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赶集网二手房出售:守望贫困

　　20年来，330多万名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擦去脸上的泪痕，重返校园；15000余所希望小学在贫困地区拔地而起。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如同是一口警钟在敲响，引起了政府和民众对教育的关注。

　　20年来，我与希望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眼、自己的笔，一直在跟踪着希望工程，并由希望工程扩展至我国的贫困现状与反贫困事业。

　　1989年10月，希望工程开始实施。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希望我能写写希望工程，于是，便有了我第一次到太行山采访的经历。真没有想到，这里离北京不过一二百公里，竟然会是如此的贫困，竟然会有那么多的儿童因为贫穷而上不起学。面对失学儿童们那一双双饥渴的目光，我觉得自己的心在发颤。为了掌握更多、更真实的第一手素材，我开始了一次“贫困之旅”——从大别山到十万大山，从陕北到黄土高原，通过对六省(区)二十几个国家级贫困县深入、系统的采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实施希望工程的紧迫性和它的现实意义。

　　1992年初，我创作的《希望工程纪实》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冰心老人专门写了评介文章《请读〈希望工程纪实〉》。冯牧先生对我说：“你抓了一个关系到我们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题材。从发展的战略看，希望工程甚至比大兴安岭救火、华东赈灾更为迫切！”令人欣喜的是，许多读者看了此文后，纷纷向那些失学儿童伸出了援助之手。文中写到的广西平果县汤那屯，两年里收到海内外善款26万元。这些善款使得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山村盖了学校，修了公路，通了电，学龄儿童全部免费上学。乡亲们说：“希望工程让我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在采访失学儿童的过程中，我同时接触了许多乡村教师。我觉得乡村教师是一个用特殊的材料组成的特殊人群，要不，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为什么他们还能甘于寂寞，安心清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耕耘在教育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我又出发了，开始了又一次的“贫困之旅”。从沂蒙山到赤水河，从大巴山到海南岛，还是选择贫困地区，这次略微不同的是，我将目光主要对准那些乡村小学的教师，包括那些偏远教学点的教师。

　　一间间破败不堪的教室，一张张营养不良的脸盘，一份份书写规范的教案，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说，我们拿蜡烛来比喻教师的话，那么，乡村教师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

　　1994年9月，我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山村教师》献给了第10个教师节，我在此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本书谨献给：用自己的脊梁负载着中华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师们！”

　　甘肃康乐县胭脂乡庄头小学校长马希民，教了大半辈子的书，教出的学生起码有千把人，然而，由于家庭贫困，他自己的五个孩子，有四个都先后失了学。马校长读完拙作后，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读了你的书，我流了一夜的泪。你的理解，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感到内疚的是我，我没有为他们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我只不过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过去和现状……

　　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我国农村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八千万，这是何等沉重的一个数字！

　　我似乎又听到了冲锋号声，我又在跃跃欲试。许多朋友也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去写写这八千万人——这八千万穷人。

　　我像战士一样再一次出征。再一次踏上了吕梁山、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走的都是穷地方，接触的都是穷苦人。在吕梁山，一位78岁的老人对我说：“当年，队伍上的人告诉我们，等赶跑了日本鬼子就好了，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后来，日本鬼子被赶跑了，我们就盼啊盼啊，整整盼了50年，盼到现在，还是连一日三餐都吃不饱……”

　　面对老人的诉说，我无言以答。

　　在贫困地区，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贫穷，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农民为了摆脱贫穷的困扰，向命运发起的一次次挑战，进行的长期的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抗争。在《忧患八千万》的创作过程中，我始终抓住两点：一是要如实反映出农村的贫困现状；二是要写出中国人民反贫困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以及反贫困所取得的伟大业绩。

　　《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忧患八千万》组成了“反贫困三部曲”。有朋友戏称我是“反贫困作家”，说我有“贫困情结”，那是黑色幽默。贫困不是好东西，世界上有谁喜欢贫困？什么叫“反贫困”？“反贫困”就是要让天下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能接受教育，过上有尊严、有阳光、有希望的日子。尽管靠写报告文学来“反贫困”，其力量是相当有限的，但起码可以反映民间的实情，传递百姓的心声，尽一个作家的良心和责任。

　　四年前，中国青基会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里，有千八百万农民工子女面临上学的困难，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吧？”但是，当我走进那些低矮破烂的棚区，走进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那一间间昏暗的教室，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深处时，我禁不住为这个庞大群体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感到震惊和忧虑。

　　在与农民工子女的交谈中，他们一次次向我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与城里孩子不一样？”“为什么城里有些叔叔阿姨老用歧视的目光看着我们？”“为什么政府不要我们了？”

　　这一个个“为什么”，让我意识到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的迫切性、复杂性和严峻性。一位社会学家则说得更尖锐：“我们的政府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或许还看不出来，但若干年后，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当你意识到农民工子女能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能不能健康成长、都市能不能接受他们将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成败时，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拿起笔来？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写出了报告文学《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一位评论家对我说：“在你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两个字：‘焦虑’”。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让人“焦虑”的事情，我们作家既没有权，又没有钱，但起码可以去“焦虑”吧。

　　报告文学作家与小说家、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必须是面对社会写作，因此，没有任何回避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他必须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贴近、再贴近！

       （作者：黄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