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经:李清《三垣笔记》及其引诗选释

【作者简介】陈麟德　江苏兴化市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明末学者李清的《三垣笔记》，肯定了其史料价值。对其中引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作了选释，指出这些诗作是明季腐朽社会的缩影，正确理解这些诗作，对深入认识崇祯、弘光两朝倾覆的前因后果，鉴前世之兴衰，不无裨益。
【关 键 词】李清/三垣笔记/崇祯/杨嗣昌/王永吉/马士英/峨嵋僧　周延儒

    《三垣笔记》，系明代史料笔记中价值较高的一部信史，与《南渡录》同为蜚声海内、载誉史坛的明史专著，作者李清。
    李清（1602—1683年），字心水，一字映碧，号碧水翁，晚号天一居士，南直隶兴化人。高祖李春芳，嘉靖状元，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隆庆初为首辅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祖父李思诚，“天启六年官礼部尚书”。
    李清生平除在《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八十一《李春芳传》后有附传外，《清史稿》卷五百列传二百八十七还为其立专传，并将其列于《遗逸传》卷首，称之为“明末遗臣”。《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八载有《李清传》，新编《兴化市志•人物》亦有传。
    李清系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授宁波府推官，多所平反。崇祯十年（1637年）内召入京，擢刑科给事中。次年，以久旱请宽刑，语侵刑部尚书甄淑，左迁浙江按察司照磨。后甄淑败，起吏科给事中，旋转工科给事中，后奉命出封淮府，国变不在京。福王即位于南京后，任弘光朝工科都给事中，迁大理寺左丞。曾上疏请追谥“开国、靖难与天启惨死诸臣”，“南渡荒朝，此举实快天下后世”，〔1〕 得到黄宗羲、侯方域、冒襄等复社后劲的赞扬。清居言路，中立无倚。寻遣祀南镇，甫及杭，而南都失守。明亡后“踽凉孤踪，飘泊江之南北”，辗转流寓松江、昆山、高邮等地，后归隐邑之枣园凡三十八年，屡荐不起，以老病拒仕清朝，杜门不出，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
    李清学识渊博，文化素养很高，史学、文学、戏曲、艺术无一不精，尤以史学方面造诣甚高，著作等身，著有《南北史合注》、《诸史同异录》、《历代不知姓名录》、《南唐书合订》、《甲乙编年录》、《三垣笔记》、《南渡录》、《甲申日记》、《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南渡纪事》、《三余琐录》、《历代年号考》、《正史新奇》、《外史摘奇》、《澹宁斋集》、《澹宁斋史论》、《澹宁斋杂著》、《明史杂著》、《鹤龄录》、《诸忠记略》、《明谥法考》、《三垣奏疏》、《谏垣疏草》、《赐环疏》、《折狱新语》、《女世说》、《公余录》等。
    　　一
    《三垣笔记》是李清晚年潜心史学，总结明朝灭亡的沉痛教训而写成，俾后世之人，从这部血泪史中找到覆楚亡秦的端倪。李清为明季重臣，以直声闻名，积极参予朝政，虽无救于明室之覆亡，却表现出一位孤臣的凛凛生气和鞠躬尽瘁的精神。国变后长期不忘故君，这正是他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吾家世受国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简擢，涓埃未报”。〔3〕含泪著述，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垣笔记》一书记崇祯、弘光两朝李清官刑、吏、工科给事中时朝章典故和大臣言行，记事翔实，无偏颇之言，存真实记载。所记史料，大都不见它书，或它书言之不详，史料价值甚高。在《三垣笔记•自序》中，李清对其历仕两朝，服官三垣之经过曾作过介绍：“崇祯丁丑，予以司李内召入京，其明年戊寅，蒙毅宗烈皇帝亲策，简入刑垣。又明年庚辰，予以大司寇不职，屡牍规之，为所噬，迁外。未及任，丁内艰，会司寇以罪废，上念予言，壬午，蒙恩赐环，补吏垣。癸未春，间关淮、济入京，转本垣右，已转工垣左。其秋，奉命册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辙，值北变，随复命金陵，晋掌工垣”。从时间上讲，仅仅是历史长河中极为短暂的一瞬，“自丁戊讫甲乙凡九年”，即从崇祯十年（1637年）至弘光元年（1645年），亦即明社之屋前后不到十年，其时间虽短，然而却是历史舞台上瞬息万变——“举目有江山之恨”〔4〕——改朝换代之世。身处要职的李清， 耳闻目睹之事必然异常丰富，于是，“举予所闻见，以笔之书，非予所闻见，不录也。”〔5 〕他以目睹与耳闻把《三垣笔记》分为本书与附识，本书部分是亲身目击的事实，其真实性无可置疑；附识部分得诸耳闻，真实性尚待考。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此书为存史事美恶贤否之真，不以恩怨为是非，持论公允，是是非非，“于己恩，固不敢饰瑜，即于己怨，亦不敢益瘢，惟存其公且平者。”〔6〕李清如是说，亦如是写， 这可以从精通南明史的全祖望为《三垣笔记》所作之《跋》得到佐证：“映碧先生《三垣笔记》最为和平，可以想见其宅心仁恕。当时多气节之士，虽于清议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祸，使皆如映碧先生者，党祸可消矣。其中力为弘光洗雪，言其娈童季女之诬，于主立潞藩诸臣，皆绝不计及。又言其仁慈胜而决断少，当时遗臣中不没其故君者有几人欤？于龚鼎孳直书其垣中之过，不少贬，更人所不尽知也。”〔7〕吴兴刘承干于丁卯天贶节，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六日所作之《跋》中亦指出：“谢山在雍、乾间去明未远，又以异代之人观前代之事，无复如黎洲门户之见，则以信谢山者信映碧，犹不为无据乎！”刘以为全祖望的评价较为公允，应该相信李清，就象相信全祖望那样。李清族孙李详在《三垣笔记•序》中亦指出：“全谢山、杨秋室熟于明季史事者，亦未尝于映碧稍有微辞。世以信谢山、秋室者信映碧”，亦可作为佐证。
    清初文网甚密，因《三垣笔记》中称清兵为北兵，或与农民起义军并列而称“寇”、“虏”，称清政权为建州、建虏、北朝、可汗、属夷、异类、小酋等语，字里行间，不乏轻蔑之意，故清代长期列为禁书，仅以抄本流传于世。
    　　二
    《三垣笔记》中引诗凡十二首，有赠别诗、饯行诗、口占诗、讽谕诗、绝命诗，还有指点迷津、宣扬梵学的点化诗等；有律诗，亦有绝句；有李清自作，亦有帝王、将相、同僚之作，更有布衣、沙门之作。
    李清被谪，刘翰林理顺赠五律一首：
    丰采追仪凤，好生矢拜飏。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黄梁。
    湖上峰峦远，天边雨露长。宣公祠宇下，相对且飞觞。
    李清立朝刚毅，不阿权贵，以直声闻名。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言谪，时送者寥寥，门可设罗，“止同郡顾给谏国宝、姚都谏耀一至，饮数杯即行”。〔8〕“惟刘翰林理顺从未识荆，独命骑顾予， 且袖扇赠诗。”〔9〕刘理顺，河南杞县人，久困场屋，大器晚成， 崇祯七年（1634年）廷对擢状元。刘素为邦乡所宗，“及中鼎元，乡人扁其门曰：天从人愿。”〔10〕历任南京司业、左中允、右谕德、经筵兼东宫讲官。敢于直谏，不媚阁臣。刘清廉正直，不絓世网，“所居止茅屋。其子以庚午登贤书，偶关说一事，遂挞其子而返其物。”〔11〕甲申，李自成入京师，刘理顺“阖门缢死”。〔12〕但农民军对他却怀有仰止之忱，“贼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吾军奉李将军令护卫，公何遽死也！’数百人下拜，注涕而去。”〔13〕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诏荫一子入监。刘理顺之所以对李清情有独钟，其源盖出于惺惺相惜，彼此不惮婴逆鳞。卓哉刘公，不仅为李清政见之知音，抑亦李清文章之知己也。所以，这首诗以盛赞李清仪容之美，品德之高起，殷切期望李善自排遣，慎勿气馁，将来会象唐代名臣陆贽那样，重沾雨露之恩。
    首句“丰采追仪凤”，似指李清仪容之美。“丰采”，同“风采”，即风度和神采。“追”，赶得上，比配。“仪凤”，凤凰的别称。语本《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苏轼《延和殿奏新乐赋》：“歌曲既登，将叹贯珠之美；韶言可合，庶观仪凤之来”句可证。这一句又兼指李清品德之高，《论语•微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以凤喻不得志的孔子可证。次句“好生矢拜飏”的“好生”，指爱惜生灵，不事杀戮之意。《书•大禹谟》：“好生之德，给于民心”。“矢”，正直。汉•杨雄《法言•五百》：“圣人矢口而成言，肆笔成书”。“拜”，敬受，拜命，受君命。“飏”，飞扬。此句言李清为人很正直，仁心仁术，将来一定会受君命而高飞远扬。三、四句慰李清被谪。“中心”，心中。《诗•小雅•隰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皎日”，明亮的太阳，古多用于誓辞。曹植《黄初五年令》：“此令之行，有若皎日”。“中心如皎日”，以比喻手法赞美李清为心地光明的坦荡君子。“世事”，指世务，尘俗之事。《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金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黄梁”，同“黄粱梦”。明张煌言《卜天种昼寝戏成》诗：“新秋萧飒北窗凉，一枕羲皇梦亦长。试问漆园蝴蝶影，可曾递旅闹黄粱。”“世事付黄梁”句，是刘劝勉李应以直谏见谪自慰、自豪，不必忧谗畏讥。富贵无常，繁华易逝，人间琐屑，可以置之脑后不顾也。“湖上峰峦远”之“湖上”，从广义上讲，当指三江、五湖之湖；从狭义上讲，此次李清由京官左迁浙江，当指太湖，因太湖跨江、浙二省。“峰峦”，连绵的山峰。杜甫《放船》诗：“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此句为刘劝慰李应放开眼界，善自排遣，湖光山色，自有无限高远情趣在，大可不必为暂离京师而耿耿于怀，戚戚于心。“天边雨露长”，隐喻李如当春草木，回苏有望。“天边”，似指京师的崇祯帝，“雨露”，比喻恩泽。唐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诗：“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此句肯定李清必将苦尽甘来，朝廷不会抛弃他，皇恩浩汗，他一定会重沾雨露之恩。尾联“宣公祠宇下，相对且飞觞”，“宣公”当指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贽长于奏议疏诏，“挥翰起草，恩如泉注”，“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14〕所以，唐李忠定《书檄志》云：“一应书檄之作，皆当以陆宣公为法”。“贽性忠荩”，“政或有缺，巨细必陈”，“事有不可，极言无隐”，“意在不负恩奖，悉心报国，以天下事为己任”，〔15〕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后“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于延英面陈其不可，累上疏极言其弊。”〔16〕遂为裴所谮，罢相，贬忠州别驾。顺宗即位后，曾下诏征还，惜乎诏未至而贽已卒。陆贽，唐苏州嘉兴人，其地有陆宣公祠，宋以后嘉兴隶属浙江，此次李清以言谪浙，故云。“相对”，面对面，相向。唐元稹《与李十一夜饮》诗：“寒夜灯前赖酒壶，与君相对兴犹孤”。“飞觞”，举杯或行觞。《文选•左思〈吴都赋〉》：“里宴苞饮，飞觞举白”。刘良注：“行觞疾如飞也。大白，杯名，有犯令者举而罚之。”最后两句，刘翰林进一步表示对李清的友情，“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在陆宣公祠宇之下，以宣公为师、为友，借酒浇愁，把现实丢在一边罢了。
    “诗言志”，〔17〕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8〕“颂其诗贵知其人”，〔19〕反覆雒诵刘理顺赠李清的这首送别诗，“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20〕刘、李二公皆为明季直臣，嵚崎磊落之士，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李作迁客，刘赠诗以沫相濡，无异雪中送炭。“朋友合以义，当展切偲之诚”，〔21〕所以这首诗写得感情真挚，“语语自腑肺中流出”，〔22〕殊不见斧凿迹。二公结交在相知，无疑刘诗当为壮行之作。
    杨嗣昌奉命督师讨张献忠，崇祯帝亲为饯行并赠七绝一首：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静，还期教养遂民生。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杨嗣昌奉命率主力入川鄂镇压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九月朔，召见平台。嗣昌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军资甲仗望敕所司遄发’。帝悦，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翊曰，赐白金百、大红纻丝四表里、斗牛衣一、赏功银四万、银牌千五、币帛千。嗣昌条七事以献，悉报可。四日召见赐宴，手觞三爵，御制赠行诗一章。嗣昌跪诵，拜且泣。越二日，陛辞，赐膳。二十九日抵襄阳，入文灿军。”从《明史•杨嗣昌传》这段记载看来，崇祯帝对杨嗣昌此行是寄托厚望的，这可从权力之授予，赏赐之优厚，礼遇之殊隆，君臣之对话，时间之迅速为证。嗣昌非无才，出京后，曾败张献忠于玛瑙山，但杨好自用，事必躬亲，琐务拘牵，心劳日拙。诚如天启进士、累官通州巡抚、时任嗣昌属员的王鳌永所批评他的那样：“非谋虑之不长，由操心之太苦也”。〔23〕再加上诸将不肯用命，令出不行。起义军采取运动战术，相继攻克洛阳、襄阳，杀福王、襄王，嗣昌闻讯，惊悸不食而死。崇祯帝力排众议，不罪嗣昌，并传制曰：“故辅嗣昌奉命督剿，……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赐祭，归其丧于武陵”（嗣昌故里），“进太子太傅”。〔24〕崇祯帝动辄诛杀辅、枢臣，而嗣昌竟以兵败免，不能不承认是崇祯对他隐存左袒意。
    据李清的记载，崇祯帝“好文墨”，〔25〕虽不精于诗文，但也有赐诗、赠行之作。如四川石砫宣抚使、女将秦良玉曾率兵北上御清，入援京师，受赐颂诗，崇祯帝赐诗云：“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内握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带胭脂。凯歌马上清吟曲，不似昭君出塞词。凭将箸帚靖皇都，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26〕
    这首赠行诗，为崇祯帝赞美杨嗣昌能文能武，善于治军，文能安邦，武能定国，预言出师必胜。并提出获胜后对杨所寄托的希望。
    “盐梅今暂作干城”，“盐梅”，均为调味之品，喻指整治国家所需之贤才。北周庚信《庚子山集•商调曲》：“若涉大川，言凭于舟楫；如和鼎实，有寄于盐梅。君臣一体，可以静氛埃；得人则治，何世无奇才！”诗文中常以盐梅指宰相或职权相当于宰相的人。“干城”，比喻捍卫者或御敌立功的将领。《诗•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首句意为国步艰难，只好请阁臣屈尊，暂充督师，御敌立功。“上将威严细柳营”，汉文帝时，周亚夫为将军，屯军细柳。帝自劳军，至细柳营，因无军令而不得入。于是使使者持节诏将军，亚夫传令开壁门。既入，帝按辔徐行。至营，亚夫以军礼见，成礼而去。帝曰：：“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27〕后遂称军营纪律严明者为细柳营。次句以周亚夫况嗣昌，赞其治军严明，有古将相风。三句预言稳操左券，一战定太平。“还期教养遂民生”，“教养”，谓教育培养，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遂”，如愿，顺从。《晋书•王羲之传》：“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民生”，生民，民众。明何景明《忧旱赋》：“嗟民生之何尤兮，憯遘兹之匪辰”。末句意为功成名就，班师回京之日，自当重返阁台，兴教化，解民困，使天下黎庶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苦，寄厚望于未来。
    这首御制诗明白如话，多溢美之词。语气傲慢，有帝王居高临下之势；吟哦乏味，无鞭辟入里之情。
    北都陷，蓟辽总督王永吉削发遁归，其师尚应轸等作七绝讽之：
    　　昔日文山今铁山，文山死节铁山还。
    　　更有叠山能蹈死，三山相遇问谁惭。
    王永吉，高邮人，字修之，一字六谦，号铁山，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崇祯十五年（1642年），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戢盗除奸，家家尸祝，誉满京华，吏部将他列入全国为数不多的知兵大臣，与史可法等一起受到崇祯的接见，时有“北史南王”之称。翌年，清兵攻山东，由于王永吉“堵御无术，不阅月连陷七十余城”。〔28〕身为东抚，“拥有全齐，兵权在握，虏走于前，兵尾于后，不报陷城而报复城。”〔29〕然崇祯帝对他特别宽厚，大罪不诛，反而任命他总督蓟辽军务。“召对引罪，上谕以图功”。〔30〕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农民军入山西，永吉疏请撤宁远兵守山海关，未被采纳。农民军三月十五日长驱入居庸关，十六日占昌平。王永吉与吴三桂领兵进关，入援神京，二十三日甫抵盘山，而明朝已灭亡四日矣。此时王永吉竟“削发披缁，望风鼠窜，羞朝廷而误中国，应负先帝特达之知。”〔31〕他闻变遁归高邮后，其师尚应轸作诗云：“昔日文山今铁山，文山死节铁山还”，又有人续之云：“更有叠山能蹈死，三山相遇问谁惭”。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经东平伯刘泽清等疏荐，阁臣知其才尚可用，崇祯十七年八月，从阁臣高弘图请，“命原任蓟督王永吉戴罪总督山东军务，仍同陈洪范等料理酬北事宜”，“任事不效加等”。〔32〕王驰赴山东后不久，齐地即为清兵所陷。不得已，令王暂驻河上，料理战守，候陈洪范等归作为使臣北行，与满清办理外交事宜。后未果行。王因上疏弘光帝为父母请诰命，遭御史沈宸荃弹劾：“永吉拥兵近甸，不能勤王救败，惟知一逃”，继而“观望逗遛，徘徊淮海间，未闻荷戈，先请诰命。旧劳乎？昔日之罪无可逭；新功乎？今日之功无可录。且何急于荣父母，而缓于勤君上。”〔33〕言之甚当。后命王永吉专防江北，派往扬州总督高杰余部的监军侍讲卫胤文，甚至疏言以王永吉代史可法督师。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以王永吉为总督，兼河道，巡抚淮安、凤、庐等处。”〔34〕清兵围扬州，王永吉虽与刘良佐、刘泽清二镇合兵援扬，由于逡巡不前，扬州已破三日矣。王后降清，初为大理寺卿，后因满汉矛盾，几经起废，历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秘书院大学士，累官国史院大学士，管吏部尚书事。除《清史列传》将其列入《贰臣传》外，《清史稿》及《高邮县志》均有传。
    首句“昔日文山今铁山”，以欲抑先扬的手法，赞扬王永吉甫入仕途，就象宋代名臣文天祥（号文山）那样，政绩廉明，不避权贵，赢得人民的爱戴。如王永吉离北通州道台任所时，州人特建祠祭祀他。然而，曾几何时，昔日之文山却成了今日之铁山。“铁山”是指南宋大将张俊，高宗即位，任御营前营统制、江淮路招讨使，抗金屡立战功，曾与张浚、刘光世、韩世忠等一起粉碎苗傅、刘正彦的叛乱，并慨然请命讨伐叛将李成。据《宋史•张俊传》载：“俊遣步兵从间道直趋山椒，杀伏夺险，乘胜追至江州。成势迫，绝江而遁，号俊为‘张铁山’。”可见此人骁勇善战，不愧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称抗金四大名将，宋高宗把张俊与韩世忠视为“左右手”。号俊为“铁山”，自是褒义。“铁山”一词虽源于张俊，但此词已成“勇将”之喻。张俊勇则勇矣，然晚节不终。“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更有甚者，“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35〕张俊之骁勇与居心叵测均为客观事实，二者并不矛盾。讽王诗构思甚巧，“铁山”用在诗里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今日之铁山当然是指王永吉，王号铁山这是个巧合。且不说王是否曾以“铁山”自诩，或时人称誉，仅以其职责而言，总督为封疆大吏，应为国家的“铁山”、“干城”，应象文文山那样“从容伏质，就死如归”，〔36〕作一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死节之臣。“死节”，为保全节操而死。司马迁《报任安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然而，“千古艰难惟一死”，大敌当前，这位“铁山”却削发遁归，一个“还”字就否定了今之“铁山”，构成无情的嘲讽，堪称一字褒贬。“死节”与“还”对比强烈，何啻天壤。因此，褒义的“铁山”用在这里就是贬义了。“更有叠山能蹈死”，叠山，系指南宋谢枋得，世称叠山先生。“蹈死”，就死，赴死。《明史•忠义传序》：“迨庄烈之朝，运丁阳九，时则内外诸臣，或陨首封疆，或致命阙下，蹈死如归者尤众。”按《宋史•谢枋得传》载，谢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宝佑进士，宋末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元兵东下破信州，改换姓名隐居建宁唐石山，“日麻衣蹑屦，东乡而哭”。宋亡，居闽中，拒不仕，遗书曰：“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它志哉！”后元朝强之入大都，住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终不食而死。此句进一步以“嵚崎以全臣节”的谢枋得，与文山媲美，并称之义。再以“蹈死”与“还”对照，更增“文山”、“叠山”之高大，益显“铁山”之渺小。到此水到渠成，故作设问，今之“铁山”，无地自容矣。全诗以督抚的怯懦反映明季吏治的腐败。
    全诗虽非出自一人之手，然天衣无缝，了无痕迹，浑似一气呵成。以古况今，婉而多讽；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寓庄于谐，亦庄亦谐；以小见大，窥斑知豹。
    马士英出刘（宗周）入阮（大铖）时赋七绝一首：
    　　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
    　　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
    马士英，“万历四十四年，与怀远阮大铖同中会试”，〔37〕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成进士，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取公帑馈朝贵，坐遣戍。“寻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38〕当时以黄宗羲为首的复社名士甚恶大铖，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39〕后在复社的支持与帮助下，周延儒复出任内阁首辅，“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40〕求其起用马士英，得到周的首肯。于是，由礼部侍郎王钖衮推荐，周延儒“从中主之”，〔41〕马士英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甲申之变后，因拥立福王，入阁任东阁大学士，“权震中外”，〔42〕排挤史可法出阁往扬州督师。在马士英的力荐下，虽然经过了一番复杂而曲折的激烈斗争，阮大铖终于起用为兵部添注右侍郎。德高望重的左都御史刘宗周三次上疏弹劾马、阮，不被采纳。“士英既嫉宗周，益欲去之”。“宗周曰：‘大铖进退，系江左兴亡，老臣不敢不一争之。不听，则亦将归尔。’疏入，不听，宗周遂告归，诏许乘传。”〔43〕其实，马士英一开始也并非不想当正人君子，对东林贤者尚有一定感情，当他得知张溥辞世，曾“酹而哭之”。〔44〕但由于东林持门户之见过深，拒人于千里之外，高弘图、姜日广、刘宗周等一班位尊、权重、深孚众望的廷臣激之走险。如姜曰广与马士英就曾数诋上前，特别是姜愤而辞朝时，二辅臣竟于朝堂相诟詈，姜大骂马是“权奸”，马也回骂“汝且老而贼也”，〔45〕甚至发生斗殴，以致马与一班东林重臣形同水火，势不两立。马与东林有和解意，可以从其出刘（宗周）入阮（大铖）时所赋之七绝得到证实。
    马士英赋诗时不便明言，故以隶事用典入诗，用历史事件、人物寄托自己对东林的和解意。苏蕙，十六国时前秦女诗人，字若兰，武功人，苏道质第三女，善属文，年十六，嫁秦州刺史窦滔。滔纳能歌善舞的宠妾赵阳台。后苻坚以滔为安南将军，赴襄阳镇守，滔携阳台往，蕙不肯同行，滔去后，竟与蕙断音问。蕙悔恨自伤，因织五彩锦作《回文璇玑图诗》寄赠滔，题诗二百余首，凡八百四十字，以寄离思。其诗宛转循环以读之，纵横反覆，皆成章句，文词凄惋。滔感其妙绝，因复好如初，具礼迎蕙往襄阳，而归阳台于关中。
    这首七绝采用借喻的手法，盖以若兰喻刘宗周，职台喻阮大铖，而以窦滔（字连波）自喻也。用典富瞻多姿，贴切自然，耐人寻味。
    峨嵋僧遣徒远贻凤阳总督杨一鹏诗七章，仅传其五：
    　　其一
    　　谪向人间仅一周，而今限满恐难留。
    　　清虚有约无相负，好觅当年范蠡舟。
    　　其二
    　　业风吹破进贤冠，生死关头着脚难。
    　　六百年亦今一遇，莫将大事等闲看。
    　　其三
    　　浪游生死岂男儿，教外真传别有师。
    　　富贵神仙亦两得，尚牵缰锁是狂痴。
    　　其四
    　　难将蟒玉拒无常，勋业终归土一方。
    　　欲问后来神妙处，碧天齐拥紫金光。
    　　其五
    　　颁来法旨不容违，仙律森严敢泄机？
    　　楚水吴山相共聚，与君同跨片云飞。
    杨一鹏，湖南临湘人，字大友，万历进士，历官大理寺丞，削籍归。崇祯六年（1633年）以兵部左侍郎拜户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淮安漕运兼巡抚凤阳。当时，农民军“渐逼江北，兵部尚书张凤翼请敕一鹏移镇凤阳，温体仁格其议”。〔46〕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农民军首领聚集于河南荥阳，会后，决定“分兵定所向”，不仅分路防御明军的围攻，并且以主力进攻明朝兵力薄弱的东方。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部于正月十五日攻克凤阳，“焚皇陵，烧龙兴寺”，〔47〕斯时，“一鹏在淮安，远不及救”。〔48〕凤阳是明朝的中都，又是南北大运河的重镇，农民军袭破凤阳，明廷大为震动，“帝闻变大惊，素服避殿，亲祭告太庙，遂逮一鹏弃市”。〔49〕
    “一鹏初司李蜀中，上峨嵋，见一僧结跏趺殿上，与佛并座。一鹏异之，往问讯，僧曰：‘子非孩时不呱不泣者耶？’一鹏生时实有此事，大惊，执弟子礼。兼询终身事，则云：‘我凤阳人，汝六十时当与汝相见。’遂别。及为总督已二十余年，于甲戌（崇祯七年）九月间，有人夜击鼓如警报状，亟取入，则内有诗七章，仅传其五，细阅之，乃向所遇峨嵋僧遣徒远贻，讽其归隐也。一鹏不能决，但命赠其徒路资，笑曰：‘何以金为！’挥手去。未几，以流贼掘皇陵逮诛，赴市日，惟仰天叹曰：‘好师父，好师父！’至定辟，乃纪刑曹克家主笔，克家引盗陵树律，有‘虽无共盗之情’云云，似属牵合。而一鹏求稍缓，以待圣怒之解，克家不从，爰书不三日上，遂立决。”〔50〕
    其一，首句“谪向人间仅一周”的意思是人降生世间其生存不过一世罢了，即俗语“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而年华似水，人生短暂。次句“而今限满恐难留”接着说，大限将至，终究要撒手归去也。一、二句是这首诗的难点，大限将至者指谁？从事情的发展大约指杨。我未把“谪”看成由上界降谪凡尘，也未把“周”解成一年，只泛指一遭、一回等。三句“清虚有约无相负”，以曾有“清虚”共勉之旧“约”，劝其看破红尘，清静无为，以出世为宗。“清虚”，清净虚无。《汉书•叙传》：“若夫严子（庄周）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谵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四句“好觅当年范蠡舟”，劝其急流勇退，归隐江湖，要想善终，就应象当年的范蠡那样，带着西施，乘扁舟，泛五湖，变易姓名，不知所终。
    其二，首句“业风吹破进贤冠”，含义很复杂。“业”，梵语，包括身、口、意三方面活动，业有善、有恶，一般偏指恶业。联系“吹破进贤冠”看“业凤”，当是一股恶业所感之猛风、邪风及地狱中所吹之风。唐顾况《归阳萧寺有丁行者》诗：“业风吹其魂，猛火烧其烟”。所难确解者为“吹破进贤冠”。查“进贤冠”系古时士到侯所戴的帽子，朝见皇帝的一种礼帽，原为儒者所戴，有等级之差，始于汉，盛于唐，废于元，唐时百官皆戴用。《新唐书•车服志》：“进贤冠者，文官朝参、三老五更之服也。”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此句似指读书做官这条路是艰难的，也是危险的。元代为什么废除“进贤冠”？是单纯的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吗？恐怕也不尽然。众所周知，文人在元代只是二、三等公民，“九儒十丐”嘛！其实封建统治阶级坑儒者有之，以儒冠当溺器者亦有之，即使农民军领袖有时也不能免。以当时情况来说，党争、阉祸、君臣猜忌，使不少贤臣名将枉死狱中，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实在是历史悲剧。次句“生死关头着脚难”紧扣前句，“进贤冠”已被吹破，这就到了生死关头，弄不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三、四句“六百年亦今一遇，莫将大事等闲看”亦费解，姑且解为当今之世，朝政腐败，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灾祸踵接，就像上溯六百年前唐末、五代之交时的混乱局面，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如何抉择至关重要，切不可等闲视之。
    其三，开头“浪游生死岂男儿”是一反诘句，造成一种论辩气势。“浪游”，到处漫游。唐杜牧《樊川集外集•见穆三十宅中庭海榴花谢》诗：“堪恨王孙浪游去，落英狼藉始归来。”以浪游生，以浪游死，啸傲江湖，生死以之，难道这能算男子汉大丈夫吗？次句“教外真传别有师”转入劝导，请不要顾及儒家教义（入世——治国齐家平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去独师造化罢。三、四句“富贵神仙亦两得，尚牵缰锁是狂痴”，富贵（做官）、神仙（出世）是人的两种追求，如果为名缰利锁而恋栈那是狂痴呀！进一步指点迷津，宣扬消极出世的观点，具有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
    其四，一、二句“难将蟒玉拒无常，勋业终归土一方”，可用“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来解。“蟒玉”，即蟒衣玉带的省称，为古代贵官的服饰。明沈德符《野获编•教坊官一品服》：“武宗朝宠任伶人臧贤，至赐一品服，然虽萦蟒玉，而承应如故也。”“无常”，佛教谓世间一切事物不能久住，都处于生灭成坏之中，故称无常。“勋业”，功绩事业。《三国志•魏•傅嘏传》：“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这两句意为：古今将相，立下无数奇勋伟业，到头来还不是荒冢一堆草没了，即四大皆空。那些建立了殊勋的将相，死后充其量也只不过为这树碑立坊，旌表而已，如过眼云烟，稍纵即逝。那么，实在何方呢？三、四句“欲问后来神妙处，碧天齐拥紫金光”作了明确的回答，真正神妙的去处是，当蓝色的天空出现了万道祥瑞的光芒时，遨游太虚，出神入化，不知所终，亦即早登仙界，六根清净，那才是实呢！
    其五，首句“颁来法旨不容违”，声称诗是传法旨的，而法旨是不能违抗的。次句“仙律森严敢泄机”，故弄玄虚（峨嵋僧大约已获知某种情报，或已分析出义军动向，或已知杨处境危险，故而远贻），以天机不可泄漏为由，不肯明说。最后两句“楚水吴山相共聚，与君同跨片云飞”是目的，也是寻求的归宿。“楚水”，泛指古楚地的河流，北周庚信《庚子山集•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横弧于楚水之蛟，飞镞于吴庭之虎”。“吴山”，在浙江杭州西湖之东南，左带钱塘江，右瞰西湖，为杭州名胜。春秋时属吴南界，故名。金主完颜亮慕其山色风景之美，有“立马吴山第一峰”语。诗中之“楚水吴山”必非实指，系泛指仙人所居之地。峨嵋僧期待着与杨一鹏同登仙境，羽化而成仙。
    此诗于崇祯七年问世，其时正是崇祯动辄诛杀封缰大吏之时，因而此诗的出现，亦可视作对崇祯滥施淫威、草菅人命的抗争，或有瓦解云散廷臣的作用。而诗多不可解，峨嵋僧是何许人，与杨有何种关系，皆缺乏资料，待考。
    诗五章皆多用梵语，预言未来，如醉如狂，虚无缥缈，别具一格，不可捉摸。“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51〕因而要言妙道，令人神往。其次，“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52〕诗五章不假藻饰，不借用典，娓娓而谈，发人深省，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53〕之妙。
    周辅延儒绝命诗五律一首：
    　　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国法冰霜动，皇仁覆载洪。
    　　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替献今何及，留章达圣聪。
    周延儒，明常州宜兴人，字玉绳，“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性警敏，善伺意指”。〔54〕崇祯三年（1630年）拜大学士，起为首辅，“然延儒实庸驽无材略，且性贪”，〔55〕子弟家人横行不法。其弟周正仪仗乃兄势，招摇纳贿，贪官竟相奔走其门，悍吏倚为奥援，与不法脏官吴昌时过从甚密。“贿来不逆，贿歉不责。故门人亲故，自贿及为人行贿，不拒也。”〔56〕因而所引者皆招摇罔利之人。崇祯六年为温体仁所排挤，十四年复出任首辅，恩宠逾前。周与东林时仇时友，曾受阮大铖贿，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然而促成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主要由于他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周延儒复出，得复社魁硕张溥等之助不少。为了履行对张溥等人的许诺，“延儒奏罢厂卫缉事”，〔57〕于是，掌管厂卫的骆养性，便“与中官结，刺延儒阴事”，〔58〕把周作为大敌，窥间伺隙，投阱下石，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使他失去皇上的信任。十六年清兵入关，他自请督师，出镇通州，“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59〕“帝辄赐玺书褒励”，〔60〕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包不住火，“居数日，养性及中官尽发所刺军中事”，〔61〕帝大怒，延儒以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崇祯帝最后判定他的罪行为：“滥用匪人，遗误封疆，比昵奸险，营私纳贿”。〔62〕周自己“上疏乞哀，不许。法司以戍请，同官申救，皆不许。”〔63〕在吴昌时弃市不久，勒令延儒自经。当时有人作对联讽刺说：“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玉绳之颈，熟怜狐狗之躯？”〔64〕
    《绝命诗》作者周延儒，为明季误国巨奸，《明史》将其载入《奸臣传》，这首诗为自己涂脂抹粉，不值得一顾。他误国，祸民，说不上“渐报浅”与“作臣忠”，而崇祯帝对他，却称得上“恩深”、“主圣”，“帝尊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65〕然而周却既贪且狡，罪不可逭。“国法”、“皇仁”两句，既是绝望的哀鸣，又是求生的妄想，用的是欲擒故纵的手法。“冰霜”，比喻态度严峻，唐《李群玉诗集•湘中别成威阇黎》诗：“至哉彼上人，冰霜凛规则”。此句喻国法若冰霜般坚强有力，意谓王法森严，罪有攸归。这位多年沉浮于宦海，而且老于世故的大官僚，凭自己的“圆敏”、“灵颖”和长期揣测皇上心思的经验，要想得到皇上的宽宥，先要肯定法网难逃，这是故纵，是手段；而“皇仁覆载洪”才是本意，是目的。“皇仁”，皇帝的仁德。宋司马光《虞部刘员外约游金明光以贱事失期》诗之二：“皇仁听使欢娱极，白简从君冷峭多”。以“覆载洪”喻皇恩浩荡，仁德无比，用心虽良苦，却反使崇祯帝的态度更加坚决，拒绝宽赦周延儒。行将赐死的周延儒，装出一副忧民忧君的样子，第五句说“赤子”“可怜”是空话，第六句说“黄封”“宜慎”是废话。“赤子”，指子民百姓，按《汉书•龚遂传》：“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欲壑难填的周延儒，除了复出任首辅后，在张溥等人的一再敦促下，为了沽名钓誉，收买人心，一度“反体仁辈弊政”外，〔67〕何尝对黎庶有过半点宽容，此时此地说出“可怜惟赤子”这样的话，只能理解为鳄鱼的眼泪。“黄封”，酒名，宋代官酿，因用黄罗帕或黄纸封口，故名。后泛指酒。宋苏轼《岐亭》诗之三：“为我取黄封，亲拆官泥赤”。崇祯帝非但不好酒，且宵衣旰食，劝其“黄封”“宜慎”，岂非虚与委蛇，多此一举耳！“替献今何及”，是周延儒哀叹从此将永远失去了对皇上劝善规过，议兴议革的机会。“替献”即“献替”，“献可替否”的略语。进献可行者，除去不可行者，即诤言进谏之意。《左传•昭公二十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象周延儒这样的佞人，根本说不上这一点。他行将就木前阿谀之词仍不绝于口，冀望留下这首绝笔诗或可侥幸见怜于皇上。“圣聪”，臣下称颂皇帝明察的套词，谓其听之聪曰圣聪。《汉书•谷永传》：“永对毕因曰：‘臣前幸得条对灾异之效，祸乱所极，言关于圣聪。”素来以“应对票拟，机敏称上意”〔68〕的周延儒，殊不知崇祯帝此次必欲置之死地，无可挽回，“上疏乞哀，不许”，难道留下这首敷衍了事的绝笔诗就可以获赦？！简直是痴人说梦，枉费心机。
    这首绝命诗写得理屈、词穷、情伪，作者对死亡无限恐惧，妄想皇上法外施仁，免其一死，因而阿谀取容之姿可憎，摇尾乞怜之态可鄙，虚情假意之言可恶，痴心妄想之意可悲。南宋谢枋得有诗云：“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叠山唯其“义高”、“礼重”，因而终得以义灭身。周延儒爵以贿成，礼义沦丧，因而梦想偷生苟容，求生害仁。宋曾巩《咏柳》诗云：“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其周延儒之谓乎！三百多年以来，以周为人卑污，此诗虽工，亦不为人齿。志士仁人的绝命诗可以彪炳千古，而贪婪巨奸的绝命诗只能成为贻笑千秋的凄厉哀鸣而已，殊可悲也！
    《三坦笔记》中引诗十二首，是明季腐朽社会的缩影，它集中体现了朝政的混浊，帝王的淫威，辅臣的贪叨，督抚的怯懦，党争的激烈，吏治的腐败等等。笔者玩味原诗，旁稽史事，以诗论史，据史解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正确分析、理解、咀嚼、探讨这十二首引诗，对于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崇祯、弘光两朝倾覆的前因后果，牢牢把握住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是吏治的腐败这一前车之鉴，以此“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69〕不无裨益。
    注释：
    〔1〕李详：《三垣笔记•序》。
    〔2〕李清：《致冒辟疆书》。
    〔3〕《清史稿•李清传》。
    〔4〕唐陈熙晋：《骆侍御传》。
    〔5〕〔6〕李清：《三垣笔记•自序》。
    〔7〕《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
    〔8〕《三垣笔记上•崇祯•补遗》。
    〔9〕〔10〕〔11〕《三垣笔记上•崇祯》。
    〔12〕〔13〕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甲申殉难”。
    〔14〕〔15〕〔16〕《旧唐书•陆贽传》。
    〔17〕《尚书•舜典》。
    〔18〕《毛诗序》。
    〔19〕〔20〕清刘熙载：《艺概•诗概》。
    〔21〕清程允升：《幼学琼林•朋友宾主》。
    〔22〕《艺概•文概》。
    〔23〕〔24〕《明史•杨嗣昌传》。
    〔25〕《三垣笔记•崇祯》。
    〔26〕转引自清缪荃孙：《艺风堂别钞》抄本。
    〔27〕《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28〕〔29〕〔31〕《南渡录》卷一。
    〔30〕《三垣笔记中•崇祯》。
    〔32〕〔33〕〔34〕《南渡录》卷二、卷三、卷五。
    〔35〕《宋史•张俊传》。
    〔36〕《宋史•文天祥传论赞》。
    〔37〕〔38〕〔39〕〔40〕〔41〕〔42〕《明史•马士英传》。
    〔43〕《明史•刘宗周传》。
    〔44〕《三垣笔记下•弘光》。
    〔45〕《明史•姜曰广传》。
    〔46〕〔47〕〔48〕〔49〕《明史•杨一鹏传》。
    〔50〕〔56〕〔66〕《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51〕〔52〕清刘熙载：《艺概•诗概》。
    〔53〕李白：《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54〕〔55〕〔57〕〔58〕〔60〕〔61〕〔63〕〔65〕〔67〕《明史•周延儒传》。
    〔59〕《明亡述略》。
    〔62〕《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64〕计六奇：《明季南略》。
    〔68〕《三垣笔记中•崇祯》。
    〔6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