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的资料简介:刘国震：文艺评论岂能无视事实——致李洁非先生

作者：刘国震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文艺评论岂能无视事实
——致李洁非先生
李洁非先生：
你好！
我从《传记文学》今年第6期的关于作家浩然的专题上，读到了你的长达16页的论文《浩然：一个曾经的文学缩影》。该期刊物的这一专题共有5篇文章（另附有浩然生前致友人的书信15封），你的文章不仅被置于该专题的首篇，而且是该期刊物的头题，可以看得出编辑部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甚至使人猜度搞这么一个专题，目的就在于推出你的这篇平时不太方便安排的文章。你的这篇文章不是评论浩然的某一部作品，而是试图对浩然一生的创作来一个“盖棺定论”式的全面审视与总结，进而对以浩然为代表的“工农兵作家”群体进行意在否定与贬低的评判。遗憾的是，读过你的文章后，我发现你对浩然及其作品缺乏应有的了解，你的一些观点是建立在想当然的主观臆断之上的，因而往往陷于武断、片面乃至谬误。你笔下的浩然，不是本真的作家浩然，而是一个为了印证你的某些论点而被歪曲和矮化了的浩然。
我们都很忙，我不想长篇大论，更不想面面俱到逐一辨析，我只捡几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用事实说话。事实清楚了，是非自然明了，无需雄辩。
你提出，作为出身贫寒的孤儿，农家子弟浩然是靠出众的文学天赋并受惠于时代，才在“向来由文人雅士占据的文学史上，取得一张突出的席位。”是“生活和才华这两大禀赋”，使浩然“于历来的‘工农兵作家’中鹤立鸡群，这一群体的创作成就也因他而推向高峰。”这样说有一定道理，浩然的确是由“人民当家做主、工农大众不再遭受奴役和歧视”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时势”，所造就的文坛“英雄”。但他的成功，除去时代的因素，雄厚的生活积累，以及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文学禀赋，还有他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这种刻苦，既有在创作道路上的艰辛探索，也有数十年如一日的博览群书。没有这种刻苦，即使有再好的时代条件和文艺天赋，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高产作家。而这一点，恰恰是被你所遮蔽或忽略了的，你甚至以浩然只上过“三年小学”为由（实际是三年小学、半年私塾），断定“浩然只读过很少的书”，“他读的书，相当有限”，并由此认定他是“在平薄、单调的背景下产生的作家”，他的视野、维度以及对生活、人世与是非、正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他的写作也“存在严重问题”。你武断地认为浩然基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写作意识”和观念，“精神不足以自给，而须仰仗指引”，“‘文件’叫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文件’叫他怎样写，他就怎样写。他就这样‘被写’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也还没有脱离‘被写’的状态。”事实上，在这种既定观念的指导下，你对浩然的作品，从早期的《喜鹊登枝》《一匹瘦红马》《送菜籽》《彩霞》《新媳妇》《夏青苗求师》《车轮飞转》《大肚子蝈蝈》等短篇小说，到后来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中长篇小说，基本上来了个全盘否定。而对浩然新时期以来的作品（1978年以后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山水情》《苍生》《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中篇小说《赵百万的人生片段》《弯弯的月亮河》《老人和树》《浮云》《小山下，小河旁》《花瘸子秘史》《山豆》《笑话》《细雨濛濛》，短篇小说《弯弯绕的后代》《新婚》《衣扣》《误会》《机灵鬼》，以及长篇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圆梦》等，只字未提。也许你“读书很少”，对浩然后半生的创作情况和主要作品缺乏了解和研究，因而无法置喙；也许你读过这些作品，但这些作品无法印证你的“按文件写”、“被写”等观点，而且与之相左，于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你试图以鸟瞰的姿态对浩然毕生的创作做一个完整的解剖，然而，你笔下呈现的却是一个被拦腰斩断的浩然（以文革结束为分界线），那你又有什么根据断定浩然“‘被写’了一辈子，直到晚年”？这样的论述，有多少说服力和学术含量？这样的批评态度，是严谨和严肃的么？就拿《新婚》和《衣扣》这两篇分别写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短篇小说来说吧，请你说说，它们是按照什么“文件”而写的？
你说的“浩然只读过很少的书”，是一个无视基本事实的伪命题。不错，浩然能坐在教室里心无旁鹜地“稳定读书”的时光，可能也就三年半。全国政协委员的档案资料里，他在“学历”一栏填写的是“高小”。但“学历”的高低与读书的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学历”与“学力”和“学问”，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家境贫寒使他没有条件读完大学，获得一个高级文凭和“知识分子”的尊贵身份，但从小就是“书迷”的浩然，在被迫辍学后，于艰难的环境里，一直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求。他在自传体小说中，以及散文《书迷》中，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痴迷读书的情景，有生动的记述。像《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十粒金丹》《济公传》《封神榜》《水浒全传》《二度梅》等古典名著和张恨水的《啼笑姻缘》，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现代小说，都是他少年时代或购买或想方设法借阅的。参加革命工作后，特别是1949年17岁树立起当一名革命作家的远大抱负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积极参加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和省团校的学习。正如他回忆的那样：“我起早贪晚地一边自学文化，一边练习写作。10年间，我不仅读完中学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课本，还读完大学专科的主要课程，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修养。”（浩然：《〈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见浩然著《泥土巢写作散论》）22岁成为《河北日报》记者后，他仍然坚持自学，“学完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课程之后，我又选修中文方面的课程：巴人的《文学初步》、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陆沅君的《中国文学简史》、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等。我一面读史，还一面把史中提到的重要作品找来读。以古典小说为例，我逐朝逐代的读作品，从汉魏六朝到明清民国小说，凡解放后重印了的，绝大部分我都浏览了一遍。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我也比较认真地思考过，名家的代表作无一例外都细读过。……凡是写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大家，不论其是老手还是新秀，只要见到他们的作品出版，把吃饭的钱拿出来也得买……”（浩然：《对自学的同志说点真情话》，见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从十七岁到三十四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没有在半夜十二点前上床休息过，没有睡过一个午觉，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学习和写作上。”（浩然：《搞创作就像搞建筑》，见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即使病倒在床上，也要读书自修、翻阅笔记，或闭着眼睛琢磨怎么写、怎么写得更好些。”（浩然：《写农民，给农民写》，见《浩然研究专集》））原河北省蓟县宣传部干部培训班支部书记赵峰在接受北京电视台《浩然传奇》摄制组的采访时，回忆起50年代初的浩然，曾说：“浩然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来，参加文化补习班。这个人勤奋好学那是真的，见着书就没够！……那时一个县就一家新华书店，他利用午休时间到书店，趴在柜台上就看书，每天如此。”
关于浩然的读书情况，他在历年来的创作谈中多有提及，像《金瓶梅》《红楼梦》以及“三言”、“二拍”，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都是他的最爱。他读过《诗经》的三四种注释本和译本，一部《聊斋志异》他读了五六遍。现代作家中，他对鲁迅、萧红、赵树理、柳青、孙犁、马烽、秦兆阳、王汶石、周立波、魏巍等前辈作家的作品非常推崇；郭小川、贺敬之、张志民、李学鳌等人的诗歌他也很喜爱；对于同时代作家管桦、方之、吉学沛、谷峪、张峻、李凖、刘绍棠、从维熙、玛拉沁夫、刘真、张长弓、杨啸……等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也很关注与喜爱。新时期以来，对比他年轻一些的文坛新秀金河、张一弓、何士光、路遥、成一、陈忠实、王滋润等的作品也很看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悠悠数十载，一边练笔一边补充文化知识，“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朝着理想目标追赶的脚步。”（浩然：《再往前奔一程》，见浩然著《泥土巢写作散论》）
你在《浩然：一个曾经的文学缩影》一文中说：“我专门注意了他的读书情形。他最爱读的，是中国旧小说；成为作家后，比较留心同时代本国其他作家的作品；外国文学阅读情况几乎没有提及……这便是他全部的腹笥。”是真的“专门注意”了吗？从哪些地方“注意”的呢？为什么“注意”了却没有发现应该发现的东西？单说外国文学吧，浩然1985年1月在《回复青春文学院的提问》一文中写道：“在长篇方面，我喜欢法国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 葛朗苔》和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艰难世事》。短篇方面，我喜欢印度普列母昌德的作品和保加利亚埃林·彼林的作品；前者的长篇《戈丹》描写农村生活的部分也因其高湛的艺术性和生活的真实感使我折服，爱不释手。法国莫泊桑的名著我也喜欢。（见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他1988年12月还应邀为《外国文学评论》杂志的“我与外国文学”专栏写过一篇心得体会文章《我常到那里遛遛弯儿》。文中提到50年代初期，他比较容易接触到的，是苏联文学，“陆陆续续地读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不过是爱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斯大林时代的人》《真正的人》等，还有我当时最为喜欢的尼古拉耶娃的《收获》。”（见浩然著《泥土巢写作散论》）他说，1956年调到北京后，阅读条件大大改善，这期间本应该为自己打开四面窗子，迎接八面来风，但因为时代的原因，主要还是接触的苏联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学，认识了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契科夫等名家。他还特别提到，1962年动笔写《艳阳天》之前，他意识到应该看看外国作家写外国农民的小说，以便作一番比较，对自己认识中国农民一定会有益处。于是浏览了不少这类作品。“奇怪的是，从30年代到50年代被一些权威吹得天花乱坠的几位写农民的圣手的作品，读来都有些隔膜，不能共鸣，甚至于读不下去，更谈不上吸收与借鉴。相反，有两位不为权威们推崇和看得起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倒偏偏吸引了我。一位是保加利亚的埃林·彼林，一位是印度的普列母昌德。读着他们的作品，既陌生，又觉得熟悉和亲切；既新奇，又能引起联想和深思。他们是真正了解农民、钻到农民心里的作家，决非是那些冷眼旁观农民的作家，也不是那些站在高高的位子上，用同情心为农民唱颂歌或唱悲歌的作家所能相比的。埃林·彼林两千字左右的《安得列什科》，或随便举出一篇，像《迟收的田地》，像《在犁沟上》这样的小说，对我心灵的震动、赐予我的艺术启迪，比屠格涅夫一大厚本世界名著《猎人笔记》要大得多、多得多！拜读过普列母昌德的短篇小说选和长篇《戈丹》，我激动不已，由此及彼地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增强了描写反映正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中国农民的激情和信心。”浩然还说，他的小说篇篇部部都是“土”味十足，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外国的‘洋’东西应该学习和吸收，但要土洋结合，用‘土’把‘洋’融化掉，而且不留痕迹。”（见浩然著《泥土巢写作散论》）
木弓说：“读《艳阳天》，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部最具时代精神的长篇巨著中居然看不到中国文人文化影响的痕迹，也看不到西方哪怕古典知识分子文化影响的痕迹，只有彻头彻尾的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刮目相看。”浩然的“以土融洋，不留痕迹”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比起当今某些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如果有人因为浩然的作品“土”味十足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没读过外国文学作品，只能说明他们的浅薄和无知。
诚然，浩然也曾说过，他在补习文化和初学写作的阶段，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相对较少，后来，他有意识地弥补这一欠缺，以增加自己的艺术修养。但即使那个历史时期，他也是读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专门电话访问了自50年代初就与浩然交谊甚深的老作家杨啸，请他谈一谈他所了解的浩然的读书情况。杨啸先生认真地解答了我提出的问题，特意写了《浩然读过哪些古今中外名著》一文（点击进入链接）。据他回忆，当年浩然读过的名著，仅外国文学就有60部之多（这肯定是不完全统计），比如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俄国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法国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集》，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短篇小说选》，苏联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美国马克·吐温的《中短篇小说选》、儿童小说《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美国的《奥亨利中短篇小说选》，苏联儿童小说《白比姆黑耳朵》，西班牙小说《三角帽》和《小赖子》等等。
有一个事实是任何试图评论和研究浩然及其作品的人所应该了解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1977年开始，文艺界一些人对浩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产生质疑和非议，到1978年发展到全国多家报刊杀气腾腾的大肆批判。在委屈、不解、困惑和巨大的压力面前，浩然没有沉沦，而是扛上行李，一头扎到农村，与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一起“反省过去，思考未来”。他给自己制定了“四个重新认识”，即“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决心“通过这样的重新认识，凡是过去做对了的，就坚持在今后做下去；凡是做错了的，就毫不犹豫地改正，学习新的、正确的做法。”（浩然：《怀胎，不只十个月》，见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为了“重新认识文学”，“把圣洁的文学和自信的自己，一同放到手术台上，来一番彻底检查”（同上）他关门闭户，用了大约八个月的时间，不仅把自己出版的著作全部逐字审查一遍，还认真研读了二十几位外国作家（主要是十九世纪欧洲作家）的一百多部（篇）作品，包括购买多年而未读过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他曾经谈到这样的体会和感受：“读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之后，我为它的简练所倾倒，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艳阳天》有庞杂的毛病，意识到《金光大道》的气势可以不削弱，但篇幅可以缩短。所以在铺纸写作《山水情》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文字的简和篇幅的短。否则它起码会被写成篇幅增多一倍的两大卷。”（同上）“我在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时候，还对比出自己作品的外露，以后写作注意了含蓄，设法避免说教和议论。”（浩然：《扎根农村写农民》，见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经过一个“反省过去，思考未来”的过程之后，浩然在创作理念和手法上努力探索求新。这主要表现在：“立足农村这块基地上，写人，写人生；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也不再沿用往时那种以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为‘经’线、以人物的相应活动为‘纬’线，来结构作品。这回倒过来，不论写中篇还是‘小长篇’，贯穿着作品的主线都是‘人’，写人的心灵辙印、人的命运轨道；政治、经济，即整个社会动态动向，只充当人的背景和天幕。”（浩然：《追赶者的几句话》，见《浩然研究专集》）新时期以来，《山水情》《苍生》《赵百万的人生片段》《老人和树》《战士小胡》《花瘸子秘史》等一大批长篇和中篇新作，正是这种探索、创新的重要成果。
你认为浩然因为读书少而缺少辨别是非正误的能力，写小说也只能仰仗“文件”的指引。这是很为片面和武断的。这种认识的根源之一，就是你对浩然的作品及其孕育、创作经过以及人生履历、政治信仰、创作道路、艺术思想缺乏必要的了解。写作《金光大道》《艳阳天》这样的反映社会风云和历史变革的政治性很强的作品，作家不研究和吃透领导和推动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亦即“文件”）那是不可思议的。1964年孙犁读到新出版的《艳阳天》时，惊叹不已，他在写给作家冉淮舟的信中称赞《艳阳天》“有人物、有情节、有艺术、有政策。”认为浩然“在《红旗》工作，得有机会全面领会政策”。（转引自冉淮舟《平原文学信稿》中册）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1975——1985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合订本逐日浏览一遍，并做了大量笔记，了解这10年间的国内外大事、动态和方针、政策走向。不只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即使是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或“学者型”作家，他们要用文学作品来表现革命事业，同样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导引，这一点，他们自己也不否认。四十年代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高干大》，以及新歌剧《白毛女》、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一大批划时代的优秀作品的产生，不就是作家艺术家们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所取得的成果吗？作家研究和了解“文件”（或曰“政策”），与“按文件”写作，不是一回事。也不能因为浩然在一次谈创作体会时提到过某一文件给予他的启发，引用过一段伟人的论述，就断定他完全是“靠文件写作”。文件可以给予作家方向上的指引和思想上的启迪，却不能代替作家结构故事、塑造人物。著名文艺理论家巴人指出：“我们从来主张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但作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策，以便于深入生活，发掘生活。不熟悉生活是写不出政策来的，但不懂得政策也抓不住新生活的特点。我们要描写的是为政策所渗透而改造过来或正在改造中的活生生的生活面貌。决不是所谓‘写政策’或‘反映政策’”（巴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见《浩然研究专集》）如果说仅靠图解“文件”而没有扎实的生活和感情积累，没有厚重的艺术涵养和卓越的洞悉灵魂的能力，就能塑造出萧长春、高大泉、马之悦、“弯弯绕”、“小算盘”、“滚刀肉”、李竹方、石山柏、罗小山、田大妈、田保根、赵百万、禇大、柳顺、唐明德、“花瘸子”等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那无异于痴人说梦。比如，浩然的一篇短篇小说所塑造的“机灵鬼”这个人物，谁能回答一下，它来自哪一个“文件”？毫无疑问，它只能来自作家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独立思考。1982年，在谈到《新媳妇》（刊于1957年11月号《芒种》）这篇曾被译为日、英、俄、法等多国文字的短篇小说的创作体会时，浩然说：“我不是以空洞的理论说教和凭空臆造的故事去图解主观意念的，而是依靠着我所熟悉的社会现实，用有血肉的人物形象和从生活中得来的真实情节表达出来的。”（浩然：《略谈我和我的作品》，见浩然著《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
浩然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接受，也是他新时期以来受到非议的缘由之一。你把这归咎于他“读书不足”，缺乏辨析能力。那么请问，创立了阶级斗争学说的马克思、恩格斯，也“读书不足”吗？把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也“读书不足”吗？事实上，浩然60年代的《艳阳天》超越了早期侧重写“新人新事”的局限，而强化了阶级斗争，并不单是“文件指引”和“领袖号召”的结果。早在1959年，著名文艺评论家巴人（王任叔）就在《人民文学》发表文章，在称赞浩然的才华并对他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给予热情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其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还存在不足，并把这种不足归咎于没有侧重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巴人说：“新农村的新面貌的出现，新人物的成长，决不是偶然的，是经过剧烈的艰苦的阶级斗争得来的。……而在《喜鹊登枝》这个集子里，我们看不到这一具有根本性质的斗争的生活面貌。……即使我们的新农村已经经过了社会主义的改造，集体所有制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经济基础，但人们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未必就此熄灭。新和旧、前进和落后的斗争有时还多半植根于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上。”（巴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见《浩然研究专集》）巴人进而指出：“社会的新风气和新道德能够培养新人物，但这个新风气和新道德却是从艰苦的斗争，尤其是从改变社会性质的阶级斗争中得来的。”（同上）难道像巴人这样著作等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也“读书太少”或“精神资源单薄”吗？
你说“重读《艳阳天》，是一个糟糕的经历”，认为“马立本这个人物，也忠实地传达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要点，即，阶级性是一种遗传基因，‘阶级敌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阶级敌人，即使一万年之后也不会改变”。这是你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歪曲。这个说法，既没有任何理论依据，也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即“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现实表现。”“出身无法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据我所知，你的这个说法，是源于“文革”中红卫兵组织“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个口号或曰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联动”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组成的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提出的这个张扬封建血统论的错误口号，显然意在维护家族的利益，显示自己尊贵的血统。“联动”的所作所为显然不符合“文革”整肃“走资派”的大方向，他们疯狂武斗，凌辱知识分子包括他们的老师的行径不得人心，在当时就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对和批判。《艳阳天》中不仅没有写什么“阶级敌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阶级敌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浩然在书中最反动最凶恶的阶级敌人马小辫的家里，塑造了一个不反对革命、经过曲折的矛盾斗争，最终投入革命营垒的地主儿子马志德和他的妻子李秀敏。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样，在《金光大道》中，浩然也写了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女孩巧桂，而她的父亲正是书中的主要“反派人物”张金发。
你在论及浩然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时，说“这篇小说对文学史没有意义，如今你在各种当代小说选本中都不可能找到它的踪迹”。这是无视事实的信口开河。《喜鹊登枝》不仅一问世就受到了老作家叶圣陶、巴人等的称赞，而且是浩然此后数十年来编选小说集的必选篇目，直到2002年还被收进了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朝霞红似火》（浩然中短篇小说自选集）。著名评论家雷达主编的《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也收入了《喜鹊登枝》。你谈及《西沙儿女》时说：“上半部《奇志篇》首版达120万册，下半部《正气篇》首版也印了30万册”，这也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硬伤。其实，《西沙儿女》由《正气篇》和《奇志篇》两部互相连贯的中篇小说组成（第二部由上下两卷组成，21万字，按今天的标准，应算长篇小说）。《正气篇》首版印数是120万册，《奇志篇》首版印数是30万册，你把两本书的前后次序和印数都搞反了。如此粗心，我真不知你是否读过《西沙儿女》，又是依据什么认定它是一无是处的“怪胎”的。
你的文章中，还有一些明显似是而非的观点，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和辨析。比如，你认为“《艳阳天》大概还是全中国最早以反映农村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就不符合实际，《艳阳天》担当不起“这一历史地位”。只要略具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比《艳阳天》问世要早得多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不都是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吗？
总之，你认为浩然“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学史解剖对象”，而你所“解剖”的浩然既不完整，也没有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恕我直言，你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认知，还停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层次上。你文中所引用的浩然的创作谈，也大都来自“文革”时期浩然的几次创作报告，时代的烙印在所难免。而浩然后来是怎样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和自身的，你似乎知之甚少。评论家与作家应该是平等、友善的关系，不应居高临下、随意贬损，而应该互相尊重。这种尊重，首先是对历史和事实的尊重。这让我想起伟人的忠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没想到这封信会写这么长，秉笔直书，不揣浅陋。不妥之处，还望海涵和赐教。
刘国震
2011年7月30日
关键字：文艺评论浩然喜鹊登枝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苍生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