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梓fbd-004:岳健勇：中国模式的神话(2)

岳健勇：中国模式的神话(2)

　　毛时代结束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苏联相对要容易得多，部分是因为中国的计划当局远没有苏联的强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科学设计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间分工协作以及组织管理上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因而，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素质要远远高于中国。当然，苏联经济体制的致命缺陷是，高度集权于中央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以军事重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部门，却无法建立能够长期自我维系的强大的民用技术工业基础，最终也无法支持倾国家之力建立起来的军工部门。

　　地方自足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正统计划经济的离经叛道，它的好处是能够迅速激发出更大的经济活力。问题是，中国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相对较大的地方自主性（local autonomy），却造成中国产业素质低下，而且，地方官僚部门比之中央机构更加短视和急功近利，因而，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很难形成“地方性发展型模式”（local developmental-state）[21]。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推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下放权力给地方。地方自足的经济结构使得地方当局通过直接控制本地的企业和资源获得了巨大权势。邓小平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和决心、以及权力下放后地方官员为捍卫既得利益而支持改革所形成的合力，在1992年邓南巡后迅速瓦解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取而代之的并不是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建立，而是更加严重的市场分割。1994年实施的旨在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分税制改革，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特征。这是因为在政治体制不能触动的情况下，中央只能通过对组织人事大权的垄断来控制地方，但同时中央又必须依靠各级官员来完成下达的经济指标。于是，与之相应的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加强对本地资源的控制和保护，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而不是培养竞争性的产业，来巩固地方当局的政治权力。这就造成了大量毫无必要的重复建设，加剧了全国范围的产能过剩[22]，以及地区之间严重的产业雷同[23]，对内部整合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政治障碍。

　　发展战略的错位：出口导向与投资自由化的奇怪结合

　　赵紫阳在1980年代主持经济工作时曾强调不能盲目追求发展速度，而应优先考虑社会整体效益，使人民切实得到实惠[24]。但赵紫阳当时对中国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弊端认识尚浅，也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的资望和实力[25]。对于中国应取何种发展战略，他的基本思路是倾向于外部整合[26]。

　　1989年事件后，政治改革被彻底排斥出局，经济改革也大部停顿，经济在治理整顿中低速增长，虽然通货膨胀被成功制服，但国有企业出现大量三角债和经营困难。1992年初，为捍卫其改革遗产，邓小平向党内左派势力发起全面反击。邓在南巡讲话中明确主张发展外向型市场经济，并强调必须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否则将出现政治问题[27]。这两点是邓南巡讲话的关键所在。前者表明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之后[28]，再次回到赵紫阳外部整合的发展思路上，后者则表明邓在苏东事变后决心通过经济增长的政治化，来解决传统意识形态破灭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1989年事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对外关系也因西方制裁而面临僵局。为打破外交困局，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市场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措施。1991年4月，中国与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重开复关谈判，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就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也展开谈判。经过九轮艰苦的谈判，双方于1992年10月10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在未来3-5年内，取消大部分贸易限制；并“确认今后将不对任何产品采取进口替代措施”。

　　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表面上看，中美协议仅仅涉及贸易自由化，但是废除进口替代为投资自由化埋下了伏笔。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不发展现代工业，问题是，如果舍弃自主开发，不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从何而来？中国政府想当然地以为通过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就可以换取到西方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这就是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由来。为此，中国政府修改了《外资法》，大大放宽对外资股权比例和投资领域的限制，允许外方出任合资企业董事长以及外商独资经营。“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是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合资形式变相实行进口替代，它表明中国政府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在外资的技术转让上。

　　投资自由化迎来了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高潮。与1980年代主要从事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港台企业不同的是，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市场占有[29]。在进入中国市场后，跨国公司即以中国企业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没有如中方所愿转让先进技术。这是因为立足于市场控制的跨国公司不可能培植自己的竞争者，而是千方百计保守技术秘密以使中国企业与之保持较大的技术差距。

　　允许外商独资大大便利了外资企业保有技术秘密，新《外资法》颁布后，独资企业数量猛增[30]，中国根本无从获得最先进的技术。中国通过技术许可协议等方式所获得的至多是一些对中国市场来说相对适宜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在跨国公司的母国大多已经过时；鉴于产品生命周期特点以及中国相对落后的消费能力，许多诞生于发达国家的最新技术产品在最初若干年根本不在中国行销，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一些最新技术甚至闻所未闻[31]。

　　出口导向与投资自由化的奇怪结合，表明中国实施的并非东亚发展型国家那样的出口导向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发展战略，因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必须立足于进口替代。放弃进口替代表明中国当局缺乏发展意志，也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事实上，中国政府除了在特定部门之外并没有制定通盘的产业政策。唯一于1994年在汽车行业实施的产业政策“也不鼓励自主性技术开放，而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把从国外引进规定为中国唯一的技术来源，并把产业升级的希望寄托于合资。这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普遍抗拒合资，坚持本土企业自主性的做法截然不同”[32]。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工业化经验还表明，必须由中央政府直接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振兴。然而在中国，地方政府而非中央部门是产业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地方自足的经济联邦制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变形，何况，“以市场换技术”本身也会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地方性发展型模式”产生消解作用。事实证明，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没有培养起本国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相反，却导致中国产业对技术引进更加依赖。到1990年代末，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以失败告终[33]。

　　国企改革与权贵私有化：自主发展的丧失

　　自1980年代末以来，以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倒逼改革逐步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种政治策略[34]，1992年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即含有这方面的意味，虽然中国政府最初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国企改革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国有企业在稳定就业和巩固政权方面的特殊重要性，还因为国有工业企业大部分属于正规制造业，是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

　　从1980年代初开始，国企改革经历了种种试验，却始终成效不佳。1993年，中国政府确定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并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问题是，国企改革虽然已经深入到所有制和治理结构的层面，却无法突破“强制增长”和“党管干部”这两大制度瓶颈。经济增长的政治化必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经营，因而无法在国企内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基于政治标准的“党管干部”的人事体制则很难保证选拔出优秀的管理者。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依然效率低下。而所谓的“抓大放小”，实质上就是把主要经济资源用于支持大中型国有企业，对中小型国有企业则放任自流。然而，即便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抓大”上，国企体制的致命缺陷也只会促使企业追求“做大”，而不是“做强”。因此，用开放倒逼改革仅仅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引进外部压力不但不可能转化为国企发展的内在动力，反而可能给国企带来灭顶之灾。

　　国企改革之初，国家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动用了大量财政和金融资源来维持国有企业，这恰恰为外资提供了消费市场[35]，1992年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的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在技术、品牌和管理上占有明显优势，又享有国内企业享受不到的种种政策和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因而拥有极大的竞争优势，这是导致国有企业在竞争中一败涂地的重要外部原因。到1996年，国有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国有银行坏账猛增，已发展到危及国家金融稳定的程度，于是，中国政府不得不默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改造。

　　这种“自发的”私有化得到了主流经济学们的大力支持，但它既非必然，也非天然合理，因为大规模私有化是源自中国政府因“改革和开放”自身的问题以及两者在策略上缺乏协调，以致国企在竞争中惨败而被迫做出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反应。很显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应不应该私有化，而在于改革开放此时已发展成一种政治正确，奉行实用主义原则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对私有化发生的真正根源主动加以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日益破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便成了“唯一”可行的正确选择。

　　既然私有化已成定局，那么，它是否如主流理论所预言的那样，有助于克服国企的低效，进而为中国的发展奠定新的微观基础呢？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自发的私有化是在高度腐败的政治体制中推进的，自始自终受到了权贵集团的把持和操纵。在私有化过程中，坚持对权力绝对垄断的中国政府也决不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来捍卫自身利益。于是，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权贵私有化，遂造成大批工人在未得到合理补偿的情况下被无情地抛向社会。工人阶级的边缘化严重削弱了中共政权在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36]，为1990年代末以来毛主义在底层社会的复兴准备了条件。纵然如此，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极其高昂的权贵私有化，也并未在宏观和微观上提高中国的经济效率[37]。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愈演愈烈的权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权贵私有化，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关系的紧张[38]；改革越来越背离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公正，而日益蜕化为仅仅服务于官僚集团及其附庸阶层的工具[39]。这种畸形改革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内需不足开始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与此同时，代表着正规制造业的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大大削弱了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1998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跨国公司经过若干年经营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的控制[40]。研究表明，正是由于外资对国有企业的替代性竞争，引起国内正规制造业相对萎缩，中国工业化在整个1990年代徘徊不前[41]。

　　到1990年代末，改革和增长均难以为继[42]，中国脆弱的经济结构、以及背离社会公正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制度性内需不足，导致中国经济对出口和外资形成越来越严重的依赖。事实上，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后半期持续通货紧缩状态下取得的高速增长，恰恰得益于出口和外资的大量增加。因而，外部整合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鼓励了更大程度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惜代价加入世贸组织遂成为中国政府的唯一选择。

　　全球化与依附发展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达成双边协定。中美协定的真正重心不在贸易自由化，而是在投资自由化。中国承诺：“一旦加入，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废除并停止执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所规定的有关贸易与外汇平衡要求、当地含量和出口实绩要求”。协定规定，中国不得以配额和许可证发放以及中央和地方当局对进口和投资的批准为条件，提出诸如当地含量、技术转让，或在华进行研究与开发的要求[43]。2001年11月的中国入世协定规定，中国一旦加入世贸，将立即执行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国还承诺将最终参加WTO的《政府采购协定》。这些承诺表明，中国几乎完全放弃了产业政策。

　　入世使中国成为了最开放的发展中大国，受到中国市场开放前景的吸引，在中国入世前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把制造业的装配环节迁移到中国，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遂告形成。不过，此次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已不单单是为了占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是利用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廉价劳工的比较优势，把中国作为超低成本生产基地，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

　　外资的大量涌入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经济增长开始加速。然而，外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却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福音。工业化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并最终反映在本国制造业的系统集成能力上，投资自由化使中国无法通过向跨国公司提出当地含量要求来促进产业链的现代化，相反，却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实现最佳方式的全球化运作，跨国公司毋需再保有完整和庞大的生产线，而是通过把“核心生产性活动”转移到中国来加强母公司在本土的创新活动。制造和创新的分离不但令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加富有，而且在“技术创新和商业创造性”上更加领先于中国[44]。

　　在外资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中国制造业实力不断萎缩[45]，仅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加工装配，由于制造环节利润极其微薄，中国企业无力大规模增加研发投入以支持技术创新，因而极度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设计、关键部件和制造装备”[46]。面对外资在技术、管理以及高端产品市场的显著优势，国内下游制造业企业难以通过管理控制对上游零部件供应商进行垂直整合，以推动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升级，只能靠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中低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谋取一席之地。上游企业也同样如法炮制，大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标准化部件。

　　表面上，中国入世后国内企业在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后，开始能够大批量生产出复杂的新技术产品，但中国企业大多只长于反向工程、却弱于原始创新，因而难以通过有效的系统集成不断设计出差别化产品来赢得市场和利润。相反，新产品的“大路货化”大大降低了进入壁垒，引起了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大幅下降。能否自主设计差别化产品是产业升级的标志，也是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根本差别所在。有关调查显示，在中国的非外国企业中，只有台湾企业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本土企业在产业升级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47]。

　　因此，投资自由化加深了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对中国产业升级构成了巨大阻碍。但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严峻形势远不止于此。鉴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规模，中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对全球供应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全球供应链是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产物，1980年代，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创新引导了发达国家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革命，亦即“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并极大地提高了西方跨国公司的系统集成能力。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都建立起全球性的垄断控制，全球产业竞争从此进入了寡头垄断时代。在此情况下，赶超西方已变得极其困难和不现实[48]。

　　2004年底，中国官方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嘘中国入世三年来的伟大成就，御用学者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官方的全球化方略涂脂抹粉。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和产业官僚对本国产业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心知肚明[49]。当年5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状况非常突出。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扩大垄断地位”[50]。面对这种形势，经过内部的激烈辩论，中国政府于2006年1月宣布要在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推动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把中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从70%降至30%。

　　自主创新的紧迫性很快得到进一步验证。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51]。然而就在当月，中央六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10号文”），允许并鼓励外资并购国内产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被称之为迄今中国关于外资并购的最重要的法律，正是由两年后被“双规”的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主持起草的[52]。这一重大的投资自由化措施与自主创新的宗旨明显相悖，但是，鼓励外资并购的政策却并未因郭案的发生、以及公众对外资接连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强烈反应而有丝毫改变[53]。

　　中国的自主创新被西方媒体渲染为一种排外性的“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其实，所谓的“自主创新”简而言之就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基础依然是技术引进，而且中国政府围绕自主创新制定的有关产业政策，也几乎没有超出中国入世承诺的范围[54]，不过是一种改进型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由于中国制造业已经全面开放，自主创新政策对于已开放的产业没有多大意义，而仅仅适用于少数尚未开放的新兴领域、如新能源和高铁。自主创新政策实施的成效表明，虽然中国汲取了以往“以市场换技术”的教训，对引进的技术认真组织消化吸收，但始终无法获得最关键的技术，在技术引进完成后仍需要继续依靠跨国公司提供核心部件[55]。

　　因此，中国在WTO 规则体系内、以国有企业为载体实施的自主创新政策虽然推动了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却依然不能摆脱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56]。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57]。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表一）。

资料来源：《国情备忘录》第八集：创新元素，2009年12月。

　　外资则始终保持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透露，外资对中国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控制持续增强，已突破中国工业安全的警戒线[58]。

　　与外资不断在中国扩张势力的同时，中国产业界在2004至2005年左右出现了奇怪的“一边国有化、一边私有化”的双向变化：一方面，“基础类和资源类”的国有企业开始插足一些有利可图的竞争性领域[59]，公开与民争利，兼并乃至运用政治手段逼退在该领域的私营企业（如陕北油田事件）；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对不赢利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并继续裁减国企工人，包括大型垄断国企的工人。这种变化既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态度——赢利时则控制之，不赢利时则抛弃之；又暴露出私营企业在2001年被捧入顶峰后再度沦落[60]，成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

　　与初露峥嵘的“国进民退”趋势相呼应，私营企业继续在政治上受到歧视，重要产业一概不准其进入，以防其政治上坐大；相比之下，外资企业受到的限制则相对少得多，中国当局甚至主动邀请西方跨国公司成为国内一些重要产业（如金融业）的“战略投资者”，以利益为诱饵促其向母国政府进行有利于中国政权稳定的政治游说。这种在事关本国现代化前途问题上“宁赠友邦”的做法，表明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已经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成了某种非神圣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