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黄金八号介绍:在青藏高原上邂逅红军西路军女战士 悲惨的“马匪小老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7:28:02

在青藏高原上邂逅红军西路军女战士 悲惨的“马匪小老婆”

2009-07-20 07:36:03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303 条 手机看新闻

遗憾的是,我的问话她都能听懂,而她那些满腹辛酸的诉说,我却有很大一部分听不太懂,只能从听懂的部分了解到:被俘以后她被转卖多次,最后被马匪的一个连长掳去做妾,受尽折磨和凌辱,几次自杀没有死成,几次逃跑又被追回,直到打瘸了一条腿……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   作者:董葆华

明年(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处处都有一曲动人的悲歌,所到之处,烈土的热血浸染大地。然而,最让我心绪难平的还是红军西路军的惨败和西路军女战士们遭受的种种磨难。因为曾有过一段特殊的军旅生涯,使我得以在离家几千公里的青藏高原上,邂逅了一名孤苦无助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尽管已经过去了近30年,那段往事仍然萦绕在我的心头。

30多年前,我在青藏高原上国防科委所属的某军事基地从事密级很高的专业技术工作。工作性质的特殊,保密纪律的严格以及地理位置的闭塞,让我养成了爱独自散步的习惯,每周一天的假日,几乎都消磨在欣赏着高原风光的悠然漫步当中。

与部队一河之隔的傍山小村是个回、汉、藏多民族聚居区,以回族为主。那里解放前曾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老巢,社情非常复杂,不少残匪隐匿其中。我们曾多次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发现异常信号弹划破夜空,警卫部队也在大规模搜山时,发现过不少疑点。对此,部队不得不制定严格的行为规范和保密纪律,尤其对特殊岗位上的女军人更有诸多的“不许”和“严禁”。所以多年以来,我与一河之隔的当地老乡没有任何来往,只知道那是一片贫穷落后的山村和一群身份复杂的村民。

那是一个夏日周末的傍晚,我走出营区,沿着部队围墙外蜿蜓曲折的山边小路散步。当时正是青藏高原每年只有的3个月黄金季节,让人仿佛置身仙境一般。我常想,如果这里不是岗哨林立的军事禁区,就算每年只有几十天的旅游收入,也足以让当地百姓衣食无忧了。这里什么都不缺,只是春、夏、秋全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十天里,冬天太漫长了。

欣赏着大自然赏赐的天然美景,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时山坡上蹒跚走下一个背柴的跛行人,由于柴捆太大,人太小,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庞大的柴堆下安了一个不堪重负的小轱辘。好奇心让我走近一看,背柴的竟是一位衣衫褴褛、瘦小枯干的白发老妇人。在离我几步远时,她已筋疲力尽地连人带柴歪倒在路边,人起不来,柴也放不下。我赶忙跑过去扶她坐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才帮她把柴捆从肩膀上卸下。我看到一张乞丐般肮脏、苍老、极度虚弱和营养不良的脸,那呆滞的眼神中传达出一种让我心悸的悲哀。我想她一定是饿坏了,忙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几块大白兔奶糖,剥去糖纸,递到她手中。谁知她竟不知此为何物,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不敢吃。我只好把其中的一块糖放进嘴里当面示范,她这才急快地把我手中所有的糖抓过去一起塞进嘴里,大口嚼咽起来……可能是奶糖的味道让她好奇、满意,也可能是糖分补充了一点她过分消耗的体力,咽下最后一口甜液,她满是灰尘和汗水的憔悴不堪的脸上现出了舒心的笑容。

见她精神恢复了一些,我用放慢了语速的普通话和野营拉练时学会的几句山民俚语,加上手势、表情的配合,总算弄清了她的身世和遭遇。原来她竟是流落异乡几十年的红军西路军一名女战土。当年被西北军阀马步芳俘虏时她才14岁,现在只会讲一些简单生硬的汉语,但“我是四川人,当年是红军”和“行行好,帮我找找部队吧”这两句话仍然说得非常清晰。我想这一定是她多年来念念不忘的结果。

学习中共党史时,我曾看过一本内部发行的小册子,上面记述着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西路军惨败的原因和经过:“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之9军、30军、5军共21800余人,奉命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以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有利于形成西北团结抗日的局面。此举遭到了长期统治甘、青两省反共先锋马步芳的疯狂抵抗,敌收集十多万人,对我红西路军防堵、围剿。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喋血奋战,历时5个月之久,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惨遭失败。除大部分红军将士壮烈牺牲外,另有5600多名将士被俘(其中有1300多名女战士),押往西宁,遭活埋、屠杀的有2000多人……”

因为了解这段历史,更因为西路军将士们的慷慨悲歌曾带给我巨大的心灵震撼,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位从失败和磨难中走来的英雄。我认真地倾听着她声泪俱下的诉说,心中流着苦涩的泪。

说到被俘时的惨状和被俘后遭受的种种屈辱,她激愤的声音又尖又利;说到极度伤心处,就撩起又脏又破的衣襟擦着浑浊的泪水号啕大哭……遗憾的是,我的问话她都能听懂,而她那些满腹辛酸的诉说,我却有很大一部分听不太懂,只能从听懂的部分了解到:被俘以后她被转卖多次,最后被马匪的一个连长掳去做妾,受尽折磨和凌辱,几次自杀没有死成,几次逃跑又被追回,直到打瘸了一条腿……

问到她的现状,她哭得更加伤心,她说那马匪连长死后,她拉扯着一个儿子艰难度日。如今儿子长成人了,却又因年老体衰和“马匪小老婆”的身份百般嫌弃、虐待她。吃的是前一年冻坏在地里的烂土豆,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牲口棚,每天规定不砍够多少捆柴就不给饭吃。她边哭诉,边抬起脚来让我看,穿在脚上的已经不能叫做鞋了,只是一双完全磨没了底的勉强能挂在脚上的鞋帮,脚底板因常年山路的磨砺已经看不出本来的肤色,几乎与深褐色的山石融为一体。她流着泪撩起上衣给我看,胳膊上、背上满是一块块、一条条青紫色的伤痕,她说有儿子打的,也有村里的坏人打的……

看着眼前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老人,听着她声泪俱下的哭诉,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巨大而又深刻的悲哀。即使我们之间没有语言障碍,我也不知道面对这位本应是驰骋疆场、立马横刀的一代女杰,本应是受后人尊敬、爱戴的“红军阿奶”。现在,我该说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

那本内部发行的小册子上详细记载着红军西路军女战士被俘后的种种遭遇和悲惨人生:“以四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后,1300多名女战士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马步芳之手。这些备受摧残和蹂躏的坚强女性遭受了比男战土更为惨痛的磨难,有的被迫沦为敌人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受尽凌辱。当年参军时她们抱定了‘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做共产党的鬼’的决心。可是命运却偏偏让她们做了俘虏,战斗中牺牲了的即刻长眠地下,活着被俘的女军人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她们或是被活埋荒野,或是被残杀街头,或是在斗争和磨难中悲惨地活着。应该说,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是英雄。”资料中反复说明:西路军的失败和这些女战士的失散是特定的历史情况造成的,不该由她们本人负责。她们有的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有的是奉上级命令“各寻生路”的。抗战胜利以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将她们一一收容归队,才使她们长期流落异乡,备受苦痛。

我为她们的遭遇深感悲哀和不平,我愿尽我所能帮助眼前这位劫后余生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待她稍稍平静下来,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她:“以后每星期的这一天,部队晚饭号吹过之后,你都要在这儿等我(那时我们只有周末一天在福利区度过,其他时间都在百十公里外完全封闭的工作区。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只能利用大家用晚餐的时间与她见面),。确认她完全听懂之后,我扶她起来,帮她把柴背好,目送她蹒跚远去。那一夜,我噩梦缠身,苦泪横流……

第一个星期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走迂回线路避开旁人,匆忙赶到那条傍山:小路,因为严格说我这种擅自与外人接触的做法是有违特种部队军纪的。但我没法忘记那悲惨、凄厉的哭声和那哀哀无助的眼神,我不想当什么扶危济困的善人,只想尽我所能给那位在屈辱中走过半个世纪的白发老人一点心灵的慰藉和实际的帮助。

赶到约定地点,她已经等候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多年以来“希望”二字对她已经遥远陌生,突然出现的变故令她不知所措和欣喜万分,她苍老的脸颊上竟然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红润,眼神中那种年轻人才有的兴奋和梦境般恍惚的复杂表情又一次让我的心重重一颤。我把预先准备好的10个馒头、3双球鞋、几件便衣还有两个苹果一起塞进她怀里。老人突然双膝跪地,大哭不止。我怕被流动哨兵听见,更怕被已经用完晚餐出来散步的俄友们看到,急忙连拉带抱地扶她起来,把衣物、食品分藏在柴捆的不同位置,以免被她恶魔般的儿子发现。

临走时,我反复叮嘱她:“记住,以后每星期这一天的这个时间,我都在这里等你。条件是:你不许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她频频点头,连声应着“啊勒,啊勒。”(明白的意思)。那一刻,我看到了她眼中无以复加的喜悦和期望。

第二个周末,我因紧急战备任务滞留在工作区不能赶回。我心中充满着担忧和自责,特种部队的特殊情况随时都会出现,当时怎么就没有考虑在内呢?我担心老人会在约定地点久久等候,更怕一个久久徘徊在营区附近的老百姓会引起哨兵的怀疑。要知道,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了第三个约定时间。我像赶赴情人约会一样,背着一大挎包精心准备的食品和衣物,心急火燎赶到约定地点,等啊等,直到太阳落山,直到小路上已伸手不见五指,她没有来……从那以后每个约定时间,只要我没有外出执行任务,都会风雨无阻地等在那条小路上,遗憾的是,整整等了半年,再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夕阳晚照的周末,我都忧心忡忡、魂不守舍。如果不是特种部队近乎苛刻的军纪约束,如果不是部队驻地社情的极端复杂,我一定会到那些山村农舍一家家、一户户去找、去问。但是我不能……我只能在梦中为老人祈祷,向老人道歉。本想尽自己绵薄之力,暖暖她的心,救救她的难,谁知她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像不留痕迹的风和空气一样,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只留下我心中沉甸甸的问号和永难弥补的遗憾。

红军西路军幸存的英勇将士,许多没有战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屈死在自己人手里,这个教训比西路军的失败还要惨痛。这是一段不该忘记的沉重的历史,共和国的旗帜上同样有她们血染的风采!10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大声疾呼和深切盼望全社会都来关心这些仅存的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多给他们一些切实周到的安抚和关照,使他们在饱受艰辛委屈之后,在噩梦般生活道路的尽头,有一份较为公正的待遇,一个稍微安适的晚年。

令人欣慰的是:据统计,如今青海健在的红西路军老战士还有75人。青海省财政厅已拨出专款给他们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金700元,在城镇生活的看病纳入医疗保险,生活在农村的医疗费实报实销。在位于青海省会西宁市城南湟水河畔、凤凰山下,国家修建了一座红军烈士陵园,陵园中央有一尊反映西路军被俘将士英勇斗争的群雕石像,下方是李先念的亲笔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还有一座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革命烈土纪念碑。正面刻有徐向前元帅的题词:“西路军牺牲烈士的精神永垂史册”。

愿那位不知名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能福大命大,安享晚年。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董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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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9-7-21 15:17:00 |只看该作者 她怎么了?真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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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9-7-22 12:45:00 |只看该作者 西路军的事情很神秘,而且关于他们的种种总是众说纷纭,偶然间在网上发现了两个疯子竟然自己骑车去探访西路军当年的路线,真是勇气可嘉,西路军本身已经很让人好奇了,这两位的行为就更让人好奇了,转到这里让大家一起分享和好奇一下。

  找到了薛家村,找到了故事即将开始的地方。

  薛家村大家都知道薛生成。薛家村不难找,就在距红古近10公里的国道边,薛生成在薛家村里的小学教语文,找到他挺费劲。

  大家都知道薛生成是因为他妈妈年桂英,她是一位西路军女战士。

  薛生成教书的学校不大,挺简陋但很整洁。在办公室,老师们对我们很热情,娃娃们很好奇,但很快,我们便进入了正题。

  “您母亲是西路军战士?她怎么称呼呢?”我问。

  “是啊,她叫年桂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薛生成回答。

  “您母亲哪一年出生的呢?”我说。

  “大约1919年或20年,没文化(年桂英),弄不太清楚。她79年就过世了。”

  “那西路军西征时她才十六七岁!”

  “是呀,不过听她说那时娃娃兵多得很,还有10岁的女娃娃。她是1932、33年在四川随父母要饭时跟队伍走的。”

  “那应该就算是入伍了。”

  “对,她过过草地,走过长征。”

  ……

  “那您父亲呢?”我又问。

  “他叫薛世发,民国十八年因为要养家糊口,当的马家军。”薛生成回答,紧接着又强调:“要养家糊口,他才当的马家军。”

  “马家军也没什么呀,马家军也打过日本人,马家军还粉碎过三次西藏独立。”(应该是从马步芳爷爷到他三代间做的事)为了消除薛生成的顾虑,我接着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什么事都得一分为二地看,连对毛主席都讲功过。”

  “他当时在马家军哪支部队?”我又问。

  “不清楚,只知道守过张掖,他很老实,马家军纪律可严了,训练也很苦。”

  “是吗,难怪西路军那么惨?”我说。

  “当时红军没到西北打过仗,情况不了解。”薛生成说。

  ……

  “那您母亲父亲是怎么……”我问。

  “我母亲是在倪家营子被俘的,然后被带到张掖。”薛生成说。

  “我看书上那时是马家军挑人,挑到的……”

  我还没说完薛生成说:“是真的,我父亲老实,还是母亲挑的他。”

  因为有所顾虑,我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下去,换了个话题:“那时杀了不少人吧?”

  “是呀,受伤的,病的全活埋了,我母亲算幸运的了。”

  “那您母亲是怎样被俘的呢?”我问。

  “在倪家营子被围了,张**说‘姐妹们各自逃命,咱们以后再团聚。’然后就跑了,回延安了。”薛生成说。

  我没听明白:“什么?谁说?”

  “姐妹们各自逃命,咱们以后再团聚。张**是她们团长什么的。”

  “哦,是她们首长说的,”我说:“姐妹们各自逃命,咱们以后再团聚”我自言自语道。

  “她们被围了7天7夜,没吃的,没喝的,就被俘了。”薛生成说。

  ……

  “那您父亲母亲后来过的怎么样?”我问。

  “唉,老百姓呗,普普通通过日子么。”薛生成说。

  “文化大革命没事吧?”

  “被批斗,我父亲是***(没记清),母亲是叛徒特务自首变节份子,”薛生成边说边比划:“脖子上挂个大牌子,头上也顶个高帽子,批斗还打。”

  他接着说:“那时我还小,白天晚上都不敢离开她身边,不然就抹脖子上吊了。”

  “后来平反了吧?”我问。

  “平了,后来还发补助。”

  “哪一年平反的呢?”我又问。

  “哪一年?”薛生成陷入回忆,周围的老师七嘴八舌开始帮助他回忆:“应该是80年左右”,“早些吧”……

  这时薛生成回忆起来:“去世前2年,对,平反过了2年他去世的,1979年去世,应该是77年左右。”

  ……

  “能去家里看看吗?我想拍一下您母亲父亲的照片。”我说。

  “能啊,但是照片没了,就剩母亲一张小的了,父亲的早烧光了。”

  “为什么呀?”

  “那时马家军排长以上都划做反革命,不能跟别人说他的事,怕,就把照片都烧了。”

  ……

  到薛生成家里了,不大的农家小院,土坯房,房间很干净,陈设简单。他的妻子、儿媳和未满周岁的小孙子在家,自始至终给人热情、质朴的感觉。在他给妻子介绍我们时,我说:“西路军的事,知道的人太少了,我们就是想沿着西征线走走,了解一下。”

  薛生成语重心长道:“红军最亏的就是西路军了,最惨,还最冤!”

  直到薛生成拿出来我们才确认,年桂英仅存的小照片竟然是《红军流落人员证》上的小照片!看到照片,我竟然有些想哭,那是标准的历经苦难磨难的农村老太太,很瘦,皱着的双眉,薄薄的双唇无奈地略向下撇,忧郁的眼睛望着我。

  交谈中,薛生成一直很平静,总是乐呵呵的,包括说起母亲父亲的苦难时。交谈后我们得知,他对西路军为什么西征的看法和主流论调一致——是张国焘走分裂路线,但他其实并不确定,却也不愿去多想。他对现状很满足,孩子都大学毕业了,自己工作很喜欢,待遇也好。他告诉我们附近西路军女战士还有两位,也早去世了,他们的儿子要么已不在本地,要么已经去世了。

  我们照了许多照片,学校、家里、薛生成和他的家人。交谈的过程大部分也都录了像,等我们回去后整理一下,以后会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离开薛家村时,我们很激动。这意外的收获,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此行的必要与意义!今天这番交谈中,有很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内容,现下我还不敢妄作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