作用属泻性作用。随着不同的配伍应用，而显现不同的补泻作用。如桂枝，发汗解肌属于泻性作用，而温阳、通阳则属于补性作用。又如茯苓，利水渗湿属于泻性作用，而健脾安神则属于补性作用。

在中医的治法中，补泻是两大治疗法则。药物补泻作用在临床的应用，首先辨清病情的虚实，一般虚证用补性的药物，实证用泻性的药物。如气虚、血虚的虚证，当用补气、补血的补益药来治疗；而气滞、血瘀的实证，则当用理气、活血祛瘀等泻性的药物来治疗。同一寒证，有阴盛的实证和阳衰的虚证之别，阴盛的实证，当用祛散寒邪的泻性药物来治疗；而阳衰的虚证，则又当用扶助阳气的补性药物来治疗。同一热证，也有阳盛与阴虚的不同，阳盛的实热证，当用清热泻火的泻性药物治疗，而阴虚的虚热证，则当用养阴生津的补性药物来治疗。但是疾病的虚实并非单一的，往往虚中挟实，或实证兼虚，临床治疗又当虚实兼顾，补泻并用。或扶正兼以祛邪，或祛邪兼以扶正。总之，当根据邪正的消长，虚实的变化而酌性应用。此外，临床上又有“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 以及“以泻为补”，或“以补为泻”的用法，这又是补泻药性在临床上的灵活应用。

五、归经

归经是药物作用的定位概念，即表示药物在机体作用的部位。归是作用的归属，经是脏腑经络的概称。所谓归经，就是指药物对于机体某部分的选择性作用，即主要对某经(脏腑或经络)或某几经发生明显的作用，而对其他经则作用较小，甚或无作用。也就是说，归经是说明某种药物对某些脏腑经络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药物的归经不同，其治疗作用也就不同。药物的归经，还指明了药物治病的适用范围，也就说明了其药效之所在。

药物归经理论的起源和形成，可追溯到先秦的文史资料如《周礼》及秦汉以来的《内经》、《本经》等医药文献，广泛论述了五味作用定向定位的概念，可视为归经理论的先声。《伤寒论》六经分经用药为归经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食疗本草》、《本草拾遗》、《本草衍义》、《苏沈良方》等医药文献都部分地论述了药物定向定位的归经作用，并逐渐与脏腑经络联系在一起，出现了药物归经理论的雏形。金元时代，易水学派代表人物张洁古在其所著《珍珠囊》中，正式把归经作为药性主要内容加以论述，王好古《汤液本草》、徐彦纯的《本草发挥》又全面汇集了金元时期医家对归经的学说的见解，标志着系统的归经理论已确立。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贾如力《药品化义》均把“行某经”、“入某经”作为论述药性的固定内容。清代沈金鳌的《要药分剂》正式把“归经”作为专项列于“主治”项后说明药性，并以五脏六腑之名作为归经的对象。[sa7]《松厓医经》、《务中药性》系统总结了十二经归经药。《本草分经》、《得配本草》又列出及改订入各奇经八脉的药物。温病学派的兴起，又产生了卫、气、营、血及三焦归经的新概念，使归经学说臻于完善。

归经理论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以所治疗的具体病证为依据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由于经络能沟通人体内外表里，所以一旦机体发生病变，体表病变可以通过经络影响到内在脏腑；反之，内在脏腑病变也可以反映到体表上来。由于发病所在脏腑及经络循行部位不同，临床上所表现的症状则各不相同。如心经病变多见心悸失眠；肺经病变常见胸闷喘咳；肝经病变每见胁痛抽搐等症。临床用朱砂、远志能治愈心悸失眠，说明它们归心经；用桔梗、苏子能治愈喘咳胸闷，说明它们归肺经；而选用白芍、钩藤能治愈胁痛抽搐则说明它们能归肝经。至于一药能归数经，是指其治疗范围的扩大。如麻黄归肺与膀胱经，它既能发汗宣肺平喘治疗外感风寒及咳喘之证，又能宣肺利尿治疗风水水肿之证。由此可见，归经理论是通过脏腑、经络辨证用药，从临床疗效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药性理论。

归经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它是伴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的，如《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辨证系统，临床上便出现了六经用药的归纳方法。如麻黄、桂枝为太阳经药，石膏、知母为阳明经药等等。随着温病学派的崛起，又创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临床上相应出现了卫气营血、三焦用药的归类方法。如银花、连翘为卫、气分药，犀角（现已禁用）、生地为营血分药，黄芩主清上焦、黄连主清中焦、黄柏主清下焦等等。然而这些归类方法与脏腑辨证归经方法密切相关。如《伤寒论》六经每经可分为手足二经，故实际为十二经。十二经根源于脏腑，故六经一系列证候的产生，也是脏腑经络病变的反映。同样，卫气营血、三焦证候也与脏腑经络关系密切。如卫分证以肺卫见症为主；气分证多见阳明实热；营分证多见热损营阴，心神被扰；血分证多见热盛动血，热扰心神。上焦证候主要包括手太阴肺和手厥阴心包经的病变；中焦证候主要包括手、足阳明及足太阴脾经的病变；而下焦证候则主要是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的病变。可见，归经方法虽有不同，但都与脏腑经络密不可分。脏腑经络学说实为归经的理论基础，因此探讨归经的实质，必经抓住脏腑经络学说这个核心。

药物的归经，主要以其临床疗效为依据，但与药物自身的特性（即形、色、气味、禀赋等）也有一定的联系。如味辛、色白入肺、大肠经；味苦、色赤入心、小肠经等都是以药物的色与味作归经的依据。再如麝香芳香开窍入心经；佩兰芳香醒脾入脾经；连翘象心而入心经清心降火等等，都是以形、气归经的例子。其中尤以五味与归经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见以药物特性作为归经方法之一，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由于归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故不能偏执一说，要全面分析归纳。

掌握归经便于临床辨证用药，提高用药的针对性。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通过辨证审因，诊断出病变所在脏腑经络部位，按照归经来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如病属热证，有肺热、心火，胃火、肝火等的不同，治疗时用药也应各不相同。若肺热咳喘，当用桑白皮、地骨皮等归肺经药来泻肺平喘；若胃火牙痛当用石膏、黄连等归胃经药来清泻胃火；若心火亢盛心悸失眠，当用朱砂、丹参等归心经药以清心安神；若肝热目赤，当用夏枯草、龙胆草等归肝经药以清肝明目。再如外感热病，热在卫分，发热、微恶寒、头痛，当用银花、连翘等卫分药以外散风热；若热入气分，高热烦渴，则当用石膏、知母等气分药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可见归经理论为临床辨证用药提供了方便。

掌握归经理论还有助于区别功效相似的药物。如同是利尿药，有麻黄的宣肺利水、黄芪的健脾利水、附子的温阳利水、猪苓的利膀胱之水湿等的不同。又羌活、葛根、柴胡、吴茱萸、细辛同为治头痛之药，但羌活善治太阳经头痛、葛根善治阳明经头痛、柴胡善治少阳经头痛、吴茱萸善治厥阴经头痛、细辛善治少阴经头痛。因此，在熟悉药物功效的同时，掌握药物的归经对相似药物的鉴别应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归经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除辨证论治，循经用药之外，还要依据脏腑经络相关学说，注意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恰当选择用药。如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火上炎，目赤头晕，治疗时当选用黄柏、知母、枸杞、菊花、地黄等肝、肾两经的药物来治疗，以益阴降火、滋水涵木；而肺病久咳，痰湿稽留，损伤脾气，肺病及脾，脾肺两虚，治疗时则要肺脾兼顾，采用党参、白术、茯苓、陈皮、半夏等肺、脾两经的药物来治疗，以补脾益肺，培土生金。而不能拘泥于见肝治肝、见肺治肺的单纯分经用药的方法。

归经理论只是概括药物性能的一个方面，临床应用时，还必须与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学说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全面准确的应用。如同归肺经的药物，由于有四气的不同，其治疗作用也异。如紫苏温散肺经风寒、薄荷凉散肺经风热、干姜性热温肺化饮、黄芩性寒清肺泻火。同归肺经的药物，由于五味的不同，作用亦殊。如乌梅酸收，敛肺止咳；麻黄辛散，宣肺平喘；党参味甘，补肺益气，陈皮苦燥，化燥湿痰，蛤蚧咸兼补肾，纳气定喘。同归肺经的药物，因其升降浮沉之性不同，作用迥异。如桔梗、麻黄药性升浮，故通能开宣肺气、止咳平喘；杏仁、苏子药性降沉，故能泻肺止咳平喘。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同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用时必须结合起来，全面分析，才能准确地指导临床用药。

掌握好归经理论对于指导临床用药意义很大。然而，由于历代医家对一些药物功效的观察，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归经方法的不同，以及药物品种的混乱，因此出现了本草文献中对某些药物归经的记载不够统一、准确，造成归经混乱的现象。因此归经学理论有待进一步整理提高，但不能因此而贬低归经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正如徐灵胎所说：“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既承认归经理论的科学性，又要看到它的不足之处，这才是辩证地对待归经理论的正确态度。

六、毒性

历代本草书籍中，常在每一味药物的性味之下，标明其“有毒”、“无毒”。“有毒无毒”也可简称为“毒性”，也是药物性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确保用药安全必须注意的问题。

对于毒性的概念，古今含义不同。西汉以前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故《周礼?天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尚书?说命篇》则谓：“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明代张景岳《类经》云：“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胜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攻邪也。”论述了毒药的广义含义，阐明了毒性就是药物的偏性。

东汉时代，《本经》、《内经》已把毒性看做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如《本经》三品分类法即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做为分类依据之一。并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方法：“若有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在《内经》的七编大论中，亦有大毒、常毒、小毒等论述。如《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欲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把药物毒性强弱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四类。综上所述，古代药物毒性的含义较广，既认为毒药是药物的总称，毒性是药物的偏性，又认为毒性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

后世本草书籍在其药物性味下标明“有毒”、“大毒”、“小毒”等记载，则大都指药性的毒副作用的大小。一般来说，现代药物毒性的含义两方面，一是指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某些治疗量已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数小；一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产生严重或不可逆的后果。

对于中药的毒性必须正确对待，一般人们错误地认为中药大都直接来源于生药材，因而其毒性小，安全系数大，对中药毒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中药毒性，首先要正确地对待本草文献的记载。历代本草对药物毒性多有记载，值得借鉴。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出现了不少缺漏和错误的地方，如《本经》中把丹砂（朱砂）列为首药，视为上品无毒；《本草纲目》认为马钱子无毒；《中国药学大辞典》认为黄丹、桃仁无毒等等，说明对待药物毒性的认识，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社会的发展，有一个不断修正，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

正确对待中药毒性，还要重视中药中毒的临床报道。建国以来，出现了大量中药中毒报告，仅单味药引起中毒就达上百种之多，其中植物药九十多种，如苍耳子、苦楝根皮、昆明山海棠、狼毒、萱草、附子、乌头、夹竹桃、雪上一枝蒿、福寿草、槟榔、乌桕、巴豆、半夏、牵牛子、山豆根、艾叶、白附子、瓜蒂、马钱子、黄药子、杏仁、桃仁、曼陀罗（花、苗）、莨菪等；动物药及矿物药各十多种，如斑蝥、蟾蜍、鱼胆、芫青、蜂蛹及砒霜、升药、胆矾、铅、密陀僧、皂矾、雄黄、降药等。由此可见，文献中认为大毒、剧毒的固然有中毒致死的，小毒、微毒，甚至无毒的同样也有中毒病例发生，故临床应用有毒中草药固然要慎重，就是“无毒”的，也不可掉以轻心。认真总结经验，既要尊重文献记载，更要注视临床经验，相互借鉴，才能全面深刻准确地理解掌握中药的毒性，以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产生中药中毒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剂量过大，如砒霜、胆矾、斑蝥、蟾酥、马钱子、附子、乌头等毒性较大的药物，用量过大，或时间过长可导致中毒；二是误服伪品，如误以华山参、商陆代人参，独角莲代天麻使用；三是炮制不当，如使用未经炮制的生附子、生乌头；四是制剂服法不当，如乌头、附子中毒，多因煎煮时间太短，或服后受寒、进食生冷；五是配伍不当，如甘遂与甘草同用，乌头与瓜蒌同用而致中毒。此外，个体差异与自行服药也是引起中毒的原因。

掌握药物毒性强弱对于确保临床安全用药具有重要意义。在应用毒药时要针对体质的强弱、疾病部位的深浅，恰当选择药物并确定剂量，中病即止，不可过服，以防止过量和蓄积中毒。同时要注意配伍禁忌，凡两药合用能产生剧烈毒副作用的禁止同用；严格毒药的炮制工艺，以降低毒性；对某些毒药还要采用适当的剂型和方式给药。此外，还要注意患者的个体差异，适当增减用量，并说服患者不可自行服药。医药部门要抓好药品鉴别，防止伪品混用；加强剧毒中药的保管；严格剧毒中药的发放。通过各个环节的把关，以确保用药安全，避免药物中毒的发生。

根据中医“以毒攻毒”的原则，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前提下，也可采用某些毒药治疗某些疾病，让有毒中药更好地为临床服务。如用雄黄治疗疔疮恶肿；水银治疗疥癣梅毒；大枫子治疗恶疮麻风；斑蝥治疗癌肿癥瘕；砒霜治疗瘰疠痔漏等等。

掌握药物的毒性及其中毒后的临床表现，便于诊断中毒原因，以便及时采取合理、有效的抢救治疗手段，对于搞好中药中毒抢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临床用药五种技巧
 1. 变化药用剂量

药用剂量之轻重，直接关系到处方的布局和方组的疗效。经常听说，有的人喜欢用轻，有些人喜欢用重，这种说法欠妥。吴又可说：“证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轻和重要根据疾病和方组的主辅、治疗的需要，而不是由喜恶来决定的，否则就失去了治疗意义。据观察我国南方医家用药剂量较轻，北方较重。轻的如麻黄仅敢用3分(1g，而国家药典用9g)，桂枝用5分(1.5g)。曾有一名医，医案将要出版，他的学生才发现老师生前葶苈子只敢用14粒(还要用放大镜来检)，未免少得太过分了。对这些喜用轻剂的医家，问其故?便答之曰：“轻可去实”。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一般指发汗解表而言，不能说所有的疾病都可以用“轻可祛实，”来解决，所以说不具备普遍意义。

展阅古医籍，重剂者首见《圣惠方》，生铁落用到20余斤(10kg)，一次煎成，不拘时服。其次是江笔花石膏用到14斤(7kg)(《笔花医镜》)。张锡纯说，他曾见一医家治阳毒，“大黄十斤，煮汤十碗，放量饮之，数日饮尽，霍然而愈。”(《医学衷中参西录》)。喻嘉言治朱孔阳的痢疾，大黄也用到四两(120g)；陆仲安治胡适的糖尿病，黄芪用到14两(420g)，党参用到6两(180g)……。重剂也有重剂的作用，精方重剂，力专任宏，往往能“去邪气于正气未败之先，以免姑息养病而贻患也”(刘鹤一)。临证每见病重药轻，杯水车薪，延误“战机”；病轻药重，药过病所，伤及真元，皆不可取。经常还见到一种处方格式，令人费解。即：4味药×10g×3行，12味药，剂量平均摊。如此制方，未能做到知己知彼，主辅结合，功力不专，自然中病不准，用之也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总之用药剂量之巧，应守“三因制宜”的法则，根据患者个体情况，病邪轻重，标本缓急，病程始末，季节时令以及药物的特殊性能，来把握剂量，当轻就轻，当重就重广嗔重处方，以补偏救弊，各适其宜。如此才合乎辨证论治的客观规律。医学评论家日本·杜边熙氏说：“汉方之秘，不可告人者，即在剂量。”诚然。例如：

桑叶：小剂量(10g)发汗；大剂量(20～30g)止汗。

枳实：小剂量(10g)降气；大剂量(20g)升气。

鹿茸：小剂量有增强心肌收缩作用；大剂量反而抑制心肌的收缩。

黄精：升高血压剂量要大(稳压汤用到30～40g)。

玉竹：强心剂量要小(10～20g)，过大反而引起期外收缩。

川芎：小剂量(5～8g)有活瘀止血作用；大剂量(15～20g)作用相反，可使子宫平滑肌麻痹，停止收缩。

黄芪：利尿作用15g左右；10g以下无利尿作用，30g反而使尿量减少；补益作用20～40g左右，但只限于配对复方(当归补血汤、玉屏风散之类)，其它处方12～15g足够。

桂枝：3～5g有补血作用(升高血色素)；10g有通阳化饮作用(常配茯苓)；15g以上有温经通络作用(常配制川乌)。

益母草：用作养血，6g左右(童子益母草最好)；用作止血，10g左右；用作活血，15g左右；用作抗肾炎、利尿、降压、消肿、消除蛋白尿，鲜品180～240g，干品50～120g左右。

三七粉：小剂量(3～5g)止血(云南白药)；中剂量(8～10g)活血(三七片)；大剂量(10～15g)破血(扩张血管而影响凝血)。

鸡血藤：用作补血，10g左右；用作活血，15g左右；用作化瘀、定痛、通经、达痹30g左右。

附片：用作温补行经，6g左右； 

用作温阳涤饮，12g左右；用作祛寒定痛，15g左右。 (注：南方有一名医用作回阳救逆100～200g1日量，非一般剂量，不可轻试)。

大黄：健胃助纳5g；凉血止血10g；清热通便12～15g；逐痰降火15～20～30g。

石菖蒲：量轻(6～8g)宁心通脉(养心)；量大(12g以上)反导心气(伤正)。

用药剂量之技巧，范围甚广，还要根据药物本身固有的性能来决定。一般花叶类剂量要轻，介石类剂量要重；芳香类剂量要轻，木实类剂量要重。上述是根据实验提示，临床观察和心得所及，仅举数例，以示一斑。
2．选用药效多兼

临证处方，还得注意到适应某种特殊疾病的治疗需要，尽量精选一药多用的药物，针对主证，且顾兼证比较复杂的证候群，也就是说尽一药而取多效之法。如此命药，事半功倍，收到一举数得之效。比如：

决明子：清肝明目，泻火通便。主治老年便秘，如果又伴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冠心病、早期动脉硬化等症，应当首选，可以单味代茶，长年饮用。

益母草：近代发现有利尿、降压、消除尿蛋白的作用。肾病综合征、肾病高血压、高血压肾病之浮肿、蛋白尿等用之最为恰当。 

黑芝麻：补益肝肾，润肺明目，纳气定喘，滑肠通便。为老年病的慢性支气管炎(老慢支)、肺心病、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糖、便秘等身患数疾之翁的佳肴良药(富含亚麻油酸，维生素E)。

何首乌：补肾养血、安神通便。对于以上心血管疾病伴失眠便燥者，注意选用。

黄精、白及：大补肺阴，生肌止血，安中和胃，抗痨扶正，是肺结核患者标本兼顾的良药。尤其适用于伴有慢性胃炎或久服抗痨(抗结核)药而引起药物性胃炎患者。

平地木：强壮，抗痨，止咳化痰，宁嗽定喘。也是肺结核患者标本兼顾之良药。更适用于久用抗痨药而致肝功能损害者(民间常把紫金牛作为肺结核患者的专用保健药)。

桑寄生：补肾、安胎、降压。用于妊高征之浮肿，产前子痫，最为理想。

车前子：利尿通淋，化痰止嗽，为水气凌心犯肺(肺心心衰)、心包积液、渗出性胸膜炎，下药上用之多功能药物(按《笔花医镜》的用药式则为葶苈子之“裨将”)。

佛耳草：和中、止咳、化痰、平喘、降压，本品疗嗽不分寒热虚实。用于老慢支、慢性胃炎、高血压多病缠身的老年病患者最为适合。

黛蛤散：价廉、功著、效广。为多种呼吸系统疾病、痰浓带血、咳喘不宁的佳品。

药效多兼的药物，在临床工作中应当注意不断的发现、发展、推广应用。如能再结合“药对”形式的小方组处方，即可做到“精方简药”。
3．合理化裁成方

“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在善学善用耳。”(《药鉴·跋》)。病变无常，方难执一，善于化裁古方，以切合时用，灵活加减，能扩展成许多类方，所以医家临证运用成方，应根据治疗需要，知常达变，才能变化裕如，应用自得。固守成方不变或滥改滥削有失方义者，均非可取。《寓意草》的评述家胡卣臣先生说： “成诠可袭，活法难通。”能懂得孙思邈的组方之道：反、激、逆、从之妙，化裁成方；自然成竹在胸。

(1)一方多用

高明的临床医家，在运用成方的过程中，往往用一法以尽多法之妙，用一方以变多方之巧。朱丹溪著《格致余论》仅用一个四物汤应变加减，治疗诸病。薛己的《内科摘要》全书就突出二个方子即：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方隅著《医林绳墨》通篇仅围绕一个二陈汤出入化裁。比如：

二陈汤

加沙参、麦冬，治中焦停湿又兼肺阴不足者(名参麦二陈汤)。

加木香、砂仁，治痰湿内阻，气滞脘痞者(名香砂二陈汤)。

加吴茱萸、黄连，治湿滞中焦，肝胃不和者(名左金二陈汤)。

加炒苍术、厚朴，治湿困脾阳，呕逆苔腻者(名平胃二陈汤，又名陈平汤)。 

加天麻、白术，治痰浊上涌，耳鸣眩晕者(名麻术二陈汤)。 

加紫菀、款冬花，治中有痰饮，喘咳难平者(名款菀二陈汤)。

加枳壳、桔梗，治湿滞中焦，胸闷食少者(名枳桔二陈汤)。

加白芥子、杏仁泥，治内有宿痰，外感风寒者(名六安煎)。 

加枳实、竹茹，治痰热上扰，虚烦不寐者(名温胆汤)。

加枳实、胆南星，治痰涎壅盛，胸痞咳逆者(名导痰汤)。

加当归、熟地，治阴血内虚，水泛成痰，咳嗽气急者(名金水六君煎)。 

加白术、五味子，治五脏受湿，咳痰身重者(《济生方》)。

桂枝茯苓丸

加红藤、败酱草、苡米等，治急、慢性盆腔炎。

加红藤、败酱草、莪术等，治盆腔炎性包块。

加丹参、益母草、水蛭胶囊等，治盆腔淤血症。

加失笑散、白芥子、海藻、水蛭胶囊等，治盆腔粘连症。

加地鳖虫、射干、楮实子等，治子宫肌瘤(血止期，作丸服)。

加泽泻、瞿麦、水蛭胶囊等，治输卵管积水及盆腔囊性占位。 

加炮山甲、冬葵子、楮实子等，治前列腺肥大症(丸剂)。

加石韦、虎杖、乌药等，治前列腺炎。

加莪术、海藻等，治陈旧性宫外孕。

(2)多方联用 

临证每见病情严重复杂或兼证过多的疾病，围绕主症主方，往往把几个方子联合在一起使用，组成功效协同，作用较广的“大阵”，以荡逐病邪或大补气血。余师愚的清温败毒饮、吴鞠通的专翕大生膏，可谓典型代表。譬如固本丸是四君子汤、六君子汤、玉屏风散加胎盘、捕骨脂混合组成。本人常将百合知母汤、甘麦大枣汤、芍药甘草汤、磁朱丸等四个方子联合应用，来治疗癔病性抽搐，加菖蒲、郁金还能解决幻视幻听等症状。金铃子散、失笑散、芍药甘草汤、肝气散(原名青囊丸)联合运用，名八味拈痛汤，治各类痛证，如：肠粘连、痛经、胃肠痉挛性疼痛、肿瘤疼痛等，少数病例，用此药还能以此停用派替啶(杜冷丁)。

不仅处方是这样，用药也可以参考。笔者常将珍珠母、生铁落、代赭石联合运用，其镇摄宁心之功显著提高；煅龙牡、鹿角霜、乌贼骨联合运用，其收摄下元，敛经止崩作用更强；金荞麦、鱼腥草、羊奶参联合运用，治疗顽固性肺部感染或肺脓肿、脓胸等，收效更快……。必须指出：“重复用药，药乃有力。”这是《千金要方》处理特殊病种，联合重复用药制方的独特格律，与盲目“重叠堆药式”处方有所不同。

(3)简化成方 

有的古方、验方用药过多者，应当分析优选，简化升华，简化后并不影响疗效，有的还能提高疗效，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对于节约药材(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以前有位老太太家藏一张处方，有30多味草药组成，治疗心脏性水肿有特效，有位医家用10年功夫(1865～1875)的时间，从中筛选出洋地黄1味，洋地黄的研究至今尚未结束。苏合香丸是15味药组成，以后筛选为6味药制成冠心苏合丸，再筛选成2味药，名苏冰滴丸；乌梅丸原10味药组成，吾师刘惠卿先生优选压缩成乌梅、川椒2味，名椒梅汤(乌梅30g、川椒10g)，胆道蛔虫症服之效捷；艾附暖宫丸由10味药组成，近贤蒲辅周先生以香附、艾叶2味作丸，功效不减；有人根据“欲升先降”得道理，把补中益气汤中陈皮换枳壳治疗胃下垂疗效提高了一步，之后干脆用黄芪40g、枳壳15～20g，2味组成，名小补中益气汤，同样能起到补气举陷之功效。《医门补要》云：“法在乎活，方在乎纯”，诚然。
4、掌握专方专药

徐灵胎说：“一病必有一主方，一方必有一主药。”临证医家既要熟谙辨证论治，又要掌握专方、专药(即专病专方，专病专药)，二者不可偏废，才不失博采众方之训。《和剂局方》虽然收录很杂，然而对于保留和推荐专病专方起了很大作用，如至宝丹、苏合丸、逍遥散等均出自《和剂局方》。专病专方的运用，有借鉴古人之方，有自我建立之方。譬如本人在临证中常遇到一些无证可辨或辨证指征不太明显者，就立即拟用专病专方。红藤六妙饮治疗附件炎、化坚逐痹酒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复方山鸡粉治疗小儿厌食症、平麦逍遥散用作肝病、肝功能恢复期的善后康复调理剂，艾附暖宫丸加胎盘治疗子宫小于正常的不孕症等，都属于专方专病。至于专药专病，应用范围更广，比如：雷丸逐钩虫、槟榔打绦虫、羊蹄治癣、漏芦通乳、射干开咽、菖蒲宣窍以及大蒜溶液治疗百日咳……，皆属于专药专病类。应用专药专病，不能太滥，有人说：“我最喜欢用什么药。”我认为这种说法欠于客观，应根据疾病治疗须要来决定。否则就变成：张熟地、陈柴胡、王红花、罗茯苓了。可见医家的绰号是有来历的。
5、巧用药对组方

根据药物的辅、反、成、制之理，组成针对性较强两味一对的小方组，具有一定的易用性，能令人顺势就熟地根据主症；主病的治疗需要，随时加入处方中，旨在协同而增加功效，制约以防其偏胜，可以加速处方速度，提高临床疗效，为临床医家惯用的手段。这种处方形式，称作“药对”或“对药”。药对最早出自《黄帝内经》，乌贼骨与茜草根(四乌贼骨一蘆茹丸)、半夏配秫米(复杯汤)等，至今尚在应用。张机更是运用药对的大师。他在《伤寒论》中常将：桂枝与麻黄、麻黄与杏仁、杏仁与厚朴、厚朴与半夏、半夏与茯苓、茯苓与桂枝……配对应用，演变成许多名方。至于药对的专著如《雷公药对》、《徐之才药对》等可惜已亡佚。近世名医秦伯未先生非常重视“药对”的应用，他在《谦斋医学讲稿》中制药对81则，组合之巧，可法可师。施今墨先生以大方派称著，但很重视精练单捷的“药对”组合。《施今墨药对》的问世，垂惠后世，开导末学，扩大了“药对”的应用范围。

医家掌握药对不在多，而在精。无论是学习前人或自己组合的药对，必须按照传统的法度和现代的认识配伍处方。细致地分析研究是否符合逻辑推理，对预计疗效要有所评估，运用谙熟，自然熟能生巧，巧能应变，随手拈来，头头是道。这便是应用“药对”之巧。下列药对，可作参考。

（1）、相须配对

山萸肉─女贞子(均12～15g)：补益肝肾，养血敛阴，有明显的升高白细胞作用，常加入补中益气汤服之(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丹参(15～30g)─川芎(12～15g)：辛通活血，行气止痛。为“心梗”、“脑梗”、颅脑外伤及其后遗症、突发性耳聋、椎动脉型颈椎病等常用药对(自拟方)。

骨碎补(15～25g)─川芎(12～15g)：补肾活血，行气通窍。常用于突发性耳聋及其他耳鸣、耳聋(自拟方)。

土茯苓(20～30g)─生槐米(20～30g)：除湿败毒，凉血祛风。常用于血热型牛皮癣、湿疹样皮炎、过敏性皮炎等。加甘草名赵氏土槐饮(赵炳南)。 

生槐米─连翘(均15～20g)：清热解毒，凉血止血。二味药均富含“芦丁” (维生素PP)，有增强毛细血管韧性的作用。常用于血小板减少，过敏性紫癜(自拟方)。

白僵蚕(15～20g)─蝉衣(12～15g)：熄风镇静，解毒散结，具有辛凉泄热(抗过敏)作用。此药对在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有名的杨氏15方中，方方均有，其中升降散可为代表。为外感热病、口眼歪斜、肤热风疹、血燥隐疹等皮肤病常用的药对。陆九芝批评其：以僵蚕、蝉衣“不担重任”之品塞入“经方”中，“贪天之功，作为已有”(《世捕斋医书》)，这是不公允的。本人认为杨氏论著毕竟对温热病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杨氏15方也确有可取之处。

平地木(20～30g)─楮实子(15～20g)：活血软坚，通络消积。常用于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肝脾肿大或肝病肝区胀痛有瘀者。楮实子除有补肾填精作用以外，其另一功效：消坚化结，有类似水红花子的作用。(自拟方)

葶苈子─车前子(均15～20g)：泻肺平喘、祛痰宁嗽。常用于肺气肿、肺心病、肺水肿、胸腔积液等咳逆倚息之重症(自拟方)。 

葶苈子(15～30g)─白芥子(12～15g)：泻肺行水，逐痰化结。常用于各类胸腔积液。重症加金沸草，成为三味组方(自拟方)。

葶苈子(15～30g)─制附片(12～15g)：泻肺行水，温阳化饮。取其强心利尿作用，广泛用于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之轻症(自拟方)。 

葶苈子(15～30g)─北五加皮(5～12g)：用于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之重症患者(北五加皮为蘿藦科杠柳根皮，强心作用，超过附片。但服后有胃肠反应，故剂量应由轻到中、到重。自拟方)。

百合(30g)─知母(15～20g)：养阴除烦，安神缓急。常用于脏躁证(神经症、癔病、更年期症侯群。张机制方)。

乌贼骨(20～25g)─白及片(15～20g)：生肌敛疡，制酸止痛。具有较好的保护胃黏膜作用。常用于慢性糜烂性胃炎和溃疡病之嘈、灼、痛症状明显者(自拟方)。

乌贼骨(15～25g)─茜草根(12～15g)：收摄下元，固冲止崩。常用于子宫功能性出血(《黄帝内经》)。

生薏米(20～30g)─白芥子(10～15g)：淡渗化结，软坚消积。常用于疣状胃炎(自拟方)。

白及片(15～25g)─赤石脂(12～15g)：敛疡固脱，收摄止血。常用于上消化道出血(自拟方)。

连根蒲公英(20～30g)─郁金(12～15g)：苦辛利胆，行气解郁。常用于慢性胃炎，厌食油荤者(自拟方)。

郁金(12～15g)─白蔻(5～8g)：化湿和胃，宽中行气。是胃病痛在右上腹，牵及膺背者的引经药对(自拟方)。

败酱草─红藤(均20～30g)：活血清热，除秽浣带。常用于女性生殖系统炎症，慢性盆腔炎、宫颈炎、附件炎等。带下夹血，月经过多者，减轻红藤剂量；此为治疗阑尾炎的药对“移植”。 

淫羊藿(20～30g)─骨碎补(15～20g)：补肝肾、壮筋骨。为衰老性腰膝疫软，迈步不力之妙剂(自拟方)。

骨碎补(15～20g)─补骨脂(12～15g)：补肾壮腰，续骨强筋。为老人腰膝退行性变专用药对(自拟方)。

葎草(鲜品，带花者佳，100～200g，切碎后下)─黄芩(15～20g)：同类相须，清金除蒸，养阴泄热。二味煎服能退难退的结核潮热(自拟方)。

（2）、相使配对
连根蒲公英(20～30g)─射干(12～15g)清热败毒，利咽化结。常用于食管炎、胃咽相关综合征(自拟方)。

青黛(20g)─煅蛤粉(80g)：清金化痰，止血宁嗽(研极细粉3～5g冲服)名黛蛤散，常用于痰浊黄黏或痰中带血的呼吸道疾病。是价廉效著之剂，医家不可不备(张呆《医说》)。

黄精(20～30g)─当归(10～12g)：名黄精丹，具有补脑益智作用。常用于小儿先天弱智，成人轻型疲劳综合征及脑外伤后遗症之头昏、头晕、气虚、善忘，自诉脑力不足者(古方)。

泽泻(15～30g)─柴胡(10～12g)：沉降与开达相结合，异类相使，举上达下，无水不行。常用于各类水肿(徐春圃)。

枇杷叶(15～20g)─冬桑叶(10～15g)：清肝肺之余热，止阴虚之痨嗽(松江名医陆士谔，从喻氏清燥救肺汤中升华辑出)。

生地榆(15～30g)─炒苍术(10～12g)：主治湿困中焦，下痢赤白(张洁古)。

炒苍术(10～12g)─玄参(15～20g)：燥润相兼，刚柔相济。有较好的降糖、止渴作用。是糖尿病著名的“药对”(施今墨)。

当归(15～20g)─制附片(10～12g)：温宫散寒，活血定痛。常用于虚寒痛经(小温经汤)。

黄芪(15～20g)─滑石(10～12g)：益气渗湿，保元止泻。名保元化滞汤，原方加白糖。常用于小儿气虚型泄泻(王清任)。 

怀山药(15～20g)─车前子(10～12g)：健脾调中，渗湿止泻。常用于小儿脾阴不足，水泻难止，名滋阴清燥汤(张锡纯)。

葛根─桑寄生(均25～30g)：据现代药理实验观察，具有扩张血管、降压、降脂、降糖作用。改善心脑血液循环，为心绞痛、心律失常、脑血栓等常用药对(中药西用)。

葛根─泽泻(均20～30g)：扩管利尿，定眩止呕。常用于内耳眩晕(梅尼埃病)。

泽泻(300g)─何首乌(100g)：祛湿化滞，消浊减肥(降低血脂)。研粗末，15～20g煮水代茶，可以控制脂肪肝。

生麦芽(20～30g)─木蝴蝶(10～12g)：疏肝行气，和胃化滞。常用于慢性胃炎、左上腹作胀、嗳吁频作者(自拟方)。

莪术(12～15g)─柴胡(10～12g)：疏肝行滞，和胃止痛。常用于慢性胃炎、左上腹硬痛牵及后背者(自拟方)。

射干─威灵仙(各12g)：开郁散结，化坚除梗。常用于梅核气(由咽淋巴滤泡引起的咽感异常)。

射干(12g)─牛蒡子(10g)：宣肺解毒，疏风清热。常用于外感咳嗽，咽喉烦痒者。

射干─橘红(均12g)：开咽利膈，行气化痰。常用于痰湿咳嗽，咽喉烦痒者。

射干(12g)─麻黄(8～10g)：宣开肺窍，温散伏寒。常用于寒伏顽咳，咽喉烦痒者。 

射干─蝉衣(均12g)：疏风散结，清泄开音。常用于咳频声哑，咽喉烦痒者(自拟方)。

按：咽喉烦痒(喉头，声带过敏反应)，痒即诱发阵咳而剧，持续不止，烦扰不宁，为外感或内伤咳嗽常见之证。病家往往咬定为主症，要求消除“咽痒”，咳嗽可止。医家必须抓住主症，拟定主方，再结合辨证选用以上药对，一般可以缓解症状，有助于治疗。如不应，还可以令病人用食指尖由轻→中→重地用力扣压“天突”穴，或趁热频呷(少饮缓咽)鸡蛋润喉茶，可以缓解。

（3）、寒热配对

连根蒲公英(20～30g)─川椒(5～8g)：寒热并用，苦辛和降，苦不碍脾，燥不伤胃。广泛用于慢性胃炎，舌苔无明显变化者(黄秉良)。

连根蒲公英(20～30g)─炒苍术(12～15g)：苦降辛开，除湿安胃。常用于慢性胃炎，吐唾清水，舌苔白滑者(自拟方)。

连根蒲公英(20～30g)─甘松(8～12g)：苦辛开郁，醒脾止痛，常用于慢性胃炎，脘痞而痛，食少纳呆者(自拟方)。

连根蒲公英(20～30g)─藿香叶(12～15g)：苦辛芳化，逐秽安中。常用于慢性胃炎，腹胀泄泻，舌苔白腻者(自拟方)。以上四组药对，均适用于HP(+)患者，但蒲公英最好勿久煎(据报道其另一作用抗溃疡的有效成分含在根中，故连根用，须切碎)。 

苏叶(8g)─黄连(4g)：苦辛和降，开郁平呕，轻扬止吐。适用于外感热病，呕逆不止，服诸重镇之品不效者。沸水冲浸，再沸即可，待温频频呷之，其呕即止。名连苏麻沸饮。薛己首创，颇受温病学家吴、王、叶、薛所重视。

地龙干(20～25g)─麻黄(8～12g)：解痉定喘，其力雄倍。常用于支气管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全国老慢支座谈会秘书处)。 

南沙参(15～20g)─麻黄(5～8g)：一清一宣，一润一燥，治伏风痰热逗留，肺气宣降失令，痰伏咳顽者(丁甘仁之子丁济万方)。 

地骨皮(15～20g)─徐长卿(12～15g)：清泄肺热，凉血败毒，祛风止痒，有较好的抗变态反应作用。广泛用于过敏性皮肤病和血热型牛皮癣(沪上验方)。

大青叶(15～20g)─羌活(8～12g)：苦辛清化，祛风透表，具有较好的抗病毒作用，用于流感之重症(同上)。

茵陈(15～30g)─藿香叶(12～15g)：茵陈苦寒清热利疸，得藿香芳化辛通之佐，其效更捷。所以说藿香是茵陈的增效剂。治疗黄疸性肝炎，不仅效著，且能阻截迁延之患(南通肝病专家朱子清方)。

虎杖(15～30g)─制川乌(10～12g)：寒温并用，辛通达痹。适用一切痹证(沪上名医刘鹤一方)。

台乌药─冬葵子(均12g)：滑利行滞，顺气通淋。二味合而为佐，是治疗诸般淋证(急；慢性尿路感染、前列腺炎、乳糜尿等)最为理想的增效剂(自拟方)。

学习他人“药对”可以从医籍中选优辑出，并要反复验证于临床，体会其精妙之处，再为固定。自己创立的药对，则应在实践中反复锤炼，在临床中验证其疗效的可重复性。药对的发现，可以随着临证工作的进展，渊源不竭，但要求宁精勿滥。    用药经验漫谈

一 黄 芪

黄芪，又名黄耆。李时珍称它为“补药之长”，古籍列为上品，药用其干燥的根，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力大功宏、使用范围广的著名补药。古医书说它有五补：一补诸虚不足，二益元气，三壮脾胃，四去肌热，五排脓止痛。许老临证善用黄芪，将其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兹略述如下。

1 益元气，补肺脾，多与人参、肉桂合用。黄芪味甘性微温，无毒，归脾、肺经。善补脾肺气足，则一身之气皆旺，故《中医大辞典》为其：“大补元气。对于脾肺气虚，元气不足，倦怠乏力，虚馁少气，食少便溏，畏寒肢冷，舌淡脉弱者，常以黄芪与人参、配用。参、芪合用，温壮元气之力更宏，肉桂温肾助阳，且善鼓舞气血运行。前人尝谓气虚不愈，诸药不效者，惟有益脾补肾。以上三药合用，两顾脾肾兼以保肺，所以对真元不足，阳气偏虚之候甚宜。

2补元气，生阳气，多与白术、柴胡同用。黄芪味轻气浮，秉性升发，既能补肺脾之气，又善升举阳气，为补气生阳的要药。正如《本草正义》所云：“黄耆，补益中土，温养脾胃，凡中气不振，脾土虚弱，清气下陷者最宜。”临证时对于中气不足，气虚下陷，症见食少腹胀，倦怠少气，腹泻脱肛、脏器下垂及妇女崩带者，常以之配合白术，柴胡同用，共奏补气升提之功。

3补虚劳，解肌热，多与桂枝、丹皮配用。李东垣首倡“气虚发热”，并创立甘温除大热之法。许老认为所谓气虚发热，实则气阴两亏之肌热治疗时喜用补中益气汤合加减八味丸化裁，优推崇黄芪、肉桂、丹皮三药。认为黄芪补气之中具有外透达表之性，善于益元气，泻阴火，解肌热；肉桂常以桂枝易之，则更具散肌热之功；丹皮苦辛气香，药性寒凉，清透阴份浮热，三者合用，补虚解热，实乃虚劳发热之佳品。

4固表止汗，多与牡蛎、浮小麦同用。黄芪功擅补益脾肺，实腠合营，固表止汗。凡表虚不固，虚汗外泄者，乃必备之品。故《本草正义》谓“其皮直达人之肌表肌肉，固护卫阳，充实表分，是其专长，所以表虚诸病，是为神剂，”对于体虚自汗、盗汗之证，许老首选黄芪益气实卫，固表止汗，伍以煅牡蛎益阴潜阳，固涩止汗；浮小麦味甘性凉，专入心经，养心气，退虚热，止虚汗，如此，则气阴得复，肌腠固密，虚汗自止。

5利水退肿，多与汉防己、白术配用。人体水液的输布有赖脾之运化。因此，脾的运化水液功能健旺，就能防止水液在体内不正常停滞，导致水肿诸症。黄芪既能益气健脾，利水消肿，又可补肺益卫固表，为补气利尿之要品。对于表虚不固，脾虚失运，外受风邪，水湿郁遏肌肤经络之身体困重，小便不利之水肿病证，常配合白术、汉防己同用，则益气袪风，健脾利水之效甚佳。

6化生荣血，多与当归合用。盖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对营血亏虚之证，许老必重用黄芪甘温补气，以裕生血之源，同时配合当归甘苦辛温，为养血之要药，补营之圣品，二者合用，使峻补之元气附载于血中，令血与气固，气血相裹，气得血配则静谧；血得气融，则恢复生机。故吴仪洛在注释当归补血汤时说：“黄芪乃补气之药，何以五倍于当归而云补血汤乎，盖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又有当归为引，则从之而生血矣。”

7通调血脉，多与川芎、赤芍配伍。张璐曰：“（黄芪）性虽温补，而能通调血脉，流行经络，可无碍于壅滞也”。杨时泰称其“能活血脉”，“治脾胃虚弱，脉弦，血脉不利”，《金贵》黄芪桂枝五物汤中黄芪与桂枝相配宣通血痹，即用其通脉的作用。故黄芪为补阳利阴之品，在益气升散的基础上可疏通经脉。其作为“补虚痛痹之专司”，对于气虚运行无力，经脉痹阻之肢体麻木，半身不遂之证可谓针锋相对。临证之时，许老常用至30－90克，同时配合川芎、赤芍等共奏补气活血通脉之效。

总之，黄芪味甘，性味俱浮，微温，纯于气分，善于走表，不但能大补元气，而且升气于表，布元气在人身，如天之无所不覆，临床上治疗虚劳、水肿、虚汗、血脉不通诸证，无不取其益气、升散、达表之功用。

二 人 参

人参，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入药，为我国的珍贵药材之一，古人称之：“形状如人，功参天地。”两千多年的《神农本草经》便肯定它能“补五脏，安精神…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民间还誉之为“神草”。自古以来，历代中医均把本品作补虚扶弱的要药、扶正祛邪的佳品。许老临证运用人参独具匠心，兹将其用参经验，略述如下，以飨读者。

1、气阴两虚用吉林参，阳气虚衰用朝鲜红参。人参据其生长条件、加工炮制的产地的不同，名称各异，功用有别。如野生者称野山参，疗效卓著，然产量极少，价格昂贵，非症情严重者一般少用；人工培养者称园参；产于吉林者称吉林参；产于朝鲜者称红参；国内把园参加工蒸制后亦称红参。

吉林参除补益肺脾之气外，又补五脏之阴，陈修园在《神农本草经》中指出：“仲景《伤寒论》用人参者十七方，皆因汗、吐、下之后亡其津液取以救阴。”《本草纲目》治消渴引饮，则用“人参为末，鸡子清调服一钱，日三、四服”。许老对于气阴不足，心动悸，脉结代者，即现代医学的心律失常，每用吉林参配合麦冬、阿胶、五味子等品；对于糖尿病患者表现为短心乏力、口干口渴、脉虚软无力者则与生地、山芋肉、黄芪、葛根等同用，皆取其补气养阴之功。

朝鲜红参长于温补，《月池人参传》曾谓：“人参，味甘补阳……，能补元阳。”许老用其温补阳气有三个方面：（1）温心阳：对于心阳衰弱所致的胸痹胸痛、心悸气短者，常配合桂枝、丹参、薤白、瓜蒌等以通阳活血利痹；对于风心病见心悸怔忡、气短喘咳、肢体浮肿者，则与附子、葶苈子、车前子、丹参等配用以温阳活血利水。（2）温中阳：中焦阳虚，每见脘腹冷痛，不思饮食，面色少华，大便溏泻，手足不温，舌淡苔白腻或滑润，脉沉弱等，多配合干姜、白术、黄芪、桂枝等以温阳益气健脾。（3）温肾阳：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本，肾阳不足，则畏寒肢冷，腰膝酸软冷痛，阳痿早泄、遗尿尿频，此时，则当配合鹿角胶、仙灵脾、八戟天、熟地等以温壮肾阳。

2、邪气在表、在里、在半表半里者可用参，功在扶正祛邪。人参善能扶助人体正气以鼓邪外出，正如《本草逢原》所谓：“伤寒有宜用人参入药者，发汗时元气大旺，外邪乘势而出。”对于正虚邪实或邪气未尽、正气已衰的病证，与祛邪药配合同用，可收扶正祛邪之功。如虚人外感，憎寒发热，头痛无汗，咳嗽胸闷，脉虚者，宜与紫苏、荆芥、前胡、桔梗、陈皮等同用，以益气解表，宣肺祛痰；对于感冒失治误治，邪入半表半里，症见寒热往来，恶心欲呕者，当配合柴胡、黄芩、半夏、桂枝等以和解少阳；对于大便燥结，腹胀而满，伴有神疲少气，口干苔少者，则配伍生地、玄参、大黄、枳实等以益气增液，泄热通腑；对于气虚血瘀，肢体麻木者，可与黄芪、当归、川芎、地龙配用，以补气活血通络；对于痹证日久，兼有肝肾气血不足者，又当配伍独活、桑寄生、当归诸品以益气血，补肝肾，祛风湿。

3、不荣之痛，人参为佳。里虚而腹痛者，用人参取效甚佳。《伤寒论》指出：“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此腹痛，乃阳气不足，经脉失养所致。而人参既补气，又养血，如《本草汇言》早就指出人参能“补气生血”；《本草正》也谓“气虚血虚俱能补”；李杲则云：“仲景以人参为补血者，盖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乃生，阳生则阴长，血乃旺矣。”因此，对于阳气、阴血亏损，经脉失养之腹痛，人参有补气养血，濡养止痛之功。许老临证对脾胃虚寒，脘腹隐痛，手足不温者，辄与黄芪、桂枝、白芍等伍用，以温阳健脾，缓急止痛；对于阴血不足，妇女痛经，月经量少色淡者，则配合当归、白芍、鸡血藤以养血缓急止痛；对下焦虚寒，少腹冷痛，妇女带下者，常与肉桂、乌药、香附诸品组方，以温暖下元，散寒止痛。

4、与赭石相伍，又主降气。人参性温而气壮，功能补气健脾益肺，温肾纳气以平喘。对于胃虚逆甚及肺肾虚喘者，必与代赭石合用，取其质重性坠，以收补虚镇逆之功。正如近代医家张锡纯所云：“人参可以救气分之脱，至气欲上脱者，但用人参转有助气上升之弊，必与赭石并用，方能引气归原，更能引人参补益之力下行，直至涌泉。”还指出：“参赭并用，不但能纳气归原，设如逆气上干，填塞胸臆，或兼呕吐……皆可用参赭并用建议治之。”因此，对于脾胃虚弱，胃气上逆，噫气频频，呃逆或时时恶心欲呕者，许老常选人参、赭石配合半夏、丁香、旋覆花诸品，以补虚降逆止呕呃；对于胃癌术后，胸膈痞闷，逆气上冲，饮食难下，大便不通者，则用参、赭与当归、枳实、肉苁蓉、天冬等组合成方，以补虚润降；若肺肾亏虚，喘逆大作者又宜配伍山芋肉、五味子、苏子、山药等以补益肺肾，镇逆定喘。

三 白 术

白术系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药用其干燥得根。为健脾益气，培补后天的要药。许老认为，若脾虚不健，则术能补之；若胃虚不纳，则术能助之。故凡中气不足，四肢困倦，食少脘痞，泄泻下利，痰湿眩晕，腹满肢肿，虚汗不止诸疾，白术统能治之。其临证之运用，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君人参以健脾 脾喜燥而恶湿，脾虚不运每宜生湿，湿浊内阻，则脾运愈困，而白术甘温苦燥，甘温则益脾胃之清阳，苦燥则化脾胃之寒湿，既可补其虚，又可化其湿对脾虚之证甚为相宜。正如《本草求真》所言：“白术缘何专补脾气？盖以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白术味苦而甘，既能燥湿实脾，复能缓脾生津。……为脾脏补气之第一要药也。”《本草通玄》也云：“补脾胃之药，更无出其右者。”临床上对慢性胃肠炎、慢性肝炎、慢性肾炎及其它慢性消耗性疾病，辨证属脾胃气虚挟湿者，许老每取人参为君，大补脾胃元气，臣以白术健脾燥湿以助运化，共奏益气补中，健脾养胃之功。

2、君枳实以消痞 痞满以患者自觉心下闭塞不通，满闷不舒，而外无胀急之形，但满而无痛等症，作为主要表现特点。其作为临床症状，常见于现代医学的慢性胃炎、胃神经官能症、消化不良等疾病。其成因虽有饮食不节、痰气阻滞、情志失和、脾胃虚弱等，然其病机则多由脾胃素虚、升降失调、痰食交阻所致。白术功擅健脾化湿，助其运化，土旺则清气善升，“乃扶植脾胃，散湿除痹，消食除痞之要药。”（《本草汇言》）再君以枳实降气消积，化痰除痞，二者相配，一生清，一降浊，清升浊降，脾胃调和，气机调畅，痞满自消。正和“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之理。

3、君干姜宜温中 脾胃主中焦，脾胃虚寒，运化无力，升降失常，则腹痛吐泻因之而起。中焦虚寒，非温则实邪不去，非补则正气不复，故治疗以温补中焦立法。对于急性胃肠炎、慢性结肠炎等属于脾胃虚寒者，许老喜用干姜为君，白术为臣治之。盖干姜大辛大热，《别录》谓其“去脏腑沉寒痼冷”，故为温中祛寒之主药。白术甘苦而温，补脾气而燥脾湿，以促进脾阳健运。二者伍用，则中阳重振，脾胃健运，生清降浊机能得以恢复，则吐泻腹痛可愈。

4、君茯苓以化饮 中焦阳虚，脾失健运，气不化水，聚湿生痰成饮。水饮停于胸胁撑胀；阻遏阳气，清阳不升，则目眩头晕；水饮上凌心肺，则心悸、短气，咳嗽痰稀；水饮下注，则下肢浮肿，治宜温阳健脾，化气利水。茯苓健脾渗湿，逐饮健脾出下窍；白术补气健脾，燥湿利水，凡水湿诸邪，靡不因其健脾除湿而自消。临证对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美尼尔氏综合征等疾病证属脾虚有痰饮者，许老必重用茯苓，辅以白术，每收良效。二者配用，亦是《金贵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治则的具体体现。

5、君黄芪以止汗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阳为阴之外卫，若脾胃虚弱，则营卫气血不足，不能卫外固密，故体常自汗。白术甘苦而温，专入脾胃经，功能益中气，生营卫而固表止汗，再君以甘温之黄芪，大补脾肺之气，俾脾胃健旺，肌表充实，则汗不易泄。故芪、术合用，实为益气实卫、固表止汗之佳配。

6、君葛根以止泻 脾胃强者自能胜湿。若脾胃虚弱，则运化失职，湿自内生，湿邪下注于大肠，泄泻乃作。白术既可补脾胃之虚，又可除中焦之湿，为脾胃泄泻之佳品，葛根性能升发，有助阳之功，善于鼓舞清阳之气上升而止泻痢。对于慢性胃肠炎、过敏性结肠炎等以便溏或泄泻为主要表现者，二者伍用，健脾升阳，胜湿止泻，无不应手取效。

四 甘 草

甘草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为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许老认为，甘草味甘性平，其用有补有泻，其性可升可降，且可达表及里，并具甘缓之性，堪陈中药临床之佳品，笔者随师临诊，感受颇深。现将其临床应用略述如下。

1、止咳嗽、利咽喉之良药。肺为娇脏，主清肃之令，凡寒热邪气侵肺，均可致肺失清肃而咳嗽。甘草甘平入肺，具润肺止咳之功，许老临床对急慢性支气管炎、肺炎、支气管哮喘等病，结合中医辨证，多以本品配伍治疗。大凡证属寒者配麻黄、杏仁、桔梗、苏子等宣肺止咳；证属热者合桑叶、黄芪、桑白皮、生石膏等清肺止咳；兼寒饮者配半夏、白芥子之类温肺化饮；兼痰热者合瓜蒌、浙贝母之属清肺化痰。且“喉为肺之门户”，邪气犯肺，肺气失宣，尚可见声音嘶哑，或咽喉疼痛。许老用治急慢性咽喉炎、扁桃腺炎等症，常用甘草配合桔梗、牛蒡子、蝉衣、玄参、木蝴蝶等清肺利咽，开音止痛。

2、通经脉、利血气之佳品。心主血脉，气为血帅，而脾为气血化生之源。甘草味甘，入心脾二经，可补养心脾，益气而助血行，从而“通经脉、利血气”（《名医别录》）。《伤寒论》炙甘草汤即以甘草为君，用治阳虚不能宣通脉气，阴虚不能荣养心血而致“脉结代，心动悸”。许老临床对冠心病、风心病、高心病、心肌炎、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等出现的心律失常，患者感觉心悸不安者，重用甘草，并合人参、麦冬、阿胶、桂枝、丹参、川芎等，共奏滋阴养血，通阳复脉之功，理想化屡获良效。如孙某，女，16岁，患病毒性心肌炎，经激素治疗无效。就诊时心悸，气短，乏力，动则尤甚，舌紫暗，脉代而虚数，心电图示Ⅱ度房室传导阻滞，频发室早。经用上方化裁，服药2周，早搏明显减少，1月后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脉细数，4个月后心电图正常，临床痊愈。

3、生用则凉，炙用则温。许老认为，甘草可补可泻，但其功效与炮制密切相关，生用则具甘凉而清热解毒，炙用则具甘温之质而温中补虚。

（1）生用清热解毒。《神农本草经》即载甘草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金创肿，解毒”。许老认为本品不但清热，且达表及里，可上可下，故凡热邪为患，不论表里上下，均以甘草泻之。若热邪在表，配银花、薄荷、豆豉等清热散邪；热邪在里，合生石膏、黄芩、黄连等清热泻火；热邪上攻，配轻宣之品，如咽喉肿痛配桔梗，目赤肿痛配菊花；湿热下注，合沉降之类，如小便灼痛合滑石，大便秘结合大黄。

（2）炙用温中补虚。《神农本草经》载本品可“长肌肉，倍气力”。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腐熟、运化，主四肢、肌肉，若中气不足，脾胃虚弱，运化失司，机体失养，则致食少便溏，气短乏力，四肢倦怠，甚则形体消瘦。《本草通玄》云：“甘草甘平之品，独入脾胃。”《本草汇言》亦云：“甘草，和中益气，补虚解毒之药也。健脾胃，固中气之虚羸……其甘温平补，效与参芪并也。”故凡脾胃虚弱之证，许老必以甘草补之，并认为若量小则效微，不足言补，故其用量每至10克。临证治疗慢性胃炎、肠炎、溃疡病等，证属脾气不足，表现食少便溏，倦怠乏力者，每与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山药等伍用健脾益气，扶助运化；证属胃阴不足，表现胃脘疼痛，口干口渴者，又与石斛、麦冬、玉竹、芍药等配合，酸甘益阴，止渴止痛。

五 甘 草

4、具“甘补”、“甘泄”、“甘缓”复合药性。

（1）甘以补之。李东垣曰：“甘草，阳不足者补之以甘。”甘草炙用具甘温之性，对阳虚不足诸证，许老多以甘草补之，且多配以辛温之品，取其“辛甘化阳”之用。①配桂枝温补心阳，临床主要用于各种心脏病表现心悸不宁，证属心阳虚者。②配干姜温补脾阳，堪陈用治各种消化系统疾病出现脘腹冷痛，食少便溏，证属中阳不足者。③配附子温补肾阳，临床用治命门火衰而致畏寒肢冷，甚则厥逆者。

（2）甘以泄之。通常认为甘能生满，对脘腹痞满者多忌用甘草。而许老认为此论过于偏颇，临证只要辨证准确，配伍得当，服满之证用之可瘥，故临床对一些胃肠疾患出现脘腹痞满，呕恶下利，或见腹冷口干，证属寒热错杂，气机失和者，法效仲景泻心汤，药用甘草与半夏、干姜、黄芩、黄连等配合，辛开苦降，除寒热，和气机，以泄痞满。正如《汤液本草》所云：“中满者用甘为之泄。”

（3）甘以缓之。许老认为本品乃甘味之尊，最具甘缓之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①缓急止痛。临床配伍芍药最佳，此即仲景芍药甘草汤，原方用治“脚挛急”，《医学心悟》又“治腹痛如神”，许老师古而不泥古，临证不仅将其用于四肢挛急疼痛及各种腹痛，还将其用于三叉神经痛等其它痛证，扩大了其适应范围，并每获奇效。如田某，男，年届六旬，左侧三叉神经痛3年余，加重1年，每于受凉、碰触及张口即发，每日数次，每发则持续数十秒，虽经西药治疗效不显著，近日改服中药，方以甘草、芍药合白芷、全蝎、僵蚕、川芎、当归、果枝等药，服用1周，发作次数减少，仅于晨起洗面时发作1次，2周后疼痛时间缩短，仅数秒即止，嘱其继服以巩固疗效。许老认为，甘草甘温益气，并通血脉；芍药酸寒益阴，又逐血痹，二者相合，既可益气养血柔肝，用治不荣致痛，又可活血通经除痹，用致不通致痛。②缓和药性。甘草此功，用之最众。李杲即云：“甘草……其性能缓急，而又协和诸药，使之不争，故热药得之缓其热，寒药得之缓其缓，寒热相杂用之得其平。”《名医别录》更载“解百药毒”。临床如对麻黄之开泄，附子之燥烈，硝黄之俊泻，芩夏之反佐，以及有毒之品，许老均以甘草缓其药性，使其治病而不致病。

六 肉 桂

肉桂系樟科常绿乔木植物肉桂的干燥树皮,多于秋分后选择健壮的桂树,按一定的要求剥下树皮,加工制成不同的规格。加工后的桂皮呈槽状或筒状，边缘内卷，以完整、皮薄、肉厚、油多、气香、味甘微辛、嚼之无渣者。自古以来，作为温里散寒之品而广泛用于临床。许老之用肉桂，认为其要有三，此简述之。

1、补肾阳，暖脾胃 肉桂辛甘大热，属纯阳之品，归肾、脾经，善于峻补命门之火，益火消阴，兼可温中暖胃，以助运化，故凡肾阳不足，命门火衰之畏寒肢冷，阳萎尿频，宫寒不孕，腰膝冷痛诸症，许老每配合制附子、山萸肉、熟地黄、巴戟天、淫羊藿等温补肾阳，鼓舞命火；若脾肾阳虚，腹中冷痛，食少便溏者，则伍以干姜、补骨脂、吴茱萸以温补脾肾。正如《本草汇言》所云：“肉桂，治沉寒痼冷要药也。凡元虚不足而亡阳厥逆，或心腹腰痛而吐呕泄泻，或心肾久虚而痼冷怯寒，……假此味厚甘辛大热，下行走里之物，壮命门之阳，植心、肾之气……，使阳长而阴自消，而前诸证自退矣。”

2、通血脉，散寒凝 肉桂辛热，归肝、心经，乃温里药中唯一入血分之品，能温经通脉，善祛血中之寒，行血中之滞，促进血液循环。故《本草经疏》认为“肉桂、桂心甘辛大热，所以益阳；甘入血分，辛能横走，热则通行，合斯三者，改善血行。”《本草求真》也谓其善治“血脉不通”、 “腹中冷痛”、 “因寒因滞而得”诸疾。临证对于寒郁中焦，脘腹冷痛者，单味肉桂研末，每取2~3克，温酒送服，即有温中健胃，散寒止痛，增强消化之功。若妇人寒凝血滞，腹中冷痛，月经失调者，宜配合当归、炮姜、艾叶、香附等以温暖下元，调经止痛。若寒湿痹痛者，又当配合独活、桑寄生、杜仲、麻黄等以散寒除痹，通络止痛。

3、引火归原 肉桂虽为性热纯阳之品，但许老认为若取本品1.5~3克于补阴剂（如六味地黄汤）中，能引火归原，即引无根之浮火，降而归于命门。究其机理，一方面乃同气相求，另一方面取其温煦肾气之功以“润肾燥”（肾燥乃指肾阴不足，阳气无根，虚火上浮之证）。故《本草汇言》曰：“肉桂……下行而补肾，能导火归原，以通其气。”李时珍也认为：“肉桂下行，益火之源，此东垣所谓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其气者也。”

现代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症见：舌、颊、唇内等处口腔粘膜出现直径2~3mm圆形或椭圆形疼痛性溃疡，可单发或多发，一般7~10天愈合，但往往此伏彼起，易于复发。许老认为此病多为肾阴不足，虚火上浮所致，每选用六味地黄汤加肉桂引火归原施治，屡屡获效。如司××，男，20岁，工人。口腔溃疡，舌体疼痛3月余，此伏彼起，反复发作，口干欲饮，舌质偏红，苔少，脉沉缓。遂施以熟地15克，山萸肉20克，淮山药15克，云伏苓10克，丹皮10克，泽泻10克，肉桂3克，黄连5克，竹叶10克，甘草10克，水煎服，每日一剂，两次分服，连服7剂，溃疡消除大半，又服14剂，溃疡愈合，诸症若失，随访半年未见复发。

七 木 香

木香，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本草纲目》载：“木香，乃三焦气分之药，能升降诸气。”许老认为，本品气芳香而辛散温通，并具苦降之性，为临床理气之佳品，且归肺、脾、胃、肝、胆、大肠诸经，故可通行诸脏之气，大凡人体上、中、下三焦之气滞，皆可用之。现将许老临床应用木香之要点介绍如下。

1、行于上焦而泄肺气。木香味辛，具升散之性，且归肺经，故可行于上焦，“除肺中滞气”（《药类法象》）。李时珍《本草纲目》即载：“诸气愤郁，皆属于肺，故上焦气滞用之者，乃金郁则泄之也。”许老认为，本品味辛并苦，辛可宣散肺气，苦可降泄肺气，用之则使肺气得以宣发肃降，从而治疗肺系诸疾。临床对于邪气闭肺或痰涎壅肺，致使肺失宣降，胸膈不利，上气咳喘或咯吐痰涎者，在常规应用宣肺化痰、止咳等法无效时，许老常以木香配以半夏、陈皮、杏仁、桔梗等，每获奇效。

2、行于中焦而和胃气。许老认为，脾胃位居中焦，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升降如常，则清气可升，周身得养，浊气可降，废物得除，从而维持人体内部新陈代谢的正常，同时脾之运化，胃之腐熟的功能也才能正常进行。若邪气内侵，饮食不节或情志失调等因素影响脾胃，每致中焦气机阻遏，升降失和，见食积不化，食欲不振，脘腹胀痛，恶心呕吐，肠鸣泄泻等症。木香入于脾胃，辛助脾之升清，苦助胃之降浊，《本草纲目》云：“中焦不运，皆属于脾，故中焦气滞宜之者，脾胃喜芳香也。”《本草求真》更载：“木香，下气宽中，为三焦气分要药，然三焦则又以中为要。”本品最擅长于理气调中，行滞止痛。故许老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中，理气行滞首选木香。此外，许老还常将本品用于因脾胃气虚，运化无力，出现腹胀泄泻，食欲不振者。如治疗慢性胃肠炎、胃肠神经官能症等病，在用人参、焦白术、云伏苓等益气健脾之时，常伍用煨木香，取其理气运脾，温胃止泻之功，又补而不滞，防止补益之品壅遏气机。如刘某，女，45岁，工人，慢性结肠炎1年余，每于晨起即欲临厕，便溏，日1次，近因饮食不慎，便溏加重，日行3－4次，伴食欲不振，脘腹痞闷，神疲乏力，舌淡胖，苔白腻，脉沉细弱。诊患者平素脾胃已虚，饮食不慎，重伤脾胃，运化失司，致生诸症。治以健脾补肾治法，方拟党参，焦白术，云伏苓，淮山药，葛根，煨木香，藿香，吴萸，肉豆蔻，补骨脂等。服药七剂，大便呈软便，但不成形，日2－3次。继服七剂，食欲转佳，大便成形，日1－2次，为巩固疗效，再服七剂，并嘱注意节饮食，调情志，随访半年未发。

3、行于下焦而通里气。木香归大肠经，具行散气滞之功，又具苦降之性，故凡饮食不洁或食积气滞，壅遏大肠，腑气不通致腹痛便秘；或酿生湿热，熏蒸肠腑，***气血而下痢脓血，里急后重者，许师常用木香配赤芍、槟榔、枳壳、黄连、大黄等药，共奏行气活血、通腑导滞之功，以期“活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正如《本草纲目》所载：“大肠气滞而后重，……故下焦气滞者宜之，乃塞者通之也。”杨××，女，32岁，职员，下痢脓血半月余，伴腹痛，里急后重，舌偏红，苔腻略黄，脉弦略数。经用上方化裁，服药四剂，脓血便止，感消，大便如常，仍感食欲不振，时欲呕恶，腹部微痛，改用和中止呕，顾护脾胃之方，三剂而愈。

此外，肝居下焦，主疏泄。若脾运失常，湿浊内生，气机阻滞，则可影响肝之疏泄，患者出现胁肋胀痛；严重者胆汁外溢，形成黄疸。木香既可入于脾胃，理气调中助脾运化，又归于肝胆，疏肝理气助肝疏泄，故无论脾病及肝，抑或肝病及脾，许老均喜用木香调之。临床在治疗急慢性肝炎、胆囊炎、胆石症时，常以木香与柴胡、郁金、龙胆草、黄芩、栀子等配用，屡获良效。

八 熟 地 黄

熟地黄乃玄参科草本植物地黄的块根经加工蒸制而成。性味甘温，能入肝肾经，药性滋腻，守而不走，为补血滋阴之佳品，填补肾精之要药，凡是肝肾精血不足者无不以其为主帅。正如《本草正义》所谓：“诸经之阴血虚者，非熟地不可。”许老熟谙本品之药性功用，临证用之独有心得。

1、血虚配鹿角胶，补血效佳。熟地黄甘温入血，善能补血养肝，具有较强的补血力量。故《药品化义》云：“熟地……专入肝脏补血。”《本草正》也谓其“为补中补血良剂”。临床上对于久病、产后、慢性消耗性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诸疾，表现为面唇皆白，眩晕心悸，失眠健忘，妇人经水失调等血虚征象者，常以之配合鹿角胶同用。许老认为熟地养血，性静；鹿角胶乃血肉有情之品，既能益精养血，又能温阳益肾，具有阴阳双补之功，其性静中有动。二者互用，不仅补血力宏，而且动静结合，相得益彰。

2、阴虚配山萸肉，主补肝肾。熟地黄甘温味厚，质地柔润，“安五脏……滋补真阴，封填骨髓，为圣药也。”盖“取其气味浓厚，为浊中之浊品，以补肝肾所谓阴不足者，补之以味也。”（《药品化义》）临证凡是慢性肾炎、慢性肝炎、高血压、糖尿病等疾患，症见身体羸弱，腰膝酸软，耳鸣耳聋，头目眩晕，遗精等肝肾精血不足者，恒与山萸肉配伍同用。业师认为，熟地黄气味纯静，峻补肝肾之阴；山萸肉微温质润，归肝肾二经，既能润养肝肾之阴，又能温补肾阳，为平补阴阳之要药。两药合用，不仅补肝肾之阴力壮，而且又防阴药凝滞之弊。

3、阴虚火旺配知母、黄柏，则滋阴降火而补肾。肾寄元阴元阳，肾阴一亏，阳热偏盛，虚火内扰，则骨蒸潮热，五心烦热，盗汗遗精等症随之而现。治疗时既要滋阴治本，又须降火治标，熟地黄最易入肾，乃填精补阴之良品，再辅以知母、黄柏滋阴降火，如此阴生火降，阴阳复常。故《本草正》曰：“熟地黄性平，气味纯静，故能补五脏之真阴，……阴虚而火升者，非熟地之重，不足以降之；阴虚而燥动者，非熟地之静，不足以镇之。”

4、用于治虚喘。肾主纳气，肾虚则摄纳无权，每见呼多吸少，气逆喘息等症。且肾阴为一身阴液之根本，水亏及金，肺失濡润亦致咳喘；又肾主水，肾虚水泛为痰，痰浊阻肺则见咳痰。许老认为熟地味甘质重，入肾经，有润养肺肾，纳气平喘之功。对此，前贤方仁渊也曾指出：“夫熟地最能消虚痰，以其能填补肾气而化无形之痰也，勿嫌腻膈而畏之。”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疾患，经中医辨证属于肺肾阴亏，喘咳痰多者，业师喜用金水六君煎加味。其中，二陈汤以化痰；当归以止咳，《本经》谓其“主咳逆上气”；熟地补肾纳气以治虚喘。为增加疗效，常配合五味子、山萸肉、补骨脂等以益补肾平喘之力。

5、用于治小腹痛。一般多认为脾主大腹，腹痛多从脾胃虚寒论治，但常常治疗无效。此时应注意肾精不足，小腹络脉失去精血濡养，不荣则隐隐作痛。故《本经逢源》谓：“脐下痛，属肾脏精伤。”临证对于肾脏精亏阳虚的虚寒性小腹痛，许老喜用金匮肾气丸，方中地黄用熟地黄，往往获效。盖熟地黄性温质润，既可补益精血，又能温养经脉，再配合附子、肉桂、山萸肉等温阳益阴之品，则效力更佳。正如张元素所言：“脐下痛，属肾经，非熟地不能除，乃通肾之药也。”

熟地黄滋阴补血，其功固巨，然性质粘腻，易助湿呆胃，影响消化，宜与砂仁、陈皮等芳香行气醒胃之品同用。因其性泥膈，故脾胃虚弱，脘腹痞满，食少便溏者不宜使用本品。

九 芍 药

芍药为临床常用药物，因其品种不同而有赤白之别，其养血、敛阴、柔肝、泻肝及凉血祛瘀等功效，其中前三者为白芍之功，而后者乃赤芍之效。故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云“芍药，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也。”《本草正》更云：“益阴养血，滋润肝脾，皆用白芍；活血行滞，宣化疡毒，皆用赤芍药。”临床上许老根据患者病情而施用。

1、养血 《药品化义》载：“白芍……专行血海，女子调经胎产，男子一切肝病，悉宜用之调和气血。”妇女以血为本，冲脉为血海，起于胞宫；肝主藏血，亦为血海，而白芍入于肝脾二经，专行血海，故许师将其作为临床养血之要药，尤其对于妇女月经不调者多用，以养血调经；而对肝阳头痛或眩晕者用之，又可养肝血、益肝阴而平肝阳。临床应用之时，前者多与当归相配，而后者则与牛膝、赭石、生龙牡为伍。

2、敛阴 本品味酸，主入阴分，具有敛阴和营而止汗的功效，临床常用于表虚自汗及阴虚盗汗的治疗。《注解伤寒论》即载：“芍药之酸收，敛津液而益荣。”张仲景即以本品配桂枝，组方“桂枝汤”，调和营卫而止表虚自汗，为后世所尊崇。对阴虚盗汗者，许师则多以本品与牡蛎相配，疗效甚佳。患者张某，素患甲亢，经许师治疗，T3、T4已转正常，但近日盗汗又显，偶有心烦，遂于玉液汤中加杭白芍15g、煅牡蛎30g、浮小麦15g，服药3剂，盗汗减少，7剂汗止。

3、柔肝 《本草正》云：“芍药专治腹痛……腹痛是肝木凌脾，芍能助脾土而克肝木，故为腹痛之主药。”张仲景的芍药甘草汤即以芍药配甘草治疗腹中痛，本方直到目前仍为临床常用之剂。许师认为，本品阴柔，入于肝脾，能使肝气柔和，不致肝气过旺，而剋伐脾胃，从而柔肝止痛。他又据四时寒热之特性而化裁，如夏季腹痛多属湿热为患，故方中宜少加黄连，冬季腹痛多属虚寒，方中则加肉桂。此外，仲景芍药甘草汤还用治血虚筋脉失养而致手足拘挛而作痛者，亦取本品养血柔肝，缓急止痛之功效。

4、泻肝 此乃赤芍之功用。赤芍苦寒，归于肝经，能清泻肝火而散瘀止痛。《本草经疏》即云：“肝开窍于目，目赤者肝热也，酸寒能凉肝，故治目赤。”许师临床治疗目赤肿痛，必用赤芍，如对急性结膜炎患者，即常用龙胆泻肝汤加赤芍治疗，每获良效。

5、凉血祛瘀 《本草求真》云：“赤芍与白芍主治略同，但白则有敛阴益营之力，赤则有散邪行血之意；白则能于土中泻木，赤则能于血中活滞……用此则能凉血逐瘀。”许师认为，赤芍味苦性寒，善入血分，具有凉血祛瘀之功，临床多因配伍不同，而功效各异。①与丹皮相须为用，功在清热凉血。如临床对于各种出血、化脓性感染、急性菌痢及泌尿系感染等病，凡证属热盛入于血分者，皆用之以清热凉血。②配川芎则祛瘀行滞。如临床对于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妇产科疾病、跌打损伤诸证及一些疑难杂证，证属瘀血阻络者，均可用之。如许师治疗冠心病患者之效方“消痰化瘀汤”，即以赤芍、丹皮为伍，再合丹参、瓜蒌、清半夏、旋覆花等组成，临床疗效颇佳。例：患者齐某、胸闷痛时发，就诊时心电图示：陈旧性心梗，前间壁、前壁广泛缺血，T波倒置。经服上方治疗2月，V5、V6波已复，V1～V4低平，仅劳累时偶发胸闷，继以上方化裁，以巩固疗效。

十 当 归

当归，药用其干燥的根。因为它能补血、引血，使血回归到它应当归去的地方，故名。其味辛、甘，气香，性温无毒，入血分，既能补血，又能活血，并可调经，润燥滑肠，温中止痛，破瘀生肌，特别是治疗妇女胎前产后诸病，功效更佳。自古以来即作为血病之佳品、妇科之良药而广泛用于临床。许老临证用之，颇多发挥，此简介之。

1、用于喘逆上气，多与苏子、陈皮同用。咳嗽是肺系疾患的一个常见证候，究其原因虽由外感、内伤等多种因素可导致，然必影响及肺，故张景岳说：“咳证虽多，无非肺病。”治疗上除审因论治外，尚应重视宣畅肺气。但是，临床上对于久咳不愈或咳逆较重者，单施上法治疗往往效果欠佳。业师认为此时应注意调和气血，须配伍和血之品。盖肺主气，朝百脉，通过肺的呼吸，不仅进行气体的交换，而且还调节着全身的气机，所以血液的运行亦有赖于肺气的敷布和调节。若肺失宣降，气机逆乱，必致血运失常。而血行不利，又会导致气机失和。正所谓“气非血不和，血非气不运”。当归甘辛性温，行中有补，补中有动，为血中气药，善能调畅气血，正堪此任。正如《本草汇编》所载：“当归血药，如何治胸中咳逆上气，按当归其味辛散，乃血中气药也，……故用血药补阴，则血和而气降矣。”《本经》亦早就指出当归“主咳逆上气”。故许老治咳在用苏子、陈皮等祛痰降气，止咳平喘之品的同时，每配用血药当归，多有效验。如治刘××，女，20岁。因感冒而致咳嗽气逆，吐痰色白量适中，已3月有余，屡服中西药效不显。许老认为此乃肺气不降，气病及血，方选止嗽散合三子养亲汤加减，并投当归15克，服药4剂，咳逆大减，继服药一周余，病告痊愈。

2、用于养血柔肝，多与生地、川楝子同用。肝藏血，主疏泄，体阴而用阳。若肝血不足，则阳气升泄太过，每致肝失疏泄，条达功能失常，肝气横逆变生诸证。治当养血柔肝，疏肝理气，许老喜用当归、生地滋养肝肾阴血，更配川楝子疏肝解郁，条达气机，以平肝气横逆，其性虽苦燥，但与生地、当归合用，则不嫌其苦燥劫阴，从而使肝体得以条畅。临证对于慢性肝炎、慢性胃炎、溃疡病、高血压等，证属肝肾阴虚，肝气不舒者，多用之获效。

3、用于调经止痛，多与川芎、白芍同用。妇女以血为主、为用，凡是血虚、血滞、气血失和、肝肾亏虚、冲任失调等多种原因均可导致月经不调、通经诸证。当归甘温能补，辛散温通，既能补血养营，又能活血行滞，通经止痛，并能调摄冲任，诚为调经佳品，妇科之圣药，再辅以川芎、白芍，则效果更佳。许老恒以之作为调经止痛的有效药对，临床随证审因加味。如血热者伍丹皮、栀子以清血分之热；肝郁气滞者伍以柴胡、香附以疏肝解郁；阴虚血少者伍以熟地、阿胶以滋阴补血；寒凝血滞者伍肉桂、炮姜以温经散寒等，依法施治，屡获效验。

4、产后腹痛，多与建中汤合用。妇女产后多阴血亏虚，致经脉失于温养，常见小腹隐隐作痛。当归甘辛而温，既能补血和营，又可温中止痛。然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欲使气血充盈，必当温健中州，故许老在重用当归的基础上，常配合黄芪建中汤，以温建中气，化生营血，和里缓急。

5、用于虚性便秘，多与肉苁蓉、牛膝同用。便秘的形成，主要在于大肠传导功能失常，在治疗时，便秘者固宜通便，然通便之法不能都用硝黄之类攻下，应针对不同的证型，选用不同的治法。对于年老体弱、久病产后或房室劳倦或素患消渴之人，由于阴血亏耗而致肠道失润，罹患便秘者，治当补虚润肠。许老常重用补血润燥，滑肠通便，再辅以肉苁蓉补益精血；牛膝性善下行，以助通便，如此，则精血得补，肠道得润，便秘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