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阊胥怎么读:我的岳父罗元恺博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0:18:23
医生哥 波子
http://blog.sina.com.cn/liaoxinbo
(2007-12-06 08:18:45)
转载 标签： 我记录
生活变迁
生活记录
名人家族
罗元恺
分类： 波子杂谈
历史枢纽
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院的综合体，甚至从他开始接触中医，其个人命运就与整个国家的中医发展紧密联
系在一起。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
罗元恺的父亲属于第二种，他的医术为自学所得。
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
罗元恺不仅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还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从30年代，他开始从事中医教学，曾担任《金匮要略》、儿科、妇科、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各种中医全国统编教材，并先后担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对中医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医教育的一代宗师。
后世寻访
罗颂平，罗元恺之女，丈夫廖新波是西医的病理医生。据她讲述，罗氏家族现在还有三个人在从事中医职业，颂字辈的就她和堂妹罗颂慧，现在在香港做医生，另外一个其堂兄的女儿罗曼茵，现在她是在德国做中医。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讲述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爷爷曾经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军医
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我的岳父罗元恺 2007年12月4日是我岳母的生日，这天恰好南方都市报在D12-13版的《名门望族》栏目刊登了我的岳父，罗元恺的家族。我很久就想写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整理。夫人因为学术上的学要，时不时在为文史写一点学术上的文章，这次以大篇幅地刊登在报纸还是第一次。其实，他老人家除了学术上的造诣，人缘也非常的好，对人非常宽容和仁慈，他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么多。为了使关心罗老而又没有买到这天报纸的朋友阅读，我把记者的原稿奉献给大家。 历史枢纽 如果把老中医分为民间和学院两种，罗元恺属于典型的民间与学 院的综合体，甚至从他开始接触中医，其个人命运就与整个国家的中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大部份老中医的农民出身相比，罗元恺小时候并没有遭受贫穷生活之苦，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中医的学习上，受到父亲罗棣华的启蒙。 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徒相授。习医者常从背诵药诀方书入门，并随师侍诊，抄录医案，再从中悟出医理。另一种方式是以儒通医或由道、佛通医。文人学医有着较好的古文学根基，往往从中医经典入手，饱览前人医著，再验诸临床，进而提出己见，立一家之言。 罗元恺的父亲属于第二种，他的医术为自学所得。 或许是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以儒通医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罗元恺。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从小就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另外，据后人讲述，除了饱受家族传承，罗元恺还属于科班出身。 辛亥革命后的20年代，现代中医教育才开始萌芽。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广州创立。该校是五年全日制的中医高等学府，由粤港两地中药商行筹款开办。设有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西药基础、外语等30门课程。 许多名老中医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罗元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该校第七届毕业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任附属的广东中医院，随后任教于母校。 后来的人生历程告诉世人，罗元恺具有非凡的才识和能力。其实，早在学校期间，罗元恺与众不同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他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除了崇尚中医学习，他还支持中西医结合。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还开设了西医基础课，使他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不应互相排斥。 毕业后不久，抗战打响，国难当头。罗元恺经历的那一代老中医的磨难和轨迹：战争、逃亡、救死扶伤以及建国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罗元恺不仅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还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从30年代，他开始从事中医教学，曾担任《金匮要略》、儿科、妇科、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各种中医全国统编教材，并先后担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对中医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医教育的一代宗师。 在整个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过程，罗元恺也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由于西医、西药的传入，“中医不科学”、“废医存药”的论调使中医理论面临存亡的危机。建国以后，政府的支持向使中医得到较好的发展时机。 显然，与广受关注的政治经历和医学事业相比，罗元恺的家庭生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都已经年过四十。”说起父亲，女儿罗颂平充满自信和骄傲。“我自己是父亲带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父亲的学术继承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句话，女儿罗颂平说得铿锵而有力。 后世寻访罗颂平，罗元恺之女，丈夫廖新波是西医的病理医生。据她讲述，罗氏家族现在还有三个人在从事中医职业，颂字辈的就她和堂妹罗颂慧，现在在香港做医生，另外一个其堂兄的女儿罗曼茵，现在她是在德国做中医。 讲述爷爷曾经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军医 我父亲（罗元恺）出生在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爷爷（罗棣华）年轻就精通儒学，以儒通医。开始他只是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在部队中做随军军医。因为当年的北伐军经常遭受疾病的祸害，特别是传染病和瘟疫，而爷爷擅长温病（中医学术流派之一），这刚好主要是针对流行病的。 北伐战争一结束，爷爷就返到广州，在现在的海珠区洪德路开私人诊所。 爷爷先后娶过三个妻子，但两位妻子早逝，只有我奶奶一直跟着他。爷爷有十一个儿女，我父亲排行第七。他从小就跟着爷爷，曾在私塾念过书，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在爷爷的熏陶和指导下，开始接触中医。1930年，父亲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学校的5年里，他不但勤奋学习，研读医书，而且他还与同班同学成立“克明医学会”，研讨医学疑难，出版了《克明医刊》。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并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兼任该校《金匮要略》课教师，讲授内科杂病。虽然后来他以妇科最为闻名，但最开始他是一名内科医生。 事实上，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之前，父亲已经考取了广州市中医职业资格证书。毕业后，他还曾在当时的广州大学继续进修法律专业，并在那里与我母亲（廖锦华）相识。 抗战爆发，我们家离乡背井，辗转于湘、桂、粤北等地达七年之久 1938年广州沦陷，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父亲和爷爷一家人返回南海。一个月后，日军继续进犯南海，他带着一家又转道香港。那时候，母亲也跟着一起去了香港，他们俩在香港结婚。父亲在九龙开诊所继续行医，母亲则与她的两个姐姐在九龙办了一所小学校，她担任校长。 1941年香港也被攻陷，一家大小又折回大陆，爷爷在途中得霍乱去世。父母亲则从桂林绕道逃难至韶关。当时韶关是后防，相对安定，父亲在那里继续开业行医。那时由于逃难，很多人死于霍乱，不久后我的小叔也因病在韶关死去。 后来，日军进犯韶关，他们又逃难至连县。父亲除了继续开业诊病外，还与当地的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讲习所的全部课程均由父亲亲自编写及讲授。抗战胜利，但医院和学校尽毁，父亲复业无门 到了抗战胜利，父亲一家才回到广州，但原来的医院和学校在沦陷时期都被做了日军宪兵司令部，设备也全部散失，虽然战争打赢了，但还没有归还，父亲处于失业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东莞打零散工，除了在税务局做过，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背景比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抗战胜利，但医院和学校尽毁，父亲复业无门
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背景比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访谈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
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
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
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
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
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
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我的岳父罗元恺 2007年12月4日是我岳母的生日，这天恰好南方都市报在D12-13版的《名门望族》栏目刊登了我的岳父，罗元恺的家族。我很久就想写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整理。夫人因为学术上的学要，时不时在为文史写一点学术上的文章，这次以大篇幅地刊登在报纸还是第一次。其实，他老人家除了学术上的造诣，人缘也非常的好，对人非常宽容和仁慈，他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么多。为了使关心罗老而又没有买到这天报纸的朋友阅读，我把记者的原稿奉献给大家。 历史枢纽 如果把老中医分为民间和学院两种，罗元恺属于典型的民间与学 院的综合体，甚至从他开始接触中医，其个人命运就与整个国家的中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大部份老中医的农民出身相比，罗元恺小时候并没有遭受贫穷生活之苦，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中医的学习上，受到父亲罗棣华的启蒙。 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徒相授。习医者常从背诵药诀方书入门，并随师侍诊，抄录医案，再从中悟出医理。另一种方式是以儒通医或由道、佛通医。文人学医有着较好的古文学根基，往往从中医经典入手，饱览前人医著，再验诸临床，进而提出己见，立一家之言。 罗元恺的父亲属于第二种，他的医术为自学所得。 或许是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以儒通医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罗元恺。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从小就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另外，据后人讲述，除了饱受家族传承，罗元恺还属于科班出身。 辛亥革命后的20年代，现代中医教育才开始萌芽。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广州创立。该校是五年全日制的中医高等学府，由粤港两地中药商行筹款开办。设有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西药基础、外语等30门课程。 许多名老中医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罗元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该校第七届毕业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任附属的广东中医院，随后任教于母校。 后来的人生历程告诉世人，罗元恺具有非凡的才识和能力。其实，早在学校期间，罗元恺与众不同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他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除了崇尚中医学习，他还支持中西医结合。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还开设了西医基础课，使他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不应互相排斥。 毕业后不久，抗战打响，国难当头。罗元恺经历的那一代老中医的磨难和轨迹：战争、逃亡、救死扶伤以及建国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罗元恺不仅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还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从30年代，他开始从事中医教学，曾担任《金匮要略》、儿科、妇科、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各种中医全国统编教材，并先后担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对中医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医教育的一代宗师。 在整个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过程，罗元恺也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由于西医、西药的传入，“中医不科学”、“废医存药”的论调使中医理论面临存亡的危机。建国以后，政府的支持向使中医得到较好的发展时机。 显然，与广受关注的政治经历和医学事业相比，罗元恺的家庭生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都已经年过四十。”说起父亲，女儿罗颂平充满自信和骄傲。“我自己是父亲带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父亲的学术继承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句话，女儿罗颂平说得铿锵而有力。 后世寻访罗颂平，罗元恺之女，丈夫廖新波是西医的病理医生。据她讲述，罗氏家族现在还有三个人在从事中医职业，颂字辈的就她和堂妹罗颂慧，现在在香港做医生，另外一个其堂兄的女儿罗曼茵，现在她是在德国做中医。 讲述爷爷曾经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军医 我父亲（罗元恺）出生在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爷爷（罗棣华）年轻就精通儒学，以儒通医。开始他只是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在部队中做随军军医。因为当年的北伐军经常遭受疾病的祸害，特别是传染病和瘟疫，而爷爷擅长温病（中医学术流派之一），这刚好主要是针对流行病的。 北伐战争一结束，爷爷就返到广州，在现在的海珠区洪德路开私人诊所。 爷爷先后娶过三个妻子，但两位妻子早逝，只有我奶奶一直跟着他。爷爷有十一个儿女，我父亲排行第七。他从小就跟着爷爷，曾在私塾念过书，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在爷爷的熏陶和指导下，开始接触中医。1930年，父亲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学校的5年里，他不但勤奋学习，研读医书，而且他还与同班同学成立“克明医学会”，研讨医学疑难，出版了《克明医刊》。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并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兼任该校《金匮要略》课教师，讲授内科杂病。虽然后来他以妇科最为闻名，但最开始他是一名内科医生。 事实上，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之前，父亲已经考取了广州市中医职业资格证书。毕业后，他还曾在当时的广州大学继续进修法律专业，并在那里与我母亲（廖锦华）相识。 抗战爆发，我们家离乡背井，辗转于湘、桂、粤北等地达七年之久 1938年广州沦陷，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父亲和爷爷一家人返回南海。一个月后，日军继续进犯南海，他带着一家又转道香港。那时候，母亲也跟着一起去了香港，他们俩在香港结婚。父亲在九龙开诊所继续行医，母亲则与她的两个姐姐在九龙办了一所小学校，她担任校长。 1941年香港也被攻陷，一家大小又折回大陆，爷爷在途中得霍乱去世。父母亲则从桂林绕道逃难至韶关。当时韶关是后防，相对安定，父亲在那里继续开业行医。那时由于逃难，很多人死于霍乱，不久后我的小叔也因病在韶关死去。 后来，日军进犯韶关，他们又逃难至连县。父亲除了继续开业诊病外，还与当地的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讲习所的全部课程均由父亲亲自编写及讲授。抗战胜利，但医院和学校尽毁，父亲复业无门 到了抗战胜利，父亲一家才回到广州，但原来的医院和学校在沦陷时期都被做了日军宪兵司令部，设备也全部散失，虽然战争打赢了，但还没有归还，父亲处于失业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东莞打零散工，除了在税务局做过，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背景比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
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
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
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
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
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
记者：后来搬离了？
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
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
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
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
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
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
我的岳父罗元恺 2007年12月4日是我岳母的生日，这天恰好南方都市报在D12-13版的《名门望族》栏目刊登了我的岳父，罗元恺的家族。我很久就想写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整理。夫人因为学术上的学要，时不时在为文史写一点学术上的文章，这次以大篇幅地刊登在报纸还是第一次。其实，他老人家除了学术上的造诣，人缘也非常的好，对人非常宽容和仁慈，他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么多。为了使关心罗老而又没有买到这天报纸的朋友阅读，我把记者的原稿奉献给大家。 历史枢纽 如果把老中医分为民间和学院两种，罗元恺属于典型的民间与学 院的综合体，甚至从他开始接触中医，其个人命运就与整个国家的中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大部份老中医的农民出身相比，罗元恺小时候并没有遭受贫穷生活之苦，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中医的学习上，受到父亲罗棣华的启蒙。 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徒相授。习医者常从背诵药诀方书入门，并随师侍诊，抄录医案，再从中悟出医理。另一种方式是以儒通医或由道、佛通医。文人学医有着较好的古文学根基，往往从中医经典入手，饱览前人医著，再验诸临床，进而提出己见，立一家之言。 罗元恺的父亲属于第二种，他的医术为自学所得。 或许是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以儒通医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罗元恺。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从小就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另外，据后人讲述，除了饱受家族传承，罗元恺还属于科班出身。 辛亥革命后的20年代，现代中医教育才开始萌芽。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广州创立。该校是五年全日制的中医高等学府，由粤港两地中药商行筹款开办。设有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西药基础、外语等30门课程。 许多名老中医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罗元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该校第七届毕业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任附属的广东中医院，随后任教于母校。 后来的人生历程告诉世人，罗元恺具有非凡的才识和能力。其实，早在学校期间，罗元恺与众不同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他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除了崇尚中医学习，他还支持中西医结合。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还开设了西医基础课，使他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不应互相排斥。 毕业后不久，抗战打响，国难当头。罗元恺经历的那一代老中医的磨难和轨迹：战争、逃亡、救死扶伤以及建国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罗元恺不仅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还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从30年代，他开始从事中医教学，曾担任《金匮要略》、儿科、妇科、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各种中医全国统编教材，并先后担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对中医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医教育的一代宗师。 在整个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过程，罗元恺也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由于西医、西药的传入，“中医不科学”、“废医存药”的论调使中医理论面临存亡的危机。建国以后，政府的支持向使中医得到较好的发展时机。 显然，与广受关注的政治经历和医学事业相比，罗元恺的家庭生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都已经年过四十。”说起父亲，女儿罗颂平充满自信和骄傲。“我自己是父亲带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父亲的学术继承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句话，女儿罗颂平说得铿锵而有力。 后世寻访罗颂平，罗元恺之女，丈夫廖新波是西医的病理医生。据她讲述，罗氏家族现在还有三个人在从事中医职业，颂字辈的就她和堂妹罗颂慧，现在在香港做医生，另外一个其堂兄的女儿罗曼茵，现在她是在德国做中医。 讲述爷爷曾经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军医 我父亲（罗元恺）出生在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爷爷（罗棣华）年轻就精通儒学，以儒通医。开始他只是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在部队中做随军军医。因为当年的北伐军经常遭受疾病的祸害，特别是传染病和瘟疫，而爷爷擅长温病（中医学术流派之一），这刚好主要是针对流行病的。 北伐战争一结束，爷爷就返到广州，在现在的海珠区洪德路开私人诊所。 爷爷先后娶过三个妻子，但两位妻子早逝，只有我奶奶一直跟着他。爷爷有十一个儿女，我父亲排行第七。他从小就跟着爷爷，曾在私塾念过书，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在爷爷的熏陶和指导下，开始接触中医。1930年，父亲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学校的5年里，他不但勤奋学习，研读医书，而且他还与同班同学成立“克明医学会”，研讨医学疑难，出版了《克明医刊》。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并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兼任该校《金匮要略》课教师，讲授内科杂病。虽然后来他以妇科最为闻名，但最开始他是一名内科医生。 事实上，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之前，父亲已经考取了广州市中医职业资格证书。毕业后，他还曾在当时的广州大学继续进修法律专业，并在那里与我母亲（廖锦华）相识。 抗战爆发，我们家离乡背井，辗转于湘、桂、粤北等地达七年之久 1938年广州沦陷，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父亲和爷爷一家人返回南海。一个月后，日军继续进犯南海，他带着一家又转道香港。那时候，母亲也跟着一起去了香港，他们俩在香港结婚。父亲在九龙开诊所继续行医，母亲则与她的两个姐姐在九龙办了一所小学校，她担任校长。 1941年香港也被攻陷，一家大小又折回大陆，爷爷在途中得霍乱去世。父母亲则从桂林绕道逃难至韶关。当时韶关是后防，相对安定，父亲在那里继续开业行医。那时由于逃难，很多人死于霍乱，不久后我的小叔也因病在韶关死去。 后来，日军进犯韶关，他们又逃难至连县。父亲除了继续开业诊病外，还与当地的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讲习所的全部课程均由父亲亲自编写及讲授。抗战胜利，但医院和学校尽毁，父亲复业无门 到了抗战胜利，父亲一家才回到广州，但原来的医院和学校在沦陷时期都被做了日军宪兵司令部，设备也全部散失，虽然战争打赢了，但还没有归还，父亲处于失业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东莞打零散工，除了在税务局做过，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背景比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
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
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
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
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
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
我的岳父罗元恺 2007年12月4日是我岳母的生日，这天恰好南方都市报在D12-13版的《名门望族》栏目刊登了我的岳父，罗元恺的家族。我很久就想写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整理。夫人因为学术上的学要，时不时在为文史写一点学术上的文章，这次以大篇幅地刊登在报纸还是第一次。其实，他老人家除了学术上的造诣，人缘也非常的好，对人非常宽容和仁慈，他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么多。为了使关心罗老而又没有买到这天报纸的朋友阅读，我把记者的原稿奉献给大家。 历史枢纽 如果把老中医分为民间和学院两种，罗元恺属于典型的民间与学 院的综合体，甚至从他开始接触中医，其个人命运就与整个国家的中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大部份老中医的农民出身相比，罗元恺小时候并没有遭受贫穷生活之苦，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中医的学习上，受到父亲罗棣华的启蒙。 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徒相授。习医者常从背诵药诀方书入门，并随师侍诊，抄录医案，再从中悟出医理。另一种方式是以儒通医或由道、佛通医。文人学医有着较好的古文学根基，往往从中医经典入手，饱览前人医著，再验诸临床，进而提出己见，立一家之言。 罗元恺的父亲属于第二种，他的医术为自学所得。 或许是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以儒通医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罗元恺。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从小就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另外，据后人讲述，除了饱受家族传承，罗元恺还属于科班出身。 辛亥革命后的20年代，现代中医教育才开始萌芽。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广州创立。该校是五年全日制的中医高等学府，由粤港两地中药商行筹款开办。设有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西药基础、外语等30门课程。 许多名老中医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罗元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该校第七届毕业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任附属的广东中医院，随后任教于母校。 后来的人生历程告诉世人，罗元恺具有非凡的才识和能力。其实，早在学校期间，罗元恺与众不同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他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除了崇尚中医学习，他还支持中西医结合。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还开设了西医基础课，使他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不应互相排斥。 毕业后不久，抗战打响，国难当头。罗元恺经历的那一代老中医的磨难和轨迹：战争、逃亡、救死扶伤以及建国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罗元恺不仅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还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从30年代，他开始从事中医教学，曾担任《金匮要略》、儿科、妇科、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各种中医全国统编教材，并先后担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对中医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医教育的一代宗师。 在整个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过程，罗元恺也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由于西医、西药的传入，“中医不科学”、“废医存药”的论调使中医理论面临存亡的危机。建国以后，政府的支持向使中医得到较好的发展时机。 显然，与广受关注的政治经历和医学事业相比，罗元恺的家庭生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都已经年过四十。”说起父亲，女儿罗颂平充满自信和骄傲。“我自己是父亲带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父亲的学术继承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句话，女儿罗颂平说得铿锵而有力。 后世寻访罗颂平，罗元恺之女，丈夫廖新波是西医的病理医生。据她讲述，罗氏家族现在还有三个人在从事中医职业，颂字辈的就她和堂妹罗颂慧，现在在香港做医生，另外一个其堂兄的女儿罗曼茵，现在她是在德国做中医。 讲述爷爷曾经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军医 我父亲（罗元恺）出生在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爷爷（罗棣华）年轻就精通儒学，以儒通医。开始他只是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在部队中做随军军医。因为当年的北伐军经常遭受疾病的祸害，特别是传染病和瘟疫，而爷爷擅长温病（中医学术流派之一），这刚好主要是针对流行病的。 北伐战争一结束，爷爷就返到广州，在现在的海珠区洪德路开私人诊所。 爷爷先后娶过三个妻子，但两位妻子早逝，只有我奶奶一直跟着他。爷爷有十一个儿女，我父亲排行第七。他从小就跟着爷爷，曾在私塾念过书，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在爷爷的熏陶和指导下，开始接触中医。1930年，父亲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学校的5年里，他不但勤奋学习，研读医书，而且他还与同班同学成立“克明医学会”，研讨医学疑难，出版了《克明医刊》。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并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兼任该校《金匮要略》课教师，讲授内科杂病。虽然后来他以妇科最为闻名，但最开始他是一名内科医生。 事实上，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之前，父亲已经考取了广州市中医职业资格证书。毕业后，他还曾在当时的广州大学继续进修法律专业，并在那里与我母亲（廖锦华）相识。 抗战爆发，我们家离乡背井，辗转于湘、桂、粤北等地达七年之久 1938年广州沦陷，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父亲和爷爷一家人返回南海。一个月后，日军继续进犯南海，他带着一家又转道香港。那时候，母亲也跟着一起去了香港，他们俩在香港结婚。父亲在九龙开诊所继续行医，母亲则与她的两个姐姐在九龙办了一所小学校，她担任校长。 1941年香港也被攻陷，一家大小又折回大陆，爷爷在途中得霍乱去世。父母亲则从桂林绕道逃难至韶关。当时韶关是后防，相对安定，父亲在那里继续开业行医。那时由于逃难，很多人死于霍乱，不久后我的小叔也因病在韶关死去。 后来，日军进犯韶关，他们又逃难至连县。父亲除了继续开业诊病外，还与当地的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讲习所的全部课程均由父亲亲自编写及讲授。抗战胜利，但医院和学校尽毁，父亲复业无门 到了抗战胜利，父亲一家才回到广州，但原来的医院和学校在沦陷时期都被做了日军宪兵司令部，设备也全部散失，虽然战争打赢了，但还没有归还，父亲处于失业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东莞打零散工，除了在税务局做过，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背景比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
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
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
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记者：后来搬离了？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
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