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链受力分析:徐贲:文革中的“人民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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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文革中的“人民觉悟”

发布时间:2010-01-20 19:50 作者:徐贲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21次

文革中的“人民觉悟” 

  ——“人民文革”和中国“群众”(之三)
 

  “人民文革”论看到了文革中群众的多元杂异性,这原本是正确的。但从群众在文革时的“非同一”、“非同质”一下子得出他们具有反抗极左统治意向的结论,那就太低估了文革极左洗脑和暴力恐怖摧残人性自由的严重程度。把非完全趋同、非完全奴化、非彻底脑控的那一部分人称作为“人民”,更是对“人民”的一种浪漫想象。当“人民”不能以个体成员身份受权利保障,当每个人都可能被统治权力随意排除出人民之列,并加以“人民之敌”污名的时候,,“人民”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奥维尔在《1984》中生动地刻划了对这种“人民”(所谓“普罗”)的失望。 

  《1984》世界中的人民是占人口总数85%的“普罗”(无产者)。奥维尔借书中人物温斯顿之口说,“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must)在普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而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普罗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象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说,他们迟早会想那样做的。” 〔注14〕 

  但是,普罗的力量顶多不过显示在对日常琐事的不满之中,根本不是针对压迫制度本身的反抗。有一次,温斯顿“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象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骚乱!普罗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象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群众的愤怒原来只是针对卖铁锅的摊贩,她们“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注15〕 

  温斯顿对她们一下子充满了厌恶,他问道,“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这就是极权统治下的“人民觉悟,”“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 〔注16〕为买锅子而起哄的女人们,她们的不满并没有“人民反抗”这种政治意义,因为那根本不是针对极权制度的政治反抗。文革中,造反派在血腥武斗中表现了远比妇人叫喊更可怕的力量。但是,即使枪拿在手里,他们也照样没有真正造反的意愿。 

  群众从来就是杂色人等,从来就有杂异因素,文革时并不例外。从“杂色群众”似乎比从“有几种文革”更能来看出文革的非同一性。把杂异因素分离出来,区分出来细加考查和分析并无不妥。但是,个人性质的杂异因素不宜拔高为具有“人民性”的普遍意向或趋势。“杂异”根本不等于“人民”,因为“人民”恰恰是一种抹消杂异的人群概念。谁是人民必须接受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界定,“人民”就是权力认可的“主流”。否则就是人民的敌人,专政迫害的对象。文革中的极左势力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对“人民”的规定权,不断翻新地用人民的名义去打击任何它要打击的对象。 

  文革中确实存在多种个人动机因素,这些因素中也确实有许多与冠冕堂皇的文革话语不相一致,如对上级领导的怨恨,对不公待遇的宿怨,个人泄私愤,乘机报复,以至发泄对共产党或政府的不满,等等。但所有这些怨愤的发泄对象都是极为局部的,根本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相互联系为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运动”或“革命”。将那些局部的怨恨、报复和发泄上升为“人民文革”是不妥当的。人们是以保卫党中央和保卫极左“革命司令部”的名义来发泄私愤的,私愤越发泄得厉害,反而越加在公共舞台上树立极左“革命司令部”的绝对权威,反而越加证明了极左“革命司令部”的绝对正确。 

  “人民文革”不如“文革中非正统因素”的说法来得确切。“人民文革” 本来就是想表达与“正统文革”的区别,而正统文革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动和进行的。个人的怨恨、报复、不满、反抗根本无法与正统话语争夺对“人民”一词的使用权。即使当非正统因素是一种自觉政治异见的时候,它也不得不时时刻刻隐藏起来,这与“人民”的那种公开展示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那些零星、孤立、脆弱的“异端”思想若要公开表露出来,都必须乔装打扮成与正统革命一致的思想,也就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红旗本身就是在树红旗,打红旗永远反不了红旗。文革极权并不能完全彻底消灭异端思想,但却能彻底有效地控制它。这种控制的有效表现在,没有任何杂异思想胆敢以“异见”的名义来公开表述自己。再杂异的思想,也必然以正统极左思想来包装自己,也必须重复和加强正统极左思想的谎言。正如雅斯贝尔斯(K. Japers)在分析纳粹时期德国人罪责时所指出的,在极权制度下说谎、伪装,照样负有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 

  如果说政治罪过是每个公民不容推卸的共同责任,那么道德罪过则是个人必须承担思想和行为责任。雅斯贝尔斯把道德罪过规定在私人领域内,但也为道德思过留下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道德思过虽为“个人独自的自我评价,但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在道德问题上取得较为清晰的认识。”〔注17〕在极端严酷的专制制度下,人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在面具下苟活。假面的形式在德国和中国虽不尽相同(如希特勒式敬礼,表态效忠,参加群众集会,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但对人的道德侵蚀作用却并没有什么不同(如虚伪,犬儒,绝望,冷漠,麻木等等)。雅斯贝尔斯强调,道德反思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以前过的是假面生活,进而重新看待自己现在的生活。 

  道德反思包括检讨自己以前所谓的“美好的理想。” 许多德国青年对“元首”所规划的“伟大事业”确实曾抱有真诚的信念,就象文革中许多青年真心诚意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样。雅士伯称此为“带有悲剧性”的道德罪过。雅斯贝尔斯指出,我们不应用昔日的“真诚”来为“错误良知”辩护,“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失望负责。”〔注18〕同样,许多人自称是“从内部寻求改革契机”(也就是“人民文革”论所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实际上充当了罪恶政权的帮凶。对这些人士所自我标榜的“自由意识”和“斗争”, 雅斯贝尔斯的评价是,“你们自欺欺人,你们所享受的是以服从、沉默和屈服为代价的傻子自由。你们的斗争是由领导意志决定的煞有介事的斗争。”〔注19〕雅斯贝尔斯对这些运动积极分子的“事后觉醒”更是深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人“只是因为后来遭到排挤,心生怨恨,……才趁机摇身一变,成了反对者。”〔注20〕 

  那些在文革中受迫害、遭劫难得人们,他们也有自己必须承担的一份道德责任。同在“牛棚”落难,“难友”照样为“争取进步” 而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为了向看管邀宠而互相打小报告。他们不能不认罪,不能不跟着朝令夕改的政策腔调不断说谎。有的作出完全心悦诚服的样子,有的则是真的深信自己有罪。无数的文革受害者患有“斯德哥尔莫综合症”。因“罪”获祸者不仅不憎恨迫害者,反而还敬爱和感谢迫害者帮助自己洗清了“罪孽”,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专制统治下,“罪孽”对人的迫害甚至连死者也不放过, 连死都不能不是“畏罪自杀”。苦难照样不能给人带来“人民觉悟,”极权统治的可怕正在于此。极权统治造成了包括加害者和受害者在内的整体道德崩溃。这种道德崩溃模糊了传统的善恶界线,也动摇了普通的加害/受害区分。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莫森(Hans Mommsen)在1986年出版的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序言中所说,“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 〔注21〕 

  注释: 

  14. 15. 16. 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pp. 60; 60; 61. 中文翻译见http://www.tianyabook.com/waiguo2005/a/aoweier/yjbs/index.html,译者不祥。 

  17.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New York: Capricorn Book, 1947), p. 63. 

  18.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p. 66. 

  19.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p. 68. 

  20.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p. 68. 

  21. Quoted from Richard I. Cohen, “A Generation’s Response to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Steven E. Aschheim, ed., 
Hannah Arendt in Jerusalem, p.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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