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威武不能屈，在强权甚至淫威面前坚持真理，宁折不弯；一是贫贱不能移，或不为高官权势所诱，或不为金钱所诱，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骨气和底气” 凭借的根本究竟是什么？或者说“骨气和底气”的根本性凭借究竟何在呢？ 

                                                （一）

     30年代开始，民间就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 的说法，说明在国民党政权中，孔祥熙家族是最有钱的。而孔的钱主要来自他从政以后。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等要职。孔氏夫妻深谙敛财之道，孔祥熙家族的巨额财富来得并不光明正大。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攻击，为了稳住中国的抗战局面，使之牵制更多的日军，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

    孔祥熙正是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伙同部里的官员、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等人上下其手，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论汹汹。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 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 蒋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将蒋介石堵了个严严实实，呛得话也说不出来。

    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任人唯亲，使得驱孔的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 。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宋还纵容部下以“接收”为名，大发“接收财” ：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女子，“五子登科”，闹得民怨沸腾。在用人方面，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傅斯年的大炮脾气又上来了，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

    文章刊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傅斯年历数宋子文的丑行后指出：“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 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 像这样的人应该“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古人云“穷寇莫追” ，他却“宜将剩勇追穷寇” 。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徐》、《宋子文的失败》等文。

    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 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这两位皇亲国戚也不能免责，不得不灰溜溜的下台。（1）翻翻《傅斯年全集》除学术研究外的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贪官污吏的雄文并不罕见。这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也未受到查处。平时蒋介石召见傅斯年，他在蒋的面前也是翘着二郎腿说话，而不是毕恭毕敬、只敢坐半个屁股，表现得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到1948年，傅斯年眼见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是一堆大粪，蒋介石也未“修理”过傅斯年，反而于不久的11月决定、12月发表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并且信任有加。

    至于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与自己的学生比起来也丝毫不逊色。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活动。唯独中国公学在胡适主持下既不挂国民党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在抵制党化教育的同时，胡适完全继承了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会、办刊物、办壁报、举办演讲会。一时之间，中国公学学风大变，学术风气自由，任何言论都可以发表。笔者曾将胡适在大陆对蒋的批评归纳为“五个第一” ：第一个掀起讨伐国民党忽视人权的大讨论、第一个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哲学、第一个当面批评国民党政治不清明、第一个批评蒋介石发起的“新式生活运动”、第一个当面批评蒋介石控制言论自由。（2）说胡适等人是小骂大帮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着“领袖”之面出言顶撞、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言辞尖锐，内心如没有一种历史理念是不会容忍的。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特地邀请北大教授熊十力参加生日宴会，这是很大的面子。那天，在蒋介石的生日宴会上，政府中的达官贵人，无一不纷纷争先恐后向蒋介石献媚，可谓丑态百出。熊十力内心十分鄙视，在众人的丑陋表演后，熊十力挥毫写下一首打油诗。全诗如下：

脖子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篦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将这首每况日下的楼梯式诗写好后，大笑而去。蒋介石见了面红耳赤，哭笑不得。只好听任熊十力离去。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了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不满。他要揭露和讽刺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一连多日，于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问他：“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 他有意地大声回答说：“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 惹得不少围观者频频颌首。（3）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其口述回忆录《上学记》中说到，自己的一个姐姐（三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又是地下党，在游行中被抓。两天后，他的父亲收到校长蒋梦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出来。果然，没有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是国统区民主堡垒。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打倒孔祥熙，回来后学校召集了一个大会，蒋梦麟和梅贻琦都来了。梅主持大会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这就是那时候大学校长的态度。笔者曾在南京一些高校给院系的党委书记们讲课时，提出一个问题：这样的校长建国以后还有吗？！

    西南联大学生这次上街示威游行，与吴晗有一点关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了抢救在香港的学者，以及一些国民党要人，派了一架飞机去接史学大师陈寅恪等人，当时陈寅恪本可以留在牛津大学执教的，可为了和危难中的祖国共渡患难，毅然放弃海外优越的条件回国。然而当人们到机场去迎接时，没有见到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大师及党国要人，从机上下来的却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家人。有趣的是，事情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为了抑制国民党一天甚于一天的腐败，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的决议案。决议通过的当天，即传来香港沦陷的消息。集中在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们，到机场去迎接国民党中央常委、广东省省长陈济棠等人，再也不会料想到从飞机上下来的却是孔祥熙的女公子，仆佣以及她的洋狗、几十箱的行李。孔祥熙家人用国民政府的最后一架飞机私运家人、洋狗等，而置诸多党国要人和文化名人于不顾的恶劣行径，很快就为《大公报》首先曝光。此事迅速传开。

    当时，吴晗正在西南联大执教，在课堂上，他说，南宋政府腐败，是朝廷中以宰相贾似道为首的官员们斗蟋蟀成风，玩物丧志，葬送了南宋。所以，贾似道被人称为蟋蟀宰相，没想到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历史常有相像之处。当学生们问到这个“飞狗院长”是谁时，吴晗高声道：“孔祥熙院长！” 吴晗这句话无疑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怒火，几天之后，示威游行爆发了。当蒋介石以吴煽动学生闹事为由派人来抓吴晗时，却被云南省主席龙云挡驾了。以至于学生们打起了这样的牌子：“打倒孔院长，拥护龙主席” 。吴晗毛发未损。就笔者手头上的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具有正义感的教授没有不在课堂上批评、抨击，直至大骂国民党的。建国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国民党是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骂垮的。所以，日后的取消知识分子所办刊物、报纸，上下保持一致，不是没有由来的。只不过这是从另一个方面来总结历史经验而导致如此罢了。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以专家身份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尤其是孔、宋两家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针对性的提出征收“战时财产税” 。他说：“政府对发国难财者应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戒。”这个矛头是直接指向孔、宋家族的。于是就有人奉命前来劝说马寅初，可以把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可以立即照办，如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行，经费不成问题。马寅初自然明白他们的伎俩，遂发表“严正声明”：

    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马寅初   一九三八年于重庆

    此后不久，马寅初到重庆大学担任经济学院教授和商学院院长。在高校任职，于是马寅初有了抨击国民党的更大平台。对马寅初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立场，蒋介石在无可奈何之下，提出三个职务让其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蒋介石要重大校长叶元龙陪同马寅初来见他，蒋对叶元龙说：“我要当面同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叶怕碰钉子，就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这个消息，可马寅初回答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吧！” 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虽生气，也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对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找我。” 但马寅初始终不去见蒋介石。

    马寅初也了解蒋的手段，所以，在以后的演讲中抨击国民党时，先声夺人，劈头就说：“今天，我把女儿都带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 对蒋他是软硬不吃。蒋被马寅初骂急了，将马软禁了一阵子。

    孔祥熙过50大寿，也给马寅初发了请柬，马寅初赴宴时，只带了三斤挂面两斤肉，实际是对孔祥熙的讽刺。寿宴开始后，因为孔祥熙喜欢讲笑话，有人想巴结孔，就提议大家讲笑话。马寅初一听首先就站起来说：“我不会讲笑话，只会讲故事，我为各位讲一个故事助兴，怎么样？” 大家不明就里，拍手叫好。马寅初就说开了：“听说从前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有一天，父亲叫他们兄弟三人上山砍柴。晚上回来后，父亲看到这样一种情况：老大年纪砍了一把，老二学问一点儿也没有砍到，老三笑话砍了一担。”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讽刺孔祥熙“ 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众人心知肚明，顿时鸦雀无声。孔祥熙听后，只好佯装不明白。（4）

    1943年，冯友兰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信函，要求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据说，蒋当时看了信后的反映竟是“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即刻表示愿意实行立宪。（5）

                                     （二）
    上面说的基本是第一种情况，下面说第二种情况。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遭邹鲁拒绝。

    章太炎不满袁世凯篡权，四处揭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戳到袁世凯的痛处。袁世凯遂以党务相商为名，将章太炎骗进京，软禁在前门共和党总部。见到袁世凯派来的宪兵后，章氏挥动手杖，宪兵被他追得抱头逃窜。袁世凯一看不行就改用软的一招——收买，派人给章太炎送去500大洋，这在那时可是个大数目！章太炎起初默不作声，等来人将钱全部放在桌上后，他突然起身大把大把地抓起洋钱向来人辟头盖脸猛掷过去，来人吓得一溜烟跑了。袁世凯又给章太炎颁发“勋二位” 。孰料章太炎手执折扇，把袁世凯授予他的勋章作扇坠，来到总统府，点名要见袁世凯。袁世凯一听“章疯子”找上门来了，不想自讨没趣，就将章“晾”在那里。章太炎左等右等，袁世凯还不来，他就开骂了，还抡起手杖将接待室的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只得谎称要见他，将章太炎拉到陆军教练处监禁起来。可章氏始终不低头。袁世凯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因为章太炎名气太大，袁世凯不得不有所顾忌。（6）

    1923年4月初，北洋政府又颁发一批勋位，胡适也榜上有名。4月8日，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刊》头条位置发表《胡适启事》 ：“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 胡适给予三等嘉禾勋章 ’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7）

    抗日战争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来到美国读书，仅学费一年就得2000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大量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给胡适汇了3000美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胡适岂会要？于是悉数退回。

    抗战爆发，陈独秀出狱，客居重庆江津，贫病交加，出卖一点尊严，高官厚禄即刻唾手可得。他的学生、同乡、朋友占据要津者众多，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官僚，在前来拜访时送些赆仪，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一概婉言谢绝。罗家伦、傅斯年送钱给他，他坚决不收。陈立夫曾拟助其《小学识字课本》出版，预支一万元稿费，书写出后陈立夫要他改书名，他坚决不同意，争执不下，书未出成，钱也分文未用。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赠钱，5000元，陈独秀一概拒之。（8）

    而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也没有忘记老友，考虑到陈独秀在国内的处境，胡适为陈独秀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并请他到美国去写自传。这既可以解决陈独秀的生活问题，也可以使陈独秀摆脱身边的纷扰。陈独秀深知老友的良苦用心，然而，他不愿意值此国难当头之时，去国躲避。他托人带话给胡适，推脱自己年事已高，也无兴趣再见生人。他关上了一扇令很多人欣羡的大门。

    蒋介石也托人说项，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回答说：“ 蒋介石杀了我人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要我当他的走卒，岂非异想天开！”但也表示，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9）

    陈独秀最后在穷困潦倒中，无钱治病，客死江津。不为五斗米折腰，陈独秀以这样的方式维护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他的铮铮铁骨赢得了尊重。正如陈本人给刘海粟的题字：“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不论蒋介石是如何想的，即使作伪也罢，陈去世时，蒋介石也捐助了殡葬与修墓等项费用。从这里的确让人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伟大，迫使专制统治者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至于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现版代伯夷”不吃嗟来之食，更由于毛泽东在雄文第四卷中的浓彩重笔，而为世人所熟知。

    已故水利界泰斗黄万里的岳父丁惟汾是老同盟会员，民国初当选为国会议员。宋教仁遭刺杀后，袁世凯的阴谋与企图昭然若揭，尤其是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更是袁世凯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丁惟汾在北京的亲友劝他委曲求全以避祸，丁惟汾不为所动，说：“就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 他一生做事不做官。20年代蒋介石请他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拒绝了。他说，我是山东人，不能破坏中国传统政治的“鲁人不治鲁，湘人不治湘” 的成规。蒋介石见其不肯就又请他担任交通部部长，他也拒绝了。他说：“我不论跟什么人都懒得交通，还当什么交通部长呢！” 放弃高官，就意味着丁家的高收入没有了。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丁氏家族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可全家上下没有一人不支持丁惟汾的决定。
 
    张君劢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就以骨头硬而著称。1949年3月，李宗仁代理总统，与何应钦先后到上海找张君劢，希望他派人参加行政院，以便恢复三党联合政府，张君劢拒绝了。5月，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请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院长，张回答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当行政院院长。” 张君劢一生不治产业，又无积蓄，1949年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仅靠每月100来美元的养老金（开始到美国时还没有）以及没日没夜地为《世界日报》写社论，赚取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弄得“身上常常一文不名” 。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拉拢他，多次给他经济资助，他都义无反顾地拒绝了。1961年台湾教育当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又给他汇去一笔数量可观的美金作路费，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几天后，这笔钱一文不少地被张君劢寄回。从1949年离开大陆，到1969年在美国去逝，张君劢在清苦中度过他一生中的晚年，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的一文钱。（10）高风亮节让人敬佩。

                                                （三）
     以上所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两种情况，论者一般都认为在五四和抗战两个时期。其实，从晚清以来，这两种情况都未曾在历史上断档，当然，这是把1949年后的大陆排除在外的（个案自然有）。即使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也非荡然无存。胡适、殷海光、萨孟武、柏杨、李敖的最终存在都是实例。而其后的解除党禁、言论自由、纳税人观念、民主选举、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一系列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变化，不能不说是民众的力量和“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共同推动、掌权者顺应世界潮流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就象胡适说的，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

    1902年慈禧68岁寿辰，大小官员都搞起了祝寿活动，辜鸿铭所在的湖广总督衙门也不例外，请来各界要人和各国驻汉口领事，开怀畅饮。为了给大家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反复播唱新编的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看到官员们如此公款消费，想到民间百姓的悲苦，就颇有感触地对邻座的梁鼎芬说：“唉，现在满街都是唱《爱国歌》的，却没有唱《爱民歌》的！” 梁听罢，戏言道：“那你何不试着编一首？”辜鸿铭略一思忖，就摇头晃脑地大声念将起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满座宾客一下子全惊呆了，一片哗然，可辜鸿铭脸不改色心不跳，若无其事。（11）

   1907年，袁世凯在一次宴会上，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 辜鸿铭听说后，挖苦说：“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1908年慈禧、光绪先后去世，朝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当时12岁的神童黄侃在家乡蕲州高等学堂就读。学生田桓对举行“国丧”不满，堂长杨子绪遂高悬虎头牌要开除田桓的学籍。黄侃知道后，将虎头牌砸烂，大骂一通后扬长而去。碍于黄侃父亲的面子，再经人调解，此事不了了之。几天后，田桓又将辫子剪掉，又惹怒了杨子绪，要处罚田桓。黄侃闻讯，手执木棒冲进学堂，将虎头牌砸烂，并要痛殴堂长。堂长吓得躲藏在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12）

   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去美，在未定居台湾前，曾三次从美国回台作学术演讲，对国民党内政的许多方面，如台湾的政治体制、党统天下的舆论宣传、言论与出版自由，甚至对经济体制，胡适都没少批评，一如1949年以前的作为。在台湾又是第一个当面批评台湾无言论自由。胡适面对面、锣对锣地对蒋介石说：“今日台湾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警备副司令，蒋经国的亲信）。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对蒋介石要连任“总统” ，胡适批评这是恋栈，贪图权位。当蒋介石出示刊登胡思杜批判老子胡适的大陆报纸时，胡适不但不领情，反而反唇讥讽蒋经国当年在苏联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弄得蒋介石只好苦笑。50年代《自由中国》案出来后，雷震被判刑，不论是在美国，抑或在台湾，胡适无不大声疾呼，批评国民党无民主、无言论自由。（13）

   “台北帝大” 时代，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一般人家子女是上不了的。傅斯年来台任台湾大学校长，提出“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而逢招生录取之际，傅斯年便会在校长室门旁赫然写上“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在傅斯年努力下，机会均等的理念在台大得到贯彻，台大没有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傅斯年的所作所为不仅让人感动，更让人敬佩。

   傅斯年为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这一点，想当年只有胡适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才敢这么做。1949年4月6日，台大发生学潮，国民党军警要到校抓人，傅斯年怒斥道：说某人是共产党要有真凭实据，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他警告台湾警备副司令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针对报纸上对台大的攻击，傅斯年的“大炮”劲头上来了，他在报上撰文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台大不少教授喜欢在讲台上宣扬民主法治，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如政治系的萨孟武教授就是一个典型，每当他讲课，抨击国民党的法统，教室里就座无虚席，而且影响四播，国民党几次想对萨孟武采取行动，慑于傅斯年而不敢动。（14）不过在民国时期，这样的校长也非仅此一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马君武、陈裕光……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