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

颜昌海

还原一个真实孔子

2011-02-01 18: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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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凤凰名博、广东信孚研究院研究员许锡良撰文，称赞了笔者一番，说“在凤凰网上，我几乎每天必看的博客只有两个，一是信力建先生的博客；另一个是颜昌海先生的博客”，还“特别欣赏颜昌海先生在博客前言所说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人，说点表达自己想法的话。’颜先生的视野广阔，资料充实，观点与视角都很有独到之处。颜先生用翔实而确切的资料证明的功夫十分了得”，“颜先生用说话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用证据说话，层层推进，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让人不得不服。”但也委婉地批评了笔者，说“我与颜先生不同，颜先生对造成中国无数灾难的共产主义红祸深恶痛绝，对孔子儒家多少还保留一些温情，梦想有真孔子真儒家，而我对这两者都深恶痛绝。因为一个外来的东西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祸害，一定是有本土的土壤因素。”

对此，笔者只好用姓氏来解嘲，因为自己的祖宗颜回是孔子的亲表弟兼首席弟子，史称“复圣”；也就是说，如果孔子儒学影响了中国历史，那么颜氏一脉也不无微劳。当然，这只是解嘲而已，实际上真孔子真儒家，是不会令人深恶痛绝的。比如日前，有大陆学者研读了《论语》、西周和春秋历史后，从几个基本方面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并重申古人的说法：孔子是圣人，是今人思考和追求人的尊严与优良治理的出发点。

在大陆，只要上过小学，都认识孔子，但孔子是什么样的人？人们的看法高度分歧：经历过文革的人以为孔子是鼓吹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分子；知识女性听到孔子，可能马上联想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会觉得他是个令人厌恶的男权主义者；而关心自由的人士听到孔子，很可能联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会认为孔子鼓吹等级制和专制。热爱市场的人士马上会联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会认为孔子鼓吹平均主义。……而在过去10年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很可能客气地认为，孔子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好像他鼓吹“和谐”，但他离这个时代似乎过于遥远而无干了。但仔细研读《论语》、研究西周、春秋历史后，一幅全新的孔子形象逐渐浮现，这形象会让人大吃一惊。

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对孔子“君君臣臣”深恶痛绝；但这却是后来的统治者为一己私利杜撰出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假儒学而已。关于这一点，《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过一句意思更清楚的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对封建君臣关系的性质最为精准的概括。孔子所说的“礼”，明确规定了臣对君的义务，也明确了这一义务的限度。君只能在此限度内要求臣。归根结底，这里的“忠”，不是忠于君本人，而是忠于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一旦君对臣的命令超出了礼所划定的合宜性之范围，臣就可以拒绝履行。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如果君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强行对臣主张某种权利，臣完全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臣，臣完全可以拿起武器反抗。

孔子的言外之意，史称“亚圣”的孟子，后来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君没有履行君的职守，也就丧失了君的名分。人民推翻桀、纣，乃是“诛一夫”，人民是按照礼制处死践踏了与人民订立契约的那个人。

因此，按照封建原则，领主怎么样对待封臣，封臣就可以怎么样对待领主。封建君臣关系的这一基本伦理，恐怕正是孔子所树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根本原则的社会背景。孔子将理想的封建君臣关系予以抽像化、普遍化，确立为处理所有人际关系的一般性伦理原则。因此，真儒学“君君臣臣”的涵义，强调君与臣民之间是契约关系，而非命令-服从关系。如果君对臣民提出契约之外的要求，臣民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了臣民的权益，臣民可以反抗。这种反抗必然会得到上天的支持，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儒家天道主义信仰的根本要旨。

由此人们可以理解孔子周游列国的涵义。孔子先祖是宋国的大夫，遭遇内乱，流亡鲁国。孔子虽生活于鲁国，但只要鲁侯未封赐他为大夫或委他以公室官职，他与鲁侯根本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爱国主义”，孔子之所以愿意定居鲁国，也许仅仅因为周王室已经衰落，“周礼尽在鲁”。其实，孔子是自由人，他可以与任何诸侯通过订立契约，建立君臣关系。君臣之际的权利义务虽然有不均等的成分，但却是相互的，双方的权利义务相互依赖。任何一方不履行对对方的义务，另一方可解除契约，甚至起而反抗。这被视为一种权利。

还有人认为，孔子或者儒家坚持等级制。首先是《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通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这句话应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有其意愿和意志，君必须秉持民意而行。如果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强民所难，就成为了人民的敌人。所谓“知之”，就是教养之。这与《论语》重“教”、重“学”的精神相一致。郭店楚简《尊德义篇》中几句话正好为此做了注解：“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证明孔子主张等级制的另一依据是《礼记曲礼》中的一句话：“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仪是繁琐的，也需要各种物品，庶人花费不起，所以不能要求庶人履行这些礼仪。至于刑不上大夫，意思只是说，对大夫不能仅靠刑罚来治理，首先应当以礼仪约束他们。而一旦他们违礼，也照样予以惩罚。

由此可以看出，说孔子愚民、歧视，均源于对孔子的话语断章取义，而罔顾孔子思想的基本结构。仁和礼是孔子观念的核心，仁的根本含义是人人平等相待，孔子也在实践这一点，这就是“有教无类”。

作为孔子最重要思想贡献的仁，也与封建的君臣关系有一定关系，但孔子对其作了平等主义的超越。封建君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彼此都把对方当成自由而有尊严的人来看待，相互以礼相待，尊重对方的权利，履行对对方的义务。而《中庸》所记孔子的一句话最为精练地呈现了“仁”的内涵：“仁者，人也。”汉代大儒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也即，人相互把对方当成人对待。由此也立刻可以看出，孔子突破了特定的君臣关系，而从“人”的角度讨论“以人意相存问”。孔子希望所有人对待所有人都以对方是跟自己一样的人那样。经由这样的转换，平等之门被孔子打开了。

孔子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在王权专制即将降临华夏大地的时候，坚持封建的美好原则。孔子所设想的通往优良治理秩序的方案是“复礼”。一提到礼，有人马上想到吃人的礼教。但这个才是吃人的谎言。周代没有今天人们熟悉的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就是礼。这样的礼治也许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

礼是什么？礼就是西人所说的法（law）。它们不是某个至高无上的人一次性制定出来的，而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透过实践自发形成的。其主要来源有二：第一，普遍的社会习惯，这也就是孔子说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含义。第二，周的历代先王在封建诸侯时所发布的策命书和其他文诰，比如《尚书》所收的文献，被后人视为具有永恒约束力的先例，并且也转化成为习惯。总之，礼就是习惯法。因此，礼就像空气，无所不在。自由人间的君臣关系主要靠礼来界定和维持。至关重要的是，礼制规则是客观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受它的约束，包括君。尽管君臣的权利是不均等的，礼却平等地约束君臣。

也因此，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礼为君对臣可以行使的权利划定一个界限，从而划出一片属于臣的自由空间。双方都可以根据礼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并自行寻找救济。其他人也可以依据礼向那些遭受损害者提供救济，惩罚侵害者。

人们常常说，孔子让学术流入民间。其实，在孔子之前没有专业的学术。封建时代的君子都是通才，拿起剑戟可以打仗，放下武器可以管理领地，还可以在聚会场合吟诗赋乐。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周易、诗、书等经书，但没有人想到从事学术活动。上古的文献构成礼法，它们是贵族的生活本身，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因缘际会，孔子创造了学术。孔子一直寻找参与封建治理的机会，最终学术成为他的志业。孔子有意识地整理上古文献，不是为了自家的治理，而是为了传承文明。他对实践中的礼法进行了思考，由此创造出了带有哲学色彩的思想。在整理文献和论述思想的过程中，他创造出了学术。

教育也就随着学术而诞生。拜封建制之赐，孔子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都是自由的。在封建制下，每个人通过君臣契约，被礼制划出一片自由活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他的活动不受干预。没有人会疯狂到去干预别人的事情，只要别人没有违反礼法。孔子就拥有这样一个空间。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想像孔子的活动，就会感叹，那是一个奇迹。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文献，整理文献。孔子可以自由地收留弟子，教育弟子。他的所有这些学术、教育活动，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干预。孔子可能是落魄的，但他是自由的。

于是，孔子的身上渗透着自由。他也对这个自由进行了反思与抽像。自由让孔子的生命力向上而挺拔，让他雍容而温和，自由让孔子天真而纯粹。其实，在春秋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君子，孔子最为典范。今人如欲寻找理想人格的典范，孔子就是。

孔子通过自由办学，也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会。准确地说，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政府和社会这两样东西都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政治，不存在权力这样的东西。到孔子时代，封建秩序严重松动。有些强势大夫开始具有权力意识、政治意识，他们开始从事构造政府的工作。这些努力在孔子之后持续，到战国时代，中国形成了王权制政府，出现了官僚制、郡县制……这些东西不是到了秦始皇时才有。熟悉现代历史的人们都会知道，一旦政府出现，则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就必须构造社会。如果出现了一个政府，而人民处于原始状态，那就不可能对政府的权力构成约束，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人民必然成为权力的工具。人民要保卫自己，就必须组织起来。人只有组织起来结成会社，才形成社会。社会就是会社的联合体。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工商业不够强大，没有有效组织起来，并没发展出欧洲的“市民”社会。万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会社。

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坚持孔子理想、具有道德理想精神的真儒者，活跃在政府之外，他们思考“道”，维持着一个判断权力之正当性的超越性标准。他们“志于道”，成为专横权力的批判者、抗争者。概括而言，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

从上面几个角度重新发现了孔子之后，可以得出结论：孔子是圣人。

孔子，甚至还是今人思考和追求人的尊严与优良治理的出发点。

最近，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座高9.5米，象征着九五至尊的孔子青铜雕像。作为一个早已被权贵阶级“批倒批臭”了的“孔夫子”，此时被搬了出来，引发各界的关注。有人认为，之所以把孔子的塑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无非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价值缺陷，价值观念体系都坍塌了”；目前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行不通，西方的民主思想又意味着“反动”，而孔儒学说，在统治者看来，有利于维护王朝“秩序”。

但孔子的治国思想，权贵阶级敢用吗？！孔夫子思想最主要的：一个是德政，一个是仁政。德政是指一切都要按道德规范才能治理好国家；仁政是不主张屠杀老百姓，要老百姓安心的生活。但如今，权贵阶级的德政、仁政何在？！

外来的意识形态政权，绝非孔孟之道的传人，而铁定是中华文化的叛逆。忽然尊孔，处心积虑：对内要把持中华文化的正统，进而维系权贵阶级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对外以“中国文化价值”，抵御普世价值，继续标榜“中国模式”。换言之，权贵阶级打出“尊孔”牌，完全出于政治需求。

利用圣贤，等于戏弄圣贤，正合孔子所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权贵阶级面对民怨沸腾，满指望用孔子为其“站台”打造“和谐”，殊不知，孔子的“君臣”契约、“平等”、“自由”、“仁义”等思想与权贵阶级长期以来为打倒孔子而灌输给中国人的概念完全不同。利用孔子在天安门“为维稳站岗”？恐怕是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