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温度组别:假面时代的生活哲学

　　文／朱学东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装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

　　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

　　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

　　也有人心有所惕，却身不由己。

　　一切只是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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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装什么装！”

　　这样的语言方式我们耳熟能详。

　　它背后指向的，则是弥漫于我们中间的一种戴着面具的生存与生活方式。

　　装，戴着面具生活，并非只有今天才存在。

　　中外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对于此类人物和情形的描写比比皆是。

　　不过，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被后人哂笑的个案。

　　今天，个体生活是否戴面具，也有很大一部分纯属个体的自由选择，他人无权置喙。

　　不过，当装或者戴面具，从个体选择演变为一种群体性行为，甚至是群体的一种不以为然的生活方式时，问题的复杂性，已非对其中个体行为的冷嘲热讽所能掩饰了。

　　透过个体行为的装，人们发现，它所指向的是社会性的假面，是社会性的病态。

　　而这病态的社会，反过来还强化甚至引导着个体的装或假面。

　　人们为什么要装，要戴上面具？

　　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选择。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要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只有在群体中，他才有安全感。

　　按照北京大学心理学者姬雪松的说法，科学家们对人大脑的研究发现，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被环境所排斥时，他脑部活动的区域和人们感受到疼痛的时候脑部活动的区域是同一个区域。

　　被组织排斥是一种痛。

　　因此，把自己融入到某一个群体中去，融入到某一个组织当中去，这是一种本能。

　　人们为了满足这种本能的需求，甚至可以放弃自己已经做出的正确判断。这就是群体的压力产生的心理学机制。

　　那么，今天这个原本应是张扬个性的时代，迫使人们放弃个体独立，而戴上面具，以融入某一个群体或组织中去的群体性压力，又来自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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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的影响，很容易左右人的行为。

　　如今的中国人，扎堆一起，最热的词汇是票子，是房子，是车子，是收藏，是旅游，是奢侈品。

　　各大机场书店，最醒目位置的图书一定是成功学或者励志作品；堆头电视里，滔滔不绝地喷着的，永远是不知哪儿冒出来的成功学导师。

　　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成功学著作专柜，也是蔚为壮观。

　　毫无疑问，成功学是我们时代的显学。

　　追求成功并没有错。不过，中国人的成功学，只崇尚物质主义的标准和量的累积，不关心手段，遑论人性。

　　“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指责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成功学的实质。

　　过去被长期压抑的社会的物质欲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在传统规则失范的转型时代迅速引爆。

　　人人渴望成功，渴望快速成功。

　　于是，成功者的一言一行，通过各种媒介和影视作品有意识地放大，垂范于社会，重塑和引领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人们热衷于追随成功者，亦步亦趋。不过，在一个资源相对垄断，机会不均等的社会里，成功者永远只是一小部分。

　　成功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让人放弃了具个性化的内心追求，而投奔于成功标准的旗帜之下，人人都用物质主义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生活。

　　失败不再是悲剧，更没有悲壮的意味。因为在成功主义者看来，失败是可耻的。

　　即便不能获得像楷模那样的成功，哪怕面上模仿和伪饰他们的行为方式，把自己想象成为那个阶层的一员，也成了社会流行的风尚。

　　于是，戴上面具，刻意模仿或假扮成功者，顺理成章，再无心理障碍。

　　装，或者面具，恰恰能够掩饰原有真实的自我，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渴望的特定阶层的人，以实现心理上的愉悦。

　　这是一种追求，还是自我欺骗，此间差别有时已极难分辨。

　　美国魔幻喜剧电影《变相怪杰》中，形象地阐释了面具的意义：衰到极点的史丹利得到一个魔幻面具，变身成为一个无所不能、专与恶势力抗争的英雄，最终惩治了恶棍并抱得美人归。但这个面具，同时也是一个欲念的象征，戴上面具，搞怪的欲念甚至罪恶的欲念，顿时拥有了实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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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学所以能够长驱直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个体不独立，习惯于以别人的评价来衡量自己的努力。

　　装或者面具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身份焦虑。

　　中国人追求人的解放已有相当长历史，但从来没有经历过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真正洗礼，社会上具独立人格者仍在少数。

　　一直以来，对一个人的认知不是从独立个体角度，而是从他所在社会阶层或群体来判断。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属于哪个组织。

　　在规则失范的时代，个体原来所托庇的阶层解体，组织崩裂，个体的角色也因此而动摇，变得模糊不清。

　　这一过程失去的，除了物质上的供给，还有精神上的仰赖。

　　相对于原来稳定的生活，这是一种新的不确定性。

　　对于一个习惯依靠群体阶层来定位自己的人来说，不确定性是致命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

　　于是，人们的内心都困惑于在他人眼中我究竟是谁，急切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

　　装和面具，实际上是个体重新寻找“组织”，重新为自己定位的行为。

　　在资源垄断的社会中，只有成为垄断阶层的自己人，才能获取更多资源，事业成功的可能性才大。所以，戴上面具，让垄断资源的阶层认为是自己人，才可能与他们一起分享商业上或其他的成功。

　　装，或者假面生活，实际上是个体丧失独立性、没有独立价值还要硬撑后的一种“有病呻吟”，是绝望中寻找希望的“自我保护”，或自我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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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权社会是欢迎成功主义的。

　　天下英雄思想行为若能都向权威领袖靠拢，臣服于威权，这天下就稳定了。

　　所以，唐太宗在推行科举制度时，得意地说，从此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

　　他用科举之后的名利，诱惑着普天之下的读书人，能人贤士，皆弃江湖而就庙堂。

　　随之而来的，是一切唯皇帝唯威权马首是瞻。

　　皇帝威权代替了所有人的思想，其他人能做的，就是学习理解阐释皇帝威权的思想。

　　没有人能够而且敢于挑战皇帝威权。

　　行为方式一致了，思想观念统一了，人的个性消失了，心灵寂灭了，如果没有外患，统治也就稳如磐石了。

　　但表面稳定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但越来越多的人，再没有最初的真诚，而是为了免于恐惧，戴上了恭顺的面具，争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面具之下，是离心离德。

　　更怪异的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有时会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存在。

　　古人说，相由心生，面具戴久了，渐渐地，面具替代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人也渐渐地同化于面具，从分裂到融合，这一奇妙而可悲的旅程，可能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如哈维尔所言，“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

　　这种情形，正如哈维尔所述：就是连蔬菜店的卖洋葱土豆的经理，都习惯性地在橱窗里贴上政治标语了。

　　什么样的人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真面示人，不装不戴面具？

　　鲁迅说，唯有真的猛士。

　　真的猛士，是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价值观的人，他们不以别人的价值判断来评价自己，而是根据自我的判断来要求自己。今天来看，这种真的猛士，仍然稀缺。

　　单个个人的面具化，只是个体的悲剧。而当社会群体患上这种病症的时候，就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了，这更是社会的悲剧。个体与社会的悲剧交相强化，更让人们在悲剧的不归路上，一路狂奔。

　　在这条路上，个性被芟夷，创造力被去势。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群体的心灵和肉体的双重不自由，消灭了社会前进的动力。

　　唯有个体独立，面具被一一摘下，人们才能互相看到对方脸上真实的容颜，真实的和谐也将成为社会解放和前进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