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轮毂生产设备:【书与人】回到常识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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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回到常识的鲁迅

作者: 邹汉明 2011-04-01 11:41:2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鲁迅是一个持久的话题,事关他的议论以及藉由他的文字进入现实所发生的联想,自他1936年去世迄今,从来没有中断过,可是,他生前丰富的表情,自从一面上书“民族魂”三字的大旗加诸其身以后,就顺理成章地被勒紧为固定的一种了——眉头紧锁,就差双手握拳了;头发根根竖起,理所当然被解释成对反动派的无所畏惧。鲁迅的这一种死后被创造出来的表情,1949年以后,通过权力的扩音器,向人民不断阐释,过度阐释,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而在参与创造鲁迅的人当中,不仅有政治人物,也有鲁迅曾经的论敌,还有后来多如牛毛的所谓鲁迅研究专家,他们共同将鲁迅的眉毛加粗,头发弄直,额头涂亮,还给他贴上了胸毛。鲁迅就这样被抽去了血液,成为一个越来越远离他的亲人、朋友和读者的抽象的政治符号。

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个被你们称作鲁迅的人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先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给我们展示了一张鲁迅的照片,一张大笑着的鲁迅照片。原来鲁迅先生还会笑的,面对一个眼角眉梢都是笑的鲁迅(请注意,这张照片摄于1936年10月8日,去世前11天),我笑不出来。

不仅如此,这个人还动用个人私密的记忆,告诉我们:鲁迅兴致好的时候,“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原来鲁迅不仅会笑,表情丰富,烟抽得一塌糊涂,还会夸张地运用肢体动作,并非一味地端坐凝神,满腔怒火,笔笔见血,刀刀封喉。这个截然不同的鲁迅:他与朋友亲近,爱开玩笑,一有风吹草动,就施展属蛇的禀赋,躲入租界避祸。这个被尊为大先生的小个子绍兴男人,说来或许你还不信,他会不断地上当,比如,“上进化论的当,上革命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的当”,那么,这个“一再欣然上当”的鲁迅是另一个鲁迅吗?

当然不是。鲁迅只有一个。这个鲁迅,正是1927年后定居在上海虹口某一条弄堂、享受师生恋的鲁迅;有一副好相貌,还好玩得要命的鲁迅——后面这两个特征,正是陈丹青先生在鲁迅博物馆“笑谈大先生”的关节点。讲鲁迅,讲他长得好看和好玩,绝口不提“横眉冷对”,也不谈什么“孺子牛”。

从“笑谈”开始,丹青先生一连讲了7次他念想中的大先生,既讲“鲁迅与死亡”、“文学与拯救”这样的大题目,也讲鲁迅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居住这样貌似市井的问题;讲民国文人鲁迅,也讲鲁迅文学风格自然延伸的版画趣味。这七讲鲁迅,焦点其实只有一个——追问并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把他从意识形态之花花绿绿的打扮中剥离出来,回归其素朴和本真,即回到一个常识的、有血有肉还好玩的鲁迅——这才会激发出我们对鲁迅本人真正的喜爱。可怜,正如丹青先生所言,我们经过“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了;同样,1949年以来,“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了。

半个多世纪了,贴在鲁迅胸口的假胸毛需要扯去,作为民国文人的鲁迅先生,还原、求真是必须的;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史的还原同样是必须的;作为历史语境中的我们个人,也迫切需要一个自我的还原。我想这才是丹青先生七讲鲁迅生发的深意,理由再清楚不过——“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也就不认识这个民族,废墟上的一代人,被洗脑,被扭曲,不进行自我的还原,实在难担大任。

但是,如何还原?综合丹青先生的七次讲演,作为一个纸上的听众,我以为很简单,四个字:回归常识。这“常识”一词,不知道鲁迅先生爱不爱用,他二弟周作人倒是经常唠叨着的,“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但我读“七讲鲁迅”,觉得我们时代需要回归的这个“常识”,实在没有他们周家人的那一个高标准严要求。这所谓的常识,其实是小民百姓都知道、存于心中、却没有也不敢大声说出来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儿,他说皇帝没穿衣服,他光着屁股呢——那么清楚的一个事实。孩子的指认,不过是对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的事实指认——据此而论,丹青先生也不过说出了事关鲁迅的一些基本常识。当然,他不仅鲜明地说了,而且说得那么好,这让我惊讶。但是,普遍地指认并说出常识,在鲁迅逝世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竟是如此之艰难,这才真的成了一个问题了。

回归常识,谈鲁迅,或者推而广之,谈现代史的还原,等等,都源于一种良知的呼唤。丹青先生七讲鲁迅,不仅有他向来喜爱的大先生的个人魅力在起作用,还有老人家在喊出“救救孩子”之后对这些“被救孩子”的期待,所以他说:“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个“我们”,就是鲁迅期待过的那一群被救的“孩子”吗?

真是直指人心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