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的中国】中苏论战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12月17日 17:31 
连载:“文革”前夜的中国   作者：罗平汉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情况，通过苏联驻华使馆陆续传到苏联国内。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公开报道，也使苏联对此有所了解。可以想象，毛泽东在这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破除迷信（包括对外国的迷信，对马克思的迷信）的强调，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与错误的个人崇拜的划分，肯定也会传到苏联领导人的耳朵中。这对于一向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人来说，就不难想象会产生何种感想。

　　更让苏联人不舒服的是，中国人似乎不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作为赶超的目标，而且还在暗暗使劲，产生了一跃而超过苏联，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在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但赫鲁晓夫也只敢提十五年赶上美国，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而比他们落后许多的中国，原来还只是说用十五年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英国，可不久就改变了口号。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也就是说，赶上美国的时间几乎与苏联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1958年9月初，毛泽东则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了。

　　毛泽东甚至并不忌讳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在同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劳动，没有破除。毛泽东还说，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面子，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他还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且不说苏联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方式是否赞成，就是中国人这种不但要超英赶美，而且还要先于老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头人自居的苏联人感到很别扭。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就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很不以为然。在会谈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赫鲁晓夫仍是心存疑虑地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里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就将话题岔开了。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赞成搞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哥穆尔卡说：“然而在中国的公社问题上，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事实。”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就试一试吧，我们决不会出来反对你们。”

　　尤其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竟提高了毛泽东在苏联的威望。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的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苏联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在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含沙射影地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是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承认：“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波兹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谈到当年苏联成立的公社时说，那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以为既然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直接组织公社，结果公社是组织起来了，但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即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过得很好，但又想对公共事业少出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党按照列宁指出的道路，把农民组织到劳动组合中，虽然集体劳动，但按付出的劳动取得报酬。这样，我们的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了。赫鲁晓夫讲这番话也很不是时候。此时，庐山会议正处于由纠“左”到反右的转向阶段，毛泽东本来就因彭德怀在其信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所非议而不满，恰巧此前彭德怀访问过苏联，这样使他产生了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是预先串通好，共同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难的错觉。在他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与成绩相比，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今，彭在信中说“大跃进”是“有失有得”，赫鲁晓夫也以苏联历史上的公社垮台，来暗喻中国人民公社的命运。这样一来，不但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而且也将赫鲁晓夫当做是国际上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后台。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中苏两党两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当时虽然没有发展为公开的争执，但它引发的风波却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真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赫鲁晓夫们所持的反对态度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的公开批评更是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干了一件大蠢事，表明了他‘妄自尊大’，表明了‘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等等。总之，此事对双方的领导人来说，留下的都是严重的‘恶感’，使得已经紧张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1959年8月，中印两国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此时正在做访问美国的准备。得到这一消息，本已为台海危机对中国有一肚子气的赫鲁晓夫，这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了。为了在世人面前树立自己是“和平大使”的形象，赫鲁晓夫置中苏同盟关系于不顾，也不考虑中方的异议，就让塔斯社发表了一个表面上看是采取中立态度的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并说中印边界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没有站到中国一边。这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是很难接受的。在中国方面看来，中苏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帮社会主义国家说话，反而为资本主义国家说话，实在太不应该。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一直高唱“和平过渡”的高调，高喊“和平竞赛”的口号。在其“和平过渡”理论的支配下，苏联开始走上其自以为是的由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之路。于是，赫鲁晓夫不断地向美国献媚讨好。1959年6月，苏联竟以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下令停止向中国运送已装箱好的原子弹样品。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

　　“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①这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也许是一直想做却未能做成的事情。可此举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来说，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还多少抱有一些好感的话，到此时，不但好感已荡然无存，而且是十分不满了。

　　9月下旬，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举行苏美首脑会谈后，兴冲冲地飞到了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

　　9月30日晚上，中国政府举行国庆招待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之后，说了一段明显对中国不满的话：“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赫鲁晓夫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并以在宴会上不发表讲话表示不满。

　　10月1日，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淡淡地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10月2日，中苏两党举行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首先介绍了他此次美国之行的感受，认为同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争，不能搞武力对抗。毛泽东对此不冷不热地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但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看其帝国主义的本质。

　　赫鲁晓夫接着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要搞好，希望中国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又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他还解释说，列宁当年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是为了避免在东方同日本作战，中国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处理

 

台湾问题。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国内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我们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兵；我们同台湾的关系则是解放台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

　　赫鲁晓夫又说：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不是可以把监狱里的几个美国人释放？在此之前，中国曾击落了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并俘虏了两名飞行员。

　　毛泽东说：放是要放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在他们服刑期满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服刑期间有好的表现因而提前释放的时候。这都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办。

　　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并说谁开第一枪我不知道，反正印度人被打死了。周恩来说：印度人先入境，打了12个小时，怎么能说我们错了呢？

　　赫鲁晓夫说：我打过仗，不管谁先开枪，反正印度死了人。又说：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是一块人烟稀少、荒凉的高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

　　陈毅回答说：中印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是英国人把它从我国手里夺走的。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和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回答说：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又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

　　毛泽东说：这么大的边境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

　　赫鲁晓夫又扯到炮击金门、马祖的问题。陈毅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是他们侵略，你却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听了之后脸马上就红了，竟然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并没有讲很多话。只是在陈毅这番话后，毛泽东才说：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次来，给我戴了好几顶大帽子，我也送你一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已是够重的了。

　　这次会谈，是中苏关系史上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的争吵。虽然会谈之后赫鲁晓夫曾建议两方均撤销这一次会谈的纪要，但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已经难以避免了。赫鲁晓夫想得很天真，会议纪要固然可以撤销，但留在双方心中的阴影能一笔勾销吗？！他在离开北京到海参崴后，又指责中国领导人是“好斗的公鸡”。中国领导人听到这样的话，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1959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的厌恶。毛泽东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克思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到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毛泽东还为赫鲁晓夫访美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对赫鲁晓夫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间从此入大同。”

　　自此之后，中国领导人产生一个基本的判断，赫鲁晓夫可能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1960年2月，华沙条约国家召开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中国照例派出观察员列席，这次派出的观察员是康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伍修权（中央委员）和刘晓（中央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在讨论世界和平与裁军问题时，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苏联方面提出要通过裁军来实现“三无世界”，即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国方面则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美帝国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全世界一切真诚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们，有必要对美国的两面手法保持警惕。赫鲁晓夫认为，世界由此进入了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新阶段。中国则认为，国际局势出现了某些和缓的趋势，这是社会主义力量、民族革命力量和和平民主力量同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反复进行斗争的结果，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苏联在会上宣布，将单方面裁军一百二十万，即裁去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国则宣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

　　2月6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和康生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将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公开地暴露出来。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发表文章阐述中共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帝国主义的本质、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等问题上的意见，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这年4月，也就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方面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些文章采取指桑骂槐的办法，表面上是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领导人铁托，实际上是批判苏共及赫鲁晓夫。

　　例如，《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中，就有如下这样两段话：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意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在文章的前面，已明确点名铁托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因此，文章中的“还有一些人”显然指的就是赫鲁晓夫等人。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中苏两党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分歧。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前,苏共中央于6月2日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利用罗共三大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建议信后，复函建议扩大与会成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且延期召开，以作充分的准备。后来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利用罗共三大各兄弟党派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的机会，就已经出现的分歧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内部交换意见，但不作决定和不发表任何正式文件。

　　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赴罗途中，于6月17日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进行了会谈。科兹洛夫对于各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采取回避的态度，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商讨。中共代表团感觉到里头一定有名堂，致电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可能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代表团已根据中央的方针做了后发制人的准备。

　　6月19日，中共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随后几天，赫鲁晓夫一直不提召开兄弟党会议之事。直至22日下午，赫鲁晓夫才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讲了一大堆十分难听的话，说什么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如此等等，这自然是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难以接受的。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团将一份注明日期为6月21日的《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这份文件的中文译本长达84页，主要内容是反驳中共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中的观点。很明显，这个文件是事先准备好的，并且在发给中共代表团之前，已经发给了其他兄弟党代表团。当天下午19时，苏共代表团又给各代表团送来了由其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

　　在24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煽动大多数党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赫鲁晓夫给中共扣上了一系列的大帽子：“教条主义”、“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左倾’冒险主义”等。

　　据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回忆：

　　“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团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团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代表团同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发回指示，要求代表团做到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对赫鲁晓夫仍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6月25日，中共代表团通过会议执行主席罗共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向各代表团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①

　　声明认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赫鲁晓夫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苏联共产党同各国党的关系不是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的关系，“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声明明确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国党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意见，从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性质。希望能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交谈，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

　　赫鲁晓夫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毫不屈服，就在会议结束时，肆无忌惮地对中共大加攻击，称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纯粹的民族主义”，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等。一些紧随苏共的党，也跟着起哄，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

　　针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中共代表团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彭真在即席发言中强调：赫鲁晓夫的这种只准自己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意见，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的做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准则。他还借用亚里士多德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来表达中共对苏共的原则立场。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得到任何便宜，但他并不甘心，于是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采取一系列的严重破坏中苏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举动。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去他们的祖国。”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在7月25日又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短期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项目。

　　苏联专家分布在

 

中国经济、国防、文教、科研等部门的20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他们的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

　　对于赫鲁晓夫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中共中央后来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固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坏事也能变成好事，通过这件事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四年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又过了两年，中国的氢弹试验也成功了。毛泽东在谈及这件事时，以

 

幽默的口吻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