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阵型中文版:王迅:固执又顶真的复旦“老四”

王迅:固执又顶真的复旦“老四” 文汇报首席记者  姜澎
    在复旦未退休的老师中，我算是第四老的。章培恒先生去世后，我变成了第三老。以我的年龄，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求，只希望能够尽我所能，使学术在学校里能够得到真正的尊重。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王迅
   
    这两天，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王迅终于心定了一点，因为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在历经半年多的曲折后，终于成立了。
    重组学术委员会成员班子，王迅是积极推动者。在新成立的学术委员会中，他这个前任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而在新当选的成员中，也没有一名校领导。新一届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全体教授投票产生，参选对象只需要符合唯一的一个条件——必须是现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教师。
    中科院院士王迅已经年过77，被复旦的老师们认为是“最敢于直言且最淡泊名利的人”。他每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上班，亲自给本科生上公共课。除了教学，他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推动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改革。
    但在另一些人眼中，王迅却显得固执且不近人情。有学校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都很‘怕’王先生，因为他固执又顶真。”
    但正是这份固执和顶真，使王迅一直身体力行地尽自己的力量，坚持他所认为的“真”。所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能看出，他的一切执著，只是为了推动学术进步。
   
修改章程，让学术委员会远离行政
    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章程上，原先那句“本章程解释权在校长办公会议”被删除。
    去年年底，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校领导不能在校学术委员会任职，必须把学术委员会还给学校的教授们。而这一点，恰是王迅一直以来的看法。
    在复旦大学，物理系是全校第一个实现教授治系的，而王迅正是背后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直言：“我对物理系最大的贡献就是没有贡献。”对于学校层面的学术机构，他持同样的看法。
    在杨玉良校长公开表示校领导要退出学术委员会之后，顶真的王迅开始查阅他已经担任10年委员的校学术委员会的运行情况。他跑了好几次学校档案馆找相关资料，结果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这届学术委员会从2001年6月成立到2010年底，只开过两次会，其中一次还是去年10月份的委员换届会议。按照规定，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只有4年，可他这个委员已经担任了10年！他在调查中还发现，很多教授居然不知道自己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至于院系的学术委员会成员，那“知晓率”就更低了。
    王迅开始推动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选举，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章程中的废话、官话和套话都删除”，首当其冲被删除的一句即是：“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在王迅看来，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和能否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毫无关联。
    校学术委员会的章程中，被删改的还有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条件。过去，章程给成员身份划了等第，比如同样是教授，但有院士、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江学者等区别；而新章程里，当选条件只有一个，即现在在教学和科研岗位的人员都可以参加学术委员会成员的评选。
    此外，章程还取消了原先的“本章程解释权在校长办公会议”一句。王迅说，“大多数商业欺诈行为免不了要拖上一句‘解释权归商家所有’。上面那句话不删掉，就降低了学术委员会章程的公信力。”
    为了淡化校学术委员会的行政色彩，其下设的5个学术分委员会也不再设主任，只设组长和副组长。因为“一设主任或者副主任，听上去就和行政级别挂了钩。如果只有组长，当选者连印在名片上都不好意思吧。”
    在王迅这样的教授眼中，学术委员会是学者的组织，是以学术为主要工作范围的组织。“如果是学校行政班子换届，校长要担任主任，大家都认为只有校领导才了解学校的情况。但学术委员会不管学校的人、财、事，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校领导参加呢？让有学术背景的校领导加入学术委员会，学术领域又如何实现完全公平呢？”
    或许是动静太大，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很快遭来异议，有人认为它不太合乎规范。王迅忍不住辩白：“学术委员会这么多年来名存实亡，根本没有人关心。可为什么一成立新的学术委员会就会有那么多人质疑呢？”他一再强调，学术委员会不管学校的人、事、财。
    今年4月，复旦大学的前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原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签署了公告，宣布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新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复旦医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闻玉梅，还有四位副主任分别是中科院院士洪家兴教授、中科院院士王威琪教授、管理学院郑祖康教授、哲学学院俞吾金教授。同时，该公告还启动了复旦各院系学术委员会的民主选举程序。
   
四次写信，把校领导“请”到主席台后排
    大学领导在主席台上“排排坐”正常吗？王迅连写四封信和校领导“交心”。结果，今年的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让出第一排座位，主动坐到了后排。
    今年7月初举行的复旦大学2011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所有的校领导没有像往常一样在主席台第一排就坐，相反，今年坐在第一排的是学校的教授们。
    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是王迅四次给校领导写信的结果。“老实说，学生在校四年或更多，没有看见过许多校领导，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并没有什么了不得；而从未看见过学校的许多名师、记得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事迹，对学生来讲才是莫大的遗憾，对学校来讲也是种悲哀和失败。”
    去年年底，王迅有感而发地写了一篇名为“是不是在主张官本位意识”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学校每次开会，主席台上都是按职务高低排好座位，每次都是校长开头做报告，书记最后总结发言。即便是学生的毕业典礼，也是领导排排坐。“为什么不可以在主席台上只坐一位主持会议和讲话或授予学位的校领导，让出位置邀请我们学校的教学名师、优秀研究生导师和优秀辅导员……”
    这篇文章，王迅群发给了物理系的老师们。因为在复旦物理系，老师们已经形成了通过电邮讨论各种问题的习惯。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教授们的回复邮件——
    “联想到前段时间读到的关于周同庆老先生的回忆文章。说上世纪50-60年代，王零动员周同庆入党，周老说，请给我一本党章看看，学习后答复。几天后，周老答复，我不能入党。因为党章中有一条：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我做不到。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人吗？”
    “唉，说啥呢？借一段子聊作评论。问题就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
    “不管在哪里，把学术的官当成政治的官来做，都是可悲的。”
    “大学校长本来不应该是官，是什么使得他们离群众越来越远？是风气变坏了，还是时代进步了”……
    还有一位教授给王迅回复时表示“从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对此，王迅也不免感叹，“60后以及更年轻的师生，确实从长大成人起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这种模样，我只能叹一声‘可悲’。”
    教授们的回复让王迅再也按捺不住，他索性动笔给学校所有领导写了一封信。“我所不满的现象在社会上也相当普遍，只是作为引领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大学不应该这样。不过单单是发泄牢骚于事无补，我想到了是否将短文寄给媒体、上学校的BBS、登到网上的博客等等……我希望您们花费3-5分钟时间看完我写的短文和摘录的部分教师的评论。并恳请您们都能再花3-5分钟给我一个回应：写两三句话或发给我一个电邮，批评、解释、表态、召我面谈都可以。有人认为写了也是白写，但我觉得只有这样做了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党性，我愿意做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小卒子。”
    邮件发出后，王迅很快收到校长杨玉良，常务副校长王卫平，副校长蔡达峰、陈晓漫、桂承浩，副书记王小林、陈立民、刘建中等8位校领导的回复。有校领导表示：“学校行事处处模仿政府，令人厌倦。学校的领导，无论校长还是科长，都是为教职员和学生服务的，动辄摆官架、论排位，是学校行政化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改进”；“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高校‘去行政化’就应该从这些貌似小事做起。我的印象当中，即使在文革中，我念‘工农兵学员’时，也没有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无聊的形式有向院系蔓延的趋势。一定要尽力杜绝此类现象。”
    但10天后，王迅又执着地写了第二封信，原因是还有4位校领导没有给他回音。“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期望能了解领导们对这封信的看法。这封信是不是偏激过分？教授们的评论说错了话吗？我们该不该用电邮群发对学校评头论足？你们不对我的信作出任何回音，我想这种冷漠无疑是教授们在复旦的地位和尊严的真实反映。我是一个77岁的老复旦，现在学校尚未退休的最老的4位教职工中，只有我每天能到学校来做些教学和业务工作。我平时常常以此自得其乐，很不愿意拿它来倚老卖老，更不愿意用院士的头衔来倚势压人。我其实已是一个风烛残年之人。我写信批评校领导，结果尚且如此，那么普通教师如果向学校领导反映什么、建议什么，其结果可想而知……”
    随后，因为各种事务尚未来得及回信的校领导陆续给王迅回信。有校领导坦陈：“开会时领导排排坐，我也一直深恶痛绝。到学校工作后，由于职务需要，不得不‘从善如流’，或是坐在第一排做‘道具’，或是坐后排做‘背景’。……但是教授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行政以为教授服务为最高目标，大学任何人都不应该以其行政职位和权力凌驾教授之上。……陋习不改，必定宽严皆误。”
    校领导随即承诺，将让党委办公室研究出一套合理的规则，到时候再来征求王迅的意见。于是，王迅非常顶真地等待答复。到了今年5月份，他又一次提笔给领导写信询问结果。此时，学校党办负责人找到了王迅并正式告诉他，学校今年从毕业典礼开始做起，校领导将不在主席台上面排排坐了。
    7月2日，复旦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领导们果真坐到了后排。
    “也许我这样锲而不舍，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实在不愿意看着大学向着越来越官僚的方向发展。”王迅的思绪禁不住回到了从前。“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开全校大会，也就是校长或做报告者一个人在台上，最多有一个主持人。有一次，上海市委副书记、原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来复旦做报告，相辉堂台上也就他和主持的王零二人。我在北大的时候，听校长陆平的报告时，也是如此……”
    而眼下，当越来越多的大学院系都开始充斥一切以行政为导向的做法时，王迅认为，“向学生传达的这些信息，实在有违大学精神”。
   
拒绝“被谈话”，教授治校权力不可放弃
    “教授有许多治校权力。如果我们自己放弃它，谁也不会主动送还给你。”
    复旦物理系是全校第一个完全实现教授治系的院系。在这个系，王迅曾经被称为“学校最有名的代课教师”。物理系的课，如果教授们有急事上不了，就会由王迅代课。而不论是本科生还是青年教师，有人向他求助，他总是来者不拒。连物理系的学生看到什么王迅可能感兴趣的文章，也都会想着寄给他看看。
    但就是这样一位谦和的老先生，有时候却显得十分“不近人情”。
    今年年初，学校组织部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到物理系找10多位老师，就系党委正、副书记改选的候选人名单征求意见。当王迅得知，老师们仍然要按照老规矩轮流到物理楼216室，挨个等候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谈话时，他拒绝了。这位只愿意让人称呼他“王老师”且从来都不愿意让人称他为“院士”的老先生，又较真了——王迅拒绝上门去等候组织部工作人员的接待。“不是因为我不配合他们工作，也不是因为我架子大，而是学校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应该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行政工作应该从方便教师的角度来考虑。”
    他忍不住对上门来找他谈话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稳坐物理楼216，让教师们一个个轮着上那里去，不感到惭愧吗？你们是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教师们耗费了数倍于你们的时间精力，影响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你们为教师服务，还是教师们为你们的行政工作服务？”他还写了一张纸条“组织部长搞调研，教授排队等召见”，送给了学校组织部长，作为抗议。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做得过分了，但是，如果我不是教师，我大可不必如此，做了教师，就不能失职，必须要管，因为眼看着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官场后毫无公仆意识，将来当上大一点的官，那还了得。”那天，王迅还是把自己的感想写成邮件，转发给了系里的老师。
    当有教授得知这一件事后对王迅表示敬佩时，他却毫不高兴。“这是种悲哀，当你不再为这样的事敬佩我的时候，我们就进入正常社会生态了。我的邮件是希望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教授有许多治校权力，如果我们自己放弃它，谁也不会主动送还给你。”
                                                         文汇报2011年8月4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