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水务集团官方网站:毒黄瓜,抗生素,超级细菌,大肠杆菌···

         近日，食品安全再次成为全球性话题。被称为台版“三聚氰胺”的塑化剂事件到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损害健康的报告，而“毒黄瓜”已经导致十余人死亡，近五百人罹患尿毒症，感染总数达一千五百人以上，情况显然更为严重。
然已经有报道指出，之前被指控的“西班牙黄瓜”是被冤枉的，疫情的源头尚未找到，不过德国政府仍然警告不要吃黄瓜、西红柿与生菜。因为这次疫情的病原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仍然很有可能是污染了蔬菜才使疫情爆发的。这种类型的食品安全问题，与中国常见的食品添加剂问题还有所不同，其背后潜藏着更大的危机。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本次疫情的罪魁祸首
据最新报道，到目前为止，在德国本次疫情已经造成了17人死，1534人感染，470人则因感染而罹患严重的并发症——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引起本次疫情的病原体，全称叫做“O104:H4血清型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E.coli），是一种在人和温血动物肠道内常见的细菌。大多数大肠杆菌菌株无害。然而，一些菌株，例如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可引起严重的食源性疾病。大名鼎鼎的“O157:H7血清型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就是最出名的一种，O157大肠杆菌近十年来频频肆虐日本、美国、香港，曾引发无数恐慌。这次引发德国大疫的“O104大肠杆菌”，以前也曾经出现过，但很罕见，可以算是“O157大肠杆菌”的“同门师弟”，然而造成的危害更大——不仅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受感染的成年人比例特别高（18岁或18岁以上的人占86%），尤其是妇女患者（67%），而不光是集中在幼童和老人等通常的高危人群。

一般症状：腹部绞痛和腹泻 严重者会引发溶血性尿毒综合征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感染引起的疾病症状包括腹部绞痛和腹泻，一些病例可能发展为血性腹泻，还可能出现发烧和呕吐。疾病潜伏期为3至8天。大多数病人10天内能够康复，但约有10%的病例可能发展为威胁生命的溶血性尿毒综合征。而本次“O104大肠杆菌”感染引发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的比例，远较10%为高。
溶血性尿毒综合征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其特征是急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溶血性贫血以及低血小板（血小板减少症）。该病主要影响儿童，但也影响其他人。它源于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据估计，在受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的患者中，多达10%的患者患溶血性尿毒综合征，死亡率可高达5%。
另外，约25%的溶血性尿毒综合征患者可发生神经并发症，例如癫痫发作、中风和昏迷。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

传播途径：可以是吃了黄瓜，可以是人传人，也可以是动物传人
按前日的检验结果，此前所说的“西班牙黄瓜”并非传播疫情的凶手。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确实很有可能感染到蔬菜。对于蔬菜来说，会被感染是因为在种植过程中，接触到了鸡、牛、羊等等带来的病菌，或者是含有病菌的水（水也是被这些动物污染的）。
一般而言，这些病菌都是附着在蔬菜表面上的，可以洗的干净，但是，也不乏这个病菌已经深入到了蔬菜的结构中去的可能。
另外，人和其他一些动物都有可能是这类病菌的传染源，并且已经治愈出院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者还有可能排泄出病菌，从而对周围人构成威胁。
疫情目前仍集中在欧洲
在这场以德国为中心爆发的大肠杆菌疫情中，目前仅有两例感染大肠杆菌和溶血性尿毒症患者与德国没有直接关系，一例来自与德国毗邻的丹麦，一例来自挪威(患病前曾接待来自德国的客人）。总体来看，疫情还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虽然目前尚不知道通过人传人感染病菌的总人数，但与当年“非典”和09年墨西哥爆发的甲流相比，传染性应当有所不及。
另外，中国与欧洲相距较远，因成本、时效原因欧洲蔬菜进口到中国的数量也比较少，人员往来交通也不如欧洲内部方便，再加上国内检疫部门已经及时做出反应，O104型大肠杆菌疫情在中国爆发的可能性至少目前来看还比较低。

做好卫生工作，大肠杆菌也不可怕
在本次“毒黄瓜”事件中，据外国专家推荐，只要在个人卫生、食物储存、准备食材、食物烹饪等四个环节遵循以下措施，感染各种细菌（包括大肠杆菌）的机会就能够大幅度降低。这些意见对我们同样也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1.个人卫生
上完厕所后必须要洗手，处理食物前以及处理完生肉后也必须要洗手。
2.食物储存
检查冰箱冷藏的温度，要在0-5摄氏度之间，新鲜的食物要放在冰箱里；调料瓶、罐的盖子要弄紧，剩菜要用保鲜纸密封放在冰箱里；剩菜不要放超过两天；熟肉与生肉要分开放；生肉要放在冰箱最下层，防止肉汁滴到别的食物上。
3.准备食材
准备食材前必须洗手；洗手后手要弄干，湿手容易传播细菌；生鱼、生肉要与别的食物分开，与做好的食物也要分开；切过生鱼、生肉的刀千万不要直接再用来切别的食物；蔬菜沙拉必须要洗，即使买来之前已经洗过了；让厨房维持干净。
4.食物烹饪
如前所述，用合适的温度烹饪食物就能杀死绝大部分细菌，食物没做熟往往是食物中毒的主因。食物的所有部分都需要在70度以上加热2分钟(生活中很多的细菌在70度时就会被杀死，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霉菌)。肉类更是需要彻底煮熟，尤其不能残留血迹在表面上。
相比起西方、日本的饮食方式，中国人更推崇熟食，这让中国人在饮食上感染细菌的机会降低不少。然而在夏天，拍黄瓜、凉拌西红柿等生拌蔬菜也往往受到喜爱，蔬菜沙拉也逐渐在城市变得十分流行。那么，在处理这些食材的时候，至少要彻底洗干净。
总的说来，“毒黄瓜”事件的危害目前距离国人尚远，大肠杆菌疫情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爆发的先例，但这也不代表中国人可以高枕无忧。“毒黄瓜”事件并非孤例，其反映的，是食品安全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旦类似的新型病菌在中国爆发，其危害可能更加可怕。
毒黄瓜背后真正危机：滥用抗菌素让细菌强大 
“超级细菌”为何层出不穷？造成本次疫情的O104大肠杆菌以前也曾在德国出现过。德国科学家称，2001年就曾从两名感染者处采集到这种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样本。而据研究，样本菌在过去10年中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增强，同时新菌株毒性是2001年的原始菌株的两至三倍。
这一情况与目前德国感染者病程发展的总体情况也相互印证。据德国各地一些接治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者的医生报告，目前住院治疗的溶血性尿毒综合征重症患者中有约半数出现神经系统衰竭的现象。医生认为这是病人体内毒素增加造成的。
毒性增强，耐药性增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去年曾在南亚首先出现，并在全球蔓延致多人死亡的的“NDM-1”超级细菌。所谓“超级细菌”，即指那些对抗生素(即抗菌素)具有极强抵抗力的细菌，并不是指一种特定细菌，而是具有同样特征的一类细菌。超级细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出现，有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多药肺炎链球菌 （MDRSP）等等，这些细菌能够在数种抗生素作用下存活，而去年的“NDM-1”超级细菌更是对绝大多数抗生素均不敏感。这即是说，人类医学文明呕心沥血发明出来的药物，对这些细菌没有作用。
细菌抗药性的增强，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有耐药基因的细菌更容易在抗菌药环境下存活，并突变出新的耐药基因。开发新的抗菌药物可以防治已有的抗药病菌，但是迟早又会产生新的抗药病菌。对于大肠杆菌这种广泛存在，与人类抗生素斗争了几十年的“老牌”细菌，变化出强耐药、强毒性的新变种并不奇怪。
细菌的抗药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并不是不可控制的。导致“超级病菌”流行的重要原因是滥用抗菌药物。现在不仅医院、农场、养殖场不必要地大量使用抗菌药物，甚至日常生活中，也频繁使用抗菌药物，无意之中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在对细菌进行筛选，使耐药细菌有更良好的生存环境，从而导致“超级病菌”等强力细菌越来越流行。

世卫警告：世界正朝常见感染不再能被治愈的时代前进
今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就是关于细菌对抗菌素的耐药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致辞中极为严肃地强调了这个问题：
“当20世纪40年代首次使用抗生素时，它们被歌颂为‘灵丹妙药’，现代医学的奇迹。每年扼杀数百万人生命的大范围感染现在得以治愈。重大疾病如梅毒、淋病、麻风病和结核病大大失去往日的威风。死于极为常见的脓毒性咽喉炎，甚至只是儿童膝盖擦伤的可能性基本上消失了。”
“这些药物的强大影响激发了新药发现方面的革命。人类的情况向着好的方面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平均寿命也被大大延长。”
“然而，在今天，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失去这些奇迹般治疗的边缘。”
“耐药病原体的出现和传播正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基本药物失去效用。治疗药物的资源正在缩水。药物失效的速度远远高于替代药物的发展。事实上，研发规划中新的抗菌药几乎已经枯竭。换言之，耐药性发展的速度远远高于研究的速度。”
“其带来的影响已经相当清楚，在缺乏亟需的矫正和保护行动的情况下，我们的世界正朝着后抗生素时代前进——一个多种常见感染不再能被治愈、 死亡持续下去的时代。”
中国的情况：滥用抗菌素情况极为严重
有专家指出，中国抗生素的滥用目前极为严重。我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外科手术则高达95%，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生素院内使用率仅为30%。以上海为例，90%的感冒病人习惯向医生索要抗菌药物。近5年上海市40多家样本医院使用的各类药物中，抗菌药物的费用高居首位，年消耗5亿至9亿元，约占全部药品费用的1/3。在所有药品消费前10位中，抗生素如头孢拉定、头孢曲松、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等占去半壁江山。
这还是近些年政府对抗菌素进行限售下的情况，但政府做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在世卫组织的报告中，中国仍然属于“抗菌素处方不受管制并可在药店随便买到”的国家。在这种环境下，出现强力细菌的风险一点也不能小视。
可以借鉴的经验
尽管这次新型大肠杆菌爆发在欧洲，但欧美国家在致力减少抗菌素使用的做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法国有一个减少抗生素使用的国家公众信息规划，称为“抗生素不是自动的”，结果在五年中抗生素用于流感类综合征（主要为病毒感染）的情况减少了26.5%。加拿大“需要为细菌用药吗？”规划使社区级用于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减少了近20%。还有其它一些例子，包括美国明智使用抗生素的“擦亮慧眼”规划。这些做法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在于重视宣传，只有让人们认识到滥用抗生素的危害，人们才会自发去减少使用抗生素。
 超级细菌全球反攻
来源: 南都周刊

1. 医学界也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在美国买枪容易，买抗生素难；在中国买抗生素容易，买枪难。
   　　和欧洲多个国家输入型的超级细菌感染案例不同，中国的两名感染者是初生的婴儿，并没有跨国旅行的经历，也就是说，和印度、巴基斯坦一样，中国本土就有滋生超级细菌的土壤，而这几个国家正好都是抗生素滥用大国。
   
   　　南都周刊记者_徐卓君 实习生_于美红
   
   　　人造病·药物滥用
   
   　　研发一种新的抗生素需要十年，而让这种新的抗生素失效，只需要两年。目前，随着新抗生素的研发呈下降趋势，最近两年更是没有一种新药问世，在每个抗生素滥用大国，各种普通耐药菌和超级细菌的增长速度都甚为惊人。
   
   　　英国卡迪福大学的蒂姆·沃尔什去年在一名曾在印度住院治疗的瑞典人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细菌，几乎对所有的抗生素都具备抵抗力，目前人类最强的抗生素也对它束手无策。
   
   　　此时这种新型的超级细菌还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等到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今年8月份刊登出沃尔什关于超级细菌跨国传播的论文，已经有印度、巴基斯坦、美国、加拿大、瑞典、巴西等国170多人被感染，而且至少造成了6人死亡。
   
   　　蒂姆·沃尔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柳叶刀》杂志将这种超级细菌命名为“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简称NDM-1），因为感染这种新型的超级细菌的人大多在印度等南亚国家，或者曾经在印度旅行和治疗，通过跨国旅行又被传入欧洲、美洲、大洋洲。
   
   　　中国本土制造
   
   　　截至今年11月，超级细菌在4大洲、超过20个国家生根发芽，其中也包括中国。10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通报了中国大陆有3例感染超级细菌的病例。
   
   　　虽然这种新型的超级细菌造成的绝对死亡人数并不多，也没有像SARS和甲流一样在人群中大规模地扩散，但它的出现还是让各国如临大敌：法国将所有曾在国外住院的病人进行超级细菌的检测；中国卫生部要求对超级细菌检测呈阳性的结果必须在12小时内报告；世卫组织将抗击耐药性细菌作为201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
   
   　　这是因为它几乎无药可医，在全球上市的将近200种抗生素对这种新型超级细菌几乎束手无策，欧洲甚至有医生惊呼，至少10年内没有抗生素可以完全有效地对付这种细菌。
   
   　　目前，只有两种抗生素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超级细菌NDM-1的肆虐，它们是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但这两种抗生素对超级细菌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在某些病例中，它们可以对抗所有抗生素。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负责人、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肖永红教授告诉《南都周刊》，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的有效率在80%-90%左右。
   
   　　更让科学家们担心的是，如果超级细菌继续扩散，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药效将被迅速削弱。
   
   　　医学界认为，被检测到的超级细菌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感染人数可能更多。
   
   　　“现在检测到了3例感染者，但并不代表就只有3例，”肖永红教授说，“因为现有监测的细菌株数，是非常有限的。”
   
   　　和欧洲等国输入型的超级细菌感染案例不同，中国的2名感染者是初生的婴儿，并没有跨国旅行的经历，也就是说，中国的超级细菌产自本土。这就意味着，不止是印度，超级细菌NDM-1在全球各个角落都开始滋生。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新型的超级细菌并不是真正的细菌，而是一种基因表达，它所携带的NDM-1基因位于质粒上，不但能垂直地遗传给子代，也能在不同的细菌之间传递，“质粒可以到处跑的，它可以从这一个细菌水平地传递到另一个细菌，比如从大肠杆菌传到肺炎克雷伯氏菌，这样就厉害了。” 复旦大学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贵教授告诉《南都周刊》。
   
   　　NDM-1基因的这种特性，让任何携带它的普通细菌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超级细菌。
   
   　　值得庆幸的是，超级细菌虽然耐药性超强，但它们的致病性却并不一定强。“携带NDM－1基因只是细菌获得抵抗能力，而不是获得新的攻击能力。它本身致病的能力或者传染性跟原来一样，并没有增强。只不过对抗生素的抵抗能力增强，”肖永红说，“因此，对一般的公众不会引起疾病的传染。”
   
   　　耐药菌卷土重来
   
   　　实际上，超级细菌并不特指某一种细菌，而是一类对多种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细菌，因此医学界更愿意称之为“超级耐药菌”。
   
   　　而且这也不是人类第一次直面超级细菌了，此次NDM-1的发现只是又在“超级细菌”长长的名单中添上了一笔，在它之前，这份名单上已经有“战果丰硕”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抗万古霉素肠球菌（VRE）、耐多药肺炎链球菌 （MDRSP）、多重抗药性结核杆菌 （MDR-TB）、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KPC）等。这些难缠的超级细菌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产生了耐药性，被人类打败了致病的细菌又杀回来了。
   
   　　从古至今，人类与致病菌一直在进行着无休止的战斗。在漫长的几千年中，人类一直是这些微生物的手下败将。在抗生素发明之前，人们在面对细菌性感染时几乎束手无策。
   
   　　直到1941年青霉素应用于临床后，局面发生了改变，金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多种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人们相继发现了链霉素、氯霉素、庆大霉素等多种抗生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200余种抗生素相继用于临床。特别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可以说是抗生素的全盛时代，面对细菌，人类拥有了大批火力强劲的武器，几乎无坚不摧。
   
   　　然而，人和细菌的战况瞬息万变，上个世纪40年代被青霉素摧毁的金色葡萄糖球菌在50年代末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产生了能分解青霉素的青霉素酶，青霉素开始失效。聪明的人类在1959年又合成了抗青霉素酶的半合成青霉素，即甲氧西林。但仅仅两年后，对甲氧西林耐药的葡萄球菌又诞生了，除此之外，它还对其他所有与甲氧西林有相似结构的β-内酰胺类和头孢类抗生素都有一定的耐药性。更复杂的抗生素出现了，但这种耐药菌不断地获得更强大的抗药性，这就是著名的超级细菌MRSA。
   
   　　不只是耐药性葡萄球菌，其他超级耐药性细菌纷纷登场，1990年，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耐链霉素的“食肉链球菌”被发现。2000年，出现泛耐药绿脓杆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西力欣等8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达到100％；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对16种强力抗生素的耐药性高达52％－100％。
   
   　　医学界开始意识到，一种抗生素投入临床使用的第一天，它的疗效就开始下降。抗生素只要使用了足够时间，就会出现细菌的耐药性，而且这种耐药性是不断进化的，随着抗生素的广泛频繁地应用，耐药性也从低度耐药向中度、高度耐药转化。“因为生物要延续它的种族，它要产生一些抵抗外来侵害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对细菌来讲就是耐药的能力。”肖永红说。
   
   　　细菌最开始通过基因突变获得了耐药的能力，在抗生素的包围中得以存活下来。但是基因突变的频率十分有限，因而要产生像“超级细菌”这样多重耐药菌还得依赖于细菌的又一遗传特性——水平基因转移，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特性，就是不同种类的细菌可以互相交换遗传物质，在生物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质粒交换”。最著名的超级细菌MRSA和2010年流行的超级细菌NDM-1正是通过质粒交换获得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而成为超级细菌。
   
   　　与细菌迅速扩张的耐药能力相比，是全球抗生素的研发进入一个瓶颈状态。王明贵教授告诉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比细菌跑得快，每5年诞生16种新药，此后抗生素的研发：2003至2007年5年间只有5种新药上市；到了2008年，全球仅诞生了1种新药；而2009年和2010年两年基本上就没有了。”
   
   　　“超级细菌越来越多，有效的抗生素越来越少。事实上我们已经落后于细菌了。”肖永红有些遗憾。
   
   　　抗生素的滥用
   
   　　超级细菌并不是生来就如此强大，实际上，它是人类一手造成的，正是人类对抗生素的滥用造就了超级细菌。
   
   　　“抗生素在细菌耐药的过程中间起到诱导和选择的作用，抗生素用得少一点的时候对细菌诱导和选择的能力就差，用得越多，让整个环境中抗体存在大量残余，细菌就会接触，自然就会产生耐药的能力。”肖永红说。
   
   　　如果你细心一点，就会发现2010年引起全球轰动的超级细菌NDM-1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输入性的。但在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它是内源性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本土有滋生超级细菌NDM-1的土壤，而这几个国家正好是抗生素滥用大国。
   
   　　特别是中国，作为抗生素生产大国，每年14.7万吨的抗生素产量，仅有3万吨用于出口，其余全部留作自用，人均年消费量138克，而美国的这一数据是13克，因此医学界也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在美国买枪容易，买抗生素难；在中国买抗生素容易，买枪难。
   
   　　在中国，抗菌药被视为万能药，小到感冒、发烧、咳嗽、拔牙，大到外科手术、肺炎，无论是医生、药店还是病人，首选药物就是抗生素，在我国销售量排在前15位的药品中，有10种是抗生素。“抗生素在老百姓家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大家动不动就买这个药来吃。”肖永红说。
   
   　　事实如此，2010年中国家庭药箱调查显示，79.4%的居民有自备抗菌药的习惯，75.4%的居民在本人或家人有炎症或感冒发烧时，会自行服用抗菌药。
   
   　　然而抗生素并不是应该被常备的药，200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限售令，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抗菌药，但大多数药房视若无物，没有处方，人们仍然可以很方便地获得各种强效抗菌药。
   
   　　不只是普通公众，医院也对抗菌药有严重依赖：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12家医院销售排名前20位的药品中，头孢类抗生素及各类复合抗生素占一半以上。
   
   　　“而且，基层的医院抗生素用得更加频繁，三级医院中，抗生素会占到全部药品销售的30%，而二级医院可能会达到40%。”肖永红提到，他负责的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2006-2007年的监测显示，全国医院抗生素物年使用率高达74%，“这和世界卫生组织期望的30%相差还是比较多的，美国大概是在40%-50%的样子，北欧的一些国家基本是在30%以下。”
   
   　　如果是住院病人，抗生素的使用更加随意，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7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超过半数，外科患者更是人人都离不开抗生素，使用比例高达九成以上。
   
   　　而实际上，我国细菌感染性的疾病仅占全部疾病的两成左右，需要用抗生素治疗。结论是：一半以上的抗生素是被滥用的。
   
   　　被滥用的抗生素为医院、药房、制药企业带了丰厚的利润，据统计，每年因抗生素滥用导致医疗费用增长800亿元，仅第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一项，中国一年就多花费7亿多元人民币。
   
   　　中国式的抗生素滥用不仅仅发生在医疗行为上，更可怕的是养殖业的抗生素滥用，肖永红的研究发现，从养殖场的动物的排泄物中分离出来的细菌的耐药性比普通人群中的耐药性还要高。
   
   　　“虽然大型的养殖场对抗生素的应用比较克制，但中小型养殖场或者散养的农户对抗生素的使用就不太规范，除了预防疾病，还会把抗生素添加到饲料里让动物生长得更快。”肖永红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尹晓青副研究员对山东、辽宁的农村养殖户进行的调查中，有50%养殖户在饲料里添加了抗生素及其他药物。
   
   　　虽然动物体内残留的抗生素对人体的直接毒性很小，但动物的细菌耐药性会通过食物链传递到人，在人体内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将来一旦发生细菌感染，很可能无药可治。
   
   　　“耐药宝宝”涌现
   
   　　越来越强的耐药性带来了超高的致死率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以超级细菌MRSA为例，每年全球有数百万人感染MRSA，30%的人会不治身亡——这比艾滋病的死亡率还高。为了治疗MRSA感染，全球每年要付出200亿美元。对于感染者而言，即使能康复，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至少住院10天，花费数万元。
   
   　　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学会主任委员胡必杰的说法，我国每年因抗生素不良反应造成的死亡人数为8万-10万人，每年因细菌耐药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在50万人。
   
   　　研发一种新的抗生素需要花费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的代价，而让这种新的抗生素失效，只需要两年。不加控制地使用一种新型抗生素两年之后，耐药的细菌就会出现。
   
   　　“我国细菌的耐药情况在2005年以后的增长速度是极快的，”肖永红说，“比如MRSA在2005年之前的分离率是30%，而现在在我们国家三级医院分离出来的MRSA平均在60%以上。”
   
   　　不只是MRSA，各种普通耐药菌和超级细菌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增长：大肠杆菌对喹诺酮类抗生素的耐药率达到60%，居全球第一，而喹诺酮进入中国不过短短二十几年；还有35%的铜绿杆菌对碳青霉烯耐药；40%的鲍曼不动杆菌对碳氢霉烯耐药。要知道碳氢霉烯是极其强效的抗生素，曾经被认为是对抗细菌的最后一道防线。
   
   　　滥用的抗生素、失控的耐药菌甚至催生了“耐药宝宝”，一出生就对多种抗生素耐药。广州市妇婴医院曾经抢救过一名体重仅650克的患有肺炎、真菌感染等多种疾病的早产儿，头孢一代、头孢二代、头孢三代四代抗生素对他都无效，连顶级的抗生素泰能、马斯平、复兴达都束手无策，细菌药敏检测显示，这名婴儿对这七种抗生素全部耐药。最后，医院轮流使用多种抗生素，整整一个月才控制住宝宝的细菌感染。
   
   　　这并不是个案，重庆大坪医院曾经诞生过对十余种抗生素耐药的宝宝，广州市妇婴医院对细菌感染的新生儿进行的抗生素敏感度敏测试提示，70％的婴儿对一种或多种抗生素耐药。
   
   　　“我国的细菌耐药率可能是全球最高的地方，而且是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肖永红不无忧虑，“如果一直这样持续放任抗生素的滥用，将来所有的抗生素都会失效，十几年前就有人提出后抗生素时代，就是对感染性疾病没有抗生素可以用了，那就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