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葡萄酒有哪些系列:征缅将军孙立人

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抚民，号仲能，于清末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山南，世代簪缨，中华民国抗日名将。历任财政部部税警总团团长、支队司令、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等职，并荣获中华民国四等云麾勋章、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美国丰功勋章以及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身后获总统明令褒扬。为抗战时期中国少数有留美背景的军事将领。

生平

 孩童时期

孙立人于1900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父亲孙熙泽是清朝末年的举人，被派任为山东知府，举家前往青岛居住。满清末年国土被列强割据，当时青岛为德国占领区。孙立人9岁时，某天在海边玩耍，发现了一颗极为漂亮的石头，于是高兴地将这颗石头拿在手里面玩耍。这时，来了几个德国小孩，他们看见了孙立人手上的石头，于是联手欺负孙立人，抢走了石头，并且打了孙立人两记耳光，还辱骂了中国人。日后这次事件对于孙立人的影响极大，他认为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强盛，才能够让人民都活着有尊严，也成为他日后投身军旅的重要触媒。

 早期生涯

孙立人于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预科，接受八年的留美预备训练。当时的清华学校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孙立人在校风薰陶下，热衷于篮球、足球、排球、网球、手球、棒球等各项球类运动，在众多项目中孙立人最擅长的是篮球。1920年他任清华篮球队队长，率队击败当时称霸京津篮坛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获得华北大学联赛冠军。1921年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孙立人当时担任球队的主力后卫。当时篮球项目有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参加，东道主中国队经过激战，先以32-29击败日本，再以30-27击败菲律宾，获得本届运动会篮球冠军，这是中国在国际大赛中第一次获得的篮球冠军。孙立人进清华后的第二个学期，因玩跷跷板受伤而住院治疗，又因输尿管障碍，休学一年，终于治愈，故在清华九年，于1923年毕业。

同年赴美留学。因其在清华学校已习基础工程多门，故直入普渡大学三年级加修土木工程学，1925年取得学士学位毕业。期间曾为美国桥梁公司受聘当设计绘图师。1926年孙立人进入维吉尼亚军校，接受严格之军事教育，因其已有学士学位，故直入三年级习文史，1927年以文学士毕业，游历欧洲，参观英、法、德等国军事。

1928年孙立人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今国立政治大学），任中尉军训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税警总团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武器从德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在孙立人的训练下，其所属部队官兵教育水平、以及学科、术科和缉私方式的水平都远高于一般部队。事实上，税警总团、第36、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即是第一批接受德械装备与训练的部队。

由于当年孙立人任团长的第四团曾在华东射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而前十名里面第四团共占了七名，孙式训练遂逐渐崭露头角；也因孙热爱篮球，是政府播迁台湾后，中华民国国军早期篮球运动鼓励提倡者。

 抗战初期

1937年10月，孙立人率税警总团第四团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血战两周，在周家桥破坏日军机械化橡皮桥，七次击退强渡苏州河的日军，使该地成为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最重之处。但此役孙立人为夺回友军失去阵地，遭迫击炮弹攻击身受十三处创伤，昏厥三天，借由宋子文之协助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疗。

伤愈后，孙立人返回武汉加入财政部重组之缉私总队担任少将总团长，率部迁移到贵州都匀练兵。重组之缉私总队为松沪会战后伤愈之税警总团残兵（未受伤的被团长黄杰带走改组为40师）加上新募为主，规模3团，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孙立人将缉私总队由原本之三团残兵新兵逐步扩张至六团规模。

在国民政府急需有力部队之要求下，1941年12月财政部被迫交出部分缉私总队半数兵力给国民革命军重组为新编第三十八师，作为交换条件由原本财政部体系的孙立人晋任少将师长，隶属于第六十六军，这支部队成为中华民国当时的主力部队之一。

 第一次中缅印作战

1942年2月，中华民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于进驻缅甸曼德勒，兼任卫戍司令，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4日，西线英帝国缅甸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将军奉罗卓英之命，派113团星夜驰援，刘放吾团长16日下午四时率部赶到巧克伯当。英缅甸军司令斯利姆将军17日亲往会晤，命令该团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会同安提司准将之战车，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哩公路两侧之敌。18日凌晨113团会同安提司准将之战车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美国传教士、各国新闻记者及妇女五百余人。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一个团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蒋中正颁发四等云麾勋章表彰孙立人的战绩。美国小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英帝国司令勋章。

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撤往印度，新三十八师奉命掩护盟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由于英军的溃退，导致了中国远征军陷入日军包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因对英国人的欺骗和不忠感到不满，拒绝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介石令他经野人山热带丛林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孙立人则认为野人山属瘴疠之区，纵横千里，难以穿越，当机立断率新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由于日军被杜聿明率领北上的大部队所吸引，新三十八师在撤退途中比较顺利地打垮日军的阻击。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收容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和英印散兵。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军因遭到日军追击，丧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时机，半数葬送在野人山中，孙将军得知后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师搜寻并救出部分友军转而撤往印度。

5月底，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拒绝解除武装。恰巧，为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于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立人部的情况后，即前往调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表欢迎。

第二次中缅印作战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军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反攻。

战役发动后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进攻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新三十八师113团与美军麦瑞尔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日军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第18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师团长接到两军交锋报告后，判断这支敌军只是为了掩护中美军主力越境派出来的一支先遣部队，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区的第56联队急速前进，企图将其各个击破。及至该联队到达战场交战后才搞清楚，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38师(孙立人师)一支劲旅，和第18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优异的单兵作战能力及较先进的装备，在面对中国军队时都有压倒性的攻势。尤其是这个由九州编成，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转战中国，同中国交战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国驻印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联队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致密的火力攻击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日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中国军虽已遭到了将进九百名的损失，却依旧顽强抵抗，坚守密林阵地，毫不退让。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使全军不经大为愕然。”^[1]。

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三十八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二十二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扣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将军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18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以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日，113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加迈，日第18师团团长田中新一率1,500余残兵仓皇南逃。6月25日，孙师114团攻克孟拱。

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予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退兵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和新三十师（后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五十师编入新一军）。

1944年10月，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孙立人率新一军为东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连续攻取缅甸八莫、中国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一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次日两军于芒友举行会师，作为在越南河内（时称东京）会师的前哨。随后，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各师团继续猛进，3月8日攻占腊戍，3月23日占领南图，24日占领细胞，27日攻克猛岩，消灭中缅印边界所有的日军部队，第二次中缅印战役以胜利告终。孙立人因战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后

孙立人将军指挥新三十八师，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的战斗中，屡克强敌，战功卓著，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备受国内外各方肯定，有“东方隆美尔”之誉^[2]；而被打败的日军在缅甸战后史料上，尊称他为“中国军神”。1945年5月，孙立人率新一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同月，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是中国唯一被邀请的高级军官。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新一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并建造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嗣后，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蓝鹰部队”、“天下第一军”。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46年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同时孙立人被派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由于抗战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国共两党争夺东北战事受阻，蒋中正急电孙立人返国指挥新一军。 5月15日夜，孙立人赶到新一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5月16日，新50师从正面攻击，新30师和新38师从侧翼攻击，孙立人亲到各师前沿，新一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彪部防线。5月17日，新50师150团首先突破，攻克四平东南制高点五顶山，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始终无法夺回。5月18日，新38师114团突破四平东北防线，新30师88团突破城南防线，林彪弃守四平。郑洞国久攻不下的四平﹐孙立人只用3天就攻克了，瓦解了杜聿明五个月来与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林彪对峙的僵局，林彪执行毛泽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命令退到公主岭，杜聿明在接到投降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的情报报告共军战力已失，命令所属5个军进行超越追击，孙立人一路前进，亲率新五十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林彪又北撤，五日内攻陷长春，随后取回农安、德惠等战略要地，进展顺利。6月5日，攻占陶赖昭车站。此时哈尔滨中共党军及各类机关是一片混乱﹐正在往佳木斯方向溃散。此时林彪部队流传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但在救援海城的问题上，孙立人与杜聿明发生了矛盾，孙立人没有听从作为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的命令，致使184师因孤立无援而投共，至此1946年四、五月间，东北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军大胜。但此时，正值马歇尔来华调停，马歇尔不断向蒋中正施压，为迫使国共停战不惜以美国援华五亿贷款为要挟，敦促东北国军停止追击到松花江南岸为止，此举让林彪溃败之军，得以喘息。但蒋中正为了显示国军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个团渡过松花江，占领交通要点陶赖昭堡，此地易守难攻，杜聿明命令孙立人率新五十师渡江，隔日，攻取了陶赖昭堡，此时距哈尔滨仅六十公里，位在哈尔滨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均已做好撤退准备，在孙立人即将攻进哈尔滨之时，6月6日，蒋中正下第二次停战令；国共停战。

1947年林彪为打破杜聿明的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1947年1月5日，孙立人的新38师1个营被共军第3师包围，孙立人命113团主力解围，结果在其塔木被全歼，但孙立人却一直坚守松花江南岸，没有给林彪以更大的战果。 德惠之役后，新一军扼守松花江南岸的一个连及坚守德惠的五十师一四九团获蒋介石赐名“中正连”、“中正团”。但随后，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介石批评孙立人，指责其作战不力，骄横跋扈。蒋介石鉴于孙立人和杜聿明不和，而且在东北国军将领中比较孤立，不可能取代杜聿明统领各军，所以蒋介石将他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暂时解除兵权，其新一军军长之职由黄埔出身的第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同年7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官，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负责全国国防新军训练的重任。此消息一传到哈尔滨后，毛泽东开庆祝会道：“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聿明赶走了，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3]陈诚赴东北，拆散新一军组成新一军、新七军、把新一军原有主要武器移交其他黄埔系将领;并且将原本已编入地方保安，接受日本精良训练的原满军裁撤，使许多满军因顿时失去生活来源而纷纷加入共产党军队，大大增加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实力。孙立人离开东北时，东北局势虽已被动但尚未恶化至不可为地步，是国军在东北唯一全身而退的将领。

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司令部迁到台湾的高雄凤山，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在台湾建立新军。

台湾时期

1949年2月青年军第二零一师调台湾受训。

1949年2月11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一名中将特使到台湾。他请孙立人到东京会谈。孙立人没有立即接受邀请。他通过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要求蒋中正的许可，蒋中正介石同意后，孙立人搭乘麦克阿瑟的飞机飞往日本。麦克阿瑟告诉孙孙立人说，美国希望孙承担防卫台湾的责任。美国无论是金钱或武器将给予他全力支持。孙立人表明他将支持蒋介石保卫台湾。当他回到台湾后，他向陈诚报告麦克阿瑟与他的谈话，并要求陈告诉蒋。

1949年9月1日，孙立人正式就职台湾防卫司令，第二零一师10月在金门参加金门战役。11月，蒋中正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中提议孙立人再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国防部亦随之发表新职。1950年3月1日，蒋中正“复行视事”重任总统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随之裁撤，孙接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当时陆军总司令部与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址乃同一驻所）。美国曾考虑要求蒋中正下野，军队指挥权交给孙立人；以胡适替代蒋。

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美方对蒋中正的态度与韩战爆发前相比可说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减缓在韩战的压力，立即制定一份中华民国国军行动纲领，想利用最少的美军资源，帮助国军进行游击战，甚至夺回并控制广西、云南等西南省分，来达到削弱甚至推翻中共的目的。然而，蒋中正并不赞同美国的方案。因为结局对蒋与中华民国而言，很可能比不开战更糟，有可能影响中华民国当时军政权力的结构，尤其顾忌曾留学美国的孙立人，而且战事很可能以僵局的形式告终，使得中华民国夹在北京与华府之间，难以动弹 ^[4]。然而蒋中正愿意派遣军队到韩国加入韩战，美方却不愿意。另外从蒋中正以后被公开的日记里可知，当时仍深受美国支持的孙立人，从1951年的1月初开始，就极力想说服蒋，希望取得反攻大陆全盘之军事指挥权，甚至以辞职要胁，结果被蒋批评为“自不量力，只想藉美国之感情保护。”^[5]

1951年5月，孙立人晋升陆军二级上将。美军顾问团在台北正式成立，美援的条件是中华民国政府建立起一套美国认可的国防军事预算与监督机制。1951年7月，一份代号为“三七五”的反攻总计划，拟定以闽南与海南岛作为反攻登陆地点，此后数月里，美方不断向台北推销反攻海南岛的方案，然而蒋中正却并不热衷，视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诡计与阴谋^[5]。

1952年4月，孙立人连任陆军总司令。1953年6月，孙立人在税警总团的老长官黄杰领三万军队，自越南富国岛到台湾。8月黄杰任台北卫戍司令。9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54年6月24日黄杰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任总统府参军长，失去兵权。1954年12月3日美国与中华民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孙立人对于曾留学苏联而时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蒋经国以政工制度破坏现代军事体制有不满之意，曾在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时，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因此也与蒋经国的政工系统埋下冲突之因。

1955年8月20日，孙立人“兵变”事件公开化。当天政府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职务。事后，组成了以陈诚为主任的9人调查委员会，查处此事。孙被判处“长期拘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直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逝后，同年5月时任总统的李登辉才解除孙长达33年的“监护”。自孙立人被拘禁后，其亲信部属一一被调离军职查办，前后有300多人因与本案有牵连而被捕入狱。

[逝世

孙立人于1990年11月19日病逝于台中寓所，享寿89岁。时任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受政府训令，派陆军总司令部办理治丧事宜。故总统蒋中正遗孀宋美龄致送花圈、总统李登辉颁发褒扬令给予褒扬：

丧礼由总统府资政郑为元主祭，参谋本部、三军总司令部等陆海空高级军官皆出席。灵柩由清华大学校旗覆旗委员洪同、李干、刘兆玄、张昌华覆盖校旗，维吉尼亚军校校旗覆旗委员温哈熊、温于俭、叶晨晖覆盖校旗，再由中华民国政府指派之覆旗官，许历农、罗本立、温哈熊、黄幸强四位上将代表国家覆盖国旗，备极哀荣。遗体安葬台中市北屯区大坑东山墓园。

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兵变案，经调查已确定为一项被阴谋设局构陷的冤屈案。这件迫使孙立人去职的案件涉及其部属郭廷亮，郭廷亮此后或关押于绿岛或遭严密监控。1991年，郭廷亮于桃园中坜火车站离奇死亡，被普遍认为是内情不单纯的悬案。

1998年孙案涉案人及家属要求监察院公布“五人小组”报告并还原真相。2001年1月8日，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获政府新台币六十万元经费补助，就孙立人兵变案进行专门研究，据朱教授研究调查结果称:“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档，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档，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

评价

孙立人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军中，具备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和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他非常爱护部属，因此由他所带领的军队极具向心力、非常地忠贞爱国。孙立人并且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是国民革命军中与众不同的一名将军，也是中华民国国军当中极少数从美国军校毕业的高阶将领，因受西式教育的影响，陆军总司令任内他批评政工权力过大，是威权时期少数勇于提出改革建言者。

反对意见则认为，孙立人孤高自傲、无党籍，与作为国民革命军主流的黄埔系将领格格不入，也不擅协调各方面间之矛盾，使他在注重人脉的国民革命军中难有大作为。刘宜良（江南）的《蒋经国传》中曾提到：“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香港《七十年代》刊“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对孙立人受排挤的情况有相当生动的描写：“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孙立人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蒋中正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那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像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蒋中正打圆场。”^[7]

一九五五年孙立人事件发生，据当时担任总政战部主任的张彝鼎指出：“这件事情很复杂，孙立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老总统（蒋中正）也很看重他，但是孙立人的个性太强。”“做为一个武将，能和古代的郭子仪或民国的徐永昌那样，随和一点，会比较好。像徐永昌，先后在冯玉祥、阎锡山及老总统手下做过事，和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这样才算成功。”^[8]

中华民国前驻泰大使、曾随孙立人将军担任秘书四年的沈克勤，在日后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孙立人一案记载，以自对孙立人一生的观察，用“直性而行，率性而为”八字，作为孙立人个性与行事作风的评价。

孙立人是以客攻主、以少战多、以弱敌强而皆能克敌致胜的名将。他长期在补给完善的精锐部队任职，无论在中缅印对日战役，或在东北新一军对中共的战事等，面对各种艰苦复杂的作战环境皆有深刻的认识与卓越的战绩；但因个性心直口快、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圆通，再加上深得部属们的尊敬与美国政府的青睐，使他于不知不觉中，陷入政治漩涡，而遭人构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