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玻璃窗:朱佳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在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意义（第五讲）

朱佳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在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意义（第五讲）

2009年10月13日 13:40:00   来源：中国出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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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6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或全会），既是历史，也是现实。说它是历史，因为它距今已30年；说它是现实，因为它至今还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还在不断为人们所谈论、所纪念，还在作为党和国家校正前进方向的基准点。

改革开放是三中全会揭开序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三中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和当代中国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在三中全会上实现的。对此，人们早已了解，并形成广泛共识。但是，这一转折是怎么实现的，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对于这些问题，人们的了解仍然不够具体，认识也没有那么统一。

一、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和特点

1、关于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

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可以归纳为六条，即：第一,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同意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三，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四，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第五，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第六,加强和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九人（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六中全会又根据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的新进展（主要是华国锋不再担任党中央主席），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从新的认识高度，将三中全会主要成果明确概括为八条，即：第一，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第二，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三，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四，停止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五，提出了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六，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第七，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第八，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议》在列举了这八大成果后写道：“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30年后的今天，如果回过头对三中全会的成果再作进一步归纳的话，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说三中全会实现了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①]三中全会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有6个人，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由于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所以，中央工作的实际主导权已从华国锋手中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另外，汪东兴在会议期间作了书面检查，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在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职。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夕，华国锋也提出请求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得到会议同意。所以，邓小平所讲的三中全会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指也只能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明确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②]

对于三中全会路线，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党的十三大之前虽然没有把它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这些基本意思已经有了。例如，公报提出：在思想上，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政治上，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了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及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更加凸显出来。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在会后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要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制度化。

由此可见，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促使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搞什么指导思想多元化、经济制度私有化、政治体制西方化，使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融入资本主义的体系。搞清楚这一点，才能搞清楚什么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什么叫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

2、关于两个会议的基本特点

首先，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和开始时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会议刚进入第3天，陈云便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现在干部、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顾虑。接着，他提出了6个影响大或涉及面广、需要由中央考虑决定的冤假错案和问题，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的历史遗留问题，彭德怀的骨灰安放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但又不便于说的问题。因此，这篇发言在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代表们纷纷表示赞成他的意见，同时加以发挥和补充。华国锋在紧接着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会议由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转入讨论农业文件。但代表们并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而是依旧热烈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延伸到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和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意见，对中央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建议，等重大现实问题。

鉴于会议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会议开始不久后出访回国的邓小平，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力促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与会代表所提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宣布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予以平反，决定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部文件，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央组织部审理，对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交由地方自行解决。这次会后，胡乔木在小组发言中又提出，真理标准问题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政治问题，建议华国锋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作一个结论，以便统一全党思想，澄清国内外各种猜测。于是，华国锋在第四次全体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又就“两个凡是”的提出作了自我批评，对没有能及时解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分歧作了解释。

会议对原有议题的突破和取得的进展，使邓小平会前请胡乔木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为他准备的讲话稿显得不再适用。会议临近结束时，他针对会议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亲自草拟了讲话提纲，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研究经济建设上的新情况，解决经济管理方法、管理制度改革上的新问题等。这篇后来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工作会议作出了深刻总结，为全党指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并列入三中全会的学习文件，成为全会事实上的主题报告。

三中全会原定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后提交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年的计划安排，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实际上除上述内容外，主要是确认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其次，会议持续的时间长，解决的问题数量多、分量重。

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原定开20多天。三中全会原定与中央工作会议间隔十来天，在12月10日开，会期3天。但工作会议讨论十分热烈，不断有新问题提出，使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实际开了36天。全会则在工作会议结束2天后召开，会期也比原计划延长了2天。两个会加在一起共41天，把它们合起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12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算起，到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决定，共14天，可以看作是发动阶段。其间主要讨论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

第二阶段从11月26日到12月13日，共18天。可以看作是深入阶段，其间主要是开小组会，议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对中央个别领导提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建议。

第三阶段从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到12月15日下午工作会议结束；再从12月17日三中全会召开小组召集人会议到12月22日全会闭幕，共7天，可以看作是总结阶段。其间主要讨论邓小平的重要讲话，酝酿增选、增补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名单，同时继续发表前两个阶段没有讲完的意见。

再次，会议气氛生动、活泼、热烈，真正做到了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开始时，还有扣压简报的事情发生，但当代表提出意见后，情况很快变了，基本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简报有闻必录，印发及时。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评价中央工作会议时指出：“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③]陈云在全会闭幕会上的即席讲话中也说：“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种种干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④]他们这些话，高度概括了会议的真实情况。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有的。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伟大转折的直接原因。它说明，三中全会的胜利并非自然而然取得的，而是与会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支持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争取到的。

二、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主要不是全会公报所讲的那些内容；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那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事先也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那样一个结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是偶然的、突发的，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呢？应当说，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把它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放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国际、党内党外、主观客观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就会看出，这个转折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即使那次会议未能实现这一转折，此后的会议也一定会实现这一转折。

1、转折的客观条件

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揭发、批判、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得到了部分进行。但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不仅未能顺应党心民心，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系统清理在党内已持续很长时间的“左”的指导思想，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再拖延和阻挠恢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并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在粉碎“四人帮”后焕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起党内外同志的广泛不满。因此，要求尽快解决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文化大革命”及此前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评价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及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四化建设的呼声，变得日益强烈。

那两年，大部分地区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混乱状况已被制止，国民经济开始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但华国锋在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又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使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失衡，违背了人民要求尽快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犯了急于求成的急躁冒进错误。他虽然看到了国外技术的进步和中美、中日关系解冻后西方在对华贸易、投资方面出现的新形势，提出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但不考虑国内对引进的配套和消化能力，也不考虑还债的能力，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同样是急躁冒进思想支配下的表现。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在经济工作中认真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对国民经济进行一次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另外，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对粮食征购下达的过重任务，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一亿多农民有待解决温饱问题。在城市，“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实行上山下乡政策而累积的约一千多万知识青年有待返城安排就业，加上其他新生劳动力的出现，使国家已无法单靠国有企事业单位满足就业需求；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的经营方式，也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呼唤对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2、转折的主观条件

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头两年，通过部分平反冤假错案，使许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方针、按劳分配问题、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争论，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很大宣传，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克服“两个凡是”的错误、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舆论氛围。这一切，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陈云那篇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议程的发言，才可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邓小平在会议期间的运筹帷幄、因势利导，尤其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才可能发挥出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会在1980年初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⑤]

三、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1、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不是党的领导工作一般意义上的转变

自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曾有过多次工作重点的转移、指导思想的转变、发展战略的转折。其中有的正确反映了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则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有的转得比较顺利，有的则因为种种原因转得不够顺利，甚至中途出现反复。与以往相比，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无疑带有更根本的性质；实现的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发展战略的转折，也无疑比以前深刻得多。究其原因，除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在于这次转移、转变、转折，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以下两个新的认识基础之上。

首先，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上。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一致拥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在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解释上则是有分歧的。华国锋在开幕时的讲话中说，重点转移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并提出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实现重点转移。所谓“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解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质疑。胡乔木在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发言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该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这篇发言被简报全文刊出后，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阐述。他说：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了，今后看一个部门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⑥]三中全会公报吸收了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⑦]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这个意思显然已经有了。正是这一认识，赋予工作重点转移的命题以更大的科学性、稳定性，使它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他指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问题，“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⑧]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⑨]他的这些论述，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错误性，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其次，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的新认识上。

这里说的管理体制，既包括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既包括国内的经济体制，也包括对外经济联系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加快工业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有对苏联经验的盲目学习和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可以自觉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思想的不准确理解；有用较短时间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丰功伟绩，也有经济效益不高、对市场反应不灵活、人民生活不够丰富多样等弊端。在对外经济联系上，由于西方的全面禁运和经济封锁，建国初期只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以后与苏联关系破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开始增加，但总体规模也不大。在政治体制上，建国后长期延续战争年代的做法，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对民主与法制建设不重视，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上越统越死，对外经济联系的门越关越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严重破坏，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也得不到保障。粉碎“四人帮”后，开始从经济与政治管理体制的层面上思考过去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逐步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不准确的认识。

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已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开放的思想。例如，邓小平曾指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⑩]又例如，陈云在长期思考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基础上，于三中全会前后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工作会议才可能对经济体制和对外经济合作进行深入讨论，全会公报才可能提出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

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三中全会前，对政治体制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想。例如，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前指出：“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法制确实需要建立和健全，民法、刑法要搞，但都没有搞成。……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11]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三中全会才可能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全会公报才可能写上：“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12]

以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管理体制问题的新认识，不仅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认识相对立，而且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这种认识上的不同，使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与以往的转折产生了重要区别。看不到这种变化，混淆它们之间的区别，就难以理解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难以说清楚为什么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

2、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性质的转变

现在有一种观点，把三中全会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相提并论，说它们是中国近代以来两个最伟大的事件；或者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与1840年至1949年的历史相提并论，说它们并列构成了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在抬高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但由于它无视和抹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割裂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形态上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必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主观臆造，在实质上贬低了三中全会。对此，只要看看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待以下两个问题的态度便清楚了。

首先，在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上。

早在三中全会上，我们党就明确，改革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事业得以继续发展，而不是要取消社会主义。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3]全会公报也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14]会后，邓小平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15]他在1980年初所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又说：“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16]

其次，在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重要讲话中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17]这个论述的精神，后来写进了三中全会公报。《历史决议》进一步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18]

3、全面贯彻三中全会路线是改革开放最可靠的保证

自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在对改革开放进行的历次经验总结中，始终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结合这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放在所有经验的核心位置，称它为改革开放“最可宝贵的经验”，“最可靠的保证”。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总结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提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等“十个结合”，并且指出：这些是“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19]会后不久，他又对这“十个结合”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其中“前三条是管总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20]

目前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二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8亿人一直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主导着国际经济之外，余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50多亿人口，要么早就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要么也是在向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向过渡。如果说改革主要是以市场化为取向，开放说到底是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么多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国家及地区中，唯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呢？尤其考虑到中国人口负担重、经济基础弱、气候条件差、人均耕地和各种资源相对贫乏、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等不利因素，这个问题就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知道，中国近代以来曾丧失过很多发展机遇，但有两次机遇被我们抓住了，实现了自身跨跃式的大发展。其中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如果说第一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话，第二次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改革开放，而在于改革开放是否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

对于中国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取得改革开放成功的“奥妙”，许多发展中国家渐渐看明白了，西方敌对势力自然也很清楚。他们为了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了消除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的影响，与中国国内各种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把攻击的矛头都对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他们在经济上竭力兜售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集中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竭力贩卖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意识形态上竭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妖魔化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他们有时甚至显得比我们更加关心改革开放，一有风吹草动就造谣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要变了。对此，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21]

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从反面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如果脱离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导致失败。当年戈尔巴乔夫搞的改革，正是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22]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错用了新自由主义药方，在政治改革方面错用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药方，在意识形态方面错用了多元化、公开性的药方。在这种形势下，苏共怎么可能不下台，苏联又怎么可能不解体呢？近些年来，俄罗斯执政者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并逐渐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等方面，调整苏联解体初期的政策。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对我们《光明日报》的记者说：“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我对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在这些方面，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是出色的。”[2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三中全会刚巧处在这60年的中间。它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也是一次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会议。它上承的是新中国头30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下启的是后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其未来的发展。30年来的实践说明，不改革不开放，生产力发展不了，社会也不可能稳定，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同时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生产力也要遭受破坏，社会就要分崩离折，中国同样是死路一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践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今天，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按人均计算只有2700美元。我们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最根本的保证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条三中全会的路线，并把它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页。

[④]《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0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

[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25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1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6—837页。

[19]《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0]《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8日。

[21]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22]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出230页。

[23]摘自2006年9月3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