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唯一在陈立夫回忆录里享受单节待遇中共党员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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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本文摘自《广州文摘报》 作者：山旭  原题为：冀朝鼎：经济学家在“潜伏”

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又做过什么呢？

经济学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李约瑟称赞此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掌握货币政策发言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

加速国民党统治覆灭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某些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罗青长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新中国赴英讲学第一人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51年，冀朝鼎受邀访问剑桥大学并演讲，成为建国后代表新中国赴英讲学第一人。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4个月后，在伦敦举行了由100多位学界、经济界人士参加的悼念会。拉脱摩尔在长达2000字的悼词中，特别赞扬冀朝鼎在国民政府中“虽然获得了称心如意、纸醉金迷的官职，但他却没有腐化堕落，也从不对任何人阿谀奉承”。（据6月28日《大连晚报》、《瞭望东方周刊》山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