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银行操作风险案例分析:中国历朝方国政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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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国：
隋唐时期，在今云南地区错杂散居着许多部落，名号繁多，难以胜计。就种族来说，主要有白蛮与乌蛮。
唐初，乌蛮大体仍过着畜牧生活，还不会纺织，男女都用牛羊皮制衣，其社会发展较白蛮落后。从7世纪初叶到中叶，乌蛮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起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就是六个王国。六诏是：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境，因地居最南，故又称南诏；蒙嶲诏，在今巍山县北部，为蒙舍诏北邻；越析诏，在今宾川、风仪二县；邆赕(téngdǎn)诏，在今邓川县；浪穹诏，在今洱源县；施浪诏，在邆赕诏东北。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蒙舍诏张乐进求让位于为避仇来到南诏定居的细奴逻。细奴逻即位后，遣子入唐为质，以求得到唐的保护。
公元七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湖区北部。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因此仍依附于唐朝。唐朝为了抵御吐蓄，大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公元713年(开元元年)，玄宗封南诏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2月，唐打败吐蕃，攻下昆明盐城(今盐源)。六诏中的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依附于吐蕃，而越析诏、蒙崔诏及蒙舍诏(南诏)归附唐王朝。
到南诏王皮罗阁时，南诏实力最强，打算一统六诏。唐王朝为减轻与吐蕃接壤的边患，鼎力支持南诏统一各部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西洱河地区的白蛮诸部，取代了“白子国”，并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定都太和城(大理市南)。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无疑是唐朝统一天下的一个重要步骤，既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在云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白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嘉奖南诏皮罗阁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册封他为“南诏王”。
然而，南诏的野心没有就此终止。在统一六诏成功后，他们希望统治更大的区域，这就与希望周边小国相互制衡的唐朝发生了矛盾。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不久，利用滇东爨(cuàn)部的动乱，挥戈东进兼并爨部，与唐朝发生激烈冲突。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大败唐军。唐朝自天宝战争失利后，被迫退出云南。南诏迅速扩大势力，统一了云南。由于南诏打败唐朝主要依靠吐蕃的支持，所以，吐蕃对南诏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控制不断加强。自秦汉以来，汉文化已在云南深深扎下了根，但在天宝战争后，因唐王朝政治与军事力量退出云南，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有所减弱。
此后，南诏与唐朝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天宝战争后，吐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南诏不断增强，南诏的部分典章制度受到吐蕃的极大影响。但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是十分短暂的。不到半个世纪，南诏还是“弃蕃归唐”了。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南诏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与唐朝使臣举行盟誓，南诏之主异牟寻面对天、地、水三大自然神与五岳四渎之灵，率文武大臣发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南诏管辖的各部落首领也表示：愿归清化，誓为汉臣，永无离贰。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南诏印”；以南诏统领的疆域设置“云南安抚使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
自这次南诏再次归附唐朝后，南诏摆脱了吐蕃的抑制和压迫，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洱海地区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十赕是：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县古城)、大釐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在十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河蛮、僰、汉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青蛉、河蛮等蛮名也随之消失，就是唐代初期“乌蛮”、“白蛮”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
公元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南诏和唐的矛盾再度激化，不断发生战争。公元830年(文宗太和四年)，南诏攻陷成都，大掠男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公元877年(唐僖宗乾符四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瞬)即位，自号“大封人”。“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读“邦”，意义也相同。“封”、“邦”、与“僰”读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
在强大的唐朝的影响下，南诏迅速发展，参照唐制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政权组织，还实行了均田制度。南诏的纺织技术原来比较低，但自从成都的织工进入云南后，南诏的纺织技术就赶上了唐朝的水平。南诏的冶炼技术也相当进步，它所产的浪剑、郁刀、铎鞘等武器锋利无比，素负盛名。南诏的建筑大多模仿唐制。现存南诏时期的大理崇圣寺塔，巍峨壮观，就是由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的。
在南诏后期，大臣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公元902年(唐天复二年)，汉族大臣郑回的七世孙郑买嗣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长和”。在经历了“大长和”、“大天兴”和“大义宁”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大理国。
皮罗阁统一六诏之后，将统治中心从巍山(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迁到苍洱(即云南苍山、洱海)地区。从此以后以后，虽然南诏国国都在大厘(位于大理市喜洲镇)、太和城(位于大理市七里桥乡太和村西的鹤顶峰麓)和羊苴咩城(又作阳苴口草城，位于大理城南的苍山中和峰下)三地屡屡变动，但都是在苍山以东和洱海西岸两关(龙首关和龙尾关)之间，时间长达163年，没有大的变动。这是当时社会的自然、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迁都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地理位置的变动。一个政权，一旦有意识地迁移统治中心的地处，大多最终会选择一个比原来地处条件更好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在当时必然占有优势、有长远利益。这样的迁都。常常使政权走向强盛，走向巅峰。但是，迁都如果是由天灾人祸所逼迫，就常常是一个政权开始风雨飘摇，走向衰亡的征兆。殷商王朝早期曾经频繁迁都，直到盘庚统治时才最终定都在安阳(今河南)。此后，殷商王朝就进入一个有273年稳定发展，走向巅峰的时期。而东汉末年由于权臣作乱，都城被迫在董卓等人的命令下屡屡变迁，成为东汉灭亡的不幸标志。
对南诏而言，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是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选择。它的迁都，在自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明智的。
南诏之所以从巍山迁都苍洱地区，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南诏的发祥地巍山，地处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北端，在苍洱地区的南面。那里也有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平坦地带。唐代前期，那里土地肥沃，是种植禾稻的好地方。但是，巍山的气候，干湿季节分明，春季干旱非常严重。而且，周围峻峭的山岭阻碍了与外界的交通。更不利的是，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巍山一带瘴疠横行。瘴疠是指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在古代可以直接威胁人的生命。相比之下，当时苍洱地区两关之间的自然环境、交通和社会经济等发展状况远远优于巍山。将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无疑是最佳选择。
南诏迁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因素的驱使。当时，年轻的南诏充满活力，虽然它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基本统一了洱海地区，但这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发展自身，寻求扩展，壮大势力才是他们的理想。迁都苍洱地区10年后，南诏在唐朝与爨部的矛盾中插手并兼并爨部，而后又起兵叛唐，就是因为南诏原本就想扩张势力，迁都正是势力扩张的前提。定都于苍洱之间，进一步可以通好唐朝，退一步可以结交吐蕃；往东可以进占滇池地区,往西可以通过控制永昌，将更远的西方纳人南诏王的视线。
皮罗阁，这位智慧的南诏王，他在公元739年(唐开元二十六年)的迁都之举为他的继承者铺垫了一条通往巅峰的道路。皮阁罗首先把都城定在太和城。
太和城建在苍山佛顶峰和五指山之间的缓坡上。苍山的险峻在古城的西面成就一道天然屏障，洱海水域又在古城的东面隔出一片苍茫。要想逾越苍山和洱海都是非常不易的，因此，南诏没有耗费精力，像中国大多数城市那样建造方形城。太和城在修建上主要加强了南面和北面的防御力量，城墙主要建造南、北两道，西面向苍山敞开，以山为墙，东面向洱海敞开，以水为池。但太和城的内城金刚城的西半部城墙和外城南北城墙的西段，实际起到了西城墙的作用。
太和城的城墙主要为夯土筑成，在不同的地段，又根据地势、土质情况杂以岩石沙土。南诏人在建城墙的同时，再次利用了苍山的地势，在有的地段利用山坡与溪流相间所形成的沟壑，大大增加了城墙的高度；又以苍山奔流而下的溪水作为古城天然的城壕。这样，“以山为壁，以水为壕，内高外下，仰攻甚难”。
为了加强都城外围的防御，皮罗阁在太和城北的32公里处筑“龙口城”，用以阻绝北方的敌人；阁罗凤时又在太和城南面约13公里处，西洱河的北岸筑“龙尾城”，以抵挡南面、东面和西面的进攻。两座城池就像都城的南北门户，形成犄角之势，有效地保障了都城的安全。
关于太和城的宫殿和的遗存，目前大多无法确指。史书中记载的金刚城，是南诏的避暑宫，位于太和城的西端。今天，在城墙的西部已经发现有南北两个城门的遗址，在城墙西端有一个较大的夯土台基遗址，很可能就是当年南诏大型建筑的基址。不过，根据避暑宫所处的位置看，它地处全城的西端，并且处于全城的制高点上，所以，这座宫殿绝非一般的避暑宫，有极其明显的防御作用并且很可能有建中立极的政治寓意。
太和城的建筑极有特点。史书中记载说太和城的街区巷陌都是用石头垒砌而成，高有一丈多。这种以石头垒砌成的城墙、街区曾经连沿数里不断。这样一种用石头作为建筑原材料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如果你在大理古城漫步，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极具个性的建筑。这样的建筑风格朴实无华，以石头的本色构建出一种自然之美，和谐之美。
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第二座都城就是大厘城。
大厘城又名史城、喜州城、喜洲等。在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三个都城中，大厘城位于大理坝子中最为平坦的地方。早在唐朝初年，它就是一个人烟繁聚、交通便利的处所。所以，南诏以前的邓赕诏等及以后的南诏诏主对大理城都有一种偏爱。
大厘城原为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所居之地。公元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皮罗阁联合邓赕诏首领咩罗皮攻打河蛮，战胜后，咩罗皮分得大厘城。数月之后，皮罗阁又攻打咩罗皮，夺取了大厘城。
在南诏第五代国主阁罗凤时期，阁罗凤常常在邓川城、太和城和大厘城之间活动。在南诏第六代国主异牟寻时，就曾经于784～786间在大厘城居住过两年，当时叫作史城。到第十代国主丰祜统治时期，于公元827年(唐文宗太和元年)又建喜洲土城，并且将王宫迁到那里。遗憾的是，关于丰禧在喜洲的情况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甚至什么时候又回到羊苴咩城也不清楚。
无论大厘城为都的时间有多久，大厘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人烟繁盛，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这些一直是大厘城可以作为苍洱地区一个经济型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一座都城，无险可倚则是喜洲的致命弱点。所以，南诏以后，再也没有统治者将它作为政权中心的所在地。
羊苴咩城是南诏最终选择的都城。羊苴咩城北城墙依梅溪修建，溪水深沟成了天然的护城河，大理羊苴咩城城墙用土夯筑，残高约五米，长达一千五百米。据史书记载，大理羊苴咩城南城墙应在龙泉溪旁，但城墙遗迹不明显。
早在六诏与河蛮并存时期，大理羊苴咩城就是大理洱海地区一个较大的村邑，已具有城市雏形，是皮逻阁统一六诏、征服河蛮后占领的城邑。阁逻凤曾对大理羊苴咩城进行扩建，使其成了南诏的重要城镇。公元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南沼王阁逻凤死，因其子凤迦异早逝，而立其孙异牟寻为南诏王。此时，正值南诏、吐蕃联军进犯西川(今四川)，遭到唐将李晟(chěng)的痛击。吐蕃责怪南诏，贬异牟寻为“日东王”，使南诏降为吐蕃属国。异牟寻是一个饱读史书、有才智、得人心的人。他发现叛唐投靠吐蕃后受到了吐蕃的侮辱，因此希望重新归附唐朝，但又害怕吐蕃兴师问罪，便修建了三阳城作防御吐蕃城垣，并于公元779年将王都从太和城迁至羊苴咩城。
羊苴咩城和太和城一样，只有南、北两道城墙，西依苍山为屏障，东据洱海为天堑，形势十分险要。据《蛮书》记载，羊苴咩城方圆有十五里，城内建有南诏宫室和高级官吏的住宅。羊苴咩城南、北两座城门之间由一条通衢大道相连。城内有一座高大的门楼，在左右有青石板铺垫的高大台阶。从羊苴咩城南城门楼进去，走三百步就到第二座门楼，城两旁又有两座门楼相对而立。这两座门楼之间，是高级官员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的住宅。进第二道门，走二百步到第三道门。门前置放着兵器，门内建有两座楼。第三道门后面有一照壁，走100步就可以见到一大厅。这座大厅建筑宏伟，厅前建有高大台阶，厅两旁有门楼，厅内屋子层层迭迭。过了大厅，还有小厅。小厅后面是南诏王的宫室。公元856年(唐大中十年)，南诏王劝丰佑在羊苴咩城内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五华楼。这个巨大的楼阁周长有五里，高三十三米三，可容纳万人，是南诏接待西南各部落酋长的国宾馆。
南诏的国都从皮阁罗定都太和城，到了异牟寻定都羊苴咩城，是南诏政权的统治中心不断调整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虽然三座城都地处苍洱地区，但是彼此又存在差异。三座城池中，大厘城的地处最为平缓开阔，生活方便，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但是，当一个政权还处于扩展势力的阶段时，地势平缓在防御方面就是一种缺憾。与大厘城不同的是，太和城和羊苴咩城同处于苍山的缓坡地带，都是依山而立的城市，具有较好的防御能力。但羊苴咩城和太和城又有不同，羊苴咩城较太和城明显北移约7公里左右。这种北移有极大的合理性，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若对两城的地理环境细加分析，人们就会发现太和城虽然西倚苍山，东面洱海，但苍洱之间仅有一狭窄的区域。作为防御，这对太和城无疑是一种优势，但如果作为一座要发展的城市，它却是一种局限。羊苴咩城也是西倚苍山，有了防御的优势。在其往东一直到洱海之间的地区，是一片相对平缓和宽阔的空间地带。这一点，尤其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利于城市的发展。
南诏与唐王朝、吐蕃的关系时战时和，局势并不十分稳定，苍洱地区的北面一直是南诏政权重点防范之地。大厘城在羊苴咩城北约40里处，有先遇兵锋之患；又由于它地处平缓开阔地之间，在防御方面有明显不足。仅就一般城市而言，城市的地处、人口、产业、交通等对其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影响，但是作为政权的中心所在地，如果仅有经济发展条件而没有军事防御条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虽然大厘城比羊苴咩城、太和城有更好的发展条件，但是终究因为防御条件较差而被放弃。而南诏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最终以羊苴咩城作为政权统治中心所在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是由于羊苴咩城的地处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的优越性，使得太和城和大厘城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过它；而羊苴咩城不仅作为雄踞一隅的南诏国国都，也作为后来大理国的国都，行使着统治中心的职能，几百年而不衰。
公元748年(天宝七年)，唐朝立阁罗凤为云南王。为加紧控制洱海地区，唐王朝修筑安宁城，遭到爨氏各部反抗，唐王朝派兵将其镇压，阁罗凤随即拉拢爨氏各部，奏请朝廷谢罪。
为加强与爨氏部落关系，阁罗凤将女儿嫁给爨归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给爨崇道之子辅朝，南诏势力由此进入滇池地区。唐王朝认为此举于己不利，派李宓以反间计挑起爨氏内讧。在一场政治阴谋下，爨崇道杀死爨归王，爨归王之妻阿姹向南诏求救，南诏立即出兵杀死爨崇道父子。唐朝对此非常恼火，与南诏关系急剧恶化。
为了打击南诏，唐朝计划以皮罗阁另一子于诚节取代阁罗凤，并加倍征取粮税以削弱南诏势力。这时，云南太守张虔陀向朝廷告发阁罗凤谋反，阁罗凤起兵杀死张虔陀，占领了姚州等三十七郡。
唐王朝西川节度使杨国忠派鲜于仲通、李晖、王知进率兵八万，分三路进兵征伐南诏。南诏节节败退，向唐朝谢罪，并威胁要向吐蕃投降，被唐朝所拒。南诏于是向吐蕃求救，在吐蕃的援助下，南诏将唐军打败，吐蕃与南诏由此结为兄弟之邦。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南诏改元为赞普钟元年。第二年，唐朝派兵再置姚州，以贾颧为都督，发兵三万攻南诏。但贾颧被生擒，全军覆没。
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唐朝发七万唐兵再向南诏进军，结果再次大败，许多唐军战死。阁罗凤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于是，他下令修筑“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并在太和王都立大碑，刻石写上“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等字句。
唐军在天宝战争中的惨败，丞相杨国忠却向唐皇报捷。明代万历云南总兵邓子龙看了“万人冢”后感慨地写道：“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
唐末南诏战争爆发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唐朝末年政治腐败，不能较好地执行政策，以致激起与南诏的战争；有人则说纯属南诏政权的奴隶主统治阶级为谋求其阶级利益而战。这些见解，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未免失之简单化。唐末南诏战争的起因可分为“深隐层次”的因素和“表显层次”的因素两大类。两种因素互为因果，前者表现事物的实质，后者表现为前者的现象和反映。
从民族关系来看，自唐代以来，北方诸民族的强盛，构成了与中原关系的主要民族矛盾，常与唐王朝相抗衡者，前为突厥，后为回纥、高丽、吐蕃。几百年间，唐王朝与这些民族的战争，使自己陷入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状况。而中原能在这些战争中取得胜利，一部分原因是唐王朝国力强盛，军威壮猛，唐室君臣能发奋自强；另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突厥等民族本身的腐败、动乱所致：再一个原因，是由于另外的少数民族的兴起和强大，与原来的老牌少数民族政权有你死我活的矛盾。例如突厥之败亡，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突厥内部分化为西突厥、东突厥几部，加之天灾频仍，牧业不振，贵族奴隶主阶级又攻伐篡夺不止，无法倾全部精力和武装对付中原王朝的进攻。再者，与突厥接壤的部族回纥、薛延陀，此时乘机兴起，倾向唐室，共同反击突厥，这就给唐王朝一个可乘之隙。而回纥日后的灭亡，更是与吐蕃的壮大有关。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而吐蕃之兴起，则使唐王朝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因为在吐蕃为害期间，高丽战争还在进行。当时唐朝的首都在长安，西北成为全国武装力量部署的重点。高丽战争的输与赢，对唐朝的政治中心不会有直接的威胁。而吐蕃的壮大，则从西方直接虎视着关中。所以唐王朝理所当然地把吐蕃作为防御的重点对象。正是由于在西部被吐蕃所牵制，唐朝在东北的高丽战争不得已才采取了消极退守之策略。唐代的民族关系，正是在以上所述的互相牵制、递相隆替的情况下，向前进一步发展着。
到了唐文宗时期，西南的强大民族吐蕃开始走下坡路了。史称此期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新唐书·吐蕃传》亦说此时的吐蕃“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到了武宗会昌四年，唐朝进入了对吐蕃进行反攻的战略态势。“朝廷以吐蕃内乱，议复河湟，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先备器械粮糗，诇吐蕃众寡以闻”。从此以后，直至懿宗时期，唐王朝和吐蕃之间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以吐蕃的衰败和唐王朝的元气大伤而告结束。而在此期间，南诏政权却乘机崛起，给在对吐蕃战争中已无暇息的唐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南诏深知唐廷已极端虚弱，随时可寻机与唐决一雌雄，以不失壮大自己国力的良机，加以吐蕃已极度衰微，构不成对南诏的后顾之忧。所以在这种三方关系的力量消长现实面前，南诏具有发动战争和打得起这一仗的可能性与条件。由此而知，咸通年间的南诏战争，乃势所必然。
从南诏内部的情况来看，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特点，也决定了它与唐王朝战争的必然性。首先，南诏统一了六诏以后，国力日益强大。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开发洱海地区的经济，起子巨大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不但有了分工，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为奴隶主剥削广大奴隶提供了可能，并且由于国库充盈，为掠夺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城镇的出现和发达，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维护南诏的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它的政权结构的多民族性的特点，也易于产生统治与被统治的民族、部族之间的夺权和斗争，哪一民族要想在洱海地区站稳脚根，就必须打败对手，制约异族，并不断扩充疆域，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发展余地。其次，南诏政权组织的仿唐性，亦是决定其向内地渗透扩张的一个内在因素。它要求与唐疆合而为一，只不过不是以臣服的身分，而是以入主者的姿态来实现这个目的。再次，南诏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发展，也在某种因素上变成了这次战争必然爆发的动力。由原始生产方式一跃而受到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势必会使其内在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嬗变，而作为这种结构的敏感中枢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组织，便必将相应地作出满足其新形势下生产关系的种种需要之选择与决定。简言之，其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决定了它固有的军事扩张性质。加上如前所述的南诏统一后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与大唐帝国的冲突，乃成为势所必然之事。
从唐王朝这方面来看，为天灾人祸相寻，财政匮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遂导致国力剧弱，形成了南诏发动侵边的最佳时机。首先，是由于政治败坏，皇帝不行仁政，荒淫无度；大臣没有几个忠诚的，奸臣反而招摇过市。贪臣敛财，奸吏弄法，民怨沸腾。贵族与富豪也依仗特权为害乡里，从唐中宗时代起，歪风邪气愈演愈烈。唐懿宗执政后，更是日益败坏。唐懿宗这个人才质庸下，又不关心国事，只知奢侈享乐。有君如此，其臣可知。虽然有几位大臣尚属廉俭贞苦之臣，却或遭奸人谗挤，或已年老无用。可以说，咸通之际，唐朝统治已是出千疮百孔、奄奄一息，政权机器已难以正常运转了。不仅如此，从公元860年(咸通元年)起，天灾也屡屡发生，对困境中的唐朝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相互作用，造成了唐朝经济的溃崩。贫民或饿殍载道，或流散转徙，逃亡他乡，群起造反，形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局面。
唐与南诏尽管有和睦友好的日子，有利于西南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高，但由于双方各自的阶级利益，因此和睦只能是暂时的。
云南各诏原本因未能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无法与唐抗衡，只能臣侍唐朝。然而，随着皮阁罗统一六诏，随着唐朝与强盛的突厥、吐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南诏强盛起来，再也不听凭唐朝的摆布了。而且，对于与南诏的矛盾，唐朝没有正确处理矛盾，而是一味采用镇压的方法，致使双方关系遭到破坏，南诏击败唐兵，反叛唐朝，归附吐蕃。经南诏谋臣郑回和唐边吏韦皋等人的不懈努力，南诏终于在德宗年间与唐朝重修旧好，握手言和。以后半个世纪中，唐与南诏之间相安无事。然而，这数十年间；唐朝与南诏约定合攻吐蕃，南诏屡得胜利，而唐朝却一无所获，致使南诏又得以发展，才与唐朝再度发生战争。南诏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到唐宣宗大中末年，南诏便成了唐朝最大的边患。
唐朝始终没有对南诏的实力作出过公正客观的估价对南诏的威胁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把它作为唐与吐蕃战和关系的工具。南诏正是利用了这一时机，潜蓄暗长，乘机壮大了自己，从而成了新时期下唐王朝的新威胁。
在错误估计形势的基础上，唐朝对南诏采取了一系列破坏民族政策的行动。自公元829年(大和三年)的战争后，唐朝对南诏采取怀柔政策，但这个政策却—直未能兑现，反而连续发生唐朝守将破坏怀柔政策的事件和行为。种种事件，加深了唐与南诏之间的矛盾。
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断发生主战派占上风的变化。南诏王不能一人说话算数，而要受清平官们的制约。所以，就会出现前后诸王对唐态度不一的情况，如皮逻阁主和，而阁罗凤则主战，异牟寻则忽战忽和。到丰祐继位后，本来仰慕中国，主张与唐保持和睦关系，但掌握实权的大臣嵯巅并不执行主和政策，为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和夺取更多的财富而经常进攻唐朝，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战士们的拥护，尤其是得到新加入南诏的寻传蛮、骠蛮、施蛮、顺蛮、么些蛮等少数部族首领的支持。
总之，种种原因，使得唐朝与南诏无法和平相处，并造成了盛唐不强，南诏不弱的形式，难怪南诏这个西南小国能屡屡击败唐朝这个中原大国了。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内地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经历了一个地方政权更迭的动荡时代。直到大理国建立，云南才恢复平静。
郑回归化南诏，成为南诏大姓贵族的重要人物，郑氏家族也便在南诏繁衍。到第九代南诏骠信隆舜时，距郑回人南诏已140余年，郑氏家族也传到了第七、八代。按一般正常情况计算，这时的郑氏子孙已不下三、四百人、连娶进的媳妇，郑氏家族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已经发展成为南诏的大姓之一。
至今仍有郑氏家族聚居的白族村庄，也有奉郑回为本主的本主庙。大理城东门的清官庙是供奉郑回的本主庙，正确称之应为清平官庙，民国年间李根源先生曾为之题书“郑公祠”的匾额。洱海东岸挖色王氏一直传说：宾川郑氏历代与王氏认本家，来挖色共同祭祖。原因是郑回人南诏时是被王氏所俘，收为义子，更名王蛮利，所以王氏是发过相、发过王的家族。通过拜寄收义子，改姓联宗的习俗至今仍在白族中存在。
郑回在南诏久居相位，与蒙氏王室有特殊的关系，郑氏家族自己拥有优势的文化传统，因此子弟在南诏历代都有位居高位者，在南诏朝廷中形成一股文官家族势力。至郑回七世孙郑买嗣时，南诏骠信隆舜“又多嬖幸，好田猎，纵杀戮”，“失下人心”：郑买嗣又善于逢迎拍合，深得隆舜信任，得居首相地位，在南诏朝廷内广布腹心，又与高赞为首的高氏武装势力协谋．得以专断国政。
隆舜后期走上了荒唐帝王迷信神佛丹药的老路。沉溺于主持道场，练功法、服丹药．最后对这种百无聊赖的荒唐帝王生活感到索然无味，要通过服丹药人定成佛。郑买嗣便乘此机会秘密指使监臣(侍臣)杨登将隆舜害死。以伪造隆舜遗诏取得掌握全权的“国老”资格，将蒙氏王朝的王位继承人舜化贞完全当作了卑鄙的傀儡。以舜化贞为南诏骠信的五年时间只不过是王朝姓氏由蒙氏变为郑氏的过渡时期．此时郑买嗣已经掌握了南诏朝廷的一切权柄。当时机完全成熟，郑买嗣便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902年)农历7月，谋杀舜化贞，继之又谋害舜化贞的婴儿，清除了南诏王统的直系继承人，正式登上最高权位，完全代替蒙氏王朝，建立郑氏王朝。
南诏立国一百五十余年，促进了云南社会的发展，边缘各节度地区也得到了开发。各节度地区的中心地带也赶上了洱海区域的发展程度。分守各节度区的大姓贵族都拥有了自成体系的充足的经济实力；通过历次对外扩张战争，各自的军事实力增强，逐渐有了可与南诏王中央集权抗衡的资本。
郑氏得国，首先为其创造条件的是蒙氏王室自身的腐朽、衰败。其次是各自蛮大姓势力的膨胀和进逼。郑氏是白蛮大姓势力中居于有利地位的捷足先登者。然而郑氏大姓位居中央，虽有文官的行政握权优势，但缺乏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盾，所以要援引高氏势力作为后援，这也就是郑氏政权脆弱的原因。
郑买嗣得国后的举措是：
首先，杀蒙氏八百余口于五华楼前，根绝蒙氏复辟后患。
其次，仍定国名为“大封民国”，以顺应云南各族当时普遍白化的倾向。经过南诏的150余年的统一，互相频繁接触，融合，原来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行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状态，逐渐认可共称白人，白民，所以隆舜时便将南诏国自称为“大封民国”，意即白人之国、白民之国、大白国的意思。这一国名也顺应了白蛮大姓在国内占据优势地位的优势。郑氏王朝又定国号为大长和国，改元安国，表示要调和蒙氏王朝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国内形势。
第三，建立郑氏自己的社稷、宗庙，确立郑氏王统地位。一切政权机构仍按蒙氏王朝旧制运行。郑氏王朝实质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改变了王朝姓氏。郑氏王朝大长和国实质仍是蒙氏王朝南诏国的延续。
第四，将五华楼前蒙氏王朝所立的抚《运碑》改刻为《高公辅政碑》，确立支持其篡国的高氏白蛮大姓势力的地位，以调和内部矛盾和镇摄其余大姓势力。
第五，由于郑氏王朝本身的脆弱性，为了增加自己的强势形象，只好借助造神运动。立即建普明寺、又铸佛一万尊。一方面为超度蒙氏被杀的八百余口，以安抚人心；更主要的还是为郑氏王朝自己寻求神灵、佛法的庇护，为自己增添神圣的光圈。
公元909年(郑氏大长和国安国七年，后梁开平三年)农历8月，郑买嗣亡，子郑曼即位，时年二十一岁。郑买嗣在位七年。这七年都是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中渡过的。
郑曼即位时，唐朝已经灭亡，朱温篡权建立后梁王朝。中原军阀混战不已，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沙陀贵族军阀李克用父子在河东(山西)与朱温对峙。在四川为军阀王建割据，建立前蜀国。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郑曼依谋臣建议，贸然发起攻蜀。仓促调集大量军队，渡过大渡河，进攻黎州，为王建之兵所败。被俘、被斩杀、溺水死者众多，损失惨重。从此郑氏大长和国便再也无力向外发起武装攻击了。
郑曼攻蜀失利，转而向东方的南汉搞好关系。派其清平官郑昭淳为使到广州，以朱鬃白马为聘，向南汉求婚，要求和亲。南汉以增城公主妻之。通过和亲，南汉与郑氏大和国结盟。
在中原，朱温的后梁王朝在与河东沙陀军阀李克用集团的混战中失败而结束。李克用之子李存岛建立后唐王朝。在四川的王建前蜀割据政权于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二年)为后唐的魏王李继笈所灭。后唐魏王李继笈对云南的郑氏大长和国采取了友好的态度，派出了通好的使臣。公元926年(后唐天成元年)“供奉官李彦楷等云南使回……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七月，遣使入蛮。九月，西川奏：据黎州状申，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问，留信物十五笼并杂诗一卷递至阙下。”
郑氏的大长和国亦表示与后唐王朝和好的意愿。《五代会要》记：“初，郭崇韬平蜀之后，得王衍(王建后继者)”昔获(云南)俘数千，以天子命，令使入其部，被止于界上，惟国信与蛮俘得往。续有转牒，称督爽大长和国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转送黎州。其纸厚硬如皮，笔力遒健，有诏体。后有督爽陀酋(南诏官职名)、忍爽王宝、督爽弥勒、忍爽董德义、督爽长恒纬、忍爽杨布燮(南诏官职名)等所署。有彩笺一轴；转韵诗一章，章三韵，共十联，有类击筑词。颇有思本朝姻亲之义。语亦不逊。”
对郑氏大长和国的史料记载极少，从以上记载可以窥见以下一些情况：
1．郑氏王朝的政权机构组织形式、官制至郑曼时，仍一如蒙氏南诏国时无什么重大改变。
2．南诏自世隆以后不向唐朝称臣。郑氏王朝仍对后唐王朝不表臣属，但愿意以对等国地位与后唐交好、和亲。后唐方面也表示了友好的态度。据记载：后唐魏王李继笈被李存岛馋杀后，云南与中原王朝的往还断绝。
3．双方以大渡河为界。边界防范严密。大渡河北的黎州成为双方交往、中转的主要地点。
4．郑氏大长和国时，其国内文化风气比蒙氏南诏国时唐风更盛。因为郑氏家郑氏大长和国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对其边缘地区各部落失去控制能力。这些部落有的向中原各个割据政权联络，遣使贡方物，表示愿意臣服。可查到记录者有：公元926年(后唐天成元年)“熹州山后两林蛮都鬼主右武卫将军李卑晚差大鬼主傅能阿花等来朝贡，(后唐)明宗引见，加其官遣还。”另有“群舸郡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遣使至(后)唐贡方物”。又“昆明大鬼主罗甸王普露当乱世慕中国，亦率其九部落各遣入朝。”其西南境的开南、银生节度地区的茫部、和泥、蒲蛮等部落，亦如蒙氏南诏国后期处于各自为政的分离状态。
郑曼在政治上无什么建树，只知迷信方士、丹药，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神佛。迷十七17年中平均每隔一年改元一次。
公元927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郑曼因服丹药狂燥杀人，是年八月死。其二十四4岁的儿子郑隆瞌即位。
郑隆瞌即位二年后，公元929年(后唐天成四年)，剑川节度杨干贞欺郑隆瞌幼弱，假以朝见入都，杀郑隆瞌。立郑氏王朝侍中(宰相)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国。郑氏王朝大长和国结束。
从公元902年郑买嗣篡国到公元929年郑隆瞌被杀，共传三世，共存续了二十六年。这个短暂的郑氏王朝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软弱松散的王朝，谈不上文治，更没有武功。
康居国：
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里”，跟当时的大月氏属于同种，在汉朝初年国势颇盛，拥有现在新疆北境以及苏俄的中亚之地。到了晋朝之时，他们对于中国仍然十分归顺，曾经遣使入朝。唐代，这个国家仍然继续存在，被称为康国。
唐朝皇帝唐玄宗，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皇帝。他耽于声色，任用奸相权戚，以致安史之乱爆发，国中涂炭。中唐诗人反思此段史事时，常常竭力为玄宗开脱，说其荒政怠朝是内为玉环所迷，外为胡人所惑。
长安宫廷歌舞之盛多半与玄宗的喜好有关，君有好，下必有所献。其中就有来自西域康居国的一种舞蹈，叫作“胡旋舞”。
长安当时是亚洲的中心。中亚一带基本都在大唐的治下。中亚一带的民族能歌善舞，康居国也不例外，在长安乐师中，就有善弹琵琶的康昆仑来自康居。据白居易记载：“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新唐书?西域传》也记载：“康国者，一曰萨末健……国人嗜酒好歌舞……开元初，贡……驼鸟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康居国的歌舞早在开元之初就已经陆续进入长安。琵琶乐师康昆仑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入大唐皇家乐队的。
康居国跳“胡旋舞”的女孩们来到长安后，带来了独特的舞蹈——胡旋舞。玄宗似乎并不喜欢这样一种旋转激烈的舞蹈，但是，杨玉环却立刻喜欢上了胡旋舞。
《唐书·乐志》曰：“康居国乐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府杂录》曰：“胡旋舞居一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球上，其妙如此。”从上述记载与描述可知，只要看过维吾尔等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舞蹈的，几乎就可以想象出这种旋转舞蹈的形态来。少数民族的舞蹈很讲究舞者之间的交流，表达的是一种个人的情感，与皇家根据礼仪所需编排的程式化的乐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玄宗对这种舞蹈感到不自在，显然是与在这种舞蹈中舞者过于专注于自我表现，却不在乎如何去迎合皇帝有关。
白居易的《胡旋女》诗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两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康居国来的胡旋舞女们在玄宗面前卖力地舞毕，原想得到玄宗的赞赏。结果，玄宗的表现却是：“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玄宗有这种态度，胡旋舞女想进入大唐皇家梨园显然是不可能了。但长安毕竟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混口饭吃并不困难。康居国胡旋女在长安表演的效果大大出乎玄宗的意料，不但是民间风行胡旋舞，就连内宫妃子宫女中间也流行胡旋舞，特别是贵妃杨玉环尤其痴迷，天天在长生殿上练习胡旋舞。后来，不但宫里，就连官场上也流行起胡旋舞。胡旋舞成了长安城里最受欢迎的交谊舞形式。
胡旋舞的盛行闹出了乱子。杨玉环善舞，但胡旋舞跳得未必好，可巧有一个会跳此舞的人，正是杨玉环的干儿子安禄山。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正是他取悦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原因之一。安禄山造反，跟胡旋舞没有直接联系，但唐人恨安禄山，连带着就恨上了胡旋舞。
白居易就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令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在白居易看来，安史之乱的原因就在那一队无辜的胡旋女身上，这确实是太过荒唐了。无独有偶，元稹与白居易是一样的看法：“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噏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眄。柔软依身著珮带，徘徊绕指同环钏。”“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其谴。”
在元稹看来，这胡旋舞迷惑了唐玄宗，使安禄山趁机占据了长安。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胡旋舞教会众人逢迎拍马，以圆变之术侍奉君王，欺骗君王。元稹告诫人们，有国有家的人都应该远离胡旋舞，以免被迷惑。
杨玉环爱跳胡旋舞是史书记载了的，玄宗是否真的不喜欢就难说了。玄宗不喜欢胡旋舞的说法，恐怕也是后人刻意为玄宗掩饰的一种说法。大唐皇室本来就有胡人的血统，对于少数民族的舞蹈，向来是持开放心态的。况且玄宗之于歌舞的喜爱，没有理由说他会不喜欢。如果在胡旋女舞队的表演舞会上，玄宗没有表示出欣赏，那也可能只是假脸色给康居国的使臣看，以显示大唐天子的从容与见多识广。
元白诗中自然有他们的良苦用心，无非借胡旋之舞进劝诫之言，劝诫皇帝不要被“旋目与旋心”。只是如此一来，不免委屈了康居国的胡旋女。
今天，康居国留下来的胡旋舞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跳，又有哪个国家因为胡旋舞而灭亡了呢？
东汉时期，康居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领地很大。据《后汉书》记载，康居国西南都城与安息国相邻，东南与贵霜王朝的大月氏国相邻，北部奄蔡国、严国均已臣属康居，中部为康居国本土，形成中亚地区月氏、康居、安息三个大国鼎立的局面。
东汉时的西域，因东汉与西域三绝三通，西汉末的五十余国到东汉初，经过相互攻伐兼并，已形成莎车、于阗、鄯善三国并立的局面，其中莎车势力最大，中亚大宛国已经臣属于莎车。到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前，莎车又被于阗国攻灭。自西汉末王莽统治时，西域各国因对边疆政策不满，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西域，龟兹国渐渐崛起，势力扩展到疏勒。
早在汉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7～前54年)，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争夺霸主。乱世中，郅支单于向西扩展，后来被康居王接去，安置在与乌孙国相邻的地方，联手对付乌孙，搞得乌孙西部千里空无人烟，显然此时康居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汉书·陈汤列传》称：“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
郅支单于西迁康居时期，已经有相当多的匈奴人在康居定居。郅支单于的扩张也给康居提供了机遇。
郅支单于被汉朝剿灭后，康居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势力大增。汉成帝年间，康居国成了乌孙小昆弥的庇护地。当时，小昆弥子拊的弟弟日贰杀兄篡位后，因恐汉朝讨伐而逃往康居避难。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乌孙小昆弥末振将曾率八万余众北附康居，想借康居兵兼并大小两昆弥。
到永元九年(公元91年)后，北匈奴被东汉击溃，而且鲜卑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北匈奴又西迁康居，与郅支单于的残部会合。在北匈奴西迁浪潮的冲击下，康居被迫南迁到索格狄亚那地区，故而以后的汉文史料中往往将康居、粟特并称，并说康国为“康居之后”。北匈奴大规模西迁乌孙、康居是在公元二世纪中期。在康居南迁时，也有一部分匈奴人随着而来。这个时期，康居国北部的领土大为缩小，锡尔河以北地区被西迁的匈奴人占据。
班超平定西域各国叛乱期间，康居国对班超和东汉政权有过帮助，也有过阻挠。那时，班超率疏勒、于阗、纡弥等国兵一万余人攻破龟兹国姑墨石城。此时的康居、月氏、乌孙等国都有归附汉朝的愿望，想帮助班超并力攻灭龟兹，打通与汉朝往来的通道。后来，莎车王勾结疏勒王反叛汉朝，康居王曾派兵援助疏勒王，导致班超久攻不下。这个时期的康居和贵霜刚刚和亲结盟，班超派使者给月氏王送去厚礼，通过月氏王向康居王劝谕，康居退兵，并将疏勒王押到月氏，转送汉朝。三年后，疏勒王又向康居借兵打回来，占据一些地方，并与龟兹国密谋诈降，被班超识破诡计，遂将疏勒王处斩。此后，康居与汉朝之间相安无事。
东汉时期，康居国的强大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上在班超出使西域前后。康居国的强大比起同时期的贵霜帝国来要略逊一筹。
公元三世纪时，贵霜帝国开始衰落，沦为波斯萨珊王朝的控制之下，贵霜帝国在印度的领土也逐渐缩小。
晋武帝泰始年间(公元265～274年)，康居十分弱小，康居王遣使到晋朝献马，希望与新崛起的西晋王朝结交。
公元三世纪后，康居国已没有清晰的国界，史书中对康居自三国时就已称其为“粟弋”，专指当地居民的种类和地名了。
南北朝时期，嚈哒势力崛起，康居相对衰弱。嚈哒人西迁后，康居国就不复存在了。
史书上说，康居国姓温，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故康居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这就是月氏人被从河西走廊驱逐出来的事实。康居国又称“悉万斤”，即撒马尔罕，出于索格狄亚那的中心地区。在贵霜帝国强盛期，当地的月氏人很可能被委任为征服地的城长。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大部分都是昭武族的大月氏人。由于贵霜帝国的逐渐衰落，各地便分裂为许多小国。
公元357～367年间，由于柔然的崛起并争夺西域，嚈哒匈奴人又潮水般地涌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攻灭粟特、政府索格狄亚那就显得轻而易举。到公元四世纪二十年代，嚈哒匈奴人又南攻灭贵霜，从而成为中亚的强国，居于中国和波斯萨珊之间，这时的康居、安息、乌孙、花剌子模、罽宾、大宛等等汉代国家名称全都不见了。原来居住在中亚地区的匈奴人、康居人、乌孙人、月氏人逐渐融合同化。随着突厥人的涌入和突厥语的广泛流行，中亚各族都以作为各个因子被突厥这个庞杂部族所涵盖。中亚各国的昭武族人在臣属西突厥的前提下，保持了自己各地的小政权和民族根源，形成所谓的“昭武九姓”诸国。
在康居国近五百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很有建树的君王，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君王的名字。从西汉初期役属西迁的大月氏人，后来又受西迁的匈奴人蹂躏，最后臣服于西迁的嚈哒。即使康居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也得看月氏王的脸色行事。这些曾经割下古波斯王居鲁士头颅、也曾令波斯王大流士远征惨败、令亚历山大被迫穿上中亚服饰采用怀柔政策的中亚游牧人，在来自东方的的游牧人面前似乎都不堪一击，而且甘于臣服。康居人的政治才干甚至连昭武九姓都不如，其中的底蕴耐人寻味。
华严宗是唐初继法相宗之后成立的又一佛教宗派。它以《华严经》为宗经，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意旨。
华严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北方的地论学者和南方的三论学者，华严宗人自称的学统传承关系则以隋唐之际的法顺为本宗初祖，唐初的智俨为二祖，法藏为三祖。其实，法顺和智俨只是华严宗的先驱者，法顺基本上是一位禅僧，曾劝人读《华严经》，相传作有《华严五教止观》，在其止观法门中把《华严》摆在最高的圆教的地位；他的弟子智俨著述较多，大力阐述《华严》思想，并提出了“十玄门”这一华严宗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华严宗思想的核心是由法藏阐明的；华严宗的判教学说也是法藏提出的；在全国各地建立华严寺院，并普遍缔结宗奉《华严》的香社，也是由法藏推动促成的。所以，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是法藏。
法藏俗姓康，祖籍西域康居，祖先世代是康居国相，祖父迁来长安定居，从此入籍中国长安。所以说，法藏原本是康居人。
法藏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十七岁时皈依佛教，曾入太白山(在陕西郿县南)修行，学习佛经，回京后从云华寺华严大师智俨听讲《华严经》，前后九年。深受智俨赏识。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智俨临终时，曾嘱门徒提携法藏，认为他专心钻研《华严经》，是绍隆遗法的希望所在。两年后，武则天的生母杨氏去世，武则天将母亲的府邸改为太原寺，下诏剃度僧人。经过道成、薄尘推荐，法藏获准剃度，在太原寺出家。
此时，法藏只受了沙弥戒，在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奉诏在太原寺讲《华严经》。后来，又在云华寺开讲。皇上下旨命京城十大德为法藏授具足戒，并把《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字赐给他作称号，称为贤首国师。自此以后，法藏经常参加翻译、广事讲说和著述，大振华严的宗风。
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中印度沙门地婆诃罗来到长安，法藏往问西方的古德有没有关于佛一代教法的判释。据地婆诃罗说：印度那烂陀寺同时有两大论师，一位是戒贤，远承弥勒、无著，近继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立有、空、中三时教判；另一位是智光，远承文殊、龙树，近禀提婆、清辨，依《般若》等经、《中观》等论，立心境俱有、境空心有、心境俱空三时教判。地婆诃罗从印度带来的梵本中，有《入法界品》，法藏遂亲自和他对校，果然获得“善财求天主光等十善知识”和“文殊伸手按善财顶”两段，立即请地婆诃罗在西太原寺译出，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此后，法藏又奉诏和地婆诃罗及道成、薄尘等同译《密严》、《显识》等经论十余部，合共20卷。
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0年)，于阗沙门提云般若在魏国东寺译经，法藏也列席译场。提云般若译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法藏特为该书作疏，发挥新义。
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在洛阳大遍空寺重新翻译《华严经》，法藏奉诏笔受，后来补入日照法师所译两段。
武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重新翻译的《华严经》告成，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宣讲。他曾为武后讲新《华严经》，讲到“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等。武后听了茫然不解。法藏于是指着殿旁的金狮子作譬喻，武后于是豁然领悟。法藏把当时所说集录成文，叫作《金狮子章》。他还为了让不了解刹海涉入重重无尽义的学者开悟，拿十面镜子安排在八方(四方四角)，又在上下各安排一面，面面相对，中间安置一尊佛像，然后燃烧一支火炬去照着他，使学者通晓刹海涉入重重无尽的义旨。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义净等华梵十四人先后在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共同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21部，法藏奉诏证义。
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南印度沙门提流志在大内林光殿翻译《大宝积经》，法藏也奉诏为证义。新译的《华严经》，虽然增加了《如来现相》、《普贤三昧》、《华严世界》及《十定》等品，却脱漏地婆诃罗所补译的“文殊伸手过百一十由旬按善财顶”文。法藏用晋唐两译对勘梵本，把地婆诃罗的译文补在实叉难陀的脱漏处，于是得以文续义连，现行即此本。总之，法藏对于当时的译事，特别是《华严经》的翻译是有贡献的。
法藏前后讲新旧《华严经》三十余遍，中宗、睿宗都曾请他作菩萨戒师。公元712年(睿宗先天元年)，法藏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享年七十岁，葬在神禾原华严寺的南边。秘书少监阎朝隐为其作碑文，概略地陈述了他一生的事迹，这就是现存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
智俨所创教相和观行的新说，得到法藏详尽的发挥，才使一宗的教观建立周备。所以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世称他为华严宗三祖。
古格国：
西藏吐蕃王朝之后的六百多年间，一个名为古格的王国雄踞西藏西部，弘扬佛教，抵御外侮，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然而，三百年前，古格王朝突然由盛而衰，瞬间消失于茫茫沙海。偌大的王国仅留下恢弘的遗址和遗物——各类殿堂房屋四百四十五座，洞窟八百七十九孔，碉楼五十八座，各类佛塔二十八座，塔墙一道，防卫墙十道，隧道或暗道四条，洞葬一处，武器库一座，石锅库一座，大小粮仓十一座，供佛洞窑四座，壁葬一处，木棺土葬一处。总面积达七十二万平方米。古格，从此成为西藏神奇地域的谜中之谜。
在札不让的北面，有一个名叫“鲁巴”的地方，今天仍然是札达县的一个乡。藏语中“鲁巴”意为“冶炼人”。
传说，古格王国时期这个地方素以精于冶炼与金银器制造而闻名，当年阿里三围以托林寺为主寺的下属二十四座寺院的金属佛像与法器，都由鲁巴铸造。据说鲁巴铸造的佛像用金、银、铜等不同的原料合炼而成，工艺精湛，通体全无接缝如自然形成，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纯金佛像。其中，最为神奇的还有亿种名叫“古格银眼”的铜像，只有古格才能制作，更是被视为佛像中的精品，因为极少流传于世，所以尤为珍奇。长期以来，无人知晓其究竟为何物。自从考古工作者在此展开了一系列收获巨大的考古工作以后，这个消亡了三百五十年的王国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行者。
近十数年间，古格遗址周围不断发掘出的雕刻、造像及壁画等揭开了古格王朝的神秘面纱。
古格雕塑多为金银佛教造像，而遗存数量最多、最为完整的是它的壁画。古格壁画气势宏大，风格独特，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绘人物性格突出，用笔洗练，丰满动感的女性人物尤具代表性。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及受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古格的艺术风格带有明显的克什米尔及犍陀罗艺术特点。
古格盛产黄金白银，在托林寺、札不让、皮央东嘎都发现过一种用金银汁书写的经书，而且出土的数量极大。这种经书以文书写在一种略呈青蓝色的黑色纸面上，一排用金汁、一排用银汁书写，奢华程度无以复加。
最早对这座古城遗址进行考察的是英国人麦克活斯·扬。公元1912年，他从印度沿象泉河溯水而上，来到这里进行考察。此后便有探险家、旅行者、摄影家和艺术家们源源不断地来探奇访幽。但真正的科学考察是从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考察队开始的。
从山脚的入口沿着小径走，首先要经过四间古殿，即红庙、白庙、度母殿和轮回庙。山顶有一座坛城殿，要参观古寺需由工作人员打开门锁。寺内保存有许多精美的壁画，一些壁画上的金漆依然闪亮发光、光彩夺目。几间寺里以白庙规模最大，叫“拉康嘎波”。一些小洞窑内放着盘子大小的泥印佛像“擦擦”，是喇嘛到此修建时做的。据说除泥土之外，还混合了很多圣物。
白庙和红庙的面积差不多大，约为三百平方米，庙内墙上绘满了各种不同题材的壁画。白庙内有一幅吐蕃历代赞普和古格国王世系的壁画，非常珍贵。红庙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公元1038年阿里王意希沃迎请古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的壁画，画中一队舞女翩翩起舞，旁边有人击鼓吹号，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这些壁画虽时隔数百年，色泽仍很鲜艳。
山腰中有两条隧道连接，直通山顶。北面悬崖边上的通道，仍堆放着不少鹅卵石，残留着当年抗敌的痕迹。走过崖边通道，一再往北行，一个地面垫高，仅余四壁的院子，便是当年国王议事的宫殿。
山顶的护法神殿壁画主体部分大多为密宗男女双修佛，画风泼辣，用彩强烈。壁画下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地狱之苦，各式刑法惨不忍睹。边饰则是一长排数十位裸空行母、妩媚优雅，仪态万方，无一雷同。
在遗址的顶端，有一个不显眼的小门。沿台阶可深入山内。山内的通道很陡，只容一人上下。下行几十米后山洞扩展开来，有大小几十间房屋，多数只有1.8米左右高。最外层透气、透光，类似阳台，比较开阔。这里就是当年古格王冬天避寒之地，不过如今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
折回山腰，三间寺庙的周围，有十多个洞窑，其中还藏着古代武器诸如盾牌、盔甲和大刀长剑之类。干燥的天气，令这些文物得以完整保存。
从县城到古格路上的山上，出现一座一座土墙，这也属于古格的痕迹。
从古格遗址往山脚下步行约十分钟就到了干尸洞。干尸洞坐落于一岩壁之下，洞口离地两米左右，毫不起眼。洞内十分宽敞，深几十米，堆满无头干尸。据传洞的最尽头是喇嘛，紧挨着的是儿童，其次是妇女和男人。由于气候干燥，尸体没有完全腐烂干净，散发着一种怪味。关于干尸洞的传说有许多种，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是：当年古格兵败，拉达克人将宁死不屈的古格兵士斩去头颅，而尸骨则弃于洞中。
1997年夏季，我国在皮央遗址杜康大殿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铜像，才终于揭开了“古格银眼”之谜。这尊头戴化佛宝冠，四臂各执法器，结跏趺坐于兽座莲台，头生三眼，额上正中眼为纵目。三只眼的眼球都采用镀银的技法做成，在金黄色的铜像背衬之下银光闪闪，晶莹锃亮，这就是 “古格银眼”，的确名不虚传。由此可见，古格王国时期金属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藏的吐蕃国的末代赞普因为反对佛教被僧侣杀死，吐蕃国分裂，开始自相残杀。郎达玛的一个后裔逃到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国。这大约是公元九世纪时的事。
古格王朝的前身可以上溯到象雄国，王朝的建立大概从公元九世纪开始，在统一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瓦解后建立的，到公元十七世纪结束，前后世袭了十六个国王。它是吐蕃王室后裔在吐蕃西部阿里地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统治范围最盛时遍及阿里全境。它不仅是吐蕃世系的延续，而且使佛教在吐蕃瓦解后重新找到立足点，并由此逐渐达到全盛。因此古格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吐蕃王朝末代赞普郎达玛时期，灭佛毁寺，不少避难僧人远遁阿里。阿里地处西部边境，深受大食、印度的影响，加上又是苯教的发源地，所以便成为各种思潮、各种力量汇集之地。
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奥松与云丹也为争夺王室相互斗争，奥松之子贝考赞为奴隶起义军所杀，贝考赞的儿子吉德尼玛衮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带着三个大臣和一百多人，投奔阿里，并娶了当地头人的女儿。
公元847年，吐蕃王朝崩溃，西藏长期处于藩王割据局面。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朗达玛被一位僧人刺杀，内战纷起，四年后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先后曾出现大小七个王国，西藏长期处于藩王割据局面。吉德尼玛衮将阿里地区一分为三，分封给三个儿子，古格王国即第三子德祖衮的封地。
公元十七世纪中，古格王朝发生内乱，国王之弟请拉达克军队攻打王宫，王朝被推翻。古格覆亡后，并入拉达克(今克什米尔)一段时间，后被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重新收回。
古格王国的统治中心在扎达象泉河(朗钦藏布)流域，北抵日土，最北界可达今克什米尔境内的斯诺乌山，南界印度，西邻拉达克(今印占克什米尔)，最东面其势力范围一度达到冈底斯山麓。其都城札不让位于现扎达县城西十八公里的象泉河南岸。札不让北面的香孜、香巴、东嘎、皮央遗址，西面的多香，南面的达巴、玛那、曲龙遗址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
古格王朝的崇尚佛教，多次派人到克什米尔学经，翻译佛经一百零八部，得佛教之益，王朝历经数百年不衰。公元1042年，印度高僧阿底峡到阿里地区弘法，使阿里成为佛教复兴之地，佛教史称之为“上路弘法”。
古格在西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古代印度的许多重要佛教教义，就是从这里传入西藏腹心地区的，这里又是古代西藏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之一。
古格王国的都城建立在山上，十分雄伟，王国延续了好长时间，居民都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后来，葡萄牙人到了印度果阿，又从果阿来到位于西藏阿里的古格王国。葡萄牙传教士首先说服了王后，接着说服国王改信天主教。正在这个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寺院的喇嘛偷偷的和克什米尔人取得了联系，克什米尔人于是打了进来，与喇嘛们里应外合，古格王国就这样被推翻了。
克什米尔人在古格王国的废墟上烧杀抢掠，后来，驻守在西藏的厄鲁特蒙古人出兵把克什米尔人逐出西藏。时间大概相当于明朝末年。
不久前，人们在古格王国遗址的藏经洞里发现一个纸糊的面具(驱鬼用的)，糊面具的纸上竞然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经文，这一发现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想当初，当喇嘛们手里拿着撕碎的《圣经》，把它糊成驱鬼用的面具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大概非常得意吧。
古格王国最神秘的地方在于，拥有如此成熟、灿烂文化的王国是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彻底消失的。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人类几乎不知其存在，没有人类活动去破坏它的建筑和街道，修正它的文字和宗教，篡改它的壁画和艺术风格。它甚至保留着遭到毁灭的现场，唯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在公元十七世纪的时候，古格里面已经有了西方来的传教士，当时的古格王和古格的宗教领袖——其实是国王的弟弟矛盾比较深，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古格国王开始借助西方传教士的力量削弱佛教的影响。公元1633年，僧侣们发动叛乱，古格王的弟弟勾结了与古格同宗的拉达克王室利用拉达克的军队攻打古格都城，企图推翻古格王朝，于是一场残酷的攻坚战就在这里打响。
而建在一座山上的古格王宫是西藏防守能力最强的建筑，整个王宫只有一条隧道可以通到山上，从这里绝对没有可能攻打上去，而另外的地方全都是悬崖。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拉达克开始驱赶古格的老百姓在古格的半山腰修建一座石头楼，他们的想法是等这座建筑的和山顶一样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最终拿下古格了。
在古格的半山腰可以看到这座石楼的遗址，并没有修完，大概有十几米高。
没有修完的原因是因为,在修的时候，古格王出了变故。据说，由于拉达克人强迫古格的老百姓日以继夜的修石楼，老百姓在下面非常凄苦地唱歌，被国王听到了.国王非常难过，于是做出了决定，一种说法是，国王最后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国王一死，古格自然也就城破了；另一种说法是，为了挽救百姓，国王率古格投降了。
从历史记载上来看，似乎后一种情况更可靠。根据历史记载，古格的最后一个国王及全家都被拉达克人带回拉达克都城关进了监狱。
不管国王最后的下场怎么样，古格老百姓的结局却都很惨，古格下面的无头藏尸洞就是证明。
无头藏尸洞洞窟开凿在距地表近3米高的山沟崖壁上，洞口很小，宽0．8米，高仅l．2米。这个洞是一组三室洞窟，主室平面是不大规整的方形，面积约10平方米。后室和南侧室都很小，各有一个小洞口与主室相通，主室后壁上还挖有小龛。这两个洞室内都叠压着二三层尸体。
主洞室和两个小洞室内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三十厘米厚的散骨骼、破衣、碎布、绳子和小木棍等。骨骼非常杂乱，根本无法-一辨识每具尸体，粗略统计了残肢，估计洞内堆有三十多具尸体。
洞里的尸骨没有一具是完整的，都是身首异处，奇怪的是洞内没有发现一个颅骨，只找到两件下颌骨，更奇怪的是，洞里虽然看不到一具头颅和头骨的痕迹，但却找到许多发辫和绑扎着的发束，说明尸体本来应当是带着头颅被堆进洞内的，后来这些头颅却神秘地不翼而飞。在一些腿骨、脊骨上面，附着已经干枯的人皮和人肉，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完全脱水干化的干尸。
有近十具尸骨用藏式无领粗布长袍和毛质粗呢包裹，腰部紧系毛织绳，绳两端绕长袍将尸骨曲折捆绑成团。
根据乱骨堆中夹杂大量破衣、布块和多节毛织绳以及捆绑迹象分析，堆放到此的尸体最初全都是穿着衣袍，有些还裹着大块毛织布，用绳子捆绑成屈肢状放入洞中的。
关于这个“干尸洞”内的尸体，据说是古格与拉达克争战时，古格国王不忍心眼看着自己的百姓受累，于是与拉达克人达成城下之盟：同意投降，但不得伤害百姓！当古格国王和战士们放下武器之后，背信弃义的拉达克人却将他们全部押解至干尸洞前处以极刑，抛尸于洞内，并把所有被俘的古格子民掠往拉达克，将古格残酷灭国。
这确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但根根洞内发现的年轻女性的尸体，从考古学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似乎这又是一种有一定仪礼的葬式。
究竟这些尸体是古格王国时期的，还是古格王国以后的？他们的身分是贵族、战士，还是一般的平民？这种集体置尸于洞内的丛葬，是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葬式，还是一种惩罚性的手段？
但是，藏尸洞里的尸体远没有十万之多，而现在又找不到古格人的后裔，那么当日十万之众的古格人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另外，古格真的拥有十万民众吗？有人推断，古格王朝拥有数十万臣民，依据是古格曾经击退过印度号称十几万入侵雄兵；另有人推测，古格大约有几万人，光是古格都城就可能有一万人左右，否则无法供养奢华的王宫和繁多的庙宇；还有人极其谨慎，表示不能明确古格人究竟有多少，但古格绝不可能养活数十万、哪怕是几万人，古格都城可能只有五百人左右，因为现存的八百孔窑洞并非同时使用，而是旋塌旋建，再加上这里的生存环境恶劣，不可能养活太多的人。
古格王朝历代国王的传承世系是怎样的？古格的人口到底有多少？这些都是难解的谜。
从记载和考察的结果上看，战争造成的屠杀和掠夺并不足以毁灭古格文明。可事实上，硝烟散尽的古格王国却迅速恶化是主要的原因。的确，现在古格遗址一带沙漠化程度十分严重，当年能养活十万之众的绿洲，今天已所剩无几了。但是问题还是那十万人去哪里了，如果是迁徙走了话就一定会有后裔知道之后的历史。另外还有很多猜测，诸如天灾、瘟疫等，但都不足以使得繁荣富强的文明突然间完全彻底消失，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今天的古格故地，只有十几户人家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城市废墟，但是这些人也都并不是古格后裔。看样子，古格国的秘密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开了。
高句丽国：
高句丽，亦称高句骊，简称有句丽、句骊，又叫高氏高丽，公元前37～公元668年，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其人民主要是居住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扶馀人(包括沃沮人和东濊人)，靺鞨人及古朝鲜遗民。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南韩、北韩国，都声称高句丽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
高句丽王族姓高氏，有多种说法。在史籍《晋书》中记载：“朱蒙自以高辛氏之后，姓高氏”；在朝鲜史籍《三国遗事》中记载：“自言是天帝子，承日光而生，故自以高为姓”；在李氏朝鲜学者李承休撰著的《帝王韵记》中则记载：“朱蒙初诞，举国高之，故姓高氏。”不过，这些史料的记载都缺少置信度。
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记载，汉元帝刘奭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国。一些学者认为高句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成立了。“高句丽”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早在汉武帝刘彻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就已经出现在《汉书》中。而据史籍《旧唐书》的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认为高句丽国有九百年的历史了。
考察大多数的史籍，多认为高句丽国建于公元前37年或公元前一世纪中期，一些考古发现表明高句丽国最初的所在地，在公元前而世纪就有集权化的濊貊部落国家存在，不过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濊貊人曾自称为高句丽。史书中首次将高句丽和濊貊部落联系起来的，是史籍《汉书》中对发生在汉成帝刘骜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高句丽地区起义摆脱玄菟郡控制的记载，说明高句丽人在其成立的初期，其国民的主体是由濊貊人和扶余人组成的。据史籍《三国志》的记载，扶余和濊貊属同一族，说同一种语言。
据公元前四世纪的好太王碑记载，高句丽的始建者朱蒙是扶余国王与河神女儿的儿子。《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提供了朱蒙母亲的名字叫柳花，父亲是扶余国创始者天神解慕漱。朱蒙遭到带素的谋杀后，逃离扶余国(好太王碑说朱蒙是从北扶余逃出，而《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说朱蒙是逃出东扶余)，来到卒本扶余。朱蒙与卒本扶余国王的女儿结婚，后又成为卒本扶余国国王，创建高句丽国。(公元前36年)灭沸流国；(公元前33年)灭荇人国；(公元前28年)灭北沃沮。
中央集权化和早期的扩张(公元53～243年)：
前三国时代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从早期的几个濊貉部落国家很快扩张到汉江流域。(公元53年)，高句丽太祖王，将高句丽分散的五个部落设为五个州，实行集权化统制。(公元56年)，太祖王吞并东沃沮。后又吞并东濊一部分领土。随后，高句丽又对乐浪郡，玄菟郡和辽东发动攻势。完全摆脱汉朝的控制。高句丽的扩张与集权化，导致了与汉朝的直接武力冲突。汉朝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
高句丽与曹魏的战争(公元244～299年)
汉朝灭亡后，辽东郡被好战的地方土豪控制。高句丽主动与刚刚成立的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复兴与进一步的扩张(公元300～390年)
曹魏政权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七十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公元313年)，高句丽姜川王吞并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高句丽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北部。朝鲜半岛从此进入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公元342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公元3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新的法律出台。(公元372年)立佛教为高句丽国教，并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鼎盛时期(公元391～531年)
公元五世纪末时朝鲜三国时代的版图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六十四个城池，一千四百个村庄。后来好太王灭了后燕；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使百济成为高句丽藩属；瓦解了伽倻；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将新罗变为高句丽的保护国。就这样，在好太王时期，朝鲜半岛形成了一个长达五十年的松散统一局面。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面积已达到半岛面积的3/4。北部包括今中国东北大部分，东最远延伸到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
(公元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公元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公元五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内部纷争(公元531～551年)
高句丽在公元六世纪达到鼎盛后，开始逐渐地衰落。高句丽安藏王被刺杀后，其兄安原王继位。在安原王时期，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两政治集团对王位继承进行争斗。最后年仅八岁的阳原王登基。不过对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反对派的幕僚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上的控制。内忧外患，公元六世纪五十年代，高句丽北部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高句丽内部的幕僚争夺依然继续。(公元551年)，百济和新罗联合开始攻打高句丽。
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战乱：
公元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高句丽开始与隋，唐频频交战。高句丽与百济和新罗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很复杂，一回儿是友，一回儿是敌。
(公元551年)，百济和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丢失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精疲力尽。公元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
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除死。朝鲜半岛中部的战争，对朝鲜半岛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对百济的攻击使百济成了朝鲜半岛的最弱者。新罗由于霸占到了人口众多，富裕的汉江流域，给其日后扩张打下良好基础。相反，高句丽却因丢失汉江流域而国力大减。另外新罗获得汉江流域后，疆域到达黄海，使其可以和中国直接贸易和建立外交。这样新罗就不再依赖高句丽而是直接从中国学到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新罗与中国的直接沟通，与联盟最终在公元七世纪给高句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公元六世纪高句丽的扩张，使高句丽和隋朝的关系紧张起来。(公元598年)，高句丽攻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与隋朝的战争，不过隋朝不敌高句丽的大军。在随后的(公元612～614年)的战争中，隋朝都没有战胜高句丽。(公元612年)，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是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隋朝的百万大军从陆路和海上攻打高句丽但遭到高句丽的毁灭性打击，几乎全军覆没。(公元613～614年)隋朝再次攻打高句丽，但因杨玄感起义反隋炀帝和高句丽诈降交还叛逃的隋将斛斯政使得隋对高句丽的这两次战役取消。(公元615年)隋炀帝又打算再攻高句丽。但由于隋内乱加剧，攻高句丽的计划被取消。隋对高句丽的战争使隋朝国力锐减，加上国内起义和内乱。(公元618年)，隋朝灭亡。不过隋朝与高句丽的战争也消弱了高句丽的国力。
唐朝对高句丽的进攻起初很不成功，在无数次的战役中失守战略要点。在击败高句丽的盟友突厥后，唐朝与新罗联盟。(公元642年)高句丽将军渊盖苏文刺杀荣留王后，唐与高句丽的关系紧张。因为渊盖苏文对唐朝很有挑战性，在(公元645年)，唐太宗再一次对高句丽发动进攻，但高句丽在渊盖苏文和杨万春的带领下击败了唐军的入侵。唐损失严重。(公元649年)，唐太宗死后，唐朝又分别在(公元661～662年)发兵攻高句丽。虽然唐军的攻击给高句丽带来损失，但唐朝一直都没能战胜高句丽。
(公元660年)，高句丽西南的盟友百济被唐朝和新罗联军所灭。唐朝与新罗的联军在随后的八年里持续攻打高句丽。(公元666年)，渊盖苏文去世后，其长子渊男生到前方视察军情备战。让两个弟弟渊男建和渊男产留守平壤。渊男建和渊男产趁大哥不在诬陷他叛逃到唐，并逼高句丽宝藏王通缉渊男生。渊男生走头无路，只好投靠唐朝并被唐重用。渊男生率领唐军攻打高句丽，以期望能夺回大权。(公元668年)渊男生率领唐军最终灭了高句丽。
高句丽的语言：
高句丽灭亡之后衰亡，作为一种语言已不存在。有美国学者通过对《三国史记》中地理志部分的地名词语分析，认为高句丽语与日语有着相近的渊源。而也有韩国学者根据中国资料的记载得出，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东濊、百济(统治阶层)的言语属于同系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形成了扶余语系。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有韩国人无视记载高句丽语特征的历史资料严重不足的事实，声称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但这是没有充足的依据的看法。因为高句丽与新罗有着各自的形成史，他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在今天看来虽不远，但在古代其距离足以形成极为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而高句丽与新罗文化中的近似部分相当程度是由于他们都从中原文化中学习甚多所造成的。
中国学者则认为由于高句丽是一个集中了众多东北地区民族的边疆古国，所以高句丽人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语言，比如生活在高句丽统治下的靺鞨人所说的语言相比较于高句丽语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高句丽在其鼎盛时期的七世纪初叶也曾统治过部分契丹人、奚人。根据古代史书记载，其境内更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人。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可以推断至少高句丽的上层与文化人士可以听懂汉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并不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义。我们希望韩国学者能冷静的面对历史的事实，那就是：即便是同一语源、同一种族的人们，经过历史的发展，也往往会形成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同以古拉丁语为语源的古代欧洲人形成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而同为日耳曼人，就曾演化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所以，且不说高句丽的语言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弄清楚的学术悬案。即使是在同语言、同种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也都不是定义古代民族与今天特定民族专属继承关系的标准。高句丽在古代属于中华文明，所以中国对高句丽的历史继承是合理、合法的。而今天的朝鲜民族继承了一部分高句丽的土地与文物，也理所当然的对其有继承权。只是这种历史所有权是两国所共同拥有的。
高句丽人崇拜起源于中原的神物三足乌。把其当做最高权利的象征，要高于朝鲜龙和朝鲜凤。这与中原人有所不同。高句丽人对三足乌的这种崇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有体现。高句丽古墓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的四神崇拜、伏羲与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均体现了中原对高句丽文化的全面影响。同时高句丽的射猎、战争壁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所具有的尚武好战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图画在构图等方面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并无重大区别。高句丽壁画是反映高句丽在文化上属于中华文明体系的铁证。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古王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韩半岛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其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而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三十一世纪～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二、三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二～三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二世纪。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三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公元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666年的六百四十三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二百零五次。其中，公元32～423年的三百九十一年时间里，朝贡仅有十七次，平均二十三年才发生一次。而公元423～666年共朝贡一百八十八次，平均1.3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公元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公元六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五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要注意的是，“日据时代(公元1910～1945年)以后的朝韩观点”认为：“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高句丽国曾立国达七百余年，其独立性是很明显的。中国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立如此长的时间。如果高句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唐朝就不会帮新罗占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领土，并让高句丽人在中国东北部建立渤海国”。韩国人由此很为高句丽的历史自豪。
实际上，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这一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而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中国人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的规模很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特点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的历史与政治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八百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王朝已是高句丽的十余倍，汉王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达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余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七百余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不合理的。
统治者姓氏和民族的更替，更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有鲜卑族血统的杨氏隋王朝和有突厥血统的李氏唐王朝被汉族赵氏的宋王朝所取替。这被中国人认为是朝代继承。高句丽被新罗，王氏高丽取替也是同样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仅仅是指对朝鲜半岛霸主地位的继承。
统治者的姓氏和民族更替当然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问题是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只是继承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人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是以故新罗国为正统的。也即，韩国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学者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
崔瀣作为新罗国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后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
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目前中国境内，并不能说其只是中国的历史。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况且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朝鲜半岛。
至今，没有哪位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反倒是脉承日据文化的韩国在1945年以后，一直在企图用“排他性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韩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纵观今天韩国史学家们的“历史著作”，其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并不将少数民族视当作中国人，这种试图以“单一民族群体成国”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诸多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辽(契丹人)，金(女真人)”，而清朝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历史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朝、韩共同享有是可以的，而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离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这种荒唐至今竟然扩展到了将源起于长江流域百越民族的古老“端午节”作为“韩国独有的历史”，而受巨贿之后批准此“荒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竟然也没去想一想：中国的百越民族在年年过“端午节”时，朝鲜半岛上还荒无人烟，仅仅是熊、虎、狼、鹿的天下。
朝鲜许多王朝和国家，比如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都曾被中国中央封建统治阶级册封。这并不代表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种看法是对历史事实的混淆。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韩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朝两国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理，朝鲜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提醒那些朝鲜民族主义者，你们应该正视中原古代文化对你们民族的影响。你们割裂历史，用这个古国的历史文化来强调本民族的伟大是不理性的。而认为自己古代文化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更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逃避。在古代文化上，你们的祖先，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你们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今天的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
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韩国人、中国人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韩国更是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国家。难道我们要说韩国人与欧洲人文化相似，所以韩国人继承了欧洲人？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化的相似现象，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所以在朝鲜或韩国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
新罗人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或许有种族上的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韩国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
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都是传说。对檀君朝鲜真实性的攻击是不应该的。
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人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
中国以前一直认为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这也是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东北工程是利用学术搞政治。担心南北朝鲜统一后,韩国会提出领土要求。
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韩国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
高句丽灭亡后二百五十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朝鲜王氏高丽王朝源名于高句骊，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因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95％以上不重合，语言不同，历史年代跨度过大(超过二百五十年的差距)，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必须严正注意的问题。所以，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对于历史不能模糊，这也是防止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证据之一，不可偏谬。
王氏高丽立国于公元918年，指公元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综观这些史书的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佑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由于疆域被辽金阻隔，宋人普遍不清楚从唐朝灭高句丽到王建建立高丽之间朝鲜半岛发生了什么事。
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也未能免俗。他(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两百年间朝鲜是朝鲜历史上的统一新罗时期。这两百年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高丽”的国家。宋朝人以为高丽一直存在于朝鲜。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那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附于篇后。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三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三国志·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3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一，是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这是对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的基础。
二，是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虽然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三，是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
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
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公元372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这是因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
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公元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十五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国内的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九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朝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韩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2003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
《史记?朝鲜列传》中明确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高句丽国君主世系简表：
高句丽东明圣太王：高朱蒙，公元前59～前19年，亦称高邹牟、高众解、高中牟、高仲牟、高都慕。他是传说中高句丽的开国国君。约在公元前37年，高朱蒙在沸流水(今富河)畔之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建立了高句丽国。据《三国史记》所载传说，高朱蒙幼年便善于狩猎，七岁就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高朱蒙即为善射之意。他是河伯(即河神)之女柳花与天帝之子解慕漱所生之子，自小被东扶余的金蛙王收养。金蛙王于太白山南边的优渤水遇柳花，柳花自称与天帝之子解慕漱私通，因而被逐出家门。金蛙王甚觉奇异，将柳花幽禁于室中。柳花受日光照射而产下一卵，此卵走兽相避不食，禽鸟以翼覆盖保护，且刀不能剖，最后一名男孩自卵中破壳而出，是为高朱蒙。《三国遗事》、《魏书》及好太王碑文均有类似之记载。《三国史记》又记载，高朱蒙常与金蛙王的七个儿子一起游戏，比试射技高低。他们的技能不如高朱蒙，高朱蒙因此遭嫉恨。金蛙王之长子带素说高朱蒙非人所生，必有异心，请金蛙王除掉他，免生后患。金蛙王不听从，而给高朱蒙养马之职。很有心计的高朱蒙故意将骏马减食，让它消瘦，反将劣马喂肥。金蛙王没有察觉，挑选肥马自己乘坐，精瘦但其实是骏马的那匹就给了高朱蒙。后王子及诸臣又想谋害高朱蒙，高朱蒙与鸟伊(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逃走，路上鱼鳖浮出成桥为高朱蒙摆脱追兵。至毛屯谷遇三贤：克氏、仲室氏、少室氏，在卒本川(《魏书》称作纥升骨城)的沸流水建国。国号高句丽，因此以高为姓。时为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朱蒙时年二十二岁。公元前36年，高朱蒙降服上游国家沸流国，公元前19年去世，时年四十岁。葬于龙山，号东明圣王。太子类利继位。
高句丽瑠璃明王：高类利，公元前？～公元18年待考，或云孺留，高句丽开国君主朱蒙(东明圣王)的长子，母亲为礼氏。他在扶余出生长大。后来与母亲一同前往高句丽投奔朱蒙。朱蒙逝世后，于公元前19年继任为高句丽的君主。有关琉璃王及高句丽国君之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史记》。而在《三国志》、《魏书》中有关这段时期的记载与之差异颇大，故难以相合。高类利之父高朱蒙，原为东扶余人，弃国往南建高句丽。类利于东扶余长成后，与其母礼氏一同出逃至高句丽，并被立为太子。当时朱蒙封召西奴为妃，育有两子，分别是温祚和沸流，由于类利立为太子，两人地位不保，于是南迁，后来温祚另建了百济王国。
公元前3年，类利将国都从卒本迁到国内城。有一首诗名为《黄鸟歌》，相传是类利的继室雉姬与禾姫争宠，雉姬受禾姫之辱忿而出走，类利追之不及，有感而发所作，流传至今。其词曰：“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不论传说的故事正确与否，以此推论可知东扶余、卒本扶余(高句丽)和南扶余(百济)三者系出同源。王后：松氏，多勿侯松让之女(公元前？～前17年)；继室松氏，多勿侯松让之女(生卒年待考)；继室禾姬，鹘川人；继室雉姬，汉人。母不详；王子：高都切：琉璃王长子，原太子，公元1年春天正月时早逝；高解明：琉璃王次子，公元4年春天的二月被封为太子，公元9年被琉璃王赐死，遂自杀，年仅二十一岁；高武恤：琉璃王第三子，亦称高无恤，公元14年继任为太子，即后来之大武神王；高如津：《魏书》称作高如律、高如栗，公元18年夏天的四月时掉进水里后死亡；高解色朱：又名高解邑朱，即后来之闵中王；高再思：后来的太祖王生父。
高句丽大武神王：高无恤，公元？～44年待考，又名武恤，号称大武神王。他是高句丽第三代君主。琉璃王的第三子。在琉璃王逝世后，于公元18年继任为高句丽的君主。有关大武神王的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史记》。高无恤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在他还是王子时，就曾于公元13年在鹤盘岭击败进犯的东扶余军队。之后在他继位后的二十六年间，不断以武功开拓四方。在南向与东汉争权夺利、北方抗拒东扶余兼并吞食的斗争中，大武神王再次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选择，避开东汉与扶余，将高句丽拓展的方向转向毗连的朝鲜半岛北部丘岭山地。公元22年，大武神王五年，杀东扶余王带素，而未灭其国。公元28年，东汉辽东郡太守发兵讨伐高句丽。高无恤退入国都附近的丸都山城(今集安县西之山城子)据守。汉军围困了三个月，高句丽人粮食将尽，高无恤急中生智，以犒军为名，派人送酒和捉到的鲤鱼给辽东太守。太守以为城中粮草充足，只好退兵。高句丽躲过了第一次几乎亡国的厄运。四年后的公元26年，汉光武帝因偃武修文，重新册封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公元37年大武神王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七年后，汉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并划定朝鲜半岛上的萨水(今清川江)以南地区归东汉直辖，以北属高句丽统领。此后，高无恤逐渐将领地扩大到鸭绿江南岸，这一有远见的举措开创了日后高句丽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
高句丽闵中王：高解色朱，公元？～48年待考，亦称解邑朱，是高句丽的第四代君主。前任君主大武神王高无恤的弟弟。他于公元44年农历11月至公元48年在位。根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的记载，大武神王于公元44年农历10月薨去，当时太子(慕本王)尚年幼，所以他被推举继位。公元47年农历10月，蚕友(又作蚕支)部落的大加戴升率一万余家走往乐浪郡，向东汉投降。公元48年薨去，遗言中叫人把它埋葬于闵中原的石窟里，所以被赐谥号为闵中王。
高句丽慕本王：高解忧，???，公元？～53年待考，又名爱娄(??)、莫来(??)，是高句丽的第五代君主。是前两任君主大武神王高无恤的嫡子、前任君主闵中王的侄儿。他于公元32年农历12月被册立为高句丽的太子，公元44年农历10月大武神王驾崩时，由于年纪尚幼，所以并未有继位，其叔叔闵中王继任高句丽君主。至公元48年，闵中王驾崩，高解忧继任王位。公元49年农历2月，派遣将军袭撃后汉的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等四个郡。辽东太守蔡彤以恩义及信义向慕本王对质，并透过和亲使两国的关系得以回复。根据《后汉书·蔡彤传》的记载，为共同对付匈奴，东汉王朝对鲜卑及高句丽采取了怀柔政策，以赏赐拉拢二国向东汉朝贡。根据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载：慕本王为人凶残，不但没有容人之量，还对批评他的人加以杀害。因此在公元53年农历11月，被为侍从杜鲁刺杀死亡。由于他被葬在慕本原，所以亦以“慕本”来作谥号。
高句丽太祖大王(国祖王)：高宫。太祖王高宫在位时期，是高句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他除了将高句丽分散的各部实行统一以外，还与东汉王朝进行过多次军事较量，屡犯辽东，显示了高句丽逐渐强大的军事实力。几次较大的冲突有：公元105年春，太祖王派兵攻汉辽东郡六县，被太守耿夔击破，主将被杀。公元118年，太祖王与濊貊联合攻汉玄菟郡，攻华丽城。公元121年春，汉幽州刺史冯焕等击高句丽，被高句丽用诈降计打败，死伤二千余人。同年夏，太祖王合鲜卑共八千人攻辽东，太守蔡讽以下百余人战死。同年冬，太祖王合马韩、秽貊共万余攻玄菟郡，汉军得到两万扶余军之助，击退之。公元146年，太祖王袭扰汉乐浪郡，杀带方县令，掠太守妻子。公元146年，太祖王传位于次大王高遂成。根据《魏书·高句丽传》记载：“朱蒙死，闾达(琉璃王？)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莫来子孙相传，至裔孙宫”。然而，相对于之前四代君主的短寿，太祖王则有长达九十三年的统治时间，及一百二十岁高龄，这使日本历史学家井上秀雄在翻译朝鲜史籍《三国史记》时加注，表示怀疑在慕本王及太祖王之间，还有数代失落的君主没有被记载进史册。
高句丽次大王：高遂成，公元146～165年
高句丽新大王：高伯固，公元165～179年
高句丽故国川王(国壌王)：高男武，公元179～196年
高句丽山上王：高延优，公元196～227年
高句丽东川王(东襄王)：高位宫，公元227～248年
高句丽中川王(中壌王)：高然弗，公元248～270年
高句丽西川王(西壌王)：高药虑，公元270～292年
高句丽烽上王：高相夫，公元292～300年
美川王(好壌王)：高乙弗，公元300～331年
高句丽故国原王(国冈上王)：高钊，公元331～371年
高句丽小獣林王：高邱夫，公元371～384年
高句丽故国壌王：高伊连，公元384～391年
高句丽広开土王(好太王、永楽大王)：高谈德，公元391～413年
高句丽长寿王：高巨链，公元413～491年
高句丽文咨明王(明治好王：、文咨王)：高罗云，公元491～519年
高句丽安蔵王：高兴安，公元519～531年
高句丽安原王：高宝延，公元531～545年
高句丽阳原王：高平成，公元545～559年
高句丽平原王：高阳成，公元559～590年
高句丽婴阳王(平阳王)：高元，公元590～618年
高句丽栄留王：高建武，公元618～642年
高句丽宝臧王：高宝藏，公元642～668年
高句丽末王：高安胜，公元668～668年
东女国：
“东女国”是一个神秘、浪漫的女性王国，带有强烈的母系氏族社会烙印，曾经在历史上一度活跃，一度辉煌。直到唐朝时期，人们才对其有相当的了解。
按照唐朝人的记载，东女国在川西高原上，其地“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域，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船以渡”。东女国的中心是在茂州以西的弱水地区。
在唐朝事情，弱水屡见于记载。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裴行方计茂州叛羌黄郎弄，“西至乞习由，临弱水而归”。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剑南节度使郭虚已“将图弱水丁之八国”，以鲜于仲通为剑南行军司马。“收其八国，长驱至洪湖州”。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改洪州为保宁都护府，堑弱水为蕃汉之界”。当时的保宁都护府在今梭磨河上游的壤中一带。作为唐蕃分界的弱水，指的就是大金川的上游。
另据史籍《安多政教史》的记载，其水流经三杂谷之水，总称为弱曲,下游为大金川唐人所说的弱水，应当是指弱曲。东女王所在的康延川，就是隋朝时期记载的葛延，亦即清朝时期所称的噶喇依。其地素为“金川巢穴，形势险要”，大金川由北向南流经其前，和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完全一致。
位于东女国和雅州之间的白狼夷，其地在灵关道的南段，与雅州芦江县相邻，及今宝兴县境内。罗女蛮罗汝蛮，其地在白狼夷西南，及今石棉、九龙及其东南地区，东女国之境，东西九日行，大约五百里，其西界不超过瞻对和理塘。这个东女国是以大金川流域为中心，北与白狗、白兰相邻，东南与白狼、罗汝诸部毗连，西北则与多弥之地相邻。
作为东女国中心的大金川地区，就是近代嘉绒的本部。嘉绒亦即嘉莫绒,意为“女王的谷地”，显然嘉绒与东女国有关。嘉绒土司的祖先出自康的勃兰氏，原本臣属于隆重若的雅孙之王难磨之子森蒂，后辗转迁徙，至克罗斯纳波时，由于发生饥馑遂移居杂绒臣服于杂绒王。
勃兰氏，是一个以女性为蝇习的部族，所以克罗斯纳波也被称为克罗斯夹莫，当其王臣服于杂绒王之后，便被称为勃兰冈，汉文史籍则称之为弱水部落。这个弱水部落始见于隋文帝杨坚执政时期。从史籍《隋书·崔仲方传》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点据着杂绒地区的是白男(兰)王，克罗斯投靠的杂绒王就是汉文史籍所记载的白男(兰)王。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会州总管崔仲方镇压了男(兰)王。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得勃兰氏的弱冈家摆脱了董氏白兰的控制并向南发展，最终占据了今金川、小金、丹巴等地。由于勃兰氏是以女性为中心，所以唐朝人称其为“女国”，亦称“东女国”。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女王汤滂氏始遣使贡方物”。以此推测，东女国的形成大约是在隋、唐之际。
东女国的王族是属于象雄系统的部族，在史籍《安多政教史》中称其为“象雄勃兰之王”。这一族和早期吐番王室的关系极为密切，当吐蕃征服白兰、白狗等部落之后，东女国的势力急剧膨胀，从而形成“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的强部。
据《旧唐书·东女国传》的记载，东女国“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高霸是Gog yul的对音，也就是指哥邻的部族。在藏文典籍中，哥邻部族所在的杂瓦绒就被称为“女王的杂瓦绒”，因此，东女国的“高霸”实际是出自臣服天东女国的哥邻，是指董氏部族的“哥咱”。
哥邻部族的父族是董氏，母族是哥氏。从哥邻之地与白兰之地相重来看，作为哥邻父族的董氏应当就是白兰。哥邻的母族，显然就是东女国的女官“高霸”，其地位相当于宰相。白兰为吐蕃征服之后，实际上就成为了东女国的属部。由于东女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因而白兰的母族成为东女国的宰相。在外官僚，则以男子为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由于女性居于支配地位，所以藏文史料都是从母族的断承关系进行记载。其后，唐人亦采用其称谓。
东女国是由两部分组成：女王以康延川为中心，控制着大金川地区。以大金川上游为中心的西山八国，则是由诚服于东女国的哥邻所控制。东女国有大、小二王，其中小王之位，并显非仅仅是作为储君，其原因就是为了加强对西山八国的控制。
以女性为中心的东女国，大约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后，开始以男子为王。至公元八世纪未，东女国再次发生变化。唐德宗李适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遣使致书西川节度使斗皋，其中就提到“西山女王，见夺其位”。同年，东女王与西山八国投附大唐王朝，这显然和女王失位有关。据史籍《安多政教史》记载，嘉莫杂瓦红有三个不同的部落，一是嘉良族，二是属于象甲(Zhang rgyal)系统的象雄勃兰之王。三是称为杂绒王的哥彭。最初的强部是象波文，其后为拉色哥。
汉文史籍中记载的“嘉良”，是分布在大金川地区原土著部族。杂绒王就是隋朝时期所称的白男(兰)王，亦即唐朝时期所说的哥邻王。勃兰王则是汉文史籍所记载的东女王，这是属于象雄系统的部族。最初的强部象波，是指出自象雄的勃兰氏，也说是唐朝时期所说的东女王一族。后勃的次子是哥拉哥谷，就是哥王。
由此推测，大约在公元八世纪未，朗氏已控制了哥邻，并取代了象雄的勃兰氏，成为近代家莫杂瓦绒的支配部族。这样，曾经在历史上一度活跃的东女国便消失了
箕子朝鲜：(????，公元前1122～前194年)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汉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公元前三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兄弟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开国之君：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箕子，作为中华第一哲人，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箕子其人、箕子朝鲜其事，在国内外学界争论颇多，这之中既有书缺有间的问题，也有观点与方法论的分歧，而后一点更为突显，从而使古朝鲜史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
王国历史：
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后，商周交替之时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这在《史记·宋微子世家》、《尚书大传·洪范》中都有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国遗事》记载：“都平壤城(西京)。”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以致于箕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
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
根据韩国人的历史书《三国遗事》所载，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著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做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一共经历了四十一代君主，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才被灭。
出于民族主义原因，目前有一部分朝鲜韩国学者受九十余年日寇奴役的影响，学会了杜篡历史，因此不承认有箕子朝鲜的存在。
箕子开发古朝鲜考
古朝鲜地区，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
公元前十二世纪，殷商遗民箕子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箕氏王朝，传国九百多年；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卫满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国二百年，开发了半岛的南部。他们作为移民成了后来Korea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民俗资料，都可以证明箕子与箕氏王朝开发古朝鲜的历史。
1.古代中国的史书对箕子开发古朝鲜有明确记载：
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
西汉焦延寿在《易林》中记载：“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其曰：纣王末年(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进入商都朝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出狱后的第二年，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陈述了《洪范》九畴。武王听了，非常高兴，要重用箕子。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于是请求前往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
周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五十二岁。四年之后，箕子从朝鲜前来朝见周王，经过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箕子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并作了《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诗歌中的“狡童”比喻不听忠告的纣王。诗歌采用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
箕子到达古朝鲜地区以后的情况，在《汉书·地理志下》中记载得比较具体：“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在《后汉书·东夷传》中还记叙了箕子后代的情况：“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千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述。《三国志》注引《魏略》记述得更详细，而且记述箕准南逃以后，“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现在，该国的确既有箕姓，又有韩姓。
2.古代朝鲜民族的历史家也明确记叙了箕子开发古朝鲜，与中国史书的记载基本一致：
高丽王朝僧一然著《三国遗事》追述了朝鲜族始祖檀君的神话，并提到了箕子。书上说：天帝的庶子桓雄与化为女子的熊结合，生下“檀君”王俭，他就是古朝鲜全民族的共同始祖。现代韩国与北朝鲜仍然有时采用檀君纪年，即以公元前2333年为檀君元年。檀君御国一千多年以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就谦让地退隐了。
箕子开发古朝鲜的具体情况，该国史书《东史纲目》的记载比中国史书更详细。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写《东史纲目》时，不仅参考了中国的各种史书，而且广泛总结了该国《三国遗事》、《三国史记》、《三国史略》、《高丽史》、《丽史提纲》、《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等史书和历代作家文集的成果。他在《东史纲目》卷一记载说：“己卯(周武王十三年)，朝鲜箕子元年。殷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箕子，子姓，名胥馀。封于箕而子爵，故号箕子。仕殷为太师。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而囚之，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鼓琴以自悲。及周武王伐纣入殷，命召公释箕子囚，问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王乃问以天道。箕子为陈《洪范》九畴。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筑城郭。施八条之教。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初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设禁八条，其略：相杀偿以命；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为家奴，女为婢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售。是以其民不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其民饮食以笾豆。崇信让，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归附。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
按：据《高丽志》记述，箕子所筑平壤古城遗址，石筑周八千二百尺，土筑一万二百零五尺，高三十尺。
“箕子用殷田制，教民以田蚕织作。不三年，民皆向化。礼俗以兴，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以都邑之江比黄河，以其山比嵩山[注云：即大同江、永明岭]，作歌颂其德。韩氏百谦曰："余到平壤，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在，周然不乱。古圣人经理筹划变夷为夏之意，犹可想见。其田形亩法，与今孟子所论井字制不同。其中含球、正阳两门间区划，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而见之，有四田八区。四田，四象之义耶？八区，八卦之象耶？八八六十四，正正方方，其法象先天方图。噫！此盖殷制也！《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七十亩，本殷人分田之制。箕子，殷人，其画野分田，宜效宗国。”
“壬午(周武王十六年)，(箕子)四年，箕子朝周。箕子以素车白马[注：殷人尚白也]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不可，欲泣为近妇人，乃作《麦秀》诗以歌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人闻之，皆为流涕。”
“戊午(周成王三十三年，箕子四十年)，箕子薨。寿九十三。葬平壤北兔山。这里记述了箕子到朝鲜立国的情况。箕子率领五千人到达朝鲜地区之后，定都平壤，传播中原的文化，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制定了成文法，采用了类似殷商的田亩制度。”
该书还记载了和箕子后代(箕氏王朝)的情况。箕氏朝鲜王朝一直存在到汉高祖时代。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被燕人卫满灭亡。《东史纲目》列箕子传世图，说从箕子立国到箕准被卫满篡位，共历年九百三十年；箕准至马韩，称南康王，到被百济所灭，历年二百零二年，总共传世一千一百三十一年。它记载箕氏王朝的情况说：戊戌(周显王四十六年)，燕伯僭称王，侯欲伐，不果，亦称王。箕子薨，子孙世君东方，而年代无考。至是，燕易王僭号，欲东略地。朝鲜侯欲兴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亦止不攻。侯复称王。
“庚辰(秦始皇二十六年)，王否，服属于秦。寻薨，子准立。初，朝鲜称王，其后子孙稍骄虐。燕将秦开，尝质于东胡，胡甚信之，归以袭破东胡；攻朝鲜西方，取地一千余里，至满潘为界。朝鲜始弱。及秦并天下，王否畏秦，遂服属于秦，不肯朝会。否，箕子四十世孙也。寻薨，子准立。辛巳(秦始皇二十七年)，王准元年。己亥(汉高帝五年)，(王准)十九年，与汉以水为界。”
“丙午，(王准)二十六年，燕人卫满来降，拜为博士，守西鄙。汉燕王卢绾，反入匈奴；卫满亡命，聚党数千人。椎髻蛮夷服，东走出塞，渡水来降。说王求居西界故秦空地上下障，与诸亡命为国藩屏。王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戊申，(王准)二十八年，卫满叛袭王都，王南奔。满称朝鲜王，都王俭城。王攻破马韩，都金马郡。”
3.中国与半岛的考古发现，以及半岛的民俗，都可以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证明箕子开发古朝鲜的历史事实。
首先从有关考古发现看。檀君神话说，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与该国的石器时代相互印证。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与慈江道交界处，处于大同江与清川江之间。考古发现，公元前5000～前1000年初，朝鲜半岛正当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大同江正好流经这些地区而进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处，是很自然的事。
妙香山，正如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古代中国的泰山一样。檀君神话又说，檀君在箕子进入朝鲜后便移位隐居，正说明古代朝鲜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由神话时代转入了文明时代。《汉书》说箕子制定了八条禁令，标志古朝鲜社会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已快速地迈进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时代。
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个历史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朝鲜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十～前五世纪，主要遗址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这时代正好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朝鲜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而且，古朝鲜的青铜器和支石墓跟中国辽宁和山东的青铜器与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其次从该国古代的族源神话看。该国族源神话基本是卵生神话。高句丽国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罗国的始祖朴赫居世是卵生，新罗国的脱解王(姓昔)和金阏智也是卵生，新罗三大王族(朴、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驾洛国的六个国王也都是卵生。
这些神话本身，与中国卵生神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卵生神话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简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业，其后代曰孟戏、中衍，仍然鸟身而人言；直到明末清初，满族还有仙女吞鸟卵而生下清始祖努尔哈赤的神话传说。
据诸多学者考证，东夷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带，后来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东北迁徙，并达到朝鲜、日本等地。更有人认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为东夷分支。《孟子·离娄下》便说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我们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划为东夷范围，但它们与东夷诸族相互影响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因此，从卵生神话这个角度看，古代朝鲜与箕子所带去的殷商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再次从姓氏及有关考古发现看。中国《宋史·礼志》记载，宋徽宗封箕子为辽东公。宋朝罗泌《路史·国名纪》说：唐高祖武德年间“以辽为箕州”。今辽宁集安西有淇水县，辽宁新民一带有祺州。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铜鼎，腹内底壁铭文有“箕侯”字样。而且，箕子东去朝鲜时，在路经河北正定时留下了一支子孙，就是后来“鲜于”复姓的来源。《风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
朝鲜半岛的姓氏也一样可以作为证明材料。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姓氏中有箕姓，还有其分支韩姓、齐姓等等，他们都奉箕子为始祖，并到中国河南省淇水县朝歌镇的三仁祠寻根问祖。还可以从服饰、古代历法、风习等看。朝鲜族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见殷商尚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这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古朝鲜的历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该地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殷商有杀人殉葬的风俗，而《东夷传》等记载扶余国“杀人殉葬，多者百数”。《东夷传》还说，该国“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王”。这又使人想起《吕氏春秋·顺民》的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民乃甚悦”说明百姓认为汤这样作才对，否则就不对，也就是说把大旱归咎于汤。而且，《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还说，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话、民俗，各个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证箕子与殷商遗民对古朝鲜的开发。
4.从后代历史往前推，也可以证明箕子是古朝鲜地区的开发者：
《史记·朝鲜列传》明确记载说：西汉建立政权后，与古朝鲜以水为界。燕人卫满，是燕王卢绾的部下。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卢绾反叛，投降匈奴；卫满逃跑到朝鲜地区，后来夺取王位，建立了卫氏王朝，建都王俭城(今平壤)。吕后当权时，卫满曾经与汉朝的辽东太守约定，称为汉朝的“外臣”。卫满传国三代，至孙子右渠王开始与汉朝关系紧张。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使者涉何与右渠王反目，涉何杀死朝鲜的裨王长，右渠王派兵杀死涉何。于是，两国间爆发战争。元封三年，在汉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尼相参杀了右渠王投降。汉武帝把朝鲜地区划分为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并封右渠王的儿子长降以及尼相参等人为侯。以上史实，是两国学术界都承认的。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朝鲜通史》就是这样记述的：“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周灭亡，分裂为数国，互相混战。当时古朝鲜的侯也称为王，拥有相当的官僚机构和相当的武装部队……后来，秦统一中国，筑万里长城时(公元前214年)，古朝鲜的否王曾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后来，他的儿子准王收留北中国燕、齐、赵等国避乱和迁徙的居民，使住于古朝鲜西部地区，扩大了古朝鲜的领域。”“公元前206年汉统一中国后，修万里长城外的辽东故塞，以卢绾为燕王，与古朝鲜以水为界。公元前195年卢绾叛汉，亡命匈奴，其部下卫满聚众千余名，渡水入朝鲜。准王赐予博士爵位和百余里土地，令其统率亡命于古朝鲜西部国境之汉人。卫满在古朝鲜的西部境界扩张势力，于公元前194年袭击王俭城，驱逐准王，自立为古朝鲜‘国王’。”“汉四郡的设置对朝鲜各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汉通过乐浪郡，与朝鲜各部落之间的交易广泛开展起来了。考古遗迹发掘工作中(仅辽东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黄海道，直到庆尚道地方，都发现汉朝时代的文化遗物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如果不否认汉武帝灭卫氏王朝建立乐浪等郡的历史，那么，就不可轻易否认卫氏王朝取代箕氏王朝的史事。如果承认有箕氏王朝，就不可轻易否定箕子入朝鲜的历史记载。否则，箕否王、箕准王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我们利用史料决不可割裂。而且，根据先秦典籍记载，箕子是确有其人的。殷商的三个著名人物，比干被杀，微子封于宋，都没有疑义，为什么单独怀疑箕子去朝鲜呢？而且，如果没有去朝鲜，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资料提出箕子的其他去向呢？一部世界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和平的交流；一是武力的征服与反抗。箕子入朝鲜属于前一种类型；卫满的入侵与汉武帝的征服，是属于后一种类型。
箕子入朝鲜，奠定了中国和朝鲜半岛几千年文化交流与友好的基础。所以，古代朝鲜、韩国的传统史书，从来就肯定箕子的开发之功，并以箕氏王朝为正统；而对卫满则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箕子及其后代不仅对开发朝鲜半岛做出了贡献，而且已经融合为古朝鲜民族的一部分，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在其历史文献《东史纲目》众评论卫满说：“卫满未有积仁行德，徒以亡人以诈逐王准，夺之国而并之，不义甚矣！二世而灭亡，暴得者暴亡。何以传世久长，与礼箕并哉？”
元、明时期朝鲜三大诗人之一的李齐贤，在其《题长安逆旅》中，就明确地把自己的祖国称为“海上箕封礼义邦”；并且赞扬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是“河山万世同盟国”。其著名小说家金时习所写的《醉游浮碧亭记》，就是以箕准的女儿为女主角，作家通过女主角之口说：“卫满乘时窃其宝位，而朝鲜之业坠矣！”小说还写了朝鲜开国始祖救助箕准之女，使她成仙。其历史倾向性非常明显。
——朝鲜民族，曾深受日寇的侵害，这种历史伤痛是永远抹不去的！那么，如今的韩国“学者”却为什么还要步倭奴的后尘，以抄袭、纂改历史来体现一个张显无耻的民族形象呢？
箕子朝鲜君主世系简表：
箕子： 子胥余，公元前1122～前1082年
荘恵王：子 松，公元前1082～前1057年
敬孝王：子 询，公元前1057～前1030年
恭贞王：子 伯，公元前1030～前1000年
文武王：子 椿，公元前1000～前972年
太原王：子 礼，公元前972～前968年
景昌王：子 荘，公元前968～前957年
兴平王：子 捉，公元前957～前943年
哲威王：子 调，公元前943～前925年
宣恵王：子 索，公元前925～前896年
谊襄王：子 师，公元前896～前843年
文恵王：子 炎，公元前843～前793年
盛徳王：子 越，公元前793～前778年
悼懐王：子 职，公元前778～前776年
文烈王：子 优，公元前776～前761年
昌国王：子 睦，公元前761～前748年
武成王：子 平，公元前748～前722年
贞敬王：子 阙，公元前722～前703年
楽成王：子 懐，公元前703～前675年
孝宗王：子 存，公元前675～前658年
天老王：子 孝，公元前658～前634年
修道王：子立襄，公元前634～前615年
徽襄王：子 通，公元前615～前594年
奉日王：子 参，公元前594～前578年
徳昌王：子 仅，公元前578～前560年
寿圣王：子 翔，公元前560～前519年
英杰王：子 藜，公元前519～前503年
逸民王：子 冈，公元前503～前486年
済世王：子 混，公元前486～前465年
清国王：子 璧，公元前465～前432年
导国王：子 澄，公元前432～前413年
赫圣王：子 □，公元前413～前385年
和罗王：子 谓，公元前385～前369年
说文王：子 贺，公元前369～前361年
庆顺王：子 华，公元前361～前342年
嘉徳王：子 诩，公元前342～前315年
三老王：子 煜，公元前315～前290年
顕文王：子 釈，公元前290～前251年
章平王：子 润，公元前251～前232年
宗统王：子 丕，公元前232～前220年
哀 王：子 准，公元前220～前194年
桀燕国：
桀燕国是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之地，是原燕王、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割据的势力范围，故地位于今北京和河北北部，割据的时间为公元895～913年，正式称帝割据的时间为公元911～913年仅二年。
唐朝末年，刘守光曾因与担任卢龙节度使的父亲刘仁恭爱之妾罗氏通奸，被刘仁恭一顿棒打后，怒绝父子关系。
唐哀帝李柷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刘仁恭在城外大安山享乐，城中没有任何戒备，宣武将军李思安率军攻陷幽州(今北京)。当刘守光从城外率军进入击退李思安后，随即自称卢龙节度使，并派兵擒住父亲刘仁恭，将其囚禁起来。此后，刘守光与其兄义昌节度使刘守文不断自相攻击，到了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再擒刘守文，随后即将兄长杀害，同时兼有了两镇之地。同年，刘守光为后梁太祖朱全忠封为燕王。
刘守光本性平庸愚昧，在兼并义昌后骄傲自满，曾口出狂言：“我地方三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自认为父兄的失势都是上天所助，其荒淫和暴虐的程度与日俱增，而相邻的各节度使欲使其恶贯满盈，亦表现出畏惧卢龙的态度，刘守光由是有称帝之意。
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农历8月，刘守光不顾众将臣的反对，坚持要登极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应天，史称“桀燕”。
桀燕政权建立后，立即不断受到晋王李存勖的攻击。后梁乾化三年(桀燕应天三年，公元913年)农历11月，李存勖攻陷幽州，俘获被囚禁已久的刘仁恭，而刘守光在逃亡后不久亦被擒住。至此，桀燕国灭亡。
后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刘氏父子而人被献牲于太庙。李存勖在监斩刘守光时，刘守光至死求饶不绝。
东真国：
东真国是南宋、金国时期蒲鲜·万奴所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
蒲鲜·万奴，公元？～1233年待考，女真族，亦称布希·万奴、完颜·万奴；东海女真人。著名金国将领、东真国创建者与君主。
蒲鲜·万奴的活动，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在南宋宁宗赵扩开禧二年(金章宗完颜·璟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该年农历6月，南宋王朝大将皇甫斌率步骑数万由确山(今河南确山)、褒信(今河南包信店)分路攻蔡州(今河南汝南)。闻听另一战场的郭倬、李爽兵败，则退军至溱水(今河南汝水支流臻头河)而不敢进。
当时金国的平章政事布萨·揆(仆散·揆)派遣完颜·赛不及副统尚厩局使蒲鲜·万奴、深州刺史完颜·达吉不等以骑兵七千往击之。适逢溱水涨发，宋军扼桥以拒。完颜·赛不等人商定夜袭，当晚，由完颜·达吉不率骑兵涉水出其右，蒲鲜·万奴出其左，待两军全部过河后，完颜·赛不率副统阿鲁带以精兵直趋桥头，宋军不能遏，天明大溃。蒲鲜·万奴又率军断真阳路，阻劫宋军归路。诸军追击至陈泽，斩首两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
此战金军出奇制胜。蒲鲜·万奴在这次战斗中，负责左翼军指挥和阻击任务，所任职务为副统，所领职衔是尚厩局使。尚厩局使乃掌管皇帝御马的调匀牧养之官，从五品。蒲鲜·万奴因退敌有功，不久即被金国朝廷从南线调到北线，参加了抵御蒙军伐金的斗争。
南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发兵南下。金国为防范契丹人与蒙古结盟，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从而激起契丹人的反抗。
南宋嘉定五年(金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聚众十余万于隆安(今吉林农安)叛金，自称都元帅，次年自立为辽王，后归降蒙古。
卫绍王遣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应战，独吉·思忠不思备战之事，结果被蒙军大败于乌沙堡。农历8月，改命完颜·承裕主兵事。
蒙古成吉思汗与南宋王朝联手进攻金国抚州，取奉圣，直抵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这时，已经晋升为监军的蒲鲜·万奴与招讨使完颜·九斤等率兵，号四十万，跟随金军主帅完颜·承裕驻军于野狐岭下，以遏止蒙古军南下。但是，完颜·承裕畏怯，不敢与蒙军迎战，反而退兵宣平。当地土豪请以士兵作先锋，完颜·承裕也不敢用，但问此去宣德有无小路，而连夜领兵南逃了。第二天，金军至浍河堡，与尾追的蒙军交战，金兵大败，死者漫山遍野。乌沙堡之战，特别是浍河堡之战，使金军元气大伤。卫绍王并没有因此而深责完颜·承裕和蒲鲜·万奴等将官，只是“除名而已”。由于急等着用人，第二年，就又重新启用了他们。
南宋嘉定六年(金至宁元年，公元1213年)，完颜·承裕又被任命为元帅右监军兼咸平府路兵马都总管，领兵攻打耶律·留哥，蒲鲜·万奴作为他的部下，跟随到东北，开始了镇抚辽东的戎马生涯。当年，蒲鲜·万奴跟随完颜·承裕来到辽东时，耶律·留哥正领导着契丹人起义。
耶律·留哥起义叛金，使金国朝廷十分震怒。完颜·承裕、蒲鲜·万奴到来之前，卫绍王曾命完颜·弼为元帅左监军控御辽东，但是完颜·弼不愿守东京，请求募兵回军京师，卫绍王震怒，贬完颜·弼为云内防御使。于是，征讨耶律·留哥的任务就落到了完颜·承裕和蒲鲜·万奴的肩上。
蒲鲜·万奴来到辽东以后，两年内便与耶律·留哥打了两大仗，迁升了三职。
第一仗是在南宋嘉定六年(金卫绍王完颜·永济至宁元年，公元1213年)春，随同完颜·承裕来战耶律·留哥。据说二人奉命发兵六十万，号称一百万，直奔耶律·留哥而来。耶律·留哥估计自己抵挡不过金军，便驰报蒙古，成吉思汗遂命按陈等领骑兵一千来援。双方在迪吉脑儿地方(今吉林昌图附近)展开激战，完颜·承裕、蒲鲜·万奴军被耶律·留哥军杀得大败。战后，卫绍王再次原谅了二人，完颜·承裕改同判大睦亲府事、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则擢用咸平路招讨使。第二年，蒲鲜·万奴由招讨使迁升咸平等路宣抚使，不久又代完颜·承裕为辽东宣抚使。
第二仗是在南宋嘉定七年(金宣宗完颜·珣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由蒲鲜·万奴亲统大军征讨耶律·留哥。金军见耶律·留哥势力日益壮大，便遣温迪罕·青狗赴广宁，以重禄诱劝耶律·留哥归降，耶律·留哥不从。温迪罕·青狗见耶律·留哥势大，反而留下来臣侍于耶律·留哥。金宣宗大怒，便派蒲鲜·万奴领四十万大军前往征讨。这时候，蒲鲜·万奴已膺任辽东宣抚使，授秩一品，执掌镇抚辽东方面的大印了。蒲鲜·万奴发兵咸平，趋兵北进，与耶律·留哥大战于归仁县(今吉林昌图四面城)北细河上，金军又被打得大败。
从调兵遣将和投入的兵力可以看出，金国政府对于征讨耶律·留哥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两次大战均以金军的失利而告终。在这里，除了金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弱和战术指挥失误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金军将帅之间的互相猜忌、互不信任以至于战时不能互相支援。
蒲鲜·万奴在咸平路任宣抚使时，为了对付耶律·留哥，曾以军兴为名，调东北路招讨使完颜·铁哥骑兵两千，泰州军三千及其户口以充实咸平力量，完颜·铁哥却认为蒲鲜·万奴此举杯有异心，“拒不听遣”。等到蒲鲜·万奴代完颜·承裕为辽东宣抚时，即治完颜·铁哥不发军罪，“下狱杀之”，这就大大削弱了金军在辽东的力量。
不仅如此，蒲鲜·万奴杀完颜·铁哥，又引起了其他将帅的不满，“北京留守奥屯马，宣差蒲察五斤，上表金廷，说万奴有异志。金主疑三人私意不协。”他们本可在耶律·留哥出战时，从背后扰袭耶律·留哥的广宁老家，给耶律·留哥以牵制。但是，南北两方都因各怀心腹事而未能这样做。所以，蒲鲜·万奴的兵败也是很自然的事。
南宋嘉定八年(金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蒲鲜·万奴逃往东京，之后叛金自立，占领咸平(今辽宁开原老城镇)、东京、沈州等地，进攻婆速府路(今辽宁丹东)、上京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等地，在农历10月自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
南宋嘉定九年(金贞佑四年公元1216年)，受耶律·留哥和蒙古军木华黎的夹击，蒲鲜·万奴兵败，逃于渤海海岛。蒙古军元帅木华黎率军攻陷锦州后，蒲鲜·万奴投降蒙古。蒙古军撤退后，他又叛蒙自立。
南宋嘉定十一年(金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蒲鲜·万奴由海岛返回曷懒路(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改国号为东真，建都南京(今吉林延吉城子山古城)，又追随蒙古、高丽军围剿耶律·喊舍为首的契丹起义军。此后，一直割据辽东东部地区，辖有南京、恤品和开元三路，控制东至海(今日本海)、北抵松花江、西与耶律·留哥领地接壤的大片领土。
南宋理宗赵昀绍定六年(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蒙古大汗孛儿只斤·窝阔台四年，公元1233年)，蒙古大汗命皇子孛儿只斤·贵由及诸王孛儿只斤·按赤带率左翼军征讨蒲鲜·万奴，蒲鲜·万奴在仓促中抵抗，结果兵败被杀，东真国就此灭亡，其立国共十九年
隋唐时期，在今云南地区错杂散居着许多部落，名号繁多，难以胜计。就种族来说，主要有白蛮与乌蛮。
唐初，乌蛮大体仍过着畜牧生活，还不会纺织，男女都用牛羊皮制衣，其社会发展较白蛮落后。从7世纪初叶到中叶，乌蛮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起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就是六个王国。六诏是：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境，因地居最南，故又称南诏；蒙嶲诏，在今巍山县北部，为蒙舍诏北邻；越析诏，在今宾川、风仪二县；邆赕(téngdǎn)诏，在今邓川县；浪穹诏，在今洱源县；施浪诏，在邆赕诏东北。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蒙舍诏张乐进求让位于为避仇来到南诏定居的细奴逻。细奴逻即位后，遣子入唐为质，以求得到唐的保护。
公元七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湖区北部。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因此仍依附于唐朝。唐朝为了抵御吐蓄，大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公元713年(开元元年)，玄宗封南诏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2月，唐打败吐蕃，攻下昆明盐城(今盐源)。六诏中的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依附于吐蕃，而越析诏、蒙崔诏及蒙舍诏(南诏)归附唐王朝。
到南诏王皮罗阁时，南诏实力最强，打算一统六诏。唐王朝为减轻与吐蕃接壤的边患，鼎力支持南诏统一各部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西洱河地区的白蛮诸部，取代了“白子国”，并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定都太和城(大理市南)。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无疑是唐朝统一天下的一个重要步骤，既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在云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白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嘉奖南诏皮罗阁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册封他为“南诏王”。
然而，南诏的野心没有就此终止。在统一六诏成功后，他们希望统治更大的区域，这就与希望周边小国相互制衡的唐朝发生了矛盾。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不久，利用滇东爨(cuàn)部的动乱，挥戈东进兼并爨部，与唐朝发生激烈冲突。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大败唐军。唐朝自天宝战争失利后，被迫退出云南。南诏迅速扩大势力，统一了云南。由于南诏打败唐朝主要依靠吐蕃的支持，所以，吐蕃对南诏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控制不断加强。自秦汉以来，汉文化已在云南深深扎下了根，但在天宝战争后，因唐王朝政治与军事力量退出云南，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有所减弱。
此后，南诏与唐朝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天宝战争后，吐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南诏不断增强，南诏的部分典章制度受到吐蕃的极大影响。但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是十分短暂的。不到半个世纪，南诏还是“弃蕃归唐”了。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南诏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与唐朝使臣举行盟誓，南诏之主异牟寻面对天、地、水三大自然神与五岳四渎之灵，率文武大臣发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南诏管辖的各部落首领也表示：愿归清化，誓为汉臣，永无离贰。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南诏印”；以南诏统领的疆域设置“云南安抚使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
自这次南诏再次归附唐朝后，南诏摆脱了吐蕃的抑制和压迫，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洱海地区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十赕是：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县古城)、大釐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在十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河蛮、僰、汉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青蛉、河蛮等蛮名也随之消失，就是唐代初期“乌蛮”、“白蛮”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
公元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南诏和唐的矛盾再度激化，不断发生战争。公元830年(文宗太和四年)，南诏攻陷成都，大掠男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公元877年(唐僖宗乾符四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瞬)即位，自号“大封人”。“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读“邦”，意义也相同。“封”、“邦”、与“僰”读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
在强大的唐朝的影响下，南诏迅速发展，参照唐制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政权组织，还实行了均田制度。南诏的纺织技术原来比较低，但自从成都的织工进入云南后，南诏的纺织技术就赶上了唐朝的水平。南诏的冶炼技术也相当进步，它所产的浪剑、郁刀、铎鞘等武器锋利无比，素负盛名。南诏的建筑大多模仿唐制。现存南诏时期的大理崇圣寺塔，巍峨壮观，就是由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的。
在南诏后期，大臣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公元902年(唐天复二年)，汉族大臣郑回的七世孙郑买嗣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长和”。在经历了“大长和”、“大天兴”和“大义宁”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大理国。
皮罗阁统一六诏之后，将统治中心从巍山(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迁到苍洱(即云南苍山、洱海)地区。从此以后以后，虽然南诏国国都在大厘(位于大理市喜洲镇)、太和城(位于大理市七里桥乡太和村西的鹤顶峰麓)和羊苴咩城(又作阳苴口草城，位于大理城南的苍山中和峰下)三地屡屡变动，但都是在苍山以东和洱海西岸两关(龙首关和龙尾关)之间，时间长达163年，没有大的变动。这是当时社会的自然、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迁都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地理位置的变动。一个政权，一旦有意识地迁移统治中心的地处，大多最终会选择一个比原来地处条件更好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在当时必然占有优势、有长远利益。这样的迁都。常常使政权走向强盛，走向巅峰。但是，迁都如果是由天灾人祸所逼迫，就常常是一个政权开始风雨飘摇，走向衰亡的征兆。殷商王朝早期曾经频繁迁都，直到盘庚统治时才最终定都在安阳(今河南)。此后，殷商王朝就进入一个有273年稳定发展，走向巅峰的时期。而东汉末年由于权臣作乱，都城被迫在董卓等人的命令下屡屡变迁，成为东汉灭亡的不幸标志。
对南诏而言，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是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选择。它的迁都，在自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明智的。
南诏之所以从巍山迁都苍洱地区，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南诏的发祥地巍山，地处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北端，在苍洱地区的南面。那里也有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平坦地带。唐代前期，那里土地肥沃，是种植禾稻的好地方。但是，巍山的气候，干湿季节分明，春季干旱非常严重。而且，周围峻峭的山岭阻碍了与外界的交通。更不利的是，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巍山一带瘴疠横行。瘴疠是指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在古代可以直接威胁人的生命。相比之下，当时苍洱地区两关之间的自然环境、交通和社会经济等发展状况远远优于巍山。将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无疑是最佳选择。
南诏迁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因素的驱使。当时，年轻的南诏充满活力，虽然它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基本统一了洱海地区，但这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发展自身，寻求扩展，壮大势力才是他们的理想。迁都苍洱地区10年后，南诏在唐朝与爨部的矛盾中插手并兼并爨部，而后又起兵叛唐，就是因为南诏原本就想扩张势力，迁都正是势力扩张的前提。定都于苍洱之间，进一步可以通好唐朝，退一步可以结交吐蕃；往东可以进占滇池地区,往西可以通过控制永昌，将更远的西方纳人南诏王的视线。
皮罗阁，这位智慧的南诏王，他在公元739年(唐开元二十六年)的迁都之举为他的继承者铺垫了一条通往巅峰的道路。皮阁罗首先把都城定在太和城。
太和城建在苍山佛顶峰和五指山之间的缓坡上。苍山的险峻在古城的西面成就一道天然屏障，洱海水域又在古城的东面隔出一片苍茫。要想逾越苍山和洱海都是非常不易的，因此，南诏没有耗费精力，像中国大多数城市那样建造方形城。太和城在修建上主要加强了南面和北面的防御力量，城墙主要建造南、北两道，西面向苍山敞开，以山为墙，东面向洱海敞开，以水为池。但太和城的内城金刚城的西半部城墙和外城南北城墙的西段，实际起到了西城墙的作用。
太和城的城墙主要为夯土筑成，在不同的地段，又根据地势、土质情况杂以岩石沙土。南诏人在建城墙的同时，再次利用了苍山的地势，在有的地段利用山坡与溪流相间所形成的沟壑，大大增加了城墙的高度；又以苍山奔流而下的溪水作为古城天然的城壕。这样，“以山为壁，以水为壕，内高外下，仰攻甚难”。
为了加强都城外围的防御，皮罗阁在太和城北的32公里处筑“龙口城”，用以阻绝北方的敌人；阁罗凤时又在太和城南面约13公里处，西洱河的北岸筑“龙尾城”，以抵挡南面、东面和西面的进攻。两座城池就像都城的南北门户，形成犄角之势，有效地保障了都城的安全。
关于太和城的宫殿和的遗存，目前大多无法确指。史书中记载的金刚城，是南诏的避暑宫，位于太和城的西端。今天，在城墙的西部已经发现有南北两个城门的遗址，在城墙西端有一个较大的夯土台基遗址，很可能就是当年南诏大型建筑的基址。不过，根据避暑宫所处的位置看，它地处全城的西端，并且处于全城的制高点上，所以，这座宫殿绝非一般的避暑宫，有极其明显的防御作用并且很可能有建中立极的政治寓意。
太和城的建筑极有特点。史书中记载说太和城的街区巷陌都是用石头垒砌而成，高有一丈多。这种以石头垒砌成的城墙、街区曾经连沿数里不断。这样一种用石头作为建筑原材料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如果你在大理古城漫步，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极具个性的建筑。这样的建筑风格朴实无华，以石头的本色构建出一种自然之美，和谐之美。
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第二座都城就是大厘城。
大厘城又名史城、喜州城、喜洲等。在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三个都城中，大厘城位于大理坝子中最为平坦的地方。早在唐朝初年，它就是一个人烟繁聚、交通便利的处所。所以，南诏以前的邓赕诏等及以后的南诏诏主对大理城都有一种偏爱。
大厘城原为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所居之地。公元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皮罗阁联合邓赕诏首领咩罗皮攻打河蛮，战胜后，咩罗皮分得大厘城。数月之后，皮罗阁又攻打咩罗皮，夺取了大厘城。
在南诏第五代国主阁罗凤时期，阁罗凤常常在邓川城、太和城和大厘城之间活动。在南诏第六代国主异牟寻时，就曾经于784～786间在大厘城居住过两年，当时叫作史城。到第十代国主丰祜统治时期，于公元827年(唐文宗太和元年)又建喜洲土城，并且将王宫迁到那里。遗憾的是，关于丰禧在喜洲的情况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甚至什么时候又回到羊苴咩城也不清楚。
无论大厘城为都的时间有多久，大厘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人烟繁盛，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这些一直是大厘城可以作为苍洱地区一个经济型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一座都城，无险可倚则是喜洲的致命弱点。所以，南诏以后，再也没有统治者将它作为政权中心的所在地。
羊苴咩城是南诏最终选择的都城。羊苴咩城北城墙依梅溪修建，溪水深沟成了天然的护城河，大理羊苴咩城城墙用土夯筑，残高约五米，长达一千五百米。据史书记载，大理羊苴咩城南城墙应在龙泉溪旁，但城墙遗迹不明显。
早在六诏与河蛮并存时期，大理羊苴咩城就是大理洱海地区一个较大的村邑，已具有城市雏形，是皮逻阁统一六诏、征服河蛮后占领的城邑。阁逻凤曾对大理羊苴咩城进行扩建，使其成了南诏的重要城镇。公元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南沼王阁逻凤死，因其子凤迦异早逝，而立其孙异牟寻为南诏王。此时，正值南诏、吐蕃联军进犯西川(今四川)，遭到唐将李晟(chěng)的痛击。吐蕃责怪南诏，贬异牟寻为“日东王”，使南诏降为吐蕃属国。异牟寻是一个饱读史书、有才智、得人心的人。他发现叛唐投靠吐蕃后受到了吐蕃的侮辱，因此希望重新归附唐朝，但又害怕吐蕃兴师问罪，便修建了三阳城作防御吐蕃城垣，并于公元779年将王都从太和城迁至羊苴咩城。
羊苴咩城和太和城一样，只有南、北两道城墙，西依苍山为屏障，东据洱海为天堑，形势十分险要。据《蛮书》记载，羊苴咩城方圆有十五里，城内建有南诏宫室和高级官吏的住宅。羊苴咩城南、北两座城门之间由一条通衢大道相连。城内有一座高大的门楼，在左右有青石板铺垫的高大台阶。从羊苴咩城南城门楼进去，走三百步就到第二座门楼，城两旁又有两座门楼相对而立。这两座门楼之间，是高级官员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的住宅。进第二道门，走二百步到第三道门。门前置放着兵器，门内建有两座楼。第三道门后面有一照壁，走100步就可以见到一大厅。这座大厅建筑宏伟，厅前建有高大台阶，厅两旁有门楼，厅内屋子层层迭迭。过了大厅，还有小厅。小厅后面是南诏王的宫室。公元856年(唐大中十年)，南诏王劝丰佑在羊苴咩城内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五华楼。这个巨大的楼阁周长有五里，高三十三米三，可容纳万人，是南诏接待西南各部落酋长的国宾馆。
南诏的国都从皮阁罗定都太和城，到了异牟寻定都羊苴咩城，是南诏政权的统治中心不断调整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虽然三座城都地处苍洱地区，但是彼此又存在差异。三座城池中，大厘城的地处最为平缓开阔，生活方便，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但是，当一个政权还处于扩展势力的阶段时，地势平缓在防御方面就是一种缺憾。与大厘城不同的是，太和城和羊苴咩城同处于苍山的缓坡地带，都是依山而立的城市，具有较好的防御能力。但羊苴咩城和太和城又有不同，羊苴咩城较太和城明显北移约7公里左右。这种北移有极大的合理性，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若对两城的地理环境细加分析，人们就会发现太和城虽然西倚苍山，东面洱海，但苍洱之间仅有一狭窄的区域。作为防御，这对太和城无疑是一种优势，但如果作为一座要发展的城市，它却是一种局限。羊苴咩城也是西倚苍山，有了防御的优势。在其往东一直到洱海之间的地区，是一片相对平缓和宽阔的空间地带。这一点，尤其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利于城市的发展。
南诏与唐王朝、吐蕃的关系时战时和，局势并不十分稳定，苍洱地区的北面一直是南诏政权重点防范之地。大厘城在羊苴咩城北约40里处，有先遇兵锋之患；又由于它地处平缓开阔地之间，在防御方面有明显不足。仅就一般城市而言，城市的地处、人口、产业、交通等对其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影响，但是作为政权的中心所在地，如果仅有经济发展条件而没有军事防御条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虽然大厘城比羊苴咩城、太和城有更好的发展条件，但是终究因为防御条件较差而被放弃。而南诏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最终以羊苴咩城作为政权统治中心所在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是由于羊苴咩城的地处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的优越性，使得太和城和大厘城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过它；而羊苴咩城不仅作为雄踞一隅的南诏国国都，也作为后来大理国的国都，行使着统治中心的职能，几百年而不衰。
公元748年(天宝七年)，唐朝立阁罗凤为云南王。为加紧控制洱海地区，唐王朝修筑安宁城，遭到爨氏各部反抗，唐王朝派兵将其镇压，阁罗凤随即拉拢爨氏各部，奏请朝廷谢罪。
为加强与爨氏部落关系，阁罗凤将女儿嫁给爨归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给爨崇道之子辅朝，南诏势力由此进入滇池地区。唐王朝认为此举于己不利，派李宓以反间计挑起爨氏内讧。在一场政治阴谋下，爨崇道杀死爨归王，爨归王之妻阿姹向南诏求救，南诏立即出兵杀死爨崇道父子。唐朝对此非常恼火，与南诏关系急剧恶化。
为了打击南诏，唐朝计划以皮罗阁另一子于诚节取代阁罗凤，并加倍征取粮税以削弱南诏势力。这时，云南太守张虔陀向朝廷告发阁罗凤谋反，阁罗凤起兵杀死张虔陀，占领了姚州等三十七郡。
唐王朝西川节度使杨国忠派鲜于仲通、李晖、王知进率兵八万，分三路进兵征伐南诏。南诏节节败退，向唐朝谢罪，并威胁要向吐蕃投降，被唐朝所拒。南诏于是向吐蕃求救，在吐蕃的援助下，南诏将唐军打败，吐蕃与南诏由此结为兄弟之邦。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南诏改元为赞普钟元年。第二年，唐朝派兵再置姚州，以贾颧为都督，发兵三万攻南诏。但贾颧被生擒，全军覆没。
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唐朝发七万唐兵再向南诏进军，结果再次大败，许多唐军战死。阁罗凤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于是，他下令修筑“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并在太和王都立大碑，刻石写上“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等字句。
唐军在天宝战争中的惨败，丞相杨国忠却向唐皇报捷。明代万历云南总兵邓子龙看了“万人冢”后感慨地写道：“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
唐末南诏战争爆发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唐朝末年政治腐败，不能较好地执行政策，以致激起与南诏的战争；有人则说纯属南诏政权的奴隶主统治阶级为谋求其阶级利益而战。这些见解，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未免失之简单化。唐末南诏战争的起因可分为“深隐层次”的因素和“表显层次”的因素两大类。两种因素互为因果，前者表现事物的实质，后者表现为前者的现象和反映。
从民族关系来看，自唐代以来，北方诸民族的强盛，构成了与中原关系的主要民族矛盾，常与唐王朝相抗衡者，前为突厥，后为回纥、高丽、吐蕃。几百年间，唐王朝与这些民族的战争，使自己陷入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状况。而中原能在这些战争中取得胜利，一部分原因是唐王朝国力强盛，军威壮猛，唐室君臣能发奋自强；另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突厥等民族本身的腐败、动乱所致：再一个原因，是由于另外的少数民族的兴起和强大，与原来的老牌少数民族政权有你死我活的矛盾。例如突厥之败亡，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突厥内部分化为西突厥、东突厥几部，加之天灾频仍，牧业不振，贵族奴隶主阶级又攻伐篡夺不止，无法倾全部精力和武装对付中原王朝的进攻。再者，与突厥接壤的部族回纥、薛延陀，此时乘机兴起，倾向唐室，共同反击突厥，这就给唐王朝一个可乘之隙。而回纥日后的灭亡，更是与吐蕃的壮大有关。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而吐蕃之兴起，则使唐王朝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因为在吐蕃为害期间，高丽战争还在进行。当时唐朝的首都在长安，西北成为全国武装力量部署的重点。高丽战争的输与赢，对唐朝的政治中心不会有直接的威胁。而吐蕃的壮大，则从西方直接虎视着关中。所以唐王朝理所当然地把吐蕃作为防御的重点对象。正是由于在西部被吐蕃所牵制，唐朝在东北的高丽战争不得已才采取了消极退守之策略。唐代的民族关系，正是在以上所述的互相牵制、递相隆替的情况下，向前进一步发展着。
到了唐文宗时期，西南的强大民族吐蕃开始走下坡路了。史称此期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新唐书·吐蕃传》亦说此时的吐蕃“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到了武宗会昌四年，唐朝进入了对吐蕃进行反攻的战略态势。“朝廷以吐蕃内乱，议复河湟，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先备器械粮糗，诇吐蕃众寡以闻”。从此以后，直至懿宗时期，唐王朝和吐蕃之间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以吐蕃的衰败和唐王朝的元气大伤而告结束。而在此期间，南诏政权却乘机崛起，给在对吐蕃战争中已无暇息的唐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南诏深知唐廷已极端虚弱，随时可寻机与唐决一雌雄，以不失壮大自己国力的良机，加以吐蕃已极度衰微，构不成对南诏的后顾之忧。所以在这种三方关系的力量消长现实面前，南诏具有发动战争和打得起这一仗的可能性与条件。由此而知，咸通年间的南诏战争，乃势所必然。
从南诏内部的情况来看，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特点，也决定了它与唐王朝战争的必然性。首先，南诏统一了六诏以后，国力日益强大。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开发洱海地区的经济，起子巨大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不但有了分工，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为奴隶主剥削广大奴隶提供了可能，并且由于国库充盈，为掠夺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城镇的出现和发达，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维护南诏的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它的政权结构的多民族性的特点，也易于产生统治与被统治的民族、部族之间的夺权和斗争，哪一民族要想在洱海地区站稳脚根，就必须打败对手，制约异族，并不断扩充疆域，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发展余地。其次，南诏政权组织的仿唐性，亦是决定其向内地渗透扩张的一个内在因素。它要求与唐疆合而为一，只不过不是以臣服的身分，而是以入主者的姿态来实现这个目的。再次，南诏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发展，也在某种因素上变成了这次战争必然爆发的动力。由原始生产方式一跃而受到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势必会使其内在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嬗变，而作为这种结构的敏感中枢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组织，便必将相应地作出满足其新形势下生产关系的种种需要之选择与决定。简言之，其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决定了它固有的军事扩张性质。加上如前所述的南诏统一后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与大唐帝国的冲突，乃成为势所必然之事。
从唐王朝这方面来看，为天灾人祸相寻，财政匮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遂导致国力剧弱，形成了南诏发动侵边的最佳时机。首先，是由于政治败坏，皇帝不行仁政，荒淫无度；大臣没有几个忠诚的，奸臣反而招摇过市。贪臣敛财，奸吏弄法，民怨沸腾。贵族与富豪也依仗特权为害乡里，从唐中宗时代起，歪风邪气愈演愈烈。唐懿宗执政后，更是日益败坏。唐懿宗这个人才质庸下，又不关心国事，只知奢侈享乐。有君如此，其臣可知。虽然有几位大臣尚属廉俭贞苦之臣，却或遭奸人谗挤，或已年老无用。可以说，咸通之际，唐朝统治已是出千疮百孔、奄奄一息，政权机器已难以正常运转了。不仅如此，从公元860年(咸通元年)起，天灾也屡屡发生，对困境中的唐朝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相互作用，造成了唐朝经济的溃崩。贫民或饿殍载道，或流散转徙，逃亡他乡，群起造反，形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局面。
唐与南诏尽管有和睦友好的日子，有利于西南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高，但由于双方各自的阶级利益，因此和睦只能是暂时的。
云南各诏原本因未能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无法与唐抗衡，只能臣侍唐朝。然而，随着皮阁罗统一六诏，随着唐朝与强盛的突厥、吐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南诏强盛起来，再也不听凭唐朝的摆布了。而且，对于与南诏的矛盾，唐朝没有正确处理矛盾，而是一味采用镇压的方法，致使双方关系遭到破坏，南诏击败唐兵，反叛唐朝，归附吐蕃。经南诏谋臣郑回和唐边吏韦皋等人的不懈努力，南诏终于在德宗年间与唐朝重修旧好，握手言和。以后半个世纪中，唐与南诏之间相安无事。然而，这数十年间；唐朝与南诏约定合攻吐蕃，南诏屡得胜利，而唐朝却一无所获，致使南诏又得以发展，才与唐朝再度发生战争。南诏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到唐宣宗大中末年，南诏便成了唐朝最大的边患。
唐朝始终没有对南诏的实力作出过公正客观的估价对南诏的威胁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把它作为唐与吐蕃战和关系的工具。南诏正是利用了这一时机，潜蓄暗长，乘机壮大了自己，从而成了新时期下唐王朝的新威胁。
在错误估计形势的基础上，唐朝对南诏采取了一系列破坏民族政策的行动。自公元829年(大和三年)的战争后，唐朝对南诏采取怀柔政策，但这个政策却—直未能兑现，反而连续发生唐朝守将破坏怀柔政策的事件和行为。种种事件，加深了唐与南诏之间的矛盾。
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断发生主战派占上风的变化。南诏王不能一人说话算数，而要受清平官们的制约。所以，就会出现前后诸王对唐态度不一的情况，如皮逻阁主和，而阁罗凤则主战，异牟寻则忽战忽和。到丰祐继位后，本来仰慕中国，主张与唐保持和睦关系，但掌握实权的大臣嵯巅并不执行主和政策，为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和夺取更多的财富而经常进攻唐朝，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战士们的拥护，尤其是得到新加入南诏的寻传蛮、骠蛮、施蛮、顺蛮、么些蛮等少数部族首领的支持。
总之，种种原因，使得唐朝与南诏无法和平相处，并造成了盛唐不强，南诏不弱的形式，难怪南诏这个西南小国能屡屡击败唐朝这个中原大国了。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内地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经历了一个地方政权更迭的动荡时代。直到大理国建立，云南才恢复平静。
郑回归化南诏，成为南诏大姓贵族的重要人物，郑氏家族也便在南诏繁衍。到第九代南诏骠信隆舜时，距郑回人南诏已140余年，郑氏家族也传到了第七、八代。按一般正常情况计算，这时的郑氏子孙已不下三、四百人、连娶进的媳妇，郑氏家族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已经发展成为南诏的大姓之一。
至今仍有郑氏家族聚居的白族村庄，也有奉郑回为本主的本主庙。大理城东门的清官庙是供奉郑回的本主庙，正确称之应为清平官庙，民国年间李根源先生曾为之题书“郑公祠”的匾额。洱海东岸挖色王氏一直传说：宾川郑氏历代与王氏认本家，来挖色共同祭祖。原因是郑回人南诏时是被王氏所俘，收为义子，更名王蛮利，所以王氏是发过相、发过王的家族。通过拜寄收义子，改姓联宗的习俗至今仍在白族中存在。
郑回在南诏久居相位，与蒙氏王室有特殊的关系，郑氏家族自己拥有优势的文化传统，因此子弟在南诏历代都有位居高位者，在南诏朝廷中形成一股文官家族势力。至郑回七世孙郑买嗣时，南诏骠信隆舜“又多嬖幸，好田猎，纵杀戮”，“失下人心”：郑买嗣又善于逢迎拍合，深得隆舜信任，得居首相地位，在南诏朝廷内广布腹心，又与高赞为首的高氏武装势力协谋．得以专断国政。
隆舜后期走上了荒唐帝王迷信神佛丹药的老路。沉溺于主持道场，练功法、服丹药．最后对这种百无聊赖的荒唐帝王生活感到索然无味，要通过服丹药人定成佛。郑买嗣便乘此机会秘密指使监臣(侍臣)杨登将隆舜害死。以伪造隆舜遗诏取得掌握全权的“国老”资格，将蒙氏王朝的王位继承人舜化贞完全当作了卑鄙的傀儡。以舜化贞为南诏骠信的五年时间只不过是王朝姓氏由蒙氏变为郑氏的过渡时期．此时郑买嗣已经掌握了南诏朝廷的一切权柄。当时机完全成熟，郑买嗣便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902年)农历7月，谋杀舜化贞，继之又谋害舜化贞的婴儿，清除了南诏王统的直系继承人，正式登上最高权位，完全代替蒙氏王朝，建立郑氏王朝。
南诏立国一百五十余年，促进了云南社会的发展，边缘各节度地区也得到了开发。各节度地区的中心地带也赶上了洱海区域的发展程度。分守各节度区的大姓贵族都拥有了自成体系的充足的经济实力；通过历次对外扩张战争，各自的军事实力增强，逐渐有了可与南诏王中央集权抗衡的资本。
郑氏得国，首先为其创造条件的是蒙氏王室自身的腐朽、衰败。其次是各自蛮大姓势力的膨胀和进逼。郑氏是白蛮大姓势力中居于有利地位的捷足先登者。然而郑氏大姓位居中央，虽有文官的行政握权优势，但缺乏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盾，所以要援引高氏势力作为后援，这也就是郑氏政权脆弱的原因。
郑买嗣得国后的举措是：
首先，杀蒙氏八百余口于五华楼前，根绝蒙氏复辟后患。
其次，仍定国名为“大封民国”，以顺应云南各族当时普遍白化的倾向。经过南诏的150余年的统一，互相频繁接触，融合，原来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行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状态，逐渐认可共称白人，白民，所以隆舜时便将南诏国自称为“大封民国”，意即白人之国、白民之国、大白国的意思。这一国名也顺应了白蛮大姓在国内占据优势地位的优势。郑氏王朝又定国号为大长和国，改元安国，表示要调和蒙氏王朝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国内形势。
第三，建立郑氏自己的社稷、宗庙，确立郑氏王统地位。一切政权机构仍按蒙氏王朝旧制运行。郑氏王朝实质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改变了王朝姓氏。郑氏王朝大长和国实质仍是蒙氏王朝南诏国的延续。
第四，将五华楼前蒙氏王朝所立的抚《运碑》改刻为《高公辅政碑》，确立支持其篡国的高氏白蛮大姓势力的地位，以调和内部矛盾和镇摄其余大姓势力。
第五，由于郑氏王朝本身的脆弱性，为了增加自己的强势形象，只好借助造神运动。立即建普明寺、又铸佛一万尊。一方面为超度蒙氏被杀的八百余口，以安抚人心；更主要的还是为郑氏王朝自己寻求神灵、佛法的庇护，为自己增添神圣的光圈。
公元909年(郑氏大长和国安国七年，后梁开平三年)农历8月，郑买嗣亡，子郑曼即位，时年二十一岁。郑买嗣在位七年。这七年都是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中渡过的。
郑曼即位时，唐朝已经灭亡，朱温篡权建立后梁王朝。中原军阀混战不已，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沙陀贵族军阀李克用父子在河东(山西)与朱温对峙。在四川为军阀王建割据，建立前蜀国。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郑曼依谋臣建议，贸然发起攻蜀。仓促调集大量军队，渡过大渡河，进攻黎州，为王建之兵所败。被俘、被斩杀、溺水死者众多，损失惨重。从此郑氏大长和国便再也无力向外发起武装攻击了。
郑曼攻蜀失利，转而向东方的南汉搞好关系。派其清平官郑昭淳为使到广州，以朱鬃白马为聘，向南汉求婚，要求和亲。南汉以增城公主妻之。通过和亲，南汉与郑氏大和国结盟。
在中原，朱温的后梁王朝在与河东沙陀军阀李克用集团的混战中失败而结束。李克用之子李存岛建立后唐王朝。在四川的王建前蜀割据政权于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二年)为后唐的魏王李继笈所灭。后唐魏王李继笈对云南的郑氏大长和国采取了友好的态度，派出了通好的使臣。公元926年(后唐天成元年)“供奉官李彦楷等云南使回……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七月，遣使入蛮。九月，西川奏：据黎州状申，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问，留信物十五笼并杂诗一卷递至阙下。”
郑氏的大长和国亦表示与后唐王朝和好的意愿。《五代会要》记：“初，郭崇韬平蜀之后，得王衍(王建后继者)”昔获(云南)俘数千，以天子命，令使入其部，被止于界上，惟国信与蛮俘得往。续有转牒，称督爽大长和国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转送黎州。其纸厚硬如皮，笔力遒健，有诏体。后有督爽陀酋(南诏官职名)、忍爽王宝、督爽弥勒、忍爽董德义、督爽长恒纬、忍爽杨布燮(南诏官职名)等所署。有彩笺一轴；转韵诗一章，章三韵，共十联，有类击筑词。颇有思本朝姻亲之义。语亦不逊。”
对郑氏大长和国的史料记载极少，从以上记载可以窥见以下一些情况：
1．郑氏王朝的政权机构组织形式、官制至郑曼时，仍一如蒙氏南诏国时无什么重大改变。
2．南诏自世隆以后不向唐朝称臣。郑氏王朝仍对后唐王朝不表臣属，但愿意以对等国地位与后唐交好、和亲。后唐方面也表示了友好的态度。据记载：后唐魏王李继笈被李存岛馋杀后，云南与中原王朝的往还断绝。
3．双方以大渡河为界。边界防范严密。大渡河北的黎州成为双方交往、中转的主要地点。
4．郑氏大长和国时，其国内文化风气比蒙氏南诏国时唐风更盛。因为郑氏家郑氏大长和国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对其边缘地区各部落失去控制能力。这些部落有的向中原各个割据政权联络，遣使贡方物，表示愿意臣服。可查到记录者有：公元926年(后唐天成元年)“熹州山后两林蛮都鬼主右武卫将军李卑晚差大鬼主傅能阿花等来朝贡，(后唐)明宗引见，加其官遣还。”另有“群舸郡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遣使至(后)唐贡方物”。又“昆明大鬼主罗甸王普露当乱世慕中国，亦率其九部落各遣入朝。”其西南境的开南、银生节度地区的茫部、和泥、蒲蛮等部落，亦如蒙氏南诏国后期处于各自为政的分离状态。
郑曼在政治上无什么建树，只知迷信方士、丹药，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神佛。迷十七17年中平均每隔一年改元一次。
公元927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郑曼因服丹药狂燥杀人，是年八月死。其二十四4岁的儿子郑隆瞌即位。
郑隆瞌即位二年后，公元929年(后唐天成四年)，剑川节度杨干贞欺郑隆瞌幼弱，假以朝见入都，杀郑隆瞌。立郑氏王朝侍中(宰相)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国。郑氏王朝大长和国结束。
从公元902年郑买嗣篡国到公元929年郑隆瞌被杀，共传三世，共存续了二十六年。这个短暂的郑氏王朝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软弱松散的王朝，谈不上文治，更没有武功。
康居国：
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里”，跟当时的大月氏属于同种，在汉朝初年国势颇盛，拥有现在新疆北境以及苏俄的中亚之地。到了晋朝之时，他们对于中国仍然十分归顺，曾经遣使入朝。唐代，这个国家仍然继续存在，被称为康国。
唐朝皇帝唐玄宗，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皇帝。他耽于声色，任用奸相权戚，以致安史之乱爆发，国中涂炭。中唐诗人反思此段史事时，常常竭力为玄宗开脱，说其荒政怠朝是内为玉环所迷，外为胡人所惑。
长安宫廷歌舞之盛多半与玄宗的喜好有关，君有好，下必有所献。其中就有来自西域康居国的一种舞蹈，叫作“胡旋舞”。
长安当时是亚洲的中心。中亚一带基本都在大唐的治下。中亚一带的民族能歌善舞，康居国也不例外，在长安乐师中，就有善弹琵琶的康昆仑来自康居。据白居易记载：“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新唐书?西域传》也记载：“康国者，一曰萨末健……国人嗜酒好歌舞……开元初，贡……驼鸟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康居国的歌舞早在开元之初就已经陆续进入长安。琵琶乐师康昆仑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入大唐皇家乐队的。
康居国跳“胡旋舞”的女孩们来到长安后，带来了独特的舞蹈——胡旋舞。玄宗似乎并不喜欢这样一种旋转激烈的舞蹈，但是，杨玉环却立刻喜欢上了胡旋舞。
《唐书·乐志》曰：“康居国乐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府杂录》曰：“胡旋舞居一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球上，其妙如此。”从上述记载与描述可知，只要看过维吾尔等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舞蹈的，几乎就可以想象出这种旋转舞蹈的形态来。少数民族的舞蹈很讲究舞者之间的交流，表达的是一种个人的情感，与皇家根据礼仪所需编排的程式化的乐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玄宗对这种舞蹈感到不自在，显然是与在这种舞蹈中舞者过于专注于自我表现，却不在乎如何去迎合皇帝有关。
白居易的《胡旋女》诗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两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康居国来的胡旋舞女们在玄宗面前卖力地舞毕，原想得到玄宗的赞赏。结果，玄宗的表现却是：“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玄宗有这种态度，胡旋舞女想进入大唐皇家梨园显然是不可能了。但长安毕竟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混口饭吃并不困难。康居国胡旋女在长安表演的效果大大出乎玄宗的意料，不但是民间风行胡旋舞，就连内宫妃子宫女中间也流行胡旋舞，特别是贵妃杨玉环尤其痴迷，天天在长生殿上练习胡旋舞。后来，不但宫里，就连官场上也流行起胡旋舞。胡旋舞成了长安城里最受欢迎的交谊舞形式。
胡旋舞的盛行闹出了乱子。杨玉环善舞，但胡旋舞跳得未必好，可巧有一个会跳此舞的人，正是杨玉环的干儿子安禄山。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正是他取悦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原因之一。安禄山造反，跟胡旋舞没有直接联系，但唐人恨安禄山，连带着就恨上了胡旋舞。
白居易就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令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在白居易看来，安史之乱的原因就在那一队无辜的胡旋女身上，这确实是太过荒唐了。无独有偶，元稹与白居易是一样的看法：“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噏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眄。柔软依身著珮带，徘徊绕指同环钏。”“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其谴。”
在元稹看来，这胡旋舞迷惑了唐玄宗，使安禄山趁机占据了长安。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胡旋舞教会众人逢迎拍马，以圆变之术侍奉君王，欺骗君王。元稹告诫人们，有国有家的人都应该远离胡旋舞，以免被迷惑。
杨玉环爱跳胡旋舞是史书记载了的，玄宗是否真的不喜欢就难说了。玄宗不喜欢胡旋舞的说法，恐怕也是后人刻意为玄宗掩饰的一种说法。大唐皇室本来就有胡人的血统，对于少数民族的舞蹈，向来是持开放心态的。况且玄宗之于歌舞的喜爱，没有理由说他会不喜欢。如果在胡旋女舞队的表演舞会上，玄宗没有表示出欣赏，那也可能只是假脸色给康居国的使臣看，以显示大唐天子的从容与见多识广。
元白诗中自然有他们的良苦用心，无非借胡旋之舞进劝诫之言，劝诫皇帝不要被“旋目与旋心”。只是如此一来，不免委屈了康居国的胡旋女。
今天，康居国留下来的胡旋舞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跳，又有哪个国家因为胡旋舞而灭亡了呢？
东汉时期，康居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领地很大。据《后汉书》记载，康居国西南都城与安息国相邻，东南与贵霜王朝的大月氏国相邻，北部奄蔡国、严国均已臣属康居，中部为康居国本土，形成中亚地区月氏、康居、安息三个大国鼎立的局面。
东汉时的西域，因东汉与西域三绝三通，西汉末的五十余国到东汉初，经过相互攻伐兼并，已形成莎车、于阗、鄯善三国并立的局面，其中莎车势力最大，中亚大宛国已经臣属于莎车。到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前，莎车又被于阗国攻灭。自西汉末王莽统治时，西域各国因对边疆政策不满，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西域，龟兹国渐渐崛起，势力扩展到疏勒。
早在汉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7～前54年)，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争夺霸主。乱世中，郅支单于向西扩展，后来被康居王接去，安置在与乌孙国相邻的地方，联手对付乌孙，搞得乌孙西部千里空无人烟，显然此时康居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汉书·陈汤列传》称：“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
郅支单于西迁康居时期，已经有相当多的匈奴人在康居定居。郅支单于的扩张也给康居提供了机遇。
郅支单于被汉朝剿灭后，康居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势力大增。汉成帝年间，康居国成了乌孙小昆弥的庇护地。当时，小昆弥子拊的弟弟日贰杀兄篡位后，因恐汉朝讨伐而逃往康居避难。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乌孙小昆弥末振将曾率八万余众北附康居，想借康居兵兼并大小两昆弥。
到永元九年(公元91年)后，北匈奴被东汉击溃，而且鲜卑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北匈奴又西迁康居，与郅支单于的残部会合。在北匈奴西迁浪潮的冲击下，康居被迫南迁到索格狄亚那地区，故而以后的汉文史料中往往将康居、粟特并称，并说康国为“康居之后”。北匈奴大规模西迁乌孙、康居是在公元二世纪中期。在康居南迁时，也有一部分匈奴人随着而来。这个时期，康居国北部的领土大为缩小，锡尔河以北地区被西迁的匈奴人占据。
班超平定西域各国叛乱期间，康居国对班超和东汉政权有过帮助，也有过阻挠。那时，班超率疏勒、于阗、纡弥等国兵一万余人攻破龟兹国姑墨石城。此时的康居、月氏、乌孙等国都有归附汉朝的愿望，想帮助班超并力攻灭龟兹，打通与汉朝往来的通道。后来，莎车王勾结疏勒王反叛汉朝，康居王曾派兵援助疏勒王，导致班超久攻不下。这个时期的康居和贵霜刚刚和亲结盟，班超派使者给月氏王送去厚礼，通过月氏王向康居王劝谕，康居退兵，并将疏勒王押到月氏，转送汉朝。三年后，疏勒王又向康居借兵打回来，占据一些地方，并与龟兹国密谋诈降，被班超识破诡计，遂将疏勒王处斩。此后，康居与汉朝之间相安无事。
东汉时期，康居国的强大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上在班超出使西域前后。康居国的强大比起同时期的贵霜帝国来要略逊一筹。
公元三世纪时，贵霜帝国开始衰落，沦为波斯萨珊王朝的控制之下，贵霜帝国在印度的领土也逐渐缩小。
晋武帝泰始年间(公元265～274年)，康居十分弱小，康居王遣使到晋朝献马，希望与新崛起的西晋王朝结交。
公元三世纪后，康居国已没有清晰的国界，史书中对康居自三国时就已称其为“粟弋”，专指当地居民的种类和地名了。
南北朝时期，嚈哒势力崛起，康居相对衰弱。嚈哒人西迁后，康居国就不复存在了。
史书上说，康居国姓温，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故康居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这就是月氏人被从河西走廊驱逐出来的事实。康居国又称“悉万斤”，即撒马尔罕，出于索格狄亚那的中心地区。在贵霜帝国强盛期，当地的月氏人很可能被委任为征服地的城长。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大部分都是昭武族的大月氏人。由于贵霜帝国的逐渐衰落，各地便分裂为许多小国。
公元357～367年间，由于柔然的崛起并争夺西域，嚈哒匈奴人又潮水般地涌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攻灭粟特、政府索格狄亚那就显得轻而易举。到公元四世纪二十年代，嚈哒匈奴人又南攻灭贵霜，从而成为中亚的强国，居于中国和波斯萨珊之间，这时的康居、安息、乌孙、花剌子模、罽宾、大宛等等汉代国家名称全都不见了。原来居住在中亚地区的匈奴人、康居人、乌孙人、月氏人逐渐融合同化。随着突厥人的涌入和突厥语的广泛流行，中亚各族都以作为各个因子被突厥这个庞杂部族所涵盖。中亚各国的昭武族人在臣属西突厥的前提下，保持了自己各地的小政权和民族根源，形成所谓的“昭武九姓”诸国。
在康居国近五百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很有建树的君王，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君王的名字。从西汉初期役属西迁的大月氏人，后来又受西迁的匈奴人蹂躏，最后臣服于西迁的嚈哒。即使康居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也得看月氏王的脸色行事。这些曾经割下古波斯王居鲁士头颅、也曾令波斯王大流士远征惨败、令亚历山大被迫穿上中亚服饰采用怀柔政策的中亚游牧人，在来自东方的的游牧人面前似乎都不堪一击，而且甘于臣服。康居人的政治才干甚至连昭武九姓都不如，其中的底蕴耐人寻味。
华严宗是唐初继法相宗之后成立的又一佛教宗派。它以《华严经》为宗经，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意旨。
华严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北方的地论学者和南方的三论学者，华严宗人自称的学统传承关系则以隋唐之际的法顺为本宗初祖，唐初的智俨为二祖，法藏为三祖。其实，法顺和智俨只是华严宗的先驱者，法顺基本上是一位禅僧，曾劝人读《华严经》，相传作有《华严五教止观》，在其止观法门中把《华严》摆在最高的圆教的地位；他的弟子智俨著述较多，大力阐述《华严》思想，并提出了“十玄门”这一华严宗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华严宗思想的核心是由法藏阐明的；华严宗的判教学说也是法藏提出的；在全国各地建立华严寺院，并普遍缔结宗奉《华严》的香社，也是由法藏推动促成的。所以，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是法藏。
法藏俗姓康，祖籍西域康居，祖先世代是康居国相，祖父迁来长安定居，从此入籍中国长安。所以说，法藏原本是康居人。
法藏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十七岁时皈依佛教，曾入太白山(在陕西郿县南)修行，学习佛经，回京后从云华寺华严大师智俨听讲《华严经》，前后九年。深受智俨赏识。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智俨临终时，曾嘱门徒提携法藏，认为他专心钻研《华严经》，是绍隆遗法的希望所在。两年后，武则天的生母杨氏去世，武则天将母亲的府邸改为太原寺，下诏剃度僧人。经过道成、薄尘推荐，法藏获准剃度，在太原寺出家。
此时，法藏只受了沙弥戒，在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奉诏在太原寺讲《华严经》。后来，又在云华寺开讲。皇上下旨命京城十大德为法藏授具足戒，并把《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字赐给他作称号，称为贤首国师。自此以后，法藏经常参加翻译、广事讲说和著述，大振华严的宗风。
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中印度沙门地婆诃罗来到长安，法藏往问西方的古德有没有关于佛一代教法的判释。据地婆诃罗说：印度那烂陀寺同时有两大论师，一位是戒贤，远承弥勒、无著，近继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立有、空、中三时教判；另一位是智光，远承文殊、龙树，近禀提婆、清辨，依《般若》等经、《中观》等论，立心境俱有、境空心有、心境俱空三时教判。地婆诃罗从印度带来的梵本中，有《入法界品》，法藏遂亲自和他对校，果然获得“善财求天主光等十善知识”和“文殊伸手按善财顶”两段，立即请地婆诃罗在西太原寺译出，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此后，法藏又奉诏和地婆诃罗及道成、薄尘等同译《密严》、《显识》等经论十余部，合共20卷。
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0年)，于阗沙门提云般若在魏国东寺译经，法藏也列席译场。提云般若译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法藏特为该书作疏，发挥新义。
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在洛阳大遍空寺重新翻译《华严经》，法藏奉诏笔受，后来补入日照法师所译两段。
武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重新翻译的《华严经》告成，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宣讲。他曾为武后讲新《华严经》，讲到“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等。武后听了茫然不解。法藏于是指着殿旁的金狮子作譬喻，武后于是豁然领悟。法藏把当时所说集录成文，叫作《金狮子章》。他还为了让不了解刹海涉入重重无尽义的学者开悟，拿十面镜子安排在八方(四方四角)，又在上下各安排一面，面面相对，中间安置一尊佛像，然后燃烧一支火炬去照着他，使学者通晓刹海涉入重重无尽的义旨。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义净等华梵十四人先后在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共同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21部，法藏奉诏证义。
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南印度沙门提流志在大内林光殿翻译《大宝积经》，法藏也奉诏为证义。新译的《华严经》，虽然增加了《如来现相》、《普贤三昧》、《华严世界》及《十定》等品，却脱漏地婆诃罗所补译的“文殊伸手过百一十由旬按善财顶”文。法藏用晋唐两译对勘梵本，把地婆诃罗的译文补在实叉难陀的脱漏处，于是得以文续义连，现行即此本。总之，法藏对于当时的译事，特别是《华严经》的翻译是有贡献的。
法藏前后讲新旧《华严经》三十余遍，中宗、睿宗都曾请他作菩萨戒师。公元712年(睿宗先天元年)，法藏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享年七十岁，葬在神禾原华严寺的南边。秘书少监阎朝隐为其作碑文，概略地陈述了他一生的事迹，这就是现存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
智俨所创教相和观行的新说，得到法藏详尽的发挥，才使一宗的教观建立周备。所以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世称他为华严宗三祖。
古格国：
西藏吐蕃王朝之后的六百多年间，一个名为古格的王国雄踞西藏西部，弘扬佛教，抵御外侮，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然而，三百年前，古格王朝突然由盛而衰，瞬间消失于茫茫沙海。偌大的王国仅留下恢弘的遗址和遗物——各类殿堂房屋四百四十五座，洞窟八百七十九孔，碉楼五十八座，各类佛塔二十八座，塔墙一道，防卫墙十道，隧道或暗道四条，洞葬一处，武器库一座，石锅库一座，大小粮仓十一座，供佛洞窑四座，壁葬一处，木棺土葬一处。总面积达七十二万平方米。古格，从此成为西藏神奇地域的谜中之谜。
在札不让的北面，有一个名叫“鲁巴”的地方，今天仍然是札达县的一个乡。藏语中“鲁巴”意为“冶炼人”。
传说，古格王国时期这个地方素以精于冶炼与金银器制造而闻名，当年阿里三围以托林寺为主寺的下属二十四座寺院的金属佛像与法器，都由鲁巴铸造。据说鲁巴铸造的佛像用金、银、铜等不同的原料合炼而成，工艺精湛，通体全无接缝如自然形成，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纯金佛像。其中，最为神奇的还有亿种名叫“古格银眼”的铜像，只有古格才能制作，更是被视为佛像中的精品，因为极少流传于世，所以尤为珍奇。长期以来，无人知晓其究竟为何物。自从考古工作者在此展开了一系列收获巨大的考古工作以后，这个消亡了三百五十年的王国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行者。
近十数年间，古格遗址周围不断发掘出的雕刻、造像及壁画等揭开了古格王朝的神秘面纱。
古格雕塑多为金银佛教造像，而遗存数量最多、最为完整的是它的壁画。古格壁画气势宏大，风格独特，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绘人物性格突出，用笔洗练，丰满动感的女性人物尤具代表性。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及受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古格的艺术风格带有明显的克什米尔及犍陀罗艺术特点。
古格盛产黄金白银，在托林寺、札不让、皮央东嘎都发现过一种用金银汁书写的经书，而且出土的数量极大。这种经书以文书写在一种略呈青蓝色的黑色纸面上，一排用金汁、一排用银汁书写，奢华程度无以复加。
最早对这座古城遗址进行考察的是英国人麦克活斯·扬。公元1912年，他从印度沿象泉河溯水而上，来到这里进行考察。此后便有探险家、旅行者、摄影家和艺术家们源源不断地来探奇访幽。但真正的科学考察是从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考察队开始的。
从山脚的入口沿着小径走，首先要经过四间古殿，即红庙、白庙、度母殿和轮回庙。山顶有一座坛城殿，要参观古寺需由工作人员打开门锁。寺内保存有许多精美的壁画，一些壁画上的金漆依然闪亮发光、光彩夺目。几间寺里以白庙规模最大，叫“拉康嘎波”。一些小洞窑内放着盘子大小的泥印佛像“擦擦”，是喇嘛到此修建时做的。据说除泥土之外，还混合了很多圣物。
白庙和红庙的面积差不多大，约为三百平方米，庙内墙上绘满了各种不同题材的壁画。白庙内有一幅吐蕃历代赞普和古格国王世系的壁画，非常珍贵。红庙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公元1038年阿里王意希沃迎请古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的壁画，画中一队舞女翩翩起舞，旁边有人击鼓吹号，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这些壁画虽时隔数百年，色泽仍很鲜艳。
山腰中有两条隧道连接，直通山顶。北面悬崖边上的通道，仍堆放着不少鹅卵石，残留着当年抗敌的痕迹。走过崖边通道，一再往北行，一个地面垫高，仅余四壁的院子，便是当年国王议事的宫殿。
山顶的护法神殿壁画主体部分大多为密宗男女双修佛，画风泼辣，用彩强烈。壁画下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地狱之苦，各式刑法惨不忍睹。边饰则是一长排数十位裸空行母、妩媚优雅，仪态万方，无一雷同。
在遗址的顶端，有一个不显眼的小门。沿台阶可深入山内。山内的通道很陡，只容一人上下。下行几十米后山洞扩展开来，有大小几十间房屋，多数只有1.8米左右高。最外层透气、透光，类似阳台，比较开阔。这里就是当年古格王冬天避寒之地，不过如今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
折回山腰，三间寺庙的周围，有十多个洞窑，其中还藏着古代武器诸如盾牌、盔甲和大刀长剑之类。干燥的天气，令这些文物得以完整保存。
从县城到古格路上的山上，出现一座一座土墙，这也属于古格的痕迹。
从古格遗址往山脚下步行约十分钟就到了干尸洞。干尸洞坐落于一岩壁之下，洞口离地两米左右，毫不起眼。洞内十分宽敞，深几十米，堆满无头干尸。据传洞的最尽头是喇嘛，紧挨着的是儿童，其次是妇女和男人。由于气候干燥，尸体没有完全腐烂干净，散发着一种怪味。关于干尸洞的传说有许多种，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是：当年古格兵败，拉达克人将宁死不屈的古格兵士斩去头颅，而尸骨则弃于洞中。
1997年夏季，我国在皮央遗址杜康大殿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铜像，才终于揭开了“古格银眼”之谜。这尊头戴化佛宝冠，四臂各执法器，结跏趺坐于兽座莲台，头生三眼，额上正中眼为纵目。三只眼的眼球都采用镀银的技法做成，在金黄色的铜像背衬之下银光闪闪，晶莹锃亮，这就是 “古格银眼”，的确名不虚传。由此可见，古格王国时期金属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藏的吐蕃国的末代赞普因为反对佛教被僧侣杀死，吐蕃国分裂，开始自相残杀。郎达玛的一个后裔逃到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国。这大约是公元九世纪时的事。
古格王朝的前身可以上溯到象雄国，王朝的建立大概从公元九世纪开始，在统一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瓦解后建立的，到公元十七世纪结束，前后世袭了十六个国王。它是吐蕃王室后裔在吐蕃西部阿里地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统治范围最盛时遍及阿里全境。它不仅是吐蕃世系的延续，而且使佛教在吐蕃瓦解后重新找到立足点，并由此逐渐达到全盛。因此古格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吐蕃王朝末代赞普郎达玛时期，灭佛毁寺，不少避难僧人远遁阿里。阿里地处西部边境，深受大食、印度的影响，加上又是苯教的发源地，所以便成为各种思潮、各种力量汇集之地。
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奥松与云丹也为争夺王室相互斗争，奥松之子贝考赞为奴隶起义军所杀，贝考赞的儿子吉德尼玛衮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带着三个大臣和一百多人，投奔阿里，并娶了当地头人的女儿。
公元847年，吐蕃王朝崩溃，西藏长期处于藩王割据局面。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朗达玛被一位僧人刺杀，内战纷起，四年后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先后曾出现大小七个王国，西藏长期处于藩王割据局面。吉德尼玛衮将阿里地区一分为三，分封给三个儿子，古格王国即第三子德祖衮的封地。
公元十七世纪中，古格王朝发生内乱，国王之弟请拉达克军队攻打王宫，王朝被推翻。古格覆亡后，并入拉达克(今克什米尔)一段时间，后被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重新收回。
古格王国的统治中心在扎达象泉河(朗钦藏布)流域，北抵日土，最北界可达今克什米尔境内的斯诺乌山，南界印度，西邻拉达克(今印占克什米尔)，最东面其势力范围一度达到冈底斯山麓。其都城札不让位于现扎达县城西十八公里的象泉河南岸。札不让北面的香孜、香巴、东嘎、皮央遗址，西面的多香，南面的达巴、玛那、曲龙遗址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
古格王朝的崇尚佛教，多次派人到克什米尔学经，翻译佛经一百零八部，得佛教之益，王朝历经数百年不衰。公元1042年，印度高僧阿底峡到阿里地区弘法，使阿里成为佛教复兴之地，佛教史称之为“上路弘法”。
古格在西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古代印度的许多重要佛教教义，就是从这里传入西藏腹心地区的，这里又是古代西藏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之一。
古格王国的都城建立在山上，十分雄伟，王国延续了好长时间，居民都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后来，葡萄牙人到了印度果阿，又从果阿来到位于西藏阿里的古格王国。葡萄牙传教士首先说服了王后，接着说服国王改信天主教。正在这个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寺院的喇嘛偷偷的和克什米尔人取得了联系，克什米尔人于是打了进来，与喇嘛们里应外合，古格王国就这样被推翻了。
克什米尔人在古格王国的废墟上烧杀抢掠，后来，驻守在西藏的厄鲁特蒙古人出兵把克什米尔人逐出西藏。时间大概相当于明朝末年。
不久前，人们在古格王国遗址的藏经洞里发现一个纸糊的面具(驱鬼用的)，糊面具的纸上竞然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经文，这一发现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想当初，当喇嘛们手里拿着撕碎的《圣经》，把它糊成驱鬼用的面具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大概非常得意吧。
古格王国最神秘的地方在于，拥有如此成熟、灿烂文化的王国是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彻底消失的。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人类几乎不知其存在，没有人类活动去破坏它的建筑和街道，修正它的文字和宗教，篡改它的壁画和艺术风格。它甚至保留着遭到毁灭的现场，唯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在公元十七世纪的时候，古格里面已经有了西方来的传教士，当时的古格王和古格的宗教领袖——其实是国王的弟弟矛盾比较深，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古格国王开始借助西方传教士的力量削弱佛教的影响。公元1633年，僧侣们发动叛乱，古格王的弟弟勾结了与古格同宗的拉达克王室利用拉达克的军队攻打古格都城，企图推翻古格王朝，于是一场残酷的攻坚战就在这里打响。
而建在一座山上的古格王宫是西藏防守能力最强的建筑，整个王宫只有一条隧道可以通到山上，从这里绝对没有可能攻打上去，而另外的地方全都是悬崖。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拉达克开始驱赶古格的老百姓在古格的半山腰修建一座石头楼，他们的想法是等这座建筑的和山顶一样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最终拿下古格了。
在古格的半山腰可以看到这座石楼的遗址，并没有修完，大概有十几米高。
没有修完的原因是因为,在修的时候，古格王出了变故。据说，由于拉达克人强迫古格的老百姓日以继夜的修石楼，老百姓在下面非常凄苦地唱歌，被国王听到了.国王非常难过，于是做出了决定，一种说法是，国王最后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国王一死，古格自然也就城破了；另一种说法是，为了挽救百姓，国王率古格投降了。
从历史记载上来看，似乎后一种情况更可靠。根据历史记载，古格的最后一个国王及全家都被拉达克人带回拉达克都城关进了监狱。
不管国王最后的下场怎么样，古格老百姓的结局却都很惨，古格下面的无头藏尸洞就是证明。
无头藏尸洞洞窟开凿在距地表近3米高的山沟崖壁上，洞口很小，宽0．8米，高仅l．2米。这个洞是一组三室洞窟，主室平面是不大规整的方形，面积约10平方米。后室和南侧室都很小，各有一个小洞口与主室相通，主室后壁上还挖有小龛。这两个洞室内都叠压着二三层尸体。
主洞室和两个小洞室内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三十厘米厚的散骨骼、破衣、碎布、绳子和小木棍等。骨骼非常杂乱，根本无法-一辨识每具尸体，粗略统计了残肢，估计洞内堆有三十多具尸体。
洞里的尸骨没有一具是完整的，都是身首异处，奇怪的是洞内没有发现一个颅骨，只找到两件下颌骨，更奇怪的是，洞里虽然看不到一具头颅和头骨的痕迹，但却找到许多发辫和绑扎着的发束，说明尸体本来应当是带着头颅被堆进洞内的，后来这些头颅却神秘地不翼而飞。在一些腿骨、脊骨上面，附着已经干枯的人皮和人肉，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完全脱水干化的干尸。
有近十具尸骨用藏式无领粗布长袍和毛质粗呢包裹，腰部紧系毛织绳，绳两端绕长袍将尸骨曲折捆绑成团。
根据乱骨堆中夹杂大量破衣、布块和多节毛织绳以及捆绑迹象分析，堆放到此的尸体最初全都是穿着衣袍，有些还裹着大块毛织布，用绳子捆绑成屈肢状放入洞中的。
关于这个“干尸洞”内的尸体，据说是古格与拉达克争战时，古格国王不忍心眼看着自己的百姓受累，于是与拉达克人达成城下之盟：同意投降，但不得伤害百姓！当古格国王和战士们放下武器之后，背信弃义的拉达克人却将他们全部押解至干尸洞前处以极刑，抛尸于洞内，并把所有被俘的古格子民掠往拉达克，将古格残酷灭国。
这确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但根根洞内发现的年轻女性的尸体，从考古学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似乎这又是一种有一定仪礼的葬式。
究竟这些尸体是古格王国时期的，还是古格王国以后的？他们的身分是贵族、战士，还是一般的平民？这种集体置尸于洞内的丛葬，是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葬式，还是一种惩罚性的手段？
但是，藏尸洞里的尸体远没有十万之多，而现在又找不到古格人的后裔，那么当日十万之众的古格人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另外，古格真的拥有十万民众吗？有人推断，古格王朝拥有数十万臣民，依据是古格曾经击退过印度号称十几万入侵雄兵；另有人推测，古格大约有几万人，光是古格都城就可能有一万人左右，否则无法供养奢华的王宫和繁多的庙宇；还有人极其谨慎，表示不能明确古格人究竟有多少，但古格绝不可能养活数十万、哪怕是几万人，古格都城可能只有五百人左右，因为现存的八百孔窑洞并非同时使用，而是旋塌旋建，再加上这里的生存环境恶劣，不可能养活太多的人。
古格王朝历代国王的传承世系是怎样的？古格的人口到底有多少？这些都是难解的谜。
从记载和考察的结果上看，战争造成的屠杀和掠夺并不足以毁灭古格文明。可事实上，硝烟散尽的古格王国却迅速恶化是主要的原因。的确，现在古格遗址一带沙漠化程度十分严重，当年能养活十万之众的绿洲，今天已所剩无几了。但是问题还是那十万人去哪里了，如果是迁徙走了话就一定会有后裔知道之后的历史。另外还有很多猜测，诸如天灾、瘟疫等，但都不足以使得繁荣富强的文明突然间完全彻底消失，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今天的古格故地，只有十几户人家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城市废墟，但是这些人也都并不是古格后裔。看样子，古格国的秘密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开了。
高句丽国：
高句丽，亦称高句骊，简称有句丽、句骊，又叫高氏高丽，公元前37～公元668年，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其人民主要是居住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扶馀人(包括沃沮人和东濊人)，靺鞨人及古朝鲜遗民。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南韩、北韩国，都声称高句丽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
高句丽王族姓高氏，有多种说法。在史籍《晋书》中记载：“朱蒙自以高辛氏之后，姓高氏”；在朝鲜史籍《三国遗事》中记载：“自言是天帝子，承日光而生，故自以高为姓”；在李氏朝鲜学者李承休撰著的《帝王韵记》中则记载：“朱蒙初诞，举国高之，故姓高氏。”不过，这些史料的记载都缺少置信度。
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记载，汉元帝刘奭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国。一些学者认为高句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成立了。“高句丽”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早在汉武帝刘彻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就已经出现在《汉书》中。而据史籍《旧唐书》的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认为高句丽国有九百年的历史了。
考察大多数的史籍，多认为高句丽国建于公元前37年或公元前一世纪中期，一些考古发现表明高句丽国最初的所在地，在公元前而世纪就有集权化的濊貊部落国家存在，不过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濊貊人曾自称为高句丽。史书中首次将高句丽和濊貊部落联系起来的，是史籍《汉书》中对发生在汉成帝刘骜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高句丽地区起义摆脱玄菟郡控制的记载，说明高句丽人在其成立的初期，其国民的主体是由濊貊人和扶余人组成的。据史籍《三国志》的记载，扶余和濊貊属同一族，说同一种语言。
据公元前四世纪的好太王碑记载，高句丽的始建者朱蒙是扶余国王与河神女儿的儿子。《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提供了朱蒙母亲的名字叫柳花，父亲是扶余国创始者天神解慕漱。朱蒙遭到带素的谋杀后，逃离扶余国(好太王碑说朱蒙是从北扶余逃出，而《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说朱蒙是逃出东扶余)，来到卒本扶余。朱蒙与卒本扶余国王的女儿结婚，后又成为卒本扶余国国王，创建高句丽国。(公元前36年)灭沸流国；(公元前33年)灭荇人国；(公元前28年)灭北沃沮。
中央集权化和早期的扩张(公元53～243年)：
前三国时代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从早期的几个濊貉部落国家很快扩张到汉江流域。(公元53年)，高句丽太祖王，将高句丽分散的五个部落设为五个州，实行集权化统制。(公元56年)，太祖王吞并东沃沮。后又吞并东濊一部分领土。随后，高句丽又对乐浪郡，玄菟郡和辽东发动攻势。完全摆脱汉朝的控制。高句丽的扩张与集权化，导致了与汉朝的直接武力冲突。汉朝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
高句丽与曹魏的战争(公元244～299年)
汉朝灭亡后，辽东郡被好战的地方土豪控制。高句丽主动与刚刚成立的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复兴与进一步的扩张(公元300～390年)
曹魏政权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七十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公元313年)，高句丽姜川王吞并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高句丽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北部。朝鲜半岛从此进入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公元342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公元3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新的法律出台。(公元372年)立佛教为高句丽国教，并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鼎盛时期(公元391～531年)
公元五世纪末时朝鲜三国时代的版图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六十四个城池，一千四百个村庄。后来好太王灭了后燕；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使百济成为高句丽藩属；瓦解了伽倻；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将新罗变为高句丽的保护国。就这样，在好太王时期，朝鲜半岛形成了一个长达五十年的松散统一局面。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面积已达到半岛面积的3/4。北部包括今中国东北大部分，东最远延伸到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
(公元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公元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公元五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内部纷争(公元531～551年)
高句丽在公元六世纪达到鼎盛后，开始逐渐地衰落。高句丽安藏王被刺杀后，其兄安原王继位。在安原王时期，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两政治集团对王位继承进行争斗。最后年仅八岁的阳原王登基。不过对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反对派的幕僚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上的控制。内忧外患，公元六世纪五十年代，高句丽北部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高句丽内部的幕僚争夺依然继续。(公元551年)，百济和新罗联合开始攻打高句丽。
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战乱：
公元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高句丽开始与隋，唐频频交战。高句丽与百济和新罗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很复杂，一回儿是友，一回儿是敌。
(公元551年)，百济和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丢失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精疲力尽。公元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
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除死。朝鲜半岛中部的战争，对朝鲜半岛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对百济的攻击使百济成了朝鲜半岛的最弱者。新罗由于霸占到了人口众多，富裕的汉江流域，给其日后扩张打下良好基础。相反，高句丽却因丢失汉江流域而国力大减。另外新罗获得汉江流域后，疆域到达黄海，使其可以和中国直接贸易和建立外交。这样新罗就不再依赖高句丽而是直接从中国学到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新罗与中国的直接沟通，与联盟最终在公元七世纪给高句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公元六世纪高句丽的扩张，使高句丽和隋朝的关系紧张起来。(公元598年)，高句丽攻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与隋朝的战争，不过隋朝不敌高句丽的大军。在随后的(公元612～614年)的战争中，隋朝都没有战胜高句丽。(公元612年)，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是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隋朝的百万大军从陆路和海上攻打高句丽但遭到高句丽的毁灭性打击，几乎全军覆没。(公元613～614年)隋朝再次攻打高句丽，但因杨玄感起义反隋炀帝和高句丽诈降交还叛逃的隋将斛斯政使得隋对高句丽的这两次战役取消。(公元615年)隋炀帝又打算再攻高句丽。但由于隋内乱加剧，攻高句丽的计划被取消。隋对高句丽的战争使隋朝国力锐减，加上国内起义和内乱。(公元618年)，隋朝灭亡。不过隋朝与高句丽的战争也消弱了高句丽的国力。
唐朝对高句丽的进攻起初很不成功，在无数次的战役中失守战略要点。在击败高句丽的盟友突厥后，唐朝与新罗联盟。(公元642年)高句丽将军渊盖苏文刺杀荣留王后，唐与高句丽的关系紧张。因为渊盖苏文对唐朝很有挑战性，在(公元645年)，唐太宗再一次对高句丽发动进攻，但高句丽在渊盖苏文和杨万春的带领下击败了唐军的入侵。唐损失严重。(公元649年)，唐太宗死后，唐朝又分别在(公元661～662年)发兵攻高句丽。虽然唐军的攻击给高句丽带来损失，但唐朝一直都没能战胜高句丽。
(公元660年)，高句丽西南的盟友百济被唐朝和新罗联军所灭。唐朝与新罗的联军在随后的八年里持续攻打高句丽。(公元666年)，渊盖苏文去世后，其长子渊男生到前方视察军情备战。让两个弟弟渊男建和渊男产留守平壤。渊男建和渊男产趁大哥不在诬陷他叛逃到唐，并逼高句丽宝藏王通缉渊男生。渊男生走头无路，只好投靠唐朝并被唐重用。渊男生率领唐军攻打高句丽，以期望能夺回大权。(公元668年)渊男生率领唐军最终灭了高句丽。
高句丽的语言：
高句丽灭亡之后衰亡，作为一种语言已不存在。有美国学者通过对《三国史记》中地理志部分的地名词语分析，认为高句丽语与日语有着相近的渊源。而也有韩国学者根据中国资料的记载得出，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东濊、百济(统治阶层)的言语属于同系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形成了扶余语系。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有韩国人无视记载高句丽语特征的历史资料严重不足的事实，声称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但这是没有充足的依据的看法。因为高句丽与新罗有着各自的形成史，他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在今天看来虽不远，但在古代其距离足以形成极为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而高句丽与新罗文化中的近似部分相当程度是由于他们都从中原文化中学习甚多所造成的。
中国学者则认为由于高句丽是一个集中了众多东北地区民族的边疆古国，所以高句丽人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语言，比如生活在高句丽统治下的靺鞨人所说的语言相比较于高句丽语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高句丽在其鼎盛时期的七世纪初叶也曾统治过部分契丹人、奚人。根据古代史书记载，其境内更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人。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可以推断至少高句丽的上层与文化人士可以听懂汉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并不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义。我们希望韩国学者能冷静的面对历史的事实，那就是：即便是同一语源、同一种族的人们，经过历史的发展，也往往会形成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同以古拉丁语为语源的古代欧洲人形成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而同为日耳曼人，就曾演化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所以，且不说高句丽的语言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弄清楚的学术悬案。即使是在同语言、同种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也都不是定义古代民族与今天特定民族专属继承关系的标准。高句丽在古代属于中华文明，所以中国对高句丽的历史继承是合理、合法的。而今天的朝鲜民族继承了一部分高句丽的土地与文物，也理所当然的对其有继承权。只是这种历史所有权是两国所共同拥有的。
高句丽人崇拜起源于中原的神物三足乌。把其当做最高权利的象征，要高于朝鲜龙和朝鲜凤。这与中原人有所不同。高句丽人对三足乌的这种崇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有体现。高句丽古墓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的四神崇拜、伏羲与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均体现了中原对高句丽文化的全面影响。同时高句丽的射猎、战争壁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所具有的尚武好战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图画在构图等方面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并无重大区别。高句丽壁画是反映高句丽在文化上属于中华文明体系的铁证。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古王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韩半岛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其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而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三十一世纪～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二、三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二～三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二世纪。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三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公元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666年的六百四十三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二百零五次。其中，公元32～423年的三百九十一年时间里，朝贡仅有十七次，平均二十三年才发生一次。而公元423～666年共朝贡一百八十八次，平均1.3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公元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公元六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五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要注意的是，“日据时代(公元1910～1945年)以后的朝韩观点”认为：“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高句丽国曾立国达七百余年，其独立性是很明显的。中国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立如此长的时间。如果高句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唐朝就不会帮新罗占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领土，并让高句丽人在中国东北部建立渤海国”。韩国人由此很为高句丽的历史自豪。
实际上，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这一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而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中国人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的规模很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特点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的历史与政治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八百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王朝已是高句丽的十余倍，汉王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达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余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七百余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不合理的。
统治者姓氏和民族的更替，更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有鲜卑族血统的杨氏隋王朝和有突厥血统的李氏唐王朝被汉族赵氏的宋王朝所取替。这被中国人认为是朝代继承。高句丽被新罗，王氏高丽取替也是同样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仅仅是指对朝鲜半岛霸主地位的继承。
统治者的姓氏和民族更替当然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问题是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只是继承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人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是以故新罗国为正统的。也即，韩国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学者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
崔瀣作为新罗国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后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
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目前中国境内，并不能说其只是中国的历史。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况且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朝鲜半岛。
至今，没有哪位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反倒是脉承日据文化的韩国在1945年以后，一直在企图用“排他性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韩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纵观今天韩国史学家们的“历史著作”，其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并不将少数民族视当作中国人，这种试图以“单一民族群体成国”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诸多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辽(契丹人)，金(女真人)”，而清朝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历史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朝、韩共同享有是可以的，而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离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这种荒唐至今竟然扩展到了将源起于长江流域百越民族的古老“端午节”作为“韩国独有的历史”，而受巨贿之后批准此“荒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竟然也没去想一想：中国的百越民族在年年过“端午节”时，朝鲜半岛上还荒无人烟，仅仅是熊、虎、狼、鹿的天下。
朝鲜许多王朝和国家，比如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都曾被中国中央封建统治阶级册封。这并不代表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种看法是对历史事实的混淆。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韩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朝两国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理，朝鲜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提醒那些朝鲜民族主义者，你们应该正视中原古代文化对你们民族的影响。你们割裂历史，用这个古国的历史文化来强调本民族的伟大是不理性的。而认为自己古代文化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更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逃避。在古代文化上，你们的祖先，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你们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今天的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
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韩国人、中国人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韩国更是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国家。难道我们要说韩国人与欧洲人文化相似，所以韩国人继承了欧洲人？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化的相似现象，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所以在朝鲜或韩国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
新罗人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或许有种族上的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韩国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
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都是传说。对檀君朝鲜真实性的攻击是不应该的。
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人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
中国以前一直认为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这也是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东北工程是利用学术搞政治。担心南北朝鲜统一后,韩国会提出领土要求。
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韩国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
高句丽灭亡后二百五十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朝鲜王氏高丽王朝源名于高句骊，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因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95％以上不重合，语言不同，历史年代跨度过大(超过二百五十年的差距)，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必须严正注意的问题。所以，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对于历史不能模糊，这也是防止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证据之一，不可偏谬。
王氏高丽立国于公元918年，指公元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综观这些史书的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佑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由于疆域被辽金阻隔，宋人普遍不清楚从唐朝灭高句丽到王建建立高丽之间朝鲜半岛发生了什么事。
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也未能免俗。他(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两百年间朝鲜是朝鲜历史上的统一新罗时期。这两百年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高丽”的国家。宋朝人以为高丽一直存在于朝鲜。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那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附于篇后。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三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三国志·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3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一，是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这是对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的基础。
二，是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虽然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三，是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
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
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公元372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这是因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
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公元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十五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国内的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九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朝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韩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2003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
《史记?朝鲜列传》中明确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高句丽国君主世系简表：
高句丽东明圣太王：高朱蒙，公元前59～前19年，亦称高邹牟、高众解、高中牟、高仲牟、高都慕。他是传说中高句丽的开国国君。约在公元前37年，高朱蒙在沸流水(今富河)畔之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建立了高句丽国。据《三国史记》所载传说，高朱蒙幼年便善于狩猎，七岁就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高朱蒙即为善射之意。他是河伯(即河神)之女柳花与天帝之子解慕漱所生之子，自小被东扶余的金蛙王收养。金蛙王于太白山南边的优渤水遇柳花，柳花自称与天帝之子解慕漱私通，因而被逐出家门。金蛙王甚觉奇异，将柳花幽禁于室中。柳花受日光照射而产下一卵，此卵走兽相避不食，禽鸟以翼覆盖保护，且刀不能剖，最后一名男孩自卵中破壳而出，是为高朱蒙。《三国遗事》、《魏书》及好太王碑文均有类似之记载。《三国史记》又记载，高朱蒙常与金蛙王的七个儿子一起游戏，比试射技高低。他们的技能不如高朱蒙，高朱蒙因此遭嫉恨。金蛙王之长子带素说高朱蒙非人所生，必有异心，请金蛙王除掉他，免生后患。金蛙王不听从，而给高朱蒙养马之职。很有心计的高朱蒙故意将骏马减食，让它消瘦，反将劣马喂肥。金蛙王没有察觉，挑选肥马自己乘坐，精瘦但其实是骏马的那匹就给了高朱蒙。后王子及诸臣又想谋害高朱蒙，高朱蒙与鸟伊(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逃走，路上鱼鳖浮出成桥为高朱蒙摆脱追兵。至毛屯谷遇三贤：克氏、仲室氏、少室氏，在卒本川(《魏书》称作纥升骨城)的沸流水建国。国号高句丽，因此以高为姓。时为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朱蒙时年二十二岁。公元前36年，高朱蒙降服上游国家沸流国，公元前19年去世，时年四十岁。葬于龙山，号东明圣王。太子类利继位。
高句丽瑠璃明王：高类利，公元前？～公元18年待考，或云孺留，高句丽开国君主朱蒙(东明圣王)的长子，母亲为礼氏。他在扶余出生长大。后来与母亲一同前往高句丽投奔朱蒙。朱蒙逝世后，于公元前19年继任为高句丽的君主。有关琉璃王及高句丽国君之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史记》。而在《三国志》、《魏书》中有关这段时期的记载与之差异颇大，故难以相合。高类利之父高朱蒙，原为东扶余人，弃国往南建高句丽。类利于东扶余长成后，与其母礼氏一同出逃至高句丽，并被立为太子。当时朱蒙封召西奴为妃，育有两子，分别是温祚和沸流，由于类利立为太子，两人地位不保，于是南迁，后来温祚另建了百济王国。
公元前3年，类利将国都从卒本迁到国内城。有一首诗名为《黄鸟歌》，相传是类利的继室雉姬与禾姫争宠，雉姬受禾姫之辱忿而出走，类利追之不及，有感而发所作，流传至今。其词曰：“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不论传说的故事正确与否，以此推论可知东扶余、卒本扶余(高句丽)和南扶余(百济)三者系出同源。王后：松氏，多勿侯松让之女(公元前？～前17年)；继室松氏，多勿侯松让之女(生卒年待考)；继室禾姬，鹘川人；继室雉姬，汉人。母不详；王子：高都切：琉璃王长子，原太子，公元1年春天正月时早逝；高解明：琉璃王次子，公元4年春天的二月被封为太子，公元9年被琉璃王赐死，遂自杀，年仅二十一岁；高武恤：琉璃王第三子，亦称高无恤，公元14年继任为太子，即后来之大武神王；高如津：《魏书》称作高如律、高如栗，公元18年夏天的四月时掉进水里后死亡；高解色朱：又名高解邑朱，即后来之闵中王；高再思：后来的太祖王生父。
高句丽大武神王：高无恤，公元？～44年待考，又名武恤，号称大武神王。他是高句丽第三代君主。琉璃王的第三子。在琉璃王逝世后，于公元18年继任为高句丽的君主。有关大武神王的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史记》。高无恤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在他还是王子时，就曾于公元13年在鹤盘岭击败进犯的东扶余军队。之后在他继位后的二十六年间，不断以武功开拓四方。在南向与东汉争权夺利、北方抗拒东扶余兼并吞食的斗争中，大武神王再次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选择，避开东汉与扶余，将高句丽拓展的方向转向毗连的朝鲜半岛北部丘岭山地。公元22年，大武神王五年，杀东扶余王带素，而未灭其国。公元28年，东汉辽东郡太守发兵讨伐高句丽。高无恤退入国都附近的丸都山城(今集安县西之山城子)据守。汉军围困了三个月，高句丽人粮食将尽，高无恤急中生智，以犒军为名，派人送酒和捉到的鲤鱼给辽东太守。太守以为城中粮草充足，只好退兵。高句丽躲过了第一次几乎亡国的厄运。四年后的公元26年，汉光武帝因偃武修文，重新册封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公元37年大武神王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七年后，汉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并划定朝鲜半岛上的萨水(今清川江)以南地区归东汉直辖，以北属高句丽统领。此后，高无恤逐渐将领地扩大到鸭绿江南岸，这一有远见的举措开创了日后高句丽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
高句丽闵中王：高解色朱，公元？～48年待考，亦称解邑朱，是高句丽的第四代君主。前任君主大武神王高无恤的弟弟。他于公元44年农历11月至公元48年在位。根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的记载，大武神王于公元44年农历10月薨去，当时太子(慕本王)尚年幼，所以他被推举继位。公元47年农历10月，蚕友(又作蚕支)部落的大加戴升率一万余家走往乐浪郡，向东汉投降。公元48年薨去，遗言中叫人把它埋葬于闵中原的石窟里，所以被赐谥号为闵中王。
高句丽慕本王：高解忧，???，公元？～53年待考，又名爱娄(??)、莫来(??)，是高句丽的第五代君主。是前两任君主大武神王高无恤的嫡子、前任君主闵中王的侄儿。他于公元32年农历12月被册立为高句丽的太子，公元44年农历10月大武神王驾崩时，由于年纪尚幼，所以并未有继位，其叔叔闵中王继任高句丽君主。至公元48年，闵中王驾崩，高解忧继任王位。公元49年农历2月，派遣将军袭撃后汉的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等四个郡。辽东太守蔡彤以恩义及信义向慕本王对质，并透过和亲使两国的关系得以回复。根据《后汉书·蔡彤传》的记载，为共同对付匈奴，东汉王朝对鲜卑及高句丽采取了怀柔政策，以赏赐拉拢二国向东汉朝贡。根据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载：慕本王为人凶残，不但没有容人之量，还对批评他的人加以杀害。因此在公元53年农历11月，被为侍从杜鲁刺杀死亡。由于他被葬在慕本原，所以亦以“慕本”来作谥号。
高句丽太祖大王(国祖王)：高宫。太祖王高宫在位时期，是高句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他除了将高句丽分散的各部实行统一以外，还与东汉王朝进行过多次军事较量，屡犯辽东，显示了高句丽逐渐强大的军事实力。几次较大的冲突有：公元105年春，太祖王派兵攻汉辽东郡六县，被太守耿夔击破，主将被杀。公元118年，太祖王与濊貊联合攻汉玄菟郡，攻华丽城。公元121年春，汉幽州刺史冯焕等击高句丽，被高句丽用诈降计打败，死伤二千余人。同年夏，太祖王合鲜卑共八千人攻辽东，太守蔡讽以下百余人战死。同年冬，太祖王合马韩、秽貊共万余攻玄菟郡，汉军得到两万扶余军之助，击退之。公元146年，太祖王袭扰汉乐浪郡，杀带方县令，掠太守妻子。公元146年，太祖王传位于次大王高遂成。根据《魏书·高句丽传》记载：“朱蒙死，闾达(琉璃王？)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莫来子孙相传，至裔孙宫”。然而，相对于之前四代君主的短寿，太祖王则有长达九十三年的统治时间，及一百二十岁高龄，这使日本历史学家井上秀雄在翻译朝鲜史籍《三国史记》时加注，表示怀疑在慕本王及太祖王之间，还有数代失落的君主没有被记载进史册。
高句丽次大王：高遂成，公元146～165年
高句丽新大王：高伯固，公元165～179年
高句丽故国川王(国壌王)：高男武，公元179～196年
高句丽山上王：高延优，公元196～227年
高句丽东川王(东襄王)：高位宫，公元227～248年
高句丽中川王(中壌王)：高然弗，公元248～270年
高句丽西川王(西壌王)：高药虑，公元270～292年
高句丽烽上王：高相夫，公元292～300年
美川王(好壌王)：高乙弗，公元300～331年
高句丽故国原王(国冈上王)：高钊，公元331～371年
高句丽小獣林王：高邱夫，公元371～384年
高句丽故国壌王：高伊连，公元384～391年
高句丽広开土王(好太王、永楽大王)：高谈德，公元391～413年
高句丽长寿王：高巨链，公元413～491年
高句丽文咨明王(明治好王：、文咨王)：高罗云，公元491～519年
高句丽安蔵王：高兴安，公元519～531年
高句丽安原王：高宝延，公元531～545年
高句丽阳原王：高平成，公元545～559年
高句丽平原王：高阳成，公元559～590年
高句丽婴阳王(平阳王)：高元，公元590～618年
高句丽栄留王：高建武，公元618～642年
高句丽宝臧王：高宝藏，公元642～668年
高句丽末王：高安胜，公元668～668年
东女国：
“东女国”是一个神秘、浪漫的女性王国，带有强烈的母系氏族社会烙印，曾经在历史上一度活跃，一度辉煌。直到唐朝时期，人们才对其有相当的了解。
按照唐朝人的记载，东女国在川西高原上，其地“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域，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船以渡”。东女国的中心是在茂州以西的弱水地区。
在唐朝事情，弱水屡见于记载。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裴行方计茂州叛羌黄郎弄，“西至乞习由，临弱水而归”。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剑南节度使郭虚已“将图弱水丁之八国”，以鲜于仲通为剑南行军司马。“收其八国，长驱至洪湖州”。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改洪州为保宁都护府，堑弱水为蕃汉之界”。当时的保宁都护府在今梭磨河上游的壤中一带。作为唐蕃分界的弱水，指的就是大金川的上游。
另据史籍《安多政教史》的记载，其水流经三杂谷之水，总称为弱曲,下游为大金川唐人所说的弱水，应当是指弱曲。东女王所在的康延川，就是隋朝时期记载的葛延，亦即清朝时期所称的噶喇依。其地素为“金川巢穴，形势险要”，大金川由北向南流经其前，和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完全一致。
位于东女国和雅州之间的白狼夷，其地在灵关道的南段，与雅州芦江县相邻，及今宝兴县境内。罗女蛮罗汝蛮，其地在白狼夷西南，及今石棉、九龙及其东南地区，东女国之境，东西九日行，大约五百里，其西界不超过瞻对和理塘。这个东女国是以大金川流域为中心，北与白狗、白兰相邻，东南与白狼、罗汝诸部毗连，西北则与多弥之地相邻。
作为东女国中心的大金川地区，就是近代嘉绒的本部。嘉绒亦即嘉莫绒,意为“女王的谷地”，显然嘉绒与东女国有关。嘉绒土司的祖先出自康的勃兰氏，原本臣属于隆重若的雅孙之王难磨之子森蒂，后辗转迁徙，至克罗斯纳波时，由于发生饥馑遂移居杂绒臣服于杂绒王。
勃兰氏，是一个以女性为蝇习的部族，所以克罗斯纳波也被称为克罗斯夹莫，当其王臣服于杂绒王之后，便被称为勃兰冈，汉文史籍则称之为弱水部落。这个弱水部落始见于隋文帝杨坚执政时期。从史籍《隋书·崔仲方传》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点据着杂绒地区的是白男(兰)王，克罗斯投靠的杂绒王就是汉文史籍所记载的白男(兰)王。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会州总管崔仲方镇压了男(兰)王。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得勃兰氏的弱冈家摆脱了董氏白兰的控制并向南发展，最终占据了今金川、小金、丹巴等地。由于勃兰氏是以女性为中心，所以唐朝人称其为“女国”，亦称“东女国”。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女王汤滂氏始遣使贡方物”。以此推测，东女国的形成大约是在隋、唐之际。
东女国的王族是属于象雄系统的部族，在史籍《安多政教史》中称其为“象雄勃兰之王”。这一族和早期吐番王室的关系极为密切，当吐蕃征服白兰、白狗等部落之后，东女国的势力急剧膨胀，从而形成“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的强部。
据《旧唐书·东女国传》的记载，东女国“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高霸是Gog yul的对音，也就是指哥邻的部族。在藏文典籍中，哥邻部族所在的杂瓦绒就被称为“女王的杂瓦绒”，因此，东女国的“高霸”实际是出自臣服天东女国的哥邻，是指董氏部族的“哥咱”。
哥邻部族的父族是董氏，母族是哥氏。从哥邻之地与白兰之地相重来看，作为哥邻父族的董氏应当就是白兰。哥邻的母族，显然就是东女国的女官“高霸”，其地位相当于宰相。白兰为吐蕃征服之后，实际上就成为了东女国的属部。由于东女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因而白兰的母族成为东女国的宰相。在外官僚，则以男子为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由于女性居于支配地位，所以藏文史料都是从母族的断承关系进行记载。其后，唐人亦采用其称谓。
东女国是由两部分组成：女王以康延川为中心，控制着大金川地区。以大金川上游为中心的西山八国，则是由诚服于东女国的哥邻所控制。东女国有大、小二王，其中小王之位，并显非仅仅是作为储君，其原因就是为了加强对西山八国的控制。
以女性为中心的东女国，大约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后，开始以男子为王。至公元八世纪未，东女国再次发生变化。唐德宗李适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遣使致书西川节度使斗皋，其中就提到“西山女王，见夺其位”。同年，东女王与西山八国投附大唐王朝，这显然和女王失位有关。据史籍《安多政教史》记载，嘉莫杂瓦红有三个不同的部落，一是嘉良族，二是属于象甲(Zhang rgyal)系统的象雄勃兰之王。三是称为杂绒王的哥彭。最初的强部是象波文，其后为拉色哥。
汉文史籍中记载的“嘉良”，是分布在大金川地区原土著部族。杂绒王就是隋朝时期所称的白男(兰)王，亦即唐朝时期所说的哥邻王。勃兰王则是汉文史籍所记载的东女王，这是属于象雄系统的部族。最初的强部象波，是指出自象雄的勃兰氏，也说是唐朝时期所说的东女王一族。后勃的次子是哥拉哥谷，就是哥王。
由此推测，大约在公元八世纪未，朗氏已控制了哥邻，并取代了象雄的勃兰氏，成为近代家莫杂瓦绒的支配部族。这样，曾经在历史上一度活跃的东女国便消失了
箕子朝鲜：(????，公元前1122～前194年)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汉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公元前三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兄弟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开国之君：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箕子，作为中华第一哲人，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箕子其人、箕子朝鲜其事，在国内外学界争论颇多，这之中既有书缺有间的问题，也有观点与方法论的分歧，而后一点更为突显，从而使古朝鲜史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
王国历史：
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后，商周交替之时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这在《史记·宋微子世家》、《尚书大传·洪范》中都有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国遗事》记载：“都平壤城(西京)。”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以致于箕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
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
根据韩国人的历史书《三国遗事》所载，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著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做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一共经历了四十一代君主，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才被灭。
出于民族主义原因，目前有一部分朝鲜韩国学者受九十余年日寇奴役的影响，学会了杜篡历史，因此不承认有箕子朝鲜的存在。
箕子开发古朝鲜考
古朝鲜地区，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
公元前十二世纪，殷商遗民箕子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箕氏王朝，传国九百多年；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卫满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国二百年，开发了半岛的南部。他们作为移民成了后来Korea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民俗资料，都可以证明箕子与箕氏王朝开发古朝鲜的历史。
1.古代中国的史书对箕子开发古朝鲜有明确记载：
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
西汉焦延寿在《易林》中记载：“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其曰：纣王末年(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进入商都朝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出狱后的第二年，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陈述了《洪范》九畴。武王听了，非常高兴，要重用箕子。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于是请求前往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
周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五十二岁。四年之后，箕子从朝鲜前来朝见周王，经过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箕子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并作了《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诗歌中的“狡童”比喻不听忠告的纣王。诗歌采用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
箕子到达古朝鲜地区以后的情况，在《汉书·地理志下》中记载得比较具体：“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在《后汉书·东夷传》中还记叙了箕子后代的情况：“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千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述。《三国志》注引《魏略》记述得更详细，而且记述箕准南逃以后，“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现在，该国的确既有箕姓，又有韩姓。
2.古代朝鲜民族的历史家也明确记叙了箕子开发古朝鲜，与中国史书的记载基本一致：
高丽王朝僧一然著《三国遗事》追述了朝鲜族始祖檀君的神话，并提到了箕子。书上说：天帝的庶子桓雄与化为女子的熊结合，生下“檀君”王俭，他就是古朝鲜全民族的共同始祖。现代韩国与北朝鲜仍然有时采用檀君纪年，即以公元前2333年为檀君元年。檀君御国一千多年以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就谦让地退隐了。
箕子开发古朝鲜的具体情况，该国史书《东史纲目》的记载比中国史书更详细。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写《东史纲目》时，不仅参考了中国的各种史书，而且广泛总结了该国《三国遗事》、《三国史记》、《三国史略》、《高丽史》、《丽史提纲》、《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等史书和历代作家文集的成果。他在《东史纲目》卷一记载说：“己卯(周武王十三年)，朝鲜箕子元年。殷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箕子，子姓，名胥馀。封于箕而子爵，故号箕子。仕殷为太师。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而囚之，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鼓琴以自悲。及周武王伐纣入殷，命召公释箕子囚，问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王乃问以天道。箕子为陈《洪范》九畴。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筑城郭。施八条之教。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初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设禁八条，其略：相杀偿以命；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为家奴，女为婢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售。是以其民不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其民饮食以笾豆。崇信让，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归附。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
按：据《高丽志》记述，箕子所筑平壤古城遗址，石筑周八千二百尺，土筑一万二百零五尺，高三十尺。
“箕子用殷田制，教民以田蚕织作。不三年，民皆向化。礼俗以兴，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以都邑之江比黄河，以其山比嵩山[注云：即大同江、永明岭]，作歌颂其德。韩氏百谦曰："余到平壤，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在，周然不乱。古圣人经理筹划变夷为夏之意，犹可想见。其田形亩法，与今孟子所论井字制不同。其中含球、正阳两门间区划，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而见之，有四田八区。四田，四象之义耶？八区，八卦之象耶？八八六十四，正正方方，其法象先天方图。噫！此盖殷制也！《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七十亩，本殷人分田之制。箕子，殷人，其画野分田，宜效宗国。”
“壬午(周武王十六年)，(箕子)四年，箕子朝周。箕子以素车白马[注：殷人尚白也]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不可，欲泣为近妇人，乃作《麦秀》诗以歌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人闻之，皆为流涕。”
“戊午(周成王三十三年，箕子四十年)，箕子薨。寿九十三。葬平壤北兔山。这里记述了箕子到朝鲜立国的情况。箕子率领五千人到达朝鲜地区之后，定都平壤，传播中原的文化，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制定了成文法，采用了类似殷商的田亩制度。”
该书还记载了和箕子后代(箕氏王朝)的情况。箕氏朝鲜王朝一直存在到汉高祖时代。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被燕人卫满灭亡。《东史纲目》列箕子传世图，说从箕子立国到箕准被卫满篡位，共历年九百三十年；箕准至马韩，称南康王，到被百济所灭，历年二百零二年，总共传世一千一百三十一年。它记载箕氏王朝的情况说：戊戌(周显王四十六年)，燕伯僭称王，侯欲伐，不果，亦称王。箕子薨，子孙世君东方，而年代无考。至是，燕易王僭号，欲东略地。朝鲜侯欲兴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亦止不攻。侯复称王。
“庚辰(秦始皇二十六年)，王否，服属于秦。寻薨，子准立。初，朝鲜称王，其后子孙稍骄虐。燕将秦开，尝质于东胡，胡甚信之，归以袭破东胡；攻朝鲜西方，取地一千余里，至满潘为界。朝鲜始弱。及秦并天下，王否畏秦，遂服属于秦，不肯朝会。否，箕子四十世孙也。寻薨，子准立。辛巳(秦始皇二十七年)，王准元年。己亥(汉高帝五年)，(王准)十九年，与汉以水为界。”
“丙午，(王准)二十六年，燕人卫满来降，拜为博士，守西鄙。汉燕王卢绾，反入匈奴；卫满亡命，聚党数千人。椎髻蛮夷服，东走出塞，渡水来降。说王求居西界故秦空地上下障，与诸亡命为国藩屏。王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戊申，(王准)二十八年，卫满叛袭王都，王南奔。满称朝鲜王，都王俭城。王攻破马韩，都金马郡。”
3.中国与半岛的考古发现，以及半岛的民俗，都可以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证明箕子开发古朝鲜的历史事实。
首先从有关考古发现看。檀君神话说，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与该国的石器时代相互印证。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与慈江道交界处，处于大同江与清川江之间。考古发现，公元前5000～前1000年初，朝鲜半岛正当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大同江正好流经这些地区而进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处，是很自然的事。
妙香山，正如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古代中国的泰山一样。檀君神话又说，檀君在箕子进入朝鲜后便移位隐居，正说明古代朝鲜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由神话时代转入了文明时代。《汉书》说箕子制定了八条禁令，标志古朝鲜社会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已快速地迈进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时代。
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个历史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朝鲜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十～前五世纪，主要遗址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这时代正好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朝鲜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而且，古朝鲜的青铜器和支石墓跟中国辽宁和山东的青铜器与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其次从该国古代的族源神话看。该国族源神话基本是卵生神话。高句丽国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罗国的始祖朴赫居世是卵生，新罗国的脱解王(姓昔)和金阏智也是卵生，新罗三大王族(朴、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驾洛国的六个国王也都是卵生。
这些神话本身，与中国卵生神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卵生神话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简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业，其后代曰孟戏、中衍，仍然鸟身而人言；直到明末清初，满族还有仙女吞鸟卵而生下清始祖努尔哈赤的神话传说。
据诸多学者考证，东夷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带，后来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东北迁徙，并达到朝鲜、日本等地。更有人认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为东夷分支。《孟子·离娄下》便说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我们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划为东夷范围，但它们与东夷诸族相互影响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因此，从卵生神话这个角度看，古代朝鲜与箕子所带去的殷商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再次从姓氏及有关考古发现看。中国《宋史·礼志》记载，宋徽宗封箕子为辽东公。宋朝罗泌《路史·国名纪》说：唐高祖武德年间“以辽为箕州”。今辽宁集安西有淇水县，辽宁新民一带有祺州。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铜鼎，腹内底壁铭文有“箕侯”字样。而且，箕子东去朝鲜时，在路经河北正定时留下了一支子孙，就是后来“鲜于”复姓的来源。《风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
朝鲜半岛的姓氏也一样可以作为证明材料。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姓氏中有箕姓，还有其分支韩姓、齐姓等等，他们都奉箕子为始祖，并到中国河南省淇水县朝歌镇的三仁祠寻根问祖。还可以从服饰、古代历法、风习等看。朝鲜族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见殷商尚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这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古朝鲜的历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该地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殷商有杀人殉葬的风俗，而《东夷传》等记载扶余国“杀人殉葬，多者百数”。《东夷传》还说，该国“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王”。这又使人想起《吕氏春秋·顺民》的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民乃甚悦”说明百姓认为汤这样作才对，否则就不对，也就是说把大旱归咎于汤。而且，《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还说，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话、民俗，各个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证箕子与殷商遗民对古朝鲜的开发。
4.从后代历史往前推，也可以证明箕子是古朝鲜地区的开发者：
《史记·朝鲜列传》明确记载说：西汉建立政权后，与古朝鲜以水为界。燕人卫满，是燕王卢绾的部下。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卢绾反叛，投降匈奴；卫满逃跑到朝鲜地区，后来夺取王位，建立了卫氏王朝，建都王俭城(今平壤)。吕后当权时，卫满曾经与汉朝的辽东太守约定，称为汉朝的“外臣”。卫满传国三代，至孙子右渠王开始与汉朝关系紧张。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使者涉何与右渠王反目，涉何杀死朝鲜的裨王长，右渠王派兵杀死涉何。于是，两国间爆发战争。元封三年，在汉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尼相参杀了右渠王投降。汉武帝把朝鲜地区划分为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并封右渠王的儿子长降以及尼相参等人为侯。以上史实，是两国学术界都承认的。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朝鲜通史》就是这样记述的：“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周灭亡，分裂为数国，互相混战。当时古朝鲜的侯也称为王，拥有相当的官僚机构和相当的武装部队……后来，秦统一中国，筑万里长城时(公元前214年)，古朝鲜的否王曾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后来，他的儿子准王收留北中国燕、齐、赵等国避乱和迁徙的居民，使住于古朝鲜西部地区，扩大了古朝鲜的领域。”“公元前206年汉统一中国后，修万里长城外的辽东故塞，以卢绾为燕王，与古朝鲜以水为界。公元前195年卢绾叛汉，亡命匈奴，其部下卫满聚众千余名，渡水入朝鲜。准王赐予博士爵位和百余里土地，令其统率亡命于古朝鲜西部国境之汉人。卫满在古朝鲜的西部境界扩张势力，于公元前194年袭击王俭城，驱逐准王，自立为古朝鲜‘国王’。”“汉四郡的设置对朝鲜各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汉通过乐浪郡，与朝鲜各部落之间的交易广泛开展起来了。考古遗迹发掘工作中(仅辽东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黄海道，直到庆尚道地方，都发现汉朝时代的文化遗物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如果不否认汉武帝灭卫氏王朝建立乐浪等郡的历史，那么，就不可轻易否认卫氏王朝取代箕氏王朝的史事。如果承认有箕氏王朝，就不可轻易否定箕子入朝鲜的历史记载。否则，箕否王、箕准王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我们利用史料决不可割裂。而且，根据先秦典籍记载，箕子是确有其人的。殷商的三个著名人物，比干被杀，微子封于宋，都没有疑义，为什么单独怀疑箕子去朝鲜呢？而且，如果没有去朝鲜，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资料提出箕子的其他去向呢？一部世界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和平的交流；一是武力的征服与反抗。箕子入朝鲜属于前一种类型；卫满的入侵与汉武帝的征服，是属于后一种类型。
箕子入朝鲜，奠定了中国和朝鲜半岛几千年文化交流与友好的基础。所以，古代朝鲜、韩国的传统史书，从来就肯定箕子的开发之功，并以箕氏王朝为正统；而对卫满则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箕子及其后代不仅对开发朝鲜半岛做出了贡献，而且已经融合为古朝鲜民族的一部分，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在其历史文献《东史纲目》众评论卫满说：“卫满未有积仁行德，徒以亡人以诈逐王准，夺之国而并之，不义甚矣！二世而灭亡，暴得者暴亡。何以传世久长，与礼箕并哉？”
元、明时期朝鲜三大诗人之一的李齐贤，在其《题长安逆旅》中，就明确地把自己的祖国称为“海上箕封礼义邦”；并且赞扬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是“河山万世同盟国”。其著名小说家金时习所写的《醉游浮碧亭记》，就是以箕准的女儿为女主角，作家通过女主角之口说：“卫满乘时窃其宝位，而朝鲜之业坠矣！”小说还写了朝鲜开国始祖救助箕准之女，使她成仙。其历史倾向性非常明显。
——朝鲜民族，曾深受日寇的侵害，这种历史伤痛是永远抹不去的！那么，如今的韩国“学者”却为什么还要步倭奴的后尘，以抄袭、纂改历史来体现一个张显无耻的民族形象呢？
箕子朝鲜君主世系简表：
箕子： 子胥余，公元前1122～前1082年
荘恵王：子 松，公元前1082～前1057年
敬孝王：子 询，公元前1057～前1030年
恭贞王：子 伯，公元前1030～前1000年
文武王：子 椿，公元前1000～前972年
太原王：子 礼，公元前972～前968年
景昌王：子 荘，公元前968～前957年
兴平王：子 捉，公元前957～前943年
哲威王：子 调，公元前943～前925年
宣恵王：子 索，公元前925～前896年
谊襄王：子 师，公元前896～前843年
文恵王：子 炎，公元前843～前793年
盛徳王：子 越，公元前793～前778年
悼懐王：子 职，公元前778～前776年
文烈王：子 优，公元前776～前761年
昌国王：子 睦，公元前761～前748年
武成王：子 平，公元前748～前722年
贞敬王：子 阙，公元前722～前703年
楽成王：子 懐，公元前703～前675年
孝宗王：子 存，公元前675～前658年
天老王：子 孝，公元前658～前634年
修道王：子立襄，公元前634～前615年
徽襄王：子 通，公元前615～前594年
奉日王：子 参，公元前594～前578年
徳昌王：子 仅，公元前578～前560年
寿圣王：子 翔，公元前560～前519年
英杰王：子 藜，公元前519～前503年
逸民王：子 冈，公元前503～前486年
済世王：子 混，公元前486～前465年
清国王：子 璧，公元前465～前432年
导国王：子 澄，公元前432～前413年
赫圣王：子 □，公元前413～前385年
和罗王：子 谓，公元前385～前369年
说文王：子 贺，公元前369～前361年
庆顺王：子 华，公元前361～前342年
嘉徳王：子 诩，公元前342～前315年
三老王：子 煜，公元前315～前290年
顕文王：子 釈，公元前290～前251年
章平王：子 润，公元前251～前232年
宗统王：子 丕，公元前232～前220年
哀 王：子 准，公元前220～前194年
桀燕国：
桀燕国是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之地，是原燕王、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割据的势力范围，故地位于今北京和河北北部，割据的时间为公元895～913年，正式称帝割据的时间为公元911～913年仅二年。
唐朝末年，刘守光曾因与担任卢龙节度使的父亲刘仁恭爱之妾罗氏通奸，被刘仁恭一顿棒打后，怒绝父子关系。
唐哀帝李柷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刘仁恭在城外大安山享乐，城中没有任何戒备，宣武将军李思安率军攻陷幽州(今北京)。当刘守光从城外率军进入击退李思安后，随即自称卢龙节度使，并派兵擒住父亲刘仁恭，将其囚禁起来。此后，刘守光与其兄义昌节度使刘守文不断自相攻击，到了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再擒刘守文，随后即将兄长杀害，同时兼有了两镇之地。同年，刘守光为后梁太祖朱全忠封为燕王。
刘守光本性平庸愚昧，在兼并义昌后骄傲自满，曾口出狂言：“我地方三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自认为父兄的失势都是上天所助，其荒淫和暴虐的程度与日俱增，而相邻的各节度使欲使其恶贯满盈，亦表现出畏惧卢龙的态度，刘守光由是有称帝之意。
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农历8月，刘守光不顾众将臣的反对，坚持要登极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应天，史称“桀燕”。
桀燕政权建立后，立即不断受到晋王李存勖的攻击。后梁乾化三年(桀燕应天三年，公元913年)农历11月，李存勖攻陷幽州，俘获被囚禁已久的刘仁恭，而刘守光在逃亡后不久亦被擒住。至此，桀燕国灭亡。
后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刘氏父子而人被献牲于太庙。李存勖在监斩刘守光时，刘守光至死求饶不绝。
东真国：
东真国是南宋、金国时期蒲鲜·万奴所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
蒲鲜·万奴，公元？～1233年待考，女真族，亦称布希·万奴、完颜·万奴；东海女真人。著名金国将领、东真国创建者与君主。
蒲鲜·万奴的活动，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在南宋宁宗赵扩开禧二年(金章宗完颜·璟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该年农历6月，南宋王朝大将皇甫斌率步骑数万由确山(今河南确山)、褒信(今河南包信店)分路攻蔡州(今河南汝南)。闻听另一战场的郭倬、李爽兵败，则退军至溱水(今河南汝水支流臻头河)而不敢进。
当时金国的平章政事布萨·揆(仆散·揆)派遣完颜·赛不及副统尚厩局使蒲鲜·万奴、深州刺史完颜·达吉不等以骑兵七千往击之。适逢溱水涨发，宋军扼桥以拒。完颜·赛不等人商定夜袭，当晚，由完颜·达吉不率骑兵涉水出其右，蒲鲜·万奴出其左，待两军全部过河后，完颜·赛不率副统阿鲁带以精兵直趋桥头，宋军不能遏，天明大溃。蒲鲜·万奴又率军断真阳路，阻劫宋军归路。诸军追击至陈泽，斩首两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
此战金军出奇制胜。蒲鲜·万奴在这次战斗中，负责左翼军指挥和阻击任务，所任职务为副统，所领职衔是尚厩局使。尚厩局使乃掌管皇帝御马的调匀牧养之官，从五品。蒲鲜·万奴因退敌有功，不久即被金国朝廷从南线调到北线，参加了抵御蒙军伐金的斗争。
南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发兵南下。金国为防范契丹人与蒙古结盟，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从而激起契丹人的反抗。
南宋嘉定五年(金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聚众十余万于隆安(今吉林农安)叛金，自称都元帅，次年自立为辽王，后归降蒙古。
卫绍王遣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应战，独吉·思忠不思备战之事，结果被蒙军大败于乌沙堡。农历8月，改命完颜·承裕主兵事。
蒙古成吉思汗与南宋王朝联手进攻金国抚州，取奉圣，直抵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这时，已经晋升为监军的蒲鲜·万奴与招讨使完颜·九斤等率兵，号四十万，跟随金军主帅完颜·承裕驻军于野狐岭下，以遏止蒙古军南下。但是，完颜·承裕畏怯，不敢与蒙军迎战，反而退兵宣平。当地土豪请以士兵作先锋，完颜·承裕也不敢用，但问此去宣德有无小路，而连夜领兵南逃了。第二天，金军至浍河堡，与尾追的蒙军交战，金兵大败，死者漫山遍野。乌沙堡之战，特别是浍河堡之战，使金军元气大伤。卫绍王并没有因此而深责完颜·承裕和蒲鲜·万奴等将官，只是“除名而已”。由于急等着用人，第二年，就又重新启用了他们。
南宋嘉定六年(金至宁元年，公元1213年)，完颜·承裕又被任命为元帅右监军兼咸平府路兵马都总管，领兵攻打耶律·留哥，蒲鲜·万奴作为他的部下，跟随到东北，开始了镇抚辽东的戎马生涯。当年，蒲鲜·万奴跟随完颜·承裕来到辽东时，耶律·留哥正领导着契丹人起义。
耶律·留哥起义叛金，使金国朝廷十分震怒。完颜·承裕、蒲鲜·万奴到来之前，卫绍王曾命完颜·弼为元帅左监军控御辽东，但是完颜·弼不愿守东京，请求募兵回军京师，卫绍王震怒，贬完颜·弼为云内防御使。于是，征讨耶律·留哥的任务就落到了完颜·承裕和蒲鲜·万奴的肩上。
蒲鲜·万奴来到辽东以后，两年内便与耶律·留哥打了两大仗，迁升了三职。
第一仗是在南宋嘉定六年(金卫绍王完颜·永济至宁元年，公元1213年)春，随同完颜·承裕来战耶律·留哥。据说二人奉命发兵六十万，号称一百万，直奔耶律·留哥而来。耶律·留哥估计自己抵挡不过金军，便驰报蒙古，成吉思汗遂命按陈等领骑兵一千来援。双方在迪吉脑儿地方(今吉林昌图附近)展开激战，完颜·承裕、蒲鲜·万奴军被耶律·留哥军杀得大败。战后，卫绍王再次原谅了二人，完颜·承裕改同判大睦亲府事、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则擢用咸平路招讨使。第二年，蒲鲜·万奴由招讨使迁升咸平等路宣抚使，不久又代完颜·承裕为辽东宣抚使。
第二仗是在南宋嘉定七年(金宣宗完颜·珣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由蒲鲜·万奴亲统大军征讨耶律·留哥。金军见耶律·留哥势力日益壮大，便遣温迪罕·青狗赴广宁，以重禄诱劝耶律·留哥归降，耶律·留哥不从。温迪罕·青狗见耶律·留哥势大，反而留下来臣侍于耶律·留哥。金宣宗大怒，便派蒲鲜·万奴领四十万大军前往征讨。这时候，蒲鲜·万奴已膺任辽东宣抚使，授秩一品，执掌镇抚辽东方面的大印了。蒲鲜·万奴发兵咸平，趋兵北进，与耶律·留哥大战于归仁县(今吉林昌图四面城)北细河上，金军又被打得大败。
从调兵遣将和投入的兵力可以看出，金国政府对于征讨耶律·留哥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两次大战均以金军的失利而告终。在这里，除了金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弱和战术指挥失误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金军将帅之间的互相猜忌、互不信任以至于战时不能互相支援。
蒲鲜·万奴在咸平路任宣抚使时，为了对付耶律·留哥，曾以军兴为名，调东北路招讨使完颜·铁哥骑兵两千，泰州军三千及其户口以充实咸平力量，完颜·铁哥却认为蒲鲜·万奴此举杯有异心，“拒不听遣”。等到蒲鲜·万奴代完颜·承裕为辽东宣抚时，即治完颜·铁哥不发军罪，“下狱杀之”，这就大大削弱了金军在辽东的力量。
不仅如此，蒲鲜·万奴杀完颜·铁哥，又引起了其他将帅的不满，“北京留守奥屯马，宣差蒲察五斤，上表金廷，说万奴有异志。金主疑三人私意不协。”他们本可在耶律·留哥出战时，从背后扰袭耶律·留哥的广宁老家，给耶律·留哥以牵制。但是，南北两方都因各怀心腹事而未能这样做。所以，蒲鲜·万奴的兵败也是很自然的事。
南宋嘉定八年(金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蒲鲜·万奴逃往东京，之后叛金自立，占领咸平(今辽宁开原老城镇)、东京、沈州等地，进攻婆速府路(今辽宁丹东)、上京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等地，在农历10月自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
南宋嘉定九年(金贞佑四年公元1216年)，受耶律·留哥和蒙古军木华黎的夹击，蒲鲜·万奴兵败，逃于渤海海岛。蒙古军元帅木华黎率军攻陷锦州后，蒲鲜·万奴投降蒙古。蒙古军撤退后，他又叛蒙自立。
南宋嘉定十一年(金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蒲鲜·万奴由海岛返回曷懒路(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改国号为东真，建都南京(今吉林延吉城子山古城)，又追随蒙古、高丽军围剿耶律·喊舍为首的契丹起义军。此后，一直割据辽东东部地区，辖有南京、恤品和开元三路，控制东至海(今日本海)、北抵松花江、西与耶律·留哥领地接壤的大片领土。
南宋理宗赵昀绍定六年(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蒙古大汗孛儿只斤·窝阔台四年，公元1233年)，蒙古大汗命皇子孛儿只斤·贵由及诸王孛儿只斤·按赤带率左翼军征讨蒲鲜·万奴，蒲鲜·万奴在仓促中抵抗，结果兵败被杀，东真国就此灭亡，其立国共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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