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江及其界画

[日期：2009-06-16] 来源：  作者：蒋志坚 [字体：大 中 小]   中国绘画自“六朝三杰”起，到“元四家”、“明四家”， 一直至清初“四僧”、“四王”、“金陵八家”，再到清中期的“扬州八怪”，可谓是历代画派如云、名家辈出。在清代“扬州八怪”十馀人中，界画名家袁江不在其内，证明他与文人画家是有距离的。但在今天看来，他的艺术风格，还值得研究。

    袁江，生卒年不详，字文涛，江苏江都人。其生平资料及艺术轨迹流传甚少。究其原因有二，其一：袁江生活在清代前期，“文人画”在朝代交替之间形成主流，而以工笔严谨、造型准确的界画，被称之谓“媚”、“俗”、“匠”，故其地位低微，因而画家越来越少，其作品不入文人“法眼”，身后留下文字记载也就鲜见。有关袁江的文字资料，《国朝画征录》、《画人补遗》、《扬州画舫录》等文献，略有记载，且内容大同小异。其二：袁江不擅诗文，虽然从他的画上和其他零星史料中得知，他曾参与了一些扬州画坛上的活动，与当时名流和盐商也有过来往，但从当时名流唱和诗文中却找不到关于袁江的信息。更遗憾的是，在他留下的绘画作品中，多数题款颇简，如“甲戌秋杪写郭河阳盘车图，为于翁老年基清鉴。邗上袁江”、“法六朝人笔意 。丙戌壮月，邗上袁江”、“仿马钦山笔意。邗上袁江，时丁丑上巳后二日”等； 还有命题画，如“沉香亭。庚子壮月，邗上袁江拟意”、“醉翁亭。丁酉涂月，邗上袁江画”、“天香书屋。邗上袁江画”等；再如落穷款“丙申三月，邗上袁江画”、“袁江戏写”、“邗上袁江画”、“画锦堂”等。仅有少数作品是画前人诗意，如“细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入画，渔人披得一蓑归。壬寅夏，拟郑谷句，邗上袁江”、“隐居只在一舟间，与世无求独好闲，远放江湖读书去，还嫌耳目近青山。拟程松园画意，袁江写于松风阁”等。正是这些题款才使我们有机会得到一些资料，像“拟程松园画意，袁江写于松风阁”山水画，推测这是袁江在浙江会稽时所作。因为松风阁在浙江会稽山金鸡峰下，虽在清朝也有人用“松风阁”为别号，如与袁江同时代取号“松风阁”的，有程雄（字云松）和庄臻凤（字蝶庵）两人，他们都是著名琴家，因参与编辑《松风阁琴谱》，而名其斋号；另据聂崇正先生考证，“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袁江画有山水条屏一组四屏，从画的内容看，他是为某个曾在会稽一带做过官的人而画的《宦迹图》之类的作品，画中的人物均着满族服饰，每幅画上有题诗一首，题诗的人是鲁曾煜、王秉和、孟士楷和朱培谨四人，他们都是浙江会稽人，其中鲁曾煜于康熙五十九年中举。翌年，成为第二甲四十名内进士；王秉和于雍正七年中举，乾隆元年成为第二甲九十名内进士（见朱保炯，谢沛霖编《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绍兴府志》；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孟士楷是会稽的诸生（见《绍兴府志》；乾隆五十七年刊本），朱培谨则仕途不详，鲁、王二人中举都在袁江之作之后，可见他们四人聚在一起在袁江画上题诗时尚在家乡，如此看来，袁江地康熙五十八年前后在浙江会稽一带作画”；故宫博物院所藏袁江《花鸟图》二幅，署款“癸卯二月古榕袁江画”，有人推测他可能还到过福州，因为“榕”是福州的别称。这些只是孤证，现在还没有其它史料来互证。因此给我们今天认识和了解袁江其人其事带来遗憾。不过从他现存绘画作品中了解，袁江最早的作品出现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最晚画于乾隆十一年（1746），创作时间前后约五十多年。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袁江“善山水楼阁，初学仇十洲”。从留下的绘画作品和史料来分析，袁江早年学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仇英擅长临摹古代绘画，且喜欢画历史故事，特别是著名的文学作品，如画汉代的《文姬归汉图》、晋人陶渊明的《桃源仙境图》，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诗意图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也创作了《醉翁亭图卷》等这类题材中的珍品。对仇英作品下过苦功夫的袁江，一度专心临摹，后创作了不少象《阿房宫》、《醉翁亭》等著名文学作品图画；又有《春江花月夜图》、《山雨欲来风满楼》、《杨柳风多水殿凉》等诗情画意之作；及《沉香亭》、《骊山避暑》、《江天楼阁》等名胜图、《蓬莱仙岛》和《海上三山》等仙境图。清《画人补遗》云：“中年得无名氏画稿，技遂大进。”从袁江的作品中，可看出在技法上宗范宽（名中正，字中立）、刘松年、李成（字咸熙）、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夏圭（字禹玉）等宋代山水画名家。如故宫博物院和广东省博物院所藏《仿马远山水》、上海朵云轩所藏《仿范中立秋山行旅图》等。

    从上述史料可以窥见，袁江所走的是一条不为时风所左右的道路，他背着“艺匠”之名，潜心研究界画，把雄伟壮丽的山色，与富丽堂皇的楼阁，巧妙地融为一体。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把工艺性甚强的“界画”，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昆仑堂美术馆所藏袁江的巨幅力作《醉翁亭图》（见封二），绢本，纵208厘米横98.5厘米。画的左上角题款“醉翁亭，丁酉涂月，邗上袁江画”，下钤 “文涛”、“袁江之印”朱白两方印。按丁酉涂月为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1718年1月）。此画构图严谨，景观开阔，设色明快艳丽。取材于北宋文学家欧阳修《醉翁亭记》。《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至滁州时所作。他面对琅琊山，抒发情感，作文以取水之性，存山之骨。表达了作者风骨不失，矢志不移的品格。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一扫唐五代文坛浮艳艰涩的流风，是一篇充满诗情画意的力作，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可多得的。《醉翁亭记》贯穿着欧阳修“乐”和“醉”的处世哲学，所谓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便是作者的“境由心造”所在。那山水间的“亭”、“林”、“泉”，与高士的相依、相衬也是画家们想要表达的。

    袁江所作《醉翁亭图》，着意把欧阳修所述“林壑尤美”“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有亭翼然”的景象描绘出来。他以不凡的手法和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无论是近景、中景、远景都独具匠心。画中飞瀑、树林、山石、亭、泉、茅屋、人物之间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水随山转，山因水活，风光秀奇，迤逦连绵，动静相辅。其远山云漫雾嶂，似有万里之遥。树林在飘渺的云海中，“丛丛树梢”、“点点树根”，形成虚实。而其近景，屹立于岩上的醉翁亭，与桕木、山石、泉水相映衬，别有幽致。太守、宾客于亭中，“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在“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酒旗挑红，春水绿波，一派晚春景象。图中，两位高士一前一后，坐在不设帷盖的山轿内，展现出“前者呼，后者应”的情景。这里的“轿”，是“舆”、“舆轿”、“舆车”、“肩舆”的别名。其最早作用，为过山而设。《汉书•严助传》：“舆轿而隃（逾）领（岭）。”颜师古作注时，引用了服虔和臣瓒两人的注解。服虔曰：“轿音桥，谓隘道舆车也。”臣瓒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是也。” 高士所坐的这种山轿俗称“观音山轿”，又称“观音滑竿”、“观音竹舆”。是比较简陋实用的一种轿子，它是当地山农就地取材，用竹子制成的。体量轻便，小巧玲珑，两个人就可以轻松抬起。坐在山轿的高士既可沐浴春风暖日，又能呼吸大自然清新空气，山岭美景，举目环顾，过眼皆景。

    醉翁亭，历经沧桑，其初建时只有一座亭子，却小巧独特，具有江南亭台特色，因“得欧公之文而愈光”。到了北宋末年，知州唐恪在其旁建同醉亭。南宋时，又在醉翁亭北劈山而筑二贤堂。但到了明洪武八年（1375），明初文学家、史学家宋濂路过滁州，看到的醉翁亭，已是“亭久废，名人石刻颇伙，兵后焚炼为垩殆尽(宋濂《琅琊山游记》)” 的惨象。明中期弘治四年（1491），吴门四家之一、著名文士文徵明重游琅琊山时，依旧“亭已圯一角，东西壁尽塌，萧然几于草墟矣” (文徵明《重游琅琊山》) ；于是愤愤写下“醉翁不是旧时亭，帝迹流为梵王屋。三四年来更不堪，小亭亦圯居沈陆”诗句，叹息而去。至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才得以重修醉翁、丰乐亭，开始兴盛起来。相传当时房屋已建到“数百柱”，规模可观。至咸丰年间，亭倒阁塌，又成一片瓦砾。直到光绪七年（1881），全椒观察使薛时雨主持重修，又把“已鞠为茂草”的醉翁亭恢复了原样。从这些史料来看，醉翁亭数百年来虽屡次遭劫，又屡次重建，却都在原址傲立，终不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对联所言：“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袁江所画的《醉翁亭图》，并非对景写生，是画家心中之醉翁亭。画家在史料的基础上，用他熟悉的南方的山、水去布局、经营，其构图采用了对角式。这种构图与马远、夏圭的边角式构图相吻合。画中岩石的皴法，借鉴了宋朝范宽、刘松年的用笔，笔触灵活多变，宋人遗韵有馀。给人以整体气势宏大，而局部精细入微的印象，把山水画的大象无形与亭台的具象描绘巧妙地结合起来，使《醉翁亭图》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同时也让观众，通过画面产生出一种感情的共鸣，更深刻地去理解和体会欧阳修的这篇名作。

    今珍藏于上海博物馆袁江的巨幅长卷《东园胜概图》，与昆仑堂美术馆《醉翁亭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东园胜概图》，绢本设色， 纵59.8厘米、横370.8厘米，卷尾落款云：“东园胜概，邗上袁江临其大略，岁在庚寅畅月” ，下钤“袁江”和“文涛”两方朱文方印。画家以深厚的写实功力，在近4米的长卷内，绘制下扬州盐商乔国桢《乔氏东园》的建筑布局。作品以乔氏园林建筑为主，又照顾到扬州东南郊外周围景色，园林依水环抱而建，规模庞大，错落有致。院墙内，亭台回廊、翠竹苍梧、山石花树，融会贯通，交相渗透，展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造景特色。袁江把整座园林的立体效果，略加描图，虚实结合，重点突出，既体现他深厚的写实功力和“经营位置”的高超本领，又使后人从中领略扬州园林其园除规模庞大外，该园独特的取景、造景也堪称典范。据清张云章《扬州东园记》(《朴村文集》卷十一）云：“今年，甫至扬，而东园之名，已籍籍人口。问之，则乔君逸斋之所作，三年于兹矣。”此文撰于“康熙五十年十一月”（ 张云章《扬州东园记》）。“东园，乔国桢辟，在城外东南六里，亭馆竹树，皆极位置之工……今废。有袁江、方士庶所作两图，后裔尚珍藏之。”（清王逢源、李保泰辑《江都县续志》卷五《古迹》）。从以上资料可知，康熙四十八年，扬州盐商乔国桢（逸斋）在扬州府江都县东郊六里村营建的乔氏东园落成。园主乔国祯曾先后请袁江、方士庶各绘东园一图。如今的东园早已在清末时损毁不存，遗迹不显。正是“盛事已随流水去，荒台旧园对黄花”。若无袁江的《东园胜概图》，我们就无缘一睹扬州园林之盛景。可见，袁江“写实”界画，有着其历史性的地位。因此，无论是袁江的《醉翁亭图》，还是《东园胜概图》，不仅有其艺术价值，而且更能凸显出其承载人文的历史，这是界画不容忽视的显著特点。真可谓：“人去园堙事已深，至今惆怅何人吟。非君画法高题起，谁慰黄泉一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