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铁道部部长与女星:田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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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娃 黃河的遺憾 愛月 值得改變的民族心態 楊老漢的棺材 雜談剽竊 知青：一個蒼涼的名詞 勝利大逃亡 一首詩的由來 除夕夜遇校友 也是六四 珍惜眼前 死亡的恐怖 我的老師、同學 叔叔走了四十年 中年知青的感悟 朴二姨 幾張珍貴的老照片 
1965年，101中學排球隊合影。後排右一為田沈生。 1967年，廬山遇險後，與患難夥伴赴杭州西湖邊留影。後排右二為作者。 
1967年7月，攝於江西南昌武鬥中。 1972年，宜川插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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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娃
狗娃是個聰明的孩子 , 要是活到現在 , 恐怕該有所做為了 , 可惜他死那年才六歲半 . 在史無前例的年代 , 我做為百萬上山下識青年中的一員 , 來到陝北宜川縣 , 在一個叫牛家原的小村落了戶 , 說來也怪 , 名為牛家原卻無一戶姓牛 , 全村十六戶人家全部姓楊 , 皆是宗親 , 開始搞不清村裏人之間的輩份關係 , 見到白鬍子老漢管稱年輕小夥子叫爺爺感到十分有趣 . 有時就故意與輩份高的年輕人稱兄道弟討便宜 , 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
有一天 , 知青點輪到我做飯 , 在灶前邊燒火 , 邊看書 , 忽然聽到一聲稚氣的呼喚“爺” , 回頭一看原來是鄰居楊煥章的小兒子狗娃 . 這孩子個頭不高 , 一張圓圓的小臉 , 小鼻子，小小的眼睛滴溜溜圓 . 眉宇間透出一股靈氣 . “狗娃 , 叫誰? ?” “你唄 ”! “怎麼管我叫爺呢 ”? 儘管當爺十分受用 , 可還有些奇怪 , “我見你管任子爺叫哥哩 , 那不就是我的爺嗎 ”? “嘿 ! 看你這小子年紀不大 , 輩份到搞的挺清楚 , 幾歲啦 ”? “六歲了 ”. “來！給你塊糖 , 不能白叫聲爺 ”, “爺 ” 狗娃又叫一聲 ”, “我不要糖 , 我要你教我寫字 , 我大說你是大學問的人 , 大隊裏的教師也比不上 , 教師不讓我上學 , 我要你教我 , 爺，行嗎 ? ”說實話 , 當年二十出頭的我被這幾聲“爺 ” 叫的心花怒放 , 也為這個山村裏小孩子渴望求學的精神所感動 , 爽快地說 : “行 , 爺收下你這個學生 . ”狗娃笑的咧著嘴 , 轉身飛也似的跑回家去了 .
陝北地區偏遠貧困，解放二十多年了，依舊一窮二白。青壯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目不識丁。大隊有個民辦小學，教師是位退伍軍人，靠在部認學了點文化，回鄉脫產當了秀才，教授各小隊一、二十個十來歲的男娃讀書識字。可能狗娃年紀太小，跑不了來回十幾裏山路，學校不收他。這孩子倒也有心，幾聲“爺”，就把我這個老師拜到了。
“爺！”狗娃又跑了回來，“給！”只見他兩隻小手托了兩個雞蛋，恭恭敬敬地遞到了我的面前。“我娘說了，這是給先生的。”望著狗娃稚氣的小臉，跑的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噓噓的樣子，我有些心酸。村裏窮，人們全指望上山砍些柴，養雞下個蛋 , 拿到山下城裏換個塊兒八毛錢，買點油鹽針線。除了媳婦做月子，雞蛋誰也捨不得吃。“狗娃，給你媽拿回去。告訴你媽，送雞蛋我就不教你了。”見我一臉正色，狗娃猶豫了一會，轉身又跑了回去。
不一會兒，狗娃他娘領著狗娃又來了。“他叔”嘿！這麼會兒，降了一輩兒，我從爺變成叔了。狗娃他娘見到我，老遠就叫喚著。“狗娃見他哥上學，天天哭著喊著要去。可人家嫌他小，不收他，不知他怎麼想起拜您當先生，家裏窮，沒什麼好東西，這兩個雞蛋要收下，這裏的規矩，連大隊的教師也要呢，您就抽空兒教教他吧。”
“好吧”我輕輕嘆了一口氣，進屋從箱子裏找出一枝帶橡皮頭的鉛筆和一個筆記本，遞到狗娃手上。狗娃高興得跳了起來，用小手把筆和本緊緊摟在懷裏，連連向我鞠躬，大聲說：“謝謝爺”當著狗娃他娘的面，倒弄的我不好意思了。從那以後，我便正式成了狗娃的老師。
狗娃是我見到同齡孩子之中最聰明伶俐的一個，無論什麼一教就會，接受能力極強，而且善於聯想。我教他幾遍“一去二三裏，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第二天他就倒背如流，而且告訴我從一到十的漢字也會寫了，只是不明白“煙村”和“亭台”是什麼東西，讓我講給他，並且拿出筆記本請我批閱。我翻開一看，大吃一驚。只見本子上一字字，一行行，整整齊齊。一筆一劃，認認真真。我敢打賭，無論是誰，絕不會相信這是出自剛剛開始學習寫字，一個六歲孩子的手筆。
更令人稱奇的是狗娃這孩子對數字極為敏感，加減法一點就通。我還沒有教他乘除法，他竟自已摸索出來了。有一次，楊煥章帶他去集市賣柴，說好一分二厘錢一斤，過稱是八十一斤。他大和買柴的人還未算出總共是多少錢，小狗娃在旁脫囗而出九毛七分二厘，嚇了大人一跳。事後我問他是怎麼算出來的，狗娃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八十個一相加是八十，八十個小一等於八，八十加上八再加上八就是九十六，還有一斤是一分二厘，總共就是九毛七分二厘唄。看他輕鬆的樣子，我不禁又問：“什麼是小一呢？”一分錢等於十厘，一厘錢就是小一。乖乖！這孩子把小數點一用自已的方法記做小一，這樣就把乘法是加法的簡單運算的原理用自己的方法總結出來了，而且準確無誤。真是不得了，狗娃才六歲，邏輯推理竟然如此嚴謹，小惱瓜真靈。若要好好培養，長大了准能一鳴驚人，我暗自思量。“咳！驚什麼人？這年頭，連我自己都沒書讀，從北京跑到這窮山溝來種地，大學裏許多留美博士教授都在五七幹校勞動呢，即便天才又能怎麼樣呢？”想到這些又有些洩氣了。
儘管這麼想，我還是對狗娃的功課加深了難度，加快了進度。學習對狗娃這孩子來說一點也不費勁，反而像是一種天生的享受，功課越多越高興。不到半年的時間，狗娃長勁很大，他已經遠遠超過讀了兩年書的哥哥。乘法口訣背的滾瓜爛熟，心算能力也大大提高了。象十五乘十六這樣的兩位數乘法可以做到答案脫口而出，絕無差錯。當然，我把自己在學校裏學到的和自已總結出來的幾套速算方法毫無保留地全部傳授給了狗娃。後來，楊煥章每次趕集都要帶上狗娃，讓他幫忙算帳。狗娃給他大在鄉親面前露了臉，楊煥章高興得常常誇讚狗娃，有時還破天荒地買兩塊糖給狗娃吃。狗娃有時也眨巴眨巴小眼睛，得意地對我說：“爺，俺大說了，你是大學問人，跟你學沒錯。”嘿！你看這小狗崽子，什麼時候學會拍馬屁了。
入冬時，我被派出民工。臨走我給狗娃留了不少功課，囑咐他認真完成，回來時我要考試。狗娃拉著他大硬是送我到縣城，偎依在我身邊，悄聲說：“爺，早點回來。”走出老遠，我還看見狗娃搖著小手向我告別，仿佛另一隻手在輕輕地抹著眼睛。
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別竟是我與狗娃的永別。
三個月以後，我回到村裏，在迎接的人群裏沒有見到狗娃。楊煥章等人們散去以後，默默地走進了我的窯洞，無聲地把我送給狗娃的筆記本遞到我手上。好一陣，才低聲說道：“狗娃沒了，狗娃把鉛筆帶走了，本子讓我交給你 …… ”原來，我走後不久，狗娃開始咳嗽，發高燒。最初以為是天冷風寒，因為家裏沒有錢，也就沒有及時送縣醫院檢查，只是向大隊裏的赤腳醫生討了幾片藥吃。誰知，病情越來越重，嘔吐抽搐，幾次昏迷，不醒人事。送到縣醫院時，人已經不行了，醫生診斷是急性克山病。這是陝北一帶流行的疾病，據說與當地水土有關。三天以後，狗娃就離開了人世。可憐的孩子在彌留之際，還掙扎著坐起來，用燒得通紅的小手抓住鉛筆，顫顫危危地在本子上寫下了一行字，囑咐楊煥章交給我，說完就閉上了眼晴。
我輕輕地打開筆記本，一頁一頁地翻著。只見一字字，一行行，還是那麼認真整潔，一筆一劃，一絲不苟。在最後一頁，我看到了歪歪扭扭的一行小字：爺，我的功課做完了。狗娃。這時，我的淚水止不住大滴大滴地掉在了本子上 ……
後來，楊煥章告訴我，自打我送給狗娃鉛筆和本子，狗崽一直捨不得用。總是先用樹枝在土地上寫呀寫，劃呀劃的，直到寫好了，滿意了，才開始騰寫在筆記本上面。噢！我這才明白，難怪狗娃的本子上從開始就是工工整整，乾乾淨淨。難為這孩子真是有心。只可惜，他才六歲半就 …… 。
想到這裏，我的眼晴又模糊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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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月
狗娃死了，留給楊煥章一家人的不僅僅是巨大的傷痛，還有一筆沉重的債務，壓得一家人幾乎喘不過氣來。在狗娃彌留的三個星期裏，楊煥章幾乎沒有出過工，為給孩子治病，時不時將家裏僅存的一些雞蛋、狗娃娘平日織的一點粗布和準備過冬的柴禾背到山下去賣，就這樣還是拉下了八十多元錢的虧空。那年頭，對一個幹一天話兒才掙兩毛多錢的農民說來，這簡直算是個天文數字了。“孩子沒了，錢也沒了。 ” 楊煥章經常這樣自言自語，一籌莫展。就在這時，鄰村張家坪的媒人瞅準時機再次登上門來。
按說張家坪在川裏，地肥村富，原上的姑娘那個不願意嫁過去。尤其是提親的張建業家，兩個大兒子早已自立門戶，張建業是隊裏的會計，人前人後，大小也是個幹部。小兒子初中畢業後回家務農，身強體壯是個好勞力。孩子他娘更是這一帶有名的持家好手，老早就為小兒子箍下了兩孔窯，一切準備亭當，只等新媳婦進門了。誰知先後兩次提親都被楊煥章以愛月還小為由，婉言謝絕。張建業的臉上掛不住了，火了：想進我家的女子擠破門，誰稀罕牛家原上的窮家小戶，還給我端起架子來了，去球！可是不爭氣的小兒子就是相中了愛月，任憑他大怎麼發火，他娘怎麼勸，燕瘦環肥，一概不聞不問，甚至還賭氣地說你們誰也別管，我這輩子就打光棍了。折騰到最後，老倆口實在沒轍了，只得央求媒人再給想想辦法。
對於張家，楊煥章其實沒什麼話好講，女兒嫁過去還能愁吃愁穿？可不知為什麼提親的人一來，愛月立馬淚流滿面，抹著眼睛往窯背上跑。愛月娘問了幾次，她只是搖頭，流淚，一言不發。為娘的心軟了，央求她大再緩緩，畢竟愛月才十七，後來狗娃生病，一家人忙裏忙外，把提親的事也就擱下了。如今欠了一屁股債的楊煥章望著媒人堆笑的臉和手上一百元訂禮，不由得輕輕歎了一口氣，橫了橫心，點了頭。悄悄倚在窯外牆角的愛月見狀，“哇！”的一聲，哭著跑出了院門 …… 。
說實話，開始我也大惑不解。在陝北高原，兒女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己成為這一帶的多年的習俗。更何況象張家這樣的門戶，那小子有文化，長相也不賴，愛月還挑什麼呢？
說起愛月，在原上的女子中絕對是首屈一指。論長相，白白淨淨一張瓜子臉，高鼻子，櫻桃口，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長長的捷毛忽閃忽閃，透出一股稚氣。個頭雖不算太高，卻生得該凸的凸，該凹的凹，恰到好處，既豐滿又苗條。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愛月的皮膚又細又嫩。見到她，你絕對不會相信這是一位在陝北高原土生土長的農村姑娘，你會驚歎：整個一個精雕細琢的美人坯子。
記得我剛到村裏那天，在一群看熱鬧的大姑娘小媳婦之中，愛月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雙傳神的大眼睛實在令人過目難忘。別說陝北荒原，就算北京城也難遇到這種天真無邪，亮麗的美目。早就聽說陝北一帶流傳“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總以為是由於歷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蟬出生米脂的緣故，如今見到愛月才真正相信此話不假。後來也證實愛月的娘確是米脂人，早年逃荒來到宜川，經人介紹嫁給了楊煥章。愛月具有農村姑娘的樸實勤奮，從地裏到家裏樣樣拿的起，而且閒不住，就連與女伴聊天時還不忘納鞋底或是用麥楷編草帽帶，無論在哪兒，手裏總是帶著活計，要不就是帶著最小的弟弟。從來沒有發現她什麼時候刻意注重過自已的容顏，以自已超群的美麗而無端增加幾分優越感。或許生長在農村的姑娘根本就不會意識到美麗的容顏是上天賜予女孩子一生最大的財富，所以“女為悅已者容”之類對愛月來講也肯定是無稽之談了。
說來可笑，當年我的確產生過這樣的想法：如果有位現代王允，對愛月略施培訓，獻給哪位現代董卓，說不定愛月會在中國現代史上發出“耀眼”的光輝呢！後來“四人幫”倒臺，張玉鳳曝光，我還曾聯想過當年的愛月，不由得暗自好笑。其實世間有權貴，就總少不了王允與貂蟬，儘管目的不同，手段卻往往如出一轍。如今國內揭發出來的貪官污吏，許多人開始就是被美色拖下水，前程貽盡，更有人為此身首異處，命喪黃泉。正所謂色字頭上一把刀，一點不錯。如果為官者不能自律，那麼金錢與美色都是極其可怖的深淵。
閒話少扯，言歸正傳。自打楊煥章收下禮金那天起，往日愛說愛笑的愛月就開始變得沈默寡言。除了幹活就是躲在一邊默默地流淚，很快人也消瘦下來。奇怪的是每當夜晚來臨，從窯背上傳出來的笛聲也突然改變了往日歡快的曲調。一聲聲，一陣陣，淒涼悲楚，令人傷感。這如泣如訴的笛聲在漆黑一片的原上久久地迥蕩著，催人淚下。那是任子吹的。奇怪，莫非任子與愛月有什麼瓜葛？躺在窯洞裏聽到這憂傷的笛聲，我的腦海中曾不止一次地閃過這個念頭。不可能，我隨即又立刻否定了這荒唐的想法，他們之間差著輩份呢。雖說任子才二十來歲，可他輩份高，楊煥章稱他為叔，算起來是愛月的爺爺輩，同姓同村又同族，這怎麼可能呢？可憑我的直覺和後來的觀察，總覺得其中必有蹊蹺，這個問號在我的心裏一直存在了很久。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愛月出嫁那天，她哭成了淚人，悲痛欲絕。我敢打賭，這種傷痛絕不象女兒將要離開娘家的那種依依不捨的傷感。我也注意到在村裏送行和看熱鬧的人群裏唯獨不見了任子。愛月終於被婆家的毛驢馱走了，當晚窯背上沒有傳出任子的笛聲，從那以後也再聽不到任子那歡樂的或是憂傷的曲調了。夜晚來臨，整個原上一片黑暗，一片寂靜。半年以後，任子不顧爹娘的極力反對，執意當兵走了。
後來愛月做為媳婦回娘家，我又見過幾次。眼晴還是那麼美麗，只是增添了幾分少婦的丰韻。三年以後，我接到回北京的調令。臨行前又遇到愛月回娘家，那時她己經有了一個一歲多的小女兒，女孩沒有媽媽漂亮，倒也可愛。這時的愛月美目依舊，卻已經沒有了少女時代亮麗的豐彩，也不象從前那樣乾淨俐落，多少有些邋遢，在孩子和她自己的衣襟上都能隱隱約約地見到一些斑斑汙跡。算起來那年她也才不過二十一、二歲，可是不知怎的，我卻感到在我心目中那位曾經好似“閉月羞花，沉魚落雁”式的絕代佳人已經完全消逝了，眼前的愛月只是陝北高原眾多有娃婆姨中的一員，不過長相出眾一些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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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漢的棺材
離開插過隊的牛家原，已經整整三十一年了，這次回來一看，不要說外部世界，就和幾裏地遠的縣城相比，這裏的變化也不能算是很大。除了為水土保持，昔日種糧的坡地改栽果樹外，溝崖村窯依舊，土坑、水缸、糧屯與當年沒有兩樣，只是相識的人大都故去了。屈指算算，就算是活到現在，他們也不過才六七十歲。看來人的壽命除了遺傳因素，與生活質量的確有很大關係，貧困使許多人過早地離開了這個世界。目前村裏僅剩下的幾位老相識也都是老態龍鍾，勉強度日：有的老伴先去，兒女四散，孑然一身；有的身患頑疾，步履艱難，終日坐臥。眼見他們辛苦勞作了一生，晚年如此光景，不禁令人唏噓。
當我問到當年我的鄰居楊雲生老漢時，昔日的生產隊長楊子明感歎地說：“你還記得他？他早沒了，大概有二十年了吧。”
“那麼他的棺材呢？”我的意思是說楊老漢是否用上了他那夢寐已求的棺材。聽我一說，楊子明似乎在頭腦中努力地搜尋著塵封的記憶，沉默了好一陣，才輕輕地搖了搖頭，唉的一聲，長歎了一口氣。
提起楊雲生老漢，我怎麼會不記得呢？當年我們幾個知青，無論是誰缺針少線少不得向矮牆那邊的楊老漢借用，缺鹽少菜（指鹹菜）的時候也沒少把碗伸過牆去，有好幾次連煙頭兒都抽光了的時候，相互划拳推出代表，到楊老漢窯裏要把煙葉來過口癮。楊老漢平時生活節儉，對我們幾個卻是慷慨異常，凡事有求必應。有一次趕集在縣裏遇到他，楊老漢竟破天荒地掏出一包香煙請我們抽。事後才知道他那是為棺材鋪老闆準備的。
要說那年楊雲生老漢才五十出頭，可他那黑瘦的、飽經風霜的臉上早已佈滿了深深的皺紋，加上刻意留下的一撮從來不加修飾的山羊鬍子，曾經讓我們深信他七十有餘，還因此佩服過他的好體格呢。因為窮，楊老漢終身來娶，孤獨一人。每天下地回來，扔下鋤頭，還要屋裏屋外地忙活著燒水做飯。和那些回到家裏坑上一躺，煙袋一叼，等著婆姨給端上飯來的其他男人相比，老漢著實可憐。尤其是見到他蹲在破窯洞前，啃一口乾苞米面饃，就一口開水，瞇縫著昏花的老眼，一針一線，艱難地縫補著他那破衣爛衫的時候，實在令人心頭發酸。我常想，像他這樣悽楚地活著，到底是圖個啥？
“上面下來的女人不少，為什麼不留一個在屋裏，除了做伴，家裏也有個照應。”我曾不止一次地問過他。那年頭兒，北面的?林、安塞等地區更加貧困，經常鬧災荒，糧食欠收。每到春天，拖兒帶女，南下逃荒的人群絡繹不絕，其中有些女人只要給口飯吃，就願意留下。村裏有幾戶窮光棍都是這樣‘撿'到的老婆，生兒育女，不論窮富，日子過好過歹，總算是有個家。
“話是這樣說，我又老又窮，哪個婆姨願跟我。再說了，進你屋來再窮也要給人家扯兩件衣服，我哪裡有這個錢吶？”每回楊老漢都是這樣回答。
“眼見你下山趕集總是背捆柴去賣，除了油鹽醬醋，總會剩幾個銅板吧？攢起來那不就是錢嗎？”聽我這麼一說，楊老漢開始支支吾吾了，往往找轍把話題岔開。凡事怕長久，終於有一天，在一次趕集的時候我發現了他的秘密。
說來也巧，那次集上我要去公社育種站見一位朋友，回來的時候在縣城的小胡同裏轉來轉去迷了路。在一條僻靜的小街上，一眼看見從一個店鋪裏走出來的楊老漢，我急忙追過去。咦！是個棺材鋪。那時在全國的大城市早已強制施行火葬，這類店鋪根本絕跡。對我們這群在北京長大的孩子來說，棺材鋪只有在電影裏才見過，因此十分好奇，我一頭闖了進去。
進去後才發現裏面空間很大，光線有些陰暗。說實話，猛然見到牆角用兩條板?架起來的幾口黑漆棺材，陰森森的，還真有幾分恐怖。再瞟上兩眼，不禁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覺。還好另一邊還有人氣，兩個工人正在用木刨奮力刮刨，刨花兒象雪片似的堆積了一地，他們有說有笑，全然沒有把身邊那幾口象徵死亡的棺材當成一回事，或許還為自己的傑作感到自豪呢。
我的出現令他們感到意外，愕然地盯著我，停止了說笑。或許是這幾口大棺材令我感到這裏並不好玩，不是久留之地，沒等他們反應過來，我立刻退了出去。這時，街上已不見了楊老漢的蹤影。
第二天，下地幹活的時候我提起了這件事。沒想到大家哈哈一笑，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沒人會感到驚奇。隊長楊子明還帶著不無羡慕的神情，特意對我說，人家老漢日後福氣大，我們誰也比不上，接著原原本本地講述起來。原來，多年以前有位遊方的道士在老漢家吃過一頓飯，臨走給他算了一卦，異常靈驗，說楊雲生老漢八歲失母，二十喪父，四十五歲上大病一場，一輩子是受苦的命，娶妻生子也還要貧窮三代。唯一改變運程的方法是備一口上好的棺材留待日後，再世子孫即會永絕窮根，官財亨通。自從那年他從病中死裏逃生，便對道士之言堅信不移。從此，開始了他的‘恢宏'計畫。
他先買了煙酒送到縣城棺材鋪，與老闆商定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為他定做一副棺木。他問老闆什麼木材最好，答曰：七珍水曲柳。好！就要它。楊老漢乾脆。尺寸要最厚最大的，漆要最上等的。幸虧那時陝北地區還不知道棺材以楠木為首，否則店老闆還要特別為老漢從南方進貨呢。說到錢，兩人訂的合同也算周全：不論多少，隨時入帳。一旦超過成本即開始動工。如果在此之前需要，按帳面餘額，任意送出一口。至於價錢，老闆一口價：六百元，一分不少。乖乖！那時的六百元可是個天文數字。別說是在貧困的陝北地區，就是平均工資四五十元左右的北京城，也是夠令普通人咋舌的價碼。可楊老漢眉頭眨都不眨，當即答應下來。
打那以後，楊老漢下地更加勤奮了，生活也更加節儉了，從地裏回來總不忘捎幾把柴草，天黑了連油燈也捨不得點。農閒時，風雨無阻，一天兩次跑到幾十裏外的山溝裏，一斧子一斧子地砍個不停，百八十斤的柴捆壓在雙肩，脖子上青筋直冒地一趟趟往回背。一個冬天下來，院子裏堆滿了木柴，卻一根也捨不得燒。每逢趕集便背上一捆到縣城裏去賣，到手的塊兒八毛一分錢也捨不得花，幾乎全部送進了棺材鋪。就這樣，年復一年，從未停止。據說帳上已經有了二百塊錢，聽老闆講再有一百多塊就可以專門進料，開始動工了。
知道了楊老漢的秘密，有時見他如此清苦地過活，反覺替他不值。有時也是存心逗逗他，便故意裝做驚奇地隔牆高叫：你這位村裏的大財主怎麼黑燈瞎火的連燈也捨不得點?？人就一輩子，有錢不吃點喝點，為下輩子操心，不是白搭嗎？每逢這時，老漢不溫不火，像是對我們說又像是在自言自語：年輕娃娃懂個啥，可不敢胡亂講哩。
後來，我接到調令回北京，離開村裏的時候把一些舊衣物大部分送給了楊老漢。他當時高興極了，堅持要送我下山，並一再表示要送到縣裏長途汽車站。當然，除了我的一個旅行袋，他沒有忘記隨身再背上一捆柴。記得一路上，老漢不住地念叨：再想見上一面，難嘍。果然，時隔三十一年，再回村上，舊窯尚在，人卻早已是陰陽兩隔。
“為什麼楊老漢沒有用上那副棺材，是錢沒湊夠？”我有些奇怪。按老漢的幹法，十多年時間裏怎麼也不會有問題的。
“不，是出了事。”楊子明輕聲地說道“窮人命苦哇！”便低下了頭，好長時間不再作聲。在我急切地追問下，他才猶猶豫豫地道出了實情。
原來，我走以後沒幾年老漢的棺材就完工了，還成了當年縣城裏一件轟動的新聞，許多人還特意跑到棺材鋪，為的是親眼目睹這價值六百元的壽材。那天，楊雲生老漢得到消息，幾乎是一路小跑來到縣城，圍著棺材整整轉了三圈。然後，用他那佈滿老繭的粗手，一遍又一遍地輕輕撫摸著那口光亮照人的黑漆棺材，左看右看，心裏樂開了花，十多年的辛苦總算是沒有白費。原本打算請人抬回去，又怕窯洞裏潮濕，放久了會壞了漆皮。想來想去，最後還是情願付點錢，央求老闆，暫時存放在店裏。看在這麼多年交情的份上，老闆答應了這個老實巴交農民的請求。從那以後，只要是進城，無論多遠，楊老漢總要專程拐個彎兒，到鋪裏看看他那心上之物。有幾次還特意帶上塊軟布，精心地把上面的浮塵擦去。然後把頭伸向前去，像個天真的孩子，對著亮漆中的人影傻笑。畢竟，了卻了一樁十幾年的心願，楊老漢心情那個舒暢就別提了，往後的日子也感到輕鬆多了。
誰知，苦命之人，在劫難逃。時光約莫過了二年。那是春上的一天，縣委秘書在公社李文書和大隊老支書的陪同下，破天荒地上了?，先找到隊長楊子明嘀咕了一陣，然後打發楊子明去把楊雲生老漢叫來。那時縣上的幹部和一個普通農民之間的距離就如同天上地下，根本是八桿子打不著的事。聽說政府（當地農民把縣稱為政府）的大幹部找自己，就像一介平民突然接到聖旨，楊老漢本能地有些不祥的預感，忐忑不安地隨楊子明一路往回跑。
“你就是楊雲生老漢？來！這邊坐，抽支煙。”縣委秘書面帶微笑，和藹可親，從衣袋裏掏出一盒紅牡丹香煙，發給在場的每人一支。當時那一盒牡丹煙相當於原上農民三天的工錢，能抽上這煙真是做夢也不敢想的事。要是平常他會感到受寵若驚，可不知怎的，此刻那種不祥的預感愈來愈強烈，以致於拿煙的手在不停地發抖，他說不清楚是一種聲音還是一股幻覺在耳旁響起：
“你看，有這麼個事想給你商量一下，前天縣委張書記的父親因病去世了，張書記和縣裏幾位主要領導都非常悲痛，打算為老人搞一個風光的葬禮。誰知壽材店裏一時沒有像樣的棺木，加工趕製又不能保證質量，尤其是上漆這道工序，那是需要時間的。有人向張書記反映?上的楊老漢在店裏存有一副上好的棺木，暫時不用，能否先借來一用，以後再照樣打制一副。張書記認為可行，特別囑咐我來向你老人家打個招呼，並讓我代他向你表示感謝。”說著縣委秘書走上前來拉了拉楊老漢的手，輕輕搖晃了一下，接著轉向公社文書，嚴肅地說：“至於重新打制壽材一事，全權交給公社李文書去辦理。李文書，你可以給我保證價格、式樣、質量和這副完全一樣嗎？”“請領導放心，保證做到。”李文書忙從嘴邊扯下半截香煙，畢恭畢敬地答道。
楊老漢木呆呆地站在那裏，不知道也記不得那些人什麼時候全走光了。突然，他仰天大叫一聲，蹲在地上失聲痛哭起來……不知過了多久，也不知從哪來的一股力氣，使他竄了起來，發瘋似地向?下跑去。
“唉，別提了！昨天晚上張書記就派人來抬走了，我……我攔也攔不下。”棺材鋪老闆長噓短歎，一臉無奈地說。店的一角已是空蕩蕩的，只有那兩條板凳還立在那裏。楊老漢一屁股坐在板凳上，雙手捂住臉，又嗚嗚地哭了起來……
興許是急火攻心，老漢大病了一場，傷了元氣。沒等痊癒，他就一次次下山，去公社找李文書。李文書推三拖四，今天講縣委秘書去專區開會，明天又說會計不在。一來二去，眼看大半年過去了，錢始終沒有到位。棺材鋪老闆有心幫忙又不敢冒然進料，畢竟那不是個小數目啊。那年冬天，一場大雪過後，天寒地凍，楊老漢不聽村裏人勸阻，堅持下山去公社。結果路滑失腳，一下子滾了坡。身上多處骨折不說，還在雪地裏凍了大半天才被人發現。等送進縣醫院時，人已經快不行了。幾天以後，沒留下一句話，楊老漢睜著雙眼離開了人世，那年他虛歲才六十二。
“後來呢？”我悲憤地問。
“後來我找到大隊老支書商量給楊雲生辦後事，這時公社李文書聽到信兒，立刻派人送來了六百塊錢。”楊子明無奈地搖了搖頭，“有什麼用呢？扣除醫療費、發喪費，所剩無幾。最後，還是棺材鋪老闆看在多年老交情的份上，也是看著楊雲生太可憐，沒有算工錢，連夜給打了一副薄板棺材，總算是送他上了路。”
楊子明講完，默默地帶我向窯背後面走去，在一個長滿荒草的墳丘前站定。我回想起三十一年前，楊老漢送我下山的情景，我的旅行袋掛在他脖子上，在他胸前晃動，背後面是一大捆木柴，雖然沉重，可楊老漢依然步履堅實，我知道是〞希望〞在清苦的日子裏，支撐著他一步步走下去。可就這麼一個小小的希望，還是被無情地擊碎了。
我從兜裏掏出澳洲帶來的 Winfield 香煙，點燃三根，插在墓前，望著嫋嫋升起的青煙，再次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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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個蒼涼的名詞
前不久，本地報紙上一則報導，在澳洲的一個知青組織的聯誼會上，在載歌載舞，歡樂的氣氛中，有人即興發言，聲稱知青在中國曾是一個響亮的名稱。言外之意，這是一個 Positive 的名詞。聽此議論，不禁搖頭。作為一名曾經是百萬上山下鄉洪流中的一員，在陝北窯洞蝸居三年半的我，實在不敢苟同。
三十多年過去了，無論何時何地，只要見到知青兩個字，便會立刻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說起來，那貧瘠的黃土高原，那繁重的體力勞動，那缺油少鹽的艱苦生活，並沒有使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在它面前退縮半步。然而，消息閉塞，資訊短缺的荒原村落，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恍如與世隔絕的單調生活，日復一日，使人感到乏味與窒息。午夜夢迥，對前途命運的憂慮，常常使才二十出頭的我輾轉難眠。在內心深處，不甘心一輩子做為一個簡單的勞動力而苟活於世。面對現實，卻又無能為力。矛盾與失落的感覺，不禁油然而生。那時，在寂靜的夜晚，我常常獨自一人，徘徊在窯洞頂上。眼望群星皎月，發出陣陣輕歎。
說來也怪了， 我清楚地記得在那些年月裏，對知識的渴求，對課堂的嚮往竟是前所未有地強烈。以致把所有能找到的書，無論類別，幾乎全部一字不落地讀上一遍， 連十萬個為什麼、安徒生童話還你爭我奪，順序排隊呢。更不要說文革初期被列為毒草的那一類書了。象紅樓夢、儒林外史、七俠五義、唐詩宋詞、悲慘世界、茶花女等甚至被翻來複去地看上幾遍，還不肯輕易放手。那年頭兒， 一本好書在方圓幾十裏的地方傳來傳去是常事。我至今記得， 曾經花過一天功夫，一壺涼水，幾塊乾饃，跑了六十裏山路，就為了喬萬尼奧裏寫的那本斯巴達克思。當我捧著它往回走的時候，疲乏和饑餓被壓抑不住的興奮驅趕得無影無蹤。說來可憐，無論什麼時代，文化的禁忌和封鎖對處在求知年齡的年輕人來說都是一種可怕的精神折磨。在農村最大的好處是不用耽心，只要你搞得到，看什麼也不會有人來禁止。所以三年多的時間，我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也算是一生之中難得的機會。
每當回想起這些往事，內心沒有一絲自豪與驕傲的感覺，卻總是時不時咀嚼出一些無奈的苦澀與哀傷。它使我想起這不幸的一代人，在那荒誕的歲月所經歷的苦難與困惑。滿腔的熱血與激情，美好的青春與年華，無端葬送在一場人為製造的權力鬥爭的旋渦之中。逝去的十年光陰，那是我們這一代人一生最美好的時光，那本應是努力，是奮進，是求知，是為遠大理想抱負奠定堅實基礎的十年。怎知卻白白虛耗在心態扭曲的狂熱之中。誰人能不為之惋惜呢？
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當年這是響徹全國的偉大號召，人們堅信不移，沿著偉大領袖指引的道路，奮勇前進。 .
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句多麼滑稽的口號。當政治對手被徹底擊垮，大權在握的領袖回過頭來，才發覺這場革命使工農業生產幾近癱瘓，國庫日漸空虛，國計民生危在旦夕。如何解決這批以食為天的百姓，著實令人煞費苦心。然而領袖畢竟非常人能比，英明決策 ， 一言九鼎。全國的大中小城市實行空城計，黨政機關、大學教職員工下放五七幹校開荒種田。但憑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的呼聲開始從京城頻頻傳出。至於曾經廢寢忘食，不遺餘力，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波助瀾的幾百萬大中學生統統發配邊疆，自食其力，屯墾戌邊。據說這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向偉大領袖進獻的良計妙策。既減輕了城市的經濟負擔與壓力，又杜絕了這批無書可讀，無所事事， 四處遊蕩的年輕人給城市社會治安可能帶來的無窮隱患。正所謂：飛烏盡，良弓藏。
去吧！中國農村再貧窮，廣闊天地也可以消化掉這些城市過剩人口。至少可以暫時緩解一下因為全國鬧革命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再者，到了閉塞的農村邊疆，任你再怎麼折騰，也與大局無關痛癢了。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知青這個名詞就是從那時起，開始家喻戶曉了。
那年頭兒， 誰家有知青，誰家發愁。十幾歲在城市長大的孩子 , 面向黃土背朝天，一年幹到頭，還要伸手向家裏要飯錢要路費。即使父母兄弟姐妹不說什麼， 可十幾二十歲的大小伙子也總覺顏面無光。人窮志短，又有什麼辦法呢？那時逢年過節，乘火車回城不買票，又理直氣壯的大多是這群知青。實不相瞞，我也有過從西安登上火車，直達北京一分錢也不掏的經歷。即使這樣，在晃晃當當的車廂裏，還是不停地搖頭輕嘆：這樣的日子到哪裡算一站呢 ?
應該感謝上天的眷顧，我於一九七二年第一個接到回北京的調令，在周圍幾個小隊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記得臨行前夜，三年多來，朝夕相處的夥伴們在窯洞裏擺宴，為我餞行。在昏暗晃忽的煤油燈下，人人酒碗高舉，個個相顧無言。那夜，我們睡的大通炕上，長籲短歎之聲，此起彼伏，令我至今難忘。
前不久，我在圖書館借到一本名為“蒼涼青春”的書。講述的是至今遺留在陝北高原，為數不多的北京知青的現狀。此時此地讀此書，令人感慨萬分。作者滿懷同情，三赴陝北，跟蹤採訪了幾位年逾不惑的“知青”。幾十年過去了，這些早已“融入當地主流社會 ” 的北京人，都曾有過在艱難困苦裏掙扎，與習慣勢力頑強抗爭的經歷。失敗、痛苦與絕望使一些人過早地麻木了。沒有奢望，沒有追求，聽天由命，安於現狀。或許也算一種最好的解脫。然而，年輕時代的激情早巳不再。京城的繁華，大都市的文明，也早已象逝去的青春理想一樣，成為遙遠遙遠的夢幻。尤其令人唏噓的是，他們所寄望的下一代，由於條件所限，無論在生活和教育等方面都與城裏孩子有很大的差距。相比我們那些在澳洲優越環境裏長大的子女，更是天壤之別。
我合上書的時候，思緒萬千：不可否認，人的一生，命運和機遇不會絕對平等。每個時代都有幸運和不幸的一族。在澳洲的老知青們可以攜兒帶女，請來領事館的官員共同歡慶，載歌載舞地“憶甜思苦 ”( 袁煒語錄。見新時代報第 67 期 ) 。你能想像，如果那些夫妻雙雙下崗的回城老知青們和這幾位歷盡幾十年風霜，至今生活在陝北高原窯洞裏的朋友相聚。他們會有邀請當地領導的雅興嗎？ 相信也不會有高歌漫舞的心境。知青在他們遙遠的記憶裏，恐怕只是一個蒼涼的名詞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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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詩的由來
前不久，清理書籍時，在一本舊書中偶然發現一張發黃的紙片，上面有一首無題詩，是五言絕句，用自來水筆草書而成，詩曰：秋深風夜寒，霜菊半凋殘；歧路一壺酒，無語道平安。落款是西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北京。望著那年代久遠的墨蹟，我的思緒回到了那動盪的歲月……
一九六七年，那場由毛譯東親手點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烈火，已經在神州大地兇猛地燃燒了一年多了。當時的口號是：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一年多來，書燒了，廟毀了，碑砸了，墓掘了，該破的不該破的，全都破了，除了漫天響的政治口號，卻不見有什麼新東西樹立起來。文人墨客走資派，該打倒的不該打倒的，全都打倒了，其中不乏社會棟樑與開國元勳，不少人己經含冤離世，除了政治舞臺上那幾位春風得意的小丑，也無新的治國精英出現。從打一月起，各省的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那年頭兒，除了“革命”，誰還顧及到什麼國計民生。
工廠停工，學校關閉，機構癱瘓，人們熱衷於“與人奮鬥”，陶醉在“其樂無窮”之中。一句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的空洞口號，竟會使兩派人馬展開你死我活的爭鬥，由拳頭棍棒發展到真槍實彈，最後竟連坦克大炮也出動了，全國處在一片“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混亂之中。
那時，我正值青春年少，貪玩好動又血氣方剛。那年夏天，趁全國大串聯之機，先遊廬山，隨後來到了王勃筆下的南昌故郡。在一夥同學的慫恿下，也是貪圖刺激和好玩，“滿懷激情”而且義無反顧地加入了武鬥的行列，在《鐵道風雷報》任戰地記者，挎著照相機，別著盒子槍，駕著吉普車，也風光一時。隨著戰事的發展，經常需要出入兩派的前沿陣地。短短的幾周，我拍下了近百具戰死的烈士，他們中大多是同我一樣的年輕人。
八月二十四日（那是令我終身難忘的日子），在一次激烈的戰鬥中，兩名同窗好友慘死在槍彈之下。事隔不久，我本人也遭遇了兩次死裏逃生的恐怖經歷。面對這一切，我開始動搖了：一個朝氣蓬勃的生命，真的就這樣完結了？昨天還在談笑風聲的好友，今天已經成為一具冰冷的屍體，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帶著困惑和不解，也帶著幾分對死亡的恐懼，我丟下槍，倉皇逃回了北京。
當時，京城的鬥爭也在升級，各路人馬也在拼命搏殺。清華戒嚴，北大壁壘，武鬥時有發生，也不斷有人死去的消息傳來。那年月，別說下層，就連中央內部也是七上八下。“二月逆流”使包括幾位副總理在內的一大批?層被打倒，打那以後還是沒完沒了，今天揪出一隻“黑手”，明天挖出一個‘陰謀家'，報刊電臺大肆鼓吹，繼續為這場“革命”推波助瀾。雖說整個局勢撲朔迷離，可政治鬥爭的反覆無常和它的殘酷性已經開始令人談虎色變，尤其是臺上的那些人，恐怕誰也難料明日的下場如何。
九月初，回到闊別一年多的學校，圓明園的風景依舊，我卻感慨萬分。以往這是開學的日子，昔日處處朝氣蓬勃，朗朗讀書聲的校園，如今已是空蕩蕩，冷清清。偶爾遇到一兩位相識的老師或同學，雙方也只是小心翼翼地打個招乎，最多道一句“天涼好個秋”。殘酷的現實在時時提醒著人們，假話大話空話任你說，調越高越好。至於心裏話，誰都知道還是藏在心裏為妙，或是話到嘴邊留半句。因為隨便一句真話就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北京的一位年青工人遇羅克就是因為一篇《出身論》的文章，被抓起來殺了頭。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那天我木呆呆地站在校園裏，第一次感受到失學帶來的精神上的失落。我知道很多人像我一樣開始厭倦了這場無休止的“革命”，又不敢公然表達對它的不滿，只能憋在心裏。正值青春年華，精力充沛卻無書可讀，又無所是事，不到二十歲的我第一次品嚐到人生的滋味。
秋風起的時候，傳來了去內蒙古軍墾兵團?隊的消息。看來復課是沒指望了，中央開始處理這一大批失學的散兵遊勇了。
一天，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楊君來向我告別，他要走了。理由是家裏經濟困難，老大不小的他要自食其力，出去討口飯吃。誰都知道，在他家眾多兄弟姐妹中，他最愛讀書，成績也最好，工資微薄的父親曾經當眾發誓，就是砸鍋賣鐵也要供他念完大學，可如今他沒有理由在家裏吃閒飯了。儘管他一再向我描述那遼闊的草原，騎著駿馬自由自在地馳騁，儘管他說要把所有的書帶走，繼讀鑽研他喜愛的微積分，我還是低頭不語。見我這樣，他也沒有話了。
走！我給你餞行。沉默了好一陣，我才開口。隨後，我倆蹬上自行車，直奔城裏而去。一路上，秋風蕭瑟，滿目蕭然，大有易水相別的味道。
新街口內，小飯館裏，一瓶紅酒，二人對酌，老友將別，相顧無言。來，為明天乾杯！楊君打破了僵局。明天？說心裏話，我們都不清楚明天是個什麼樣兒？然而，我們人生的道路卻要從明天開始。我倆望著窗外驟起的寒風，聽著淒厲的呼嘯，再次舉杯……我突然想岑參的詩句：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回到家裏，弄不清是酒精在作祟，還是感極而至，總之拿起鋼筆，草書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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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六四》
“丁老師什麼時候考三角呀？”聽到這莫名其妙的問話，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緩慢地轉過身來，瞇起眼睛，仔細地打量我，好一陣才將信將疑地微笑著說：“你是高二六班的田 …… ”那是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我參加中學四十周年校慶時與當年教我三角的丁老師相逢，二十年過去了，在眾多的學生裏丁老師居然還能記得我，也真難為她了。
記得當年丁老師四十多歲，個頭不高，白淨的圓臉上有幾點不太明顯的雀斑，短頭髮，一雙和靄的大眼睛見人總是帶著微笑，在眾多女老師中她的語音最親切最動人，就這樣頑皮的學生還是給她取了個外號：丁三角。“同學們，三角課到今天就全部結束了，明天是結業考試，預祝同學們取得良好成績，下課。”“鈴……”老師的話音剛落，下課鈴聲響起。丁老師向來掌握時間精確，從不拖堂，故贏得同學們的一致好評，極少有人在她的課上發難。
當年，三角課是我的強項，大小考試從來都是滿分。由於是結業，不想壞了“一世英名”，故晚飯後磨蹭了一會兒，還是回到了教室，準備再復習一遍。奇怪！通常臨大考前的晚自習由於有老師輔導，教室裏幾乎座無虛席。今天卻不然，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未到。丁老師背著手在座位行間踱著，時而彎下腰與同學輕聲交談。
我剛坐下，同桌的哥們兒陳君急忙湊過來，用手附在我耳邊，悄聲說：“據說北大哲學系出了反黨大字報，昨天辯論了一夜，今天還在繼續，都停課了，清華也去了不少人，咱們班上也有不少人飯後就去了，怎麼樣，去不去？等你半天了。”
現在想來，陳君是第一個把“文化大革命”資訊傳達給我的人，那天是西元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二十年以後，他在坎培拉國立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去了美國，在悉尼機場我們還有過一次巧遇，那是後話。
“走！”我輕輕地一擺手，把剛拿出來的書又放回了書桌，一前一後我倆悄悄地離開了教室。
提起我們的中學，當時在北京也算數一數二的名校。東面是赫赫有名的清華，南面是京師第一學堂北京大學，西有風景幽美的頤和園，校園就座落在被八國聯軍焚燒過的圓明園內。
那裏的景色依然秀麗，寂靜的園林中傳出了朗朗的讀書聲，也是聲聲入耳。在當時這不是一所普通的中學，校歌由文豪郭沫若作詞，著名作曲家李煥之譜曲，總理周恩來親自參加校園奠基典禮。這是中央和地方高級幹部為他們子女創建的一所特殊學校。也許這些高官們自身讀書不多，所以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方便地進入清華、北大這類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
看來“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在中國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是不分階級的。據說這樣的學校在當時太特殊了，或許是為掩人耳目，或許是為了標榜人人平等，故從五十年代末開始擇優錄取有限的一些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我和陳君便屬於後者。有關這所學校，“中共太子黨”一書中曾有較詳盡的描述，在此不多費筆墨。
那天晚上，北大校園燈火輝煌。白花花的大字報貼滿了教學樓，食堂和附近一些建築的牆壁。數不清的人們在圍觀，在議論，來來往往，川流不息，熱熱鬧鬧如同趕集一樣。
似乎有人在招呼，人流開始向一個方向湧去。我倆“隨波逐流”夾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裏來到了哲學系樓前。在那裏一面牆被人們裏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著，遠遠看去有三張大字報並排貼在一起，有人在高聲朗讀，激動的差了聲。後來才知道這就是震驚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它的作者曾憑它成為當時名震全國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坐上了北京市革委會的第一把交椅，後來也是因為它成了共和國的階下囚。“文化革命”這個荒謬的舞臺上演了數也數不清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最後竟是一場給幾代人帶來巨大災難的悲劇。
那夜在狂熱的氣氛中我倆也莫名其妙地激動起來了，如果不是顧忌到第二天的考試，也許也會徹夜不歸了。
第二天是六月四日，一早學校貼出了暫時停課三天的通知。
中午在食堂見到丁老師，我還問有關考試的事，我至今清晰地記得丁老師依舊微笑著輕聲講：“等下星期學校通知。”
誰料到這一等就是十二年，這期間幾乎大半個中國都留下了我的足跡，幾乎遊遍了全國的名山大川，參加過江西省真刀真槍激烈的武鬥，在那裏有兩名同窗好友被槍彈奪去了生命。後來插隊到了陝北荒原，在艱難困苦中煎熬了三年半。再後來幾經周折回到北京，待過業，做過代課教師、電工、汽車司機，快三十歲上才回到了課堂。
記得在進入大學的第一天第一堂課上，系裏的政治輔導員 ( 只有中國才有，也不知現在還有沒有 ) 振振有詞地說：“同學們！首先應該感謝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才使你們有機會重新進入大學”。當時我真想舉手發問：那麼又是誰，使我們這一大批人失去了上學的機會，而且是長達十二年之久呢？
想了又想，還是做罷，也許是害怕因此會再次失去上學的機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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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恐怖
前不久報上刊登一則消息，一架小型飛機在紐省中部墜機失事，機上的一對香港夫婦與機師竟奇跡般的逃出生天。慶倖之佘，我想死裏逃生的倖存者恐怕一生都會在內心留下恐懼的陰影。因為死亡的恐怖不僅在於死亡本身，很大程度是來自意識到死亡即將來臨的那一?那大腦裏清晰的思維。儘管這一時刻往往十分短暫，但絕對令人終身難忘。我本人就曾有過一次這樣的經歷。
那是在文革中的一九六七年夏天，我與一幫同窗好友從北京出發，沿著李太白的足跡上岱頂登盧山，繼而追尋“八一”起義遺跡來到了南昌。那時江西兩派武鬥已經升級到動用了真刀真槍，我們這些十幾歲不知死活的年輕人竟鬼使神差，扛起槍加入了武鬥的行列。多少年以後回想起來，始終弄不清當時是年少好勝貪玩喜刺激，還是真心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
那時我在南昌鐵路局主辦的“鐵道風雷報”當臨時記者，主要負責報導“戰況”和拍些有關死傷者的照片，據說是向中央彙報，通過什麼管道不得而知。報社管吃管住，沒有工資，給我配備了一輛美式軍用小吉普 ( 那時汽車很多，會開的人少，我雖沒有執照也成了司機 ) ，一把李向陽使用的盒子炮，還真有個裝槍的大木盒，可惜只有兩發子彈。再就是一架閃光燈，那年頭的燈光燈是笨重的一套，手握的是燈頭，身上背的是充電大膠木盒，足有二、三斤重，照相機則是我家裏的上海牌。每次外出，胸前掛著照相機，左肩背著閃光燈，右肩挎著盒子炮，開著敞蓬小吉普，十分神氣。自從有了汽車，低我一年級的“黃毛丫頭”高佳就成了我的“吉普女郎”。那年她十七歲，長得很漂亮，高高的個子，白嫩的皮膚，紅衛兵式的短髮微微有些泛黃，雖說高鼻子上架的那副圓圓的近視眼鏡多少給她那雙忽閃的大眼睛打了不少折扣，可她愛說愛笑，發育中的少女渾身充滿了青春的活力。有她坐在身邊，我還是暗自感到十分得意。高佳膽子很大，經常夜晚陪我外出，四處奔波，甚至登上漆黑的冷藏車箱，借助手電筒微弱的光線，竟敢用手在一具具屍體上翻查他們身上的姓名標牌供我拍照，她在一旁記錄。那時真怪了，黑暗的車箱裏冷溲溲，靜悄悄的只有我們兩個人和一群血肉模糊的屍體，卻絲毫不覺得可怕，仿佛死亡與我們毫不相干。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才深深地感到了它的恐怖 ……
我一生永遠忘不了那個夜晚，那個時刻 ……
那是個炎熱的夏夜，南昌鐵二中的兩個朋友小張和小季向我透露，城外靠近向塘有一個彈藥庫因“守軍”撤退，扔下大量彈藥無人看管，問我敢不敢去“採訪”。我知道他們的用意，當時槍支好找，彈藥難尋，尤其是那些雜七雜八的槍，有的根本就沒有子彈。我給高佳搞到一隻極漂亮的禮品小手槍，精緻的雕花象牙槍柄，銀光閃閃的電鍍槍身，配上壓花紋的嶄新皮套，簡直就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因為沒有子彈她只能做為擺設別在腰間。而我的盒子炮也只有兩發子彈，挎了十幾天也捨不得放一槍玩玩。聽他們一說，頓時來了精神，一擺手“走”，他倆立馬跳上了汽車。我甚至沒來得及叫上我的“吉普女郎”就出發了，當時也想把子彈弄回來後給她個驚喜。出城時，最後一道哨卡講今晚對方可能有大的行動，城外的許多人都撤回來了，告戒我們千萬小心，早去早回。當時我還滿不在乎地說沒事，車子開的飛快。
在接近向塘的時候，路面越來越窄，越來越顛波，只得放慢了速度。四野靜悄悄的，沒有行人也沒有車輛，土路兩邊都是稻田，天地一片黑暗，只有車燈打出兩條光柱，照亮前方不遠的地方，前面有一座小木橋。我再次降低了車速準備上橋。突然，橋兩邊的草叢中猛地站起兩條壯漢，赤裸的上身斜挎著長長的子彈帶，各自手中端著一挺機槍，對準我們大聲喝道：停車！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景象驚呆了，本能地一腳踩住了?車，整個心“格登”一下子沉了下來，就象掉進了無底的冰窯，徹底涼了。“壞了”心裏飛快地閃過這個念頭 ……
幾天以前我拍到一位“烈士”就是被對立派抓住當場綁在樹上槍殺的。隨著武鬥不斷地升級，死傷越來越多，殺紅了眼的人們幾乎喪失了理智和人性，對立派最忌恨外省人來參加武鬥，據說凡是抓到不會講本地方言又帶武器的人，格殺無論。我還記得高佳發現他的證件時驚呼：他是北工大的。“完了”腦子裏一片空白，然後就是曾經拍照過的一具具屍體，“死亡”兩個字帶著鋪天蓋地的恐怖不知從那裏竄了出來，那麼清晰，那麼深刻。我整個心被極度的恐懼緊緊地揪在一起，渾身癱軟，手腳不住地發抖，陣陣寒氣從脊背冒出，驟然一身冷汗 ……
車剛停下，兩旁稻田裏又跳出幾個人，排成扇形把車頭圍住，用我一點也聽不懂的江西土話低聲吆喝。沈默了一會兒，小季哆哆嗦嗦地說：“他 …… 他們叫熄火，把車燈關掉，繳槍。你看 …… ”不知怎麼回事，心裏難過極了，突然想到了遠在北京的媽媽，可這念頭只一閃就過去了。“拼！打死一個夠本。”說來也怪，當意識到死亡已是不可避免的時候，也不甘心就這樣白白死去，拼命的念頭反倒使人有些平靜了。我關閉了引擎和大燈，周圍一下子暗了下來，四野靜的出奇，世間的一切仿佛都凝滯住了。我開始用兩眼的餘光暗暗打量路兩旁漆黑的稻田，顫抖的手輕輕的向左肋下的槍摸去，我本想悄聲告訴他倆槍響就往稻田裏跳，誰知隨著對方又一聲低喊他倆己經把槍扔了出去，兩條黑影也同時竄到了車前，一左一右，兩條槍對準開車的我，死亡的恐懼再次強烈地襲上了心頭，我徹底絕望了，輕輕地閉上了眼睛 ……
“老田！開車，快開車！”不知過了多久，小張狂喜的喊叫把我的靈魂一下子從地獄裏喚醒，我木呆呆地望著眼前的一切，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他倆與這些壯漢在往車上搬彈藥葙。原來他們是自己人，是撤回城裏的最後一批人馬，彈藥庫已被對方重新佔領，並且設下了埋伏和地雷。我長長地噓了一口氣，一場面臨生死的虛驚，太可怕了！如果剛才動起手來 …… 如果沒有遇到他們直接開到彈藥庫 …… 看來有時死亡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可是死裏逃生的那種萬分慶倖和心有餘悸的強烈震撼，卻實在令人終身難忘。
那次事件過後不久，高佳和其他同學共二十余人乘解放牌卡車前往向塘，途中遭遇埋伏，死傷十多人，其中有兩位是我的同窗好友當埸被槍彈奪去了性命，那年整十八歲。高佳等人在稻田裏拼命爬了一整夜，見到她時，滿身泥漿，衣衫襤褸，小手槍也丟了，剩下空套還掛在腰間。她撲到我懷裏放聲大哭，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子擁抱，內心卻充滿了悲涼。不久我倆先後回到了北京，在那動盪的年月漸漸失去了聯繫。後未聽說她的父母，北京鋼鐵學院的著名教授，面對殘酷的批鬥，不堪淩辱，雙雙臥軌，含冤自盡了。
說起來死亡是恐怖的，可是在十年文革裏，從昔日的達官顯貴到販夫走卒，多少無辜的人們在極度絕望中，被迫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自我了斷，他們以死亡向那個時代發出了最強烈的抗議：苛政猛於虎。
※ 謹以此文紀念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南昌城外犧牲的賀英、潘仲誠兩位同學。
14/06/2000完稿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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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走了四十年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中國大陸曾經爆發了一場令整個世界為之震驚的運動，即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場人為挑起的動亂如同烈火，來勢兇猛，不僅焚毀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遺產，就連人類公認的準則、文明、道德、人性也統統被摧毀，被扭曲，難以統計有多少家庭支離破碎，多少生命被無端殘害。四十年過去了，這場運動如同惡夢一般，經歷過它的人，心中無不留下永久的顫慄與傷痕，至今難以磨滅。
提到文革，我就會想起含冤辭世的叔叔。至今，他走了整整四十年。
叔叔一九二八年出生在陝西省臨潼縣雨金鎮，在家裏三兄弟中他最小，排行老三。爺爺是當地的鎮長，出名的老好人。抗戰期間，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凡是路過鎮上的隊伍和人員他都會鼎力相助。爺爺親口對我講過，當年李先念（前國家主席）去延安騎的馬就是爺爺從家裏牽出來，親手交給他的。一九四四年，國民政府、蔣委員長髮出 “十萬青年十萬兵” 的號召，爺爺深明大義，把正在讀書，年僅十六歲的叔叔送上抗日的戰場。
也是命運捉弄人，血氣方剛的叔叔隨青年軍開赴雲南，還沒有和日本軍打過照面，戰爭結束了。日本投降後，國共和談破裂，劍拔弩張。一九四六年，叔叔所在的部隊被空運到東北，內戰開始了，那年他才十八歲。後來，叔叔對我父親講，那時不懂什麼政冶，也不知道為什麼日本鬼子完蛋了，中國人自己還要打仗，只知道做為軍人就是服從命令。可那場戰爭的殘酷令他今世難忘，眼前總浮現出漫山遍野，死人成堆，千村萬戶，一片廢墟的慘景。叔叔幾次從死人堆裏爬出來，滿身血跡，踉踉蹌蹌地去尋找打散的部隊。最後，他們的軍隊被圍困在長春城裏幾個月，正值冬季，饑寒交迫，死人無數。守城的鄭洞國將軍迫于無奈，宣佈起義，部隊隨之被改編，少尉軍銜的叔叔被分配到撫順煤礦當了一名礦警。
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叔叔滿腔熱血，又一次響應政府的號召，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糾糾，氣昂昂地遠赴朝鮮戰場。在空前慘烈的上甘嶺戰役中，叔叔做戰英勇，九死一生，榮立個人三等功，受到上級嘉獎。一九五三年，被部隊領導特別保送回國，到北京坦克兵學校學習深造。記得我父母還帶我專程去京郊長辛店部隊駐地看望叔叔，那時的叔叔一身戎裝，英姿颯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次是我懂事以來第一次見到叔叔。
誰知，才一年多，叔叔突然被通知提前退役，據說還是為了照顧他，才沒有回農村老家，分配在西安市電車公司當了一名機修工。離京前，叔叔私下裡對我父親講出真實原因，主要是國民黨軍隊那段歷史和富農身份的家庭出身，使他失去了被培養晉升的機會。好在叔叔這個人向來隨遇而安，並無過份計較，本本份份地幹起了機修。由於叔叔工作兢兢業業，不時受到領導表揚，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隨著時間的推移，叔叔成了家，嬸嬸是一位小學教師，堂弟在一九五八年出世，順應時代潮流，取名躍進。那時叔叔給我父親來信講，這輩子一家人平平安全，日子過得去，也就心滿意足了。
誰能料道，那場突如其來的文化革命，頃刻間破碎了多少家庭的小康之夢，更給多少家庭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一九六六年八月，我作為一名涉世未深的中學生，在京城一片“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喊殺聲中，蹬上了“革命串聯”的征途。一路經過包頭、蘭州到達西安。沿途五花八門的“革命暴力”己經使我領略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句毛澤東的名言。尤其是在開往蘭州的列車上，親眼目睹的那一幕慘劇，至今心悸不已。
我清楚地記得在火車上，身著軍裝，揮舞皮帶的紅衛兵，一幫一夥，挨個車廂，逐人質問：是什麼出身。遇到出身非紅五類（工、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以及被押解回鄉的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的旅客，輕則罵一聲、抽一皮帶；重則拉出來暴打，剃陰陽頭，掛上牌子，遊車廂示眾。說來也巧，我剛從位於車廂尾部的衛生間出來，迎面看到幾個兇神惡煞的紅衛兵押著一位血流面滿，衣衫撕爛的中年男人，那人也就三四十歲，胸前吊掛的紙牌用黑筆寫著“逃亡地主”四個扭曲的大字。他低著頭，一邊走，一邊不時地渾身猛烈地哆嗦著。原來，後面有幾條帶銅頭的寬皮帶，在叫?聲中不停地抽打在他頭上，身上。那時，列車正在?當?當地穿越黃河大鐵橋，只見那人在走過兩節車廂的連結處時，冷不防，縱身跳了下去。當時，這幫驚呆了的紅衛兵先是一愣，接著奮臂向橋下高呼：地主分子不投降，就讓他滅亡。難以想像，一條生命就這樣在眼前消逝了，而這群才十幾歲的孩子，在他們的心目中卻沒有一絲憐憫，只是充滿仇恨。這就是那個時代造就出來的“革命”青年，他們以瘋狂的行為推波助瀾，使這股迫害風潮迅速向全國漫延。
八月的西安，正是“紅色恐怖萬歲”的高潮時期，當地的紅衛兵組織《紅色恐怖戰鬥隊》借革命造反的名義，在城裡城外大肆打、砸、搶、抄、抓，千年古都被毀容，無辜百姓被打死打傷，不計其數。最駭人聽聞的是，街頭牆壁上竟出現用人的鮮血刷出大標語：紅色恐怖萬歲！除了窮凶極惡的暴徒，路人見此無不膽戰心驚。尤其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有這樣那樣“歷史問題”的人，隨時隨地，有可能禍從天降。
那時街上，一片肅殺，除了四處橫行的紅衛兵和他們組織的帶高音喇叭的車隊在喧囂，很少有路人行走。我不知深淺，一路摸摸撞撞來到電車公司。一進廠門，就覺得氣氛不對，沒有絲毫生產的跡象，到處是白花花的大字報和一些行色匆匆、左臂帶紅色袖章的人們。我小心翼翼地向一位看來面目和善的門房老大爺打聽叔叔，他上下打量我半天，聽出我是外地口音，這才低聲告訴我，運動開始，叔叔做為“歷史反革命”被批鬥了幾次，還好沒有趕上打人風潮，就被遺送回臨潼老家了。說罷，老人還好心地囑咐我趕快走，別再多打聽了。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悄悄地離去。
那年底，老家傳來了叔叔的噩耗，他懸樑自盡了。很久以後，堂弟來北京，才悄悄地告訴了我們叔叔去世的真相。原來，叔叔在電車公司工作勤力，又肯助人，上下人緣都不錯，運動開始只是被批鬥，確實沒有挨打。怎知回到家鄉卻遭了大罪。按說叔叔少小離家，與鄉親們無從結怨，可倒楣就倒在他身在西安。那時農村裏，許多貧下中農的子弟雖說在解放後翻身做了“主人”，可還在貧窮的農村，與黃土地為伍，過著時饑時飽的貧困生活。叔叔出身富農，又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卻能在大城市裏“享受”'，在他們看來，這本身就是大逆不道。這回趕上文革，叔叔被遣送回來，這幫眼紅已久的農村造反派可算有了洩憤的機會。打回鄉的那天起，叔叔就開始遭拳打腳踢，門牙被打掉了三顆，大會小會批鬥，各種酷刑折磨，非要他承認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是個死心塌地的國民黨反動分子。叔叔脾氣耿直，認死理，在暴打之後仍不改口，咬定自己加入國民黨軍隊是為了抗日，參加志願軍是保衛新中國，而且還有軍功在身。他還特別強調自己是從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役，是革命軍人，絕沒有任何反動言行。叔叔的強硬激怒了這夥喪失人性的暴徒。接連幾個月，他們無數次地把幾十斤重的磨盤用麻繩吊在叔叔的脖子上，令他低頭，叔叔每次都是咬緊牙關，堅挺著。終於有一天，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叔叔再也支撐不住，倒了下來，麻繩被沉重的磨盤拖緊，勒死了叔叔。這幫禽獸見人斷了氣，慌忙把磨盤摘下，將麻繩一端掛到房樑上，對外謊稱叔叔是畏罪自殺了。
文革以後，雖說叔叔也像那年代無數被迫害至死的人一樣，被草草地平反，可又有什麼用呢？人是不可以死而復生的。而那個時代的兇手卻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四十年過去了，那個時代逐漸被人們所淡忘。偶而聽到有人輕描淡寫地扯上一句，那是個扭曲的時代嘛！似乎這樣就可以無須有人對那個時代的種種暴行負責，可以不必再追訴造成這場曠世浩劫的起因和它的元兇了。然而，對喪失親人的千千萬萬戶家庭來說，這才是一種永遠的傷痛。
至今，我清楚地記得堂弟含著眼淚，悲憤地說，叔叔臨終前幾天，總是睜大眼睛，望著星空，喃喃自語：天哪！就算是我給國民黨幹了四年，可也是出生入死、勤勤懇懇地給共產黨幹了十八年呀！這會兒，怎麼就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呢？！叔叔含冤去世那年，他才三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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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二姨
清明，悉尼西南區的利物浦公墓幾乎成了花的海洋。在寧靜肅穆的氣氛中，處處飄散著浸人心脾的花香。為父親掃完墓，我不由信步賞起花來。
說起來，在澳洲這個多元文化的國度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習俗在墓地裏也涇謂分明地體現出來。亞洲人多信佛，焚香上供，擺放的鮮花大多是黃白青，以素色為主，平和低調。而歐裔墓臺上的花則是五色繽紛，絢麗多姿，就象他們生前的性格，熱情奔放，又略帶張揚。就花色、品種與氣氛來講，這裏的墓地更象一個幽靜的大花園。沿著芳草小徑，我一路觀賞，又不時地默默祈禱，願墓主們在九泉之下安息長眠。
在一座簡樸的墓臺上，有一大束馬蹄蓮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那樣的新鮮，翠綠的花莖，潔白的花朵，點點露珠，晶瑩剔透。我自幼喜歡馬蹄蓮。不知為什麼，這種花常常使我把它和聖潔、純真與亭亭玉立等辭彙聯繫起來，並由此引起無限的遐思。透過花叢，我開始不經意地端詳起墓碑來。
突然，那映入眼廉的照片令我心頭強烈地一震：是她，朴二姨？！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卻又不能不相信照片上的人物確確實實是她。儘管歲月早己在她的眼角嘴邊布滿了皺紋，可那??的鼻樑和下巴上的那顆黑黑的美人痣卻依然如故，不同的是往日那雙略帶憂鬱的大眼晴裏充滿了慈愛與安祥。我急切地細讀碑文：樸玉貞， 1926 年生於北京，卒於 1999 年……
世事難料，我感慨萬千：朴二姨，這些年來，我在到處找您！萬萬想不到今天卻在這裏……
說來話長，那還是在七十年代末，在北京聽大姨講，朴二姨隨侄子一家移民澳洲。澳洲在哪兒？是個什麼樣兒？那時的我全無概念，只知道離中國很遠很遠。“唉！孤單單的一個人，怪可憐的，不管怎麼說，總算是換了個活法兒。”我清楚地記得大姨邊說邊搖頭。後來，當我要來澳洲的時候，大姨一再囑咐我有機會一定要找一找朴二姨。她是個好心人，就是命苦。別忘了，她可是看著你長大的。大姨特別追加了一句。
大姨的這句話沒錯，我打懂事起就認識朴二姨。
記得五十年代初，大姨家住在北京市內西城區一個叫後牛角的胡同裏。大姨家孩子多，為了湊熱鬧，學齡前的我幾乎是在這裏長大的。那時我和一群同齡的孩子在胡同裏打鬧嘻戲，常常見到一位衣著豔麗的年輕女人，錦緞的蘭旗袍、銀狐大披肩，細絲襪，繡花鞋，懷抱一隻白色的卷毛小獅子狗，斜依在自家的大門框上，略帶憂傷的目光長久地凝視著胡同的盡頭。常常是一站幾個小時，一動不動，活象一尊美麗的雕像。只見她一頭披肩大波浪捲髮，在陽光裏油黑閃亮。柳葉眉又細又長，密密彎彎的捷毛下有雙忽閃忽閃的大眼晴，黑白分明。??的鼻樑，兩片鮮紅的薄唇，尤其是下巴上那顆突出的，黑黑的美人痣，在一張白淨的瓜子臉上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這是對門的朴二姨，來！叫聲二姨好”。每逢大姨領我回家或出門，見到她站在那裏，總是這樣說。朴二姨也總是收回目光，微笑地點點頭：多懂事的孩子，將來准有出息。有時她還從衣袋裏摸出一塊小人兒禾糖給我，或是蹲下來，讓我摸一摸她的寶貝獅子狗。那小傢伙渾身毛絨絨的，乖巧地眨眨眼，搖動著尾巴，用小舌頭輕輕地舔舔我的手，真是好玩極了。
在這條胡同裏，朴二姨是我們這群孩子的保護傘。無論那家打罵孩子她都會出面論理。遇到不講理的父母，她還常常把孩子帶回她家裏，管吃管住，直到孩子的父母上門求情，她才肯放孩子回去。
事隔多少年，我還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回，一個走街串巷吹糖人的小販從我手裏矇騙了錢，硬是不給，急得我大哭。朴二姨見狀，立刻沖過來，柳眉倒立，大喝一聲。小販見狀，自知理虧，乖乖把錢還給了我。隨後，朴二姨領我到她家，用一個大大的、光??的黃銅臉盆打水給我擦臉洗手，又拿酥糖給我吃。那是我第一次進她家的院子，是一座帶彩繪影壁，有兩道月亮門的大套院，朴二姨住在前院東房。滿屋子雕花紅木家俱，古色古香，看得我眼暈。在寬大柔軟的席夢思床上我顛上顛下地玩得不亦樂乎。兩邊床頭櫃上各有一隻精緻的景泰蘭花瓶，裏面各?著一大束潔白的馬蹄蓮，既賞心悅目，又顯得十分典雅。那蒼翠挺?的花莖，那象葉子，又象漏斗似的白色花?和中心那支細絨絨，黃嫩嫩的芯蕊令我十分好奇，我還特意把鼻子伸到花裏去嗅它的清香。從那時起，我便喜歡上了馬蹄蓮。
“二姑娘人長得漂亮，心地也善良，就是遇人不淑。”大姨總是這樣對媽媽講“那個戲子也太不是東西，沒少花二姑娘的錢不說，明明講好了回來娶她，卻是一去無蹤。有良心的話，你就是死是活也該捎個信兒來，別害得二姑娘沒日沒夜地苦苦等待。唉！說起來二姑娘也真是太癡情了”。那時我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長大以後才知道朴二姨與那個唱京戲的小生有過一段纏纏綿綿的戀情。
那時朴二姨每晚必定前去戲園子捧場，散場以後兩人同去宵夜，去跳舞，去遊玩，通常拂曉時分才坐洋車回家。因此中午前她是不會在街上露面的。為了那個唱戲的情人，朴二姨曾發誓終身不嫁，即使在後來生活無著落，最艱難的日子裏，她還是毅然謝絕了上門的求婚者，在淒風苦雨中，孑然一身，堅守著自己的諾言。
二十年代中，朴二姨出生在一個富有的商人家庭，父母親都是朝鮮人，長年生活在北京。母親生下她姐姐和她以後因病去世，父親續弦，繼母又生下一個兒子。北京解放前夕，往來香港與漢城經商的父親突然杳無音訊，繼母帶著三個已經成人的孩子留守家中，日夜等待丈夫歸來。後來，朴二姨同父異母的弟弟遠赴蘇聯留學，只剩下三個女人在北京相依為命。那時朴家家底頗豐，依靠典當過活，依舊衣食無憂。她大姐生來弱智，整日與繼母忙於家務，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年輕漂亮的朴二姨由於深陷在失戀的痛苦之中，終日依門，望穿雙眼，期盼著情人歸來，年復一年。
聽大姨講，朴二姨面似文弱，卻是個性格極其剛烈的女人，從來有淚不輕彈，只有一次例外。那是 1954 年，北京市下令禁止城市居民養狗，城區狗只必須按期處理。限期一到，政府派人，統一抓捕。我清楚地記得那時捕狗隊趕著大車，提著長長的套狗圈，挨門逐戶地掃蕩，見到狗只套住便走，在淒慘的掙扎與犬吠中，強拉硬扯地將狗投入大車上的鐵籠。鐵籠裏的喪家之犬，無論大小與品種，條條失魂落魄，眼神裏充滿了驚恐與哀傷。那時捕狗隊一來，整條街道，整條胡同大人叫，孩子哭，各類狗只的哀鳴響成一片。我們這群無知的孩子跟在大車後面看熱鬧，一邊走一邊起哄。
朴二姨的小獅子狗逃過了兩次厄運。每當風聲傳來，朴二姨趕快把大門緊閉，房門上鎖，用布把它的咀套住，將它深藏在屋裏。據說第三次是有人告密，捕狗隊進院後，徑直奔向朴二姨的臥室，一把從她懷裏把小狗奪下。朴二姨發瘋似地追到街上，淚流滿面，苦苦哀求，並發誓離開城裏，帶小狗去城外居住。然而，可憐的小獅子狗還是被扔進了大車上的鐵籠。以後的幾天裏，朴二姨不吃不喝，不言不語，臥床不起，大病了一場。後來大姨才知道這小獅子狗原來是那戲子在幾年前買給朴二姨的生日禮物。
以後再見到朴二姨，她的裝束依舊，還是斜倚著大門，只是神色暗然。只見她左手托右肘，右手食指與中指，兩隻鮮紅的指甲之間夾著一支香煙，不時輕輕吸上一口，隨即吐出一股股青煙，那往日略帶憂傷的目光裏又多了幾分茫然……
眼前的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俗話說坐吃山空，家底再厚也架不住只出不進。更何況三年內接連兩場喪事，繼母與姐姐相繼去世，花光了朴二姨最後的積蓄。到五八年大躍進之前，朴二姨把能賣的都賣光了。原來滿屋子家俱也只剩下僅有的一張席夢思床和一把舊椅子，連平日吃飯的八仙桌也不見了。朴二姨的裝束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藍布衫褲代替了往日的錦緞旗袍，一向穿精緻繡花鞋的腳踏上一雙舊黑布鞋。齊肩的短髮雖說還算整齊，可再也見不到精心護理過的痕跡，人也顯得有些憔悴。她整日忙進忙出，很少象從前那樣悠閒地倚門獨立了。唯一不變的是她那右手食指與中指間的那支香煙，無論何時見到朴二姨，它總是在著著，長的指甲雖說早己不再染色，卻被煙熏得焦黃。
那年，北京在大煉鋼鐵的熱潮中成立了街道居民委員會。一些屬於集體所有制的小型工廠也相繼成立，把社會閒散人員組織起來，提出的口號是為社會主義建議出力，為國家和人民做貢獻。其實從後來所實行的政策上看，加強對這些人員的管理與監督是主要的目的。生活拮据的朴二姨報名進入了裝訂廠。
那時的街道工廠大多是為大工廠打下手，從?簡單的加工業。朴二姨所在的裝訂廠實際上是西城區一個印刷廠的裝訂車間，只負責裝訂成冊一道工序。全廠二十多人，除了廠長和開車送貨的司機，其餘都是家庭婦女，三十出頭的朴二姨在這群老娘們兒中屬輕壯年。因此，搬箱倒櫃，裝車卸貨一類力氣活兒事事少不了她。
朴二姨也從不惜力，幹這幹那，乾脆麻利。除了本職工作，別人的忙也愛幫，無論是誰有求必應。時間不長，她在廠裏成了多面手，事事拿得起放得下，跑前跑後，整天忙得不亦樂乎。一天下來雖說也是筋疲力盡，可日子打發的也快，生活有了保障，總算是安穩多了。休假時朴二姨來大姨家串門，閒聊時也總是這樣講。年終，朴二姨以?票當選為廠裏的先進工作者。頒獎那天，她還“順便”到大姨家，把大紅獎狀展示給大姨看了又看。“沒想到過去的二小姐還真挺能幹”街坊鄰居無不發出由衷的讚歎。
誰知，第二年，朴二姨突然被解雇了，傳出的消息是行兇打人、生活作風問題，腐蝕領導。那年頭兒，這可算是一項不小的罪名，而且會讓人頂風臭十裏。打那以後，好長一段時間沒有朴二姨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她來向大姨借錢，在大姨關切的追問下，朴二姨才開了腔：“說我打人是沒錯，那濺貨該打。哼！說我生活作風問題，純粹胡說八道。”朴二姨憤憤地說“我身子清白，不信可以跟我去醫院檢查呀，為什麼他們不敢去！領導，什麼狗屁領導，整個一條惡棍”
原來，自打朴二姨參加工作，那位裝訂廠的廠長，一位五十來歲的有婦之夫便象蒼蠅－樣盯上了她。開始他不動聲色，只是藉故接近她，用色迷迷的眼神在她渾身上下不住地打量，有時說兩句毫不著邊際的表揚和鼓勵的話，隨後趁機拍一下她的肩和背。開始，出於禮貌和尊重，朴二姨只是沈默並無其他的表示。有時見他太過分了，也只有儘量躲閃。朴二姨的沈默和退讓令這位色膽包天的廠長錯誤地認為有機可趁。他假意為了表彰工作出色的朴二姨，從車間將她調到辦公室做統計工作，實際上為他接近朴二姨創造了更多的機會。終於有一天，他按捺不住了。
那天，他藉口發工資急需統計出勤資料，通知朴二姨晚上加班。飯後，朴二姨急急趕回廠裏，獨自一人伏在廠長辦公室的桌上全神灌住地加緊趕制報表。冷不防一隻手從她身後伸來，順著她的衣領向下摸去……朴二姨大吃一驚，本能地回頭一看，原來是廠長一副醜惡的笑臉，滿咀噴著酒氣，淫蕩地對她說，“玉貞，你今晚可真漂亮啊！”說著，另一隻手臂又順勢攬住了朴二姨的腰，把她往懷里拉。
朴二姨又急又氣，轉身站了起來，雙手拚命一推，把廠長推了個趔趄，他不由自主地向後倒退了好幾步，險些栽倒。惱羞成怒的廠長定了定神，再次張牙舞爪地撲了上來。只見朴二姨橫眉立目，雙手緊緊握住鋼筆，尖尖的筆尖沖外，象一把匕首面對撲上來廠長。“你想幹什麼？！”朴二姨一聲大喝“告訴你！我不是那種人，想佔我的便宜，瞎了你的狗眼！”沒想到平日溫順隨和的朴二姨突然象變了一個人。?那間，急色攻心的廠長驚呆了，揮舞的雙手僵在了半空，面對憤怒的朴二姨，一臉尷尬。好一陣，他才放下手，咀裏自言自語地罵了一句什麼，怏怏地走了出去。
眼見惡棍出了門，朴二姨握筆的雙手才慢慢地鬆開，這時才感到全身心都在不停地發抖，四肢無力，隨即癱坐在椅子上。 剛才所發生的一切象惡夢一樣在眼前一幕幕劃過，好一陣，她才清醒過來。回家，這是她的第一個念頭。朴二姨把桌上的文具、表格一骨腦兒塞進提包，推開了辦公室的門。
說來也巧，就在這時，廠工會小組長、街道積極分子張嬸從迎面走了過來，她一臉詫異地盯在朴二姨的身上。朴二姨下意識地低頭一看，這時才發覺衣衫敞開，鈕扣也不見了，趕緊用雙肘護住前胸，漲紅了臉，頭一低，匆匆離去。
打第二天起，她就開始發現廠裏的工人，尤其是那群愛說三道四的老娘們兒們一見她來就交頭接耳，切切私語，還不時地沖她指指點點。反觀那個惡棍廠長倒象一個蒙冤受害之人，在人前總是擺出一副無辜的可憐相。起初，朴二姨不管這些，照常做她的統計工作。可是沒幾天，副廠長就通知她把手頭兒的工作交出去，回車間照舊幹裝釘、裝卸。為混口飯吃，幹什麼不一樣？朴二姨二話不說，回到了車間。她象從前一樣，該幹什麼幹什麼。只是除了份內的工作，很少再去主動幫助別人了，她不願意讓那些講她閒話的人以為她是在討好她們。
又過了不久，廠裏的風言風語逐漸升級，繪聲繪色地傳出她在廠長辦公室裏如何敞開衣襟，如何以色相勾引廠長的誹聞。更有甚者，有人竟公然把她當初的戀情添油加醋地渲染，說那唱戲的小白臉每天清晨如何悄悄地從她的房間裏溜出來，還有人指天發誓說看見她曾去醫院墮胎等等。對於這些傳聞，開始朴二姨默不作聲，每日只是埋頭工作，一概不予理睬。
後來有一個欺人太甚的傢伙，為了討好廠長，竟當眾指著朴二姨的鼻子破口大?‘破鞋'。面對這個顛倒黑白的無恥之徒，沈默多時的朴二姨終於爆發了。只見朴二姨平靜地走到那人面前，輕聲地對她說了一句：造謠就該掌嘴。說著，冷不防揮起右手，左右開弓，著著實實地打了那傢伙兩個大嘴巴。然後猛地一轉身，沖著圍觀的人們厲聲喊道：別欺人太甚！說我破鞋，你們誰有本事跟我去醫院檢查，不敢去就給我閉咀。說罷，撇下驚愕的眾人，憤憤而去。
失去工作以後，朴二姨頓時生活沒有了著落，全靠從前的老街坊，東借一口，西挪一點維持渡日。大姨見她可憐，便引薦給我舅舅，那時我表弟剛剛出生，朴二姨便在我舅舅家當起了媬姆。朴二姨為人善良，做事麻利，除了帶表弟，做三餐，還把一個家裏裏外外收拾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我們這個家要離開了二姑娘真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呢？”那時舅媽逢人便這樣講。
表弟三歲那年，文化革命爆發了。京城裏的打砸搶由學校裏的紅衛兵發起，很快漫延到了社會上各個角落。當年被朴二姨搧過兩個嘴巴的傢夥仗著出身好，還會趕時髦，不知打哪兒找了件舊黃軍裝，戴上紅袖章，搖身一變成了街道造反派的小頭頭兒，整天帶領一幫小嘍囉打著破四舊的旗號抄東家、砸西家，鬧得附近幾條胡同雞飛狗跳。據說，他們還活活打死了一個女人，罪名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其實那只是國民黨一個團長的姨太太，一個遭遺棄的可憐女人，無辜地替那不義的丈夫做了冤鬼。
不知是誰多嘴還是這傢夥想起了當年那兩個嘴巴，她帶人東尋西找，終於闖進了舅舅的家，搶下嚇得哇哇哭的表弟，連拉帶扯地把朴二姨押走了。
後來聽大姨講，這夥傢夥對朴二姨先是一頓毒打，門牙也被打掉了兩顆。然後，剃陰陽頭，掛牌遊街，牌子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大字寫著：資產階級寄生蟲，破鞋。更卑鄙的是這喪盡天良的傢夥還串通街道醫院的造反派，硬是把朴二姨押去，強行進行“婦科檢查”。很難想像，同樣身為一個女人，她居然會幹下如此傷天害理的暴行。事後，這無恥的傢夥還得意洋洋地挑釁“怎麼樣，現在你還敢講你清白，不是破鞋？”
天哪！這是什麼世道？朴二姨悲憤地咬緊牙關、閉上雙眼，一言不發。這還不算完，沒幾天，朴二姨家的大院整個被佔據了，據說那傢夥早就垂涎這所大房子，趁此機會鼓動其他兩戶人家一塊兒強行搬了進去。朴二姨被掃地出門，鋪蓋捲兒被扔在自家大門門洞兒的犄角兒，無人過問。後來，聽說朴二姨神經失常了，整日蓬頭垢面，夾著破鋪蓋捲兒四處遊蕩。再後來，大姨家搬離了這條胡同，我也再沒有聽到過有關朴二姨的消息了。
文革後期，大姨聽一位老街坊講朴二姨的侄子從蘇聯回國，幾經努力，終於尋找到四處漂泊的姑姑，送她到精神病院治療。再住後，朴二姨的侄子與著中俄混血的妻子移民澳洲。不久，他又專程返回中國，賣掉了後牛角胡同的那座大院，接走了唯一的姑姑。
如今，朴二姨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人世間的疾苦磨難，愛恨情仇，都已成為如煙的往事。她靜靜地長眠在遙遠的南太平洋，值得欣慰的是身後還有人在懷念著她。面對墓碑上的照片和墓臺上那一大束潔白的馬蹄蓮，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安息吧，朴二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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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的遺憾
幾天前，在澳洲 ABC 電臺的古典音樂節目中有一組以世界著名河流為主題的專題音樂欣賞。在優美的《藍色的多瑙河》圓舞曲之後，忽然，氣勢磅?的管弦樂響起，隨後傳來一陣極為熟悉的鋼琴樂曲，鏗鏘有力，婉轉流暢，動人心弦。啊！這是中國的鋼琴協奏曲《黃河》 , 不禁令我感到一陣驚喜，立馬全神貫注，側耳傾聽。
樂曲由深沉的《黃河船夫曲》拉開了序幕，莊嚴而神聖的《黃河頌》，如泣而悲壯的《黃河憤》，通過鋼琴的鍵盤，仿佛在述說著一個民族的興衰。鋼琴時而低沉，時而高昂，時而平緩，時而激蕩，以強烈的音階起伏，演繹著黃河的險灘與激流，民族的苦難與覺醒。最終，鋼琴發出黃河巨浪般的?喊，雄壯地彈奏出中華民族的最強音 --- 《保衛黃河》。樂曲在激昂慷慨，洶湧澎湃的高潮中圓滿結束，餘音嫋嫋，給人留下心靈的震撼和久久的回味。
不知怎的，這首曾經聽過不下數十遍的協奏曲，此時此刻，除了令我感到萬分親切之外，還有一點點自豪，那就是中國的鋼琴曲終於在西方把持多年的古典樂壇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並且得到國際音樂界的讚譽。在此之前，儘管中國不乏音樂天才，在國際聲樂，提琴與鋼琴等大賽中頻頻獲獎，可說到音樂作品，除了一部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之外，再沒有更多有影響力的東西展現在國際樂壇。眾所周知，鋼琴是樂器之王，這部鋼琴協奏曲《黃河 > 第一次為中國敲開了世界古典音樂殿堂的大門。它的問世，可以說是中國人的驕傲。
然而，當澳洲電臺在介紹這首樂曲時，我卻從中咀嚼出一絲淡淡的苦澀。電臺介紹說，這部鋼琴協奏曲是根據中國作曲家冼星海 1940 年創作的合唱曲改編，由中國中央交響樂團擔任協奏，鋼琴獨奏殷承宗 。介紹中沒有提到指揮與作品的改編作曲者，我知道這不是澳洲電臺的失誤，而是那個時代遺留給世人至今沒有揭示的謎團。
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鋼琴協奏曲《黃河》產生于極左思潮氾濫的文革中期 。那時，除了偉大領袖和“旗手”江青之外，不准擅自突出其他個人。加上作曲家儲望華先生受其父親，全國知名“大右派“儲安平先生的牽連 ，當然不可署名，故這部作品被冠以“集體創作”，延續至今。直到儲望華先生定居澳洲以後，有媒體採訪，並有一篇以《黃河的憂傷》為標題的報告文學問世，才講述了那段不尋常的歷史 。幾年前，這篇文字曾獲香港報告文學一等獎。
至於這位鋼琴家演奏家殷某人倒是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小插曲，值得一提。當年，由於演奏《黃河》，使殷某人紅極一時，成為全中國家喻戶曉式的人物。那時舞臺上的他一臉肅穆，留寸頭 ，一身象徵革命的綠軍裝。演奏時，他滿懷“革命“激情，卻又能有分寸地控制著他的情感，再陶醉也不敢象在五十年代獲國際大獎那樣，旁若無人地前仰後合，搖頭擺腦，一副大藝術家的姿態。通常在與江青共同露面的許多場合，他的神態與舉止總是一副虔誠的學生模樣。
許多年以後，他移居美國，談及文革，也象餘秋雨一樣，不思懺悔，聲稱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時不時還真擺出一副受害者的樣子，以博取別人的同情。至於他是否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迫害，別人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自己應該心知肚明，捫心自問：為什麼當年不辭勞苦，一次次親自跑到北京西郊的一所理工大學， 所為何者？
俗話說，無利不起早。原來哪里有一位教無線電學的教授，其夫人是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的教授，當今著名的鋼琴家周廣仁女士曾經拜師在她的門下。他們夫妻五十年代回國時，從美國帶回一台世界名牌鋼琴 --- 斯坦威小三角琴，據說當時國內僅有三台，兩台分別在上海和天津的音樂學院，只有這一台歸私人所擁有。那時，這台琴正在靜靜地擺放在一間不大的琴房裏，它的主人在六十年代初，不幸患病，留下中年的伴侶和四個未成年的子女，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痛失愛妻的丈夫常常獨坐琴房，睹物思人，面對印滿愛妻指紋的每一個琴鍵，他許下了終生不娶的誓言。那一年，這位劍橋畢業的學者還不到五十歲。
文革爆發了，知識份子被作為臭老九踢進了牛棚。就在這時，因演奏《黃河》而風生水起的殷某人接二連三地找上了門。據說有一次還手持中央文革的介紹信，企圖通過當時大學的革命委員會向這位教授“借”琴。當時，身陷囫圇的教授卻沒有遺失做人的尊嚴，不卑不亢：強行抬走，我無力阻攔。如此方式來借，這是愛妻的遺物，我不能同意。是趁人之危，還是狐假虎威？在此，本文作者不便下結論。文革以後，這位令人欽佩的長者親口對我講，如果不是以勢壓人，如果不是口氣大得驚人，儘管難以割捨，我也不會太為難他，畢竟他也是一位出色的鋼琴家演奏家。
後來，這位當年滿懷報國之志，攜眷歸國的學者，歷經了風風雨雨的政治運動，子女四散，孓然一身，孤獨地在北京生活了數年之後，耄耋之年，帶著無限的遺憾，返回美國與子女團聚。僅過了一年多，他便長眠客鄉了。
說到《黃河》，不能不提到它的最初演出陣容。當年江青搞了八個樣板戲，搞來搞去還是沒有跳出 ” 土“的圈子。要想在來訪的外國首腦面前出一出風頭，就必須在“洋”字上下點功夫。於是，交響樂“海港”，“智取威虎山”等不倫不類的東西陸續出臺，結果還是不盡人意。最後，終於發掘了《黃河》這塊瑰寶。當即下令調集中央樂團最強演出陣容為鋼琴協奏，據說有些器樂演奏家還是被從“牛棚“裏匆匆提出，倉惶上臺。當時的指揮，第一小提琴以及各種器樂的首席演奏者均是國內數一數二的頂尖級音樂家。
文革以後，他們中大部分人以種種方式，離開了《黃河》的發源地，定居海外。有一年，在紐約華人慶祝中國新年的晚會上，舞臺上交響樂隊的陣容，競幾乎是中央樂團的原班人馬。有人戲稱，這要比目前國內的中央樂團演出陣容還要強大，如果再加上這位當年紅得發紫的鋼琴演奏家殷某人，這部鋼琴協奏曲《黃河》真可以原汁原味地在他鄉上演了。
如今，滾滾的黃河不僅流向大海，而且永久地流到了大洋彼岸。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不能不說是《黃河》的遺憾。
另一點值得指出的是，在這部傑出的作品中，或許是受到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或許是迫于“旗手”的淫威，出於無奈，樂曲的主要改編者儲望華先生多少偏離了冼星海先生原作的精神，在樂曲結尾的高潮中，生硬地加入了一些美化權威領袖的音符，使得這部傳世之作留下了一點永久的瑕疵，尤其令人感到遺憾。
（ 2006 年 12 月 30 日於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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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改變的民族心態
當世界盃花落誰家，尚未揭曉之前，中國隊早已偃旗息鼓，灰頭土臉，打道回府。他們將面臨的是傳媒鋪天蓋地的責難和江東父老希望破滅的抱怨。
體能不濟，技不如人，自然無話可講。可在剛剛拿到漢城入場券時，甚至在出征前不久還在頭腦發漲，牛哄哄地向外界勾畫美妙的海市蜃樓：勝一場，和一場，以小組第二進入十六強。直到臨行前雖說開始降溫，但也還編織至少得一分，進一球的美夢。其實這也不能全怪足球隊，當時國內的輿論一邊倒地沉醉在首次沖出亞洲的狂喜之中。很少有人冷靜地指出，這個機會不是是米盧的神奇，也不是中國隊技藝的提高，說穿了，不過是主辦國日本與韓國在週邊賽中不排名次，中國隊撿了個便宜而已。從幾支亞洲球隊在漢城的表演，可以得出清淅的結論：中國隊離直正沖出亞洲還有相當的距離。碰巧中個六合彩的末等獎，就忘乎所以，舉國歡騰，實在令人費解。
中華民族一向以勤勞樸實，謙虛謹慎，著稱於世。可是這個民族也有一個缺憾，就是怕煽。而且一煽起來就收不住，什麼話都敢說，什麼事都敢做，什麼牛都敢吹。畝產三十萬斤小麥，稀奇不稀奇？有照片為證。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你敢不信？天安門上一揮手，億萬人民玩命鬥，而且一鬥十年，樂此不疲，世界各地誰見過？
本來世界盃就是國際足球大獎賽，雖然它可以煽起人們的民族情緒，激發起人們的愛國熱情，可說到底還是一場球賽，純粹體能技能的拼爭，與國計民生並無很大關聯。例如美國的足球不行，並沒有影響它在世界上政治經濟的龍頭地位。唯獨中國非要把它與改革開放，民族振興等恢宏偉業聯繫起來。大張旗鼓地宣傳，不斷地升溫。致使國內百姓，婦孺皆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三大成就：加入世貿，申奧成功和足球沖出亞洲。如今背負民族振興大業的足球隊帶著九個零蛋返國，如何向寄望極高的國人交待，豈不是給經濟飛騰的祖國臉上抹黑？其實這純屬人為給它套上政治的枷索，然而，被煽起的輿論自然又會有一輪新的口誅筆伐，隊員教練自然在劫難逃。
在中國，例來如此：一些很普通的事情，會突然一陣風似的迅速漫延起來，很快形成熱潮。文革期間瘋行打雞血，據說可以延年益壽。結果，人人抱只小公雞，爭先恐後去注射；氣功熱時，舉國上下，無論男女老少統統走火入魔，這功那功數不勝數；文憑熱，驅使人們不惜傾家蕩產也要搞到一個學位，真的沒有假的也行；高考熱，出國熱，經商熱，買房熱 ……. 這熱那熱 , 接連不斷，人們在狂熱之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已。
仔細分析，中國人這種極端的狂熱，與新聞傳媒的輿論導向有很大的關聯。而輿論的單一性在目前的中國又是很難改變的事實。可以想像，民眾在鋪天蓋地的大肆宣傳中，很難窺視到事實的真象和事件的原由，唯一所能做的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拾薪助燃。在焰高火熱之中，又很難冷靜地審視與判斷，頭腦發漲，在所難免。狂熱是心態扭曲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再盲目地摻雜情緒化的狹隘民族主義，其後果有時是很可怕的。當年日本軍閥內閣就是在狂熱之中發動了侵華戰爭，夢想將整個亞太地區拼入大日本帝國的版圖，最後慘遭失敗。不僅為禍亞太各國，同時也給無辜的日本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前不久，有報導說中國已將珍寶島劃歸俄羅斯，老山給了越南。如果消息屬實，那麼當年的自衛反擊戰又如何解釋呢？是否由於一時狂熱，進行了一場勞民傷財的戰爭。這是中國領導層值得反思的問題。由此看來，國民的狂熱情緒往往與領導層的決策有直接的關聯。眾所周知，在中國凡是重大問題的決策又往往是由少數人甚至僅由位高權重的領袖一人拍板決定，這難免出現主觀片面和情緒化的傾向。
相信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政治體制的變革也勢在必行，而這才是民族狂熱心態徹底改變的原動力。振興中華不是喊一兩句響亮的口號，它是腳踏實地不懈努力的結果。應從領導層做起，讓我們拭目以待這即將來臨的曙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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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剽竊
剽竊行為，古今中外，屢見不鮮，儘管它始終為正直文人所不齒。
其特點之一，大多是偷樑換柱，遮頭蓋尾，甚少有全篇照搬，大言不慚，冠上名姓發表者。
但也不儘然，當年筆者家居的北京一所大學內，曾有一位年輕學子，因“右派”落馬 ( 其年僅十九歲 ) 被貶至附屬中學接受改造。此公聰慧，才智過人，數、理、化、外語，樣樣皆通，被各科教研組呼來喚去，絕無怨言，月工資僅三十七元半。
璞玉蒙塵，不改其質。年輕“右派”，“改造”之餘，不廢其志，幾年之後，竟有學術論文相繼問世，無奈那年月 , 一“帽”在頂，何處投書？
幾經斟酌，趁月黑風高，手捧幾年心血，悄然推開昔日導師家的大門。為人師者，不苟言笑，道貌岸然，二級教授，中共黨員，官拜大學黨委委員之職 ( 按當時或現在標準皆可稱之為紅色教授 ) ，尤其五、六十年代，又紅又專，實為罕見。
導師沉吟默閱，暗暗稱奇，自謂伯樂，願助良駒。潦倒的“右派”自是感激涕零，千恩萬謝而去。豈料數月之後，蘇聯一家著名學術刊物，刊載此文，一字不改，好評如潮，觀其作者，紅色教授大名赫然紙上。
“右派”得知，悲憤欲絕，相爭無力，上告無門，回首掂量輕重，只有暗自吞淚。
世間奇事，無獨有偶。
日前拜讀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撰寫的“張春橋浮沉錄”一書，對其中一段文字，頗為震驚，現抄錄如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當杜聿銘部隊陷入重圍，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發出的廣播稿《敦促杜聿銘等投降書》，初稿便出自陳其五手筆。後經毛澤東審閱，做了幾處修玫，發出。此文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銘等投降書》是“牛鬼蛇神”們的“天天讀”課本，就連被打入“牛棚”的陳其五也要背誦此文，他背的極為熟練。近來發現此文的最初手稿，上面有兩種筆跡，毛澤東的筆跡人們一望而知，那是做了幾處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筆跡則是陳其五的。
諸君讀完上述這段文字，不知感想如何？嗚乎！大千世界，芸芸眾生，領袖級人物竟也欺世盜名，寥寥修改數筆，堂而皇之，收入本人選集。遙想當年，“寶書”四卷，舉國上下，頂禮漠拜，天天研讀，竟不知其中充斥剽竊之文。
由此看來，剽竊特點之二是居高臨下者易。以下犯上，可謂招搖撞騙，反之，則可以堂堂正正，公諸世人。至於真正作者，敢怒乎？敢言乎？或許還會躲在一處竊竊自喜，以此為榮也不得而知。
有道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此語授予剽竊者以理論上的“合法性”。實踐中的“文抄公”一詞更是絕妙，“文抄”見出色有用之文大膽抄襲不誤，“公”者 , 何敢小窺，乃位居侯、伯、子、男爵位之首也。
後記：文中那位“右派”曾是我的中學老師和文友，八十年代中期，仍在附中教書的他完成了“愛因斯坦傳”一書並由青年出版社出版，後來也是憑一篇論文獲邀赴美，短短數年，功成名就。九十年代中期，曾以客座教授身份重返當年落難學府講學，也曾登門拜會昔日導師，不知雙方相見，感觸是否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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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大逃亡
前天接到內弟從加拿大打來的長途，他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興奮地說：“全家三口人平安抵達溫哥華。”接著讓他六歲的女兒，我從未見過面的小侄女在電話裏奶聲奶氣地向我大聲喊道：“謝謝大大。”放下電活，在為內弟一家感到慶倖之餘，也不禁搖頭歎息。
內弟是清華畢業的高材生，是國內一家有十多萬員工的國營大企業的高級工程師，弟妹是位產科醫生。按國外標準，可稱之為受人尊重的“高級白領”階層。可在國內這對中年“白領”夫妻整天面對四位年邁多病的老人和一個活潑可愛卻又整日為之忙不完的孩子，常常一愁莫展。用內弟的話講就是：老人，妻子，孩子，經濟，房子，人事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閑絮繁絲，幾乎耗盡了他的精力，“廢了”他的“武功”。對於這些單位領導只能表示理解和同情，援手難伸。主要是因為企業經濟效益連年下滑，這年頭，沒錢事事難。這些還都在其次，內弟最大的苦惱還是他所主持的科研專案因儀器設備一拖再拖，遲遲無法落實。很長一段時間他上班只是報一張，茶一杯，無所事事。對外人他總是以“高級待業”自嘲。其實這是對一位精力旺盛，充滿事業心的中年學者最大的精神打擊。
兩年前，我突然接到他從美國打來的電話，告訴我他作為訪問學者已經到了麻省理工學院。過了一年，他在電話裏興奮地彙報：“妻子帶女兒也來了，有家的感覺真好！”誰知半年多以前，他無精打彩，憂心幢幢地對我講，他的項目搞到一半，國內三道“金牌”，責令按期搬師回朝。幾次上書懇請寬限一年，皆被以各種理由委婉拒絕，其中包括一條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道”理由，有人還在蹺首盼望，等他回去才能出國。前思後想，左右為難。回去吧，前功盡棄；不回去，中美之間有協議，實驗室裏的洋同事們個個搖頭，愛莫能助。再說手持的公務護照為期只有二年。就在進退維谷之際，惜才的教授為他指引了一條“曲線救國”之路，先去加拿大，之後再返回美國。憑內弟的才華、資歷獲得加拿大的技術移民資格易如反掌，唯一的難關還是護照問題。對方的要求是必須換成因私護照，方可順利進入加拿大。而中國領事館的答復則是：沒有國內單位的許可，護照一不能延期，二可轉換。何去何從？內弟一籌莫展。
萬不得已，只有接受了我的“錦囊妙計”，將信將疑地舉家返回了中國。
回去之後，幾經奔波和努力，對官方的渠道徹底絕望了。工作生活一切照舊，不同的是內弟表面上仍舊當他的“高級待業”，私下裏卻在緊張地籌畫著。 EMail 頻頻跨洋，發去加拿大，發來澳洲。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我給他發去了邀請，歡迎他來澳洲做客。就這樣一本因私護照順利到手了。接著他與妻子偷渡似的準備行裝，悄悄地從海運托發了大量的書藉和生活必須品。在一個長週末的下午，一家人躲躲閃閃地來到了機場。登機之前，他雙手顫抖地把兩封給雙方單位的辭職信鄭重地投入了信筒 …… 。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完成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實驗項目，請原諒我的不辭而別 …… ”
內弟的這番話在我的心中久久迥蕩，令人感到有些悲涼，悽楚和無奈。如果說人材是世界的財富，與其在一個地方被閒置，被埋沒，不如讓他們在世界的另一處發出光茫。我想這與“世界大同”的偉大理想並不違背，只是做為一個中國人，多少還是為中國感到有些惋惜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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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遇校友
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朋友相聚，開懷暢飲乃人生一大樂事，尤其是他鄉遇巧故知，談及往事，滔滔不絕，令人倍覺驚喜。 2004 年的最後一天，辭歲迎新，應悉尼著名作家黃惟群伉儷的盛情邀請，悉尼文化圈的幾十位新朋舊友齊集黃府，美味佳餚，杯盞交錯，載歌載舞，好不熱鬧。
其間，來自北京的畫家關偉在與我閒聊中，無意間提及另一位悉尼畫家王旭，我忽然想到幾天以前，新州作協的北京老友陶洛誦曾告訴我王旭畢業於北京一ｏ一中學，是我的校友，可我們彼此並不相識。說來也巧，說曹操，曹操到，關偉向大門一指，只見一對中年人翩然而入，那便是王旭夫婦。
經關偉牽線，我們互道名姓，想不到王旭與夫人竟都是我的校友，我們的話題自然由中學時代談起。幾十年前的往事並不如煙，從文革到?隊，記憶猶新。我的同窗好友葉惠中、周建民等人與王旭同在內蒙古突泉縣?隊，而他的同班同學陳增琦、郭海燕又和我在陝北同一個生產大隊，甚至還吃過同一鍋飯。年代雖久遠，我們卻越說越近，老同學、文革中的患難夥伴一個個被從塵封的記憶中挖掘出來。時過境遷，有人官運亨通，飛黃騰達；有人埋頭專業，默默耕耘；當然多數已經步入中年的憩靜生活，安享小康。可是也有個別人時運不濟，英年早逝。
誰說青春無悔？一九六七年，兩位我們都相識的同學賀英、潘仲成就曾慘死在南昌城下的武鬥之中，那年他們才滿十九歲。更巧的是，我和王旭都曾先後參加過江西激烈的戰鬥，卻不曾相識。至於當年為什麼扛槍，為誰打仗，這是至今也找不到答案的話題，只知道僅僅江西一省，殘酷的武鬥中就有三千多人陣亡。如今談及此事，我們兩人不禁搖頭歎息，感慨萬分。慘烈的文革給一代人留下了終身難以磨滅的記憶。
你認識高佳嗎？?一六班的。王旭問我，聽說她不久前去世了，算起來才五十出頭兒。真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佳我太熟悉了，在江西武鬥那年她也就十七八歲，??的個子，微黃的短髮，白?的面孔，大大的眼晴，是個相當漂亮的姑娘。鼻樑上那副圓圓的眼鏡讓?佳看起來貌似文靜，殊不知她卻是個膽大潑辣，充滿青春活力的女孩。當時，我在南昌《鐵道風雷報》充任戰地記者時，她腰帶上別一隻閃亮的小手槍，隨我的吉普車到處奔波；在漆黑的冷凍列車箱裏，停滿了戰死的‘烈士'，她陪我逐個拍照，還敢用手翻動死者腰間的名牌，為我記錄；深更半夜，她自告奮勇，伴我騎自行車去醫院探望受槍傷的同學文智奇（聽王旭講，此人與王旭同在內蒙古?隊，後來不幸因病去世），那時夜晚南昌街頭人煙稀少，冷槍不斷，我們是一手扶車把，一手提著張開機頭的手槍，隨時準備射擊。形勢緊張，她卻絲毫沒有感到恐懼，時不時還輕聲開兩句玩笑，然後，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那時，我真是服了她了。
後來，我和?佳先後回到北京，在那動盪的歲月，漸漸失去了聯繫。一段時間，聽說她父母不堪忍受肉體與精神上的折磨，雙雙自盡。我知道她父親是北京鋼鐵學院一位曾經留學美國的著名學者。後來又聽說，成為孤兒的高佳因此沒有上山下鄉，被“照顧”留在北京，分配在一家工廠當了工人。再後來，我?隊去了陝北，打那以後再也沒有聽到過有關她的消息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在我赴澳洲前夕，我參加北京一 0 一中學四十周年校慶，在闊別二十年的校園裏，我與?佳再次相逢。遺憾的是，在我記憶中的那個性格開朗、活潑漂亮的姑娘己經消逝，眼前的高佳是一位神情有些木納的中年婦人，少了激情，多了幾分憂鬱。看上去，她的外貌似乎要比實際年齡顯得更蒼老一些。這也難怪，畢竟一下子二十年過去了。可誰能想到，如今她已經過早地走完了人生之路，永久地安息了。
“兩位別光顧聊天了，請嘗嘗我做的義大利粉吧”黃惟群先生的那位漂亮而賢慧的夫人端個大盤，笑盈盈地走過來，請我們品嘗她的傑作，從而打斷了我們追尋記憶的話題。這時我們才發覺，院子裏彩燈閃爍，樂曲悠揚，人們成雙成對，翩翩起舞，歡騰的氣氛也開始逐漸熱烈起來。
是啊，辭舊歲，讓過去的人，過去的事，過去的一切都過去吧，新的一年總是令人充滿了欣喜，美好的生活永遠在明天的希望與憧憬之中。乾杯！為了我們的相逢，為了舊日的同窗，長眠的故友，也為了眼前沉浸在歡樂之中的朋友們，我與王旭共同舉起了酒杯。
(2005 年元月於悉尼 )
注：此文發表於 2005 年元月《澳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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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眼前 --- 兼悼念孟令維同學
大年初二，大學同學小胖子楊學紅從美國打電話過來，講完一大堆拜年話後，突然感慨地來了一句：老田，咱們都要珍惜眼前啦！咦，此話怎講？在我 的‘窮追猛打'下，小胖子才吞吞吐吐地透露了實情，原來同班同學老孟己於一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五十五歲。得知這個消息，我立刻感到心情一陣沉重，久久無言。好心的小胖子原本 是不打算在節日中告訴我這個惡耗 的。
老孟原名孟令維，是 大 學班上最活躍，人緣最好的一個。他是文體委員，為了豐富 同 學 們 的課餘生活，雖然他本人不擅長跳交誼舞，卻出錢出力，張羅、組織班上的舞會，一年數次，樂此不疲。而且往往首當其衝，下池‘獻醜'，搧動起大家活躍的氣氛。暑假期間，老孟多方奔走，求關係，找門路，聯繫免費大轎車帶領班上同學去游泳、郊遊、野營。當年文革後的幾屆大學裏有一種奇特的現象，同學之間年齡差距很大，長幼不一。我們班上幾十人，就有“老少三代”，既有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長者'、‘壯年'，也有六 十年 代的‘小孩'，老孟和我都屬‘長者'一類，故被在姓前加上個‘老'字。可以想像，把這樣一大批人組織起來搞一次集體活動是要花很大力氣的，況且眾口難調。可老孟的活動每次都是出忽意料地成功，令人皆大歡喜。這裏面除去老孟個人的魅力，他那甘願為大家辦好事、辦實事、無私奉獻的精神， 也著實令人欽佩與感動。正因為此，老孟是班上公認的‘核心'力量之一。
老孟為人豪爽，待人誠懇，故無論身處何處，人際關係准錯不了，加上他的精明與幹練，恐怕這也是畢業後，在眾多同學中第一個‘發'起來的原因。 97 年我回國，聽說老孟下海多年，事業頗成功，率先邁入富起來的一族，不僅在市里有多處房產，還多次邀請同學們到他那位於北京郊區的帶泳池帶車庫的高級別墅聚會。難得的是，他富而不奢，富而不驕，依舊樸實。聽說我回來了，立刻興沖沖地開著車來看我。那一次，我們十幾個同學在一起，天南地北，開懷暢飲，不亦樂乎。席間，他提到幾年前曾來澳洲考察，由於沒能聯繫到老同學，一直引 以為憾。記得當時我說，沒關係，今後有的是機會，下次我們同遊歐洲如何？老孟欣然舉杯：一言為定。在同班同學裏，我倆都屬愛走動的一族，全國的許多名山大川都曾留下過我倆的足跡。
（照片左起：小江、老孟、田沈生、小胖子）
去年底，我赴加拿大參加《女友》雜誌北美版首發式後路經北京，剛巧在美國多年的小胖子也回京探親，大學同學聞訊，又一次聚會“全聚德”。近三十人中，大部分家庭美滿，事業有成，處局級‘?官'己為數不少，赴宴的豪華轎車也有多輛，唯獨缺少了老孟這位最早‘發跡' 的‘核心力量'。我正在納悶兒，當年班裏的‘黨代表'，德?望重的老大姐李秀娟輕聲告訴我，老孟身患肝癌，已經擴散，聽說這次同學聚會，幾次向家人表示要前往參加，還要堅持自已開車。最後，因身體太虛，無力支撐，只得做罷。老李的一番話，令我心頭一沉，不 住搖頭唏 噓。
第二天，我和小胖子在另一位同學江愛雲的引導下，專程來到老孟家中探望。門開了，眼見這位昔日侃侃而談，精明強幹的漢子，被病魔折磨得面容憔悴，骨瘦如柴，不禁令人一陣心酸。儘管如此，身上吊著瓶子的老孟，意志卻頑強依舊。或許是同學相會，老友重逢，他顯得異常興奮。雖然有時上氣不接下氣，他還是堅持講敘著他與癌魔抗掙的經過。原來三年前他巳得知癌菌上身，豁達開朗的他面對死亡的威脅，坦然處之。用他自己的話講：人生過半，又何懼之？從那以後，他自己翻書查藥，配合醫生，積極治療，去年換肝後，曾一度好轉，如今擴散到肺，出現斑點。他自知不妙，卻沒有自暴自棄， 加 緊多方查找資料，尋求解決辦法。他聽說國外有實驗室徵求志願者研究各種癌症的治療方法，他請求我幫忙聯繫。“老田，甭怕，我這是死馬當活馬治。好了是運氣，不行也就那麼回事，沒什麼大不了的，人不就是一口氣嗎？”好個老孟，儘管病入膏 肓，豪氣不減當年，我再次為老孟豁達的心胸所 折 服。
回到澳洲後，我立刻請一位研究基因的朋友幫忙，她很快查到在美國的?所究，並從網上幫老孟報上了名。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同學們以最快的速度把老孟的病例資料翻譯成英文，發到澳洲，一切需求的資料在第一時間準備完畢 - ，只等對方審批。
或許老孟得到己報上名的消息，這一絲求生的希望頑強地支撐著他，小胖子在電話裏講，在癌細胞全面擴散，人已虛脫的情況下，老孟忍受著痛苦的熬煎，硬是挺著這口氣，一天，兩天，三天……最後他妻子看他實在太痛苦了，也知這巳是無法挽回的結局，便俯身輕聲對他講出了實情，就目前的身體狀況，去國外治療的希望巳經十分渺茫。據說老孟聽完這番話，點點頭，便咽下了這口氣。
老孟走了，他不應該有 所遺憾。在世的時候，他有過事業，有過家庭，還有一大群關懷他的同學朋友，這就足夠了。其實，仔細想想，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天地間的過客呢？來到這個世界，有幸能為自已的理想、理念去奮爭、去奮鬥，無論成敗，這一過程本身就應該令人滿足，也可以算是瀟灑走一回了。正如莫泊桑在自己的墓誌銘上寫道：活過，愛過，寫過。但這一切都只是‘過去時'，身處在‘現在進行時'的我們，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我們，難道不該加倍珍惜眼前的一切嗎？
(2004 年元月二十五於悉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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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同學
．牛傳銀老師
那是八十年代中的一天，父親下班回家對母親說： 「體育教研室的老牛去世了，心肌梗死。看起來身體還好，又正值壯年哪！」「誰？！」我聞訊跑來，突然插話問父親。「就是牛傳銀，牛老師，你在附中的時候他還教過你哪。」父親感慨地說。
真的？！我的心咯?一下，再沒有以往聽到牛老師名字的時候那種發自內心的莞爾。
記得在六十年代初，上初中時，有一段時間，附中的體育師資不足，牛傳銀老師由大學臨時抽調到附中，正巧教我們年級體育課。那時我十四、五歲，對體育正著迷，尤其喜歡跳高。在牛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的跳高成績不斷提高，在當年校運動會上還奪得了初中組第一名。那段時間，我與牛老師接觸很多，關係比較密切，因而也瞭解他的性格。
牛老師為人和善，不愛批評人，課上總是一遍遍為我們做示範，不斷的鼓勵和表揚，在我們這幫學生中，牛老師的人緣很好。別看他平時言語不多，可偶爾蹦出一兩句話來，不是令你深思就是叫人捧腹。
記得那是文革以後，有一回我去校醫院替母親取藥，在內科診室門口意外地遇到了牛老師。說起來我們雖然同住在一所大學裏，可自打我高中考上了外校，便離開了附中。後來文革開始，中學大學以致全國都亂了套。再後來，中學生支邊插隊，大學教工奔赴五七幹校，算起來也有十來年了，我一直也沒再見過牛老師。印象裏牛老師紅黑的臉膛如今變得有些黑黃，人也顯得消瘦蒼老了一些，可精神頭兒還是那麼足，依舊不減當年運動員的風采。
「牛老師，您身體還好吧？」我主動問候。
「馬馬虎虎！不瞞你說，要真好就不到這來了。」說罷，他指了指內科診室的牌子。
「您 ......？」
「可能是這兒出了點兒小問題。」牛老師用右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胸說：「胸悶，有時感到心臟突突地跳。」
「您可要悠著點兒，上課時運動量別太大了。」
「上課好說，恐怕是文化革命這場運動的運動量太大了。」牛老師突然壓低了聲音湊近我說：「你想，這是一場觸及靈魂的運動，天天敲擊你的心臟，能不出點兒毛病？」
這話是真的。誰都知道文革那年頭兒，全國從上到下，沒日沒夜地鬥、批、改。今天大聯合，明天抓叛徒走資派，後天又打了起來，幾年也沒消停過。就是在北京，鬧到最後，清華北大的兩派也是真刀真槍地幹上了，還死了不少人。尤其是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更恐怖，誰也說不準什麼時候，那一句話，就會招致大禍臨頭。深更半夜，一夥人突然闖進來，抄家抓人，已是家常便飯。
那年月，無論你有事沒事，心裏總是忐忑不安，沒幾個人能過上安穩日子。別說得病，就我們學院裏沒病沒災的，服毒、上吊、跳樓、沉湖，一個接一個，往少說也有十幾二十人。後來經過反覆的內查外調，這些人都沒有所謂的政治問題，輕生全都是因為嚇破了膽。
「好在都過去了，我想我這心臟也沒什麼大礙。今天抽空來查查。」牛老師輕描淡寫地把話題又拉了回來，我們又閒聊了幾句，就此告別。
人生難料，沒成想那次分手竟成永別。牛老師，願您在另一個世界裏安息吧！我在心裏默默地悼念著。
．楊發金同學 
說起牛老師的名字，當年我們這幫十幾歲的學生十分調皮，常在暗地裏起哄：「金比銀貴，牛老師叫傳銀為什麼不叫傳金呢？」 還有一位同學竟以牛老師的名字出了上聯，懸賞一個蘋果，徵求下聯。要說背唐詩，對對子（注：不論平仄，對著玩）那可是我的強項。他的“牛傳銀”剛出口，我不假思索，舉手答曰：「楊發金。」眾人譁然，拍手叫好。
楊發金是我們小學的一位同學，由於家庭困難，勞務繁重，學習漸漸跟不上，小學畢業便輟了學。雖然他沒有上初中，當時卻還住在大院裏，時不時大家還能見上一面。
許多同學並不知道我和楊發金之間，曾經有過一段不尋常的友情。
（攝於1959年，前排右二為作者田沈生，前排左二為同學楊發金。）
當年，我與楊發金同在一個學習小組。論年紀，他比我大一歲；說到學習，我就比他自豪多了。我是班裏的優秀學生，而他幾門功課同時不及格；因為我是組長，老師指定我來幫助他。別看那時我才是個小學五年級的孩子，對老師的委任卻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決心幫他度過考試的難關，也算不辜負老師對自己的信任。
說到楊發金，他也真是個苦命的孩子。聽我母親講他老家在山西，由於家裏窮，父母從小把他給了人。現在的養父是一位年老體弱的工人，養母又常年臥病在床，無法工作，一家人僅靠養父那一點微薄的工資度日，生活十分困難。
楊發金後來對我講，從十歲起他就肩負起全家的洗衣做飯和全部家務勞動，還要照顧多病的養母。每天早上，他總是早早起床，做好飯以後才能去上學。由於家裏窮，捨不得買煤，做飯燒水幾乎全用柴火，煙薰火燎不說，柴火也全是靠他到校外幾里地的土城上去砍，然後一捆捆背回來。冬天，常常見到他手背上一道道裂口和一條條荊棘的劃痕。問他痛不痛，他總是憨厚地笑笑說：沒事！常聽母親感歎地說，都什麼年月了，恐怕整個學院裏也就他們一家還在燒柴火。
也許是久病在床的原因，他養母脾氣古怪，尖酸刻薄，只要是他在家，就把他指使得團團轉，一刻也不得閒，動不動還對他又打又罵。有幾次我都看不過去了，可他總是一聲不吭，逆來順受。「我不恨她，把我拉扯大，他們也不容易。要不是他們，我還在山西農村，那裏怎麼也比不上北京城啊！現在我就想快點長大，能去掙錢就好了。」 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能這樣想，這樣說，著實令人感動。
可想而知，在這種環境下，楊發金學習再努力，成績也很難提高。知道了這些情況，我更下了決心去幫助他。
下午放學，我先陪他回家，由我出面告訴他養母，老師安排的家庭作業要在學習小組裏完成，我是組長，所以要去我家做作業。見我這麼說，他母親也不好說什麼，只好點頭。我倆頓時像掙脫?繩的野馬，掄著書包向我家奔跑。那段時間，我們幾乎每天在一起復習討論做作業，終於，他順利地通過了期末考試。
漫長的暑假來臨了，媽媽把我送到城裏的大姨家，和表哥表弟他們一起玩。楊發金卻一天也沒有閑著，除了家務，他養父還給他找了份掙錢的差事---回收鐵釘。
那些年，學院裏提倡廢物利用，凡是大小彎曲的舊鐵釘，用榔頭敲直，皆可賣給院工程科，按斤付費。每天忙完家務，楊發金就提上起釘錘和一個洋鐵桶，滿院轉悠。牆壁上的，木板上的，凡是不用的棄用的廢舊鐵釘，不論大小，一個個起出來，再一個個敲直，等攢足一小桶時，像端寶貝似的送到工程科。一個暑假下來，他賣了四塊多錢。那年頭兒，一個工人一個月才掙三四十元，這些錢在他眼裏就像個天文數字，樂的他咧嘴大笑。當然，錢大部分交給了父母，他也偷偷地留下一小部分。
暑假快結束時，我回到了家裏。楊發金聞訊，急忙趕到我家，神秘兮兮地對我說能不能幫他一個忙。說著，從衣袋裏掏出一把一分兩分的硬幣 其中還有幾張皺皺巴巴的毛票。他告訴我這些錢是他掙來的，不敢放在家裏，怕被父母發現說不清。他還告訴我他一直想買一副絨線手套和一雙膠鞋，留冬天砍柴時用。我聽了二話沒說，把自己的那個存錢罐拿出來，交給他。我知道罐裏是空的，我存的錢暑假早花光了。只見他小心翼翼地一個個數著往裏塞，嘴裏在不住地叨念著：一毛，兩毛……總共是一塊六毛二分。數完了，還工工整整地用筆寫了一張小字條貼在罐上：1.62元，日期1960年8月**日。他
把存錢罐交給我，我將它放在了櫃櫥裏。
從那以後，楊發金隔長不短地跑到我家裏來，有時只是捧著存錢罐搖一搖，聽聽響，有時往裏放上一分兩分錢，然後在字條上寫下新的數目和日期。
有一次，我父親在櫃櫥裏發現了這個存錢罐，問其緣由，我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父親嘆了一口氣說：「這孩子也真是可憐！」說罷，翻出兜裏的零錢，一股腦兒塞了進去。從此，家裏不管是誰，見到一分兩分的硬幣，都記得塞進這個存錢罐。
冬天來了，存錢罐上的記錄是1.96元。
我至今清楚的記得，一九六零年的冬天很冷很冷，席捲全中國的大饑荒已經持續了半年多。外省就不提了，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人們也不得不在呼嘯的寒風中一次次勒緊褲帶，抵抗著饑餓的襲擊。那時物資匱乏，商店裏空空如也，充斥貨架的是鍋碗瓢盆，肥皂毛巾之類的日用品，就這也必須持有工業券等票證才有資格購買。說到副食商店就更慘了，除了大缸的、瓶裝的醬油醋，散裝的粗細鹽，連一根鹹菜也見不著影兒。有時排上一天隊能買上一斤乾海帶，或是一兩棵醃白菜就算萬幸了。據說這是對首都居民的特別優待，當然，沒有購貨本或是購貨本丟了，你就是祖宗八代住在北京也沒有用。
那時，有錢沒有票證是買不到東西的。有好事者統計過，當年居民手中的各種票證多達幾十種。如果出門不小心拿錯了票證，肯定是要空手而歸，白跑一趟。
那年冬至的前一天，楊發金來了，我看見他手背上又出現了裂口和荊棘的劃痕。一進屋。他就抱起存錢罐搖個不停，最後小心翼翼地將罐子打開，把裏面的錢倒出來，全神貫注地一分錢一分錢地數開了。看他莊重的神色，似乎每一分錢都在牽扯著他的心。也難怪，這是他幾個月以來的血汗錢哪。
「你打算去買手套和膠鞋？」我在一旁一面看，一面問。
他輕輕搖搖頭，沒有回答，繼續數他的錢。
「那你取錢幹什麼？」我覺得奇怪，又追著問。
「我……」他欲答又止，還在不停地數著。
「咦！」他突然叫出了聲：「這錢不對數，怎麼多出來啦？！」
他又仔細地看了一遍罐上的記錄，納悶兒地說：「明明是 1.96元，怎麼數兩遍都是2.73元呢？」
我笑了笑，開始敷衍他：「你沒聽說過銀行存錢是有利息的嗎？」
「真的？！在你這裏存錢也會有利息？」他將信將疑。
「不對！一定是你往裏放了錢。」他回過味兒來了，說著就要往外數錢。我見瞞不過他，一面攔住他，一面將事情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
他感激地望著我，好一陣才對我說，改天一定來向我父母致謝。說罷，拿著錢，急急地走了。
以後的好一陣子，我一直沒有見到楊發金，他也沒有再來過我家。
寒假快結束了，有一天我在院裏遇見了他。他左手拿著小釘錘，右手拎個小鐵桶，東張西望地在尋找舊鐵釘。
「楊發金，你跑哪裡去了？怎麼一個寒假也不露面？」我有些不滿地說。
「我……」他支吾著。
後來，在我一再追問下，他才道出了實情，原來是他家裏出了點兒事。
冬至前幾天，他家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比他大兩歲從未見過面的哥哥，從山西老家一路討飯來到北京。那年頭兒城市按人口供糧，本來家裏就困難，再憑空添上一張嘴，養父母自然不會高興，勉強留宿一夜，第二天就要打發他回去。只見他哥哥“撲通”一聲，雙膝跪下，大聲哭了起來。
原來四個月以前他們的父親就去世了，入冬的時候母親已經餓得起不來床，臨終時才告訴他，還有個弟弟在北京。「媽顧不了你了，你有命的話，就到北京去吧，興許還有條活路。」
哥哥已經是家破人亡，如今這條道也要被堵死了，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真是走投無路呀！
哥哥的遭遇，楊發金看在眼裏，痛在心裏，除了陪哥哥哭以外，他又能做什麼呢？這時他想到了寄放在我家的那個存錢罐。
兄弟倆分手時，他流著淚對哥哥說等他掙到錢就會給他匯去。
哥哥走了，儘管天寒地凍，楊發金還是拿起了釘錘……
我初中畢業時，聽說楊發金已經工作了，好像在山西的一個工廠當工人。他早已不在學院裏居住了，所以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文革後期，聽一位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說起楊發金，他死了，好像是在文革中，是病死的還是武鬥打死的，說不準。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聽到過有關楊發金的消息了。
2008年3月15日 於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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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想：我們這些自稱“解放全人類”的中國知青，
給當地老百姓，給金三角帶來了什麼？
中年知青的感悟
讀鄧賢《中國知青終結》 
很久了，沒有一口氣讀完一個長篇，這本書是個例外。
或許是年輕時代的經歷刻骨銘心，令人難以忘懷。過去許多年來，我一直在留意著有關文革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各種文學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真名實姓的回憶錄、報告文學和記實文學。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有著明顯的官方印記，絕大多數作品都真實地記錄了那一代年輕人坎坷的命運，以及他們後來幸或不幸的遭遇。有人從農村插隊後，讀完大學，繼續攻讀碩士、博士，成為文革後的一代專家學者；還有人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跨出國門，以農村插隊的精神，奮鬥不息，在異國他鄉，在不同的領域獲得事業上的成功，同時在生活上也提前進入了小康。更有一些上帝的寵兒，承蒙上輩的福蔭，挾上山下鄉的經歷成為他們步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的“光輝陣容”。但這只是插隊知青中的極少數。
不知為什麼，在閱讀這些作品時，感慨之餘似乎總想從中發掘出點兒什麼。可究竟是什麼？我自己也說不大清楚 。從鄧賢的《中國知青終結》一書中，我終於找到了答案。
眾所周知，知青是一場狂熱運動後的產物。其實早在這場運動之前，什麼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什麼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水深火熱中的人民……等等誇大其詞的政治口號，各種喋喋不休的政治宣傳，已經將這批年輕人胸中的“革命”烈火點燃，仿佛歷史的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他們的肩上。他們個個都在摩拳擦掌，盼望這一歷史時刻的到來。就在這時，文革爆發了。
“紅衛兵”和“革命小將”們，在種種讚美之詞的鼓舞下，熱血沸騰，忘我投入，衝鋒陷陣，勇往直前。上至批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下到基層幹部，大中小學的教師以及普通市民，幾乎無人能在他們一手製造的雨血腥風中倖免。
毛澤東說不破不立，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於是，他的紅衛兵們開始了狂熱的革命行動，抓人打人，視人命如草芥。焚書毀廟，挖墳砸碑，幾千年的文化遺產毀於一旦。劫後倖存的文明古蹟也多是滿目瘡痍，慘不忍睹。一時間，他們的“革命行動”令世人顫慄，他們的“革命成果”觸目驚心。
不過，風光一時的年輕人，僅僅數月之後，便完成了“歷史使命”。鳥盡弓藏，為了安置這些為革命而失學的城市青年，文革的發動者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光輝”指示。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全國約有一千七百多萬年輕人告別父母，揮別土生土長的城市，奔赴農村邊疆。知青由此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
平心而論，包括我本人在內的絕大多數下鄉知青是在窮鄉僻壤的農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幾乎與世隔絕的平淡生活，雖然艱苦卻也還算太平。
然而，在鄧賢筆下的這群知青，那時正出沒在槍林彈雨的叢林中，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用青春、熱血和生命在實現著自己“解放全人類”的遠大理想與抱負。
他們大部分是在雲南邊境一帶軍墾農場和下鄉落戶的知青，大約有幾千人。他們私自越境進入中緬泰金三角，加入當地反政府軍的紅色遊擊隊，為奪取政權而戰鬥。
在那之前，中國強大的政治機器推崇的是暴力革命，武裝奪權。1959年，古巴的卡斯楚奪權成功，立馬被譽為加勒比海的巨人，拉丁美洲民族解放的英雄，大肆宣傳。1965年9月，由艾地領導的印尼共產黨遭到政變軍的血腥鎮壓，身為勞工部長的艾地被殺害，一度號稱世界第三大黨的印尼共產黨頃刻間土崩瓦解，共產主義運動從此徹底失敗。
要想通過議會鬥爭達到奪權的目的無異於與虎謀皮，社會主義陣營持批評意見者如是說，放棄武裝鬥爭就等於向敵人投降，是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等等一大堆主義。於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一口號叫得更加響亮，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
古巴革命成功後，拋官棄爵，隻身返回叢林，矢志為解放整個拉美而進行武裝鬥爭的切．格瓦拉，成為那個時代宣傳的中心，也是那個時代革命青年心中的偶像。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再加上極端的宣傳，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大批知青從文革大批判的陣地撤下來之後，又群情激昂地跨過邊界，奔向世界革命的戰場。
其實，當年的金三角烽煙四起，各派武裝力量混戰不休。有政府軍、毒品走私集團、國民黨殘部以及號稱革命軍的紅色遊擊隊和它的同盟者赤軍。中國越境知青主要加入的是後兩支部隊，因為他們打著革命的旗號，有著類似早期中國紅軍的革命主張與綱領，有著嚴明的紀律與堅定的信念：推翻現政府，實現改朝換代。
不幸的是，他們也和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樣，為鞏固領導權，實行殘酷的內部清洗，殘殺自己的同志決不手軟。可憐許多中國知青戰士沒有倒在戰場上，卻不明不白地慘死在自己同志的槍口之下。
幾十年過去了，作者鄧賢鍥而不捨，由國內至國外追蹤著當年這些謎一樣的知青戰士以及隱藏在他們之中的種種謎團。皇天不負有心人，幾經努力，作者終於發掘出並將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展現在世人面前，對那些倖存者和長眠異鄉的不幸者來說，他們的“革命”經歷是悲壯？還是悲涼？他們的命運是悲慘？還是悲哀？儘管作者在書中通過不同人物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然而，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他為不同的讀者留下了極大的思維空間，去反思那個時代，那段歷史。我便是從這本書中得到啟迪，找到了求之多年的答案。
羅素說，一個人在三十歲之前不相信共產主義可謂冷血，可三十歲之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就有些白癡了。不管這話對不對，這些知青戰士們的經歷或多或少做了驗證。
六十年代末，這些十幾歲、二十出頭的上山下鄉知青，滿懷革命激情跨越過國境，扛起了槍桿。二三十年以後，革命尚未成功，他們之間活著的人卻相繼放下了武器，身心疲憊地告別了“解放全人類”的戰場。他們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失去同伴，失去肢體，甚至失去雙目永遠殘廢。而且青春已逝，年逾不惑，沒有工齡，沒有軍齡，沒有收入，等待他們的是生活的艱辛，充滿未知的將來，他們重新選擇了和平的生活。
二十世紀過去了，中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他們可以登記的身份依舊是那個幾乎被遺忘的名詞“知青”。由此看起來，他們的歸來可以說是中國知青運動的終結。
種種原因，他們中間有人留在金三角，成家立業，成為和平居民中的一員。然而，詭譎的政治與巨大的經濟利益使金三角只能有金，而沒有持久的和平，一位退役老知青新近死於戰亂。另一位留在金三角教書的知青寫信給本書作者，道出了自己的困惑：
赤軍消亡以後，回冒山區已有多年沒有打仗，儘管這裏的老百姓依然很窮，很落後，但是和平的日子畢竟像冬天裏的陽光一樣值得珍惜啊。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想，我們這些自稱”解放全人類”的中國知青給當地老百姓，給金三角帶來了什麼？……
如今戰事又起，學校只好停課，我們已經鎖上校門隨時準備外出逃難。仰望蒼天，我等已是五十幾歲的人了，臨近人生晚年卻還要在無休止的戰火中擔驚受怕，這份悲涼，這份慘痛的心情誰又能理解呢？可是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又怎能體諒這份心情呢？……
只有經歷過戰爭，才知道戰爭的殘酷。成王敗寇，追究戰犯罪責是勝利者的特權，可蒙受戰爭苦難的卻是蒼生百姓。千百年來，中國政權的更迭無一不是依靠武裝暴力來完成的，又往往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毛澤東說革命的首要問題是政權問題，為了奪取政權可以不擇手段，自然無暇顧及戰爭中老百姓的疾苦。即使政權易手，百姓的苦難也並沒有就此終止，因為武裝奪取的政權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財力去武裝保衛，承擔起這個沉重負擔的依舊是平民百姓。
當政者知道一旦失去政權，他們失去的就是生命和全部，正如宣傳中所說的“千百萬人頭落地”。其實大家都清楚這個政權本身就是建立在千百萬顆人頭之上的。根基不實，何談穩固？
能夠思考的人都會提問，為什麼中國政權的更迭總是伴隨著血腥、暴力與恐怖？為什麼一切戰爭苦難總是由百姓來承受？為什麼當他們再也無法忍受的時候揭竿而起，歷史開始了一個新的輪回，可苦難依舊伴隨著百姓？
其實這問題並不難回答，民主憲政，軍隊國家化。通過公民普選，實現政權和平交接，這種制度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並逐步為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所接受。可是它卻始終與中國的老百姓無緣，原因何在？血腥的奪權過程實在令人刻骨銘心。遠的不說，艱苦的八年抗戰剛剛結束，百廢待興，國共兩黨旋即開始了新的戰爭，目的只有一個：獨霸政權。
三年內戰，又是伏屍百萬，生靈塗炭。對此，國共兩黨的高層可曾捫心自問：除了苦難，我們給中國，給中國的老百姓帶來了什麼？尤其可悲的是，在他們的眼裏“打天下者坐天下”天經地義，大權豈能與他人分享？於是專制獨裁順理成章。
新中國成立以後，政權的爭奪依然在繼續，不同的是它主要來自共產黨內部。為此，一系列政治運動也是你死我活，殘酷異常，直至文化革命的爆發達到了頂峰。
十年浩劫，有目共睹，給中華民族，十幾億中國人民帶來史無前例的災難。一千七百萬知青的遭遇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插曲。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遠離民主憲政，遠離普世的價值觀，奢談“還政於民”未免有些低估大眾的智商。血腥的歷史早已擦亮了人們的眼睛：一個小小的“權”字，足以置一個民族於萬劫不復的深淵。當年戰鬥在金三角叢林裏的知青戰士，活著的如今都已年過半百，他們可曾像那位教師一樣，反思過自己年輕時代的“革命”壯舉？退一萬步講，如果他們的鬥爭取得了勝利，建立了紅色政權，金三角的人民從此就會獲得徹底的解放，過上和平安逸的生活嗎？即使這樣，誰又能保證他們組織內部不會因為爭權而引發新一輪的清洗，給金三角的人民帶來新一輪的戰爭呢？
看來所謂無產階級暴力革命、解放全人類不過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口號，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會去相信它了，尤其是那些經歷過風風雨雨的知青。
2008年2月19日 於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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