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婆惜大战张文远图:孙殿英盗东陵：财物装了30大车 慈禧尸身被分拆

清东陵 资料图

孙殿英1928年盗掘清东陵的丑行，使其臭名远扬。军阀部队以野蛮手段用七天七夜的时间大肆盗掘东陵文物，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孙殿英是如何萌起盗陵的念头以及盗掘中的一些内幕，则是鲜为人知的。

清东陵有什么

清东陵是清代的皇陵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剩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系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另一处则是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与东陵相对。东陵南北长约125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这里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忠章皇后的孝东陵、孝贞显皇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孝钦显皇后（即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等皇后陵，此处还葬有136位妃嫔（其中有身体能够发出异香的维吾尔族女子香妃）、三位阿哥、两位公主。东陵共葬有161人。

东陵的中心是昌瑞山主峰下顺治的孝陵，其他各陵均以孝陵为中心依次排列两边，昭西陵、惠陵、惠妃园寝和公主陵单成体系。诸陵中以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规模较大，裕陵始建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历时30年方告完工，耗费白银达180万两。

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亦是气势不凡，十分独特。在隆恩殿前有一块“凤压龙”图案的丹陛石，这在清代的丹陛石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周边雕刻缠枝莲花，中心为丹凤展翅凌空、穿云俯首向下，丹凤之下一条蛟龙曲身出水，腾空向上，全部采用高浮雕加透雕的手法，玲珑剔透，构图别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慈禧垂帘听政操掌清朝政权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

孙殿英为什么要盗墓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河南永城县孙家庄人。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他还当过鸦片贩子、“庙会道”的头目。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由于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孙，委任孙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部粮饷。部下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其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上峰若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着“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另一促使他盗陵的原因是耳闻目睹东陵陵区被破坏的景况。当时孙殿英的十二军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那里有管陵人员，并驻有旗兵、绿营兵守护，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自1914年（民国三年），经内务部将东陵红桩以内地区划归清室管辖后，守陵人员就以薪饷无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名，由护陵大臣报请清室，准予开垦土地，用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今河北省）省长曹锐以查办天丰益铺商盗买陵树为名，派兵一团查抄没收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并设立垦植局。至此，东陵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垦植局实际上是公开盗伐陵树的机构，东陵陵树多次遭劫，“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昔日群松蔽日、苍翠郁郁的青山，至1928年已变成秃山了。

孙殿英找到顶头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他诉说了苦衷。也是好赌的徐源泉没有理睬孙的诉苦，两手一摊，“唉，唉”叹息了几声，说：“蒋总司令手头也紧张，还要对付共产党，耗资巨大。希望兄弟们以精诚团结为重，再忍耐一时。”

孙殿英唯唯诺诺地说了一通“理解上头的困难”等漂亮话，接着凑到徐源泉耳根，很机密地说出部下有人建议掘皇陵筹款发饷。徐源泉一听，先是一惊，继而平静下来，他也觉得这是发大财的好机会，但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没有说行，也没有表示反对。孙殿英一看这阵势，心中窃喜，总指挥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默认了。于是他决定放手大干。

之后，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率工兵营等部开始在东陵掘墓。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但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这罪，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姜石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这个姜石匠当时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深更半夜，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姜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姜石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姜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姜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孙殿英把桌子一拍：“他奶奶的，不说？把你儿子抓来，老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１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他奶奶的，还不赶快下去！”孙殿英吼道。于是掘墓官兵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孙殿英又吼道：“他奶奶的，谁也不许胡来，谁胡来我崩了他！”又命谭师长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携宝潜逃就打死谁。

这些官兵带着恐惧穿过墓道进入地宫，但见石条供桌上的珠宝闪闪发光，真像阿拉伯著名小说《一千零一夜》里“芝麻开门”后的情景。已半年没发薪饷像饿牢里放出来的这些匪兵，已顾不得许多了，一拥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然而他们贪心不足，又以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打开，那满棺的金银珠宝更是灿灿莹莹。匪兵们又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在争抢尸身宝物中，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匪兵们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

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更富丽堂皇，其尸身已腐化，仅剩头发和肋骨等。匪兵们进去后，同样将乾隆棺的宝物抢劫一空。之后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又未动手。7月11日，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开拔西去。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据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文化维护会电请严办盗东陵人犯，从速收缴殉葬诸物，修葺陵寝。民族精神振兴社申请：皇陵者，我民族精神之象征也，盗陵者乃民族败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垄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国民政府不得不摆出一副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的阵势。蒋介石宣称：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遵蒋介石手令，北平地方法院于8月8日派检验吏俞源前往东陵检验乾隆和慈禧棺木。阎锡山电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护东陵，警备司令张荫梧派兵保护西陵，商震又限令遵化县府严缉盗墓正犯，依法惩办。国民党要员们如此“轰动”了一番，但在谁是盗陵主犯上却含糊其辞，有时称之为“直奉联军某部”，有时称之为“逆军残部”，或“某方残军”。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前往东陵开始调查。

刘人瑞一行到东陵后，沿途见陵墓被盗的遗痕，他们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马兰峪街发现孙殿英于6月的告示、旅长韩大保于7月7日的告示各一张。了解附近居民陵户，皆谓听到两陵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不时有军人到街上购燃料，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禀报，正值盗墓的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自马伸桥至马兰峪。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国民政府方面虽派过大员勘查，却无善后办法。寓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后痛哭，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并电召北京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速来津商讨善后事宜。一连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驰赴东陵。到东陵后，首先对乾垄慈禧二陵及其他陵进行勘查，然后着手帝后的复葬。原打算按乾垄慈禧长幼辈序，先重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到普陀峪定东陵复葬慈禧。当然，在这些清室遗臣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况。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一个面有雀斑的戎服大汉，头戴一顶美式军帽，手举一把锈迹斑斑的“莫邪宝剑”，背景是“庙会道”的“告徒红吾”、日酋冈村宁次颁发的“嘉奖令”、蒋介石签发的任命状……

　　这就是孙殿英在抗战胜利后的公众形象。虽说这幅漫画是两年后才刊登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报纸上的，但是老蒋签发任命状的这一笔速写，却是抢在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之前就开始的。

　　1945年8月，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庆祝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欢欣中时，窝在重庆的蒋介石已考虑起了“反共建国”的“大计”。实施“大计”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把华北地区的伪军统统改编为国民党的“先遣军”，从而为他们摘去汉奸帽子，使他们对蒋感激不尽，从此服服帖帖地投入反共内战。11日，蒋介石以十大伪军司令为各路“先遣军”总指挥的任命状，正式通过广播昭告，孙殿英就是其中之一，具体任务是“调防”京汉铁路沿线新乡至安阳间，继续与八路军作战。于是，孙殿英摇身一变，由“曲线救国”的“功臣”，转为反共内战的先锋。

　　同年9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奉蒋介石命令，率军暂驻新乡，待机北上进犯解放区。孙殿英却疑心孙连仲要解决他的部队，连夜坐火车去面见胡宗南，道是为贯彻老蒋的战略意图，准备把部队拉到汤阴，目的在堵住八路军下太行山；同时使起“钱可通神”的法宝，一出手便赠送胡黄金三万多两，借以换取他的庇护。果然非常灵验，胡宗南马上表示对孙殿英“换防”的支持。此后，孙殿英不断贿赂国民党军政要员，连连奏效，不到一年时间，又弄来一纸蒋介石亲署的中将第三纵队司令官的任命状，乐得他捧着烟枪哼梆子，仿佛又寻回了当年掘宝东陵、骤发横财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麻哥，共产党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呀！”孙殿英奉老蒋军令进驻汤阴前，两个同他过命深交几十年的老兄弟悄悄地劝他:“俺们又不是没吃过老蒋的亏，可别又让他耍了。”

　　1947年3月下旬，解放军刘邓大军挺进豫北，在短短十天之内，便攻克了豫北大部分国统区，拿下了孙部驻守的五陵，将包围圈迅速向汤阴紧缩。孙殿英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援兵解围上，对于刘伯承的劝降信拒不作答。双方激战近半个月，解放军铁壁合围，困守城池的孙殿英兵力锐减，弹粮愈少。蒋介石从汤阴的战略地位着眼，倒是派出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第二机械化快速纵队驰援，却恰巧落入解放军的运筹之中，他们以大部兵力从两翼延伸，形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待敌军接近汤阴时，即从两翼包抄，一举将其歼灭。

　　解放军歼灭了孙的援军之后，便集中兵力，向汤阴大举进攻。这时的孙殿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安。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仗如败，蒋介石会摒除自己，只有死守城池，坐等“时机”。啥是“时机”，孙殿英自己也讲不清楚，更没法向弟兄们交代，只好乞灵于“庙会道”的祖师爷姜太公，特地集合所部“道徒”官佐一千多人，在汤阴城的南大街筑起神坛，供起他那把不离身边的“莫邪宝剑”，焚香祝祷，跪请祖师爷指点神机。据登坛弄法念咒的“大师兄”称，祖师爷的神机指点是“义师不亡”，结果发布后，士卒们的斗志更加涣散，传到孙殿英耳朵里的纷纷议论是——

　　“义师不亡，是说解放军吧。俺们这种‘两杆枪’，能算义师？”

　　“解放军不亡，那就是俺们亡了？俺的娘呀，可怜她还在家里等俺给送终哩……”

　　1947年5月1日夜晚，解放军的总攻开始了。猛烈密集的炮火霎时间将汤阴东北角的城墙轰开了一个大豁口。抽饱大烟的孙殿英打起精神，指挥部下据险顽抗。可是官兵们大多躲避藏身，再无战心。很快，解放军控制了全城局势，退逃到东南角寨墙据点里的孙殿英自知大势已去，被迫向解放军缴械投降。至此，前后仅仅28个昼夜，孙殿英的第三纵队终于全军覆灭。

　　作为战俘的孙殿英先被送到河北武安县的冶陶镇，刘伯承司令员和他作了谈话，希望他认真反省，走向新生。此后，孙殿英去到漳河边的第二野战军训练班，揭开了人生的新一页。

　　孙殿英的敌对情绪彻底消除，话也多了起来，但是另一重困扰又缠住这个开始悔过的“双枪司令”不放:解放军是禁毒反毒的军队，可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被俘后每被烟瘾折磨，发作时就像一根随风而倒的枯苇，可以躺在炕上一连几天不动弹，几让人怀疑已经咽气。

　　为了挽救孙殿英的性命，漳河训练班经请示上级，决定对其采取特殊的政策——派人化装进入敌占区买来鸦片，每日限量供其吸食，同时使用逐渐减少烟膏、增加桂皮含量的掺和办法，终于帮助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完全戒除了毒瘾。当孙殿英于恍然间知道真相后，竟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喊道:“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孙殿英不再相信姜太公了，那把视如至宝的“莫邪宝剑”也用不着了，他开始进入痛苦的反思，对自己四十年的兵匪会道生涯，作了真诚的忏悔。他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

　　孙殿英的认识在逐步提高，身体却益加衰弱下去——他患了不治之症。训练班尽能力所及，为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可是回天乏力。

　　孙殿英希望活下去，就在今生今世报效解放军的大恩大德。当其自己明白已无药救后，又指望至少能活到解放军攻占郑州，使他能再见亲人一面。他说想看看儿女，给他们讲述父亲的过去，让他们代父补过……

　　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没能挨到这一刻。一个秋风吹拂的日子，孙殿英带着生死关头的真诚忏悔，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人世。

 民国时期，有一位军阀因多次倒戈和盗墓而出名，被人骂作“盗墓将军”、“东陵大盗”，此人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盗皇陵的故事广为流传，东陵大盗、土匪、军阀、汉奸，这些摘不掉的头衔，使孙殿英声名狼藉。但是，多数人也许不知道，在孙殿英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解放军帮他安抚部下，戒除他多年的大烟瘾，疗治他的“烟后痢”。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做出忏悔：“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 

　　不肖少年 毒赌起家

　　孙殿英，乳名金贵，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孙殿英的父亲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因与人斗殴，将人打死入狱，死于狱中。孙殿英从小受母亲溺爱和娇惯，养成顽劣好斗的性格。他7岁入私塾，常与同学斗殴，有一次受老师责罚而不服气，竟放火烧了学屋，被赶出校门。尔后母亲带他回娘家，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不久，孙殿英染上天花，留下满脸麻坑，被人唤作“孙大麻子”。年长之后，孙殿英结识了一些流氓、赌棍，出入赌窟、钱庄，渐成赌场高手，以赌为业，发了不少财。

　　1914年孙殿英25岁那年，投到河西悍匪张平手下，初当伙夫，后当勤务，以后又干起鸦片买卖，甚至自己动手制造鸦片，印上“殿鹰”商标，销往各地，赚了大钱。

　　1916年，豫西地方纷纷组织各种封建会道门。这些会道门在民众中颇有影响，一旦有事，便可纠集成百上千人进行活动。孙殿英觉得大有可为，便加入了豫西会道门之一的庙会道。凭着装神弄鬼的手段，不久，他便当上了庙会道的头目，收了不少徒子徒孙。

　　1922年，直系军阀吴佩孚驻防洛阳，严令禁毒，逮捕制毒犯，孙殿英逃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一带)。不久，他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在丁香玲保护下依然贩运和制造鸦片，并从副官升任机关枪连连长。有了一点兵权，孙殿英趁机收容豫西土匪、流氓、赌棍及庙会道会徒，掌握了一支亦兵亦匪的武装。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孙殿英趁机率领机关枪连及丁香玲部一个骑兵连在陕州哗变，东窜洛阳，到处抢掠并招兵买马，队伍扩大至数千人。

　　挖坟东陵 举国震惊

　　孙殿英虽然拉起了一支队伍，但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不投靠大军阀就难以生存。孙殿英知道当时的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可以说气味相投，于是派人请求张宗昌收编。张宗昌欣然应允。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朝的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打跨了马匪后，借口防匪护陵，又声称“举行军事演习”，把东陵30华里内戒严。此时已当上军长的这个大土匪便指挥部下挖坟盗墓，干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丑恶事件。

　　不久，马兰峪的满族民众发现慈禧、乾隆坟墓被人挖掘，即报地方当局查办。这样，孙殿英盗挖东陵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揭载，要求严办孙殿英。

　　据说孙殿英拿出宝物中的一部分送给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因而得到保护，得以逍遥法外。虽然国民政府命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组织军法会审，以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也不过逢场作戏，最后不了了之。

　　数年之内，孙殿英或送或卖，使这批价值连城的国宝失散殆尽。

　　替蒋卖命 兵败被俘

　　1945年8月，正当全中国沉浸在庆祝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欢欣中时，窝在重庆的蒋介石考虑起了“反共建国”的“大计”。实施“大计”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把华北地区的伪军统统改编为国民党的“先遣军”，从而为他们摘去汉奸帽子，使他们对蒋感激不尽，从此服服帖帖地投入反共内战。11日，蒋介石以十大伪军司令为各路“先遣军”总指挥的任命状，正式通过广播昭告，孙殿英就是其中之一，具体任务是“调防”京汉铁路沿线新乡至安阳间，继续与八路军作战。于是，孙殿英摇身一变，由“曲线救国”的“功臣”，转为反共内战的先锋。

　　同年9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奉蒋介石命令，率军暂驻新乡，待机北上进犯中共解放区。孙殿英却疑心孙连仲要解决他的部队，连夜坐火车去面见胡宗南，自称是为贯彻老蒋的战略意图，准备把部队拉到汤阴，目的在堵住八路军下太行山。他同时使起“钱可通神”的法宝，一出手便赠送胡黄金三万多两，借以换取庇护。

　　这一招果然灵验，胡宗南马上表示对孙殿英“换防”的支持。此后，孙殿英不断贿赂国民党军政要员，连连奏效，不到一年时间，又弄来一纸蒋介石亲署的中将第三纵队司令官的任命状。

　　“麻哥，共产党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呀！”孙殿英奉蒋介石军令进驻汤阴前，两个同他过命深交几十年的老兄弟悄悄地劝他。

　　“你麻哥肚子里有数。”孙殿英满不在乎地说。在他看来，国民党有着强大的海陆空军，并有美国作后台，战争只要打响，必获全胜；共军人少势弱，武器装备较国军更是悬殊，将来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眼下的局势对自己也很有利，只要打胜这一仗，既可显显自己的威风，同时有了对蒋讨价还价的本钱。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是押错了宝。

　　1947年3月下旬，解放军刘邓大军挺进豫北，在短短十天之内，便攻克了豫北大部分国统区，拿下了孙部驻守的五陵，将包围圈迅速向汤阴紧缩。孙殿英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援兵解围上，对于刘伯承的劝降信拒不作答。双方激战近半个月，解放军铁壁合围，困守城池的孙殿英兵力锐减，弹粮愈少。蒋介石从汤阴的战略地位着眼，倒是派出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第二机械化快速纵队驰援，却恰巧落入解放军的运筹之中。他们以大部兵力从两翼延伸，形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待敌军接近汤阴时，即从两翼包抄，一举将其歼灭。

　　解放军歼灭了孙的援军之后，便集中兵力，向汤阴大举进攻。这时的孙殿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安。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仗如果战败，蒋介石会摒除自己，只有死守城池，坐等“时机”。啥是“时机”，孙殿英自己也讲不清楚，更没法向弟兄们交代，只好乞灵于庙会道的祖师爷姜太公。他特地集合所部“道徒”官佐1000多人，在汤阴城的南大街筑起神坛，供起他那把不离身边的“莫邪宝剑”，焚香祝祷，跪请祖师爷指点神机。据登坛弄法念咒的“大师兄”称，祖师爷的神机指点是“义师不亡”，结果发布后，士卒们的斗志更加涣散，传到孙殿英耳朵里的纷纷议论是——

　　“义师不亡，是说解放军吧。俺们这种‘两杆枪’，能算义师？”

　　“解放军不亡，那就是俺们亡了？俺的娘呀，可怜她还在家里等俺给送终哩……”

　　1947年5月1日夜晚，解放军的总攻开始了。猛烈密集的炮火霎时间将汤阴东北角的城墙轰开了一个大豁口。抽饱大烟的孙殿英打起精神，指挥部下据险顽抗。可是官兵们大多躲避藏身，再无战心。很快，解放军控制了全城局势。退逃到东南角寨墙据点里的孙殿英自知大势已去，被迫向解放军缴械投降。

　　戒除毒瘾 开始新生

　　作为战俘的孙殿英先被送到河北武安县的冶陶镇，刘伯承和他谈话，希望他认真反省，走向新生。此后，孙殿英到漳河边(河南安阳和河北邯郸的分界线)的第二野战军训练班，揭开了人生的新一页。

　　横在孙殿英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他自知罪孽深重而缺乏对解放军俘虏政策的理解。面对每一顿“优待餐”，他心里充满忐忑，总担心吃完后就要被拉出去枪毙，其后感觉自己生命确无危险后，又为部下担心起来，怀疑这些老兄弟们早已不在人世，而自己的侥幸活命，仅仅是为解放军起到宣传作用。

　　为了消除他的疑虑，解放军特意安排

了一些同在汤阴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前来孙殿英的住宅，与他们的“麻哥”见面。

　　眼见为实，孙殿英服了，特别是当他听说那些跟随其多年的“子弟兵”全都获得解放，有愿意参加革命的都加入了解放军，不愿当兵的全发给路费回家时，心情激动难以自抑——这个以赌发迹、贩毒发家的“双枪司令”，一向以江湖义气带兵，有“爱兵如子”之名，得知大家全有了光明平坦的前程，不由得打心底里承认，只有解放军才是真正的“义师”，而自己的部队必“亡”。

　　孙殿英的敌对情绪彻底消除，话也多了起来，但是另一重困扰又缠住这个开始悔过的“双枪司令”：解放军是禁毒反毒的军队，可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被俘后每被烟瘾折磨，发作时就像一根随风而倒的枯苇，可以躺在炕上一连几天不动弹，几让人怀疑已经咽气。

　　为了挽救孙殿英的性命，漳河训练班经请示上级，决定对其采取特殊的政策——派人化装进入敌占区买来鸦片，每日限量供其吸食，同时使用逐渐减少烟膏、增加桂皮含量的掺和办法，终于帮助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完全戒除了毒瘾。孙殿英偶然知道真相后，竟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喊道：“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孙殿英的认识在逐步提高，身体却益加衰弱下去——由于几十年的恶习，他染上了烟后痢，难以治愈，解放军找来医生为他医治，可是回天乏力。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拉着前来看望他的人的手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

　　孙殿英希望活下去，就在今生今世报效解放军的大恩大德。当他自己明白已无药可救后，又指望至少能活到解放军攻占郑州，使他能再见亲人一面。他说想看看儿女，给他们讲述父亲的过去，让他们代父补过……

　　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没能挨到那一刻。一个秋风吹拂的日子，孙殿英带着生死关头的真诚忏悔，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人世。

　　40年后，他的儿子、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孙天义教授出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分管的工作中包括保护历史名胜和文物古迹。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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