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蛇属性:北宋花钱买和谐 直到灭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2:49:43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说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对外贸易量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国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宋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发展。一些中外学者这样描述宋的经济奇迹。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当时十一世纪的欧洲伦敦、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等城市的人口都不过万。而中国首都一百五十万,超过二十万的城市有六个,十万以上人口的有四十六个。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巳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局、漏泽局等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年产量一百二十五万吨。公元一七八八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年产量也就才七万六千吨。
    一千年前(十一世纪)中国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十七世纪,即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
    一千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最高的时候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当时世界与中国的差距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的经济遥遥领先于世界。

    有不少学者认为,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构成财政的主体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农业社会已开始走向工商业社会。直到清末才再一次出现工商业收入超过农业税。

    宋还拥有一百六十万军队。这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按理说,落后才会挨打,宋总该强盛了吧,不该挨打,不该亡国了吧。为什么却恰恰相反,经济和军事居世界首位的宋,却开创了华厦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
    当时宋的敌国有辽、西厦、金、元等。虽然宋不能征服这些敌国,但从力量对比总不至于最终溃不成军且窝窝囊襄地亡国。对于宋富而不强反而走向亡国的原因,众多历史学家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宋朝在边境进行消极防御,而把防范重点放在对付内部可能发生的意在推翻朝庭的农民起义。宋太宗就曾明确说明了这一态度。他的逻辑是:“国家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扰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所以,只要哪个地方出现饥荒,朝延就迅速从京城派军队开到那里驻扎,随时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饥民暴动酿成的农民大起义。与此相反的是,在边境对来犯之敌却反应迟缓,完全采取消极守势。历史上把这一政策概括为“守内虚外”。同时,朝廷为了防范军队作反,崇文抑武,文人精英掌控军队,而武将没有军队管理权,以至军队不尚武、无以能战,一触即溃

        第二个说法是社会颓风盛行,高度的富裕不能转化为提高综合国力,而是从上到下沉于声色犬马,歌舞升平

       第三个说法是宋朝苟且偷安,予“岁币”与敌国议和,花大把的银两出钱买和平。宋朝与辽、西厦、金、元等邻国普遍实行出钱买和平,这一政策模糊了人们对民族危机的认知,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脆弱,最后不经一战而亡国。

     沉重的教训震撼的历史!

    宋朝亡国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思考。

    ——宋的经济、科技、社会制度、文化等,其先进和强大,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无以伦比的,但宋的亡国是不是应当引起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强大”?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当对“落后就要挨打”里的“落后”这一涵义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宋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制度、等等方面的发达,当然离不开众多的世界一流的文人精英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肯定造就了大批的文人精英。而且宋也走向了文人精英治国,甚至军队也交给了文人精英。但是,为什么一个强悍的民族居然会变成沒有血性呢?这与文人精英治国有多大关系呢?或者说,以民族强大状态为要求的话,那么与之相应的文化是不是必须具有血性呢?如果这些问题是有必要思考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明白当今时代的我们的文化血性呢????
    ——对于宋史的研究,自古以来在历史观上都出现了严重的不足或错误,甚至在当今主流学者那里,还普遍适用着“拼图式”的方法,忽略了文化的血性。比如说,2007年1月出版了一本《宋史》,“被学术界誉为断代史研究的抗鼎之作”。在对于我强敌弱而签订花钱买和平的“澶渊之盟”作出这样的评价:“澶渊之盟后,宋的北方州县得以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生育番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这一和平局面维持百年之久。另外,宋开放对辽的榷场贸易,利用经济优势,赚回大批钱物,以补偿对辽的岁币损失。

    ……澶渊之盟有它积极的一个方面”。显然,这种因畏敌而出钱买来的“和平”并不是我们普遍理解的和平。虽然对敌国的“岁币”损失可在加强与敌国贸易中“补偿”,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以商业逻辑来衡量民族的根本利益,更何况澶渊之盟本来仅仅是宋真宗投降情绪或畏敌的结果。这部《宋史》把“澶渊之盟”评价为“有积极的一面”,掩盖了宋真宗的投降畏敌情绪,而且让人感觉到花钱买和平的国策有可能具有积极意义。我的观点是,对于丧权辱国花钱买来的和平,敌国认为这个“和平”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行为的结果而大长志气;而自己的边民却“不识干戈”,这对民族的前途毫无“积极”可言。我认为,把“澶渊之盟有它积极的一个方面”改为“宋苟且偷安的澶渊之盟,给宋辽边关的经济带来了畸形繁荣”。这里不能有“和平”和“积极”用语,因为事实上不正是这个“和平”“积极”酝酿着宋最后的亡国吗?!

        很显然,我们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出现了问题。这是非常要命的!

        我们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应当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维护民族的健康心理和文化的血性!
                            
 另见曾罡《臣人落地抓把沙》

        

  丁令公按:一个民族,如果没了脊梁骨着实可怕!病了,可以治一治;物理性折断了,可以咬牙坚持换一个。唯独明明有脊梁骨,却心理性塌陷了!

    畏敌如虎,贪生怕死,甚至卖国求荣,认贼作父,无可医、无可救矣!百姓赶快作鸟兽散可也!沦为亡国奴只在早晚之间!

    北宋儒学发达,尤其是宋程理学,诞生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宏论,结果亡于汴梁。

    那宋高宗赵构皇帝老儿,不思老爸老妈祖上身陷腥膻之地含垢受辱,自己日夜歌舞“直把杭州当汴梁”,重用大汉奸秦桧,除夕夜以“莫须有”罪名暗害民族英雄岳飞,残杀忠良、自毁长城,最终亡国于敌寇之手!

    一个在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满有希望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强国就这样完蛋了!

    我们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又将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