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路线战略:胡绩伟自述（二）富家里的穷户1

辛亥革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万民欢腾。我们一家人也期待着国民政府对大伯父为国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能作出正式处理：一方面是惩治出卖大伯父的叛徒和杀人凶手；一方面是对烈士的追认、纪念和烈士家属的抚恤。这些都因为威远县政府的幼稚、软弱和动摇，迟迟没有进行。　
    民国三年（1914年）叔祖父由北京回到四川，当选为四川省议会议员，为大伯父死难昭雪事，奔走于四川省与威远县之间，由我大伯母和父亲胡良田具名，向管辖威远县的嘉定府提起诉讼，要求惩治杀人凶手，抚恤烈士遗孤。当时叛徒董伯和一家在威远县的势力还很大，县知事对叛徒和凶手多方包庇，反反复复，经过六、七年的斗争，终于在民国七年（1918）惩办了杀人凶犯（叛徒董伯和已故，刽子手夏把总被判死刑，在大伯父殉难的杜康庙前被枪毙。），民国十年（1921），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在威远县修建了胡驭垓烈士塔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各界人士和群众送了挽联，缅怀大伯父的英雄事迹和他的崇高品格。这时，董伯和的儿子董绍舒是威远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有一副很好的对联被扣压没有展挂出来，却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开来，中学校里把它作语文教材来教。这副对联是：　　　　　　　　　　　　　　　　　　　　　　　　　　　　　　　　　　　　　　　　　　              
    父杀之，子悼之，俯仰随风千里草；
    妻寡矣，儿寡矣，凄凉古月半轮秋。
    这里，“千里草”指董字，指董家父子。“凄凉古月”是指胡家母女。可见，烈士英灵是永远为后人传颂的，叛徒败类永远为人民唾弃。
　　当时，对我家的抚恤，一是颁发了三千银元的抚恤金；二是由我家派一人去当官。谁去当官呢？只好由二伯父胡良佐（又名胡建勋）去，好象是到荣经县当了一年的厘金局长（即税务局长）。他在任上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
　　在我六岁的时侯，祖父去世。二伯父从此成为一家之长。从一般世道人情来说，祖父遗留下来的家产，应该由三兄弟三房来分，特别是那笔抚恤金，应当主要由大伯母一家人领用，却被贪得无厌的二伯父一人独霸了。
　　当时，大伯母在县里当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靠薪水收入足够维持母女三人的中等生活水平，一家人住在县城里。大伯母是位自尊自强的女性，她主张应女人自立自强，不依靠男人生活，因此她不屑于与二伯父说理去争分财产，宁肯靠自己独立谋生。我母亲在家里的地位最低。我们俩兄弟，哥哥胡德承，比我大两岁，因为大伯母只有两个女儿，哥哥就过继给她当儿子。我母亲和我，寡母孤儿，更没有力量去和二伯父讲道理，争财产。母亲常对我说：“猫不跟狼斗，弱不跟强斗。”她一辈子抱着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生活态度，侍奉公婆，操持家务，实际上和家里的佣人一样。
　　二伯父当了一年的厘金局长，靠搜刮老百姓发了财。任满回家后，他们一家搬到镇上最热闹的街上，把祖父的茶馆“福全斋”也搬了过去，扩大了经营；他还买了土地出租，放高利贷，成为当地一家财大势大的富户。
　　祖父去世后，母亲只好辍学带我离开大伯母家，由威远县回到界牌场，侍候祖母和八姑。一年后，二伯父又打起了算盘，认为祖母和我母子住在镇上花费太大，让我们搬到乡下老家，离界牌场十里路的四合堡寨子上去住。从县城到集镇，从集镇到农村，生活环境在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从此，我们母子怀着受压迫受侮辱的憎恨，离开了界牌场，我也从镇上的小学转到乡下的小学。虽然心情是抑郁的，然而，农村的自然环境却为我提供了一个自由而广阔的成长天地。
　　四合堡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寨子。城堡修筑在约百米高的小丘上，上下要走三四百个石头台阶，这是孩子们最喜欢比试本领高低的场所。寨子四周有两米高的用石头砌成的围墙，四周墙角处设有炮楼，南墙正中有寨门，站在寨门口望去，远山隐现在云雾弥漫之中，小河潺潺、绿竹幽幽、山花遍野、蜂舞鸟唱，煞是喜人。寨上有水田、水塘、竹林，住着十几户富裕的人家，是防止土匪骚扰的比较安全的地方。
　　搬到四合堡，对我来说，是进入一个新天地。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还有一个千变万化、五彩缤纷的大自然环境。在小河里游泳，钓鱼，摸虾；去水田里捉青蛙，勾黄鳝；在山上掏雀窝，摘野果；在树林里捡蘑菇，捉笋子虫，大自然的奥秘深深地吸引着我，孕育了伴随我一生的好奇揭秘的探索进取精神。
　　我们家住在寨门的西边，是很普通的土墙房子，三间正房，四间偏房。门前是一块菜地，菜地前边是一个公用的水塘。正房住着祖母和母亲，我住一间小偏房。
　　我们在寨子上的一切费用，都由二伯父按月供给，送米送肉，菜是自己种。母亲是治家能手，饭菜做得很可口。她做了很多种好吃的咸菜。我有时回家晚了，将冷饭浇上热菜，就着泡菜和豆豉，也吃得很香。
　　生活过得不错，但内心总感到压抑。对二伯父霸占家产和把我们母子赶到乡下，总觉得不公平、不公道。有时，二伯父没有按时送肉来，初一、十五的“打牙祭　”（吃一顿有肉的好饭菜）也“打”不成了，吃中饭时，母亲就低声向祖母和八姑解释：“昨天，场上（指二伯父）没有送肉来。”这样，一家人心里都憋着一肚子气，谁也不说一句话，吃了一顿堵心的闷饭。对于我来说，除了小孩子谗肉，吃的愿望不能满足之外，心里还受一次刺激，又增加了一份对二伯父的不满。特别是我帮母亲在菜地干活时，看到母亲汗流夹背，累得直不起腰来的情景，我就感到阵阵心痛和愤愤不平：同是一家人，为什么二伯父一家人就住在镇上过舒服日子，而我们只能在乡下过受苦受累的生活？胡家在界牌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人家，我们住在防土匪的寨子上，也是富家的架子！但在实际上，家庭生活水平已经沦落到贫困程度，我们这一族人，已经成为富裕家庭里的贫困户了。
　　四合堡小学，是新式学校，却仍然保留私塾的一些特点，照样要背诵古书，《幼学琼林》、《论语》、《孟子》等好几种古书，都要从头逐篇背诵。每天上课时，我都要拿着厚厚的一叠书放在老师面前，背过身去背诵。
　　我读书很勤奋，成绩很好，考试总得前三名。为了背诵那些古书，每天晚上我都要反反复复读到深夜。虽然将书背得烂熟，却不完全懂得书中的意思，八、九岁的孩子恐怕也只能“好读书不求甚解”了。
　　这个新学堂保留的另一种旧制度，就是打屁股。我就曾被狠狠地打过三十大板。现在想起来，虽然仍旧记得屁股被打得钻心一样疼痛的滋味，却也觉得是罪有应得，理当挨打。
　　我在学习上成绩好，聪明伶俐上很出名，在调皮捣蛋、淘气也很有名。有一个星期天，我同三个小朋友，到河里去抓了一些小鱼、小虾和青蛙。我夸耀说，妈妈会做菜，做得特别好吃。又吹牛说，自己向妈妈学了几手，可以由我掌勺给大家做一顿美餐。小学校的老师平常住在学校里，自己种菜自己做饭，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才回校。我们从老师的地里摘了一些茄子、辣椒，然后翻过学校的院墙，钻进老师的厨房，用老师的猪肉和油盐酱醋做了一小锅香喷喷的大烩菜，大家高高兴兴、痛痛快快地美餐了一顿。老师回来发现后，就进行追查。我憋不住，心想：好汉做事好汉当，就老实承认了，并把一切责任都承担下来，这就招来屁股上的三十大板。老师的脸都气青了，命令我脱下裤子，伏卧在长条板凳上，用竹板把我的屁股打得又红又肿，痛得钻心。我紧咬牙关，没叫一声，回家也瞒过了祖母和母亲，把自己锁在房里，用石头砚台来冰敷那火辣辣的屁股。过了几天，屁股虽然不疼了，可是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又打了我一顿手板。
　　死记硬背孔孟之道的古书。虽然枯燥无味，又不全懂，可对我还是很有好处的。在四合堡两、三年时间里，不仅记得一些修身、齐家、为人处世之道，而且还记得一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和天下为公的治国安邦之道。更为可贵的是，在叔祖父对我进行有关三民主义的教育下，更加深了对孔孟之道的理解。
　　搬到四合堡最使我高兴的事，是叔祖父胡素民也住在这里。他家住在寨子的东头，有一段弯弯的城墙围绕着他的后院。他的房舍是依地形而建的，不方不圆，错落有致，虽然也是土坯瓦房，但比一般的房舍要宽大。房子的后院有一个菜园和花园，有很多梅花树和桔子树。特别是进大门之前，要走过一个小小的过街楼，楼上是叔祖父的书房，四壁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对我来说，叔祖父的书房真是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
　　叔祖父回四川，除任省议员、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等职务外，还创办了成都大同公学，自己担任校长，他经常不在家，但是一年总要回家几次。每次回家，总要请我祖母和母亲到他家去，她们打麻将牌，我就到书房找叔祖父。他不在家时，祖母也常去看望叔祖母，母亲和我都跟着去，我也常常跑到叔祖父的书房里去东翻西翻。
　　叔祖父喜欢给我讲三皇五帝的历史故事，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孙中山反满清、建民国和大伯父在威远起义和壮烈牺牲的事迹。对于孙大炮十次武装起义十次失败以后，终于在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的历史，他像说《水浒》那样有声有色地讲给我听。这些英勇不屈、坚韧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革命精神，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使我从少年时起就成了孙中山和大伯父的崇拜者。
　　我搬到四合堡那年，正逢孙中山逝世。记得叔祖父还像教我背古书一样背诵孙中山的遗嘱。老实说，我也是囫囵吞枣一样，死背下来了，很多内容并不理解。但是也正像背诵孔子的《礼运》篇和孟子的《告子下》篇一样，还是比较深地记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等等大段，而且有一点点理解。背诵孙中山的《遗嘱》，也是比较深地记得和理解“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比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主要之点。
    这时，我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模模糊糊地产生了一种愿望：自己也要像孙中山和胡驭垓那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去追求美好的未来。               
1995年3月18日

2007年1月19日五柳村经作者授权据《胡绩伟自述》制作上网。
《胡绩伟自述》，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