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之客曰的之:信息生态趋势讨论注重前沿的应用领域

信息生态趋势讨论注重前沿的应用领域

杂谈

    综观国内外关于信息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虽然研究的领域比较全面，研究的深度比较超前，研究的方法也比较科学，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表现出比较新的研究趋势。

   （一）信息生态研究的局限性

    第一，研究热点集中于网络信息。Internet在全球的飞速发展给社会变革带来撞击的同时，也给利益主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麻烦，诸如网络信息垃圾、网络信息污染、网络信息失真、网络信息安全等问题时刻困扰着利益主体的决策，使得决策效率呈低下状态。因此，一些研究机构从各个角度开始研究网络信息生态环境，其研究也如火如荼，如European Green Party Congress（Rome，20th - 22nd February 2004）。然而，信息是充斥在社会的任何层面的，Internet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在社会变革的其他层面，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宗教等方面，同样存在着信息生态环境问题，有的还十分严重，如经济持续发展的统计数据真实性问题，科学技术革命的资料保存安全性问题，人类社会进步的生态环境最优化问题等。上述信息生态研究机构的研究热点大多集中于网络信息生态环境，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其他领域信息生态环境的研究则鲜有涉猎，这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对于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的研究无疑为净化网络空间环境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但仅限于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的研究则略显片面，因为信息生态环境的优化并非是网络信息环境所能够包含得了的。

    第二，研究方法侧重于静态分析。在对于信息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都侧重于静态分析。他们一般是选择一个时间段，对该段时期的信息生态环境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如Felix Stalder（1997）。也有个别学者进行了动态分析，但没有形成学派，而且缺乏相应的对比，使得动态分析更加孤掌难鸣，如Alastair Burt（2003）。

    第三，研究成果局限于基本理论。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研究人员，在对信息生态环境进行研究时，其成果都体现在理论方面，这一点从Thomas H. Davenport和Laurence Prusak（1997）就已经开始了。在“Information Ecology: Maste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Environment”一文中，Thomas H. Davenport就是在阐述了信息、信息生态及知识管理理论后，才开始从宏观上研究信息生态应用理论的。与Davenport相同，Bonnie Nardi & Vicki O’Day（1999）在“Information Ecologies: Using Technology with Heart”一文中，重点阐述的也是关于信息生态内在机理方面的理论。我国的蒋录全（2003）、段伟文（2004）的研究成果也属于理论范畴。

    第四，研究层次停滞于初级阶段。虽然Information Ecology的提出已过半个世纪，但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关于信息生态方面的研究仍然停滞在初级阶段，真正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还不曾得见。目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失衡的信息生态环境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各种瓶颈的制约，也使得社会经济前进的步伐进一步放缓。

    第五，研究队伍体现于分散状态。国外研究状况表明，多数研究机构都处于分散研究状态，无论是European Green Party，还是NYU Law School Conference Towards a Free Information Ecology，甚至是Duke University Law School'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ublic Domain、Collaborativ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Institute of Botany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以及Scientific Publication Cyc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在研究信息生态环境相关问题时，分散研究比较常见，而联合研究则十分罕见。有的研究机构如European Green Party只是在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时邀请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但合作研究项目还没有真正开始。我国学者亦是如此，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研究机构，在研究信息生态环境相关问题时，也同样处于分散研究状态。

    （二）期货信息生态的研究趋势

    正是由于上述研究的不足，一些学者、研究机构已经意识到了以往研究的种种局限性，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已经开始着力改正不足，信息生态环境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研究热点由局部向整体推进。以往的研究大都是针对信息生态环境的某一环节展开，如James Love（2004）对于专利权（patent）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专长，因而James Love的研究都是局限于如何防止专利权的滥用方面。Bernard Aboba（1993）擅长电讯技术（techn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s）方面的研究，因此其研究层面大多集中在电讯技术、电讯革命等方面。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与某一专门环节的研究具有相关性的其他方面对研究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研究者们也就逐步开始了整体研究。James Love把专利权的研究延伸到商标、专利、品牌及其他知识产权；Bernard Aboba也将其研究热点由电讯技术延伸到与电讯有关的信息安全和信息服务上。

    第二，研究方法由静态向动态延伸。静态研究以Felix Stalder（1997）为主要代表。Felix Stalder主要研究经济活动中信息流和节点（flows and nodes）问题，在研究过程中，Felix Stalder针对信息的输出和输入等技术领域的关键环节给予了充分关注，使得一些日常的信息处理变得轻松起来，但Felix Stalder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主要依赖于静态环境，不能够使研究处于动态，这就使后来的研究者不得不开展动态研究。段伟文博士（2004）认为，“正是相关信息行动者的选择，决定了信息的静态分布和动态流动，促成了信息生态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研究成果由理论向应用拓展。Thomas H. Davenport（1997）开创了信息生态环境理论研究的新纪元；Bonnie A. Nardi和Vicki L. O’Day（1999）继承了Thomas H. Davenport的研究成果，使信息生态环境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Wikipedia（2004）在前人对信息生态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信息生态的应用。Wikipedia汇总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从生态语言学（Language of ecology）、知识管理和计算机科学（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computer science）、法学（Law）、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和生物学（Biology）等层面对信息生态环境的应用进行了勾画，使信息生态环境的研究基点已经由倾向于理论研究逐步转变为倾向于应用研究。

    第四，研究层次由初级向高级提升。蒋录全（2003）利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人与信息环境的关系，为信息社会的文化信息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学者们对信息生态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信息生态环境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他们已经突破了基础研究的禁锢，开始了向高级研究方面的过渡。并且跨越学科、跨越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使得信息生态环境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上述信息表明，对信息生态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普遍开展，而且研究的侧重点正偏向于应用研究。

    然而，关于信息生态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尤其是信息生态环境与期货市场的相互关系方面，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学术界都尚未启动，至于将信息生态环境放置于期货市场来探讨市场的有效性以及市场的风险管理方面，更处于空白阶段。因此，站在信息生态环境的角度研究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思考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摸索期货市场科学发展的规律，就成为刻不容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