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尘漆的价格:【社会观察】下岗职工是如何越来越穷的

        有人说：“幸福生活是要靠追求的,城市贫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社会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懒惰才是造成贫困的直接原因。……” 

　　持这种观点来看待下岗工人和城市贫民的人在网络上也不是少数，因为，下岗工人能拥有电脑，会上网的人的确不多，大部分工人都在为一日三餐而忙碌着，根本无法向国人表述自己的困境和诉求。精英阶层也只是看到下岗工人的贫困及无为，却根本无心去了解下岗工人的愿望和造成贫困的原因，说白了，就是工人在现实的世界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下岗工人为什么不去改善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安于贫困，喜欢享受贫困的快乐？还是……？ 

　　我要说，说这些话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他们没有当过昨天的工人。也不了解新中国工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并不实际参与国家管理，那年月，最流行的口号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绝大多数人从进入工厂的大门开始起，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从事繁重而重复的工作。个人理想都被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所淹没。在一浪接一浪的劳动竞赛和为国家多做贡献的义务劳动和加班中，我们失去了青春和个人理想，我们已将我们的未来与工厂和政府捆在了一起，因为政府许诺，我们有劳动的权力。当我们年老体弱时，政府会照顾我们的晚年。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微薄的薪水只能养家糊口，维持简单的一日三餐，我们那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提高和充实自己？我们早变成了重复劳动生产的工具。 

　　当我们面临下岗的命运时，我们技能单一，年龄偏大，文化又低，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并无多少积蓄。40左右的人正是上有老要供，下有小要养，家庭负担过重的时节，离开工厂，我们一无所有。你说，我们用什么去拼？用什么去改变我们的命运？从昔日的主人沉沦为今天废人，你说，我们的心情能否舒畅？心态能否平衡？ 

　　高昂的医疗费可使正常的家庭因病而负债累累。高昂的学费使穷人的孩子难入学校大门。为了每天的一日三餐，为了儿女的学业，我们托亲求友找寻就业的机会，但这时仿佛所有的大门都向我们关闭。嫌我们年龄大，学历低。 

　　我们无钱办厂开店，想摆个小摊，卖个早点，却被城管警察追得鸡飞狗跳，一不小心，箩筐扁担、小摊血本全被抓进了城管衙门。我们要工作，要生活，政府要政绩，要城市形象。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所以我们才对前途悲观和绝望。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最近发布报告称，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而且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把后者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 

　　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我经换算后得知：20%的高收入人占全部收入的59.78%，60%的中等收入人占全部收入的37.47%， 20%的低收入人占全部收入的2.75% 

　　按此比例换算。如果说5人共同合作，产生了100元收入，则高收入1人拿走59.78元,占全部收入的59.78%。3个中等收入人员共收入37.47元,人均12.49元.而最低收入的1人的收入则为2.75元。 

　　国家发改委都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如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收入差距扩大过快、过大，部分职工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的增长过快、所占比重过大。”“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控制，使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趋向合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参与了“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他认为，我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比如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成员的工资上升过快，这实际造成了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过快、过大。应当扩大中等收入成员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下岗失业职工，是我们国家最庞大的弱势群体之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下岗以后的生活怎么样？他们是用怎样的心态去看待和接受下岗再就业这个现实的？他们下岗以后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他们对国企改革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可以说，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到下岗职工中间去调查和了解的。只有真正了解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喜怒哀乐以及实际困难，才能切实体会到国企改革对广大职工的冲击力到底有多大，也才能对当前的改革成果做出公正的评判，更有利于把握好大方向，使我国的改革开放真正成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伟业。 

　　那么，下岗职工，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在融入社会，走进市场的过程中的真实状况又是怎样的呢？笔者通过多年的了解和调查，以及自己的亲身感受，对下岗职工，尤其是大龄的40、50人员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的生活境况有了一些了解，具体地说来，就是在很大一部分下岗职工中，一直存在着“想不通”、“害怕”，或者说是“忧虑”的现象，而正是这种现象，使他们的心理状态长期处于一种沉重的压抑和提心吊胆中，而且很难从中解脱。那么，他们想不通的是什么？他们害怕的，或者说忧虑的又是什么呢？ 

　　最明显也是最令人气愤的是，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待遇，和所谓的“职务消费”，在艰难的改革过程中，更是扶摇直上、水涨船高，奢侈得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们都目瞪口呆、大有望尘莫及之感。国家有困难，改革正在阵痛阶段，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呢？ 

　　许多企业，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穷庙富方丈”现象。企业不行了，职工下岗了，可其领导者却毫无愧疚之心，更无承担职责之感。更有甚者，有的企业亏损几亿、几十亿，竟没有人去问问为什么，更谈不上去追究责任了，而且这些亏损单位的领导们，照样“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有的甚至又高升他处，比以前还悠哉、快哉。此种现象，非常普遍。其实，下岗职工的想不通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多谈了。但这些与下岗职工的现实状况形成鲜明反差的现象的广泛、大量的存在，在下岗职工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是使得许多下岗职工怨气多多，牢骚满腹，情绪不稳定，思想混乱，对前途失去信心的源泉和罪魁祸首。所以，对于这些现象，应该，也必须引起我们极高度的重视，是到了采取坚决措施的时候了！！！ 

　　所谓下岗职工的“怕”或者说是“忧虑”，又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害怕夫妻双下岗 

　　有关部门，曾经对下岗问题，做过明确的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下岗的，另一方不得下岗。这规定，考虑到了下岗职工的实际生活，充满了深深的情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很少有见到有真正贯彻执行的。事实上，有太多的夫妻双双下岗，使得生活由此陷入了困境。尤其在下岗初期，有的夫妻双方对“双下岗”没有思想准备，面对现实，相互间没有及时沟通思想，埋怨多于理解，导致了夫妻关系紧张，甚至于大打出手，造成感情破裂，最后不得不以离婚告终，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悲剧结局。 

　　害怕找不到工作 

　　看着那些老同志们带着失望加沮丧的表情离开招工现场的情景，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和气愤。有的城市，将口号喊的震天响：保证下岗职工24小时有工作。前提是只要不挑不检。而他们所提供的工作，往往是不适合大龄下岗职工的身体条件的繁重体力工作。如果你提出胜任不了，那就说你是挑挑拣拣，放不下架子，拈轻怕重，甚至于有的媒体也跟着起哄，对下岗职工在找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态度横加职责，可就是不去设身处地地去与那些下岗职工认真地谈一谈，仔细探究那些老同志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害怕得大病 

　　对于这些下岗职工来说，由于大多享受不到医疗保障待遇，所以对生病的问题，就不单单只是害怕，甚至是一种恐惧感了。因为他们大多数人的劳动所得，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一旦得了病，哪怕是一个小小得伤风感冒，都会让他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据报道：我国有近半数的人口看不起病。现在。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经济学家队伍里，很有一些人是不深入到群众之间作调查研究，而是凭想当然办事的。也就是被群众形象地喻为拍拍脑袋瓜子就做出决定的人。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东西当作灵丹妙药，原封不动地搬来，妄想用它来解决一切。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连使用的名词，都是国际上流行的，新得不能再新的词句了，好象只有这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与时俱进，甚至于有的所谓的新经济理论，让人听了云遮雾罩，竟不知其所以然。 

　　“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这句口号，喊得理直气壮，也曾经流行的很广泛。但我们的市场与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相比起来，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在为市场经济服务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方面，更是少之又少、差之又差。在这种状态下，不去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作用，我们改革，搞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人民群众尽快地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我们有些所谓的经济专家、学者，甚至于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却常常口出狂言，说什么改革就必然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说的自然而且还理直气壮。这种对待下岗职工的态度与言论，让人听了，非常的失望、伤心、痛心和气愤！那么我们要问，改革的成功与否，难道真的只有牺牲那些为了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又成为下岗职工的广大职工的利益才能实现吗？难道就真的别无其他的路可走吗？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国家，即使再市场经济了，也不能离开了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也不能忘记了我们人的宗旨，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的！ 

　　困难职工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 

　　接触中，很多工人纷纷首先十分郑重地表示：“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不富强，国有企业不景气、困难重重。我们是工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要为党、政府和国有企业做后劲。我们绝不想、也不愿诉苦，向党、政府和企业伸手施压！”但是，当他们听说我们是工会工作者或工会教育工作者，是他们的“娘家人”来了解他们及其身边困难职工的实际生存境况，倾听其呼声，看看究竟有何利益诉求时，尽皆尚水开口，已经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其情其状，在座者无不动容。于是，我们了解掌握到很多情况，感知到困难职工的实际生存境况。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举数例： 

　　一位1976年参加工作，现年44岁的女工，右眼已经完全失明、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双腿膝盖部位患骨髓炎（医生诊断，倘再不及时医治，有发展为骨髓癌的可能）。经劳动卫生部六组织进行的检查，她本人持有两份伤残证明。其丈夫早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已下岗。而其本人1996年也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劳动工作岗位，成为下岗失业职工。进入“中心”，她每月领取到380元基本生活保障金；但很快就要出“中心”，与所在企业完全解除劳动关系了，届时只能领取到困伤残才有资格得到的144元特困补助费。她们家和其丈夫家共有兄弟姐妹辈8人，其中已有7人下岗了，都困难重重，难以生存。年迈的双方父母为儿孙辈生存计，从其极微薄的退休金中拿出点钱来救济他们，帮助孙辈交纳学费。这位女工，曾四处寻觅，试图找份工作，通过哪怕是很艰巨的劳动来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但这又谈何容易？刀子在私企打过工，为人做过家政服务（侍候瘫痪的老人），但均仅仅因自己残疾之故，失去了收入少得可怜的这类工作。她也曾摆摊设点，自寻生路，但领取不到合法的经营执照，并在“清理路障”的名义下，而不能再出摊谋生了。……叙述到这些景况，她泪流长河，抑制不住地说：“我不想再活下去，我再也无力活下去了。但我想活，我才44岁，我的孩子才8岁啊！” 

　　1979年参加工作、现年41岁的某女工，其父母、公婆都与其在同一国企，均退休，而其夫妇两人也都已下岗。丈夫体弱多病，下岗后不慎摔伤，腿部粉碎性骨折，因医院治疗失误导致瘫痪在床，永远也不能站立起来了，至今仍住在医院。她下岗后，干过物业管理、做过家政服务、从事过清扫马路、维护和保养绿化地段的劳动，尚且还算能极其艰难地生存着。超负荷地劳作，强大的心理压力，早已使她难以忍受了，她现患颈椎、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行走十分困难，无法活动，再也不能外出打工劳作，养家糊口了。病情加剧，难以支撑之时，她不得不住进了与丈夫同一家医院。她住在五楼、其夫在三楼，虽同处一楼，但如隔天壤，无法相见，无法相互支援，无法相互关爱照料。她本人住院治疗，一个星期就花费3000元，无处报销，再也住不下去、治疗不起了。其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年迈的婆母为了儿子和儿媳，每天往医院送饭。冰天雪地、天寒路滑，那年迈的婆母又不慎摔折了尾骨。在这“屋漏偏逢连阴雨”的女工之家，她那现年18岁、品学俱优的儿子，16岁就不得不哭别校园生活。初中未毕业的孩子，在外四处打工，补贴家用，承受着本不是他这年龄所应该、所能够承受的巨大压力。 

　　有位40余岁的下岗困难职工，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无力医治，患了甲状腺这样一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了。这位职工在岗时，因生产劳动业绩卓著，思想进步，由一名普通劳动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车间的工段长，并被表彰为先进生产（工作）者。还有位年仅37岁的男工，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绝对超负荷的辛劳使其心力交瘁，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于是，有一天，他终于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过早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 

　　已经退休了的一位老党员、老车间工会主席，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女儿和女婿均已下岗，而他本人身患肺气肿（肺部已发现有两个空洞）。他的二儿媳近因患脑瘤，无钱医治而死亡了。他说：“我是老党员，老职工。现在国家和企业有难处，自己再怎么难，也绝不能给党、国家和企业增加麻烦！”工友们听说了他的情况，每人都拿出了点钱，凑了300元给老人送去，老人激动了，流着泪对工友们说：“你们也困难，活得也不易，还惦记着我这老头子，实在太感激组织和同志们了！” 

　　现年45岁、任车间工会主席的某工，1968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1974年选调回城，进厂工作。一贯为人正直，工作勤苦，任劳任怨，并因之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夫早已下岗，在家照料，侍候年迈而又多病的双方老人。她本人仍在岗，每月拿450元工资，自称“这450元的收入，是以2000多本厂职工下岗的代价换来的。即使怎样尽责，内心也不安啊。”为家庭生存和支付孩子学费计，她在本厂上三班，工余则受雇于私企，也上着三班，每天往来奔波于家庭、所在企业和打工场所，而自己睡眠休息时间最多公有3、4个小时。有时，想到自己的经历和境遇，想到自己及家庭的未来，他叹言：“我们这代人，青春献给党，中年下了岗，老来无人养。”即使如此，当我们问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利益要求时，她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之情，噙着泪水说：“没有，有也不想诉说，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车间工会主席，我毕竟每月还拿着450元工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