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骨头坏死那里治疗好?:2010年:中国周边外交挑战和未来方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9:35:01
 2009年年底,笔者在撰写是年中国内政外交的年终专稿时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内政外交将进入一段为期两、三年的盘整期,其间中国在继续前进的同时,一些前些年为人忽视的深层问题将逐渐浮上水面。笔者同时也认为,若中国能在这段盘整期对内政外交的一些深层问题有所着手,则这段盘整期将不啻为未来中国走上更为自信道路的准备、调整和渐趋成熟期。

2010年中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似乎部分印证了这一点。本文仅就中国外交今年的际遇和未来挑战,作一些整理和点评。

危机集中,反思契机

       首先,2010年是中国在周边形势上经历严峻考验的一年。虽然今年没有如前些年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那样的重大风浪,但周边形势给中国外交提出的挑战,实际上已经逼迫人们直面中国崛起期对外战略的一些深层问题。

       2010年年初开始,从美台军售导致中美军事交流再次全面中断,到三月朝韩“天安舰”危机爆发后,美韩的黄海军演导致中国高调反弹,再到南海主权争议升温,夏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愿意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展开调停,直到九月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最后到十一月朝韩炮战导致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年拔弩张,中国周边形势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伴随其中的,还有中美就贸易、汇率问题和军力竞争展开的持续角逐。

整整一年的周边外交风波似乎有几个特点:一、东亚地区安全结构中原有的“火药桶”(如朝鲜半岛和中日关系)往往以突如其来的方式爆发,而且看似孤立,实则互有关联;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些长期结构性矛盾(如南海争议)往往在危机迭起的情况下突然升温,从而不但上升为与原有“火药桶”一样的主要矛盾,而且还会扰乱了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和视线;三、几乎所有危机的背后,都有另一个大国的清晰影子,那就是美国。

2010年的一系列周边危机看似偶然,其实带有相当的必然性。它们均来源于东亚战略格局的深层结构;其爆发虽然偶然,但形成、演变却为必然。而对中国来说,既然问题突然集中爆发,在第一年应对尚显被动之余,倒不如索性来个通盘、全面、彻底的战略反思,以此为未来几年乃至十年的战略从容奠定基础。

                      战略取向和议题重新排列

今天的东亚战略格局有两个清晰的特征,一是中国崛起,二是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一地区所有安全局势的错综复杂和应对之道,都离不开对这两个因素的研判。上述危机,有些并非直接以中国为源头,但却会将中国深深拖入其中(如朝韩危机),而有些则直接与中国有关(如中美、中日矛盾和南海争议)。

但跳出现象看本质,对中国的战略取向来说,万变不离其宗,需要直面和思考的有三个问题:一、如何准确定位中国高速发展期的对外战略取向?二、如何系统梳理中国周边众多结构性矛盾,并按照中国的战略取向重新排列这些矛盾的轻重缓急?三、如何准确研判“美国因素”及其对中国的阶段性正负面作用?

       以此眼光来看,中国未来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应继续寻求与国际社会的良性磨合,为中国未来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发展机遇。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间有些矛盾和压力并不以中国的良好愿望为转移,但中国如何对此进行研判、定位、应对和化解,却十分考验中国自身的底气和战略格局。

       在这一框架下,梳理中国周边的众多矛盾,并按照中国的长远战略取向对其进行轻重缓急的重新排列,就显得尤其重要。今天中国周边矛盾中的任何一个,若孤立地看都可被放大为天大的事情;若所有的周边矛盾都被同时放大,则势必使中国的外部形势陷入四面树敌,孤立无援的境地。进行轻重缓急的重新战略排列,并非放弃中国自身立场,而恰恰是在服从整体战略格局之下的伸缩有余的策略之举。

以此眼光来看,2010年在美台军售、美韩黄海军演、南海争议乃至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上的一些反应和相关处理,从整体战略出发,似都有重新讨论、思考和协调的必要。

                   准确研判和利用“美国因素”

中国周边战略一个日益明显的挑战,是如何评估“美国因素”。过去,“美国因素”对中国一直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如何利用其中的正面作用来化解负面作用,既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战略课题,也已日益成为中国处理周边局势时的战略挑战。

首先,从地区大的战略格局上说,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是两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狭义上看,两者必然是冲突的;但从人类大智慧的角度看,中美应当有信心和能力创造出两者从必然冲突走向基本相容的崭新模式。坦率地讲,近年中美所有的战略防备和前沿冲突,以及所有的冲突-妥协,再冲突-再妥协的周折,都是这一历程上的“成长的烦恼”。其间,双方的教训和经验,需要双方及时总结、梳理和提炼;而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冲突与合作兼有的特征,以及双方均以对方策略来决定自身策略的种种特点,都为新模式的孕育和诞生至少提供了客观土壤。

其次,从现实层面上看,对“美国因素”的评估,也离不开对中国周边战略议题的梳理和轻重缓急的重新排列。既然周边所有冲突都离不开“美国因素”,既然中美正在经历探索双方基本相容的“成长的烦恼”,那么对周边具体冲突议题的具体研判,也就带上了一定的战略色彩。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美关系不但双边议程各有主次侧重的演变,主次混淆往往会导致中美关系的停滞,而中美关系(包括军事关系)的停滞则又会导致中国周边局势的渐趋复杂;同时中美双边议程即便在未停滞期也时常与周边局势有意无意地挂钩。惟其如此,对具体议题上“美国因素”的研判和应对,在策略层面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工作。

当然,一个民族在实力上升期,无论民间、舆论还是军方和外交系统,似都有其内核十分合理的自信心上升现象。然而,民族实力上升期的转型过程,往往也是内外矛盾频生,因而尤其需要头脑清醒,并强化战略协调的时期。今年中国周边挑战給明年中国对外战略带来的启示是:一、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舆论和民间),似都需要有一个逐渐凝聚上升期战略共识的过程,其中尤其是培养一种自信与平和、进取与稳健兼有的心态;二、外交、军事、经济等部门似应加强协调,以服从中国整体的宏观对外战略。

                  对欧外交:中美关系的重要平衡

2010年中国外交的一个成功亮点,是取得了对欧外交的重大突破。中国领导人的法德之旅,以及英国首相在20国峰会前的北京之行,尤其是其间双方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战略潜台词,无不凸显了中欧领导人已开始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中欧关系是中美关系之外另一根重要的全球性平衡杠杆。在美中欧三足鼎立格局中,若中欧关系稳定了,那么中美关系再有大浪,其对中国的损害也将相对有限。同时,中欧由于不存在国家定位层面的战略冲突,因此更易在探索大国共荣模式上先行一步。在这一框架下,如何对中欧之间同样错综复杂的双边议题进行梳理和重新排列组合,中欧双方今年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未来不但应持续下去,而且还应为中美关系树立可资参考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