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被通联支付扣钱:还原一个真实的江竹筠

                                 为革命江姐甘作“小三儿”？

   　1943年，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江姐）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江姐），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接受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常永远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溯到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彭咏梧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事并有一个近四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着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事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式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既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事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能实施。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接来。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根本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尽管彭咏梧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时，谭正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但毕竟她还不是党员，更不要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朋友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彭咏梧本人对此虽感到无奈，但根据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他也只好面对现实。

　　在人选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年轻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江姐）。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后用的名字。

　　江竹筠和彭咏梧都是组织原则十分坚定的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什么都可以舍去”，在他俩身上似乎不用说一句话来做解释，一切都是多余的。但对从来没有恋爱经历的江竹筠来说，这“假夫妻”让她内心极其不易接受：以后让我怎么再找对象呢？假如时间一长，我真的爱上了彭委员又怎么办呢？他可是个有家事的人啊——

　　不是没有顾虑，只是迫不及待领受人物的江竹筠改不掉“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须坚决执行”的作风，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地接受了这份特殊任务。江竹筠从此成了同志们和邻居眼里的“彭太太”……

　　刚开始，江竹筠很不习惯做“彭太太”。有人这么称呼她时，还以为不是叫她。这立即引起她的警觉：我是为革命来做“彭太太”的，一旦被人发现这是假象时，敌人不也就容易把老彭和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窝端了吗？“彭太太”不寒而栗，此后，江竹筠不再为自己不是“彭太太”而发愁了，她要做一个真正的“彭太太”。

　　工作不要命的彭咏梧，患有严重的肺病，急需合理调配膳食，邻居们从此经常看到身材娇小的江竹筠每天清晨提着篮子上街买各种富有营养的菜，弄给自己的“男人”吃。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莲米汤或银耳汤送到他的桌上，渐渐的，街坊们发现原来脸色苍白的彭先生现在脸色红润，每天进来出去总是哼着愉快小曲，邻居们还经常看到这对“夫妻”手挽手有说有笑一起出去散步，“真的一对恩爱小夫妻！”邻居们都这么说。江竹筠听了这样的话，脸上通红，她一面感到欣慰——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另一方面又羞愧无比：自己是不是真爱上了彭委员？不知他是不是也……

　　江竹筠已经开始深深地恋上这个“家”了：关起门她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四哥”的指点——江竹筠在自己的亲戚和父母面前这样称呼彭委员。走出“家”门，她可以手挽手跟着外表俊朗、谈吐优雅、经验丰富的“老彭”去周旋各种风雨，日常里，四哥平易近人，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每一份关心和呵护，让从小缺少父爱的江竹筠怦然心动……

　　其实，在彭咏梧眼里，自从有了这位“娇妻”的协助，他工作起来轻松愉快，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并且似乎又有了家的感觉。彭咏梧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依恋上他，然而这种情绪一冒出，他的内心就腾升起一种深深的自责：结婚九载了，他亏欠自己妻子谭正伦太多了。“我不能啊！”一种痛苦在彭咏梧的心里挣扎着。

　　虽然这对假夫妻彼此都在压制着强烈的情感，但现实的生活环境，又在不断的催生着这份情感，使得这份情感犹如夏秋的禾苗，任由狂风暴雨，乍寒乍暖，总再一个劲的蹿长着……他们的彼此相爱令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一层未被捅破的薄纸了。

　　“竹，组织已经统一我们正式结婚了！”有一天，彭咏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竹筠（江姐），“真的？那我可以回到身边了？”江竹筠（江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成熟老练的“四哥”是不会跟她开这种玩笑的，“可，你那边的家怎么办呢？”她立即想到了这件事。

　　“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四哥”这话，让江竹筠感激组织，心头却更多了一份内疚。

　　不久在一次看电影的时候江竹筠碰到了谭正伦的弟弟，并告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了解了整个事件，当即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一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江姐与彭咏梧的唯一孩子）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手上，已经1947年冬天了。那时她在云阳已经苦苦地等待丈夫彭咏梧的六年多了。然而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热烈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近七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她怎么也没料到曾经与她海誓山盟、靠她供养才走上社会的丈夫，竟然在重庆另外结了婚，而且，还让竹安弟向她提出请她去重庆抚养他与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了下来，表现出了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他，理解竹筠，我会很快来重庆……”
    （本文摘自《忠诚与背叛——还原一个真实的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