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铁链囚禁文:中共六大与东江革命实践 [邓荣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3:01:20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以后，中共中央连续给广东省委发出通告，并派出巡视员到广东传达六大决议。同年11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扩大会议，完全接受六大路线，并结合广东实际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早在大革命时期，东江地区就有深厚的革命基础。因而，广东省委把东江地区作为落实六大的路线和政策的重点之一。
一、六大路线在东江的贯彻
六大决议传达到广东，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认真地贯彻六大路线。其形式大致如下。
首先，广东省委派员到各地巡视，联系实际贯彻六大精神。1928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派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源到东江巡视。李源向丰顺、大埔等县的党组织传达六大精神后，来到汕头市附近的桑浦山。在桑浦山，李源召开潮梅地区党的负责人会议。李源结合东江的形势，指出：“第一次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第二次革命高潮尚未到来，我们的斗争方向必须改变”，要“积极领导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同时结合组织地下武装，伺机行动”。中共六大精神的贯彻，对东江地区的“武装斗争受到挫折以后，地下工作应如何做的问题，给予了具体的解决。”
其次，中共东江特委以通知、通告、信件、决议案等形式，加强对东江革命的领导。上述各种文件，以六大路线为依据，就当前革命任务、斗争策略等问题，对各县的党组织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如针对中共丰顺县委目前尚存的“定期暴动”的观点，中共东江特委及时致信批评他们“左”的倾向，要求他们按照六大决议，努力做好争取群众、积聚革命力量的工作。对丰顺县委启发很大。各地党组织还结合六大精神印发文件，指导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如五华县委重印了党的“十大政纲”、“土地政纲”等文件，发至各区支部，并督促其坚决执行。
第三，召开党的各种会议,使各级党组织加深对六大路线的理解,并结合实际做出相应的决议。1929年2月，为贯彻六大决议，中共海陆紫特委召开了代表大会。广东省委巡视员陈郁参加了该会。通过8昼夜的学习讨论，会议代表们“用布尔什维克精神接受第六次大会及省委扩大会的政治主张”，“根本纠正过去不正确观念”。约一个月后，中共东江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接受六大精神和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指示,讨论了在东江实施的具体办法。随后，各县的党组织也分别召开贯彻六大精神的会议。上述会议，使东江各级党组织在六大路线的认识上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四，举办训练班，提高党、团干部执行六大路线的自觉性。1929年3月21日至4月6日，中共东江特委在丰顺县八乡山举办党、团干部训练班，丰顺、兴宁、五华、梅县、蕉岭、平远、大埔等县的党、团干部30人参加该班。学习内容有政治形势、农民运动、游击战争、士兵运动及东江党的策略等科目。东江特委书记林道文等人讲了课。通过学习讨论，干部们提高了执行六大路线的自觉性，决心以新的精神指导实际斗争。
二、东江实践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变时期，东江党组织通过贯彻六大路线，使东江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江地区泛指广东的东部地区。它北倚江西，东连福建，西临粤汉铁路，南濒南海。青云山、九连山、罗浮山、莲花山等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脉，由东北向西南平行排列，其间多有盆地。濒海的平原肥沃，为广东富饶的地区之一。1927年12月东江年关暴动后，一些农军在山区建立了革命据点。1928年2月，古大存率领五华县暴动的农军来到五华、丰顺、揭阳3县边界的八乡山。次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进入八乡山。从此，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在东江形成燎原之势。
1929年10月，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6000多人从闽西出击粤东，推动了东江的革命斗争。之后，揭丰华、五兴龙、梅埔丰、潮澄饶澳、蕉平寻、饶和埔诏、潮普惠、海陆惠紫、陆惠等9块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起来。至1930年夏，东江苏区拥有19个县，3万多平方公里，约占东江地区总面积的50%；根据地人口达200万，占东江地区总人口的30%多。同年5月1日，东江苏维埃政府在八乡山宣告成立。中共东江党组织在东江开展革命实践的主要经验如下。
（一）建设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坚强党组织。
东江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始建于大革命时期的二次东征之后，随着革命斗争发展，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至1928年2月，仅海丰的党员就达18000名。东江党组织发展党员时也存在缺点：一是片面追求发展党员的数量，使一些投机分子以至富农分子混入党内，影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二是没有对新党员及时进行政治教育，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如有的新党员竟讲出“共产党是要把富人打倒变为穷人，穷人变为富人”的糊涂话。这些不利因素制约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1928年3月敌军的进攻，海陆丰的许多基层党组织便瘫痪了。在党员中间，脱党的有之，叛变的有之，逃至海外的有之。中共海陆丰地委一时难以聚集反击敌人的力量。党的六大决议作出了“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中共广东省委向东江党组织发出“要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和党的无产阶级化”的指示，指出：“惟有支部健全，真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党才能成为有力量能斗争的党。党要切实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一切同志归支部’的口号。”党要“不断的吸收勇敢积极分子加入党”。这些指示使东江特委明确了整顿党组织的重要性。
在六大精神指引下，东江党组织把整党摆在首位。为了改变党组织的涣散状态，中共东江特委制定了党建实施方案。依照上级指示，各县县委一方面组织干部深入到区、乡，宣传党的政纲，恢复破坏的支部和建立新的支部；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入党。同时，改组了一些不胜任的县委、区委。经过不懈的努力，东江的各级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巩固。1928年10月，中共海陆紫特委成立（1929年5月改为中共海陆惠紫特委，1930年10月并入东江特委）。海陆紫特委采取了以下措施整党。一是重新登记党员。同年11月，海丰党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登记的党员人数为2500多名。这个数字虽比以往的党员人数减少，但保留了坚定的革命分子。二是举办党员骨干学习班。中共东江特委在大抓组织建设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党的思想建设。东江特委规定：“新党员入党时必要经过入党训练”。1930年秋，东江特委在大南山开办“彭杨军校”，该校第一期毕业生约40人，第二期100多人。根据地内的各县委也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训练班，使大批新党员接受了党内教育和训练。通过学习六大决议等各项文件，党员骨干们坚定了政治信念，决心为实现六大路线奋斗。三是编印刊物教育党员。东江特委出版《东委通讯》、《东江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一些县委也编印了党员教育资料，如海陆丰县委出版《红报》、《出路》、《县委通讯》等。党内刊物结合各种训练班的学习，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认识。党员以身作则的行动，调动了群众高度的革命热情，不利局面得到扭转。至1929年冬，东江的潮梅地区有15个县恢复了共产党组织，有43个区委、350个支部，党员4000名；海陆惠紫地区有区委12个，特支20个，支部341个，党员3300名。各县的新县委进一步“加紧教育工作，切实训练一般同志，指出错误观念及工作出路，使同志观念正确”，从而，群众性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东江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二）开展游击战为主体的武装斗争。
东江党组织积极落实六大“争取群众”总方针，把广大农村作为革命实践的重点。六大决议也有缺点，如受苏俄革命经验的影响，以城市起义为中心布置全盘工作。东江特委曾相应发出以潮汕为重点，“于最短期内建立基础”的指示。可是，广州起义的失败，使人们很难开展城市的工人运动。因此，落实六大决议的工作不以人们意志地转向乡村地区。当时，与全国革命形势相比较，东江地区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一是海陆丰建立过革命根据地，农民政治觉悟较高。二是中共党员人数多，党组织较有力量。三是有健全的各级农会和农民自卫军。根据上述条件，东江党组织作出了重新点燃革命烈火的决定。
根据六大决议，东江党组织首先反省了以往的盲目行动。1928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海陆丰根据地，革命形势出现低潮。面对国民党的暴行，海陆丰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抗，但当时的斗争“多沉溺于军事行动武装骚动及少数人的截杀”，“工作未能扩大和深入”。通过学习和领会六大精神，中共海陆惠紫特委认识到：“大斗争是由小斗争汇合而成，小斗争不能起来，大斗争是无法起来的”。“群众新的日常的迫切问题与反军阀战争联系发动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这是党目前的主要工作。”“我们今后的中心工作应普遍的启发群众做不交租不还债运动”。那时正值国民党粤桂两派军阀混战之际，国民党政府在东江的征捐抽税，严重损害了民众的利益。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勃然兴起。
东江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广东省委的重视。1928年11月广东省委发出指示：“如果农村的斗争已经到了武装冲突的时候，并且群众自己起来要求游击战争，党必须无丝毫犹豫的加以领导”。我们要“发动并领导城市的斗争和乡村的游击式的战争，以获得广泛的群众。”在党组织的发动下，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与争取群众的日常工作在东江有机地结合起来了，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1930年5月，东江地区成立了红军第十一军。根据六大关于扩大红军的决定和中共东江“二大”关于争取群众、武装群众的指示，东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主力红军、县地方武装和区乡赤卫队三级人民武装的体制。东江苏区的苏维埃政府在向主力红军提供兵源的同时，尤其注意武装群众的工作。至1930年5月，梅县、兴宁、大埔、五华、丰顺等县均建立了模范赤卫队。赤卫队员熟悉本地情况，在配合红军作战、战勤运输、搜集情报、镇压反革命、保卫苏维埃政权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斗争中，东江党组织摸索出一套游击战争的规律。海陆惠紫特委总结出了关于游击战争的4条原则，即“第一攻击敌人力量薄弱地方；第二有政治影响地方；第三有群众基础能得群众响应帮助地方；第四进攻不保守，流动不固定，动作须绝对秘密和迅速。” 1929年11月16日，梅南赤卫队主动配合红军第四十六团，勇敢机智，出没无常，痛击经常来犯梅（县）（大）埔丰（顺）根据地的梅南官塘驻军，全歼敌营部和1个连，击溃2个连，缴获长短枪30余支。可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手段。
可是，东江党组织没有完全自觉地运用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1930年7月，东江特委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严令红十一军2000多人3次攻打强敌驻守的潮安县城，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年后，八乡山根据地被敌军侵占。在东江苏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被切断后，东江红军孤军作战，受到了严重挫折。
（三）注重建立农村根据地。
自土地革命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途径。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党的工作中心是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的问题严峻地摆了出来。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人们一时还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1927年11月广东海陆丰创造的苏维埃政权，树立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先例。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广东省委仍然把广州、惠州、汕头等大、中城市作为进攻目标。1930年9月，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东江特委由八乡山迁至大南山。大南山根据地靠近沿海地带，远离了闽、赣中央苏区，最终在反“围剿”斗争中失败。
然而，敌强我弱的形势使人们不得不正视现实，从而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行动。中共广东省委清醒地认识到，举行第二次广州暴动“客观上是暂时不可能”的，由此，便提出了“从乡村直到城市，从局部的割据直到夺取全省政权”的主张。根据这一主张，广东省委发出“从海、陆丰两县的割据扩大到全东江的割据”的指示。东江党组织通过革命实践，得出城市中的“党的基础太薄弱，不能起大的作用”，必须在山区偏僻乡村“搞三不管的地方”革命斗争的体会，大力发展农村的武装斗争，使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至1930年初，东江地区9块革命根据地应运而生，甚至几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东江根据地里，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政权建设，主力红军发展到5个团3000余人，群众革命武装发展到近2万人。革命实践经验说明，广大乡村应成为落实六大路线的重心，“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向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四）重视工农民主政权建设。
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它的建立，标志着劳动人民从千百年来被统治的地位转变为统治者的地位，体现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六大决议要求各革命根据地都要像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那样，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巩固的苏维埃政府。1929年6月，中共东江特委发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东江地区的党组织积极派遣干部深入农村，宣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意义。至1930年3月，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大埔等县建立了县级革命委员会。随后，区、乡苏维埃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苏维埃政府宣布镇压反革命、土地归农民、妇女解放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1930年5月，东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丰顺县八乡山召开，陈魁亚、古大存、陈耀潮分别当选为东江苏维埃政府的正、副委员长。至此，东江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东江党组织在各根据地组织苏维埃政府，让工农兵参与政权、监督政权，充分发挥工农群众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东江苏维埃政府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群众都有权选派代表，参加管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事务。东江苏维埃政府规定，在各级行政机构工作的人员有一定的任期，同级的代表会议有撤换该级执委会的权力。东江根据地所属各县、区、乡普遍进行过改选，每届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有变动。1932年，东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巡视制度。巡视员深入基层了解民意，纠正不良现象，体现了工农群众监督政权的作用。
东江党组织努力健全政权机构，并对各级工作人员提出严格要求。在苏维埃政府里，各部门职责明确，党的政策能够层层传达。如1930年11月成立潮普惠县苏维埃政府后，下设的南山特区和9个区、190个乡都陆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东江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奖惩规则。饶和埔根据地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规定：凡怠工放弃职责者、侵越职权者、行动乖张为群众所厌恶者、违反决议案及上级命令者一律撤职查办。若有侵吞公款、受贿有据、假公济私等行为者必须严惩。五兴龙苏维埃政府枪毙了1名侵吞公款300多光洋的干部。以上措施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纯洁了苏维埃队伍，制止了不良作风。在东江根据地内，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加强物流，整理税收，扩大财源，使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五）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共六大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形成了基本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六大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党要“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消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
从1927年冬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建立时，东江党组织便旗帜鲜明地宣布实行土地革命，并把它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紧密联系起来。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区、乡的苏维埃政权由富农分子把持着。某些富农分子对共产党的土地政策采取敷衍态度，使分田运动不能顺利开展。为贯彻六大路线，中共东江特委坚决改组了那些基层政府。同时，亦注意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1929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向各县党组织发出《关于没收分配土地问题》的通告（即《东江土地法》）。《东江土地法》规定了10项没收分配土地的政策。这份文件的颁发，纠正了以往海陆丰土地分配政策中的某些“左”的做法。如改变了把富农和中农统称为自耕农的提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变为“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对阶级成分较科学的划分，排除了“左”倾思想的干扰，达到了团结一切力量的政治目标。
1929年冬至1930年春，东江苏维埃区域的土地革命逐步开展。各县苏维埃政府根据东江特委制定的原则，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分配土地。如龙川县大塘肚乡“分配土地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户落实。统计人口，简用二级分配。对赤化范围内，所有符号土地、蒸赏、神会等业，概归农会。调集土地，发动群众自报公议”。分配土地前，乡农会张榜公布。丰顺县则由乡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会制定分田计划并向乡民代表大会报告，然后按调查的人口来分配土地，公布分田结果，发给农民土地使用证。1930年春至1931年春，五华、兴宁、龙川、梅县、大埔、丰顺、蕉岭、平远、饶平、潮阳、普宁、惠来、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揭阳和寻乌、平和、诏安等县苏区都先后分配了土地。由于各地的土地和人口不同，土地分配的数量也不一致。农民少则分到4－5分，多则分到1亩多。至1931年底，东江苏区近100万人口分得了土地。东江地区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它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物质基础，为支持革命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广大农民分配到土地，生活得到改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苏区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
1932年3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向东江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东江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东江苏区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党组织贯彻了“左”倾路线。
“左”倾路线在东江的贯彻执行，是通过东江党内的“左”倾思想情绪得以实现的。据古大存回忆说：“土地革命时期东江的革命斗争是长期受‘左’倾路线影响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立时，“左”倾思想情绪就在革命队伍存在着。那时，“不革命不得田地”、“杀尽反动派”等标语在海陆丰随处可见。“左”倾盲动思想导致乱杀、乱烧、乱抢的现象，使革命队伍潜伏着危机。中共六大路线传达到了东江，东江党组织的盲动思想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清算，盲动行为一有机会便表现出来。海陆丰根据地失陷后，东江党组织发动“抗租运动”的工作策略是对的，但实行时却附带着一些“左” 倾政策。如秋收时地主下乡收租讨债，凡“替匪军地主运输租谷者”“缴纳谷给敌人者”皆枪决。当地主与国民党军敦促农民交出苏维埃政府分配的田地时，凡“擅行吊田者枪决”。当时一些乡村的群众轻信了反动宣传，与革命武装对抗。红军攻占了这些乡村，便执行“焚烧其房屋并没收其粮食”的政策。上述政策的实施，使红军丧失了争取群众的机会。
1931年2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传达到东江根据地。当时，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左”的做法有怀疑的干部，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中共两广省委认为，从四中全会到5月初“东江工作路线全无转变，表面接受国际路线，实际怀疑不执行，右倾危险甚严重，以为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及反富农便要使东江苏区塌台等等。”接着，省委进一步作出了《关于东江苏区工作的决议》，对东江的党政军领导提出警告和指责。责令要“采取敏捷的手段肃清AB团、托陈派、改组派、第三党、罗章龙右派一切组织和苏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在执行转变中，必须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右倾主要危险的斗争”。在上级的政治压力下，东江党组织的“左”倾思想全面表现出来。6月，东江苏区掀起反“AB团”运动。客观地说，东江的某些基层苏维埃政府确有富农分子掌权的现象，它影响了土地革命深入发展。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改组政府来解决。但是，东江党组织却对“肃反”运动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本区别，片面夸大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斗争的严重性。东江苏区的反“AB团”运动历时3年多，至1932年3月初，杀害了1600多人。这场运动严重摧残了东江党、团和苏维埃的各级组织，损失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破坏了党政军民关系。在苏区开展“肃反”之际，国民党粤军主力开始对东江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东江红军和赤卫队虽在各地顽强地抵抗，但仍然不能挡住敌人。至1935年9月，东江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完全失败。少数红军战士突围后，转移到粤闽边界进行游击战争。
四、东江革命实践的重大意义
（一）建立广大民众向往的工农民主政权。
数千年来，剥削阶级一直是中国土地的统治者。进入近代以后，封建统治者与外国列强相勾结，共同压迫中国民众。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右派一直掌握着政府官员的委任权。国民党的反动县长千方百计地压制工农运动。在东江农运中心的海陆丰地区，农民协会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多次赶走反动县长，可是继任的县长仍然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委任。1927年11月海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普选方式建立了新型的人民政权。六大决议充分肯定这一方式并向全国的苏区推广。东江各苏区继海陆丰而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砸碎了劳苦大众的沉重枷锁，使百万人民翻身解放，真正体验到了做主人翁的政治地位。东江的苏维埃运动，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实现了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要求。
在大革命时期，虽然东江的海丰展开了减租运动，但鉴于当时国共统一战线未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海陆丰党组织不能满足农民提出的“土地农有”的要求。1927年11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制定《没收土地案》，开展分田运动，为土地革命作了示范。1930年5月成立的东江苏维埃政府，依照海陆丰的土地分配办法，在东江地区的各革命根据地全面展开土地革命。东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摧毁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激发起农民高度的革命热情，使广大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三）总结出适合本地特点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东江革命实践证明，正确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共产党人想以劣势的装备战胜强敌，必须坚持战略防御与战术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即坚持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东江红军广泛使用的奇袭战、伏击战为主的游击战术，做到了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它为后来东江抗日游击队在敌后的作战提供了战术借鉴。
（四）积极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成立。在国民党重兵对赣南、闽西地区的“围剿”下，红一方面军连续不断地与敌人进行艰苦的作战。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犹如在南面树起了一道反对国民党的屏障，牵制了国民党粤军向北进攻的行动路线。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歼灭大量国民党军队后，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志。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东江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落实六大路线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由于处在国民党粤系军阀统治的腹地，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以及东江党组织在关键时期犯下了致命的肃反错误，使东江苏区被敌人绞杀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从反面证明了六大决议中，存在着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的缺点。尽管如此，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党组织以自己英勇无畏的革命实践，仍然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毛泽东正是在科学地总结全国各地苏维埃运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最终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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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共东江特委以通知、通告、信件、决议案等形式，加强对东江革命的领导。上述各种文件，以六大路线为依据，就当前革命任务、斗争策略等问题，对各县的党组织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如针对中共丰顺县委目前尚存的“定期暴动”的观点，中共东江特委及时致信批评他们“左”的倾向，要求他们按照六大决议，努力做好争取群众、积聚革命力量的工作。对丰顺县委启发很大。各地党组织还结合六大精神印发文件，指导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如五华县委重印了党的“十大政纲”、“土地政纲”等文件，发至各区支部，并督促其坚决执行。
第三，召开党的各种会议,使各级党组织加深对六大路线的理解,并结合实际做出相应的决议。1929年2月，为贯彻六大决议，中共海陆紫特委召开了代表大会。广东省委巡视员陈郁参加了该会。通过8昼夜的学习讨论，会议代表们“用布尔什维克精神接受第六次大会及省委扩大会的政治主张”，“根本纠正过去不正确观念”。约一个月后，中共东江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接受六大精神和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指示,讨论了在东江实施的具体办法。随后，各县的党组织也分别召开贯彻六大精神的会议。上述会议，使东江各级党组织在六大路线的认识上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四，举办训练班，提高党、团干部执行六大路线的自觉性。1929年3月21日至4月6日，中共东江特委在丰顺县八乡山举办党、团干部训练班，丰顺、兴宁、五华、梅县、蕉岭、平远、大埔等县的党、团干部30人参加该班。学习内容有政治形势、农民运动、游击战争、士兵运动及东江党的策略等科目。东江特委书记林道文等人讲了课。通过学习讨论，干部们提高了执行六大路线的自觉性，决心以新的精神指导实际斗争。
二、东江实践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变时期，东江党组织通过贯彻六大路线，使东江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江地区泛指广东的东部地区。它北倚江西，东连福建，西临粤汉铁路，南濒南海。青云山、九连山、罗浮山、莲花山等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脉，由东北向西南平行排列，其间多有盆地。濒海的平原肥沃，为广东富饶的地区之一。1927年12月东江年关暴动后，一些农军在山区建立了革命据点。1928年2月，古大存率领五华县暴动的农军来到五华、丰顺、揭阳3县边界的八乡山。次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进入八乡山。从此，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在东江形成燎原之势。
1929年10月，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6000多人从闽西出击粤东，推动了东江的革命斗争。之后，揭丰华、五兴龙、梅埔丰、潮澄饶澳、蕉平寻、饶和埔诏、潮普惠、海陆惠紫、陆惠等9块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起来。至1930年夏，东江苏区拥有19个县，3万多平方公里，约占东江地区总面积的50%；根据地人口达200万，占东江地区总人口的30%多。同年5月1日，东江苏维埃政府在八乡山宣告成立。中共东江党组织在东江开展革命实践的主要经验如下。
（一）建设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坚强党组织。
东江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始建于大革命时期的二次东征之后，随着革命斗争发展，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至1928年2月，仅海丰的党员就达18000名。东江党组织发展党员时也存在缺点：一是片面追求发展党员的数量，使一些投机分子以至富农分子混入党内，影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二是没有对新党员及时进行政治教育，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如有的新党员竟讲出“共产党是要把富人打倒变为穷人，穷人变为富人”的糊涂话。这些不利因素制约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1928年3月敌军的进攻，海陆丰的许多基层党组织便瘫痪了。在党员中间，脱党的有之，叛变的有之，逃至海外的有之。中共海陆丰地委一时难以聚集反击敌人的力量。党的六大决议作出了“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中共广东省委向东江党组织发出“要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和党的无产阶级化”的指示，指出：“惟有支部健全，真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党才能成为有力量能斗争的党。党要切实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一切同志归支部’的口号。”党要“不断的吸收勇敢积极分子加入党”。这些指示使东江特委明确了整顿党组织的重要性。
在六大精神指引下，东江党组织把整党摆在首位。为了改变党组织的涣散状态，中共东江特委制定了党建实施方案。依照上级指示，各县县委一方面组织干部深入到区、乡，宣传党的政纲，恢复破坏的支部和建立新的支部；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入党。同时，改组了一些不胜任的县委、区委。经过不懈的努力，东江的各级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巩固。1928年10月，中共海陆紫特委成立（1929年5月改为中共海陆惠紫特委，1930年10月并入东江特委）。海陆紫特委采取了以下措施整党。一是重新登记党员。同年11月，海丰党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登记的党员人数为2500多名。这个数字虽比以往的党员人数减少，但保留了坚定的革命分子。二是举办党员骨干学习班。中共东江特委在大抓组织建设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党的思想建设。东江特委规定：“新党员入党时必要经过入党训练”。1930年秋，东江特委在大南山开办“彭杨军校”，该校第一期毕业生约40人，第二期100多人。根据地内的各县委也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训练班，使大批新党员接受了党内教育和训练。通过学习六大决议等各项文件，党员骨干们坚定了政治信念，决心为实现六大路线奋斗。三是编印刊物教育党员。东江特委出版《东委通讯》、《东江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一些县委也编印了党员教育资料，如海陆丰县委出版《红报》、《出路》、《县委通讯》等。党内刊物结合各种训练班的学习，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认识。党员以身作则的行动，调动了群众高度的革命热情，不利局面得到扭转。至1929年冬，东江的潮梅地区有15个县恢复了共产党组织，有43个区委、350个支部，党员4000名；海陆惠紫地区有区委12个，特支20个，支部341个，党员3300名。各县的新县委进一步“加紧教育工作，切实训练一般同志，指出错误观念及工作出路，使同志观念正确”，从而，群众性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东江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二）开展游击战为主体的武装斗争。
东江党组织积极落实六大“争取群众”总方针，把广大农村作为革命实践的重点。六大决议也有缺点，如受苏俄革命经验的影响，以城市起义为中心布置全盘工作。东江特委曾相应发出以潮汕为重点，“于最短期内建立基础”的指示。可是，广州起义的失败，使人们很难开展城市的工人运动。因此，落实六大决议的工作不以人们意志地转向乡村地区。当时，与全国革命形势相比较，东江地区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一是海陆丰建立过革命根据地，农民政治觉悟较高。二是中共党员人数多，党组织较有力量。三是有健全的各级农会和农民自卫军。根据上述条件，东江党组织作出了重新点燃革命烈火的决定。
根据六大决议，东江党组织首先反省了以往的盲目行动。1928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海陆丰根据地，革命形势出现低潮。面对国民党的暴行，海陆丰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抗，但当时的斗争“多沉溺于军事行动武装骚动及少数人的截杀”，“工作未能扩大和深入”。通过学习和领会六大精神，中共海陆惠紫特委认识到：“大斗争是由小斗争汇合而成，小斗争不能起来，大斗争是无法起来的”。“群众新的日常的迫切问题与反军阀战争联系发动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这是党目前的主要工作。”“我们今后的中心工作应普遍的启发群众做不交租不还债运动”。那时正值国民党粤桂两派军阀混战之际，国民党政府在东江的征捐抽税，严重损害了民众的利益。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勃然兴起。
东江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广东省委的重视。1928年11月广东省委发出指示：“如果农村的斗争已经到了武装冲突的时候，并且群众自己起来要求游击战争，党必须无丝毫犹豫的加以领导”。我们要“发动并领导城市的斗争和乡村的游击式的战争，以获得广泛的群众。”在党组织的发动下，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与争取群众的日常工作在东江有机地结合起来了，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1930年5月，东江地区成立了红军第十一军。根据六大关于扩大红军的决定和中共东江“二大”关于争取群众、武装群众的指示，东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主力红军、县地方武装和区乡赤卫队三级人民武装的体制。东江苏区的苏维埃政府在向主力红军提供兵源的同时，尤其注意武装群众的工作。至1930年5月，梅县、兴宁、大埔、五华、丰顺等县均建立了模范赤卫队。赤卫队员熟悉本地情况，在配合红军作战、战勤运输、搜集情报、镇压反革命、保卫苏维埃政权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斗争中，东江党组织摸索出一套游击战争的规律。海陆惠紫特委总结出了关于游击战争的4条原则，即“第一攻击敌人力量薄弱地方；第二有政治影响地方；第三有群众基础能得群众响应帮助地方；第四进攻不保守，流动不固定，动作须绝对秘密和迅速。” 1929年11月16日，梅南赤卫队主动配合红军第四十六团，勇敢机智，出没无常，痛击经常来犯梅（县）（大）埔丰（顺）根据地的梅南官塘驻军，全歼敌营部和1个连，击溃2个连，缴获长短枪30余支。可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手段。
可是，东江党组织没有完全自觉地运用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1930年7月，东江特委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严令红十一军2000多人3次攻打强敌驻守的潮安县城，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年后，八乡山根据地被敌军侵占。在东江苏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被切断后，东江红军孤军作战，受到了严重挫折。
（三）注重建立农村根据地。
自土地革命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途径。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党的工作中心是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的问题严峻地摆了出来。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人们一时还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1927年11月广东海陆丰创造的苏维埃政权，树立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先例。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广东省委仍然把广州、惠州、汕头等大、中城市作为进攻目标。1930年9月，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东江特委由八乡山迁至大南山。大南山根据地靠近沿海地带，远离了闽、赣中央苏区，最终在反“围剿”斗争中失败。
然而，敌强我弱的形势使人们不得不正视现实，从而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行动。中共广东省委清醒地认识到，举行第二次广州暴动“客观上是暂时不可能”的，由此，便提出了“从乡村直到城市，从局部的割据直到夺取全省政权”的主张。根据这一主张，广东省委发出“从海、陆丰两县的割据扩大到全东江的割据”的指示。东江党组织通过革命实践，得出城市中的“党的基础太薄弱，不能起大的作用”，必须在山区偏僻乡村“搞三不管的地方”革命斗争的体会，大力发展农村的武装斗争，使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至1930年初，东江地区9块革命根据地应运而生，甚至几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东江根据地里，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政权建设，主力红军发展到5个团3000余人，群众革命武装发展到近2万人。革命实践经验说明，广大乡村应成为落实六大路线的重心，“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向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四）重视工农民主政权建设。
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它的建立，标志着劳动人民从千百年来被统治的地位转变为统治者的地位，体现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六大决议要求各革命根据地都要像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那样，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巩固的苏维埃政府。1929年6月，中共东江特委发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东江地区的党组织积极派遣干部深入农村，宣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意义。至1930年3月，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大埔等县建立了县级革命委员会。随后，区、乡苏维埃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苏维埃政府宣布镇压反革命、土地归农民、妇女解放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1930年5月，东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丰顺县八乡山召开，陈魁亚、古大存、陈耀潮分别当选为东江苏维埃政府的正、副委员长。至此，东江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东江党组织在各根据地组织苏维埃政府，让工农兵参与政权、监督政权，充分发挥工农群众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东江苏维埃政府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群众都有权选派代表，参加管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事务。东江苏维埃政府规定，在各级行政机构工作的人员有一定的任期，同级的代表会议有撤换该级执委会的权力。东江根据地所属各县、区、乡普遍进行过改选，每届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有变动。1932年，东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巡视制度。巡视员深入基层了解民意，纠正不良现象，体现了工农群众监督政权的作用。
东江党组织努力健全政权机构，并对各级工作人员提出严格要求。在苏维埃政府里，各部门职责明确，党的政策能够层层传达。如1930年11月成立潮普惠县苏维埃政府后，下设的南山特区和9个区、190个乡都陆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东江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奖惩规则。饶和埔根据地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规定：凡怠工放弃职责者、侵越职权者、行动乖张为群众所厌恶者、违反决议案及上级命令者一律撤职查办。若有侵吞公款、受贿有据、假公济私等行为者必须严惩。五兴龙苏维埃政府枪毙了1名侵吞公款300多光洋的干部。以上措施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纯洁了苏维埃队伍，制止了不良作风。在东江根据地内，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加强物流，整理税收，扩大财源，使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五）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共六大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形成了基本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六大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党要“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消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
从1927年冬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建立时，东江党组织便旗帜鲜明地宣布实行土地革命，并把它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紧密联系起来。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区、乡的苏维埃政权由富农分子把持着。某些富农分子对共产党的土地政策采取敷衍态度，使分田运动不能顺利开展。为贯彻六大路线，中共东江特委坚决改组了那些基层政府。同时，亦注意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1929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向各县党组织发出《关于没收分配土地问题》的通告（即《东江土地法》）。《东江土地法》规定了10项没收分配土地的政策。这份文件的颁发，纠正了以往海陆丰土地分配政策中的某些“左”的做法。如改变了把富农和中农统称为自耕农的提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变为“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对阶级成分较科学的划分，排除了“左”倾思想的干扰，达到了团结一切力量的政治目标。
1929年冬至1930年春，东江苏维埃区域的土地革命逐步开展。各县苏维埃政府根据东江特委制定的原则，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分配土地。如龙川县大塘肚乡“分配土地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户落实。统计人口，简用二级分配。对赤化范围内，所有符号土地、蒸赏、神会等业，概归农会。调集土地，发动群众自报公议”。分配土地前，乡农会张榜公布。丰顺县则由乡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会制定分田计划并向乡民代表大会报告，然后按调查的人口来分配土地，公布分田结果，发给农民土地使用证。1930年春至1931年春，五华、兴宁、龙川、梅县、大埔、丰顺、蕉岭、平远、饶平、潮阳、普宁、惠来、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揭阳和寻乌、平和、诏安等县苏区都先后分配了土地。由于各地的土地和人口不同，土地分配的数量也不一致。农民少则分到4－5分，多则分到1亩多。至1931年底，东江苏区近100万人口分得了土地。东江地区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它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物质基础，为支持革命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广大农民分配到土地，生活得到改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苏区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
1932年3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向东江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东江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东江苏区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党组织贯彻了“左”倾路线。
“左”倾路线在东江的贯彻执行，是通过东江党内的“左”倾思想情绪得以实现的。据古大存回忆说：“土地革命时期东江的革命斗争是长期受‘左’倾路线影响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立时，“左”倾思想情绪就在革命队伍存在着。那时，“不革命不得田地”、“杀尽反动派”等标语在海陆丰随处可见。“左”倾盲动思想导致乱杀、乱烧、乱抢的现象，使革命队伍潜伏着危机。中共六大路线传达到了东江，东江党组织的盲动思想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清算，盲动行为一有机会便表现出来。海陆丰根据地失陷后，东江党组织发动“抗租运动”的工作策略是对的，但实行时却附带着一些“左” 倾政策。如秋收时地主下乡收租讨债，凡“替匪军地主运输租谷者”“缴纳谷给敌人者”皆枪决。当地主与国民党军敦促农民交出苏维埃政府分配的田地时，凡“擅行吊田者枪决”。当时一些乡村的群众轻信了反动宣传，与革命武装对抗。红军攻占了这些乡村，便执行“焚烧其房屋并没收其粮食”的政策。上述政策的实施，使红军丧失了争取群众的机会。
1931年2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传达到东江根据地。当时，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左”的做法有怀疑的干部，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中共两广省委认为，从四中全会到5月初“东江工作路线全无转变，表面接受国际路线，实际怀疑不执行，右倾危险甚严重，以为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及反富农便要使东江苏区塌台等等。”接着，省委进一步作出了《关于东江苏区工作的决议》，对东江的党政军领导提出警告和指责。责令要“采取敏捷的手段肃清AB团、托陈派、改组派、第三党、罗章龙右派一切组织和苏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在执行转变中，必须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右倾主要危险的斗争”。在上级的政治压力下，东江党组织的“左”倾思想全面表现出来。6月，东江苏区掀起反“AB团”运动。客观地说，东江的某些基层苏维埃政府确有富农分子掌权的现象，它影响了土地革命深入发展。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改组政府来解决。但是，东江党组织却对“肃反”运动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本区别，片面夸大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斗争的严重性。东江苏区的反“AB团”运动历时3年多，至1932年3月初，杀害了1600多人。这场运动严重摧残了东江党、团和苏维埃的各级组织，损失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破坏了党政军民关系。在苏区开展“肃反”之际，国民党粤军主力开始对东江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东江红军和赤卫队虽在各地顽强地抵抗，但仍然不能挡住敌人。至1935年9月，东江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完全失败。少数红军战士突围后，转移到粤闽边界进行游击战争。
四、东江革命实践的重大意义
（一）建立广大民众向往的工农民主政权。
数千年来，剥削阶级一直是中国土地的统治者。进入近代以后，封建统治者与外国列强相勾结，共同压迫中国民众。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右派一直掌握着政府官员的委任权。国民党的反动县长千方百计地压制工农运动。在东江农运中心的海陆丰地区，农民协会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多次赶走反动县长，可是继任的县长仍然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委任。1927年11月海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普选方式建立了新型的人民政权。六大决议充分肯定这一方式并向全国的苏区推广。东江各苏区继海陆丰而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砸碎了劳苦大众的沉重枷锁，使百万人民翻身解放，真正体验到了做主人翁的政治地位。东江的苏维埃运动，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实现了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要求。
在大革命时期，虽然东江的海丰展开了减租运动，但鉴于当时国共统一战线未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海陆丰党组织不能满足农民提出的“土地农有”的要求。1927年11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制定《没收土地案》，开展分田运动，为土地革命作了示范。1930年5月成立的东江苏维埃政府，依照海陆丰的土地分配办法，在东江地区的各革命根据地全面展开土地革命。东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摧毁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激发起农民高度的革命热情，使广大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三）总结出适合本地特点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东江革命实践证明，正确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共产党人想以劣势的装备战胜强敌，必须坚持战略防御与战术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即坚持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东江红军广泛使用的奇袭战、伏击战为主的游击战术，做到了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它为后来东江抗日游击队在敌后的作战提供了战术借鉴。
（四）积极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成立。在国民党重兵对赣南、闽西地区的“围剿”下，红一方面军连续不断地与敌人进行艰苦的作战。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犹如在南面树起了一道反对国民党的屏障，牵制了国民党粤军向北进攻的行动路线。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歼灭大量国民党军队后，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志。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东江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落实六大路线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由于处在国民党粤系军阀统治的腹地，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以及东江党组织在关键时期犯下了致命的肃反错误，使东江苏区被敌人绞杀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从反面证明了六大决议中，存在着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的缺点。尽管如此，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党组织以自己英勇无畏的革命实践，仍然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毛泽东正是在科学地总结全国各地苏维埃运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最终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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