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专题：红色中国这90年

思维的习惯有时是一种枷锁，不但禁锢了我们的灵魂，也把我们原本和善的心蒙上了灰尘。在这个历经磨难、饱经沧桑的党身上。我们有理由看到光明，学会感恩。

试想是谁在这90年来将沉疴积重、任人宰割的东方大国从思想蒙昧中引领出来，唤醒沉睡的雄狮而扬眉世界呢？但我鄙视无端的将中国分为新、旧，因为这片土地收获辉煌、荣耀的同时也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与屈辱，都值得我们铭记于心，而不是喜新厌旧。感谢这个党，是因为他一路走来，于危难之际独担拯救民族的责任，而后又肩负复兴中华之宏图，在复杂时世中举步维艰、如履薄冰且不离不弃。走的这么不易，还有些悲壮。如果是一个人这么做，他一定是个英雄，现在是一个党，纵然有许多缺点，可付出甚至奉献这么多，还换不来一声称赞吗？

但歌功颂德不是本专题的主旨，尤其是当赞誉泛滥之时，上面说的不过是理解二字，因为理解了他的艰难，便能理解他的脆弱与敏感，理解了中国事务的复杂，便能体会到他不时的紧张和暴力。

不谈崛起

外交学者蛋疼的杜撰了“崛起困境”一词，指的是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恐惧感和不安感，而崛起国家在扩展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必然遭遇体系施加的限制，承受巨大的安全压力。其实不难理解，从沸沸扬扬的南海争端中就可窥一斑。崛起后对地缘有限资源的争夺、占有、支配的需求是必然现象，也是一个国际关系的常识。从不断升级的国防军备竞争到冷战延续至今的太空竞赛，所谓的“和平崛起”怎么看都有些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这样的崛起也缺乏说服力，当“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时，“崛起”不提也罢。

大国心态

崛起不是虚有其表、铺张炫耀，也不是穷兵黩武、逞强挑衅。崛起不仅靠举办几次世界性赛事就能实现的，崛起的基础是国富下的民强，藏富于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物质与精神上的整体跃升。这一点从日本和美国的复兴史中可以得到证明，只是他们国民提升的前提总逃避不了一个世纪左右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泪史。中国在解决了先富后如何带动后富成了一个大课题。如果自信的心态仅仅是源于垄断、权势与盘剥的扭曲产物，那么“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在信息社会中将加速变现。你只要在新媒体上浏览一番，很快就能觉察到症结所在，网民中没有崛起和大国自豪感，反而更多是对现实中的矛盾、不公、腐败、丑闻的诟病。这种普遍的揶揄自嘲、无奈、冷漠、愤世嫉俗的心态绝不应该是一个崛起中国家的国民本应具有的。

能理解并不代表敏感和反应过度就是正常合理的，盛世中国需要海纳百川的包容，这种思维不但要反映到处理国际关系中，对待本国问题也应如此。

过激反应的结果只会激发邻国对于中国崛起形成的威胁而不断增加的压力和对抗感。这对中国绝非好事。而在朝韩问题上的据理力争则是一个成功的外交范例，促使美国最终不得不认识到对朝鲜半岛的横加干涉是吃力而不讨好的。如果之前的姿态是“求同存异”，那么现在追求的应是“和而不同”，通过差异化的外交策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塑造独特的国家性格，进而形成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独特而独立、个性而自信、执着且宽容、积极而负责方能彰显中国精神。

勇抱变革

宽容的性格不仅体现在对待思想、文化、舆论方面，更应该应用于经济政治改革图新上，不但要正视历史，更要学会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汲取改革的营养和动力。其实我们走过的路别国也走过，我们即将走的路可能其他文明也已经走过。不能因为片面突出自身的特性而排斥基于共性的建设，一个不介意用德国人思想武装的政党，也不应拒绝世界其他先进文明的智慧，甚至包括失败国家的失败教训。始终以有容乃大的胸怀迎接新兴事物，从而实现自我更新，不断成熟超越自我，我们有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经历阵痛才能分娩新生，凤凰涅盘只有浴火方能重生，古老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历久弥新的精神，改革是其最大的给养，不要等到穷时才思变，历史证明这种情况下付出的代价要更大，更得不偿失。

道德困境

经常会在经济学家的博客中看到关于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规模庞大的贫民阶层，老龄化的迫近，投资拉动的GDP、公司治理还有腐败问题，其实这类问题分两种，一种是对未来的担忧，另一种是对当下困境的预警。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预言常常难以符实，而对当下的解读则由于缺少关键视角和宏观把握而流于偏激或狭隘。不过当一个民族都在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个推论是肯定的，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然治愈系红歌就不会唱便大街小巷。治愈神马？其实是社会道德上存在某种缺失，不然怎么随着生活水平、物质满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出现种种的变形，困惑愈来愈多，幸福感愈来愈少。

道德是政治的基石，脱离了道德的政治便只剩暴力和强权，政治不能失去对正义、自由、幸福的追求，可是，中国的国情是不断变化着的，主要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是悄然改变着的。所以寄希望拿懵懂年代的思想支柱来撑起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天空，看上去像刻舟求剑，恐怕不太切合实际。在中国经济短短几十年就发生天翻地覆变革下，人们无疑还来不及适应转变，所以像经济学上的“制度困境”一样，“道德惯性”产生的新旧道德观的激烈冲突把当下的人们驱逐到了疯狂的边缘。一些人不再敬畏上天和宇宙，变得肆意妄为、贪婪无度。而且财富分配上的制约客观上加大了贫富的鸿沟，弱势群体往往享受不到改革的成果，如何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可能是个缓慢的过程，可有一点很明确，要立足当下，而非重温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