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桥在线电影完整版:成都听证失信

　　网友甚至挖出听证会的“四大金刚”，胡丽天为其中之一，其被媒体报道称，去年她就参加了18次听证会。

　　此次听证会她被作家聂作平再次碰到，聂作平随后发微博指责胡丽天，听证会上频繁为涨价叫好。“都知道听证会大多是走过场，但回回都是同一张老面孔在那里庄重发言力挺，完全是把老百姓当成弱智了。”聂作平有些愤怒。

　　舆论狂潮也迅速将矛头指向以胡丽天为代表的听证常客，听证会的民意受到广泛质疑。财新记者调查发现，除“四大金刚”外，还有多人在短时间内多次参加价格听证会，且基本每次都举手赞同涨价。

　　此外，还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多变参加听证，有时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有时用市民代表身份，有时用利益相关方身份，身份虽变，举手未变。尽管他们参与听证会的次数没“四大金刚”多，但短期内出席频率却一点都不逊色。

　　成都八年中、16次调价听证会，次次都是逢听必涨，每每都说民意支持，往往都有网民抗议，最牛群众演员“听证达人”的表演，更让成都听证制度上演信任危机。

　　四大金刚人物

　　胡丽天、廖冰虹、唐厚义、张见远，分别参加过23次、17次、15次、约10次听证会，在成都调价听证会上出现的最高频率为31%，最低为6%，由此被冠以“四大金刚”之号。

　　“四大金刚”也很忙碌，除参加听证会外，胡丽天还频繁出席娱乐选秀节目，担任民间选秀评委，忙到很久都没有到单位领退休金;廖冰虹还在消协、慈善总会、成都残联等组织担任监督员，有次参加市民警察生活一日体验，他结识了同来体验警察生活的张见远。

　　他们四人中，一人退休，一人靠低保生活，另两人为工薪阶层;外出时，两人常骑车代步，另两人常乘坐公交。

　　对自己如此频繁参加听证会，廖冰虹表示有两个原因。首先，2010年前，成都市选取市民听证代表的方法是：市民报名参加，政府部门筛选。因此，热心公共事业的人确实容易选中。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听证会报名的市民都很少，有时只有几个人，根本就没得挑。“我们以满腔的激情参与社会管理，不应受到无端指责。”他有些委屈。

　　廖冰虹表示，自己绝不盲目参加任何一次听证会，听证会前都会多次实地调研，时时关注社会的每一个焦点。胡丽天则透露了一些参加听证会的辛苦，一次水价听证会讨论7个小时，她饿得不行，后来吃一堑长一智，每次参加听证会都自带干粮，在厕所里悄悄吃掉。

　　被网民戏称“四大金刚”，廖冰虹说自己能够理解。“他们讥讽我们，说到底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反映。很多时候，听证确实是走过场，老百姓的利益始终得不到体现，让他们反感。尽管如此，但我不会走过场。”他说。

　　他认为自己并非无条件支持政府涨价。“能不涨价当然是好事，但是现在的条件办不到啊!”他举例说，参加地铁听证会时，很多人都要求两元制无限换乘，但凭成都的财力做不到。

　　“我是尽量在政府的决策和现实情况当中找一个平衡点。”因此，他建议由原来的两元钱5站，最好提高到6到8站，因为很多人坐公交车8到12站，折合成地铁为6到8站，修改后就不会增加中低收入者改乘地铁后的费用。他表示，作为听证代表，需要理智看待涨价这件事情，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杀鸡取卵。

　　听证摇身听涨

　　成都市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处长何亚军介绍说，做听证方案时，政府首先要广泛进行市场调查和专家论证，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听证方案，听证会是一种以极其郑重的形式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方式。听证代表有消费者、利益相关方、各领域专家、政府人员、人大代表等。

　　就来自人大和政协及专家的听证代表，参加了17次听证会、经验老到的廖冰虹告诉财新记者，他们基本是被“点”名参加的，通常只有消费者代表通过市民报名选取产生。

　　廖冰虹还总结称，“政府还是更愿选些听话的代表，让不听话的代表做陪衬。”他表示，自己就曾因提反对意见被封杀，在后来的代表选拔上屡次落选。

　　“当局解释说是抽签没抽到，但实际上是借口。”廖冰虹说，“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报名的人数都还不够，我完全有资格参加，是他们不让我参加。”他表示，“政府的肚量应该要大，要宽容对待不同的声音，有了对不同声音的包容，才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就消费者代表的选取，何亚军坦承，2010年前确实是由价格听证会主导方成都市发改委选取，若报名人数不够，就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或者请社会组织推荐。不过，她否认发改委专挑听话市民参加。

　　听证会后，政府部门都会将听证代表的发言打印成纸质文件留存，但廖冰虹多次发现，拿给他们签字的材料已经变了味。“我们支持政府的内容，都会毫无例外地提到，但我们补充和建议的内容，通常会被全部、部分删除或删改。”

　　不过，“四大金刚”之一的胡丽天则向财新记者表示，有可能因自己发言过快或口音很重，打印的发言也存在缺失和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基本观点没有被改变过。”

　　对此，何亚军表示，有可能因为速记公司没有记录完全，但是如果听证代表认为请他们签字确认的发言内容有不完整、表达不准确的情况，可以自己修改，然后再签字确认。

　　就能否通过反对票来改变听证会的结果，廖冰虹觉得基本没有可能。“听证代表构成就已经决定了无法改变结果，消费者代表少，参加量不超过总代表数的40%，政府代表、专家代表基本不可能反对，怎么改变?”

　　多位听证代表和成都市民亦认为，即便参加听证会的代表都反对涨价，即便意见能够发表，但是听证意见依旧对政府决策缺乏强制力和约束力，最终很难改变听证会变涨价会的规律。

　　制度缺失走过场

　　成都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基本成型于2002年，2004年成都市政府制定了《成都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办法》，规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咨询、听证、公示制，此举被当地政府称为是建立“有限政府，无限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改革，因此被广泛称颂。

　　不过，据财新记者收集到的多份政府公开信息、官员发言材料和录音等现实，亦有听证尚未举行项目已悄然启动的情况。例如，6月27日，成都官员在向省里汇报情况时，透露说成都已对交通拥堵费从政策法规、技术手段、配套措施等多方加快建设，实施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必需的电子监控系统也纳入其中，预计一到两年内可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表示将加强社会宣传引导，为实施交通拥堵收费政策提前做好舆论铺垫。然而，此事尚未按规定进行听证。

　　2009年上半年，成都市政府表示增加800辆出租车就不再增加了，结果到了当年11月，再次宣布要增加出租车1000辆，并准备听证。听证的时候，政府部门将增加1000辆出租车和这1000辆出租车的经营权投放揉在一起听证，但只有增加了出租车，才会有相关的出租车经营权投放，因此程序存在问题。

　　就财新记者提出的有关措施先行、听证滞后的疑问，何亚军表示无法回应，但她同时强调，成都的所有做法，都是按国家发改委制订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进行。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曾表示，听证制度的核心表现为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实体上，决策者要听取代表不同利益参与者的诉求及其理由，并对这些诉求做出真诚的、负责任的回应;程序上，最后决策的出台，应当主要以听证会中表达出来的利益诉求和相关事实及理由为主要依据。简单地说，听证会就是要在一个严格设定的法律程序框架中，去听取并充分考虑与行政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各种利益诉求，从而使行政决策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支持。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价格听证会制度，严格来说，并不属于这样一种的正式听证。在实践中，价格听证会其实只起到了一种表达、咨询和讨论的作用。听证会中所表达的诉求及其事实、证据和理由，对于最终做出决定并没有法定的约束力。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决策者可以轻视甚至无视听证参与者的利益表达，并暗示公众应当降低对听证会的功能期待，则是对听证会制度的巨大误解和嘲讽。

　　作为成都市发改委官员，何亚军就向财新记者强调，听证会只是论证会，不是决策会，因此不一定采纳每一位听证代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