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向现代物流转型:60年代, 西方变革向平等倾斜

许　平
《环球时报》 ( 2007-02-07 第11版 ) 【字号大小】【打印】【关闭】
编者按：前不久，有关方面公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专家指出，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达到1960年发达国家的水平。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很多西方国家都经历了社会制度的重大转型，实现了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的平稳过渡。
在西方，“6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年代。历史含义上的“60年代”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以西方国家战后调整完成，经济持续增长为起点，止于70年代初，以“黄金时代”终结为标志。在西方有“漫长的60年代”（Long Sixty）之说。这里“漫长”的含义，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超过了10年，更主要的是，在这十几年间，西方各国经历了深刻的体制变革，这场变革给这个时代打上了社会调整和转型的印记，并超越时间的界限，影响着后来的时代。
社会矛盾随着财富增长激化
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显露出衰败的迹象。20世纪前半叶，西方各国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等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给劫后余生的西方各国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加上一系列必要又必然的社会调整，资本主义起死回生。5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如日中天，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1952—1965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8%左右，创造了“经济奇迹”。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由50年代的4.4%增至60年代的5.2%。战后，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进入富足社会。
然而，社会财富迅速增长，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二战结束后美国就出现巨大的罢工浪潮。当时的总统杜鲁门说：“劳工纠纷是我作为美国总统所面临的国内问题中最困难和旷日持久的问题之一”。1959年爆发的美国钢铁工人大罢工历时116天。斗争主要围绕如何分配因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收益问题。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保卫工人的就业权利。贫富不均不仅造成社会动荡，从更长远看，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本身也会出现问题。30年代出现经济大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本自由运作，资本投资过热，而人民群众的工资增长不足，社会购买力低下，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崩溃的边缘。如此深刻的危机证明，必须在自由经济中引入社会平等和经济正义的元素，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本身的崩溃。
60年代，在西方各国，特别是在美国出现了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种种运动矛头所指的方向都是要求平等。主要有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以及要求改革教育体制的学生运动，还有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声势最大的是争取社会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占全国人口11%的美国黑人的工资只有白人的一半，失业人数却是白人的两倍。很多地方的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南部各州在交通公共场所和学校教育方面实施种族隔离政策。1963年民权运动达到高潮。南部11个州115个城市发生930起抗议示威。当年8月28日，25万黑人和白人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集会，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他说，“除非黑人获得公民权利，否则美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平静”。1964年后，黑人斗争逐渐走上武装抗暴的道路。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被害，这一事件导致36个州的138个城市爆发空前规模的抗暴斗争。正像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的：“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社会制度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刻。
实现平等成为变革的主题
1961年，43岁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开辟“新边疆”的口号。他力图利用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为其全球扩张鸣锣开道。1963年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1964年他以建立“伟大社会”为口号在新一届选举中获胜。一上任他就宣布，继续前任未完成的事业，“向贫困宣战”。在约翰逊任内，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改善中小学的条件。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为了能在未来高科技领域和综合国力上与苏联竞争，提高国民素质，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向大学生提供低息贷款，扩大自然科学和外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1965年又通过“高等教育法”，增加向贫困大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和低息贷款。教育法的实施为全体公民，特别是贫困人群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把社会的机会平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医疗卫生方面，通过了“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法案，医疗照顾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医疗援助的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低收入者。1965年通过了“住房和都市发展法”，政府拨款用于城市贫民区的改造，向贫民提供廉价住房。同期还颁布了环境保护，控制水质和空气污染等立法。改革所依靠的是富足社会中丰裕的物质财富，更依靠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手段。政府征收累进所得税，最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可占其收入的80%—90%。后来当了美国总统的里根曾说到，“当电影演员收入最高的时候，我挣的每100美元中只有10美元进了我的口袋”。在约翰逊任内，生活在官方确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数，由1964年的3610万人口，下降至2410万，占美国人口的比例，由19%降至12%。
自由与平等的博弈
60年代的改革把社会平等作为一项原则，消灭富足社会中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缓解了社会冲突，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整个社会相对和谐地运转。同时，政府的经济措施扩大了市场和企业内部资金来源，刺激了经济增长。1965至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由6850亿元增至9770亿元。可以说，60年代的改革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大修正，也是物质丰饶的发达工业社会所必需的。
进入７０年代，６０年代改革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1973年，一场始发于英国，扩展至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各国分别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这种局面与福利国家的建设有直接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以“里根革命”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一轮调整。新一轮的调整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改革。与第一次“杀富济贫”寻求公正平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同，这一次变革是“劫贫济富”的行动。虽然这两次大调整的方向是相反的，但实质上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不同方式。就像当初“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们不可能完全放弃自由主义原则来实现社会平等一样，“新保守主义”改革的倡导者们绝不是，也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自由放任的老路上去。
在现代科技革命所造成的新的形势面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寻找新的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平衡，一个效益与公平的结合点，以期既能保障经济自由和经济繁荣，又能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政府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福利，而不能一味追求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稳发展，也才能扩大消费，提高资本家的利润，促进投资和生产，这正是６０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改革的目的所在；而７０年代朝向自由的调整，则起到了抑制通货膨胀，增加投资和就业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自由和平等本来就是相通的，而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的张力在这里得到利用。▲
（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