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胃胀怎么治疗:美债危机：中国如何“一招制敌”

我们不妨先来看两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美元陷阱”让中国没辙？罗奇称中国最终会说“不”

据上海证券报2011年07月30日报道，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僵局的持续，令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备受全球关注。而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人，中国对此又该作何反应？华尔街日报本周连续刊发多篇文章指出，尽管美债问题堪忧，但中国迫于种种限制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这一切。有观点认为，中国和日本等持有大量美债的国家面临一种“美元陷阱”的困境，这使得这些国家只能继续购买并持有美国国债。不过，也有人不这么认为。

所谓的“美元陷阱”是指，如果中国和日本等国央行想要抛售部分巨额美国国债头寸，甚至只是表现出有这种意愿的迹象，这些国家的本币兑美元就会受此影响下跌。而这将迫使他们进入汇市干预，买入美元来防止出口受到巨大冲击。因此，这样的陷阱也使得这些央行不得不继续将美元投资到美国国债中。

而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耶鲁大学教授罗奇则认为，面对华盛顿没完没了的“政治游戏”，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人，中国很快就会忍无可忍。随着中国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中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将会逐渐减弱。“中国一直对美国的经济实力钦佩有加，但现在中国却已经对美国政府及其管理经济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在我最近去北京、上海、重庆和香港等中国城市期间，我亲身感受到了这样的强烈信息。”罗奇在29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上海证券报记者的一份最新报告中这样写道。

罗奇表示，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累积了大量的美债，而中国很长时间内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机制，又决定了中国不得不持续买入美债。但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已经意识到，继续“推行依赖于出口并大量累积美元外汇储备的增长战略”已经意义不大。

在罗奇看来，有三方面原因促成了中国的这种思路转变：首先，这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尽管中国的出口仍具竞争力，但外部的需求前景却变得日益不明朗。不管是美国、欧元区还是日本，因为深受危机后遗症和主权债问题等负面因素拖累，内需预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

第二，中国大量“美元外储”资产所面临的风险因为美国的政治因素而被放大，美债是“无风险资产”的理念已渐渐过时。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一再表达了对美国财政政策和美债安全性的担忧。尽管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最终会避免违约，但另一方面的担忧却有增无减，即美国当局只是在一再采取拖延战术，债务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严重；

最后，中国政府已日益意识到进行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性，在“十二五”计划中也纳入了相关的内容。作为提振内需努力的成果，罗奇预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到2015年有望提高至少5个百分点。

“华盛顿的政客们可能会傲慢地认为，在投资美债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勇气来撕破脸皮，毕竟，除了美债他们还有地方可以投资呢？为什么他们会冒险让手头规模庞大的美元资产蒙受损失呢？”罗奇写道。但罗奇指出，时至今日，中国对此的回答已经很明了。“中国不愿再冒着金融和经济稳定的风险，来相信华盛顿空洞的政治承诺和拙劣的经济管理能力。中国人最终会说‘不’。”

【2】重庆高举共同富裕大旗 专家谏言破解“三个差距”难题

据新华网2011年06月30日报道，6月23日、24日，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重庆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社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怎样进一步实现和发展共同富裕等问题，探讨走好共同富裕之路的理论本质、重大意义和实施路径等。

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一个“中心课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说，重庆市委、市政府坚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强党员的理想信念，全面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并从自身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建设“五个重庆”，推出“十大民生”举措，出重拳“打黑除恶”，取得了不少好经验。“唱读讲传”活动以理想信念教育为目的，是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载体，人民群众非常欢迎，极富成效。重庆的做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经验值得社科理论界认真吸收、推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一个“中心课题”，目前讨论收入分配差距和共同富裕问题，对我国今后的发展品质、发展格局和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价值。

现在讲依法治国，但在一些人中很少讲《宪法》，这很不正常

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指出，仅靠二次分配，不可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这就需要在生产关系方面做文章。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分配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方面。我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现在讲依法治国，但在一些人中，很少讲《宪法》，特别是很少讲《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这很不正常。

需要政策的转向，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刘国光更是在批评了把“国富”与“民富”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后进一步指出，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需要政策的转向，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今后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后富”的过渡。刘国光认为，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着手，扭转生产资料所有制“公”降“私”升和“国”退“民”进的趋势，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也认为，共同富裕是关系到社会公平分配的问题，而分配是同所有制的结构，特别是坚持与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紧密相关的。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明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体部分属于社会所有，其相应的产品也就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所有，这就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平等关系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更是进一步指出，只有公有制控制的生产力，才是劳动人民控制的生产力，产出的成果才直接属于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人民在实质上处于主人翁地位，才能获得经济民主的权益，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平等关系。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实现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程度。而“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的制度，不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积极构建依靠人民的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发展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

如果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就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教授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还在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的按劳分配，本身就是一种“公平分配”。当前要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一步完善公有制的内部治理结构，使公有制真正成为社会所有的一种所有制形式，防止成为少数人、少数利益群体牟利的工具。要坚定公有制一定能搞好的信心，要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果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就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价值基础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价值基础。共同富裕就要逐步消除剥削、防止两极分化，并最终消灭阶级。社会主义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前提，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追逐物质占有的共同发财，更不是物质至上主义，而是在不断消除两极分化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最终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促使阶级差别消灭的过程，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社会条件。可见，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社会利益最大化上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开阔的眼界和崇高的共产主义追求。

侯惠勤进一步指出，以共同富裕为本质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必然具有的优越性在：一是社会主义由于始终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的制度特征，因而尽管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比重大小有所不同、但始终具有公平最大化、剥削等不公平因素最小化的制度约束力，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所在；二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水平上，都自觉地、尽可能地做到同一生产力水平上其他社会制度做不到的、最大限度的公平，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优越性所在；三是由于其价值目标是消灭阶级，而不是所谓“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因此其公平的内容主要是防止两极分化，而不是培育中产阶级，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优越性所在。

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

三天的考察和研讨期间，热烈的讨论不仅是在研讨会的会场上，无论是在车上、路上，还是在餐桌上、房间里，专家们都在进行着思想的碰撞，很多人感觉好久没有这么有激情了。要求分享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执政党能否实现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共同富裕的大旗已经高高举起，历史必将记住有这么一次“重庆会议”，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为共同富裕呐喊。更令人欣慰的是，走共同富裕之路正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形成共识，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率先解决好共同富裕这个世界性难题，共同富裕旗帜下的中国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更加和谐、幸福！

 【3】网闻博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从以上媒体报道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管是出于“金钱崇拜”或“GDP崇拜”也好，还是出于“市场崇拜”或“科技崇拜”也好，其最后形成的“出口导向型”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便最终导致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美元陷阱”。与此同时，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的接轨，还导致了“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道德滑坡”的文化危机，导致了“输入性通胀”和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危机。

在此情形下，即使是不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自身蕴积的通胀泡沫和房地产市场及地方政府债务泡沫，也会时刻面临破灭的风险。而由此层层泡沫支撑起来的“世界GDP第二大国”形象，的确是不敢让人恭维，当然更不值得自夸和炫耀。同时，我们还以“出口退税”等政策补贴鼓励，支持企业“出口创汇”，并以此积累形成的外汇储备“再投资”于美元债券。于是，便形成所谓“中国人劳动供养生产美国负债消费”的循环体系。

至于这是不是就叫做“和平发展”与“合作双赢”关系，我们暂且不论。我们这里首先要问的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创造积累“外汇储备”，并进行美元债券的“投资经营”吗？而如果说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中国的民生幸福，那么这个“民”又是谁呢？如果说这个“民”指的是中国的人民大众，那么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就已经宣告了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败。若非如此，难道谁敢公开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造福的“民”，原本就是指少数“先富”和“暴富”的“民”？

【4】问题不在“出口”和“内需”，而是在于为“私”还是为“公”

曾几何时，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经济发展“三驾马车”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市场经济常识。于是，按照这个“常识”，当“出口导向”战略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我们便应急启动了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而当“出口导向”和“投资刺激”双双遇挫之后，我们才不得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于“内需驱动”和“改善民生”。但这时才发现，正是由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人迫于房改、教改和医改“新三座大山”的重压，使得内需的疲软又难以承当拉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因此，我们目前几乎已经陷入了“三驾马车”面临同时熄火的发展困境。

其实，这样的经济发展困境，正是市场经济和“市场崇拜”的思维困境，更是为“私”还是为“公”的道德困境。所谓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本质上就是为少数人还是为多少人，就是为“私”还是为“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分野。同时，也是“以物为本”或“以资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抉择。

所谓的市场经济体系全球一体化，其实正是少数国际金融资本寡头阶层盘剥世界大多数人的经济机制。中国目前所遭遇的“美元陷阱”，也正是少数人“市场崇拜”的自私自利“道德陷阱”。即使是按照市场经济“三驾马车”的“常识”思维，现在突破困局的最后出路，也是在于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但问题恰恰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资本丛林法则”，非但不能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处境，却反而只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

故此，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奈何一沾“高”字就犯晕》及《全体注意：外管局给咱“带了个话”》及《讨问公道：中国高铁有无“中国芯”》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打破世界经济危机“历史周期律”的最后希望，只能寄托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类共同理想。而中国走出目前危机困局的希望，更是在于回归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产业形态一直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社会的道德价值却始终只有“公”与“私”两种基本形态，即公有制和私有制。其衍生的价值观区别，就是人人平等或等级分化。是选择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公有制，还是选择等级分化贫富差异的私有制，仅仅只是取决于人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而与生产力发展的技术阶段绝无必然的对应关系。否则，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远古时代，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便是不可能存在的。换句话讲，一个社会组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与其文明道德的进步水平也并不必然对应，有时甚至刚好是相反错位的。

更进一步讲，公有制的人人平等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社会价值观，既是社会前进的出发点和共同基础，也是前进的目标和归宿，更是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基本道德法则。

事实证明，当今美国的富裕发达，是建立和寄生于13亿中国人民贫穷基础上“负债消费”的“空中楼阁”。而一旦中国回归公有制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不仅将立刻摆脱自身的贫困危机，而且也将直接引爆美国世界金融霸权体系崩溃的导火索。

正可谓，中国跳出“美元陷阱”之日，便是“美元帝国”走向衰亡之时！所谓“救美国”与“救中国”，只能是“二选一”的民族利益和世界道义的历史性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