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商业地块:遥参南岳

遥参南岳

文 刀

    登封名镇大金店距离县城20华里，地处东西和南北交通要冲，历史上一直是登封境内仅次于县城的人口集聚之地和商业中心。金代末年，金宣宗退守嵩山，屯兵于御砦峰，却在登封大金店镇留下不少遗址、遗迹。

大金店今存古街一条，长约千米，多为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建筑。世纪之交，镇里在镇西建了新区，居民陆续迁走，古街民居逐渐破败。古街东西向，呈“S”状，尚存较完好的一段。其中有一栋民国时期的建筑，为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的军部所在，蒋介石曾来此视察，因名“中正堂”，今匾额尚存。当年蒋先生巡视时，看到中岳庙、汉三阙常年失修，回南京后专门拔出修缮款项，据说数额不菲。现太室阙、少室阙的保护房和中岳庙里的化三门等，都是那时盖的。

大金店古街内最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应属南宋时期金人所建的南岳庙。金兵占领登封后，金兀术在汝州屯兵待战，后与南宋划定以淮河为界分而治之，金人既得中原，五岳中独缺南岳，为彰显金朝图谋中原之愿，令于大金店中街兴建南岳庙，寓意“位配五岳”。据《登封县志》记载，南岳庙内的主体建筑原名叫府君殿，是为纪念唐朝府君崔九所建。庙为三进，前有山门，内塑四大天王神像。明代该庙已初具规模，清代大规模重修。民国年间，庙内香火缭绕， 保存有金代建筑府君殿，清至民国建筑老母殿、三官殿、龙王殿、财神殿、火神殿、三星殿及清代碑刻2品，其中府君殿为河南省现存较早的木构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是研究金元时期河南地方建筑特点的实物例证。
    解放初期至2008年，南岳庙内的古建筑一直被作为校舍由大金店中心小学使用，由于长期缺乏维修和保护，墙体出现裂缝、空鼓、歪闪；木构件糟朽；屋顶塌陷、漏雨等残损十分严重，处于濒危状态。为了使这处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2008年底，经登封市政府协调，大金店镇政府将南岳庙移交登封市文物局管理，登封市文物局筹措资金200余万元，聘请河南大学古建园林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南岳庙维修保护设计方案》，经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审核批准后，对老母殿、三官殿、三星殿、龙王殿等10座建筑进行了维修，维修面积达500余平方米。

    公元1127年，那是一个令中原父老痛心疾首，扼腕长叹的年份。这一年，金兵占领中原，大宋朝廷被迫南迁，从此迁走了“天地之中”孕育了几千年的中原文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此告别黄河，走向东南。 

在金人与其伪政府的统治下，“天地之中”的政治地位、历史地位急转直下，甚至被彻底边缘化——这里不再是“华夏之祖”，不再是“天地之中”，不再是“中华之根”，不再是“文明之源”，而是宋金两国用兵交战，涂炭生灵的“边境”。

读过了这段历史，如今站在大金店南岳庙前宽阔的台地上遥参南岳，顿生一种锥心般的痛楚与悲凉！ 

　　靖康之败大伤中原之元气，至今站在南岳庙前，我们仍能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中真切地抚摸到靖康之败遗留的创伤。 

    据说唐宋时期，绝大多数辽国人和金国人都很仰慕中原文明，认为大宋是一个繁荣、富足、安乐的国度。辽国的天佑皇帝用2000两白银铸了两尊佛像，在佛像的背后刻下这样的铭文:“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很是虔诚地希望自己下辈子托生在大宋。作为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原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地区。 

　　然而繁华在1127年戛然而止，整个中原一度遭受重创。 

8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颍水河畔追忆当年西华镇的繁华，斑斑史实让我们深切地感到，导致万里江山一朝沉没的，不是外侮的侵略，而是人心的离散。正如元人郝经诗中写的:“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 

这石头就是指蔡京等一班弄臣取媚徽宗的花石成“纲”。花石纲砸塌了大宋朝廷的万世基业，碾碎了整个民族的精神与向往。纵览大宋历史，若没有蔡京、朱勔、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这“宣和六贼”的货赂公行，专权用事，就没有祸国殃民的花石纲；没有花石纲，就没有揭竿而起的宋江、方腊；没有宋江、方腊，就没有金人的乘虚而入，也就不会有让中原父老颜面扫地的靖康之变；没有靖康之变，就没有张邦昌傀儡政权；没有张邦昌傀儡政权，就没有王彦“八字军”的浴血奋战；没有王彦“八字军”的浴血奋战，就没有岳父、秦桧；没有秦桧，也就不会有丧国辱权的绍兴和议、嘉定和议；当然也就不会有大金店的南岳庙.......然而一切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历史的偶然中总是包含着无数的必然，华夏史册中多少次朝廷败亡，皆由腐败开始。

公元1126年，在那个秋高马肥、大雁南飞的季节，金人就像南飞觅食的大雁一样，开始对中原的大肆侵略。秋末冬初，东西两路大军合围宋都汴梁，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东京，钦宗亲往金营投降，金营兵将开始在中原大地肆意抢掠。次年三月拥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改国号楚。四月初一，俘徽宗、钦宗二帝及宗室、后妃、官僚、百工等数千人，携大批金银珠宝、珍贵图籍北撤，北宋寿终正寝。

徽宗戏耍江山不仅招致了靖康之耻，，同时也把他的第九个儿子钦宗拉上了滚烫的火鏊子，最后，父子双双葬送了中原大好河山。

800多年前嵩山脚下的厮杀声早已归于沉寂，回望那段我们早已陌生的历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时常让今天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但历史的确如此。悲剧往往不是以悲壮而是以异常荒诞、虚妄、异常丑陋的方式降临。
　　宋朝皇帝推崇道教，自称道君皇帝的徽宗极为相信方术，他“出任”皇帝前，就曾让人拿自己的八字到相国寺找人算命，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吃惊地说:“这怎么会是天子命呢？”徽宗即位后，那个算命先生居然能够青云直上，最后竟然官至节度使！

与花花太岁宋徽宗比起来，钦宗的优点是实在，缺点也是太实在。他不好色，不奢侈，善书法，有文采，的确称得上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同志。但懦弱没主见，别人说什么他都信
　　金人占据了中原，像一个老练的渔翁钓到了大鱼，并不急着拽上来，而是将钓鱼线时紧时松。他们一边猛打，一边谈和。把“打”作为目的，把“谈”作为手段，让宋廷心存幻想而不做困兽之斗，以和谈麻痹、分化北宋君臣，不让他们形成众志成城的斗志。始终让钦宗对和谈这个肥皂泡抱有极大幻想，在李刚、岳父等主战派和唐恪、秦桧等主和派之间摇摆不定，结果屡屡中招儿。最后被金人“钓”出城外，自投罗网进了金营，从此在屈辱中度过了后半生。

如果将公元纪年打回中国传统的帝王纪年，1127年既是靖康二年，又是建炎元年。这一年，金兵攻陷东京(今开封)，虏徽、钦二帝北迁；这一年，康王赵构恸哭嗣统，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践祚，但不到半年又遽然南渡。位居一线、二线的三位皇帝或北狩、或南幸，留给天中儿女的徒有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今日回头观望，建炎南渡彻底改变了中原，改变了河南，“天地之中”王气自此黯然而收。尽管名义上开封还是赵宋王朝的首都，杭州只不过是个“临安”与“行在所”，但终其一朝，赵家天子未能还都中原。“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转移。从此，中国政治中心告别在黄河一线上东西迁徙，继之以南北跳动。但经济、文化中心却不再转移，到今天，它们依旧在中国之东南。”河南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程民生先生说，“1127年的大漩涡、大迁移，既是历史遗产，也是现代启示录。”1127年中原陷落黯然而收的不只是王气，它对“天地之中”影响至巨，对今日河南启示良多。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是800年前一位名叫岳飞的河南人站在长江之畔的黄鹤楼上，追寻昔日梦华，追问当下寥落时郁积于胸的怅然情愫，他重振中原的答案是“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还都汴梁。显示了中原儿女顶天立地的豪迈性格，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代名将，却最终栽倒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都说苍天有眼，苍天可曾俯察？都说大地有情，大地可曾感知？都说人间自有公平在，这公平又该向何处寻觅?

而1127年应天嗣统的赵构皇帝(庙号高宗)，尽管是一代中兴之主，却并不如他的部下秦桧、岳飞享有大名。在举世闻名的天地之中，说不出宋高宗名字的大有人在，但谁敢说不晓得秦桧、岳飞，那就不配做中国人。

应该说，这三个人的生前事与身后名皆因靖康之变而改变：没有靖康之变，赵构作为徽宗的第九个儿子，皇帝宝座轮不到他的屁股下；没有靖康之变，在汉语世界里，秦桧这位大书法家必当享有盛名，如今满书满报纸满电脑的“宋体”字就当叫“秦体”了；没有靖康之变，岳飞也许要在昼锦堂里当一辈子佃农，时不时还要与韩琦的后人一块儿温故学界领袖欧阳修，赞誉三朝名相韩琦的《相州昼锦堂记》。也是这个公元1127年，秦桧因主战而和徽、钦二帝一样，被同虏北国。但令人不得其解的是：数年后，他竟然莫名其妙地从江苏淮安的金营脱身，归身南宋并宰执偏安朝廷，成为不折不扣的主和派领袖。

 较之凝固的历史，更动人的当是先民口耳交融的传说。

根据《说岳全传》的记载，1127年，赵构在主战派代表人物、时在磁州(今河北磁县)组织抗金的一代名将宗泽的劝说下不再质身金国，于相州(今安阳)开河北大元帅府，欲挽赵宋江山于即倒。其时，岳飞响应号召，加入他的队伍并于后来跟随宗泽留守东京，走上一生抗金、收复中原的不归路。秦桧被虏至金国大本营之后，肝胆早被吓破，立刻改主战为“投降”，对金人“脾气”越来越好；而岳飞看到中原黎民尸陈沟壑、千村寥落后，却对金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一生都在怒发冲冠。而“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的赵构，则时而愤怒，时而温和，在战与和上左摇右摆。赵构显然缺少乃祖赵匡胤的政治智慧与大将风范，但拨乱反正的大任却恰降斯人：军兴盗起，都在觊觎大漩涡激荡下的赵家天下。而徽宗与“宣和六贼”等给他留下的烂摊子，却让他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那时的血性官员大都被金人虏走，懦夫领导或逃或降，兵盗蜂起，天下大乱，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正宗皇位继承人并践祚嗣位、立脚不稳的赵构政府哪能有什么行政能力！金人要诱俘他时，他甚至连一支忠于自己的卫队都没能建立。

皇帝成了难民。他一路南走，至商丘、至扬州、至杭州，以致流亡海上——而今舟山群岛。而后，他又退至温州，还想要继续南迁福州。

 过扬州至镇江，他在寒冷的夜里只能将随身携带的一张貂皮半铺于地半裹胸口；从镇江到杭州，他的待遇是每餐吃个炊饼夹羊肉；在浙东的海面上，他几天不曾吃饭，偶得5个炊饼，自己竟狼吞虎咽三个半，哪还顾得上自己的面子和臣僚与卫士的肚子。前人的腐败恶果注定要由后人承担，《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里的一派繁华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后来，赵构终于站住了脚，他近乎是重建了一个王朝——相较于他的老哥钦宗“享国日浅，而受祸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赵构享年八十有一，驾崩后庙号高宗，可谓仅在太祖、太宗之下。命这玩意儿还算没亏待他，尽管他在流亡的过程中因金兵恐吓而阳痿，不能有后。但岳飞父子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他“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呵斥)，悲夫”！这《宋史·高宗本纪》最后的“赞曰”(史评)竟与民间“流行”情绪如出一辙，盖棺质问的同样是赵构“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苟且偷安与荒淫无度。
    传说把感情付之于飘渺，诗章让灵动敛之于形式。痴情缱倦的多代诗人在这里留下的墨迹诗香和儒雅风流的足迹都不曾消逝。大金店的老街如今已铺就出平坦的柏油马路，但曾经泥泞颠簸的老街，也曾经泥泞颠簸过无数的先辈文人，尽管他们有的名振千秋，有的也平淡自足，可无论持有何种命运的人生，在这里都不免要去承受历史漩涡中的泥泞与颠簸，因为这种泥泞与颠簸至少已成为对眼前远景拓展的唯一捷径。而大金店悠远历史的魅力也曾经惹得千朝万代多情文士争相挥毫，哪里还顾得了脚下的凄楚。

    需要反求诸其身的，并不仅是今天整体日益浮躁、媚俗的文坛，然而它毕竟是一个民族精神面貌的折射，是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投影。是什么使一个拥有“深沉、博大、朴素”心灵的古老民族，变得肤浅、狭隘、功利起来？我们可以总结出无数的原因来，但是，历史记忆的栓塞，却会使整个民族的心灵中断了从历史中获得养分的脉动。

    并非只有“好的历史”才能提供养分。今天我们取得的任何一个辉煌成就，都会成为我们民族整个文明发展史的一个片段进入历史，增益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向心力。但是那些“不好的历史”同样是一个对民族有益的集体记忆，可能比“好的历史”更能滋养国运民心。即使以功利角度而论，也会产生“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效应。我们不应当忘记历史上曾经的苦难、挫折和创伤，那是支付了无数鲜活的生命才换得的教训，我们没有理由要那些数字背后已经没有名字的亡魂永远淹没在历史中，甚或永远忘记他们。因为每个民族在它的发展历程中，都特别需要避免因遗忘历史而重复悲剧。对历史的遗忘，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沉淀是塑造一个民族精神的大师。直面一切历史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健全精神的民族，才会产生有健全人格的公民。善于从历史的各种悲喜剧中总结，是一个民族深沉、博大的最重要因素。一个心灵浅薄和缺乏健全精神的民族很容易重蹈不幸往事的覆辙。

遥参南岳，不见衡山之俊秀，唯见嵩山之深邃！

    风云变幻，历史如烟，山河依旧，物是人非。大金店南岳庙的象征意义早已丧失殆尽，起码它不再是“位配南岳”的所在，但它在新的时代却又担当起多种不同的角色来。一是浓缩演变为凝固的历史标本，成了中原父老凭吊历史的载体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二是作为中原人民驱除鞑虏，抵御外侮的精神象征，仰天俯地，光耀千秋。三是转化为极富特色的旅游资源，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四是汇集了众多的古老传说和民间故事，成为文学艺术的精神源头。五是空间建筑学方面的样板和启示，诸此等等。可以说，大金店南岳庙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凝结了数以千计万计的人文历史信息，有待人们去作深入研究和精心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