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一彻无马赛克种子:“卖傻”比“装睡”更可怕

　　所谓的“傻”不过是个中性词，它只是用来衡量人们智力的笼统的刻度，在书面上通常以弱智代之。但当它的前面加上一个动词“卖”时，也就充满了贬义的色彩。当然，如果是不得已而为之，装疯卖傻就有点可恶了。因为，任何故意的行为都有一定的功利色彩，一个向来奸头滑脑的人突然犯傻，这就应该加倍警惕了。

　　谁也不想被别人看成是弱智，就是真弱智也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掩饰这种不足。但用弱智的办法来掩饰弱智本来就是个无法办到的事情，相反，这样刻意为之有时会显得可爱。但如果一个高智商或者是智力正常的人试图来掩饰智力，这就有点可恶了。但这种现象却是真实的存在着，于我看来它无异于装疯卖傻另有所图。

　　众所周知，“诺奖”一直是中国人不可企及的学术高峰，将其收入囊中的人，其智力不可谓不超群。但当一个诺奖获得者阐述政治问题时，却令人大失所望。如果他一直是井底之蛙倒能让人理解，但这个青蛙偏偏是蹦到美国后才创造了辉煌的学术成就的。可疑的是，当他已届耄耋后回到故乡，却以国家科研的“可持续发展”为由头，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在某一方面要不得，这就有点黔驴技穷了。事实上，这种逻辑上的巨大跳跃也只有他才能做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装傻，但如果想赞扬中国体制的先进性，何必拿倍受诟病的中国教育说事呢，这是不是拙劣的有点可笑?须知，在中国的理论界，鼓吹中国模式优越的理论家们可不是个小数目，尽管他们的逻辑有点乱，但总比以这种方式表达要含蓄的多。

　　今年6月7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香港出席2011年度“邵逸夫奖”新闻会，他对媒体表示从一党专政到另一种制度至少需要时间，所以他认为结束一党专政不利中国科研，将拖慢中国科学发展。从他的逻辑上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被高度简化，科学发展似乎成为一个国家终极且唯一的目标，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科学的奴隶，国家的奴隶，但殊不知追求自由和增加幸福感是人类的天性，而科技发展的动力正是基于这个天性的。更何况，中国的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一党专政，并且一直将民主做为自己的执政目标呢!

　　对于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他关于政治的言论是否出于知识的局限，我不敢妄加评论和揣测。但在离开大陆后的那些年，他不会不知道极权专制造就了中国学术荒芜的现象。当学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和权力时，如果想生存，再伟大的科学家也要放下身段，这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如此，才能为自己留下点可怜的学术和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那些毅然投入到新中国怀抱的“老海归”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创伤视而不见，这本来不应该强人所难。但从他70年代初访问大陆的言论上，确实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而是坚定地站在权力的一边。

　　民间有句俚语：“端谁的碗，听谁的喊;吃谁的饽饽，听谁的吆喝”，这是对旧时代仅能依靠体力维持生计的乡野村夫们生存状态的形象描述，但这如果发生在一个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身上，确实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果这样想，可能会犯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错误，但这里却又眼睁睁地出现了“智力假摔”事件，究意怎么解释呢?我还是愿意把这看成是一个人知识上的局限，但又会亵渎他老人家的智力。毕竟，二选一是个很纠结的事情。此时，我觉得他老人家什么也不说是最好的，但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傻是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商品的，但这种事情在一个充满谎言的社会中却极易发生。当然，当傻成为商品时，它必然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人充当卖傻者;二是买傻者要有购买的冲动和本钱。当一个组织和机构具备了超强的实力和购买冲动时，对卖傻者的选择上就异常挑剔，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是无法担此“重任” 的。当然，这种交易并不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来结算，它往往决定于买者持有的资源和卖者的偏好。由于摆不上台面，所以也很难觉察这种交易，判断它只能根据以上特征进行推断，而要下断言当然是有风险的事情，但质疑还是被允许的，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权力部门，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是他们法定的义务，因此我们对一些“疑似卖傻行为”进行追问就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了。

　　谈及“疑似卖傻行为”，就不能不提到最近倍受煎熬的倪大姐。前不久，她接受了一个以“荣誉”为商品的“造奖公司”的“脊梁奖”，被人们煞是戳了一阵脊梁，弄得灰头土脸不说，还将她过去的所为端出来晾晒，那架势似乎要用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她是“软骨头”。其实，这倒未必，在一个国家权力垄断了几乎所有资源的条件下，非得做“硬骨头”的其实少之又少，他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但做人至少要有一个底限，就是至少也不要配合权力去做任何损害权利尊严的事。认识到这一点，我不得不再一次提到这位疑似进行“智力假摔”的过气娱乐明星。

　　倪萍也许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她为了诠释自由，把自己的不谙世事的儿子拿了出来，以防随时遭受诋毁与质疑，为自己留下退路。他在微博上说：自由是什么?我在儿子身上试过。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说今天早6点到晚12点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学。自由的结果是几盒方便面下肚，游戏机玩到23:59，桌上一堆饮料瓶…儿子问：“暑假能申请自由吗?”“不能!”“自由归谁管?”“我!”“为什么?”“我是你妈!”多没力量的理由，但没办法。

　　如果联系到倪萍近年来在网络时代的际遇，谁都知道他的“自由”指的是什么，这种用狭义的自由批判广义自由的手法其实并不老到，倒是显得有点心虚。倪大姐不愧是主持人出身，她偷天换日后，就把看护行为变成了自由问题。但她没有想到，政治也是有伦理的，公民和官员在伦理次序上，前者为主后者为仆，从这个角度上说，公民更接近倪大姐的身份，而官员则是这个玩皮的孩子。当然，倪大姐的原意正好相反，可见她的这种小聪明反倒将自己装了进去。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想必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心知肚明。经过三十来年不完善的改革，威权政治与权贵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当它被国家主义者进行包装后，中国模式就成为一个标签被到处兜售，让不明就里的人们信以为真。但这种努力却无法掩饰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国社会正在向无序化演进，诚信缺失、腐败盛行、贫富分化、公平正义匮乏已经让社会难以承受之重，而其根源则是权力独大。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到现象本身，并不去追究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他们在一片颂歌声中放弃了对根源的找寻，反而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更强势的权力上，这无疑是一种悲哀，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与那些卖傻者们的广泛存在不无关系，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以一已之私而混淆视听，通过制造假象来维护既得利益，其危害程度往往要超过“装睡”的人。

　　《论语》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装睡”者内心醒悟但有所顾忌，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这和古人的教诲不存在实质茅盾。但卖傻者肯定让我呕吐，因为他们的人格值得怀疑。因此，我认为装傻远比装睡的危害要大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