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闻不用耳打一字:杜君立：暴力时代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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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
因为非凡的思想，人类超越于自然；因为死亡，人类仍然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即使狂人如秦始皇毛万岁，亦不能不服膺于生命的轮回。
相对而言，西方文化偏重于理性，东方文化偏重于感性。西方文化中关于死亡的哲学论述汗牛充栋，甚至因为耶稣的死亡而产生了一种关于原罪的传统文化底色。
中国文化对死亡充满禁忌。如果说中国原创思想的启蒙在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那么孔子则回避了关于死亡的正面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在“生，亦我所欲也”的基础上，提出了“义，亦我所欲也”，他还做出一种权重：“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就是说，为了正义，一个人是应当勇于牺牲自己生命的，即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为对“义”的追求，死亡恐惧被大大消解，统治压力剧增。结果在长达2000多年皇权时代，中国人在四大发明之外，创造了无数种匪夷所思毛骨悚然的死亡形式。正统体制企图以这种死亡暴力美学来提高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感。凌迟、腰斩、车裂、炮烙、扒皮、点天灯、五马分尸、灭九族等等，这种反人道的官方行为直到100多年前才在中国消失。层出不穷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证明，“非正常死亡”只能带来更大的“非正常死亡”：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死亡是人生的阴暗面。死刑则是政治的阴暗面。中国每年有多少人被“合法”处死，这是被严防死守的国家机密，我们无法从《政府工作报告》或者《新闻联播》中得知。据杨恒均从世界反对死刑大会公开的资料披露，2008年全球各国共执行死刑2390起，其中90%发生在5个国家：巴基斯坦有36个人被“合法处死”；美国有37个人被执行死刑；沙特阿拉伯执行死刑102位，其中有39位是外国人；伊朗这一年共处死346位；被中国官方处死的估计约为1700人，绝对第一位。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真实的数字比这要大得多，中国每年至少有8000人被处以死刑，几乎是世界其他各地被处死人数总和的20倍。
以国家和正义的名义杀死一个人是否合理合法，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话题。大多数西方国家基于人权法理，已经彻底废除死刑。美国部分地区依然保留着死刑。美国每年寥寥可数的数十个死刑犯，几乎每一位都会引发长达数年的法律诉讼，社会议论，甚至被写成书和拍成电影。
对死亡的复杂反应体现出人类这种高级动物的超脱性和失落感。本拉登与格瓦拉都被当作恐怖分子杀死，这种类似“谋杀”的处决方式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恐怖；萨达姆被以反人类罪的名义处死，而杀死一个人本身何尝不是一种反人类呢？这种困惑就如同萨达姆被捕时的两件随身物品——一支AK47和一本《罪与罚》。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选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一部伟大的、隐痛的、先知般的、写给人类的大书。无处可逃，无路可走，无处不在的绝望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对穷人来说，连自杀往往都是一种奢侈。做好人对不起家人，做坏人对不起社会，每个人都在被迫犯罪，每个人都摆脱不了道德的罪与罚。在这本书里，每个为平庸生活所困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个人类永恒母题：生和死，善和恶，上帝和魔鬼。
血腥积累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对大多数挣扎在社会底层、苟延残喘的城市贫民来说，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悲惨世界：街道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白领被马车撞倒在路上，可怜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老板们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官吏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卑微可怜“小人物”，以达到巧取豪夺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权贵们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
在暗无天日的首都彼得堡贫民区一间五层楼蜗居里，住着一个找不到工作的“蚁族”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他本是学法律专业的，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只能靠母亲和妹妹省吃俭用地接济勉强维生。房东天天催交房租。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敬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庸人，一种是撕碎一切道德底线的英雄。前者是任人欺辱宰割的懦夫，后者则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强者。他最后杀死了素不相识的为富不仁的老板娘，战胜恶人的结果是他也成为恶人，或者说，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
“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是指做一个失败的好人，还是做一个成功的坏人。前者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后者意味着良心的失败。在一个糟糕的罪与罚时代，我们常常需要面临这种二难选择：做一个好人，抑或做一个有钱人，二者只能取其一。
1995年的奥斯卡是两部电影的PK，最终《阿甘正传》胜了《肖申克的救赎》。前者是一个美国雷锋的故事，后者则讲了一个人与体制的战斗。电影告诉人们，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刚开始你讨厌它抗拒它，慢慢你就会习惯它，直到最后你离不开它。一个在肖申克监狱度过大半生的老人刑满释放，他却认为是自己被体制抛弃了，而他已经无力报复这个体制，只好选择了自杀。而对从不绝望的安迪来说，他“翅膀上的每一片羽毛都沾满自由的光辉”。即使历经多少艰辛，都无法磨灭他自由的心，最终他逃出生天，失败的是这个庞然大物的体制。
比电影更残酷的是现实，比安迪更悲烈的是林昭。圣女林昭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与一个邪恶体制的战斗。在长期囚禁中，即使遭受极其严重的虐待，林昭也拒绝违心地服从。其意志之坚毅足见一个人信仰的力量是多么强大。1968年4月29日，36岁的林昭在上海龙华被官方秘密枪决。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家，向其母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宣布林昭无罪：“这是一次冤杀无辜”。北大举行的林昭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尸体至今不知所在。
杰克的崩溃
库布里克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大师，而《闪灵》则是一部伟大的恐怖电影。改编自斯蒂芬·金同名小说的《闪灵》描写了中年男人杰克面对事业的挫折与家庭的压力而逐渐心理崩溃过程。库布里克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试图揭露人性的毁灭之路。对生活的焦虑和对家庭的负疚感交织叠加，最后变成怒火毁灭了一切……
“杰克崩溃”是“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的必然结果，一个失败的好人总归是失败的，一个成功的坏人总归是坏人，这种封闭式的二难选择足以逼疯每一个正常人。孔子对家庭的印象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如果你抽出大量时间照顾家人，那么你的事业就很成问题；如果你投入事业，则家庭就成问题。所谓“商场得意情场失意”。很多时候，只有臭大粪上才可以开出鲜花，但这是一种分裂。
很多年以后，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列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第4次合作，为人们献上了一部更加诡异的恐怖片《禁闭岛》：面对琐碎沉闷的家务和沉湎于警探工作的丈夫，泰迪的妻子崩溃了，她亲手杀死3个孩子，她又被崩溃的泰迪杀死。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泰迪从此分裂成了一个警探和一个纵火犯。作为警探的他具有高度的职业使命和正义感，他不畏艰险地调查杀死他妻子的那个纵火犯。当他最后发现他就是那个纵火犯时，他彻底崩溃了——成了一名完美的精神病人。
这部阴晦的电影颠覆着我们的常识。因为一切都是不正常的。在精神病院，只有不正常才是正常。在这里，只有两种选择，“像野兽般活下去，还是像好人般死去。”“当你还活着的时候，要记住你曾经哭过，曾经笑过。”在这座宛如迷宫和地狱般的精神病院，你就是迷宫里的一只小白鼠。在这里，你没有朋友，你一直是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盗梦空间》只是《禁闭岛》的续篇。人类或许已经对外太空和宇宙了如指掌，但却对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一无所知。
1644年，中国甲申年，面对十面围城的农民军，一生下过6次“罪己诏”的崇祯皇帝持剑砍杀自己的妻妾和女儿后，在煤山的老槐树上自缢。
2004年，香港天水围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一家四口灭门惨案”，一名男子残忍的杀死妻子及两个女儿后自杀身亡。2009年，这场悲剧被许鞍华拍成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任达华与张静初在这部电影中，细腻地演绎了爱最后转变为恨、不幸而残酷的过程。
杰克的崩溃是压力超过负荷极限的结果，这种现象有时甚至发生在动物界，比如受到惊吓的哺乳期母猪常常会咬死自己的仔猪。杰克崩溃曾经大面积地发生在40多年前的中国。从反右到文革，无数家庭解体，互相出卖自相残杀被官方以“大义灭亲”的名义予以张扬。崩溃从家庭蔓延到社会，最后到国家层面，中国几乎沦为地球的炼狱和坟场。
嫉妒和任性被认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嫉妒与任性总是相伴而生。反过来，对嫉妒和任性的克制又往往导致压抑的蔓延。弗洛伊德说，人类的文明就是压抑的历史。压抑到极点就必然会无可挽回的崩溃。一个崩溃的人无所谓好人坏人，更谈不上是什么罪犯，他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人，是一个精神病人。
自我的背叛
一个尊严崩溃的人会沦落为乞丐。一个人生崩溃的人实际上是宣布对世界弃权，承认自己彻底失败。这种投降感让人更加真实地感受到，眼前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战场，失败就意味着丧失一切生命的尊严，意味着没完没了的羞辱。崩溃之前，只有自杀是唯一一种尊严的放弃和解脱，否则，就是丧失一切的崩溃。自杀是对彻底崩溃的理性回避，是对被迫屈服的最后拒绝。
自杀是高智商的人类特有的一种勇敢的生命证明，证明自己把握着自己的生命。虽然也有鲸鱼搁浅自杀的现象，但我们无法确定其是否具有真实的自杀动机和机理。对人类来说，自杀是一种昂贵得近乎奢侈的最高行为艺术，以证明自己生命的独特价值。作为生命精神的弘扬者，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反对自杀，但信仰本身往往却带来更多的自杀，比如佛教徒以自焚捍卫护法。
自杀行为证明人可以超越生命本身，即人的价值比生存本身更为崇高更有意义，尽管这对他人来说过于残忍和反动。大多数时候，自杀是弱者最后的武器，是一种最惨烈的表态，或厌恶，或愤怒。这种行为往往以对苟活的鄙视姿态，严厉地激活人们对生命尊严感的认知能力。以撕碎自己生命的悲剧，来刺激生者良心的反省，谴责社会的罪恶。麻雀是一种卑微的小动物。一旦面对人类的囚禁，麻雀便绝食而亡，使人类丧失了囚禁的乐趣。麻雀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自由度尊严。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自杀的定义：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都叫做自杀。像杨佳钱明奇郑民生等等不是事后自杀，就是很快“被杀”，而这种“自杀”和“被杀”正是事主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他们几乎都事前留下遗书或遗言。在任何一个社会，自杀的增多几乎都是社会秩序和道德的缺失所引起的。
涂尔干把自杀分为四种类别：利己型的自杀、利他型的自杀、失范型的自杀和宿命型自杀。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和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在中国，自杀已成为第五大死因，据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1991～1995)，中国的自杀死亡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到三倍，官方卫生部1999年公布的数据为22.2/10万（1993年）。全世界大约每年42%的自杀死亡发生在占世界人口25%的中国。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相当于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8个自杀未遂。
当房地产成为一场推土机的战争时，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们只能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这样的无奈和悲剧一直没有落幕：2009年11月3日凌晨，公民唐福珍面对暴力强拆在自家屋顶绝然自焚。
2009年11月8日晚，河南郑州新密市高三学生李金川在校内服毒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曾向往的高中生活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结束。我带着憧憬来到这所梦寐以求的高中，迎接我的是残酷的现实……我要用自己的死，来唤起人们对教育以及师德的反思”。2009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自杀身亡。杨曾经哀叹“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事发前，她母亲被学校禁止进入宿舍与自己同住，找房又没有着落，经过5天5夜的失眠，杨元元最后彻底崩溃。
1989年3月24日,海子在他25岁的生日里自杀，他让钢铁的车轮将他的身体碾碎，随他而去的有一本《圣经》和一本《瓦尔登湖》。朱大可在《先知之门》中说，海子的死“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为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一吴姓博士生跳楼自杀。他的遗书悲愤凄婉，很快就被传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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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好了。我想我真的想好了。
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世俗的炎凉，尘世的丑恶，恶心的嘴脸，可恶的压力，你们都随风去吧。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怜的让我万般不舍的妈妈，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此刻一想到你苍苍的白发，粗糙的双手，一年大部分的饭菜只是馒头就咸菜，一件蓝色的夹克穿了那么多年，每年过年都是那一件，我都会心痛得要死。儿子不孝，不肖，没能让您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么多年您一个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读到北邮的博士啊……曾经，我所有对您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履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儿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自从离开老家以来，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让您也能来北京吃一次烤鸭，看看天安门和故宫，住上楼房，坐上小车，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您，我甚至连您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买的假牙伴侣都没能给您买到，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顿饭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着干涩的馒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一百块啊，不过是一百块啊，一百块还不够那些老板官员们抽一盒烟的钱，我却给你买不起！
我太没用了。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地绝望了。绝望了。我的肝又开始痛了，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走之后哥哥一家就应该会对您好点了，保重……终于可以一了百了了，我很高兴。永别了，妈！
杀子文化
2010年3月23日，世界水日。当贫穷的中国西南因为缺水而濒临崩溃的时候，不缺水的中国东南因为贫穷而崩溃了。42岁的郑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门口用水果刀刺死刺伤13名小学生。20年如一日。孑然一身的郑民生和兄长一家三口还有70岁的老母亲，住在一套61㎡的两居室里。他夏天住在阳台，冬天住在客厅。对郑民生来说，1000多元的工资买不起房子娶不起老婆。对邻居们来说，他是一个“与人为善、尊老爱幼、稍显内向的男人”。节俭的张明生经常买彩票，但他很不走运。去年6月份的失业让他濒临崩溃。据说他被捕后一直重复着“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 他甚至计划要杀死30名小学生。
自称“深知蜗居滋味”的温宝宝一不留神，对美国人泄露了一个国家机密：“美国失业者才200万，中国失业者有2亿”。另外一个不是机密的机密是中国的男女比例122：100，将近3000万成年男人无法找到女人成家。没有家的男人从来都是失衡的、危险的。
一个没有工作没有老婆、在阳台客厅生活了20多年的成年男人，要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才不至于崩溃？一个崩溃的郑民生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已死的人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惨案后的郑民生只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弱者或者病人。我们无法将穷凶极恶与他相对应。或者说，郑民生虽然并不是无辜的，但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虽然还活着，但他的心已经死了。当我们认为杀死孩子的凶手是郑民生时，那么杀死郑民生的凶手又是谁呢？
如果说房地产是一场战争的话，那么郑民生和唐福珍一样，都是这场战争和这个不幸时代的牺牲品。富人们囤积着无数空置的豪宅，包二奶养情人；穷光蛋们“蜗居”、“蚁族”加“房奴”，直至失去了结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些穷光蛋或光棍有两种：暂时坐稳了房奴的人和欲做房奴而不得的人。
据传，郑民生所选择的实验小学以当地黑领群体的子女为主。仇富在这里已经不再停留在经济学家的稿纸上，而是走上街头。仇恨源自嫉妒，源自不公平和冷漠，源自深切的绝望。
民生与权力，孰轻孰重？当奥巴马力排众议、斥资万亿推出惠及大多数穷人的医改法案时，中国民生状态依然艰辛可怜，数万亿砸向无人乘坐的高铁和无人居住的房地产，一个叫民生的孤身医生只能蜗居在阳台客厅，甚至还失去了这份卑微的社区工作。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杰克的崩溃。
像郑民生杨国柱这样的“杀人狂”全世界都有，而不仅仅是和谐中国的特产，只是中国更多一些。德国有克雷奇默、美国有赵承熙、芬兰有奥维宁、日本有加藤智大、韩国有柳永哲，等等。比如2009年1月23日，比利时一名男子持刀闯进布鲁塞尔一个儿童看护中心，刺死一名儿童和一名成人。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这种杀人狂的出现，但我们应当懂得要避免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我们不能忘记，2001年3月江西万载县发生小学特大爆炸案；2003年广西北海和2004年河北辛集发生针对孩子的幼儿园凶杀案；2004年8月和10月，北京连续发生两起震惊全国幼儿园恐怖事件； 2007年7月，广东顺德欧阳颂用铁扳手将18名幼儿园孩子砸成轻重伤……
号称中国的《哈姆雷特》的《赵氏孤儿》是经典秦腔大本戏，曾被改编为京剧《搜孤救孤》、豫剧《程婴救孤》，甚至被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中国的“杀子文化”在这部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孩子是未来的象征，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在“绝后”恐惧下，“杀子”与阉割一样，使人失去对未来的想象，这是一种深深的绝望。郑民生杨柱国们只是想让别人也体会一下他内心的绝望而已，只是其手段过于残忍残酷。
从克拉玛依大火、李思怡事件、512地震中用数字代替名字的遇难学生、三聚氰胺惨案中的结石宝宝、遍布全国的血铅儿童到迷雾重重的山西疫苗事件，这是一系列规模更大、更具恐怖主义色彩的“杀子文化”。与郑民生杨国柱们的严惩相反，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往往会得到体制的庇护。当金正日枪毙他的财政部长时，我们三聚氰胺惨案的罪魁李长江荣升全国扫黄办主任，而两个生产三聚氰胺的化工厂主张玉军耿金平被处死。以此逻辑，郑民生应当得到提拔，将生产水果刀的工人拉出去枪毙。
杀人游戏
人类文明是反对杀戮的，但毫无疑问，人类文明是从狩猎开始的，因此杀戮似乎是人的本性。以拯救人类灵魂为使命的宗教告诫人们，杀人者会下地狱。但人类很快就以宗教的名义杀人，他们将被杀者称为“异教徒”或者“敌人”。正因为杀戮是人的本性，当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他就会停止杀人。苏格拉底反对杀人：因为我必须与自己相处，而且一生都离不开，我不愿杀人是因为我不希望跟一个杀人者共度一生。士兵之所以被称为杀人机器，是因为士兵没有自我，他只是一个服从命令的白痴和疯子。军队从来是拒绝头脑和思想的地方。一个离开军队的士兵或许会停止杀人，当他重新找到自己的时候。现代社会是一个扼杀自我的过程，在娱乐至死时代，杀人往往成为一场集体狂欢；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饭桌上的新闻佐餐。
狩猎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出处。作为狩猎工具的弓箭是人类发明的第一件机器。随着社会的诞生，狩猎的对象由动物转向人类自身。弹弓是弓箭的前身，春秋时代的晋灵公有个业余爱好，就是以弹弓射路人为乐。弓箭经过数万年的广泛使用，在工业时代被枪炮替代。这只是一个杀伤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美国的2002年10月，穆罕默德与17岁的同伙马尔沃潜伏在车内对过往行人进行“任意狙击”，整个华盛顿特区成为杀戮战场，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枪杀的对象，许多人吓得不敢出门，甚至在家里时也赶紧关好门窗……这场杀人游戏共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FBI和警察最后将“狙击手”逮捕。
虽然美国枪支泛滥，但穆罕默德杀人犯罪之恶劣，在美国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即使杀人犯罪事实确凿，美国司法部门仍然花费了7年时间才将这位杀人犯处死——他犯罪的地方尚未废除死刑。枪支并不是杀人的主要原因，其实被汽车杀死的人比枪支杀死的人多得多。杀死人的是人，不是工具。切菜刀、绳索、安眠药、高楼大厦和环境污染都可以杀人，甚至比枪杀的人更多。中国是禁止枪支和刀具管制最严格的国家，但并未对杀人犯罪发案率有多少明显的影响。
在乌托邦一般的挪威，2011年7月22日， 32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对首都奥斯陆市中心的国家政府大楼实施了炸弹袭击，而爆炸吸引了政府官员、警察和记者的注意力时，他又出现在40分钟车程以外的于特岛上，枪杀了68名正在参加夏令营的民众。当警察终于坐船赶到时，安德斯随即缴械投降。然而，他的计划中的演出还未结束。在本周一的首次开庭审理上，安德斯向法庭提出请求，允许他身穿行凶时的“警服”向外界公开“解释”自己的行为。不过，法官并没有给他演出的机会。这个执迷于古老的圣殿骑士团的安德斯就如何捍卫欧洲精神写了一本长达1500页的《欧洲独立宣言》：
我们竞争不过中国，邀请他们参加WTO是最近60年最大的错误，造成了欧洲千万人失去工作。应该降低消费，实行保护主义，建立自力更生的经济。应该把中国和一些国家赶出WTO，建立一个以欧洲为主的WTO。绝大多数伊斯兰和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对欧洲人有明显敌意，而中国人则不同，只想要欧洲人的钱。今天，中日和一些其它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使我们成为单纯的消费者。他们刻意保持低利率从而增加出口。中国无信仰的统治，在消除伊斯兰的威胁上，无情远甚基督教政府。当然，他们对一切能潜在动摇自己地位的事都无情。
因为政府对枪支的垄断，中国的枪杀事件几乎都具有浓郁的官方色彩。全国各地发生过无数起“袭警抢枪”事件，除过少数未被披露的案例，大多数公开的嫌犯均被缉捕或击毙。除过从官方机构非法流出的枪支，对真正的杀人者而言，黑市非法枪支或许也并不那么难得。2010年元旦的第一分钟，东莞3名青年抢劫的士司机被围困，3人用一支枪轮流饮弹自尽，如同惊险电影一般。2010年3月11日，曾经枪杀一名警察的付晓霖与警方周旋枪战11个小时后被狙击手猎杀。
暴力和权力一样，一旦被垄断，就有滥用的可能。2007年4月7日，储户计程在沈阳市苏家屯区一银行营业厅里刚取完款，被押钞员朱宏林近距离射杀。目击者证实，枪响后，有押钞员在现场打电话给公安部门和电视台，声称发生银行劫案，现场击毙劫匪。2010年1月12日，贵州关岭自治县坡贡派镇，赶场买东西的尧上村吊井组村民郭永华和郭永志被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当场击毙。随后的官方新闻宣称，这两名男子暴力袭警被击毙。
“杀人游戏”一直以来都是广受白领阶层欢迎的网络游戏类型。对每一个游戏者而言，杀人是不要任何理由的。杀人者体验的是一种权力感——对他人生命的生杀予夺。权力欲是一个人的较高级追求。对很多职业权力者而言，这种欲望已经得到充分满足，所以他们不需要这种游戏。而对很多卑微的“蚁族”白领而言，权力欲受到压抑，因此只好通过游戏释放。对默罕默德来说，将杀人游戏搬上街头，是一种巅峰的权力体验和暴力体验。为了这种体验，他宁愿付出任何代价。对朱宏林和张磊来说，他们也是出于权力快感的满足。
中国911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中国民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然而民间却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财产是人类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在一个没有规则的年代，“不明来源”财产的原罪猜测使这种不平等变成一种割裂和敌视，撕裂着一个上升中的国家。
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一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艾绪强：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己自杀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在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一百五十多万元的赔偿要求时，艾绪强再次向受害人表示歉意：“我确实没有能力赔偿，我希望国家能给他们补偿。”“我只想法官判我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艾绪强在法庭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法官问艾绪强有什么遗言，他一句话也没说。
2008年11月5日，珠海个体司机骆某驾驶泥头车，故意撞向放学的学生和行人，当场造成24人伤亡。事主被警察当场开枪击毙。据说骆某性格内向、家境不佳，他事前就留下了遗书。2009年4月南京公交车司机王建强驾驶一辆公交车，故意撞向多名乘客，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2009年6月23日，广东省惠州李国清驾驶一辆大巴车在闹市区恶意狂奔，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2009年9月17日18时，48岁的吉林省永吉县金家乡中心小学职员张健飞，在北京的前门步行街持刀刺扎十余人，两死14伤。2010年2月1日，天津港保税区调度员张义民劫持本单位大客车，在道路上连续撞击车辆和行人，致9人当场死亡，11人受伤……
这些事件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目的，事主以伤害社会和陌生人来制造恐怖，表达自己一个人对社会的不满和敌视。这种不满甚至没有明确的原因和对象。这种山寨版的恐怖主义可以叫做平庸的恐怖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是这些反社会的汽车杀人犯的理想和最终下场，但代价却必须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一个人的恐怖主义
有人嘲讽道，长期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在炸药上没什么根本进步，炸弹的使用仍然停留在泄愤工具的层面上。这种泄愤是一种私愤，这是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和平庸的专制主义相对应，这是一种可悲可鄙的平庸的恐怖主义。
当很多专业爆破公司常常“完不成任务”的时候，一个“贫困潦倒不学无术”的靳如超仅用950元人民币购买的土制炸药，以并不专业的爆炸手段就制造了一起特大爆炸案。2001年３月16日４时16分到5时的44分钟内，石家庄市连续发生５次爆炸，3处住宅被炸倒塌，共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此案迅速告破，官方认定系靳如超一人所为。据官方介绍，41岁的靳如超曾在1988年因强奸罪被判刑10年，出狱后修理过三轮车、推销过化妆品、倒卖过火车票，这些均被官方定义为“无正当职业”。
官方公布的靳如超事前行程如同惊险小说：“……从岩峰洞村口拦了一辆拖拉机逃到马关县城，然后乘出租车经文山县到开远市，再乘出租车于３月10日12时左右到昆明，当日下午３时登上飞往天津的XL222航班，20时10分到达天津，当晚住在天津火车站附近某旅馆。３月11日９时许，靳如超从天津坐长途客车到保定，然后转车到安国。买了半吨炸药……”
根据官方宣传，靳如超是一个顽劣不化好吃懒做的流氓、一个心理扭曲人生阴暗的恶魔。据说靳如超记有长达几十万字的日记，来自官方的靳如超日记中写道：“有权势者生，无权势者死。胜者为王，败者冤死。有钱者生，无钱者冤死。” 如果日记属实，那么靳如超是一个信奉弱肉强食和狼图腾的尼采主义者，而这不幸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的游戏规则。对如此规模的“定向爆破”来说，靳如超多少显得有点过于“专业”。即使如此，在靳如超被妖魔化的背后，仍然让人对真相充满无尽猜想和疑惑。
案发一个多月后，靳如超被迅速审判枪决。卖给靳如超炸药的王玉顺、郝凤琴、胡晓洪等3名贫苦农民给靳如超一起陪葬。案发一个多月内，侦破靳如超案的刘朝辉、赵庆祥和田川等3名警察均“积劳成疾英年病逝”。
2004年10月26日，长沙发生公交车爆炸案，造成54人不同程度烧伤，其中危重病人9人。事主阳进泉54岁，系湖南省衡山县农民。
2008年7月21日昆明市接连发生两起公交车爆炸案，造成2死14伤，此事在奥运前夕引发各种猜想。半年后，在萨尔瓦多咖啡屋发生一起“意外”爆炸，事主李彦在急救中死亡，事后官方宣布，7·21爆炸案也系李彦所为。
2009年6月5日，62岁的张云良携带汽油登上成都市9路公交车并故意泼洒点燃，造成27人死亡、74人受伤，张本人亦当场身亡。
2011年5月26日，江西省抚州市一连发生了3起爆炸，临川区政府大楼遭到炸弹袭击，两名政府保安被炸死。爆炸发生前，爆炸制造者钱明奇对保安大喊：“赶快走，里面有炸弹，我和你无冤无仇，不想伤害无辜。”一名法制晚报记者的微波中写道：“看钱明奇的微博，开通不到一年，364篇，篇篇充满怨气。他关注着媒体人、律师，关注着钟如九、夏俊峰，他试图通过这个平台找到申诉发泄渠道，但只是众多申冤者之一，无人注意。他最后一条微博在支持夏俊峰，那个刀杀城管的小贩，第二天，他制造了更惊悚的恐怖事件，他也走了，这个微博永远不会再更新。”钱明奇在博客中写道：“幸福在那里？合法新建的六层楼房700平方米被官员用非法手段拆除，现已给我造成实际经济损失200余万元和耗时十年的上访诉求时间，至今未果！我要是拦路抢劫十元钱，法律又该对我怎样？”他最后的微博是“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和杨佳一样，钱明奇出生于北京，不过他比杨佳大了整整20岁。
在一系列恐怖事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大同小异，比如称张云良贫困潦倒好吃懒做吃喝嫖赌仇视社会云云，这与当初对靳如超的描述如出一辙。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从靳如超到阳进泉、李彦、张云良，他们无一是幸福的，他们应当“各有各的不幸”，然而在官方口中，我们只能知道一种相同的不幸。那就是他们天生就是坏蛋、就是魔鬼。或许在官方看来，与规模巨大的“群体性事件”相比，这种“个体性事件”只是一个人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反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将这种“个体的极端性事件”分成4种类型：第一种是自卫，如“烈女”邓玉娇事件和辽宁张剑事件，可以理解；第二类是自残，如唐福珍自焚事件及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令人同情；第三类是复仇，如杨佳案、崔英杰案和邱兴华案，社会反应复杂；第四类泄愤，如张云良案和靳如超案，因为其暴力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慌。相比较而言，第四种类型如钱明奇案，“以最少的伤亡制造最大的震慑”，这种理性行为更接近于恐怖主义，或者说是一个人的恐怖主义。
牛吃玉米难题
2006年7月14日晚，邱兴华将陕西汉阴铁瓦殿道士及香客共9男1女杀害，死者中年龄最大62岁，最小仅12岁。在庭审时，邱兴华讲了一个牛吃玉米难题：“好比我种了一块玉米，长了1.5米高，叫一群牛给吃了，我去找放牛的人没找到，我在一气之下把牛杀了，谁找我赔牛，我就找谁赔我的玉米。”
在看守所里，邱兴华潜心写作《金笔定江山》和《邱兴华一生的写真》两部书。陕西省高院拒绝了邱兴华家属和律师提出对邱进行精神鉴定的要求，并在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前4天匆匆宣判邱死刑。12月28日，邱兴华被枪决于安康江北河岸边，其临终陈述为“我该死，罪恶滔天，杀人偿命”。事实上，中国法律对精神病人地位的保障仍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即使鉴定结果显示邱兴华是精神病人，并不见得能免其一死。
在中国，一个比不平等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真正的关爱和人性纠偏机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加之政府力量对民间社会的僭夺，传统中国的宗法习俗、道德操守及以此为基础的“熟人社会”遭到彻底瓦解。同时，持续数十年的高强度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经济大潮面前已经完全崩溃消解。遗憾的是，我们尚未建立起一个以法治为基础，以公平为底线，以人性关怀为保障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是人类文明进入城市化后必然的生活形式，它以社区文化为特征，共享文明成果和经济繁荣，这是一种“大同世界”的雏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陌生人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礼崩乐坏、巧取豪夺、权势倾轧、拜金势利的无序社会。
在官方的教唆下，“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定律。经历过“引蛇出洞”的“阳谋”和“大义灭亲”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不仅产生灾难性的信仰危机，而且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官方对民众刻意施行的去公民化政治，使民众生存更加原子化和沙粒化。
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家应是法治的产物，应是民众利益认同的产物，而非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更非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剥削大多数民众的专政工具。中国以低人权高税收的后发优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血腥聚敛迅速暴富。根据“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中国在失败的好人和成功的坏人中无疑选择了后者。这种“坏的”成功类似饮鸩止渴，不顾一切而付出的惨重的社会成本和道德成本，将在我们的未来分期偿还。甚至，这种成本将大于其收益。因为许多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比如生命、比如亲情、比如信任……
看似疯狂的邱兴华给全体中国人出了一道牛吃玉米的难题：你的牛和他的玉米，如何保证各方的权利？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但这个底线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守。法律被权力僭越，被金钱玷污。从黄松有到陆俊，从三鹿惨案到山西疫苗，法律对大多数穷苦民众来说，已经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法律正在丧失扶危救困惩恶抑强的作用，法律和正义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孙志刚以他的生命揭穿一个体制如何以法律的名义作恶。不幸的是，法律大多时候总是与狼共舞。从邱兴华案、杨佳案、华南虎案、邓玉娇案到李庄案，法律不过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中不停翻转的万花筒，而不是一面照妖镜。
2008年10月28日，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新梅园酒楼猥亵一名11岁女童，甚至辱骂在场众人“你们算个屁”。小女孩的父亲陈先生报警后，等来的是“录像损坏”和“不构成猥亵”的官方结论。很多网友斥责陈先生“没有血性”，意思是说应当当场宰了这个恶棍。
平等、公正、正义、尊严的缺失，使法律只保护少数人的“牛”，而罔顾大多数人的“玉米”。三鹿、疫苗和稳腚是“牛”，孩子和“普通老百姓”不过都是些“玉米”。牛与玉米的利益对立显示了社会的阶层明显分野。因为沟通与救济管道的阙如，从网络到街头，“仇富”情绪和“仇官”情绪无处不在，催化、切割着本已式微的社会信任，善意和诚意在文化层面进一步解体。在这个左手不相信右手的社会中，专家、官员、政府和国家一起威信扫地，从类似“周老虎”、“等地震”、“宋丽强奸案”的荒唐事件来说，所谓“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
不能说哪个人或哪个机构要对郑民生的个人遭遇负责，但不可否认，郑民生是社会失衡的必然结果。从靳如超、马加爵、邱兴华、杨佳、张云良、崔英杰、黄运财、药家鑫、唐福珍……到郑民生，这一串数也数不完的名字背后，每一个令人扼腕痛惜的人生悲剧落幕处，都隐含着我们这个社会不堪入目的阴影。
道德洁癖
古希腊时期的狄奥根尼住在一个桶里，以讨饭为生，人们笑他活得象条狗，“犬儒主义”就这样诞生了。狄奥根尼提着灯笼在城里游走：“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亚历山大大帝前来探望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犬儒主义是极权专制的产品。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一切都非道德化，无价值性，人们不问是非，不管善恶。
庄子应是中国犬儒的创始人。魏王讥讽庄子说：“先生怎如此潦倒啊？”庄子纠正道：“是贫穷，不是潦倒。士有道德而不能体现才是潦倒；衣破鞋烂是贫穷不是潦倒，此所谓生不逢时也！”庄子常常自比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对于阴谋和权势无限鄙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穿过了肮脏的粪池才获得越狱成功。这是一种象征，即如何面对丑恶与肮脏，这实际就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的态度。从邱兴华和杨佳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洁癖的影响。这种洁癖让我们对丑恶和欺骗不能容忍，嫉恶如仇，甚至愤世嫉俗。在世俗面前，或者抗争，或者逃避。抗争，只能自取灭亡；逃避，哪里又是净土？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则戎马生于郊。”老子目睹礼崩乐坏，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出走函谷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面对沉沦堕落的楚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遂自沉汨罗江。
印度的《婆罗门书》中说：活在人的社会，最善良的好人也会变成罪人，……那么，流浪去吧！流浪者的双足如同鲜花，他的灵魂成长，修得正果；让浪迹天涯的疲惫洗去他的罪恶……
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用20天时间里，在一卷120英尺长的打印纸完成了《在路上》(On the Road)的初稿。这部小说被公认为60年代嬉皮士运动和垮掉的一代的经典之作。作者借书中迪安之口质问：“……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各种各样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
与《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一样，凯鲁亚克表达出了大多数人心中的异化、不安和不满，展示的是一种人生想象的理想状态和醒悟的自由感觉。与其说这本书代表着垮掉的一代，不如说他们是“叛逆的一代”，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
正被逐出中国教科书的鲁迅在《安娜出走以后怎么办》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100年前，鄙视自己寄生虫式生活、而又无能为力的老托尔斯泰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出走，孤独地死在一个无人的火车站。20年前，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叫查海生的教师离校出走，这个25岁的“孩子”留下许多梦想：“我有一所房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以自己的生命警告了一个物欲时代的来临。2008年中秋，一名叫罗炼的24岁佛山某家具厂工人，在月饼盒里留下一张纸条后悄然出走：“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罗炼的出走引发了全国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的普遍关注。有些媒体还发起“人生的路到底怎么走”的大讨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纷纷响应，新浪网、腾讯网等网站甚至还发动网友对罗炼进行人肉搜索。罗炼的失踪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而是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
金钱暴力所引发的物欲时代、全球性经济危机、弱肉强食的贫富差距、冷酷的拜金主义、“身份世袭”的社会结构板结化等等，让无数“80后”、“90后”不仅面临着生存危机，也面临前精神危机。道德、善良、勤奋、才华等美好的东西在功利扭曲的现实面前脆弱不堪。这种失落感和挫败感所造成的迷茫和迷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雨果曾经说：未来将属于两种人：思想的人和劳动的人。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种人，因为思想也是劳动。但冰冷的现实只要一种人，只要你劳动而不要你思想。思想和穷人一样，在这个社会总是显得多余。当下人类社会，每一座城市都是一部日夜轰鸣的钢筋水泥机器，人类就是误入歧途、爬行在这部机器缝隙里的蚂蚁。我们的身体疲惫不堪，我们的内心焦虑不安。对生命意义的最后追问，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正常的现代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因为它关乎我们的精神世界与身边这个物质生世界是否匹配。
在不顾一切追求GDP的国家主义机器中，每个人都如同养鸡场的下蛋鸡一样苟延残喘劳碌无为，又如同迷宫里的老鼠般孤独而微不足道。每一只笼子里的老鼠都在不停地踩着脚下的轮子，唯恐自己落后。可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还在原地，一切都没有改变，你踩动不过是一只周而复始的轮子而已。
在浏阳河畔长大的罗炼在日记中写道：
身在人群中，却总是形单影只。我只想摒弃对现实生活的顶礼膜拜，委身于无限的孤寂当中，无辜却总也摆脱不了现实枷锁的束缚，活着一无乐趣可言，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一切都变得可恶……我的玩世不恭，我的天马行空，伴随着岁月蹉跎，幻化成一颗颗泪珠，昨天的所有已成为遥远的回忆。面对着这些，我心力交瘁，有太多感慨，无奈现实却不允许我有太多想法。每当看到周边衣裳褴褛，老态龙钟的身影，我都感到害怕，唯恐自己也将这样庸碌一生。也许是该坦然接受，而我却无法释然，我还有太多的憧憬……
贫穷之罪
2004年6月17日，在其他同学都在领毕业证的时候，锤杀4名同学的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00级学生马加爵被执行死刑。马曾获得“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二等奖”。 5000元学费，是从家到学校借了一路借来的。马加爵为读大学已经负债1万元，打零工补贴生活费。因为没有鞋子穿，他在助学贷款没发的几天里光脚逃课。在冬天温度比较低的时候，马加爵宿舍的同学曾经给马加爵一二块钱，让他替自己洗衣服，马没钱就洗了。马加爵宿舍的同学曾在马加爵的被子上撒尿。马加爵在监狱中穿上了他这一生中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囚服。“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马加爵这句话让在场看押他警察都落泪。马加爵拒绝投案，也拒绝4位律师免费做无罪辩护，原因是他只求一死。
马加爵在最后的遗书中写道：
春城的春天下着雨，有着一丝凄寒的风。我望着生锈的铁窗，我想起了我可怜的父母。为了供子女读书，他二老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还点着蜡烛为人烫衣服，5毛钱一件。那次我母亲掉了一百块钱。她心疼的说那是烫了两百件衣服赚来的钱呀。我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就把自己做苦力赚来的一百块钱丢到地上。对母亲说：妈妈你的一百块钱在这里！妈妈露出了一丝苦笑，其实妈妈知道是我丢的。
我不怕一个人独自吃苦，我不忍心父母看到我吃苦。我家一直很穷苦，我在穷苦中长大。我从小就体味到家庭的艰辛。幼小的我便心疼父母的辛苦，只想通过小手减轻父母一点点负担。
进入大学以后我怎么发现，大部分人不爱读书。每天晚上谈女孩子……大家都爱玩电脑游戏。
大家都嘲笑我是个土包子……我有时候没钱就打一份饭吃上两天，经常一天吃两个馒头就过去了。我从不怕苦也不怨恨谁，我更没因为没钱而想到去偷去抢。我很坚强，我为自己骄傲。
很多男生都谈恋爱了，我在这种氛围下加上几个同学的怂恿，也大胆的写了一封情书，交给了我暗恋许久的一个女孩子。由于我的模样不好看，加上又没钱，人显的很土气内向，那女生毫不留情的当着许多人的面，把我那封用真心诚挚锩刻成的信撕个粉碎。我只是内心痛苦了下，我也并没有怨恨谁，我只觉得自己确实条件不行配不上她。我对父母也是这么说的。
……整个寒假我一个人多么孤寂。我不怕吃苦，但是人是很怕寂寞的……原来每个人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凶悍的歧视我、残忍的嘲笑我，我的心很痛，我的泪悄悄的落下了。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我不曾被艰辛贫苦生活打败。可是当我的人格尊严被人糟蹋的不成样子的时候，当我的过去的伤痛被人再次拿出来嘲讽的时候，我的心滴血了……我决定玉石俱毁，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我想没抓到我以后到一个没有歧视侮辱的地方重新做人。万一抓到就一死百了。我是不怕死的我只想死刑，我不愿意被判无期徒刑，因为那样会给我父母带来压力！
我深刻懂得人间真情的可贵。我曾对自己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那个家虽然很穷，但是大家都很互相关怀，大家都感到很快乐，没有歧视与蔑视，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格践踏。我很想和陶渊明那样，就永远生活在我那个村子里，天天看着清澈的流水，望着袅袅的炊烟，写着清新的诗歌，呵，那多美好呀！可是现在——只好等来生了。爸爸妈妈，对不起了！儿子不孝，儿子来生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警察又来提审我了，我总听到外面摩托车的声音为什么总是那么飞扬跋扈。我怀念十哥开的摩托修理店，在我印象中那是很赚钱的，十哥骑摩托车很英姿飒爽，那摩托车的声音是那样的婉转清脆！我仿佛又坐在十哥的摩托车上了，慢悠悠的行走在我可爱、纯朴、亲切的家乡……一路走好。
中国的超级贫富悬殊导致绝大多数底层中国的生活跟非洲差不多。据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修女曾经想来中国，帮助“穷人中的穷人”，被中国官方拒绝，理由是“中国没有穷人！”德兰修女被称为“人类的良心”。对她来说，“贫穷”一词的定义比我们寻常理解的更为宽广——在她看来，贫穷还意味着：饥饿并不单指没有食物，而是对爱的渴求；赤身并不单指没有衣服，而是指人的尊严受到剥夺；无家可归并不单指需要一个栖身之所，而是指受到排斥和摒弃。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为人类描述了贫穷、革命、法律和仁爱的艰难关系。因为偷了一块面包救儿子而坐牢十九年的假释犯冉阿冉在偷盗神父的银器时，被神父对他的仁爱和尊重所感化，最后他成为一个厚道义气的绅士，热心地帮助无数穷人。面对善良的“罪犯”冉阿冉，沙威警长在法律和良心的冲突中崩溃，毅然跳河自杀。在冉阿冉的工厂里有一名贫穷的女工芳汀，她被男友抛弃后，一个人带着私生女处处受到欺辱和歧视，为了女儿她不惜卖掉长发，甚至出卖肉体，最后染上重病。芳汀在临死之前遇见冉阿让，这是她的幸运。而一位中国的“芳汀”刘和芳则不幸得多。
2004年12月2日，合肥市33岁的下岗女工刘和芳因生活困窘而自缢于家门。据《瞭望新闻周刊》报到，这位离异的6岁女孩的母亲几乎天天吃咸菜饭，死前由于无钱交10多元的统一安装新水表费用，家中已断水一个多月。刘和芳7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连女儿上小学的钱也是亲戚们凑的。刘和芳自杀的原因很简单：穷。是穷，使她一直在常人难以想像的困境中挣扎；是穷，使她难以面对年幼的女儿；是穷，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她曾向政府部门求助，但在区政府信访局，接待人员让街道来人将其拉走，街道干部称刘和芳是“疯子”。
刘和芳的死揭示了一种残酷的现实：国家、制度、政府、法律已经彻底抛弃了穷人，要死要活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的灾难是没有人同情的。
2009年11月19日，28岁的湖北周先生不小心将一辆奥迪轿车外壳撞瘪，担心付不起赔偿金会坐牢，凌晨在家上吊身亡。这种不幸和灾难常常令人无比困惑和迷失——人到底是什么？
权力的轮子
对现代人类来说，汽车是一种最常见的凶器，被轮子杀死的人要比用枪和刀子杀死的人多得多，而中国人用轮子杀人的效率更是其他人类的4倍，可见中国人对中国人是多么残忍。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来说，轮子还是一种奢侈品，轮子是权力和金钱的象征。在一个枪被官方垄断、菜刀都实现了实名制的这个国家，用轮子杀人已经成为一种贵族行为，代表着一种超越了人类的人上人的新物种。在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中国，杀人是一回事，用什么杀人是另一回事，什么人杀人更是另一回事。
1997年8月24日，张金柱为自己荣升郑州市公安局长大宴宾朋，酒宴散后乐极生悲，他用一部汽车将苏东海活活杀死在城市的马路上，2个月后，这位人生得意的局长就在一片哗然中被一枪爆头。据说张金柱临死前叹道：他是死于记者而不是死于法律。张局长以他的死成全了初出茅庐的《大河报》，然而，这一声枪响竟成中国最后的绝唱。从此以后，人言并不可畏，权力取得最后胜利。很多年以后，张金柱会在阴间遇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冤鬼，但都是车轮下的冤鬼，没有一个车轮上的冤鬼，如果有的话，或许药家鑫算一个。张金柱以他彻底的失败证明了李刚完美的成功，这就是中国10来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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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6日，苏秀文驾驶的黑ＡＬ6666、价值近百万元的宝马SUV车与一辆农用车发生刮蹭。一顿口角后，“信不信我敢撞死你”，苏驱车将农民刘忠霞撞死，并撞伤行人12人。从很多方面来说，苏秀文与艾绪强是非常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苏秀文开的是自己的宝马，艾绪强是抢来的出租车。最重要的不同或许是，苏秀文有权有势，而艾绪强只是一个穷光蛋；苏秀文杀的都是穷人，而艾绪强想杀富人。应当说，艾绪强与苏秀文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危险，或者更不危险。事件发生后，苏秀文在中国法庭以交通肇事被释放回家——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也就是说，苏根本不必进监狱。据传苏秀文为黑龙江副省长儿媳。
2009年5月7日晚八时许，杭州“富二代”胡某驾驶浙A.608Z0号三菱跑车，在文二西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南都德迦西区门口时，撞飞横过马路的男青年谭卓，致谭当场死亡。有目击者称，当时车速至少在120-150公里每小时，死者被撞飞5米多高，撞离斑马线有20米距离。胡某在撞人后满不在乎态度傲慢，其同伴声称可以用钱捞人。此次惨案引发近万市民和网友前往事发现场哀悼死者，“70码”因此成名。据说70码是一个责任的分界线。因为如果到了75码就是超速百分之50，那就牵涉到犯罪了。如果不到75码，因此不算犯罪，顶多就是交通肇事。“70码”的出现，与其是民众在质疑公权力的公正公平，不如说是指责富人的“摆平”手段。7月20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胡斌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赔偿死者家属113万元。
2009年8月4日晚，又一个富二代魏志刚驾驶保时捷越野车在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撞死一17岁打工女子马芳芳。当时保时捷车速超过80公里每小时。20多天后，魏志刚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颇为讽刺的是惨案就发生在斑马线上，这条斑马线3个月前为警示“70码”事件而设立第一批爱心斑马线。“70码”们的“有恃无恐”地欺凌法律的正义和穷人的安全，低廉的犯罪成本和法律的软弱不仅使杀人合法化，甚至彻底颠覆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低线。
2010年10月16晚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校园步行区，官二代李启铭驾驶“冀FWE420”的黑色轿车狂奔，将大学生陈晓凤撞死。在众人拦住汽车后，李启铭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我爸是李刚”因此成为2010年的中国第一名言。不久，公安局长李刚和他的儿子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亮相，向全国人民道歉，而不是向死者家人道歉。今年1月30日，李启铭被判6年，赔偿死者家属40余万元。
在“李刚门”发生的第4天，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伤路人张妙。药家鑫担心张妙看到车牌，从车内取出尖刀刺死张妙，这只弹钢琴的手总共刺了一个20岁的女孩8刀。药家鑫杀人后逃逸，3日后在其父母陪同下投案。尽管药家鑫的父母前来道歉，但张妙的丈夫拒绝在药家鑫被处死之前安葬妻子。今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6月7日，在无数中国孩子为成为大学生而奋力一搏时，大学生药家鑫在一片“该死不该死”的群情争议中被执行死刑。有人嘲讽道：“药家鑫的爸爸不是李刚。”
2010年的中国圣诞节无疑是非常悲惨的。在浙江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53岁的村长钱云会被一辆大型工程车轧断了脖颈。此前政府征用寨桥村146公顷农地，未支付补偿款。民选村长钱云会为此带领村民踏上了上访的不归路。其间先后3次被关入政府监狱，但所有的迫害被没有使他屈服。当地村民称，“村主任是被4个人抬起，扔在工程车前轮下压死”的。扑朔迷离的钱云会事件催生了中国第一个“公民独立调查团”。在突尼斯革命的喧嚣里，官方宣布钱云会死于一起普通车祸，一个月后，官方法院判处肇事司机费良玉获刑3年半，钱云会家属获赔105万元。
泰戈尔曾经无限深情地说：“感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今天的中国有2亿辆车，每年有10多万人被轮子轧死，有100多万人被轮子轧个半死。平均每天要用300个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来祭拜轮子。尽管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占全世界的1/18，但每年车祸死亡人数占全球的1/5。在中国的法律中，如果你用鞋子踢死一个人，或用头盔砸死一个人，或者用菜刀杀死一个人，你就是杀人犯。但如果你用汽车杀死一个人，那你就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前者你需要偿命，后者只需赔付一具棺材。对前者来说，是你杀了人；对后者来说，却是汽车杀了人。汽车就这样成为一种怪异的替罪羊，它甚至具有了犯罪的人格特点。
话语权法则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关于杀人的话语权法则：技术层面上同样的“杀人犯”，结局却总是霄壤殊异。大人物的杀人是否“有罪”，是否“合法”，往往并不在于其行为本身，而归结于主人的权力大小、及与权力所匹配的话语解释权；个体杀人者是否会受良心谴责，是否会遭社会制裁，亦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这一“小”的行为——依附、挂靠于某种大的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中，能否使“小”置于“大”的政治目标和主义的光环笼罩下，置于“大”的社会旗帜之覆荫和庇护下。杀人不好，而杀“敌人”则很好。这就是所谓的“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
在贫富或权力上，人有高低之分。但从人格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历史上不乏有钱有势的懦夫恶棍和贫贱不移的仁人英雄。强者与弱者在很多时候并不是道德和法律博弈，而是话语权的比拼。大多时候的现实都是强者的胜利，大多时候的历史都是弱者的胜利。如果斯大林说得对——“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那么他已经被赫鲁晓夫否定。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有《刺客列传》篇目，荆轲与秦王之间，谁是英雄几乎是不用争辩的。《战国策》中有一名篇《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面对强者自残自尽的弱者被唐雎称为放弃话语权的“庸夫”，而不畏强权奋起抗争者被唐雎称为勇士。对“强者”来说，只有这样的勇士才拥有平等的话语权。
根据话语权法则，当年刚刚20岁的私盐贩子贺龙闯进政府盐局，用菜刀劈死数名税警，抢去10几支枪和九千斤盐，这后来被传颂为“两把菜刀闹革命”；而27岁的平面设计师孙志刚被警察以没有暂住证（类似日伪“良民证”）为由合法绑票（“收容”），甚至随后被收容机构的国家工作人员“合法”谋杀。在很多时候，所谓法律不过就是一种话语权而已。
2001年的12 月25日，圣诞节。山西晋中法院判处枪杀14人的胡文海极刑。胡文海在法庭陈述时从容镇定地说：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28岁的公民杨佳，网名为“非常旅程”。热衷于参与户外论坛组织的野外徒步活动，在同行驴友的眼中，杨佳腼腆内向，会做很好吃的鸡蛋煎饼。2007年共和国国庆节，杨佳无故遭到警察盘查。杨佳要求警察“拿出法律依据”，就被强行带到警局。据杨佳在法庭上称，他在警局遭到拖拽殴打，但遭到当事警察否认。杨佳在次日离开派出所。此后杨佳多次投诉交涉无果，要求警方出具书面的“调解书”被拒绝。200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节，杨佳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7秒钟”手刃6名警察，另有数名警察受伤。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震惊全国。
杨佳案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前夕，“稳定”的政治压力导致此案迷雾重重，比如杨佳的母亲一度失踪，后来出现在官方的精神病院。经过迷乱不堪备受质疑的审判后，杨佳被官方司法系统判处死刑。
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在中国当下扭曲畸形的政治司法体制下，杨佳案激起全社会广泛的情绪震荡。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过与杨佳类似的不幸遭遇，杨佳虽然是一个普遍的镜像，但做出这种激烈反抗的只有杨佳：“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中国自古就有“忠良遭法屈，叛逆成大义”的传统，无数至高无上的皇帝被民众作为暴君处死。缺乏公信力、缺乏第三方力量的政治体制在杨佳案中遭遇到极大的道德危机。法律并不完全代表正义，官方强大的话语权在此受到民间普遍地怀疑，“刀客”、“大侠”、“英雄”的民间话语不胫而走。沉默的大多数依靠互联网的土壤，开始基于自身的利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和命名权。
2005年2月25日，公民黄运财不满湖南永兴县法院法官的枉法裁判，自制礼品炸药，将三办案法官炸为一死两伤。该爆炸案震惊中国司法高层，经过重审，永兴县法院在判案中枉法不公被完全揭露。黄运财闻讯嘶吼咆哮，泪流满面。“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在同村的乡亲眼中，黄运财是一个温和拘谨、乐于助人的好人。次年1月6日，公民钱文昭冲进甘肃民乐县法院，将法院院长等5人炸死，伤20余人。公开的消息是，钱的儿子在法院司法拘留中死亡，钱认为法院处置不公。
在“躲猫猫”、“俯卧撑”和“华南虎”的法治崩溃中，对杨佳们的严厉审判传递了两层不祥的信息：法律是不值得尊重和敬畏的，法律并不能讨回公道；面对强势群体的欺凌，作为弱者的民众只能在逆来顺受和暴烈反抗之间作出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2006年8月11日，卖烤肠的崔英杰被城管李志强抢去谋生的三轮车。崔英杰苦求无果，怒刺李志强。2008年5月14日辽宁本溪公民张剑在家中刺死强拆者。2009年5月10日，服务员邓玉娇遭遇官员邓贵大黄德智强行非礼，用修脚刀刺死邓贵大。2010年4月8日，公民杨义冲破大批武装保护，一刀刺死辽宁抚顺高湾区指挥拆迁的建委主任王广良。
2010年2月19日，美国公民约瑟夫·斯塔克放火烧掉自家房屋后，驾驶一架小型飞机撞入国内税收署的一处办公楼，造成13人受伤，1人失踪。作为纳税人，斯塔克驾机撞楼前在一家网站留言，抨击国内税收署，称用暴力对待这一机构“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倡导“公民不合作”思想的梭罗相比，斯塔克走得更远。与国家主义体制的对抗中，作为个体的公民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弱者，如同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最终无一不以悲剧而结束。但正是这种悲愤的挣扎显示出弱者的意志和力量。
匹夫不可夺志也。人的天性是“畏死”的，之所以“不畏死”，是因为有比死更不能忍受的东西在压迫他们。孟子说：“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死有所不避也。”黄运财虽然被法律处死，但他以他的生命捍卫了心中的正义，或者说，他不惜以他的生命来夺取自己的话语权。在自然法中，每一个自然人都天然拥有对邪恶执行惩罚的权利——这叫做报仇。
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曾经这样叹息：黄运财应当随着炸弹附上一份判决书——判处枉法者有罪！如同《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对栾平的宣判：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作为律师，曾经为一个刺杀恶官的美国公民辩护：当政府无法阻止和惩治官吏集团腐败作恶时，为了捍卫正义，每一个公民天然的拥有执法权，包括以暴力手段惩罚消除作恶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民主是美国的立国根本，而民主就来自公民权，公民权的前身就是公民执法权，公民持枪权不过是为了保护公民执法权。即使现在，未经官方许可和主人同意，擅闯民宅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危险的，哪怕你是警察也如此。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谋杀与惩罚的不同，就是话语权的意义。
原罪与救赎
2009年11月2日，被判处死缓的刘汉黄悲叹道：“悲哀啊，人类的悲哀……”。这个来自贵州土家族的打工仔在工作中失去右手，其后的10个月里，他仅从霸道冷酷的厂方手里要到了8200元。索赔的艰难与长期经受的羞辱终于使他崩溃，2009年６月15日，面对台湾老板的欺凌，瘦弱的刘汉黄以仅存的左手掏出弹簧刀，怒杀两人，重伤一人。据说当时现场围了近200人，却无人相救，甚至保安也躲在一边。有人后来说：“我们不是不想救人，但刘汉黄杀的不是人。”
在法庭上，失去右手的刘汉黄泪流满面,并向死者家属下跪道歉，4次请求法官判他死刑。来自台湾的死者家属也坚决要求判决刘汉黄死刑，并立即执行。刘汉黄私下告诉律师：“我杀人了，判我死刑，我认了。但那是不是无论怎么打我，怎么欺负我，我都不应该反抗？” 有网友赋诗云：“狮虎猎物获威名，可怜麋鹿有谁怜？世间从来强食弱，纵使有理也枉然！”
当初刘汉黄没能拿到法律判决的18万元工伤赔偿，如今三位死伤者家属也拿不到法律判决的12万赔偿。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不同的，前者是有钱不给，后者是无钱可给。
2009年5月16日，沈阳公民夏俊峰在街上卖水果时遭遇中国城管，被围殴的夏俊峰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死2名城管，官方法院终身判处夏俊峰死刑。在此之前，类似的崔英杰被判处死缓。2010年8月30日，公民侯钦志在马路市场遭遇南通城管，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刺死一名城管，被判处死缓。崔英杰一案庭审时，崔英杰和他年迈苍苍的父母都泪流满面，多次向李志强家人道歉乃至下跪，但始终未获对方原谅。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苏北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案发后，4名的凶手随即被捕。
普方一家的亲友们匆匆从德国赶来，他们在法庭上见到了那4个18~21岁的疑凶。他们原以为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他们就选择了其中的普方家。盗窃行动被房主查觉后，惊惧之下，加之言语不通，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普方先生的母亲了解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诧异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中国官方坚持“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原则，最终判处4人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慈善方式来纪念普方一家。他们很快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带给他们很深的触动：这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稳定的工作。
当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帮助他们能完成中国官方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对此，大多数中国人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其实，西方的宗教文化一直将追求和解与宽恕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普方基金会早先只是为了纪念被杀害的普方一家，后来逐渐慈善力量开始突出，显示出造福社会的美好前景。
普方基金的活动默默延续至今，已有超过500名中国贫困学生接受资助而完成其学业。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的背景日渐淡化。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
募集基金的普方晚宴被安排在每年的4月，地点设在国际学校的礼堂，菜肴和德国啤酒由一家餐厅免费提供。来宾只要买一张200元的门票，就可以得到一朵粉色的小花。这朵儿童手绘的粉色小花上面写着：“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晚宴的舞台上摆放着一块大展板，展板上贴满了被资助的贫困学生的黑白照片。每当有人愿意资助其中的某个孩子，主持人就揭去一张照片。等黑白照片全部被揭开的时候，一幅完整的彩色照片便显现出来。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温馨。其中的寓意很明显：只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就可以使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欢乐。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数十万西方在华传教士、修女、商人和他们的家人遭到义和团的屠杀，西方世界为之震惊，《辛丑条约》以每个中国人1两白银来索赔。但很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就将这笔赔款还给中国，用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因此有了清华大学，也因此有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中国启蒙先驱。因为教育的不同，人可以成为魔鬼，也可以成为天使。同样一个清华大学，美国认为是在帮助中国培养人才（包括培养国家元首），中国官方则认为是“文化侵略”。
雨果说：“多办一所学校，可少建一座监狱。”2009年的奥斯卡奖电影中，《弱点》和《珍爱》都属于反映贫穷与教育的社会题材的现实电影。在美国，虽然每年仅有数十人被法律处死，但所有的监狱都人满为患，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关在监狱中。纪录片《等待超人》批评美国教育，“宁愿在一个罪犯身上花20万美元，也不愿在一个学生身上花2万美元”。人是无法离开社会成长。一个人最后成为一个社会的建设者或者破坏者，这基本取决于个人成长的环境和遭际。“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制造”一个建设者与“制造”一个破坏者的成本相差并不大，但其贡献却一正一负。人与人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硬件，不如说更大的在于软件差异。一个生动的人可以救人灭火，也可以杀人纵火。对他来说，二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正常的。其行为的差异取决于认知的差别，而认知在于教育。教育是一个软件输入过程。
罪与罚
穷人的教育在中国几乎沦落成陪太子读书——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中国的教育已经被认为是完全失败的，这是一种对未来的谋杀。而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使这种失败的教育几乎无法挽回。社会将一切责任推给一个人的个体和自身。而将一个人的贡献完全掠夺归于国家。“反对死刑”的原理在于社会责任的承担——一个人犯罪，社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囚禁罪犯，社会付出供养成本，阻止其犯罪，罪犯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除非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杀人狂，否则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毫无意义。
对郑民生马加爵药家鑫来说，枪毙他们只能证明这个社会的恐惧，恐惧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们将一切罪过都推给他们，而我们是无辜的，甚至否认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们这个社会失去了好医生“郑一刀”、失去了“三好学生”马加爵，我们得到了杀人犯，然后我们正义凛然地杀死他们，擦去手上的血迹，让侩子手扮演起正义的化身。
我们可以给帮助抓捕马加爵的打手奖励20万，我们可以给每个南平实验小学丧子家长赔偿26万，但我们拒绝给贫穷的马加爵郑民生刘和芳们一分钱，任由他们穷困潦倒绝望崩溃，杀死自己或者杀死别人。我们只承认一种罪恶，那就是贫穷。在这里，掠夺不是罪恶，敲诈不是罪恶，剥削不是罪恶，贪污不是罪恶，冷酷不是罪恶，枉法不是罪恶，甚至这一切都是令人羡慕四处炫耀的美德。
张艺谋在《三枪拍案惊奇》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崩溃的末日世界，这里没有任何信仰和底线，只有暴力和阴谋，强者依靠暴力欺压弱者，弱者依靠暴力消灭强者。死亡和暴力贯穿着一个噩梦般的社会，生命和爱情在这里显得荒诞不经。无论穷人或者富人，一个在恐怖下苟活的时代足以使人类两个字蒙羞。17世纪著名的英国诗人多恩有一首著名的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模式的原动力来自于攀比和竞争，或者说，就是激活并放大人性中的贪婪与嫉妒，摧毁人类的智慧、平静和幸福。因此，即使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也不能产生普遍的幸福感。这种模式的衡量指标是GDP，而不是民众的真实感受。“带血的”GDP越是增加，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挫折感、疏离感和不安全感越是严重，使压抑、焦虑和被抛弃感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郑民生用8个孩子陪葬的方式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是“有罪”的。一个“有罪”的社会，需要它的所有社会成员“买单”，没有谁可以幸免。这是一个暴力时代的罪与罚。
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专制下，现代人被专制权力剥夺压迫得痛苦和恐惧，又被金钱引导安置在消费和娱乐的幸福当中。于是，没有心肝的娱乐和没有节制的消费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欲望和时尚。你越是白痴越是无耻就越是幸福。在权力阴影下驯服温顺的侏儒在欲望的狂欢中却是消费的巨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批量化全球化生产白痴和疯子的时代，白痴的唯一要求就是消费，一切幸福都来自消费。这个时代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穷人就是失败的不幸的人，富人就是成功的幸福的人。
“不论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723灾难告诉人们，一个处在技术前沿的复杂的现代经济体与一个腐朽愚昧的专制宫廷政治是绝对不兼容的。一次性杀死数十人，却连凶手都没有？！在刘志军张曙光贪腐丑闻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人们将这场灾难称之为“腐败恐怖主义”，或者“权力恐怖主义”。有人在微博上这么说：“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已把他们的欲望置于整个社会之上，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只有一个结局——猖獗的恐怖活动和街头的血腥暴力。”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保持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均衡发展。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物质财富的基础和原动力的话，那么信仰和道德就是精神财富的原动力。以物质财富来衡量人的幸福程度纯属隔靴搔痒，并不能触及人性本身，因为精神与物质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说物质就是肉体，那么精神就是灵魂，没有灵魂的肉体只是一具僵尸而已。在任何人类的哲学中，精神都高于物质，精神是物质存在的根本。
当国家主义以扫黄的名义已经闯进民众被窝时，国家已经全面篡夺了一个自治自律的社会。民众作为纳税人，以自己劳动和汗水支持国家扶危救困。国家可以将纳税人的血汗钱用于建筑监狱，也可以用来建设学校；可以用来帮助绝望的穷人，也可以用来镇压崩溃的穷人。20万元，可以奖励抓捕马加爵的打手，也可以帮助穷学生马加爵；26万，可以补偿悲痛欲绝的学生家长，也可以帮助穷困潦倒的郑民生。无论20万还是26万，都是公民的血汗钱。不同的用途决定了或者悲剧或者喜剧。
郑民生之后
3月26日，郑民生杀人后第3天。在福建南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一位声称8岁女儿遭强暴的中年妇女突然下跪，向前来医院慰问受伤孩童的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哭诉喊冤，并口出惊人之语：“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处理好，我也去杀人!”。
3月28日，郑民生杀人后第5天。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一杨姓小朋友写道：“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3月29日，郑民生杀人后第6天。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26岁的儿子雷连鸣荣升共青团福州市委副书记。
4月1日，愚人节，郑民生杀人后第9天。这一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才华横溢的温宝宝同志的最新作品——《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
4月12日，郑民生杀人后第20天。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40岁的杨家钦用菜刀连砍7人，造成一名8岁男孩和一名80岁老妇死亡，另有两名小学生、一名学龄前女童及两名村民受伤。
4月28日，郑民生杀人后第36天。上午9时，郑民生被一枪爆头枪决。下午15时，雷州市白沙镇洪富小学公办教师，33岁的乙肝患者陈康炳闯入广东省湛江雷州雷城第一小学，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一名老师。
4月29日，郑民生死后第2天。江苏泰兴，47岁徐玉元在中心幼儿园内持刀砍伤32人。官方不承认有人死亡，但百度贴吧有网友发帖称：砍伤28个，已经死了8个，而且凶手还不止一个。
4月30日，郑民生死后第3天，郑民生42岁生日。当日，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45岁的王永来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抱住2名学生点燃汽油自焚。据传王永来是退伍军人和党员，因为家里的房屋拆迁遭到威胁和恐吓。
5月3日，郑民生死后第6天。上午，张可可在北京宣武区菜园街绑架一名5岁女童，要求警方帮他联系网恋女友。狙击手将张可可一枪击毙，击毙之时，“围观群众发出阵阵欢呼”。当日下午，官方给予狙击手二等功奖励。
5月11日，郑民生死后第14天。广西三江县独洞乡高定村37岁的杨庆明持刀在当地将2名中年妇女和一名3岁女童砍死，并砍伤一名6岁儿童。杨庆明被村民用石头当场打死。同日，赵作海在被关押了12年后无罪释放。农民赵作海道出了官方的“认定法则”：“比如，我偷了菜，别人说我偷了，我没偷。别人说就是你偷的，这是认定。”赵作海说：“当时刑警队一个人跟我说，你不招，开个小车拉你出去，站在车门我一脚把你跺下去，然后给你一枪，我就说你逃跑了。”
5月12日，郑民生死后第14天。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48岁的糖尿病患者吴焕明持菜刀闯入该村幼儿园，致使7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死亡，另有11名学生受伤，其中2名儿童伤势严重。吴焕明行凶后返回家中自杀身亡。
说明：本文所有案例均来自互联网。
原作于2010年4月1日，2011-8-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