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缸盖落砂:赫鲁晓夫谨防中国的"三面红旗"流入苏联

赫鲁晓夫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不安，他认为毛泽东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了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

　　然而，布尔加宁带回来的毛泽东关于土豆的论述，显示出毛泽东反对苏联模式的决心和理论观点。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与其说赫鲁晓夫担心“大跃进”将给中国带来灾难，不如说他担心中国“所谓平均主义的改革”像瘟疫一样传入苏联。

　　中国有关“三面红旗”的宣传品从各种渠道流入苏联，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地区“广泛流传”开。赫鲁晓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激动不安地对他的同事们说：“必须立刻加以制止。中国人这些改革的口号是非常诱惑人的。如果认为这些想法的种子不会在我国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错了……”

　　赫鲁晓夫在1958年秘密访问北京之后，从宣传上封锁了来自中国的有关“三面红旗”的各种消息。这使毛泽东越来越坚信：苏联人对辩证法已失去了兴趣。

　　他针对苏联的政策批评说：“在整个宇宙和地球上，一切都是不断地产生、发展、消亡，不可能有绝对的统一。”

　　这是毛泽东不耐烦继续搞已成定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放弃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不断超越阶段，终于掀起“大跃进”的理论依据。生命在于运动，不断地有牺牲有新生，才可能永远朝气蓬勃，才可能最终获得最大进步，成为世界先进。

　　苏联则不然，他们搞十月革命，搞集体农庄时，他们是生气勃勃的。可是40年过去了，他们越来越喜欢有一个稳定的世界，他们“绝对统一”的观点是保守的不革命的观点。

　　苏联人心满意足地坐在维持现状的安乐椅中，因而死气沉沉。

　　而毛泽东却为中国和世界的动荡分化感到欢欣鼓舞。

　　当赫鲁晓夫盘算着怎样使毛泽东“回到正确轨道上来”的时候，永远不满意现状的毛泽东也在思考着如何打破莫斯科的“静态”“稳定”，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恢复他们的斗争精神。

　　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三周之后，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马祖两个岛屿。这两个岛屿那时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线阵地，肉眼便可以看清。中国虽然还缺少强大的海军，地面的火炮却不弱，足可以封锁这两个岛屿，将岛上的国民党军困死，困投降。

　　这一举动震惊了资本主义阵营，也震惊了社会主义阵营。

　　美国人在惊慌中终于发出了最后通牒，准备插手。苏联赫鲁晓夫也在极大的不安中发出了警告和劝说。

　　“只是几发炮弹”的事。一半是虎一半是猴的毛泽东不失明智、不失谦虚地说：“我并不希望这会引发一场风暴。”

　　他做了谨慎的让步，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给金门、马祖以补充给养的喘息之机，也使盛怒不安的美国人松口气，打消武装干涉的念头。

　　毛泽东不想真正地来一场战争。他虽然希望“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但他完全明白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现在的目标是1070万吨钢，是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种外部危机可以促进国内团结，并且把毛泽东所熟悉的军事精神更顺利更好地引入他所不熟悉的经济建设中去，引入到国内政治生活中。

　　他说，台湾海峡出现的这场危机“除了其不利影响外，这种危机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的和中间的人物也作好了战斗的准备”。

　　外部的激荡可以提高内部的温度。无论物理学还是政治学中，这种情况都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这支“温度计”的水银柱在迅速升高。

　　终于有人给毛泽东及他所挚爱的群众运动泼了冷水。

　　在武汉，李达求见毛泽东。

　　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叶子龙安排李达与毛泽东见了面。

　　李达见到毛泽东时，眼里闪出激动的波光，不像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他的心情很复杂，因为看到中国一派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报喜的话大有人讲，报忧的话谁来讲？怎么讲？

　　毕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由于毛泽东的领导。所以，他见到毛泽东时也是恭敬而热烈的。毛泽东对这位比他大3岁的老同志，也是尊敬的，他迎上去握手，亲自为李达让座。

　　李达坐下后，毛泽东才入座。这也是尊敬的表示。

　　“身体还好吧？”毛泽东望着李达亲切询问。

　　“还可以。主席身体也好吧？”

　　“大毛病没有，各部器官运转正常。不过年龄到了，不能跟过去比了。”

　　寒暄之后，毛泽东问：“最近你在搞什么？”

　　“还是搞党史。”

　　“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3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毛泽东略一停顿，坦率道，“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李达略有不自在，很快又平静了。这话换一个人不会这样直率，只有毛泽东可以无顾忌说出。这话换一个人讲出，李达听了会不高兴，毛泽东说出来他服气。他甚至露出受感动的神色，说：“感谢主席关心我的工作和文章。”

　　“人老了，保持革命热情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对于老人，不能停止追求。”毛泽东又说了不满意自己过去所写文章的话。他特别赞赏“活到老，学到老”，他说：“我还要重新写一些文章，特别是为青年写一些文章。”

　　谈话中，毛泽东问：“近来有什么新闻吗？”

　　李达感到心里的话有机会讲了，说：“我们的学生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嗯，”毛泽东点点头，又认真道，“不过，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

　　“主席对这个口号是怎么看？”李达不无忧虑地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带了思索的表情，边吸烟边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毛泽东谈群众运动，李达不多言，但话题已转入哲学，他就要坚持看法了。

　　“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李达眉头微锁，直言道，“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泽东一怔，也皱起眉头：“肯定怎样？否定又会怎样？”

　　“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唯意志论，就是唯心论，就是错误。”

　　“那么你承认不承认精神力量的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还存在不存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靠了什么力量？”毛泽东讲述红军长征的历史，用以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

　　李达听着，越来越显不安，终于忍不住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这难道还有疑问吗？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决不是无限大……”

　　老人争论起来更容易激动，但这是限于争论问题，不像年轻人会把问题争论转移到对人的态度上。

　　李达对毛泽东是信任的，故而敢于犯颜，声音提高了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毛泽东脸色泛红，胸脯微有起伏。然而，当他转瞬间看清李达那双饱含忧虑的诚挚甚至是焦渴的目光时，忽然感受到其中的忧国忧民之情。他怦然心跳：

　　目的是一致的啊！

　　毛泽东克制住情绪的起伏，艰难地一笑，主动将语气和缓下来：“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送走李达，毛泽东在屋里踱步吸烟。争辩问题中往往难以细想，争论中想的越少，争论后的思考便越多。

　　他终于对身边的所有人坦率承认：“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毛泽东多次找李达谈话，并请他吃过饭。

　　毛泽东正如他所说，头脑有热也有冷。不过，到10月以后，他比较上半年是冷的时候多些了，并且越来越多。

　　他深入湖北农村时，有人汇报“挑灯夜战”，他不像在卢沟桥时候那样“保护群众积极性”了，批评说是劳民伤财，夜里干了白天就没劲，承认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应该“有张有弛，劳逸适度”。

　　他开始泼冷水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问：“有什么新闻？”

　　王任重说：“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亩产水稻上万斤。”

　　毛泽东摇头：“我不信。”

　　王任重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王良来验收的。”

　　毛泽东说：“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收单打才能算数。”

　　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多次讲话，明确指出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还是搞社会主义，而不是搞共产主义。有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他带领与会同志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说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剥夺农民”。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长期以来的反右终于转为纠“左”。

　　1958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纠左，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冷热结合的精神，会议初步降低了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其中钢产量由原定的3000万吨降到1480万吨。

　　毛泽东在1957年公开宣布的不当国家主席，在这次会议正式形成文件：《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议》。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开始，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没有归纳为“三面红旗”，这是中宣部的同志给归纳总结出来的。

　　那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宣部负责同志拿来了文章清样，正式提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

　　文章写成大字报形式，每面“红旗”写一张，共三份，摆在18号会议室中。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亲自在那里讲解。

　　在中国共产党的最上层领导中，中苏分岐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他满怀激情告诉大家：这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针锋相对，喊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个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