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现在多少钱一斤:刘克思：红色传统特色的票证时代

刘克思：红色传统特色的票证时代

　　不久前，某宣传高官在有关唱红时曾说：我国人民有唱红歌的传统和很深厚的群众基础。思来想去，所谓红歌传统与基础最多也就三四十年，而且几乎都是“被”之产物。照此推理，改革开放前特别是1959后，同样也是“被”之产物的中国人挨饿，以及直至九0年代初才基本消亡的票证，也是中国的基础传统？

　　票证时代自1960年大饥荒后开始，文革更是被演义得登峰造极。鱼肉、粮油、食品、棉花、生活用品等许多东西都要凭票，无票则寸步难行，生活竭绝，甚至无法生存：粮食有粮本粮票米票（粮票含了点油可去食堂饮食店购熟菜及含油食物，米票无油则只能购饭）食油有油票，副食有副食票，穿衣需布票，粉丝、豆腐、香干、甚至连小小豆豉及二分一盒的火柴都要票，就是农民要进城掏点粪也要粪票，真是史无前例之天下大奇！

　　那时粮票与计划粮，还常被其他硬性的搭配，管你爱不爱要不要非搭不可，如购粮必搭生红薯，红薯丝、红薯粉、乔麦粉，乔麦面等。记得有一段时间餐桌上总有搭配物，吃得我翻白眼，我对红薯粉乔麦粉之类更是特别反感，有次我硬不吃下，父母批评我忘本并逼着我吃，无奈中只得流泪强咽，结果反胃得全呕了，父母也再不强逼了。

　　当年蔬菜供求也紧张，所以每天放学后，见楼下蔬菜店送菜板车入店或听到人声嘈杂，我们立马飞下楼奔入排队。有些地方甚至蔬菜也要计划也要票，如北京那时每年的“大白菜”潮，这是红都享誉全国和世界的“大事”。

　　回忆当时的餐桌，且用人们的身材与今天来个新旧对比吧。那时红光满面、大腹便便、“三高”的极少（这是今天朝鲜及中国左们常吹嘘的“幸福”之一），有，必是高干的首长；而如今满大街尽是，若将今天的人们带回昨天，哈哈，不是乱吹，满大街人都可“首长”一次、“高干”一回，说不定还可当回“万岁”爷咧。

　　但，那时餐桌上绝大多都是原生态“绿色食品”，所以人们“三低”且脸多呈菜色；而如今桌上大多都是“鱼肉人民”而“三高”害人。当年择菜洗菜常可见害虫猖獗横行；如今害虫早被扼杀在摇篮中了。但，也不尽然，因那时也使用“滴滴畏”、“六六六”等剧毒杀虫剂，这些高残留剧毒不知吃进了多少，只是那时人们生存为最要，不可能有健康与环保意识罢了。说到“六六六”，顺便说说当时的驱蚊品，那时只有蚊烟和蚊香，卷盘蚊香对绝对多数家庭来说简直是高消费，如蛇般粗长的蚊烟才是大众品。而蚊烟是“六六六”加木屑制成，点着了，浓烟滚滚，呛得只能先躲出去过会再回来。但为驱蚊，顾不了这些，人们只能通晚吸食这烟，也不知中了多少毒。

　　那时一般的基本生活品要票，而所谓高档商品当然更要票，且一票难求，因大多资金困难，还要通过邻里或同事间私下的民间“打会”（互助基金会性质，即集众资按轻重缓急先后顺序逐个地解决“会员”购物资金。儿时曾随母听过会）来赶个“时髦”。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家俱等，以及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小电扇、9寸黑白电视机什么的，因物稀而限，明需申购排队，暗因人因权因“后门”而派票，谁能搞到一张票，便知其身份与能量。

　　感谢时尚新潮的父亲和极善当家的母亲！那时的所谓高档商品我家大多都能领先享受，颇有“领导时代新潮流”的范。还记得70年代初我家首用高压锅的事，那是父亲首次坐飞机去北京开会买回的，说是北京才刚上市流行，而其他中小城市听都没听过，可想而知地引得观摩者络绎不绝，初用的半月因担心会爆炸，竟不敢将安全阀放上。70年代中期5、6寸的小电扇、9寸黑白电视刚出现，紧俏得不得了，父亲不知什么后门搞到了票，竟一家伙抱回二台电扇一台电视，家中顿添奢华，也成了大众电视厅，每晚人头涌涌好不热闹。

　　还记得那时中学曾设有“人民助学金”，以帮助那些全家人平不足10元、7、8元/期学费都交不起的困难学生。每次申报决定前，全班学生都要如实填报家庭收入情况表，学校说会去父母单位或居委会核实，结果全班有近一半符合助学金条件。因我家人平有30多元，还有这么些“高档商品”，故每次填表，我似乎总感觉有些愧疚：没能与广大革命群众同甘共苦，仿佛我家不是革命的劳动人民而是反动的剥削阶级，我也不是红色革命接班人而是黑五类了。

　　当时的红色中国，简直可称票证中国，就如今天仍一直被一二三世“金太阳”光辉照耀下的正宗共产朝鲜。

　　当时城里人大多还算幸运，因有票证生活还能过得下去。而没有城市户口的几亿农民、城市“黑人”或被取消户口的“黑五类”，均属计划外之二三四等“公民”，他们是没有票证的，或只能购异价货、地下“黑市”货，或干脆不享受，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记得后来我们插队时每次回城，农民总要我们知青带布票火柴粉丝香干豆豉之类，知青家人大多没门路另搞到票，只好节省自家的以敬师（再教育课堂的老师）。

　　那时的农民最苦最不自由！所谓“天堂”的人民公社无异于农奴集中营，去农村插队体验后我才真正了解，不光电灯什么的都没有，就是点灯用的煤油也要计划。除过年与传统节日外，平时别说吃鱼肉了，一年能吃上几次就不错了，就是家家户户自己养的猪也不能随便杀了吃，都要收购价卖给国家，只有完成收购任务后，才能由队上决定杀猪是分给大家（给主家折成工分）还是自已留着吃或队内出卖，自己养的鸡和蛋也如此。牛则更不可随便自主杀（牛老了病了也须经公社批准同意），因“牛是农家宝”的最高指示，杀牛可是犯法是刑罪，儿时常见宣判会上为此判刑的。

　　“天堂”的农民一年360天都得出工劳动，甚至包括“革命化劳动化春节”的大年初三四。而劳动一天，全劳力农民计10个工分，男知青7--8分，妇女包括女知青次之，农忙时临时加入的童工（农民的孩子）则更低。秋收后生产队按工分进行年终收入分配结账，10分工才合4—5毛，我插队的地方这还算不错的咧。还有好多地方10分工却只有1-2毛，甚至只有几分的，那里的农民及知青一年累到头的结果，竟还要倒交钱给队上买、扣粮油棉及其他生活物资！

　　嗨，往事不堪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