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生物:十年细事漫录之三 一－ 上海婚恋一瞥

　拙帖《十年细事漫录之 上海商品供应》贴出后，得到众多书友的支持和鼓励，十分感动和感谢！书友道童儿还建议：“再扩大一点视野,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风俗习惯,婚丧喜庆,邻里关系,亲情,爱情,友情,总之,凡是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无巨细,均娓娓道耒,不必加以文学修饰,说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津津有味,。。。”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但有点犯难。说“商品供应”，定价定量，本来有目共睹，比较客观。而历史生活中的场景，即使限于“细事”，却也宽宏广博；而个人管窥所及，只能是自己的windows 系统――“所见即所得”。观察角度、叙述角度都很“个人”，相当狭小，说起来就难免有比较多的主观因素。职是之故，虽经反复酝酿，总不知如何下笔为好。而“颠倒思量，朦胧劫数，藕丝不断莲心苦”，不诉不快。还是先选择其中一二，姑妄言之吧。
　　
　　一．“成礼”
　　
　　在“大革命”的语境中，结婚，似乎总有着比较浓重的资产阶级色彩。为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总之，“婚礼”是不可想象的，谁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举行。好像隐隐觉得，举行婚礼，就是肆无忌惮地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干扰“大革命”的方向，会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光荣退休”，可以敲锣打鼓；却没有“光荣结婚”的。大概因为，“光荣退休”，暗含着曾经为革命作出贡献，而结婚，则未必然：家庭似乎象征着私心，与“斗私批修”背道而驰。还允许结婚，好像只是社会的无奈忍让。此所以“样板戏”中，只有英雄的“样板”，从没有英雄儿女的“样板”。盖“圣人本无父母，感天而生”，倒是古有名训，虽然归属“四旧”。
　　
　　结婚，就“程序”而言很简单。双方凭单位证明，到街道革命委员会下属的专门什么“组”登记。上海“提倡”晚婚晚育，女方必须达到25周岁，方能允准登记。如果男方超过30周岁，女方年龄可以适当放宽。如果手续齐全，符合标准，承办人经过简单问话，会当场发给结婚证，双方各执一份。“结婚证”只是一张小小的硬纸，折叠而成。封面红色，印有“结婚证”字样。封二是伟大领袖头像和语录，封三是具体内容：双方姓名、年龄、登记日期、办证单位盖章等。“程序”虽然很简单，符合要求却也不是很容易。首先，单位证明就是一个关，对于有些情况，并不是容易取得，这个暂且表过不提。
　　
　　领取“结婚证”后，尽管不许举行婚礼，世俗上还是得“成礼”。具体方式，似乎就是通知亲友一起吃一顿饭，或者是隐含其意的“婚宴”。 通知亲友，当然不能发大红请柬。一般就是由家人登门，或者用传呼电话通知，再请亲友转告他们邻近的其他亲友。顺便说一句，当时的传呼电话是打出去每个电话4分钱，传呼费3分钱，接听不收费。如果和传呼站关系好，他们接到来电不挂掉，而是赶快叫你去听，你就只需付传呼费3分，因为不必再拨出电话回电，省了4分钱。不过，传呼站生意都很忙，不常会这样通融。那么，你接到传呼后，还要去排队等着打回电。
　　
　　“婚宴”邀请的，一般都是“至爱亲朋”。家人和近亲而外，是男女双方最要好的同学、朋友，或者加上介绍人、最要好的同事。普通同事一般不请。估计是因为，一，“婚宴”没有足够大的场所，可以招待那么多的人；二，当时的情势，都会尽量不让同一单位里的人，多知道自己生活上的私事。否则，回到单位说长道短还是小事，说某某结婚办的如何张扬，如何铺张，招人妒忌，没准就会惹来政治麻烦。这是“或有风险”。
　　
　　应邀来的贺客一般要送礼。以文革中期上海的“行情”计，大概出席参加“婚宴”者每人送价值5－10元的物品，依随与“新人”的亲疏程度、送礼者的经济情况而不同。也有几个人合起来送礼的，这样购买礼物比较方便些。比如，给新人买一件羊毛衫，15－20元，三个人合起来送，就正好差不多。相熟的亲友，会先问好还缺什么未买，以便送出的礼品比较实用和适用。比如说，搪瓷脸盆、痰盂、热水瓶。。。本都是必须购买的家用品。也有送罗缎被面子的，因为不需要布票购买。所以，当时的结婚礼物，多有从物质上襄助成家的意思。毕竟，年轻人的收入太有限。
　　
　　“婚宴”的场所，一般在当事人家里，也视各种情况而定。
　　因为结婚，是单位负责分配房子。一般，单位先调查男女双方原来居住的房屋面积。如果比较宽敞，就不予分配，但可以出证明，让房管所帮助“间隔”分开。如果具备条件可以分配到一间8平方的“亭子间”作为婚房。所以，“婚宴”的场所，也会看新房是设在男家还是女家；男家或女家哪一方的居住条件比较适合摆设几桌“婚宴”。还有，如果男家或女家都有困难，也会和亲戚商量，设在亲戚家。不管设在何处，都得和邻居商量好，到时全部或部分借用邻居的居所，“打通”，举办婚宴。否则，以当时上海的居住条件，不靠邻居帮忙，实在难以举办婚宴。甚至有比较大的婚宴，惊动左邻右舍共三家石库门房子的。一般来说，邻居也都乐于成人好事，因为将来自己也会碰到。或者，由于场地限制，人数太多，婚宴的酒饭也有分两轮进行的。
　　
　　当时上海郊区的农村里，就没有这个空间上的困难。哪怕大革命再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婚宴照样要摆开数十桌，而且连续3到7天。还得安排远道宾客住宿。
　　
　　婚宴上，一般也没有什么主持人。比较考究点的，主桌上就座的，新娘新郎而外，会是一对一对已婚的同学、朋友等同辈夫妻，必须成双成对。耍新人的节目，就各有不同，一般也就灌酒、敬烟之类。不敢太“出格”，因为大家心中都隐约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警戒。例如，不大敢要求新人当众亲吻。也不敢闹得声音太响太嘈杂，以免遭人物议，惊动里弄干部，告到单位里。当然，要告的话，告的不是物理上的高分贝，而是政治上的不和谐。
　　
　　婚宴上的酒菜饭，当然都是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四面出击，甚至乡下购买，事前备集好了的，饭菜一般都比较丰盛，食物多是鸡鸭鱼肉，其中，蹄膀是要紧的，越荤越好，大家都缺油水嘛。主人和宾客，都可以大快朵颐。在当时缺衣少食的条件下，已经是其乐无穷，其喜洋洋者矣。
　　
　　婚宴结束后，“闹新房”也大多只是客人分批到新房参观（空间小，人太多了挤不下），赞叹两句。要好的同学朋友，会在婚后另行约到新房，作体己茶叙。大家都体谅主人家太累，“见好就收”，说声：“你们也辛苦，早点休息”，就拱手告辞了。
　　
　　也有新房和婚宴不在同一地方的，宾客们也会早些把新人送出来，然后自己继续喝酒吃菜，或者留下帮助主人家清理饭桌、洗碗、收拾。一对新人，乘上一部三轮车，真正开始了人生中的婚姻之旅。
　　
　　没有玫瑰，没有婚纱；没有金饰，没有钻戒，甚至没有山盟海誓。明月下，夜风中，新娘幸福地斜倚在新郎的肩上，车辚辚，路漫漫，依样的温馨，无边的宽慰。过此后，爱心缔结，白手起家，在柴米油盐中，相扶相将，同甘共苦。步步沉稳踏实，小家庭从筚路蓝缕日渐走向小康，牙齿缝中，针线脚里，省下一点点钱，买了电视机（黑白到彩色到直角平面到大屏幕）；电冰箱；洗衣机，音响，电脑。。。一个鸡蛋的家当。共同的积累，不知道“共同财产”，只知道寸心怜惜，恨不得让家人多享受一点。天长日久，互相融入，终于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这样，也可算起于“革命”，行于“浪漫”了。虽然，和“革命浪漫主义”了不相干。
　　
　　花光月影宜相照，乞借春阴护海棠。
　　
　　（060213，写在情人节前夕，待续）
　二．择偶“条件”
　　
　　以上“成礼”一段，是特意赶在情人节前夕写出，后面的内容，打算就见闻所及，对当时一般的“择偶”，“谈恋爱”，“磨难”，“结婚前的物质准备”等等情况，“从头”介绍述说。
　　
　　青年男女，从认识或者“结识”走向如今韩剧所谓的“交往”，方式自然有很多。文革前就已经开始的，姑置不论。革命期间，因为共同的“革命”热情，通过参加同一“战斗小组”、“小分队”、“上山下乡”。。。等等因缘，“走到一起来了”的，有之；因着种种主客观原因，力求“消遥”于洪流之外，遁于婚恋者，有之；更多的是，本来就有一份稳定工作，稳坐钓鱼台，革命、生产、生活、恋爱各不相误的。比如工厂里，师傅带了女徒弟（当时称“艺徒”），成就的概率会相当高。车间里男女打打闹闹，弄假成真的，也不少。还有，就是师傅、同事、亲戚、朋友，给“介绍”。
　　
　　一旦涉及介绍，首先就得开列“参数”和“硬指标”，反革命的阶级是这样，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大革命期间，“革命指标”自然排在首位，那就是：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类”家庭，自然避讳，没人敢开口介绍。“抄过家的”、“批斗过的”、“有历史问题的”、“资产阶级的”等等家庭，也属于下下之选。“过得去的”，是“知识分子”、“小业主”、“城市贫民”之类。最“吃香”的，自然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红五类”了。毕竟，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着庞大的产业大军，工人家庭，不在少数。还有就是当事人本人是复员军人的，自然也是香饽饽。
　　
　　第一指标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接下来，是家庭情况。
　　家庭情况内容就丰富了。有没有可供成婚的“房子”，是重要的“权重”。所谓“房子”，实际只是指一个“房间”。然后，双亲是否都有工作，收入如何，兄弟姐妹多不多，籍贯何处。。。如果家庭有海外关系，那是一个让对方感到矛盾的选择：政治上肯定要受影响，有分担“里通外国”的风险。但是，经济上却很“实惠”：有侨汇，多点钱花，侨汇票证还可以向同辈炫耀，满足点虚荣心。我的观感，愿意“吃进”实惠这张牌而放出“政治”不要的，会是多数。
　　
　　然后是个人条件：收入和个人积蓄，工作性质（在研究所，还是剃头店？当然差距很大），人品，卖相（长相），身高，脾性，健康情况，嗜好。。。学历倒是不那么重要的。
　　
　　以上所说，自然还不免挂一漏万，择偶“条件”之严，可谓近于“苛”了。
　　伟人一挥手，“要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按理说，革命洪流中的选择革命伴侣、亲密战友，本应该豪情满怀，胸襟开阔，怎么看上去反而比卓王孙还要“斗筲”？
　　
　　那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想，一定是“触及”到最深处了。尽管城市里人人学习矛盾论辩证法，都知道事物的本质，变化是绝对的，不变，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然而，在思考和处理自己实际利害关系的时候，彷佛都有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本假定，横艮于胸，具体说，就是：在可见的将来，目前的大环境和状况，决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一般说来，你没有任何希望改变什么。比如说，出国，考研究生，做生意。。。。。等等现在熟知的“改善手段”，统统不存在，out of the question。没有任何改变的前景，其实等效于“绝望”。你只好尽一切努力“趋吉避凶”，抓住一点什么算什么，哪怕是一根救命稻草，in despair, desperately 。抓住了，就是抓住了。你的“运动方程”，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求出来的“解”，自然和过去不一样。而且这个“运动方程”是牛顿经典式的宿命，因果唯一而且明显。更“要命”的，是“超稳定”。比如说，要是你和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成婚，那么你会背一辈子黑锅，永世不得翻身；如果因为婚姻的攀援，你可以分享侨汇，那么同辈人的“条件”（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优越感）就永远不可能赶上你，你会永远比别人高出一头。这些择偶时当事人和家庭中人的心态，或者潜意识中的规则，或者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家庭出身”作为当时择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乃是没落阶级的腐朽观念，采取了先进阶级力量的形式。有点类似原始宗教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形式。
　　　三．“选择”
　　
　　青年男女“相悦”，有各种因缘：同学，同学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等等。“大革命”前就已经“要好”的，风暴一来，“旧世界”分崩离析，一切都要被重新审视，自然有不少菱花扑碎，各自分飞。比如说，其中一方的家庭突然变成“黑五类”，或者被“抄了家”；一方热切“造反”， 另一方立志“消遥”；或者双方分别参加了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别，“各为其主”，爱情变成了“仇恨”；或者其中一方在特殊的“革命”环境中与他人建立了新的“战斗”友谊。。。
　　
　　当时，有许多“保密单位”，或者单位里面有“保密车间”，在一般人心目中都算比较“吃香”。 这些单位，有不同的“密级”，对于工作人员，有严格的“政审”。有些单位，“谈恋爱”阶段就得向“组织上”报告（不管“造反组织”还是后来的“革委会”组织），“组织上”会先期介入，对单位职工的“对象” 政审。政审通过，“谈恋爱”可以继续进行。通不过，“组织上”会找当事人“谈话”，晓以利害。你可以“爱情至上”，代价是“政治生命”和“业务前途”的终结：缴回进入“保密车间”的证件，调到一般车间；或者调离本单位。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上海交大，本来就是围绕培养造船工业人材这个中心而办学，毕业分配的去向，绝大部分都是“保密单位”。 毕业生就可能要面对事业和婚姻的“选择”。
　　
　　王先生与孟小姐是中学同学，双方进大学后，逐渐确立“恋爱”关系，毕业前已经做好一切结婚准备。王先生毕业分配到西南山区某“保密单位”， 孟小姐家庭有“历史问题”， 政审通不过，王先生终于选择了“事业”。 对此，孟小姐 still brood over to this day （郁闷到如今）：毕竟，那是我最珍贵的少女时代的爱情，此后，我再也没有爱情，尽管有家庭。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似乎也很难苛责王先生什么，估计多数人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当然，也有“中毒”太深，学温莎公爵，选择了“爱人”的。虽然当时被“流放”，艰苦备尝，后来终于事业有成，家庭和美。求仁得仁，应了脂砚斋那句批语：“只有恩情得到头”。
　　
　　陈老师在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学任教。她选择下嫁了一位当时“政治过硬”的老粗。随着改革开放，陈老师的事业如日中天，夫君却一事无成，终日耽于牌戏。“不意天壤之间，有此王郎！”对于当时的“选择”， 陈老师噬脐莫及了。
　　
　　也有“与时具进”的。李女士的丈夫是中学教师，“破四旧”时被学生抄家，李女士立即离婚。工宣队进驻后，李女士嫁了工宣队长。八十年代，再度仳离，嫁了台商。小登科中，亦可谓“三朝元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