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防火玻璃隔断厂家:长沙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7:33:19
长沙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在有着近30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长沙骤然发生，大火延烧五天五夜，长沙顿成一片焦土，成为20世纪二战期间世界上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然而这场火到底如何烧起来的，几十年来一直扑朔迷离，疑雾重重。
长沙文夕大火错综复杂，政治上难点多，史实上疑点多。这场大火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是什么人或什么组织接受了什么人的命令要实施这样一场震惊中外的焚城行动？有人下达过放火命令吗？究竟是谁放了第一把火？有着近30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长沙究竟遭受了怎样的灭顶之灾？至今被人们认定的一个恐怖谣传，是否真是引发当年这场大火的关键原因？究竟谁才是这场大火的真正罪魁祸首？数十年来，有关这些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
央视《长沙文夕大火》于2006年11月5日、6日、7日、8日晚上9：25分在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播出。观看后，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如下，与各网民共同探讨长沙文夕大火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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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档案的报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八（27）号第16卷”：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一月十三日晨，湖南省长沙市由于地方军警误信流言和自卫民众激于民族义愤，放火烧房造成火灾，延烧至同月十五日，繁盛市区，大部灰烬……
这是20世纪以来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大的一场特大灾难。它过去已经整整65年了，然而至今却鲜为人知……
鄂粤失守 三湘大地战事急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疯狂地对我实施残酷的“围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们纷纷逃离家园。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等地相继被日军攻陷。之后，日军分南北两路大举进逼三湘大地，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溃不成军。顿时，地处南北之间的湖南长沙变成了伤兵难民必经之地。全城人心浮动，局面相当混乱。各方人士都在关注着长沙的命运：是守卫呢？还是放弃？是打呢？还是一枪不放让给敌人？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更是焦虑万分。
11月7日，蒋介石来到长沙，就长沙局势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会上，蒋介石首先“检查”了武汉失守及没有彻底破坏的原因，然后确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并批示将湖南省府机关迁至沅陵，在邵阳设置行署，统筹战区政务，于11月15日开始办公。会后，蒋与张治中进行了秘密会谈。
据当时的长沙市主席楚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是迷信蒋介石的，认为他既来长沙，态度又十分坚决地表示‘抗战必胜’，时局是很有希望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那一套全是骗人的把戏。”原来，蒋介石这一次来长沙，并不是布置如何保卫长沙，抗拒日寇，而是面谕张治中火焚长沙，不惜以几十万人口的古城，作为“焦土抗战”的牺牲品。
风雨欲来 密令焚城御日军
11月初，湖南临湘被日军攻陷。紧随其后，平江、浏阳、岳州及湖北的通城、通山等地遭到敌机狂轰滥炸。长沙腹背受敌，危在旦夕。
11月10日晚7时许，张治中紧急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张治中一身黄呢军服，神情十分严肃。
“日寇进逼长沙，难于坚守，但长沙决不能资敌。为了削弱敌人的力量，我们要采取焦土政策，准备将全城焚毁，一点物资都不能留给敌人。”张治中态度极其坚决地说道。
屋子里显得很沉闷，大家都低着头抽闷烟，没有什么表情。好像这个会议不是征求大家意见，倒像是布置命令。
焦土抗战，古已有之，最辉煌的战例当数1812年库图佐夫自焚莫斯科大败拿破仑。
接着，张治中让徐权提出了放火的办法：“先放警报，使老百姓逃避后再用燃烧弹放火；这样就好像是日本鬼子烧的……”
“主席，全城焚毁可是灭顶之灾呀！”
看到有人表示不同意，张治中顿时怒容满面：“这件事我本不打算提出来，予可（徐权别号）却要我告诉大家。放不放火是军事机关的事，我们管不着。大家切不可在外面说。要是有人听到省政府开会商议烧老百姓的房子，那还成什么话！好了，不必说了！敌人未攻破汩罗、平江，不准放火。事情暂且就这样定下来，大家务必做好准备！”会议不欢而散。
11月11日，岳阳失守。日军沿铁路线向长沙进犯而来。长沙市内治安秩序一时更乱，人心惶惶，谣传四起，称“敌军离长沙已不足百里了”，“抗战是没有办法了，听说粤汉线以东区域都要放弃”。城内居民开始大批离开，十之七八的商店已经关闭，再加之省府也开始转移了，许多人开始感到恐怖的来临。
11月12日上午9时许，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训话的张治中突然接到蒋介石密电。这份从蒋介石侍从室发出来的代号为“文”的电报全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不敢懈怠，立即召集警备司令丰悌和保安处长徐权，让他们尽快拿出具体办法，并指定由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
下午4时，丰悌、徐权来到张治中处，拿出了焚城准备纲要。纲要共十三条：
第一条：日寇先头部队正在新墙河以北地区活动，长沙外围万一失利而决定放弃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
第二条：派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本纲要第一条规定的任务。
第三条：警备第二团和社训总队务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以班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第四条：湖南省保安处供给引火材料，警备团领到引火材料后，发到连，由连长控制，社训总队则发到中队，由中队长控制。
第五条：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湖南省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算起火命令。
第六条：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其次，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方准起火。
第七条：起火的秩序——警备团区以天心阁为中心逐渐向中山马路延伸火点。社训总队区从圣经书院逐渐向中山马路延伸火点。不准遍地同时起火。
第八条：警备团派出少校团副协助市电话局加强保密，不准泄露并利用市内民用电话组成通讯网。
第九条：不准封锁渡口，不准管制船只。
第十条：严禁趁火打劫。
第十一条：未完成任务，弃职逃走者，军法从事。
第十二条：警备团和社训总队收到警备司令部之书面起火命令后，方准以班（小队）为单位进入起火位置。
第十三条：本计划大钢业经湖南省政府主席批准，立即生效。
随后，三人商定由警备队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长沙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末了，张治中再三强调说：“必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才开始行动。你二人根据本纲要，做好细则，明日送来核定。”
突发灾变 千古名城成瓦砾
“敌人已在长沙十二里外发现！”
“长沙真的保不住了，听说日军浅水兵舰三小时之内就要攻进长沙！”
从12日清晨开始，各种各样的消息传遍了长沙城的角角落落。市内治安愈发混乱了。
从中午12时起，张治中陆续接到报告：“长沙市警察岗位全没了。”“有人看见警察整队开出去。”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原计划晚上将举行万人火炬游行。未奉命令，擅撤岗位，警察在此时出了问题，张治中大惊。他当即打电话质问警察局长文重孚是怎么回事。文重孚回答说：“只把几个不重要的地方撤去了，重要的地方还有岗位。警察只集合在几个地方，并没有走。”
“乱弹琴！限你两小时内恢复全体岗位。出了事拿你是问！”张治中大怒。他没有想到这个昔日爱生和旧部在关键时刻会变得这般无能。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当他再次打电话去找这位警察局长，准备与其一同上街巡查之时，警察局电话已断，无人来接，四下已找不着他了。
与此同时，以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到处抓车的事开始多起来，连地方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小轿车也一度被扣。街头开始听见散兵的枪声。以盘查为名，劫掠行人钱财的事也开始了。到晚上，全城戒严，谣传更盛，说汨罗已经失守，再加上文重孚手下的警察大批逃亡，人心更加慌乱。
在警备司令部，丰悌开始着手部署焚城准备事宜，只待张治中一声令下，“创立第二次焚城败敌的战例而名垂千古！”徐权以随省府迁移沅陵为由，督促徐昆赶紧领发引火燃料器材；徐昆也做好了演习准备，将全团分为24个放火队，当晚10时许，各种引火材料就发放到了各放火单位。至晚12时许，长沙各街道民房商店及重要设施，都已布满了引火器材；三五成群的戴有放火队臂章的武装自卫队正在挨家逐户泼洒汽油，有的还用生石灰在一些墙壁上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焦”字，格外醒目。
一座千古名城，犹如一座架满干柴的炉窑；一场世纪火劫，一触即发……
灾难发生在11月13日凌晨3点左右。
按照焚城纲要，放火队员们早在两点前就已进入各自位置了。他们都在等待着上级的命令。
“看！天心阁那边开始放火了！”有人突然发现距点火为号的天心阁不远的南门外有火光。
“是不是放火信号？”
“是不是？可能是吧！听说鬼子先头部队已攻进长沙城了！一定是上级来不及下发命令，行动提前了。”
“弟兄们，烧！”不知谁吼叫了一声。
神经本已绷得紧紧的放火队员们听到这一声吼叫，纷纷响应，不管三七二十一，引燃火种，挨门逐户敲几下门，算是最后通知屋内主人，便放起火来，霎时，冲天的火焰接二连三地升腾起来。冲动的兵民们，丝毫没有觉察到他们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像完成一件“壮举”一样，异常兴奋、异常活跃，积蓄多日的怨愤在一刻间如决堤的江水般倾泄而出。他们边大声吼叫着“鬼了们，来吧！”，边扬起手中的燃烧弹、引火棒向矗在眼前的一切建筑物上扔去。仿佛那些在大火中哭爹叫娘的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鬼子兵！他们似乎看见了日本人占领这座被烧焦的空城后的那一张张失望而狰狞的面孔……
一处起火，各地纷纷响应，转眼之间，东南西北到处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着火啦！快跑啊！”从睡梦中惊醒的人们潮水般地争相逃命，哭声和喊声响彻云天。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跑得太慢的、从前线下来的受伤的官兵、年老体衰的民众、不谙世事的孩子活活地葬身火窟……白天还喧嚣繁华的古城长沙，此时变得更加喧嚣，只是已如人间炼狱般，昨日繁华已不在，恐怖狰狞的气氛浓了千百倍……
浓烟蔽日的冲天大火将长沙城烧了个通透，一直烧了三天三夜才渐渐熄灭。
据史料记载，长沙原有四十二三万人口，八万余住户，战后人口增加了十万人左右，火前逃走了十之八九。假使大火再迟放一天，想必还能走一两万。然而12日晚8时开始戒严，市内的人们已不能逃出。火灾至少也造成了3万人丧生，烧伤者不计其数。财产损失根本无法统计。
因为11月12日的电报代号为“文”，大火又燃烧在深夜，故称为“长沙文夕大火”。
劫难惊心 三颗人头平民愤
“主席，主席，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13日凌晨两点才休息的张治中刚入睡不久就被副官王建成“啪啪啪”的扣门声惊醒。他慌忙披衣起床。
“是谁？是谁放的火？是谁这么大胆？去把丰悌给我找来！”看到城内漫天的大火，张治中怒声吼道。
少顷，丰悌来了。他是从被窝里给拉起来的。
“主席，我与徐昆都不曾下过放火命令。究竟放火者何人？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看到沿途的大火，丰悌的睡意早给惊到九霄云外去了。
联想到昨日文重孚擅撤岗位，几次打电话都联系不上，张治中气得青筋直暴。
“王副官，我讲你写。就目前局势做如下紧急处置：
一、手令丰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
二、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并派员持函往会英舰长，请他转知各外侨，代为慰问。
三、派保安团上街维护秩序。
四、令徐处长、丰司令及伤兵管理处汪处长，赶快对于伤兵难民，加以救济，并维护秩序，恢复交通。
五、与陈司令长官（陈诚）商量，设法恢复交通。
六、派保安第一团归蒋副司令锄欧指挥，担任火车上的装卸任务。
七、电呈委员长及何参谋总长。
八、派员并亲自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及主动者。
灾难发生后，三湘大地一片哗然。一时间责备、辱骂之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呼吁对张治中严惩不贷，以谢国人。四面楚歌中的张治中面对残垣断壁、冥冥中的无数冤魂，有口难辩。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对混乱中铸成的放火焚城一事更是痛心疾首。在初步了解事情的经过后，他沉痛地对张治中说：“这次灾难的根源是战争的失败主义，是军警民惊慌失措的恶果。”
在查明真相后，张治中与周恩来一起修改审订了《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两人也因此事而成为至交，这是后话。说明原文是这样的：
十二日深夜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民族义愤之所造成。……长沙既临战区，政府于事前有所准备，当为必然之事实。惟十二日夜长沙大火时，岳州虽失，而平江、汨罗以北阵线甚稳，长沙距前线尚有三百余里，军事当局不仅无命令破坏，且正调兵增加前线，而地方政府亦未下令破坏，然大火何以骤起？其原因：
（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
（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火灾之广，波及居民，损失之巨，殊为痛心，当局闻耗，立即采取下列处置：
（一）逮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办；
（二）拨付巨款，救济被难民众；
（三）调集重兵，加紧长沙防卫；
（四）改组地方军警机构，办事一切善后；
……
11月14日，蒋介石在南岳得知此消息后，匆匆赶至长沙，举行了军事会审。几天之后，丰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被处死刑。一场世纪浩劫不了了之。不久，张治中怀着痛苦而负疚的心情离开湖南去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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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相持阶段中的长沙七日
[ 作者：不详 | 转贴自：三联生活周刊 | 更新时间：2005-7-15 | 文章录入：咔樂 ]
1938年11月12日长沙：焚城之灾
记者◎王鸿谅 龙灿 秦风
“一触即发”:惊恐的城市
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就像时任市长席楚霖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
上午9点左右，由衡阳上行的火车宣布停开。几乎同一时候，蒋介石限一小时到达的密令到达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时任湖南省会警察局机要秘书吴世佶回忆，11月12日下午17点以前，“长沙市区并没有撤退和准备撤退的迹象，不过山雨欲来的传说和谣言时有所闻”。吴世佶记得那时候，他正和时任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一起吃晚饭，文重孚当时忧虑的不是战局的恶化，而是出现了与其职责相关的警察大批逃亡，“值班警察逃亡后，就加派一班人去执勤，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加派一班人去追，连追的人也跑了，约计已经陆续跑了好几百人”。文重孚两天前已经派人将家属送回益阳原籍，自己搬到警察局住宿，随身的一个小被包里，“仅有一条白布统被，一条白被单，一床羊毛毯和一个小枕头，此外再无他物”。
战况的节节失利，将原本是抗战大后方的长沙推到了抗战第一线。席楚霖在两个多月前的8月25日匆忙就职，他回忆，就在上任前一周，8月17日，“日军18架飞机第七次轰炸长沙，投弹100余枚，被炸20余处，伤亡800余人”，“前方又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形势更为紧张”。11月1日，湖南省市政府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政府迁往沅陵，市政府迁往邵阳。“仅有的交通工具被各机关占据，车站码头混乱极了，因争夺一个座位而相互斗殴，造成流血事件经常有之”。
从11月初开始的疏散，周立波在《三至长沙》中甚至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因为武汉会战失利之后，难民和伤兵源源不断地涌入，加上武汉的机关、工厂的迁移，长沙人口已经由30万骤增至50多万。如此庞大的人群转移，对于当时长沙铁路、公路、航运等所有可能的运力而言，是一次残酷而严峻的考验。时任军委会武汉行营警卫第二分队队副陈正描述，他11月9日上午8时率领所属乘汽车离开南岳前往长沙，平时从南岳到长沙最多不过两个多小时，可是这一次，他们花了将近12个小时，直到下午19时许才到达。因为“从长沙疏散出来的难民络绎不绝，路上非常拥挤”。
在迁移的慌乱中，人们等来的是不断恶化的前线战事消息。11月8日，日军侵入湘北，同一天，又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9日，日军进陷临湘，10日，占领城陵矶。11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岳阳，中国军队继续向南撤守。是日夜，岳阳失陷，湘北门户洞开。长沙城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战况打乱。
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的史说回忆，“到10日前后，街上已不像前几天那样忙乱，行人不多，黄包车一辆也没有了，连一个交通警察也看不见了，街头墙壁上到处用日文写着预备给日军士兵们看的反战怀乡的标语”，“商店开门的很少”，整个长沙城呈现一片凄凉冷落的景象”。到了11日夜间，长沙更加危急，一片混乱。还未疏散的市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纷纷逃向四乡。
而到了惶乱中的12日下午，也就是吴世佶和文重孚一同晚餐的前后，长沙米商李芸青回忆，“一些街道上便出现了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同时谣言四起，或说平江、汨罗均为敌人占领，浏阳已出现敌人骑兵，人心惶惶”。
“文夕大火”:失控的夜晚
11月12日晚上22点，战争阴云下的长沙城刚刚结束了一场肩负着鼓舞士气使命的庆祝活动，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一个即使在苦难中也不会被遗忘的日子。
席楚霖回忆，这天上午，湖南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纪念大会，晚上原本预备进行的万人火炬大游行，因为战事紧张，最后只由他率领市府所属人员及各社会团体人士约300人参加。
就在席楚霖忙碌着纪念日诸多活动的时候，接到蒋介石密电的张治中也在忙碌着，被他召集来的是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下午16点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当晚22点，引火汽油已经分发到各防火单位班。同一时间结束游行之后的席楚霖开始发现这个晚上的异常，“走到学院坪省政府，门岗已撤。屋子灯火辉煌，满地书报杂物，不见一个人影”。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大家都逃走了？既然要逃走还要我率市民火炬游行？”到警察局找文重孚，没有找到，只见礼堂里堆满了桌、椅、板凳。辗转从王伟能那里得知放火的消息，急忙赶到市政府，通知没走的赶快向邵阳疏散。等他由市政府奔回南门外回龙山住宅，沿途看见手执干柴和洋桶的军人三五成群，源源不断地由南门进城。
当晚零时，肩负放火使命的警备二团、社训总队均进入了准备位置。以讹传讹的谣言也开始在城里弥散。许权回忆，徐昆亲自把进入准备位置的草图送来时说，“市内议论日寇已经到了新河。我团下级军官看到省市政府、保安处、警察局都慌慌张张地后撤，埋怨没有安置他们的眷属。他们说日寇进南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担心同样被杀掉。”
而当许权就此请示张治中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没有放弃长沙，长沙东面和北面的敌人离长沙各有100多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陈诚都在长沙。蒋委员长正在调集军队加强防务。告诉徐昆不要惊慌，家属就地疏散，而后由省政府办转移。检阅按原定计划。”张治中指的原定计划，也是他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下达的指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
这是一段焦灼的等待，12日的深夜，更具体地说，是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打电话找警察局文局长，要求救火，文说:“警察都撤离了，消队员也撤离了。”可是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三处起火。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可麻烦的是消防队走了，谁能控制火势？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许权记得在打了几个重要电话之后，墙壁上的钟敲了三下，这时候看见的，是“全城火光冲天”。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半夜起火之时，两人急忙撤离，随身仅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湘潭，是时长沙已成一片火海。同样经历了火灾的还有郭沫若，《郭沫若传》在记述这段冒火脱险经过时如此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由于12日的电报代码为“文”，这场大火又被称为“文夕大火”。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政训处主任刘孟坚记录下的一个细节，是大火后先锋厅的钟楼有幸保全下来，当时这座钟楼上的电动标准钟正指4时37分。
“焦土抗战”:长沙的命运
12日深夜的那场大火，彻底改写了长沙的历史。作为几次大规模会战的大后方，长沙曾经呈现一派战略后方的繁荣景象。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大城市许多工厂陆续迁至，生意人骤增，湘江两岸工厂林立，商贾如云，沿岸靠满帆船及巨大木排。
事实上，早在11月12日上午那封来自蒋介石的焚城密电之前，长沙的命运已经被“焦土抗战”的决策注定了。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以致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备沦入敌手，为敌所用。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多年后回忆蒋介石不将焚城任务交给陈诚的原因:“照理，陈是军事长官，张是政府首脑，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及时作出决断。就因为武汉破坏不力，蒋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己的意图。”至于11月12日那封作为最后号令的密电，至今60多年再没有人看见过，有记者采访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时，听说早在“文革”中毁于一场大火。
长沙城的大火还在继续，11月14日，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曾正面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但奇怪的是，日军并没有紧接着进攻长沙，只是在大火之后，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于是12日的焚城真相，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11月16日蒋介石赶到长沙，下令速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并限两天内结案。曾参与长沙大火案审理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回忆，18日的审判结果，原本是酆悌处有期徒刑10年，徐、文二人各判7年，但专案组报呈最高当局后，蒋介石的批示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
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做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而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这种程度‘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
“可怜一炬”: 生灵的涂炭
11月12日的大火之后，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最早报道长沙的惨状，报道的标题正是《一片焦土之长沙》。这样的形容丝毫也不为过，原来繁华的南正街(今黄兴路)、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剩下的全是断壁残垣。如同《中央日报》社论所言:“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时任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八队队长的刘斐章回忆，11月16日返回长沙时，“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满街瓦砾，有的地方还冒着烟，有时还可以闻到谷物和尸体烧焦的臭气”，南门正街、八角亭一带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大商店高高的风火墙虽然耸立着，但所有的门窗已经烧尽”，车子走走停停，不得不经常下去清理废乱的电线和倒地的电线杆。看一看战后的官方统计，长沙的惨状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能力:政府各部门以及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工厂被烧毁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
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长沙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这半户是泰丰粮栈，位于草潮门，只烧掉一部分。其他粮栈米厂，仓储200余万石有190余万石被烧成灰烬。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与铺屋一同被烧毁;医院除湘雅医院外，全市公私医院均被烧毁。文物古迹，损失也十分严重。
长沙大火研究的先行者石柏林教授说:“自己人放火把长沙烧掉，如果不是从抗战大局出发，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这应当说体现了湖南人民为了抗战而勇于作出牺牲的一种献身精神，焦土抗战相对于当时的‘速亡论’和‘速胜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长沙大火深受其害的是广大的城市居民，当他们劫后余生返回市区时，绝大部分人早已无家可归。灾民们纷纷从火场中觅取烧焦了的树条木板、残砖破瓦及芦苇、竹篾等材料，搭起简陋棚屋，以为栖身之地。1938年11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召开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干部会议，决定派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和抗宣队、湘剧宣传一队和三队共200多人，组成善后救灾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挥下，善后工作突击队紧张抢救伤病员，抢救粮食和各种物资，清理街道，清查、掩埋死难者的尸体，开设临时供饭点，动员灾民回城重建家园，发放赈灾款等。
11月19日，火后长沙终于出现了最早的市场，其中有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12月21日《新华日报》报道，此时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均颇发达，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并组设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被阻隔的交通也逐渐开始恢复，长沙车站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
当流离的人们逐渐回到这片焦土之中，并准备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时候，灾难并未停止。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寇4次向长沙城大举进攻。并于1941年9月、1944年6月，两次攻下长沙城。长沙城再次惨遭战火的蹂躏。八年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长沙不下百余次，被炸街道区域极为广泛，计有文昌阁、清泰街、湘春街、北大马路、火车北站、福寿桥、六堆子、又一村、油铺街、荷花池、学宫街、兴汉门、西湖路、小吴门、半湘街、小西门河街、坡子街、藩后街、浏正街等120余条街巷。致使早已断壁残垣、满目焦土的长沙更是雪上加霜，城市面貌无复旧观。据1945年11月长沙市工商会所编部分统计表记载:“全市33个行业总计9016户，损失铺屋3663栋，货物财产价值折合银元106546700元。”这仅仅是长沙工商业能够统计出来的部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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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夕大火”造成的原因之一“文夕大火”是国民党焦土抗战的产物。
焦土抗战是李宗仁提出来的。1933年，当日军侵占东北威逼华北时，李宗仁写了《焦土抗战论》一文，宣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更是积极主张焦土抗战。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得到了国民党政府大部分要员的认同和积极支持。蒋介石在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中，即表示要“拼合全民族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
真的是这样吗？
根据《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暴风雨的前夕（1）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php?id=4498&volume=2&chapter=1
以下是李宗仁的回忆录节选：
值此时期，我们在西南，便觉全面抗战的暴风雨即将临头，蒋先生和中央虽一再拖延规避，最后还是无路可走，非挺身而出领导抗战不可。所以我们在广西建设的中心目标便是准备全面抗战，但是以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一旦全面抗战爆发，我们怎样才可以作有效的抵抗，以制暴日于死地呢？经过长时期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我于1933年草拟了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我这篇论文便是这一口号的来源所自。
在这篇论文里，我特地指出，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这便是我《焦土抗战论》一文的精义所在。“焦土抗战”一词的涵义，并非真个自行对所有物资烧毁一空，而是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以激励全民与敌人斗争。
文成之后，我即送给胡汉民先生，希望用他的名义发表。因胡氏是党国元勋，望重中外，以他的名义发表，更可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胡先生看过该文之后，承认我的看法完全正确，不过，他说，他是个文人，以文人谈兵，反令人有凿枘不投之感，而我既是一员握重兵的将领，倒不如由我自己发表。在胡氏敦促之下，该文乃由我自己署名，送交报馆和通讯社发表。全国各报竞相转载，成为当时舆论研讨最热烈的题目之一。
由上文可见，连“焦土抗战”的始作俑者李宗仁也强调，“焦土抗战”一词的涵义，并非真个自行对所有物资烧毁一空，而是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以激励全民与敌人斗争。
re:建国后，郭沫若在1958年写的《洪波...
建国后，郭沫若在1958年写的《洪波曲》中则认为：“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杆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图库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他一个火烧长沙市。”(《张治中回忆录》P272)对此张治中则十分叫屈，认为他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他本人并没有错，只是由于工作的疏忽，火烧早烧快了些。果真如此简单吗?非也。让我们拨开迷雾，还它本来面目。郭沫若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中，曾具体描述了这场大火的亲历——
《洪波曲》的第十五章的内容就是“长沙大火”。这段文字记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率领全厅人员退至长沙，遇上了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的“长沙大火”情况。这一段极紧急又危险的经历，在郭沫若心中留下了强烈印象。
民国时期的长沙，也是个小城。“老长沙”有句俗话叫“南门到北门，七里三分”，其时市区面积只有6.7平方公里，似还没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七里之郭”。面积如此狭小，偏又历遭兵刀水火，破坏惨重。1938年日寇攻陷岳阳、逼近长沙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焦土政策”，于11月12日深夜在全城纵火，这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文夕大火”，致使2万余人葬身火海，所有的建筑、房屋，除位于河西的岳麓书院得以幸免，十有八九皆付之一炬。因而，现在的长沙城或许可称之为一座新城，算来，城内最古老的屋舍，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三五成群的警备队每隔十家光景便是一队。一样的装束，一样背着枪，提着洋油桶和小火炉。街头的火已经更多了。天心阁都燃起来了。天心阁是长沙城内最高的地方，那儿一起火，便好像是举起了烽火的一样，全城的火在接一连二地升上。三五成群者更加活跃起来，撞门的撞门，开桶的开桶，都在准备放火。
公路上拥塞着逃难的人，拖儿带女，扛箱抬柜，哭的，叫的，骂的，裹着被条的，背着老年人的，负着伤的，怀着胎的，士兵，难民，杂乱成一片。喇叭不断地在叫，车子不断地在撞，狼狈的情形真是没有方法可以形容。
纵火一举，大抵是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只是日本人没出场演拿破仑，并没有进攻长沙市。于是乎只留下满城焦土、处处废墟，更烧死那么多市民，该由谁来负责？1938年11月18日，警备司令鄷梯、警备第二团长徐昆、公安局长文重孚被枪毙。长沙人埋怨省主席张治中，有人做了一副对联来讥刺他，曾广为流传：横披为“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对联把“张治中”三字嵌在联头，“五大政策”不得而知，“十万元”是国民政府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其实张治中是奉命行事，据后来的确实消息，张在12日上午9时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
在民族危亡、战乱纷频的年代，要在废墟上重建一座城市，是不可能的，既无财力，也无精力。然而，人总要有栖居之风，为了生存，长沙人只能因陋就简，构筑些简易的屋舍居住。老市长王蔚深告诉我，长沙的老房子80％都是竹木结构，用木头竖起屋架，用竹子编成墙垣，再敷一层薄泥，一粉刷就是一栋房子。旧时有人在黄兴路骑脚踏车，不慎车撞墙壁，竟把墙撞个窟窿，骑到别人家里去了。原来那房子表面装饰成水刷石，其实只是一层竹片墙。旧时长沙历来火灾严重，所以别的庙少，火神庙多；“文夕大火”系人祸，不必说了，城市早在元代就因火灾大毁了一次。城市基础设施甚差，没有下水道，排污水处还是明末清初的“八大公沟”，敞着流污水，臭气熏天。1948年有个奇观，时年长沙大雨，深巷积水一二尺深，小孩子都坐在木盆里在街上划水玩。
根据郭沫若与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接触情况，以及大火之后的情景，郭沫若在文中对张治中进行了很不客气的评述：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公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他（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其他若牵涉到张治中，郭沫若也以“党老爷”“官老爷”形容，并引用当时流传的一副对联来描写张治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
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
匾额和对联开首一字，嵌进了“张治中”的名字，内容又颇有讽刺意义。郭沫若对张治中的态度，于此也清晰可见。
“长沙大火”这一章，刊登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上。张治中在刊物上读到后，因为不仅牵涉到自己，而且描述也令他十分恼火。在他看来，“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有意歪曲事实，进行个人攻击”。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将此问题报告政府总理、也是长沙大火当时见证人之一的周恩来。后来想这可能会使郭沫若感到自己“告御状”，他便决定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以文字来澄清一些事实。
1959年元月7日，张治中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首颇有意思，称谓之下，是“您已入党，在您再度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首先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
张治中在略加回叙郭沫若对自己的描写后，措辞严重地说：“您这种对我的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
接着，张治中描述了他知道和经历的长沙大火境况。由于颇有史实价值，在此择要点略加引述：
1938年11月12日上午九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在接到这份密电的同时，还同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张治中这样描述他接到要焚毁长沙的电报电话后的心理及处理情况：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同时，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抗战的宣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抗战，徒然资敌，议论纷纷。您（郭沫若）当时主管宣传，对这种情形是必然知道的吧？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据张治中自述：“下午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我看了曾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警报———紧急警报，待人民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
可是，为何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大火突燃，且延烧两天两夜，使一座长沙城顿成焦土呢？此时日寇距长沙还很远，也并没有即刻进攻的准备；更重要的，长沙市民在毫不知情的境况下，突遭大火，损失十分惨重。关于此，张治中当时写有《长沙火变一日记》，后来写有回忆。他认为：这实在是一次非常的不幸事件，一次意外的、突发的灾变。”
在张治中给郭沫若的信中，这个“意外”、突发的灾变”记得很简练，在此不妨照录：
这件事情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然惟恐烧之不彻底，并没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就是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警察）局长擅离职守，市内谣言蜂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长沙大火后不久，蒋介石亲自赶赴长沙，对此事件举行了军事会审。会审结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被判处死刑。这就是郭沫若所引对联中“三个人头”的由来。
三
在大致描述了当时情况后，张治中对郭沫若回忆录中对他的描写，予以了反驳：
您说：‘他把周（恩来）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十二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十三日上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这份以张治中名义发布，曾经周恩来“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的《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开头是这样的：
此次湖南省长沙市，突于本（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二时许起火，延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余（张治中）对此次突发之不幸事件，事前毫无所知，其真相究竟如何，现正在严密彻查，以求大白。自起火以至现在，余始终未离市区一步，亲睹火势燎原，虽心欲扑火，而术无可施。对于我全市父老与伤病兵之流离呻吟，甚至葬身火坑者，一切惨状，皆所目击，不禁恻然心伤，潸然涕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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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回忆录第三节 长沙大火
抗战八年，有两件最使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汪兆铭甘心作汉奸，一件就是张治中长沙放火。汪兆铭的事上一节已经说过，这一节专谈一谈长沙大火。
武汉会战告一段落后，广州亦已陷入敌手。此时，敌人在战略上虽不再作速战速决的打算，但打通粤汉路，藉以切断我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的联络，却是因利乘便之举。为达成这项目的，敌人下一步的企图就是占领长沙。长沙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前人多有言之者。而今日在平汉、粤汉、浙赣、湘桂黔铁路通车后，长沙更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重镇。因此第二期抗战的重心，实以长沙的攻防战为之首。九战区于武汉撤守之先，即以长沙为后方基点；武汉撤守以后，长沙更成了九战区的心脏。我是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保卫长沙，自是责无旁贷之事。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上旬，敌军分路进迫湘北，九日临湘失陷，我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益阳等地，一面令饬沿江沿湖各军严密警戒，一面遵照委员长电令抽调各残破部队开至后方整补。其时敌军也需要整补，并无立刻大举进犯的能力，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我的前进指挥部原设平江，十一月十二日乃迁设长沙南门外土地堂之章宅，部署粗定，即于是日深夜，张治中就在长沙城内放起火来。
委员长自武汉撤守后，在衡山的时间多，并且还在衡山召集过一次军事会议。直到十二日我来之后，才赴韶关处理广东方面久延不决之要案。谁知我虽然来长沙，也并不能挽救这一次惨绝人寰的浩劫。
本来第二期抗战开始之前，确实有人提出过「焦土政策」的，以为这才是粉碎敌人「以战养战」毒计的根本办法。焦土政策也可以说是「坚壁清野」之一道。而所谓坚壁清野，中国战史上有过，外国战史上也有过，本不足为奇。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在应当如何实施上面。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理论，固不免失之于迂阔，但如仅仅为了坚壁清野之名而放火烧城，并不计较有无成效，致使万万千千无辜的人民作毫无代价的牺牲，这就谈不到什么计划或政策了，而是一种无可原恕的残暴。「为成功不择手段」，我们犹且以为不可，何况既不择手段，又不能成功，这岂是有天良的人所忍出此！有知识的人所肯出此！
再则在实施焦土之先，至少应先期有一次预告，不怕时间短暂到一天或半天，总要给人一点逃避的机会。而长沙这次放的火，不但不曾预告，而且在深夜中为之，全城四面突然一齐火起，居民在睡梦中闻警，多半只身逃出性命，仓皇中葬身火窟者达万余人。而逃出来的人于家破人亡之余，亦多痛不欲生，此情此景，尤使人不忍卒睹。
十三日大火整整烧了一天，十四日以后火势始渐小，直到十六日犹有未熄之余烬。
这场火是有计划放的，非常明显，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但是谁是火头？谁是主使者？却成了当时的一大疑案。起初重庆方面传说是共产党人放的，在军警林立之下的长沙，事实上无此可能。委员长于十六日由韶关亲临长沙巡视，我因职责所在，不能置身事外，乃于十七日上书自劾，书云：
委员长蒋钧鉴：此次长沙有计划、有组织之暴行，其惨状令人闻而心酸，何况目睹？影响所及，足使军心动摇、民众失望，显可成为抗战之危机。昨闻钧座莅临，实不胜喜惧。喜者，必有以昭示天下而挽人心也；惧者，此种惨状，钧座目睹，必增加烦恼与虑也。今数聆训示，仅及扫街、巡查、救护、警戒、收容等末节，则钧麾似无莅止长沙之必要矣。以职之愚，实深感姑息优容、讳疾忌医之非计，忧愤曷胜！窃维一切大计，钧座固自有成竹，今日职之态度，自知失体，顾心所谓危，不能不痛切陈之。尤恳明令处职以应得之罪，以慰湘民，而定军心，迫切陈词，伏维垂。谨此，敬叩钧安。
书上，委员长令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严惩肇事人员。二十日，军法会审讯结：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
以此为断，罪魁祸首应当是酆悌以下三人，但省主席张治中又为什么革职留任呢？倘因其为主使者，则罪应在酆等三人之上；倘如全不知情，似又不应有罪。于是街谈巷议颇不以此种处置为然，公开张贴文字诋斥张治中者，随处可见。有一副嵌入张治中姓名的联语及横额，最为一时传诵。联云：「治绩云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云：「张皇失措」。即就文字而论，亦是可传之作。
两大政策云者，张于到任之初，即宣布组织全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团，归他自己统率，此其一；再则就是宣布于寇兵进犯之时，实行焦土政策，此其二。这两大政策之前者，未闻有何交代，大概是说说算了。后者算是兑现了，但却是在寇军并未进犯之时付诸实施的，未免荒唐得出奇。
据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寇军于十一月十二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二百余里∣∣这一字之差是使他「张皇失措」的原由。一方面他自己赶忙登上汽车，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划行事。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文二人干起来，落得张治中事后因无凭无据而将责任推卸得一乾二净。十三日午间，我和张治中见面，他说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真亏他说得出口。
当大火责任难明之际，我的修养太差，常不免有愤愤不平的表示。十一月二十二日，委员长手谕训勉，使我非常感动，原谕云：
辞修长官弟鉴：此次到长，未将政治部整顿与充实计划，以及整军全部方案面商为歉。尚希详陈意见，总使以上二案能得一实施根据，以便进行也。最近吾弟情态，常思得机面道，而未得其时，但又不能不急道，俾能从速改正也。吾弟之长处，在能任劳任怨，与负责知耻，因此自以为直为能，不知不觉中常带骄矜侮慢之态，而外人且以为放肆横暴。故今年以来，无论上下，尤以同僚辈对之十分不满，而且怨尤日加，此最为吾弟代虑之一也。此次长沙火灾，无论如何，皆不能疑及于弟身，因此更不必避嫌避责。尤其在此时，对于负责之朋辈，必须全力协助善后，不能袖手不管，甚至要为人分谤代过，如此方是任大事成大业者之风态。且以吾弟今日之地位，此种大度包容之态度，实为必要，否则不能当大事也。中令由长官名义出示安民，而吾弟犹不肯为，此岂负责当难者之所为乎？又当武宁危急，而弟不能留驻防地，以定军心，将此重要任务，付之部下，此乃非在上者负责御下之道也。此次在长沙会议时，吾弟忽由平江回来，并言前方已稳定，而城陵矶方面，尤青（罗卓英）又报俘获甚多，敌被击退，故中以为前线真已稳定，而又有吾弟回长镇慑，乃中敢离长，急赴韶关，处决久延不决之要案。如果当时弟不回长，若知前方尚未稳定，则中决不敢离长。以文伯（张治中）慌张浮躁，不能当此危局，乃中所深知也。总之，吾人经此长沙大火之教训，全体上下，皆应引为戒慎恐惧，对内尤应和衷共济，不怨不尤，互助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长沙善后，更应同心一德，早日完成，以安定军心，而减少民众对我革命之痛苦与怨尤。此非某一人之责，而实为吾人共同之天职。总之，厚于责己，轻于责人，分谤代过，舍己从人，浑厚宽大，不矜不伐，是为任事负责者必备之素养，务希于此存养省察，期得圣神功化之用则庶几矣。顺颂戎祉。中正手启。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南岳。
委员长教我存养省察，这不是第一次，可惜我生性驽钝，对于看不过眼的人和事，总好较长论短，作是非臧否的批评，自不免开罪于人，以致遭受围攻。所幸委员长不为浮言游语所动，不因其有尺短，而轻弃其寸长，乃得奉命驰驱，始终如一。我和委员长的这种遇合，无论于今于古，均不多见。待罪海隅以来，亦既十有余载，抚今追昔，愧悔何极！然以垂垂老迈之年，虽欲补过，已有噬脐莫及之感！搔首问天，可为奈何！
委员长的手谕是二十三日发下的，其实在这以前，我早已采取紧急措施，替张治中办理大火善后多日，至手谕颁发时，诸事略已就绪。委员长要我备文报告处理大火事件经过，乃于二十四日报告云：
文夜长沙大火事件，迄今已逾旬日。此事之起因、经过，以及责任等问题，在钧座致孔院长电中，中宣部、政治部所发表之说明，及文白兄二十日告全湘同胞书，皆经详述。军警负责人员亦奉钧座令饬军法会审，将酆悌等三人处决。故真相业已大明。目前之问题，端在于如何善体钧座意旨与苦心，一致努力于善后工作，以求达成抗战目标耳。兹将职处理此事之经过，略陈如下：
当大火初起之时，长沙负责无人，情况异常紊乱，于抗战前途影响过巨。职以责任所在，故一面电呈钧座请示，一面即采取紧急处置，以恢复秩序，安定军心。当于大火之次日，调集人员指示办理救济，恢复通讯，维持交通，指派政工大队掩埋死亡军民、收容被灾民众与伤病员兵；同时令派俞济时为警备司令，并发给特别费两万元，责成办理善后。
大火十三日益猛，十四日始渐熄，全城尽为灰烬。被灾军民，惨不忍睹，损失情况，亦较明了。当以此种空前浩劫，实关系抗战与整个国家民族之前途，绝非个人问题，此理甚明。故始终抱定「只对事，不对人」之态度，以为处理此次事件之准绳。就事而论，则首先必须「明是非，负责任」。盖只有吾人本革命精神，负起责任，承认错误，然后才可以言平民气，定军心，才可以言办善后，图补救。否则只知讳疾忌医，一切自无从作起。此即所谓「民无信不立」也。同时，敌人广播谓我已自动放火，准备放弃长沙。因即对中央社发表谈话，一方面批评大火，谓破坏「必须有一定之时机，与求得相当之代价」；一方面即表示我方正决心保卫长沙，以打破敌人乘机谋我之妄图。
至与文白（张治中）兄晤面，系在十三日午间，当以大火事相询，彼谓完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令人感触万分！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今一旦疏忽，遭此巨变，吾侪除齐心共负艰巨外，更有何策？然文过绝非得策，亦唯有「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在积极工作方面努力求解决而已。故始终本袍泽之义，事事与文白兄协商。二十一日早又集合政工人员训话，指示宣传方针：大敌当前，不可暴露我政府之弱点。须以全副力量办理善后，不可彼此埋怨，妨碍救济进行。此次巨变之发生，并非中央与地方当局所下命令，酆悌负长沙警备责任，实应负责。如此方足平湖南民气。此后省政负责有人，且已成立善后机关，故职所调集之善后工作人员，除令其继续努力工作外，并嘱其绝对听命于张主席及善后机关之指挥。
钧座于大火后三日即亲临长沙，职不胜欣喜，盖此事之正确处理与认识，将由钧座昭示国人；但同时亦不胜忧惧，灾后惨状，钧座目之后，必益增其烦恼与虑也。十六日上午十时，钧座指示善后工作甚多，其一片关怀民瘼之情，令人感奋。所指各点，皆已与文白兄次第商办。是日晚，钧座复反复晓谕，此乃整个民族问题，非私人问题，大义凛然，益令职知所奋勉。十七日，钧座谕办之军法会审成立，当晚并手谕职以司令长官名义，出示安民，并肃军纪。当即遵谕照办，于次日印就贴发。计钧座莅长三日，大火问题即告解决。近接各方报告，长沙民众已陆续返城，附城市面已渐恢复，人心亦渐安定矣。
今所余者，厥为一致努力办理善后之问题。近得政工大队报告，及所附名册，计自大火迄今，除救护伤民，掩埋尸体，设难民收容所三处收容难民外，并登记难民证者三三○人，在疏散中安置者约四万余名。又设施饭厂三处，临时市场五处。今后自当继续扩大工作，交由省政府指挥。同时，仍积极负责发动所有机关协助省府善后工作，以副钧座期望之至意也。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 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 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 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 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 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 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 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 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 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
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 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 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 呢？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部队未参预战斗。此 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深入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 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当 时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国顾问都反对守南京。无奈委员长认为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不 守在面子上过不去，更兼唐生智别有用心，随声附和，乃决定死守南京这战略上的死地。孰 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形之下，优劣悬 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我大军十余万简直被无故糟蹋掉了，岂不可惜。 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优势敌人本 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 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 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二十七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鄂东时，敌人 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 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 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 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复杂， 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 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 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卒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 所亲自参预，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 就不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 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 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 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 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 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 人火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
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 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 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 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 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
但是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困于滇西、缅北 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 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不特未能抢先一步，等到共产党已打下基础，我们 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为时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 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其用意 实在此不在彼。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 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 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 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 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 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 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 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 了。
凡是中央系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玻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 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 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 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却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 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 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罢？”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 了。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象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 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图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 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踉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 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 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 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 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二十六年十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 “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 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 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 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 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 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读后感：
重新认识了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张治中，文白不白；一个是薛岳，伯陵不可陵。
张治中似乎比薛更有名气，因为在最后一次国共谈判、我军渡江作战前夕，他被周恩来成功策反，后来还担任了一系列国家职务。后者则是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的败将。张治中通过我党各种媒介的宣传，一直是比较正派、儒雅、传统的爱国人物，而且似乎还很有才。但据此片人物访谈看，评价很不好：个人主义严重却无统军之能，为人还很势利。
这两点可以通过历史得到佐证：一是他年纪轻轻，并无建树，却很快飞升到湖南省主席的位置上，不是靠势利为人靠什么？二是长沙文夕大火，竟然是他指挥犯下的大错！在敌人离长沙还有100多公里的情况下，竟然敌人未来先自乱，一把火把大半个长沙烧个精光，不仅未取得丝毫阻挠敌人的效果，反倒把2万伤病员和市民活活烧死、数10万市民无家可归，遭到全国一致申讨；这还不算，此公事后并未引以为咎，反以枪毙三个部属来推卸责任——真是无勇无谋的酒囊饭袋！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薛岳将军。在长沙大火把全国士气弄得极为低落，甚至蒋介石都无心抵抗的情形下，薛岳毅然顶住了蒋的“迟滞敌军然后撤退”的军令和陈诚、白崇禧的亲临督戒，慨然要求在长沙与敌决战。“如战胜，则是国家和蒋委员长之福；若战败，则我当自杀以谢天下”——何等的英勇果决！
真是在他的极力坚持下，蒋介石同意了在长沙与日军会战，并且取得了中国对日战争的第一次完胜。从全局来看，这次会战无疑是我们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本来已跌落谷底的我国军心民心的一次重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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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点一根据焚城准备纲要，焚城命令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满足这四个条件方准起火。
但在后来张治中与周恩来一起修改审订的《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
（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而1938年11月13日凌晨二点，只是南门某处起火，不到一个小时，全城全部着火。这就产生了疑点，焚城纲要到底有没有贯彻到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执行放火行动的军人到底知不知道举火有四重规定,要看到起火信号后方准起火？
如果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的军人们接到了焚城准备纲要的通知，清楚了起火信号应该是首先，听警报，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方准起火。则可推断《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明显有错：
（一）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谓"军令如山"，如果你不服从，那么一旦打起仗来，军官说东，士兵走西，那还得了。当时地方军警是要严格遵守焚城准备纲要的规定才能行动。
（二）即使某些自卫团员违反规定，擅自放火，但作为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第二团的军人们，是不能也不会人云亦云，跟着感觉走的。难道当时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第二团全体官兵都喝了迷魂汤，全都忘记了焚城准备纲要的规定吗？
二、疑点二
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接到命令当天，徐权以随省府迁移沅陵为由，督促徐昆赶紧领发引火燃料器材；徐昆也做好了演习准备，将全团分为24个放火队，当晚10时许，各种引火材料就发放到了各放火单位。至晚12时许，长沙各街道民房商店及重要设施，都已布满了引火器材；三五成群的戴有放火队臂章的武装自卫队正在挨家逐户泼洒汽油，有的还用生石灰在一些墙壁上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焦”字，格外醒目。
长沙米商李芸青回忆，“一些街道上便出现了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
这就产生了第二个疑点，张治中到底有没有规定检阅时的检查标准？是检阅放火队员是否准备好了焚城燃料物料，还是要检查放火队员是否已经挨家逐户向房屋泼洒了汽油？
三、疑点三
根据陈诚回忆录，长沙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前人多有言之者。而今日在平汉、粤汉、浙赣、湘桂黔铁路通车后，长沙更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重镇。因此第二期抗战的重心，实以长沙的攻防战为之首。九战区于武汉撤守之先，即以长沙为后方基点；武汉撤守以后，长沙更成了九战区的心脏。我(陈诚)是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保卫长沙，自是责无旁贷之事。
我的前进指挥部原设平江，十一月十二日乃迁设长沙南门外土地堂之章宅，部署粗定，即于是日深夜，张治中就在长沙城内放起火来。
这就产生了第三个疑点，身为九战区的司令长官的陈诚，事发当天已随前进指挥部迁设长沙南门外土地堂之章宅，竟然都不知道有焚城计划。而在事发之后陈诚一直坚持是张治中长沙放火。
同时，陈诚还有以下疑惑：
这场火是有计划放的，非常明显，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但是谁是火头？谁是主使者？却成了当时的一大疑案。起初重庆方面传说是共产党人放的，在军警林立之下的长沙，事实上无此可能。
二十日，军法会审讯结：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此为断，罪魁祸首应当是酆悌以下三人，但省主席张治中又为什么革职留任呢？倘因其为主使者，则罪应在酆等三人之上；倘如全不知情，似又不应有罪。
据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寇军于十一月十二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二百余里∣∣这一字之差是使他「张皇失措」的原由。一方面他自己赶忙登上汽车，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划行事。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文二人干起来，落得张治中事后因无凭无据而将责任推卸得一乾二净。十三日午间，我和张治中见面，他说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真亏他说得出口。
四、疑点四
11月12日上午9时许，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训话的张治中突然接到蒋介石密电。这份从蒋介石侍从室发出来的代号为“文”的电报全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中正文侍参。”
蒋介石密电中强调："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这就产生了第四个疑点，长沙失陷的标志标准是什么？张治中有没有明确？是汨罗失守，还是日军越过新河进入长沙？
当时日军离长沙还有一百多公里，张治中为什么要急着下达焚城一级准备命令？
只能这样解释：张治中年纪轻轻，并无建树，却很快飞升到湖南省主席的位置上，不是靠势利为人靠什么？照理，陈诚是军事长官，张治中是政府首脑，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及时作出决断。就因为武汉破坏不力，蒋介石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己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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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13 10:14 | 只看该作者 re:张治中罪大恶极!
张治中罪大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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