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道 融资:风水传销:一个风水师的自我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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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9 10:11:34 来源:方圆 作者:邰筐 浏览次数:17073   

    核心提示:更多的时候,风水成为官员与商人之间交往和沟通的一种媒介;在风水的外衣下,一种新型的腐败正在悄然滋生。 文/《方圆》记者 邰筐     6月初的一天,在位于北京五棵松附近的上岛咖啡馆里,《方圆》记者终于见到了“风水大师”密坤乾(化名)先生。密先生和记者是老乡,在此之前,记者曾约了他四五次,他一直顾虑重重,在记者再三保证发表时一定用化名,涉及具体人物和情节都作技术处理的前提下,他才勉强答应了。  “我之所以结合自己的经历告诉你这行当里的一些内幕,是因为我已打算收手不干了。我从事这行已10个年头有余,多少也算积攒了些家业,在北京我置下了两套房产,老家有三套;还有,就是似乎也混了不小的名声,走到哪儿,人家言必称‘密大师’,虚荣心曾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随着年龄一天天大起来,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再适应这种走江湖的角色。最近我在老家盘下了一个门头,准备回去做点踏踏实实的正经生意,此次接受采访,也算向这个行当的告别赠言吧。”  “风水大师”密先生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为了让你了解得更清晰些,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风水师”靠的就是一张嘴  密坤乾是1999年才混进风水师这个行当的。说是“混进来的”一点也不过分,按他的话说“自己纯粹是半路出家,半瓶子醋”。  在此之前,他在一家镇办企业当了六年办公室主任。后来企业倒闭了,他摆摊卖过皮鞋,租房搞过加工,到外地贩过奶牛……也许是时运不济,不仅没赚到钱,连从亲戚朋友那里拆借的40多万都快赔光了。  就在他贩奶牛赔了本,几乎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密坤乾遇到了自称曾在九华山修炼过的“风水大师”廖先生。  “最近是不是正在走霉运呀”,廖先生一句话就说中了密坤乾的心思。接着,他从分析密坤乾的运势开始,上到天文,下到地理地海说了一通,话语中夹杂着密坤乾半懂不懂的术语,滔滔不绝,像一个优秀的演说家,这让连连走霉运的密坤乾很是敬佩。他眼前一亮,仿佛溺水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非要拜廖先生为师,学习算卦相面看风水之术。  “风水大师”廖先生说,“想学可以,学费五万元。”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五万元的学费可谓天价,但密坤乾铁了心想学。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是,或许自己从此会找到一个发财致富,摆脱困境的终极捷径。  廖大师给他找来一堆历代方士写的有关堪舆之术的书籍让他看,并让他重点背诵周易里的某些章节。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密坤乾读得相当艰难。遇到很多不懂的问题,廖大师也不解释,只是告诉他多记人名、书名和一些看似高深的术语就行了。一个月以后,廖大师就让他进入实践阶段,跟随自己去给人看阴宅、阳宅,替人算命、指点前程。  在给师父当跟班的半年时间里,密坤乾慢慢明白了,所谓的风水大师,其实当起来也不难。除了背诵一些必要的口诀,和学会某种固定的推断演算和画画草图,剩下的主要靠嘴皮子功夫。  不仅要学会察言观色,掌握揣测别人心理的技巧,适时送上一些别人爱听的恭维话,还要学会给别人挑毛病。正所谓应了那句老话,“风水先生进了家,不是墙倒就是屋塌”。再就是学会画一些连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有没有效的符咒,让客户藏于屋子的某个角落。这么一来二去,故作神秘的背后似乎真就产生了某种神秘力量,最后连自己也相信了。  “风水之术在中国繁衍流行了两千多年,肯定是一门高深玄奥的学问,历代也出过不少高人,但我入行这十年多来,见到的真正高人却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一知半解,把这行当看成了发家致富的敲门砖,”密坤乾告诉记者。  “风水师”要织出一张网  虽然花了五万元没学到啥实际的东西,但密坤乾从没觉得自己吃了亏。让他觉得自己五万元花得一点也不亏的原因是,他学到了一些更为有用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尽快在社会上织出一张包装自己,虚构某种神话的关系网。在这一点上,和传销没有本质区别。  这究竟是怎样一张网呢?密坤乾慢慢发现,围绕在师父周围的这张网主要有以下这些成员组成:大大小小的官员、房地产开发商、企业老总、大学教授……总体数量大体有20多人。只要这些人出现的地方,都会把廖大师捧得特别高,他们的话题始终以廖大师为中心,每个人脸上都有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表情,就像一出事先排演了无数次的戏,无形中会把人带到一种顶礼膜拜的氛围里。  密坤乾还惊异地发现,每一个发展的新客户都似乎与这张网的某个成员有联系,而这张网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与廖大师有某种利益上的撕扯不清。    原来,围绕着廖大师的这群人根本不是什么无偿志愿者。某一次,密坤乾亲眼看见他的师父廖大师,从一家大型企业刚刚交来的30万风水顾问年费里,拿出15万给了和他交往甚密的另一个企业家。显然,这个客户是那个企业家拉来的。  不断有新人被拉进来,进来的人都会获得某种利益,每个成员都成为这张网里缺一不可的链条,最终形成一个类似于传销组织的格局。在这个利益交织的食物链里,大家都在遵守着某种看不见的规则,谁也不去挑明和打破。  当密坤乾把个中的种种玄机弄明白之后,他也开始留心发展自己的人脉,搭建自己的网络。三年以后,他也像师父廖大师一样,周围同样簇拥着这样一批人,而他几乎每出去一次,都能提回一密码箱的钱。  笃信风水的官员越来越多  “这些年,我给多少人算过命看过风水,已经记不得了,但其中占很大比例的肯定是大大小小的官员。这里面不乏市长、县长、局长、科长、镇长啥的。久未得到提拔的,会找我占卜官运,看何时会得到擢升;官场不顺的,会请我去他家的祖坟看风水,指点迷津;贪污受贿的,也会找我画符作法,以保佑他平安无事,”密坤乾向记者透漏。    “如果我称不上一个合格的风水师的话,那我至少是个合格的心理师,”密坤乾说。    常年和形形色色的官员打交道,使他很容易就能揣摩出各级官员心里想啥,需要啥。一旦摸清官员的心思就好办了,利用给他们算卦和看风水的机会,说些他们愿意听的话,再煞有介事地布布阵,画画符,就可以了。“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给别人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让他们觉得,已经有符咒的作用和风水的加持,信心就有了,很可能促成了一件事的成功,”密坤乾认为。  “给官员算命看风水的好处是,看不准他也不会找你麻烦,因为本身也没有准与不准的具体标准可言,风水师很多时候说的都是模棱两可的话,”密坤乾说,“如果一旦偶然被你预测准了,那这名官员就会从此迷信你。遇到事就会主动找你拿主意,求你帮其分析,久而久之,你就会成为其座上宾。甚至他还会带着邀功的心理把你推荐给他的上司,上司再推荐给上司,从此为你趟开一条在官场畅通无阻的风水之路。”  密坤乾就这样靠着自己头脑活泛,投机钻营,结识了不少官员。他不仅经常受邀参加各种官员的私人聚会,还成为官员隐藏的时事高参。从某上司那里轻易得来的关于人事安排上的点滴消息,被贩卖到下级那里,再通过一张风水师的嘴巴说出来,就立即会被当做至宝,风水师也被奉若神明。    “要说官员特别热衷风水,迷信风水,并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官场风气,应该还是从2005年以后,” 密坤乾说,“别看有的领导在公开场合说话一本正经,谈马列,谈信仰什么的,私底下却对风水很痴迷,对我也是毕恭毕敬。”    时下的某些官员为何迷信风水呢?按密坤乾的看法是,这些人其实既空虚又自私,他们聚在一起,基本不谈工作,唯一关心的是他们各自的前程,如何让头上的纱帽翅更大。    随着官员对风水的热衷,密坤乾的“神通”也渐渐被夸大,被追捧,款项源源不断地进来,两千、三千,两万、三万,二十万、三十万……有一段时间他自己甚至都觉得,家里就像开了印钞机。  风水遮掩下的官场腐败  更多的时候,风水成为官员与商人之间交往和沟通的一种媒介;在风水的外衣下,一种新型的腐败正在悄然滋生。“在官员和商人之间,我们风水师有时候也仅仅是充当了一个道具,在风水的遮掩之下,隐藏着许多潜规则,”密坤乾告诉记者。  潜规则之一:官员看风水,商人来买单    “和商人和企业家比,官员们似乎更相信风水。”密坤乾说,“但相信归相信,他们却不愿为外人所道。所以官员几乎会不约而同地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找远地方的风水师给看。当地人太容易走漏风声,作为一个官员,谁也不愿意给人留下个搞封建迷信的印象。”  “出面联系风水师的一般是和官员交情甚密的某个商人。他会以谈生意的名义把风水师约到某个茶馆喝茶,然后再把那个要算卦看风水的的官员引过来,”密坤乾说,“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们这行当从不主动问官员的名字,就是认识也会装作不认识。”  “如果需要到官员的宅子里去看风水,主人一般是避而不见的。看完后,还要将所有的演算、草图当面撕掉,以免主人担心外传,”密坤乾说。    由于官员忌讳与风水师过多的打交道,一般是算完卦看完相后就匆匆离开了,相关的酬劳,自然由出面邀请风水师的商人来支付。  潜规则之二:风水当媒介,官商相勾结  “利用风水来巧妙地促人脉、人缘,以疏通好和某位官员的关系,是那些精明的商人真正的目的所在,”密坤乾说,“作为一个风水师,我清楚自己的角色,我只是他们之间的媒介,看起来很重要,但又与政治无关,不会轻易留下什么把柄。”    那些商人和官员显然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通过风水师这个媒介,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形成了一张紧密的政商关系网。  网络一旦想成,作用是多方面的:譬如运作某个人的升迁和企业贷款等等。当然这种作用都是台面下的,绝不会摆到桌面上来。  潜规则之三:利用风水顾问,插手工程招标   “其实干这行要讲来钱最快的,还不是靠给人占卜官运,而是参与建筑设计或者城市规划,”密坤乾说,“混得比较好的风水师一般都会在当地的周易协会挂个会长副会长啥的,于是经常以学会的名义参加县里或市里的各类建筑规划设计;一些有权有势的单位要盖办公楼,因为单位领导特别迷信风水,所以就会被请去看看,一次收取个三到五万的咨询费会很轻松;还有单位干脆通过周易学会以签订合同的方式堂而皇之地聘请风水师当设计顾问,而一年的顾问费会高达10万元甚至50万元不等,而划款的名头则变成了规划设计费。”  记者听了密坤乾的爆料后随便在百度上搜索了几家风水网站,发现他们担任风水顾问的企业名单上有七八家赫然是国内有影响的大企业。“给这些企业当顾问的风水师,年费不会低于百万,” 密坤乾说,“一些话只有从风水师嘴里说出来才有用,一些商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们要想拿下某个工程,往往会采取曲线方针,从风水师那里下手,让风水师去影响决策者。一旦工程拿下来,风水师的回报当然也是很高的。”    “风水腐败”中风水师不过是帮凶。  说起自己打算收手,彻底离开风水这个行当,密坤乾对记者说,“我最初入了这行当是因为生活所迫,靠一张嘴周旋着糊口。但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慢慢被卷进一个官商结合的漩涡。”“我之所以重新选择职业,并不是对风水的否定,相反,我以后也许会充满兴趣地去把风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来好好研究研究。因为我坚信风水是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秘密,” 密坤乾说,“我不愿意就像一枚被随意掷来掷去的骰子,在一张看不见的网里受人摆布和控制,无意中成为帮凶的角色,这或许是我打算离开这一行当的真正原因。” 官场风水记 文/《方圆》记者 邰筐【眼下的某些官员跟僧道活佛关系密切,信了这个信那个,说到底,其实什么都不信。他们之于佛道还有风水,无非是想找一点彼岸世界的助力,帮他们升官发财。这样的信法,就是迷信 最近,网络上两则较为抢眼球的消息都跟风水有关:一则是前文提到的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年香樟树事件,另一则是接连发生两起学生命案的广东高州市平山镇中心小学“闹鬼”事件,从校长到老师内心都很惶恐,认为是同处的祠堂里的“鬼魂”作祟。为保平安,先是前任校长请一位风水师作法“驱鬼”。受阻后,后任校长跟着又请来一位风水师查勘,得出学校大门方位不好,要修改校门方位“改运”。在近年媒体不断爆出的“风水事件”中,这两件也许是最新的,但绝不是最离奇的,已有事例证明,一些高级官员,先后被某种“玄学”俘虏。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曾作过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迷信,相信风水的情况。李真:越腐败,越迷信曾被视为“河北第一秘”的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就是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曾经跟踪采访李真案四年的记者秀灵近日接受了《方圆》采访,给记者讲述了李真案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在李真获悉中纪委要对他实行‘双规’前,早在2000年2月29日下午,他就将金钱和护照都放在了车的后备厢里,做好了半夜里出逃的一切准备。但是,为什么没有离开呢?是因为征求了一个大师的意见。在出逃之前,他给北京的大师打电话问:我近日有灾祸吗?大师切算后答:‘没事,你有贵人相助的,你就放心地休息吧。’李真信以为真,就休息了。结果第二天李真就接到通知,让他下午到省委‘开会’。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秀灵对此很感慨,“这件事对于一直信奉‘大师’,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寄托在‘大师’身上的李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据秀灵透露,“除了信奉‘大师’,李真对数字‘8’也特别迷信。李真认为数字能够给人带来吉凶,而他的吉祥数字就是‘8’。所以,他开的车是‘38’号,手机号码有‘8’,BP机号码有‘8’,办公室和住宅电话号码也都有‘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出事那年38岁,三十八,反被抓。 以下的情节在《河北第一秘——李真盛衰记》里可以找到:李真刚当国税局局长没多久,就找到“大师”,让他给自己算算多长时间能当封疆大吏。 “大师”说,“你长不过5年,短不过3年。”他一听高兴极了,从口袋里马上拿出5000块钱,甩给了这个“大师”。“大师”说你再加1000吧,我图个顺,没想到李真又拿了3000给他,说我就图个发。 秀灵还告诉记者,“围绕李真常坐的轿车,还有好多迷信的细节。1992年,李真当上了省长秘书后,他驾驶着省政府的二号车,即冀A-00002 ,这时他既是省长的秘书又是司机;1993年他跟随程维高进入省委成为第一秘后,他驾驶的车牌号改为冀A-11111,他的寓意是:我是天下第一秘,在河北我是老大,我说了算;1995 年他调到省国税局当上了局长之后,他驾驶的车牌号改为冀A-00038 。李真找人算过,三十八,是个坎儿,闯过去,就能发达;如果他的车在三十八岁这一年被拦下超过八次的话,这个坎就过不去了,从此会前半生辉煌,后半生遭殃。因此,李真驾驶的冀A-00038 车,别人是不能阻拦的,拦住他的车就等于挡了他的前程,所以,对胆敢拦自己车的警察,李真从来都是毫不客气的,非打即骂。” “所以李真的车是从来不管红灯绿灯,勇往直前的。久而久之,老警察都知道冀A-00038是李真的车,就当成没看见。” “有一天偏巧来了个新警察,李真的车闯红灯以后,立即就赶上去。李真从镜子里面一看这个警察跑过来了,就把车玻璃窗摇下来,然后摆了摆手,这个警察快走了几步,正准备敬礼,结果李真就呸的一下,吐了这个警察一脸。而且还给一个领导打电话,‘把今天在这个岗楼执勤的警察,给我开了。’结果呢,这个警察在这个岗楼上再也没出现。”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交警都吃李真这一套的,偏偏就有不信邪的交警和他较真。结果在李真三十八岁这年,即2000年3月1日前,他的红旗高级轿车被警察拦下的次数超过了八次,三十八岁这个关他没能通过,他迷信地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大意,同时也是警察给他带来了灾难和毁灭,心中因此充满了愤恨。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李真被捕进入看守所后,依旧“痴心不改”,一天到晚翻来覆去用扑克牌为自己算命,梦想通过54张纸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算出来的就是好卦,他一天心情都会很好。算出来的如果是坏卦,他就会一天话都不说,情绪很低落。”秀灵说,“李真迷信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他被关押在2号院的2号监舍里,这在李真看来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2+2等于4,而4的谐音就是‘死’啊。”“李真对自己的未来始终存有一份幻想。除了靠摆扑克牌给自己算命打发时光,他最有兴趣的就是在监舍里给大家‘分官’,科级处级他一句话能分出去好几个。他竟然对查监的李所长说:‘李所长,等我出去了,给你安排个公安局局长当当。‘李所长故意调侃他:‘那原来的局长怎么安排?’‘把他调走。’李真胸有成竹地说道。” 直至被执行死刑前,李真常常彻夜难眠,唉声叹气对人说:“人的生和死原来是这么近啊。” “李真在《悔过书》中这样写:‘人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信念。丧失信念,就会毁灭一生。’而他就是因为缺少信念才会迷信,迷信是盲目的信,其实是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才会无所畏惧,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李真留给了我们一个血的教训。”秀灵说。 官员为何迷信风水除了李真,在媒体隔三岔五披露的落马贪官中,愚昧迷信的并不少见:例如,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不惜花费40万元巨资于大年初一前往名寺古刹“争”烧第一炷香。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信奉迷信到了痴迷的地步,在家中专设佛堂、供神台,常常烧香拜神……以上种种现象,不禁让人感慨万端。他们有的占卜算命,身后跟着“大师”的身影;有的求神拜佛,双膝跪倒在泥菩萨面前;有的观天看地,选择“风水宝地”;有的大兴土木,建造“极品活墓”,为自己安排“后事”;有的平时在台上大谈马列主义,台下却对一些“大师”津津乐道,与之成了“知心朋友”或座上宾;有的官员每逢上任、红白喜事等,都要“大师”或神灵指点迷津,甚至连出行也要看日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颇有感慨,“这些年来,总是听到有人谈起风水学正走俏官场,一些掌握一州一邑或者某一部门的官员不但遇佛拜佛,逢仙奉仙,也向一些风水师互通款曲,求其指点迷津。这种事情,最初是偶尔听人口述,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后来见媒体已时有披露,便知此风日盛,不再是个别现象。这种事知道多了,才意识到我们一些官员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把无神论搁置一边,纷纷信起风水,难怪如今我们的社会‘大师’忽然多起来,各种‘妖孽’都顺势沉渣泛起,有了新的发财之道。”“为什么有人青云直上,有人却掉了乌纱帽?在一些官员看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择青说,“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诸鬼神,找寄托。而关于风水成功的各种传说流言,当官员们处于换届调整这样的紧张时刻,就会给他们强烈的心理暗示。”   “一旦步入官场,除了不断地升迁,很难用其他方式证明自身的价值,而升迁又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穷无尽的应酬、糖衣炮弹的诱惑、突发事件的打击、媒体监督的曝光等等,目前大量的抑郁症、自杀事件表明官员这个群体其实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职场压力,因此诉诸风水、命运是一个精神依托和宣泄渠道,无非是想逢凶化吉,官运亨通,安顿心灵。”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马特认为,“另外,一些有能力、有追求的官员,原本通过正当的努力就能够获得升迁,但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也同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不正当的投资。”“仔细想来,国家官员信风水,原因也不都一样。一种是某些官员基于让自己主政下的建设工程更为完美,找人看看风水,这一个动机,虽说有迷信嫌疑,也还算说得过去;另一种是相信冥冥中有神秘力量操纵着个人命运,盼望善用风水学为自己的仕途前程增加机会,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是也;还有一种是贪墨之士唯恐东窗事发,想借风水避灾辟邪,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把风水当做自己的护身符。”张建伟认为。“不管哪一种情形,国家官员信风水,多少说明无神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已经式微,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向有神论输诚。对于国家官员来说,如果他不是执政党的一员也就罢了,如果是,起码他的观念已经背离了执政党的宗旨,这种党员干部要是还能坐得稳权力宝座,乃至平步青云,获得高升,那实在是纪委监察部门对该人未尽明察之责。” 官场风水其实无关风水“风水”是科学还是糟粕?前段时间,随着风水申遗的提出曾引起长时间的质疑与争议。 不可否认,一些与风水有关的意识中确实存在着反科学甚至封建迷信的成分。但是,如果仔细论道的话,“风水”这一传承自中国传统文明的产物,却并非完全是毫无道理的糟粕。用“封建迷信”一语来概括,显然也有不加鉴识,全盘否定之嫌。  不难看出,“风水”之所以引发争议,不过是因为“风水”二字的出身不好罢了,如果剔除其中封建迷信成分,将其更名为“建筑环境综合科学”的话,想必反对之声定会大为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不否认建筑、城市规划有着与自然调和、与环境适应的天生需求的话,就不应否认“风水”存在的合理性。 相反,如果因为“风水”中曾经含有的封建迷信成分,便将其一棍子打死,使其不得不走入“地下”发展,倒反而促成了一些缺乏专业知识,却打着“风水”旗号贩卖封建迷信的江湖术士行骗发财。即便从防止风水成为江湖邪术这一视角出发,正视“风水”也远比视而不见的避讳要强得多。  风水学很民间,堪舆学很学术。殊不知,在不同马甲间变换的一样东西,竟会产生迷信与科学的大争辩,似乎一提及风水二字,社会上总免不了质疑与争论。堪舆学,自然有科学的成分。 若没有因地制宜、坐北朝南、中轴对称、依山傍水、统筹规划等原则,我国建筑史上也不会出现布达拉宫、中山陵等天人合一的经典建筑,更不会出现气势宏伟的帝王宫殿与陵墓。所以,堪舆学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85年,在时任地理系主任侯仁之的强力支持下,北京大学就正式开设了风水课,于希贤是主讲人。 2008年,在新一轮的“风水热潮”中,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建筑与风水”课程,选修人数竟远远超过50-60人的平均水平,达到130余人,且70%以上为非建筑专业学生。 目前在国内,风水学课程,受到了市民的追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也先后开设了与风水相关的课程,且多设在环境建筑系、哲学系和地理系等专业中。据北京师范大学易学与建筑文化研究生课程班负责人介绍,该班每期招收的学员约为30-40名不等,要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习课程,学习包括《堪舆易学》、《易学与预测学》、《建筑风水学》、《家居易学》等内容,学员中80%都是来自房地产、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有一部分是风水爱好者或专门的风水师。 “其实,官员迷信不是当代才有的新鲜事,而是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性基础的规律性的现象。单纯依靠禁令、宣教、惩戒是很难真正奏效,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整个官员任免制度改革,而与民间风俗方面的堪舆学关联不大。大量相关事例的涌现,折射出的是公务员职业的不确定性和官员内心的不安全感。”马特告诉记者。“一言以蔽之,官场风水其实无关风水,顶多只能算是一块让官场丑剧欲盖弥彰的遮羞布罢了,只不过这块遮羞布其实更像是一面照妖镜。官员的风水情结,官场对风水的膜拜,不过又是一出翻版的《官场现形记》。”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神鬼传统”而非“人的传统”,即所谓“皇帝统治靠天,草民维权靠鬼”。制度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是弱者,他们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归因于某些不可抗力。这种将自己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神秘力量获取拯救的心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气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说,“风水先生可以通过‘看’,看出来,算命大师可以通过‘算’,算出来,而佛道和活佛,则可以通过各种更加神秘的法会、道场展示出来。大师无非是中介,是官员和神界之间的中间人。官员通过中间人,贿赂了神佛。官员们的迷信,跟他们在官场上的作为一样,无非是私下操作,潜规则,走关系,塞包袱。”  官场风水折射信仰危机  “这些年来,佛道很风光,会看风水的人,生意也特别的好,名气大一点的,每每宾客盈门。有权和有钱的人,似乎都好这一口。特别是有权人的热衷,对这些人的生意,有极大的广告效应。这些大师们,自我吹嘘之时,一般都会提及他跟哪个领导关系如何如何。”张鸣告诉记者。“哪个哪个大师,或者活佛,跟哪个领导过从甚密。这些事,我都无法考证,即使这样的话出自号称不打诳语的出家人之口,我也没法信。现在道观佛寺,尽管香烟缭绕,但却有了太多的衙门气和铜臭气。”“眼下的某些官员跟僧道活佛关系密切,信了这个信那个,说到底,其实什么都不信。他们之于佛道还有风水,无非是想找一点彼岸世界的助力,帮他们升官发财。这样的信法,就是迷信。”张鸣认为,“佛教也罢,道教也罢,不仅有让人尊奉的神佛体系,而且背后有相应的道德说教和信条。信徒守戒,就是要通过这种外在的约束,实现道德的净化。但是,迷信佛道的官员们,守戒者一百个里面一个都没有,根本也不在意宗教的道德信条。他们的信,就是让宗教业者通过某种操作,给他们带来福祉。当然,这需要付费,即使不付费,也要转让一点权力。所以,很多围着领导转的僧道活佛,都很能办事,其本领,就是从领导那里让渡过来的权力。实际上,官员们在意的是大师们的法术,一种正常人间世界没有的功夫。”“这样极端性的功利信仰,跟中国人固有的宗教意识有关。或多或少,国人传统的宗教信仰,确有功利性的一面。但是,即便如此,一般人的信仰之中,还是存在对宗教道德信条的敬畏。没有太多的人相信,可以一边做恶,一边给神佛掏点香火钱,就可以平安无事,官运亨通。但是,官员们信,在他们看来,没有权力运作和金钱运作做不通的事,只要有了权,就什么事都能办成。这样的极端,本质上是官员们在既有信仰崩塌之后的一种变态反应。在这个时代,如果真的有信仰危机的话,主要体现在某些官员身上。”张鸣说。官场风水危害大官场风水的现实危害,绝非危言耸听。所以才有这样一种说法,“民间信不信风水,是老百姓自个的事儿;官场信不信风水,是全中国的事儿。” 一个官员,往往承担着社会事务管理者和协调人的角色,还掌握着许多政治、经济资源。是相信迷信还是崇尚科学,实质上是世界观的问题,而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官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迷信的官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迷信思维渗透进来。  更为严重的是,官员迷信会产生不良的示范作用,污染社会风气。一旦迷信武装了官员的脑袋并且据此发号施令,其危害可想而知。官员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迷信的危害会从私域冲进公域,就像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只因为某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不惜将建设中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  张建伟认为,“信术士,迷风水,多少让人有一种联想,那就是为君则为昏君,为官则为昏官。为官之道,各有心传。在官僚体制之内,官员只要博上司之欢心,就有了步步高升的条件,但精明强干和政绩卓著与前一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更无往不利。在民主社会,主要官员须得选民支持,才能在一定时期掌握和维持权力,对民众冷漠以对,不为民众服务,无异于仕途自杀。这两种情况,都与风水无关。迷信风水,也许就是昏庸的表现,这种人将自身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尤其是将私欲私利置于民众利益之上。” “风水腐败”法律上难界定现在官场人物迎僧访道,讲求风水,并不是少见的事情。但在一些法律人士眼里,这种潜规则已经触犯刑律。     “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区分:一方面,官员作为个人,有没有权利相信风水?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如果仅是内心信仰,秘而不宣,实际上也无从惩戒,如果通过语言、行动表现出来,则是一个作风问题,为风纪所不容。”马特认为,“另一方面,如果官员利用风水敛财,供养‘大仙’,或者滥用公权力,搞什么‘风水楼’、‘风水桥’,这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的关键是限制官员手中的权力,把公权力处于法律制度和公共舆论的约束下,不能拿公共资源为官员的个人风水癖好买单。”“如果是官员明确授意商人支付看风水的费用,那毫无疑问属于行贿受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说,“但是,这里常常就有空子可钻:如果一些商人就是‘帮闲’,官员又推说自己只是听听朋友的建议,法律上就难界定了。”官场风水史小考邰筐风水曾经是原始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朴素解释,传统世俗迷信在中国源远流长,民间传说中的伏羲氏就是一位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旁观鸟兽身上的花纹,画八卦而治天下”的异人。  据史料记载,风水师最早出现在周朝,魏姓的祖先就是掌管全国风水的。那时的风水师似掌握了某种占卜术,被视为可以通灵的人。他们由天子授权,并且由天子发薪水,其他人一律不能从事风水工作,如果从事,视为违法。风水术在王权的专制下披着神秘的面纱在宫殿中流行多年,而那时的民间只能望而却步。大到出征、修建、祭祀等国事商定,小到百姓日常耕作、婚娶、狩猎,都要由风水师用兽骨、龟甲占卜,请示天意。  汉文帝在位时,原本是一个励精图治、术数不兴的时代,但仍然有个叫新垣平的术士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好像一顶神奇的帽子。文帝竟然相信了,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用以祭五帝。新垣平让人堆起一大堆木柴燃起熊熊大火,说等火熄灭,辉煌就会降落到大地上。文帝一时愉快,封他为上大夫。后来有人检举新垣平故弄玄虚,文帝觉得上了当,就杀死了他。  到了汉武帝时,朝廷已经有了“上观天文,下察地舆”的堪舆家。《史记·日者列传》就详细记录了汉武帝聚首占野,问堪舆家关于纳妃的事宜。 南北朝时期的宋明帝,简直迷信到极点,就连宫内搬床、修墙这类小事情,必先祭神祈祷。信风水有名的皇帝还有宋徽宗。他因好久没有生养儿子,一风水师向他进言,说把汴梁城西北角的地势加高数倍,就可以有儿子了。宋徽宗照办后,果然得子,于是更加信风水,按风水的要求大兴土木,迷恋修道成仙,结果成为亡国之君,连同儿子宋钦宗一块儿被金兵俘虏走了。 明清两代帝王多重视风水,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最下功夫,从万历十二年建到十八年,花了八百万两银子,而明朝也是在他手里开始走下坡路。明十三陵据说就是风水大师推荐给明成祖的,说这里风水最好,但明朝的皇帝没几个像样的,最后一位吊死在景山。  要说最搞笑的当属袁世凯。他是个极爱捣鼓风水阴阳的人,接触过不少风水先生。当袁世凯因称帝被举国上下攻击得内焦外困时,他的长子袁克定投其所好,向他举荐了一位山东的叫贾兴连的风水先生,说这人的风水看得如何如何好,袁世凯便下旨召贾兴连入京,让其看明清两代皇城的气数。贾兴连煞有其事地将皇宫看了一遍,向袁世凯禀报说,必须在新华宫门左侧修一个厕所,藏住污浊之气,才能保江山永固,天下太平。新华宫原本是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刚刚下旨改名的,如今要在这富丽堂皇的宫门旁修个厕所,实在不太雅观。可他想到他自称帝后,反对之声浪四起,为了皇图永固,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于是,袁氏便接受了贾兴连的建议,在贾的指导之下,在新华宫门左侧修了一个厕所。厕所虽然修好了,可举国反袁的声浪却愈加高涨。最后只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便呜呼哀哉了。反倒是袁世凯听信风水先生荒唐言,下旨在新华宫门修厕所的荒唐事流传甚广,成了后人的笑料。  至于历朝历代笃信风水的各级官员就数不胜数了。据学者谢仲礼研究,曾国藩一生经历了“不信风水—信风水—不信风水”三个阶段。起初的他不信风水,什么时候信风水了呢,是他父亲去世丁忧在籍守孝的三年;当他功业有成而一个弟弟在作战中死去后,就觉悟过来,但求一生平稳,不再去追求富贵功名,就不信风水了。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马特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度,风水术数,源远流长,到底有没有效果,是一个无法验证的玄学命题,特别在从政之路上,富贵难求,宦海叵测,自古从政者迷信风水、术数、天命者举不胜举。如今的官场风水如此盛行,大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和这种历史原因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