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亿上上城几几年:饶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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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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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漱石
饶漱石(1903-1975) ,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调到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因卷入高饶反党联盟和潘汉年案件被解职、逮捕、判刑。
中文名: 饶漱石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江西
出生日期: 1903年
逝世日期: 1975年
职业: 政治家
信仰: 马克思列宁主义
目录
人物生平
革命人生皖南事变:挺身而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文武双全的奇才
起伏的政治生涯新四军黄花塘事件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
深夜责问毛主席事件
讨安伐刘事件
高饶联盟
自我检讨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革命人生皖南事变:挺身而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文武双全的奇才
起伏的政治生涯新四军黄花塘事件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
深夜责问毛主席事件
讨安伐刘事件
高饶联盟
自我检讨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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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钟岭乡环洲饶家人。1903年11月23日出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著名党外民主人士饶思诚。早年入江西省立三师(今抚州一中)、上海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曾赴英、法、苏留学。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赣东北及浙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青年工作。
1929年起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任新四军政委。1938年回国。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1947年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与当地  
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山东的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他与高岗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
1955年被开除出党。
19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
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
编辑本段革命人生
皖南事变:挺身而出
因饶、姚谐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时期的饶漱石常常被战友们爱称为“小姚”。 1941年1月11日,在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期间,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政领导人叶挺(字希  
夷)、饶漱石:“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在此,饶被毛泽东昵称为“小姚”。
1939年11月,饶漱石回国后转到新四军内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由于项英对中央和毛泽东不满,叶挺是党外人士,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甚为重视,亲切地称他为“小姚”,让其和叶、项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事宜──如1940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中越过项英,直接要求饶:“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小姚的材料限于12月1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供七大用。”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文武双全的奇才
  
(1)饶漱石在皖南事变的突出表现,其后受到重用,在刘少奇离开华中后,将华中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饶漱石,其后陈毅、饶漱石指挥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直到黄花塘事件爆发,饶漱石赶走陈毅。
(2)经过黄花塘事件后,中央任命张云逸为新四军代军长,从此张云逸、饶漱石指挥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在新四军后期,新四军的军事指挥是饶漱石为主(参见粟裕关于华东战史的讲话)。
(3)抗日战争胜利后,饶漱石随新四军主力调往山东,担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政委,华东局书记,再次掌握党、政、军大权。1946年饶漱石参加军调处,派往北京、东北进行国共军事调停工作。
(4)1946年底,中央重新派饶漱石回到华东,全面掌握华东的党、政、军。从1947年2月到1947年7月,饶漱石作为华东战区的最高统帅,领导和参与指挥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白塔埠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等。饶漱石作为战区的最高统帅,不但统筹后勤工作,还参与前线指挥工作。
(5)华野七月、八月分兵后,饶漱石被中央委派为华东军区、许谭兵团的总指挥,期间饶漱石直接指挥了胶东保卫战、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是山东解放的最大功臣,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6)1948年7月,饶漱石策划攻占济南,饶漱石召集了华野东、西兵团的指挥人员,举行了第一次曲阜会议。饶漱石由于参加中央9月会议,委托粟裕主持济南战役华野东、西兵团会商攻济打援计划,1948年9月15日饶漱石回到华东局担任战区最高指挥官,指挥了许世友的攻城作战(许世友的作战部署是饶漱石批准的)。
(7)1948年10月,饶漱石召集了华野东、西兵团的指挥人员,举行了第二次曲阜会议,饶漱石主持了会议并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淮海战役开始后,饶漱石作为战区最高指挥官,全面负责华东方面的指挥工作(包括军事情报、军事部署、兵源补充、俘虏处理、前线支援等),饶漱石是淮海战役华东战场的最高指挥者(参见党史人物传《饶漱石传》)。
(8)渡江战役,饶漱石作为二号人物,和邓小平一起指挥了渡江战役(渡江战役是华东局、总前委、华东军区一起指挥的)。
编辑本段起伏的政治生涯
新四军黄花塘事件
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返回延安,将自己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饶漱石代理。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事件发生前,负责军事指挥的陈毅和负责党政的饶漱石之间存在矛盾,陈毅要求按照自己的标准办事,因而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华中充当领导表  
示不满(参见陈毅在饶漱石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3年6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饶漱石,利用各师首长到军部讨论整风时,在部以上的干部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风,诚恳坦率地展开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检查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党性,以便改善党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1943年6月,中共中央又一次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的通知。饶漱石和陈毅分了工,饶漱石到第2师蹲点,抓试点工作,陈毅负责军部机关整风。 8月13日,按照原定计划,陈毅召集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最后变成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饶漱石个人,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结论,指出潘完全是正确的。还有人对饶漱石兼任政治部主任也表示了不满,提议由参谋长赖传珠兼任,陈毅对这些意见都是赞同的,便和副军长张云逸、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人商量,免去饶漱石政治部主任职务,由赖传珠接任,并发电报给了中央。
1943年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1943年10月16日,下午,陈毅出席军分会漫谈会议,陈毅首先做自我批评,然后潘汉年等5人发表意见,会上赖传珠对陈毅有所批评。会后,饶漱石利用华中局、军部主要领导成员的名义,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罗列陈毅十大错误,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饶漱石这份电报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一些干部也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陈毅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结尾是力求团结的:“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1943年11月7日,收到饶漱石和陈毅的电报后,毛泽东于是即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就此谈通历史和现在的一些问题,新四军军长由张云逸代理。次日,毛主席致电陈毅并告饶:“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当初中央处理黄花塘事件是按陈毅、饶漱石之间的工作矛盾来处理的,并将陈毅调去延安准备七大。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经过对饶漱石历史问题的揭发,发现饶漱石在黄花塘事件中排挤了陈毅,最后认定:饶漱石耍阴谋手段赶走陈毅。更改了原来中央认定的属于工作矛盾的结论。
多年以后,作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说:“黄花塘事件是饶漱石利用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欺骗了刘少奇同志,有预谋的整陈毅同志,是新四军史上的冤假错案。” 1999年,中央军委按照中央的指示重修军史,“黄花塘事件”被笼统的定义为一场阴谋,一场饶漱石发动的阴谋,口径按照小平的指示。大将张云逸晚年的两大憾事其中就有黄花塘事件,他说:“现在说不得,以后要看看再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  
书记。
按当时惯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工作非常忙,就谦让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毛主席觉得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般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所以毛泽东在一次碰到饶漱石时再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当时也向毛主席表态不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让给陈毅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后来陈毅再一次向饶漱石表态不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后来,华东局组织部提名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将华东局组织部提名文件给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看过并批示,最后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同意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上犯有错误,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仅仅是给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看过并批示,然后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不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在当时引起了很多无端猜疑,造成了一定社会不良政治影响。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经过对饶漱石历史问题的揭发,发现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程序不当,最后认定:饶漱石非法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是一次夺权行为。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内,饶漱石还是兢兢业业的,并曾多次得到毛泽东肯定。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小平(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中曾指出:“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在此,毛泽东点名表扬了饶领导的华东,并实际上对负责中南、西北工作的邓子恢、彭德怀提出了批评。深夜责问毛主席事件
在“三反”“五反”期间,1952年1月26日的除夕之夜,中央特派粟裕来到华东,1月30日到31日,粟裕到达上海向上海华东一级机关、上海市委、驻上海部队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关于“三反”的指示,饶漱石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裕同志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
当时饶漱石对华东、上海“三反”“五反”的一些做法和中央有些区别,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和全国各地比不够积极,政策比较宽松、偏右,而中央当时的政策是比较严、偏左。饶漱石怀疑:(一)为什么中央对偏右的饶漱石没有正面提出批评?(二)中央要派彭真、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是否是去检查饶漱石工作中存在不力的行为和错误?(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饶漱石回华东去休养,饶漱石认为是要调离他,以便能够查处饶漱石的“三反”、“五反”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如果饶漱石不调离华东,中央很难查出饶漱石的“三反”、“五反”中存在的问题。  
饶漱石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中央要调离他,到京后听说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医院治疗时,也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聊天时表示过自己的怀疑。
出院后,饶漱石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毛主席隔壁。搬去的第二个晚上,饶漱石在十分怀疑自己是被调虎离山的情况下,在夜半三时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1)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2)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饶漱石当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中央表示确无别意,饶漱石才辞出。
此后,饶立即在大连转入长期休养。在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更加确认以前的怀疑:是中央在调虎离山。饶漱石当时和人聊天表达过不满情绪。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经过对饶漱石历史问题的揭发,发现饶漱石深夜责问毛主席是疑神疑鬼,对中央极不信任,怀疑中央要将他调虎离山。饶漱石后来也在检讨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讨安伐刘事件
(1)组织部内部和安子文斗
1953年7、8月间,高岗利用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高岗和陈正人并在财经会议上说安子文敌我不分,组织部用人不当等,组织部长饶漱石对安子文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产生怀疑(因为当时安子文告诉饶漱石,政治局委员名单他是同高岗商量过的)。饶漱石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对安子文加以严厉指责,饶漱石想通过批评安子文表示与安子文早已划清了界限,表明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上,与安子文是无牵扯的,这导致饶漱石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发生严重的争吵。安子文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神经失常,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刘少奇,又在七月二十三日晨告诉了高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又把安子文的话告诉了饶漱石。饶漱石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饶漱石猜测安子文之所以会想到饶漱石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可能与三月间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有关,所以在七月二十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饶漱石又向高岗质问“名单”的事。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候,而饶漱石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加油,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难。
在刘少奇告诉饶漱石有关安子文对他的上述误会之后,刘少奇即一再劝告饶漱石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饶漱石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弄清楚”。接着,饶漱石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逼着安子文作检讨。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休假,特别是由于刘少奇坚决禁止他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已经停止下来。
饶漱石没有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饶漱石因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不支持他和一再制止他,而公开对刘少奇本人和私下向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均表示过对刘少奇的不满。
(2)全国组织会议和安子文斗
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会议组织者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没有表态,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饶漱石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在张秀山的发言稿印出之后,饶漱石未再行阅读过。据安子文后来对饶漱石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在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座谈会的报告中说,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表示满意。
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后,后来确认:饶漱石和高岗(张秀山)进行了讨安伐刘,以图达到篡夺最高权力的目的。高饶联盟
1953年初,饶漱石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高岗利用毛泽东批评薄一波主持的财经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企图间接达到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威信的目的,饶漱石也向刘少奇提出了对薄一波所做事情的不满。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月12日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
1953年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高岗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饶漱石大批长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饶后来交代,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会上,安子文受到警告处分。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更加厉害。高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逐渐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说:“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谈到“政治感冒”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1953年12月,毛泽东两次约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谈话。第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明就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很冷漠。陈毅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这才满意,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对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最后,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告诫张:“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显然他要张鼎丞在中央组织部里全力牵制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此时,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在此之前,他向高、饶发出过警告,并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4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全会做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做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自我检讨
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人找饶漱石谈话,正式点出了他和高岗的问题。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毛泽东两次建议的精神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会议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会上,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在“黄花塘事件”及与安子文争吵问题上的错误,清点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并要求严肃处理:“ 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  相关书籍
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现在,我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送到杨尚昆处。经过汇总,杨尚昆再向毛泽东和其它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两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
1、黄花塘事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在陈谦让时,玩弄手段取而代之;
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问题──承认当时他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认为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在检查的结尾处,饶漱石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八顶“帽子”:
(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
(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
(4)宗派主义;
(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
(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
(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做完书面检查后,饶漱石就无所事事,静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散步外,他几乎足不出户。
面对高饶的迅速蜕变,曾和饶漱石长期共事的陈毅感触颇深,他在1954年写下了《手莫伸》一诗,意味深长地警戒自己,激励世人,诗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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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高岗、饶漱石为什么没有平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高饶事件在国人心中,仍有许多挥之不去的疑团。高岗、饶漱石究竟有没有反党,他们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如果没有?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本人长期收集饶漱石的资料,根据现在解密的有关资料,谈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高岗、饶漱石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究竟有没有反党
从现在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证据显然是不足的。其实高饶事件并不复杂,高岗曾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对待农业合作化,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的分歧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搞了一些名堂,如在背后封官许愿,贬低刘少奇、周恩来的非正常组织活动。企图在党内取代刘少奇的地位。曾先后拉拢过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人。陈云、邓小平当即反对,并向毛泽东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才有了1953年的那场反对高饶的斗争。事实是高岗利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散布流言蜚语,贬低刘少奇、周恩来,又利用毛泽东对薄一波等人搞的新税制不满,在会上对薄进行猛烈批评,并把刘  1945年陈毅、黎玉、饶漱石、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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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的一些话安在薄一波身上来批。饶漱石也在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抓住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问题不放。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否定。这两件事后来被引申为“明批薄一波,实反刘少奇”,“明批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继而被引申为高饶结成反党联盟的主要依据。高岗在杭州对林彪说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他所犯错误的主要问题,现摘录如下:“毛主席说过,有了枪就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造就了一个大党。”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都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我就不服这个气,主体就要象主体的样子。主体的代表人物,你林总当然算一个,我也应该算一个,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毛主席越来越不重视刘少奇了,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拿枪造党的人,重视军队的党。咱们一直是跟着他。给长征提供落脚地的人,现在还有谁?东北怎么样?这你很清楚。东北就是先进嘛!东北的先进,东北的正确,东北创造出来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一贯的。所以,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高岗这些话后来被党中央确认为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企图煽动一些高级干部对中央不满,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自命为是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为其夺取党和国的主要权力制造根据。
对于高岗的这些活动,毛泽东虽然对他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高岗是“地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但都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否对高岗说过“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之类的话。但从1954年9月14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选举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来看,高岗说的不完全是造谣。是不是由于高岗不顾场合透露了毛泽东的核心机密,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只好让高岗去自食其果,已经永远无法知晓了。
此外,虽然还揭发出高岗、饶漱石、舒同的一些问题。如高岗有生活作风问题。饶漱石历史上和陈毅有过矛盾,应负主要责任,不按组织程序当上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但两人历史上均无问题,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背地里都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也没有反对当时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恰恰相反,高岗在关于农村合作社及工业发展建设等问题上的认识和毛泽东的想法十分吻合,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则和毛泽东有分歧。因而1952年,毛泽东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当时的政务院属平级单位,调高岗任计委主席,把原属政务院管辖的八个工业部划给计委管,又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毛泽东信任高岗在党内高层是人所共知的。
单凭上述的问题,高饶的问题怎么也上升不到“结成反党联盟”的。毛泽东当年发动对高饶的斗争旨在增强党内团结,反对党内分裂,反对宗派主义。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给会议定了基本的调子,为增强团结,多作自我批评,不搞面对面揭发。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都作了发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既有自我批评,也有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揭发。而高岗、饶漱石的发言则完全是自我检讨。但他们的检讨,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快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作出决定,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两个座谈会的主旨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待和自我批评。两人的座谈会先后开了七次,高、饶的检讨一次次都没有过关。高岗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即1954年2月17日开枪自杀未遂后失去了自由。1954年8月17日3点,高岗服“速可眠”再次自杀身亡。在当时,自杀就是最大的犯罪,就是叛党。高岗的死,使毛泽东原来想通过斗争,达到增强全党团结的目的落空了,也令中国共产党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用毛泽东的话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也使高岗犯错误的性质变为犯罪。1954年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亡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里有这样一句话:“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这在当时定他为“反党”、“叛徒”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尽管他在行动上,言论上没有反党行为。如果高岗不死,毛泽东原本还要让他继续工作,保留中央委员,到陕西任省委副书记兼任延安地委书记。对饶漱石,毛泽东原本也要保留他的党籍,只撤销他中央委员,中组部长职务,但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一件是上海解放初期,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主持镇反时搞了个“以特反特”的方针,被人诬陷为包庇重用、掩护特务分子达3300多余人。而这方针又是饶漱石亲自批准的,致使毛泽东认为饶漱石的问题不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是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第二件事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汇报饶漱石向他发牢骚,他的检讨是被迫写的,是陈毅对他打击报复,他要向中央申诉。饶又多了一条拒不承认错误,要翻案的罪状。第三件事是潘汉年自己交待,1943年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因潘长期在饶手下工作,又把饶牵连上了。致使毛泽东党中央认定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饶是首犯,潘汉年、扬帆为主犯。三人均被逮捕,后被判刑坐牢。造成了共和国第一惊天冤案。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高饶被定为反党联盟虽无事实作依据,但却是情理中的事情。当然,还有人为因素。当年高岗要取代刘少奇、周恩来,但后来高饶的问题均由刘、周主办。刘、周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实在是一种正常现象。刘少奇、周恩来是人不是神,高饶的检讨为什么一次次不能过关?就可想而知了。谁都知道,检讨是否深刻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
二、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党内一次权力之争,同历史上朝朝代代宫廷斗争没有太大的区别。胜利者对失败者总是把罪责定得过重。更不会让失败者轻而易举翻案。高饶的问题也不例外。这是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即观念上的误区。建国以后,党内外极“左”思想愈来愈严重。当年以思想定罪的事层出不穷,批评一个党支部书记就可能戴上反党的帽子而坐牢。因此,党内外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非常容易戴在人们头上。“反党”、“路线斗争”用得太滥、而且非常不准确,党员自杀又被视为叛党。也可以成为罪状。这种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不少人们认为,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看待当时的高饶问题,高饶问题永远不可能平反。1978年,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此后,虽然平反了党内外一大批冤假错案,高饶的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但当时人们的意识观念并没有多少改变,要想对高、饶问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再一个原因仍是人为因素。党内这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党的高层领导人发话,尽管是冤假错案都不可能平反。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关健人物是邓小平、陈云。而邓小平、陈云又是当年在与高、饶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多次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总之高饶的问题不揭露,不处理不成的,现在看来,处理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对于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我想谈点个人看法:第一:“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从现在解密的资料来看,似乎找不到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的依据,只有贬低刘少奇同志的言论。高岗并没有反对刘少奇去当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只是想让林彪去搞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周恩来。从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来看,无论背后或公开,高岗都有这个权利。就是有问题,也只是犯了自由主义。当年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就擅自草拟中央政治局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名单,也只是受到当面警告处分。按说,安子文的问题要比高岗严重得多。退一万步说,高岗就是反对刘少奇,能不能就说是反党?我看值得商榷推敲。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被打倒了。而真正要打倒刘少奇的却是毛泽东。难道毛泽东也是反党?第二:“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这话确实是实事求是的,但以前却都是说路线斗争,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对高饶的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三:作为第二代党的领导核心说了“要肯定”,这个反那里还平得了?再说,这时“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也未复查出结果。饶漱石还有所谓“内奸”、“反革命”的罪名。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开始对潘汉年、扬帆案进行全面的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昭雪。事实证明,这个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但饶漱石问题中央却没作复查结论。为此,1982年8月13日,饶漱石的原秘书陈麟章给陈云同志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鉴于潘汉年,扬帆已经平反,过去认定那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自然不能成立,饶漱石此前在党内外担任过重要职务,将来写党史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而且完全有条件弄清楚,无论对后人还是对饶漱石的亲人都有必要把所有事件弄清楚,并建议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陈云有没有收到这封信,如何处理这封信现在不得而知,但后来没有回音。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其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发表,说明了中央用特殊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只是这种特殊方式没有多少人知道。1989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词典》出版。在“重要事件”一章中有“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的条目。用以取代以往一直认定的“高饶反党联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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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功臣黎玉同志  
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read.php?tid=28242
扩展阅读:
1http://sd.infobase.gov.cn/bin/mse.exe?seachword=&K=a&A=84&rec=3125&run=13
2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5325
3 《中国大百科全书》
4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5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6 中国新四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