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春男性病在线咨询:我知道的冰心（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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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冰心（附照片） 文/吴泰昌
青年时代的冰心
冰心与她最喜爱的猫
冰心与赵朴初在书房
冰心应约去叶圣陶家观赏海棠花
冰心大姊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进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巴金
作为冰心的“小读者”，同在咸宁干校的“战友”，以及登门约稿的编辑，作者吴泰昌在于冰心老人20多年的交往中，积累了许多第一手的书信、题词、赠书、照片等珍贵资料，以此撰写的回忆涉及晚年冰心的日常生活、创作翻译、友朋交往、文坛活动等诸多侧面及细节。
——编者
向阳湖初见冰心
我见到冰心，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因为特殊，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就特别的清晰、深刻。
1969年4月12日，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共同组成的先遣组29人，开赴咸宁县的向阳湖五七干校，下放人员中包括谢冰心、臧克家、张天翼、陈白尘、张光年、严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葛洛、黄秋耘等知名作家。冰心比大队人马去得略晚些，因治牙病请了假，于1970年元旦后赶去的。
我去了不久就被分开伙房当挑夫，任务是上午挑水，中午奔向阳湖给围湖造田的大批人送饭，下午再送一次开水，间或去附近集镇和咸宁县城买鱼、肉、豆腐，还有连部交办的要跑的一些杂事，每天几乎都能匆匆见到各处干活的人。
冰心一来就分在后勤一摊，她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她先在饲养班，与年轻人一起抬过粪桶，抬的是干牛粪，据说连粪桶在一起也有二三十斤。她也喂过猪，更多的时间是在菜班，看守菜地，防猪牛和野放的鸡鸭弄坏菜地。那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也在菜班，但她干的活是开辟菜地、种菜，冰心的活比她相对轻一些。冰心和张天翼是看菜地的固定人员，缺了一个，张光年、侯金镜也被临时补过看菜地。
和冰心说上话，也是在她和天翼看菜地时。那天我去送开水，天翼向冰心介绍了我：他是从北大刚来的，在《文艺报》。冰心望着我说：还年轻，现在的北大燕园就是以前的燕京大学，我待过，未名湖你也常去吧！我记不清第一次见冰心时是怎么称呼她的，当时连部会议上或公开场合都称她“谢冰心”，我在菜地脱口而出叫她“冰心同志”，她瞪着眼盯住我。我在1987年写的怀念天翼的文章《难忘的微笑》中说：“他和冰心一起看过菜地，冰心是坐在田头吆喝着赶鸡，天翼却是用散步去赶鸡，带着微笑散步……”冰心看过我的这篇陋作，她开玩笑说：你把我入画了……
1995年《收获》杂志发表了冰心在咸宁和沙洋干校时期给家人的一组信。回想起来，我见到过冰心在看菜地时插空在膝盖上写信的样子。当时这些在接受“审查”的人，发出去的信先都要给连部看，来的信件也是连部的人先看。我不知冰心当时寄信、收信是否也享受这种“待遇”。
大约是1970年2月中旬，冰心要离开咸宁干校转到她老伴吴文藻教授下放的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干校去了。冰心临走的前一天，连长叫我去问问，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她代买的。我那时常去附近甘棠等较大的集镇，冰心叫我如有柑橘就代买几个，说路上带着。
冰心走的那天，连里没有派我去咸宁送行，我只是在她离开连队时远远地向她招招手，记住她行前对我说过的话：“北京见，欢迎你到家里来玩。”
“北京见……”冰心这句极普通的话给我以极大的温暖，她对当时的处境比我们想得乐观。
1995年冰心在医院里，咸宁地方来人去医院拜望老人，告以向阳湖今日的变化，冰心老人不由得回想起在向阳湖的一些往事，抱病一口气写了“向阳湖”三字寄去。
紧急求稿
我第一次去冰心位于西郊魏公村中央民族学院和平楼寓所拜望她，是在1978年11月中旬，不是单纯的拜望，而是带着《文艺报》派下的紧急求稿任务去的。
1977年初，张光年接任了袁水拍当《人民文学》主编后，提出多约些老作家的稿子。经叶老建议，我去拜访了钱锺书先生。闲谈中，钱先生多次提起郑振铎先生，使我萌动了想在明年郑先生因公殉难二十周年之际，约冰心写文章的念头。当时我向光年同志汇报了这个想法，他很赞同。1978年5月我回到《文艺报》后，又向编辑部谈起了这个选题。冯牧说，版面再紧，第6期也一定要把纪念郑先生的文章发出去，叫我赶快去冰心家，请她赶一赶。
冰心见我就说，你又回《文艺报》了？并询问了《文艺报》的一些情况，她痛快地答应写这篇文章。她说：“我和振铎是除同学外在文艺界认识的最早一位朋友了，又是同乡，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振铎不幸逝世后，我当时没写，一直想着这件事。这次我放下手头其他事，为你们赶写篇短的，二三天后你会收到。”见她答应了，我心里感到踏实，她留我又闲聊一会。这次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冰心老伴吴文藻教授，我尊称他为“吴先生”，冰心笑着说，你们都是吴家的人……
冰心的《追念振铎》，发表在197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6期。冰心在文中写道：
振铎在燕京大学教学，极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学，都十分兴奋地讲述郑先生的引人入胜的讲学和诲人不倦的进步的谈话。当他们说到郑先生的谈话很有幽默感的时候，使我忆起在一九三四年，我们应平绥铁路局之邀，到平绥沿线旅行时，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员名叫“屈龙伸”，振铎笑说，“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说，“这个名字可对张凤举（当时的北大教授）。”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于是纷纷地都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和当时人或古人的名对了起来，“郑振铎”对“李鸣钟”（当时西北军的一个军官），我们旅行团中的陈其田先生，就对了“张之洞”，雷洁琼女士就对了“左良玉”，“傅作义”就对了“李宗仁”等。这些花絮，我当时都没有写进《平绥沿线旅行记》里，但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
1951年我从日本回国，他又是第一批来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觉得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气更大了，想象力也更丰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讲说他正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他解放前多年来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进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他的全部力量。他就是这么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横溢的人。虽然那天晚上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
这篇文章是冰心给复刊后的《文艺报》写的第一篇，也是她写郑振铎先生的唯一的一篇。
“我爱的书”
1985年1月12日冰心送我两本新版译作：（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 园丁集》和（黎）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扉页上均写着“我爱的书送给泰昌 冰心一九八五.一.十二”。
冰心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很早，读的是泰戈尔用英语写的作品，不是用乌尔都母语写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冰心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年轻的冰心的心抓住了。1920年她在一篇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冰心在1921年以后写的《繁星》和《春水》，就是受着泰戈尔的《离群之鸟》这本短诗集的启发。
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出版了十卷本《泰戈尔全集》，冰心参加翻译了他的诗集《吉檀迦利》和《园丁集》，以及几十首诗和几篇短篇小说。泰戈尔写于1892年的短篇小说《弃绝》，以思想深刻、感情真挚、描写细腻著称，是泰戈尔早期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冰心很喜爱这个短篇，并翻译成中文。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冰心正在美国学习。冰心说她深深地记住了泰戈尔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深情而有诗意的话，在泰戈尔车子离开旅馆之前，陪伴过他的中国朋友问他：“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他惆怅地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忘了带的东西！”
1926年6月，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8月回到北京，9月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次年一个明朗的冬日，冰心去燕园朗润园看望一位美国友人。友人把她让进客厅，冰心在她的书柜里偶然地发现了叙利亚诗人纪伯伦的《先知》(The Prophet)，这个书名把她吸引住了。她征得友人的同意，把这本书抽出来，随意翻阅。当她读到：
还有你，这无边的大海，无眠的慈母，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宁静与自由。这溪流只还有一次的转折，一次林中的潺湲，然后我要到你这里来，无量的涓滴归向这无量的海洋。
这些“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使她不忍释卷。
1930年3月，冰心卧病在床，她又把《先知》的原作重新读了一遍，再一次领略了纪伯伦在论述爱与美、生与死、婚姻与家庭、劳作与安乐、法律与自由、理智与热情、善恶与宗教等一系列人生与社会问题中别致的比喻和深刻的哲理，她感到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于是抱病逐段翻出来，寄给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副刊，4月18日开始逐日连载。但不久《益世报》的副刊停刊了，她的翻译也就此中断。
1931年，吴文藻偕冰心回到江苏江阴夏港镇省亲，因花了不少钱，手头拮据。两人经过几番商议，老实的吴文藻，除了自己按月领薪津之外，别无他计。冰心想向新月书店预支一点稿酬，恰巧当时在新月书店的经理是吴文藻在清华时的同学张禹九，冰心就对新月书店说过些日子给他们一本翻译的书稿。新月书店获悉冰心愿意译书，非常高兴，第二天就派人送了五百元给冰心。
回到北平时，冰心不顾炎暑酷热，重新把《先知》一书找出来，这次她不像上回那样，一天译一段给《益世报》，而是一鼓作气译了下来。这是她第一次翻译整本书。
纪伯伦用阿拉伯母语和英语写作，冰心说，纪伯伦用英语写不是简单地将阿拉伯语转译，而有再创造的成分。冰心自己不懂阿拉伯语，翻译时是选的最好的英语本子。她翻译的《先知》，译笔明丽流畅，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而且保持了原著优美的风格。
《先知》中译本从30年代由新月出版社初版起，广为流传，开明书店1945年重印，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开明版又重印过。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它同冰心译的另一部纪伯伦的散文诗集《沙与沫》合辑出版后，首印15000册，很快就脱销了，第二次又加了12000册，也随即被抢购一空，成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中一部长久流传、读者珍爱的经典之作。
在湖南重印《先知》时冰心新写了一篇短序，说明了她喜爱纪伯伦《先知》的缘由：“《先知》和《吉檀迦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书中所谈的许多事，用的是诗一般的比喻反复的词句，却都讲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尤其是谈婚姻、谈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远大，很值得年轻的读者仔细玩味的。”
但是出版社对纪伯伦的插图有不同看法，认为插图多是象征意味的人体，似有宗教色彩，更有人认为它“庸俗”、“低调”、“不健康”。我们写信征询冰心老人的意见，她在1988年1月26日的复信中写道：“我初版的译本《先知》是给新月出版社出的（张禹九要的稿），那上面就有纪伯伦的画。再版是由湖南出版社出的，却没有了。这是编辑审美能力的高低，纪伯伦的画如其文，决不低调，也不庸俗，这是我的意见。”
老人毫不含期地陈述了她的意见，令我们更加敬重。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了纪伯伦一套三卷本的《纪伯伦全集》，《先知》本中恢复了插图。冰心在病中为“全集”写了书名，在扉页上还亲笔题词：我最喜欢的纪伯伦的一句话：“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生于1894年，比冰心大六岁，文学起步也稍早，叶老是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发起人之一，冰心同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所以冰心称叶圣陶是她的“一位前辈”。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冰心从《东方杂志》上读到叶老两篇描写儿童的短篇小说，一下就看上了，“他写得那样地自然活泼，对于儿童心理体会得那样细致入微，使我很受感动。”此后，凡在报刊杂志上有“圣陶”署名的文章，冰心都尽先阅读。冰心说，这位作者“是个热爱儿童，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20年代后期，冰心又读了叶老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称赞这是一本“热情澎湃的书”，“这本书引起了我很大的同情和共鸣”。
冰心见到叶圣陶先生则较晚。冰心1982年曾在文章中说，是1951年她从日本回来后才认识叶老的。叶老看了这篇文章，对冰心说，我们40年代在重庆就相识了，为开明出你书的事，你还邀请我去过你在歌乐山附近的嘉庐的家，我的日记中有记载。冰心这才回想起，是自己记错了，后来她在1984年写的《贺叶巴两位》中公开作了说明。
叶老过世后，叶至善有一次去看望冰心时告诉老人，开明书店出版的她的书都是他父亲经手的，并亲自写了每本书的广告词。冰心这才知道，当年开明出版的她多本书的广告词均出自叶老之手。
冰心最钦佩叶老办事认真，冰心多次说，每当她给叶老赠一本书或写一封信，叶老每次必复，叶老因视力不好，字越写越大，而她自己则往往做不到。
冰心与叶老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4月22日，叶老邀请冰心去他家观赏海棠花。
叶老住在北京东四八条71号一座大四合院，叶老家院子东北角上有棵上了年岁的海棠树，每年4月中旬开花。1974年，叶老整八十岁的那年，他与四位少小在家乡熟悉的好友俞平伯、顾颉刚、王伯祥、章元善约定，每年4月19日这天来家里小聚，观赏海棠花。后来，只要在海棠花开的时候，叶老便请些想见的老友。叶老叫我带过话邀请冰心。
1987年4月初，叶老从北京医院住院回家，精神气色都不错。22日下午叶老派车接冰心来家里，叶老很高兴，冰心也很高兴。
1987年6月20日《文艺报》头版刊登了叶圣陶和冰心两位老人相聚在海棠树下的合影，叶至善为图片写了小记：
冰心阿姨听说我们家有两株好海棠，总想来看看。父亲说等春天海棠花开，一定请她来赏花。没想到一连三年，父亲都在医院里过的春天。前年，他在病床上望着廊外的春阳，心里挺着急，口授了一首七绝，叹息‘今年又负满庭芳’，叹息请冰心阿姨赏花又成了虚邀。
今年四月初，父亲身体稍好一些，医生允许他暂时回家将养。月中，海棠含苞待放，偏偏一连几天刮风下雨，父亲又着急得不得了。二十一日天放晴了，我们马上准备，下午派车去接冰心阿姨。冰心阿姨正巴望着这一天哩，三点多钟就由家里人陪着来了，带着一篮子五色的月季花。父亲由我们搀扶着，到院子里迎接，两位老人家就在盛开的海棠花下摄下了这幅照片，还坐了好一阵子才进屋。因为好久没见面了，两位老人家谈得非常高兴，屋子里充满了笑声。直到太阳西斜，冰心阿姨才起身告辞。父亲教我们剪下了三朵鲜红的郁金香，送给冰心阿姨。
1988年2月9日上午8时24分，叶老病逝，享年九十四岁。冰心先后写了《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贺叶巴两位》、《海棠花下——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哀悼叶老》四篇文章。
《我知道的冰心》吴泰昌 著
三联出版社
文汇报2010年9月24日五版
青年时代的冰心
冰心与她最喜爱的猫
冰心与赵朴初在书房
冰心应约去叶圣陶家观赏海棠花
冰心大姊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进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巴金
作为冰心的“小读者”，同在咸宁干校的“战友”，以及登门约稿的编辑，作者吴泰昌在于冰心老人20多年的交往中，积累了许多第一手的书信、题词、赠书、照片等珍贵资料，以此撰写的回忆涉及晚年冰心的日常生活、创作翻译、友朋交往、文坛活动等诸多侧面及细节。
——编者
向阳湖初见冰心
我见到冰心，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因为特殊，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就特别的清晰、深刻。
1969年4月12日，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共同组成的先遣组29人，开赴咸宁县的向阳湖五七干校，下放人员中包括谢冰心、臧克家、张天翼、陈白尘、张光年、严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葛洛、黄秋耘等知名作家。冰心比大队人马去得略晚些，因治牙病请了假，于1970年元旦后赶去的。
我去了不久就被分开伙房当挑夫，任务是上午挑水，中午奔向阳湖给围湖造田的大批人送饭，下午再送一次开水，间或去附近集镇和咸宁县城买鱼、肉、豆腐，还有连部交办的要跑的一些杂事，每天几乎都能匆匆见到各处干活的人。
冰心一来就分在后勤一摊，她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她先在饲养班，与年轻人一起抬过粪桶，抬的是干牛粪，据说连粪桶在一起也有二三十斤。她也喂过猪，更多的时间是在菜班，看守菜地，防猪牛和野放的鸡鸭弄坏菜地。那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也在菜班，但她干的活是开辟菜地、种菜，冰心的活比她相对轻一些。冰心和张天翼是看菜地的固定人员，缺了一个，张光年、侯金镜也被临时补过看菜地。
和冰心说上话，也是在她和天翼看菜地时。那天我去送开水，天翼向冰心介绍了我：他是从北大刚来的，在《文艺报》。冰心望着我说：还年轻，现在的北大燕园就是以前的燕京大学，我待过，未名湖你也常去吧！我记不清第一次见冰心时是怎么称呼她的，当时连部会议上或公开场合都称她“谢冰心”，我在菜地脱口而出叫她“冰心同志”，她瞪着眼盯住我。我在1987年写的怀念天翼的文章《难忘的微笑》中说：“他和冰心一起看过菜地，冰心是坐在田头吆喝着赶鸡，天翼却是用散步去赶鸡，带着微笑散步……”冰心看过我的这篇陋作，她开玩笑说：你把我入画了……
1995年《收获》杂志发表了冰心在咸宁和沙洋干校时期给家人的一组信。回想起来，我见到过冰心在看菜地时插空在膝盖上写信的样子。当时这些在接受“审查”的人，发出去的信先都要给连部看，来的信件也是连部的人先看。我不知冰心当时寄信、收信是否也享受这种“待遇”。
大约是1970年2月中旬，冰心要离开咸宁干校转到她老伴吴文藻教授下放的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干校去了。冰心临走的前一天，连长叫我去问问，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她代买的。我那时常去附近甘棠等较大的集镇，冰心叫我如有柑橘就代买几个，说路上带着。
冰心走的那天，连里没有派我去咸宁送行，我只是在她离开连队时远远地向她招招手，记住她行前对我说过的话：“北京见，欢迎你到家里来玩。”
“北京见……”冰心这句极普通的话给我以极大的温暖，她对当时的处境比我们想得乐观。
1995年冰心在医院里，咸宁地方来人去医院拜望老人，告以向阳湖今日的变化，冰心老人不由得回想起在向阳湖的一些往事，抱病一口气写了“向阳湖”三字寄去。
紧急求稿
我第一次去冰心位于西郊魏公村中央民族学院和平楼寓所拜望她，是在1978年11月中旬，不是单纯的拜望，而是带着《文艺报》派下的紧急求稿任务去的。
1977年初，张光年接任了袁水拍当《人民文学》主编后，提出多约些老作家的稿子。经叶老建议，我去拜访了钱锺书先生。闲谈中，钱先生多次提起郑振铎先生，使我萌动了想在明年郑先生因公殉难二十周年之际，约冰心写文章的念头。当时我向光年同志汇报了这个想法，他很赞同。1978年5月我回到《文艺报》后，又向编辑部谈起了这个选题。冯牧说，版面再紧，第6期也一定要把纪念郑先生的文章发出去，叫我赶快去冰心家，请她赶一赶。
冰心见我就说，你又回《文艺报》了？并询问了《文艺报》的一些情况，她痛快地答应写这篇文章。她说：“我和振铎是除同学外在文艺界认识的最早一位朋友了，又是同乡，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振铎不幸逝世后，我当时没写，一直想着这件事。这次我放下手头其他事，为你们赶写篇短的，二三天后你会收到。”见她答应了，我心里感到踏实，她留我又闲聊一会。这次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冰心老伴吴文藻教授，我尊称他为“吴先生”，冰心笑着说，你们都是吴家的人……
冰心的《追念振铎》，发表在197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6期。冰心在文中写道：
振铎在燕京大学教学，极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学，都十分兴奋地讲述郑先生的引人入胜的讲学和诲人不倦的进步的谈话。当他们说到郑先生的谈话很有幽默感的时候，使我忆起在一九三四年，我们应平绥铁路局之邀，到平绥沿线旅行时，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员名叫“屈龙伸”，振铎笑说，“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说，“这个名字可对张凤举（当时的北大教授）。”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于是纷纷地都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和当时人或古人的名对了起来，“郑振铎”对“李鸣钟”（当时西北军的一个军官），我们旅行团中的陈其田先生，就对了“张之洞”，雷洁琼女士就对了“左良玉”，“傅作义”就对了“李宗仁”等。这些花絮，我当时都没有写进《平绥沿线旅行记》里，但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
1951年我从日本回国，他又是第一批来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觉得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气更大了，想象力也更丰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讲说他正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他解放前多年来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进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他的全部力量。他就是这么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横溢的人。虽然那天晚上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
这篇文章是冰心给复刊后的《文艺报》写的第一篇，也是她写郑振铎先生的唯一的一篇。
“我爱的书”
1985年1月12日冰心送我两本新版译作：（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 园丁集》和（黎）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扉页上均写着“我爱的书送给泰昌 冰心一九八五.一.十二”。
冰心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很早，读的是泰戈尔用英语写的作品，不是用乌尔都母语写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冰心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年轻的冰心的心抓住了。1920年她在一篇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冰心在1921年以后写的《繁星》和《春水》，就是受着泰戈尔的《离群之鸟》这本短诗集的启发。
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出版了十卷本《泰戈尔全集》，冰心参加翻译了他的诗集《吉檀迦利》和《园丁集》，以及几十首诗和几篇短篇小说。泰戈尔写于1892年的短篇小说《弃绝》，以思想深刻、感情真挚、描写细腻著称，是泰戈尔早期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冰心很喜爱这个短篇，并翻译成中文。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冰心正在美国学习。冰心说她深深地记住了泰戈尔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深情而有诗意的话，在泰戈尔车子离开旅馆之前，陪伴过他的中国朋友问他：“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他惆怅地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忘了带的东西！”
1926年6月，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8月回到北京，9月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次年一个明朗的冬日，冰心去燕园朗润园看望一位美国友人。友人把她让进客厅，冰心在她的书柜里偶然地发现了叙利亚诗人纪伯伦的《先知》(The Prophet)，这个书名把她吸引住了。她征得友人的同意，把这本书抽出来，随意翻阅。当她读到：
还有你，这无边的大海，无眠的慈母，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宁静与自由。这溪流只还有一次的转折，一次林中的潺湲，然后我要到你这里来，无量的涓滴归向这无量的海洋。
这些“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使她不忍释卷。
1930年3月，冰心卧病在床，她又把《先知》的原作重新读了一遍，再一次领略了纪伯伦在论述爱与美、生与死、婚姻与家庭、劳作与安乐、法律与自由、理智与热情、善恶与宗教等一系列人生与社会问题中别致的比喻和深刻的哲理，她感到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于是抱病逐段翻出来，寄给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副刊，4月18日开始逐日连载。但不久《益世报》的副刊停刊了，她的翻译也就此中断。
1931年，吴文藻偕冰心回到江苏江阴夏港镇省亲，因花了不少钱，手头拮据。两人经过几番商议，老实的吴文藻，除了自己按月领薪津之外，别无他计。冰心想向新月书店预支一点稿酬，恰巧当时在新月书店的经理是吴文藻在清华时的同学张禹九，冰心就对新月书店说过些日子给他们一本翻译的书稿。新月书店获悉冰心愿意译书，非常高兴，第二天就派人送了五百元给冰心。
回到北平时，冰心不顾炎暑酷热，重新把《先知》一书找出来，这次她不像上回那样，一天译一段给《益世报》，而是一鼓作气译了下来。这是她第一次翻译整本书。
纪伯伦用阿拉伯母语和英语写作，冰心说，纪伯伦用英语写不是简单地将阿拉伯语转译，而有再创造的成分。冰心自己不懂阿拉伯语，翻译时是选的最好的英语本子。她翻译的《先知》，译笔明丽流畅，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而且保持了原著优美的风格。
《先知》中译本从30年代由新月出版社初版起，广为流传，开明书店1945年重印，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开明版又重印过。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它同冰心译的另一部纪伯伦的散文诗集《沙与沫》合辑出版后，首印15000册，很快就脱销了，第二次又加了12000册，也随即被抢购一空，成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中一部长久流传、读者珍爱的经典之作。
在湖南重印《先知》时冰心新写了一篇短序，说明了她喜爱纪伯伦《先知》的缘由：“《先知》和《吉檀迦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书中所谈的许多事，用的是诗一般的比喻反复的词句，却都讲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尤其是谈婚姻、谈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远大，很值得年轻的读者仔细玩味的。”
但是出版社对纪伯伦的插图有不同看法，认为插图多是象征意味的人体，似有宗教色彩，更有人认为它“庸俗”、“低调”、“不健康”。我们写信征询冰心老人的意见，她在1988年1月26日的复信中写道：“我初版的译本《先知》是给新月出版社出的（张禹九要的稿），那上面就有纪伯伦的画。再版是由湖南出版社出的，却没有了。这是编辑审美能力的高低，纪伯伦的画如其文，决不低调，也不庸俗，这是我的意见。”
老人毫不含期地陈述了她的意见，令我们更加敬重。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了纪伯伦一套三卷本的《纪伯伦全集》，《先知》本中恢复了插图。冰心在病中为“全集”写了书名，在扉页上还亲笔题词：我最喜欢的纪伯伦的一句话：“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生于1894年，比冰心大六岁，文学起步也稍早，叶老是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发起人之一，冰心同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所以冰心称叶圣陶是她的“一位前辈”。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冰心从《东方杂志》上读到叶老两篇描写儿童的短篇小说，一下就看上了，“他写得那样地自然活泼，对于儿童心理体会得那样细致入微，使我很受感动。”此后，凡在报刊杂志上有“圣陶”署名的文章，冰心都尽先阅读。冰心说，这位作者“是个热爱儿童，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20年代后期，冰心又读了叶老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称赞这是一本“热情澎湃的书”，“这本书引起了我很大的同情和共鸣”。
冰心见到叶圣陶先生则较晚。冰心1982年曾在文章中说，是1951年她从日本回来后才认识叶老的。叶老看了这篇文章，对冰心说，我们40年代在重庆就相识了，为开明出你书的事，你还邀请我去过你在歌乐山附近的嘉庐的家，我的日记中有记载。冰心这才回想起，是自己记错了，后来她在1984年写的《贺叶巴两位》中公开作了说明。
叶老过世后，叶至善有一次去看望冰心时告诉老人，开明书店出版的她的书都是他父亲经手的，并亲自写了每本书的广告词。冰心这才知道，当年开明出版的她多本书的广告词均出自叶老之手。
冰心最钦佩叶老办事认真，冰心多次说，每当她给叶老赠一本书或写一封信，叶老每次必复，叶老因视力不好，字越写越大，而她自己则往往做不到。
冰心与叶老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4月22日，叶老邀请冰心去他家观赏海棠花。
叶老住在北京东四八条71号一座大四合院，叶老家院子东北角上有棵上了年岁的海棠树，每年4月中旬开花。1974年，叶老整八十岁的那年，他与四位少小在家乡熟悉的好友俞平伯、顾颉刚、王伯祥、章元善约定，每年4月19日这天来家里小聚，观赏海棠花。后来，只要在海棠花开的时候，叶老便请些想见的老友。叶老叫我带过话邀请冰心。
1987年4月初，叶老从北京医院住院回家，精神气色都不错。22日下午叶老派车接冰心来家里，叶老很高兴，冰心也很高兴。
1987年6月20日《文艺报》头版刊登了叶圣陶和冰心两位老人相聚在海棠树下的合影，叶至善为图片写了小记：
冰心阿姨听说我们家有两株好海棠，总想来看看。父亲说等春天海棠花开，一定请她来赏花。没想到一连三年，父亲都在医院里过的春天。前年，他在病床上望着廊外的春阳，心里挺着急，口授了一首七绝，叹息‘今年又负满庭芳’，叹息请冰心阿姨赏花又成了虚邀。
今年四月初，父亲身体稍好一些，医生允许他暂时回家将养。月中，海棠含苞待放，偏偏一连几天刮风下雨，父亲又着急得不得了。二十一日天放晴了，我们马上准备，下午派车去接冰心阿姨。冰心阿姨正巴望着这一天哩，三点多钟就由家里人陪着来了，带着一篮子五色的月季花。父亲由我们搀扶着，到院子里迎接，两位老人家就在盛开的海棠花下摄下了这幅照片，还坐了好一阵子才进屋。因为好久没见面了，两位老人家谈得非常高兴，屋子里充满了笑声。直到太阳西斜，冰心阿姨才起身告辞。父亲教我们剪下了三朵鲜红的郁金香，送给冰心阿姨。
1988年2月9日上午8时24分，叶老病逝，享年九十四岁。冰心先后写了《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贺叶巴两位》、《海棠花下——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哀悼叶老》四篇文章。
《我知道的冰心》吴泰昌 著
三联出版社
文汇报2010年9月24日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