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冻喷淋头:“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一个国家？

一、 凝固于现代的静态“中国”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曾有句名言：“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个国家，而且是个古怪的国家(Erratic State)”。关于中国的外交至今还囿于中央王国朝贡体系心态的想法，在学界也早非新闻。或许诚如白氏所论，民族国家是西方历史的产物，中国对自己这个新地位认识模糊，在西人眼中难免有些古怪。然而，今天人们谈到中国，将其“国”等同于美国、法国、英国之“国”，而为现代国际秩序里的主权国家，似乎不再有疑义。不惟如此，近代以来人们大谈中国上古史、中国外交史、中国美术史、中国青铜时代等等，似乎现代的“中国”概念已理所当然地和纵贯古今的“道统”脉脉相承，凝固为千篇一律、永恒静态的对象。这种以新概念强加于历史的做法，固然便于日常沟通，但牺牲辞意的流变与丰富性的结果，却大大地局限了人们的眼光境界。于是爱之者颂赞其一贯光荣，恶之者鄙其为冥顽不灵，最后使言说的各方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作者有感于此，虽未专于史学，乃从浩瀚之历代文献取其一粟，对“中国”一词的涵意与流变稍予查考。小考虽不意在更张日用之“中国”辞意，但或可廓清论者之视界。

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概念

  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地变迁是怎样的。以辩伪名世的近代国学大师顾颉刚总结对书经、诗经等古代经典的考证，大胆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指出，古代伪经与各种穿凿附会的注疏“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地建构出盘古炎黄、三皇五帝的世系，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于是连秦始皇以前的中国，都和尚书禹贡杜撰的九州一样广大。实际上，迄今不断出土的考古材料都表明，中国文明的“孤岛模式”与夏、商、周直线继承观念都不符史实。青铜史家张光直判断，平行并起、相互刺激才是古代列国文明关系的特征。

本文认为，多源头的平行并起，比起为求“整齐”，或为政治目的建构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模式更接近古代的“现实”。但追索“中国”概念的演历与内涵，仍以顾颉刚“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为好。从古代文献分析以往说者使用“中国”一词的指涉涵意，一方面可以掌握既往之时代，“中国”一词的意义，可以比较不同时期，“中国”概念的变化发展。关于“中国”的想象，就在历史中不断层累造成、积淀变化，最后又被迫与现代国际体系接轨，变成一个“古怪”的“世界”成员，且以中文的“国”这个概念和西文的 “State,” “Nation,” “Country,” “Kingdom”等对应。西文诸语暂且不管，考中文“中国”，略将管窥所得，分如数端。

三、周代与春秋战国：都城或受封诸侯国总称

 “国”原本指土石版筑的“城郭”，在商周时期为贵族的封邑与武装屯驻所在，延伸指涉整个受封的疆域，和诸侯征讨所占的土地。孟子曾回忆周朝礼制，说“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大学》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当时皆是此意。而“中国”一词，在当时已广泛使用。《诗经》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及《孟子》所说舜获天下拥戴，“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其“中国”都是指周王都城。但孟子记载“陈良生于楚，在中国之南，故北游而学于中国也”，“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左传》称“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遣俘”；《公羊传》载“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史记》载“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战国策》中秦国宰相范睢说“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这些文本的“中国”已不限于王畿，不是指“一个国家”，而是总括封邑体系的各诸侯，以区别于四方不隶属这个封邑体系的“夷”。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起，但今日人们所熟知的“群雄”在当时并没有都被归于“中国”的指涉范围。所谓“中国之处”范围模糊，有时仅限于指周室和韩、魏附近，有时则指周朝封邑体系的诸侯国。《史记》里秦“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吴国祖先“亡如荆蛮”、“自号句吴”，通常不列“中国”之属。秦称“公”乃是自封。出自江淮徐戎的徐国，起于百越之间的越国，北狄后裔中山国都是春秋时代驰骋一时的重要国家，但显然不是“中国”成员。三苗后裔的楚，但楚君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号谥，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尤其是有意识地自外于“中国”一词指涉的政治与文化范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与“楚河汉界”的历史，是此种观念的延续。至于三星堆墓主—蜀国曾是周室灭商的盟友，兴起于商朝中期之前，后为秦所并，与“中国”更为疏远。

四、汉唐对魏晋：统一帝国对诸国或其旧地

秦汉统一，各有国号，然“中国”一词已习用而传延。《史记》称此时“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后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判分“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汉武帝感叹“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凡此“中国”皆指并灭战国诸王，占居商周以来中枢地位的统一帝国整体。所以，《后汉书》说“九州之外曰外国，亦曰绝国”。宋朝欧阳修所编《新唐书》记载唐初名臣魏征所言“不许蛮夷弊中国也”；玄宗丞相杨国忠“倾中国骁卒二十万”；唐苦于“土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此类唐代“中国”语意与汉代相同，并不因设治郡县与天子都城的远近而有区别。史书作者欧阳修身处的北宋，也应是认同这一语意的。

  魏晋南北朝也是各有国号。有趣的是，据晋朝陈寿所纂《三国志》记载，承袭汉祚而占据华北的魏，称所据地区为“中国”，再度将蜀、吴排斥于“中国”之外。魏大臣傅碬称“昔夫差凌齐胜晋，威行中国”、裴潜品评刘备“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也”，高堂隆说“吴蜀二贼，潜号称帝，欲与中国征衡”。魏人的观点也为吴所接受。名将周瑜便断言“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另外，唐代名臣房玄龄所编《晋书》引述前秦君主苻坚说“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所并”。欧阳修《新唐书》说“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可见无分南北，秦国宰相范睢的“韩、魏，中国之处，天下之枢”又成为时人指涉“中国”时的共识。

不过相关文献谈到高丽、高昌、南海诸国等未曾隶属于秦汉的地区时，其“中国”概念又是魏晋南北两方政权总据之地的全称。唐代李延寿《北史》说高昌将白盐“贡之中国”，高丽“书有五经、三史，…兵器与中国略同”，《南史》说南海诸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显然“中国”所指为何还要看论述里的其它对象而定。

五、辽金：邻国或已领有的居中诸国旧地

元代学者脱脱主修《辽史》与《金史》称辽太祖皇后述律氏曾担心战争“万一不胜，为中国笑”，所言“中国”指五代的后梁。辽太宗曾云：“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中国帝”正是石敬塘。无论国号，辽人与三国时代的吴国相同，依例将占居“韩、魏，中国之处”的五代诸政权称为“中国”。相对于辽，“中国”是邻国之一。蜀、楚、闽、吴越、南唐等“十国”则不是“中国”。

金入主辽、宋“中国之处”，(南)宋避江左。脱脱记载金将独吉思忠曾议：“宋虽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又载“日本国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籴遇风，漂至中国。诏给以粮，俾还本国”。这里金人的“中国”已非称呼一个国家政权，而又复指周室、韩魏、汉唐(西)晋(北)宋都城所在的“天下之枢”旧地。

六、元明：回到统一帝国整体

明初宋濂所修《元史》，谈及元代通习经史百家的名臣阿鲁浑萨里，说“世祖闻其才，俾习中国之学”。世祖忽必烈之孙，元成宗奇渥温帖木儿于公元1299年“复立行省，以中国之法治之”。查世祖与成宗时，蒙古早已征服金、宋。故此处“中国”与辽、金时代一样，指已领有的居中诸国旧地。但元与辽、金不同之处是蒙古已再度统领汉唐时期全境，所以元朝宗庙音乐“威武之曲”高唱“绍天鸿业，继世隆平。惠孚中国，威靖边廷。”忽必烈致书责备日本，亦称“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日本密迩高丽，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宰相帖木儿塔识闻有日本间谍事，对曰：“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设果有之，正可令识中国之盛，归告其主，使之向化。”云南省因“西南夷八百媳妇国”未奉正朔，建议攻打。宰相哈刺哈孙批示“可谕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忽必烈等人这里所说的“中国”，又是指统一的帝国整体。与《明史》所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为瓦剌来犯事奏称“寇得志，要留大驾，势必轻中国”一般无二。

七、清：自我指涉的国号之一

清继明再度成为统领南北的帝国，层累继受元、明的“中国”概念，称“中国”为统一的帝国整体。由于开始和建构现代国际秩序的西方列强接触，“大清国”与“中国”遂同时出现在正式的交涉文书中。被迫放弃天朝神话与朝贡秩序而从事“平行照会”的结果，“中国”逐渐凝固为清帝国君民清晰的自我称谓。

例如与俄君“察罕汗”(沙皇)订尼布楚条约时清朝国势正隆，条文开宗即谓：“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后来陆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称君臣时用“大清皇帝”、“大清钦差”，一般称谓用“中国人”、“中国大臣”。天津条约规定“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八国联军的辛丑合约内文则同时混用“大清国大皇帝”、“大清国”、“中国”、“中国政府”与“中国全权大臣”等语。此等形式“平等”的文书皆中文西文并备， “China”遂也成为“大清国”、“中国”的共同译名。恰好此时正逢民间排满反清意识高涨，“大清”国号沦为“满清”而遭排斥，“中国”遂承接传统帝国整体、通用国号与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实体而突出地被积淀下来。

八、 近代“中国”概念的内涵及其流变

梁启超感叹以往史学“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压抑了‘国家思想’的兴起。”这正证明了从周代以迄明末近三千年的“中国”概念，和梁启超急切要建构的“国家”是两回事。

小考认为，历史上“中国”概念的意义在商周都城、商周封邑体系的居中诸国、居中诸国所在地区、占居此一地区的政权、统一帝国整体之间漂移。当代华文社会日常语用的“中国”概念，则既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与其国号，又是秦汉唐宋元明清帝国的继承者。此种意涵一方面来自历代的层累造成的语用，另一方面又是经历西方文明秩序严酷洗礼的对映结果，染上了一抹后殖民的色彩。不但如此，非指特定朝代国家的地区性概念——居中诸国所在的“中国之处”也还深植人心。

不经由历史的追溯梳理，“中国”时而被感叹为一盘散沙，时而被畏惧为霸权黄祸。其行止虽竭力仿效西方列强，却又偶有疏离挑战，往往令人难以理解。遂至各取所好，强加于人，真正变成偏执的霸权性话语。但是假若论者能理解概念意涵的流变，则在众声喧哗的概念专断下，或能保有几许宽阔的澄明。《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三星堆蝌蚪文考据：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中国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 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 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最后，“中国”概念和神州、震旦、华夏、支那（二战后被禁用）等语的关系也是饶富兴味。小考限于学力，未能一并探究，所幸此等词语未陷入时下议论纠葛，可待来日思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