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邯郸区长自杀谜团:拆迁和维稳令其压力巨大

　　区长张海忠用菜刀杀死了自己。

　　是什么把这位出身草根阶层的官员逼上了自杀的绝境？一种说法是，剑拔弩张的拆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访和"维稳"问题，给他带来了无法喘息的压力。

　　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不是张海忠选择自杀的全部原因。于是，当地人围绕"区长之死"的争论，就像"100个人眼中有100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本报记者 韦文洁刘立民 发自河北邯郸

　　区长之死，已成了河北省邯郸市本地人不能轻易谈论的敏感话题。

　　但无可回避的是，在邯郸，邯山区原区长张海忠自杀事件，仍在持续发酵，甚至影响到普通市民的生活。

　　7月19日上午，邯郸的一位市民送女儿上美术辅导班，到辅导班门口却吃了个闭门羹。原来，辅导班接到有关方面通知：“因张海忠事件，暑期培训暂停一周。”

　　张海忠已经死亡多日，让人诧异的是，虽然他的尸体已经火化，可一切却并没有伴随此前官方公布的“自杀”结论，最终“入土为安”。

　　区长在办公室自杀

　　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毅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综合各种侦查结果，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张海忠系因精神疾患自杀身亡。”

　　像往常一样，7月11日一大早，邯郸市邯山区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赶来上班，却被门口的警戒线挡在了外边，警车和大批警察聚集在区政府门前和院内。他们从警察口中得知，区长张海忠出事了，区政府暂停上班。

　　在微博时代，这样的消息无疑像长了翅膀，立即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的热门话题。

　　人们根据各种传闻和猜测，对张海忠的死亡原因作出判断，其中，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两种：“拆迁遭报复”、“情杀”。

　　面对铺天盖地的传闻，邯郸市官方于12日下午6时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毅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综合各种侦查结果，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张海忠系因精神疾患自杀身亡。”

　　按照王毅林介绍的情况，对张海忠死亡现场的描述大致如此：7月10日中午12时50分左右，司机开车送张海忠回到区政府办公楼，然后离去。当晚8时，司机回到区政府时，看到区长办公室没有亮灯，便拨打张海忠的电话，但无人接听，家人也否认张海忠回过家。

　　获悉情况后，张海忠的两个儿子也从家里赶来，反复敲门后无人回应。

　　大约晚上9时20分，接到通知的区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用钥匙打开了张海忠的办公室。在里间卧室，一副惨不忍睹的场景映入眼帘：张海忠跪在床边，双肘压在床上，右手紧紧握着沾有血迹的菜刀，地上到处是血。

　　几个人上前搬动张海忠时，发现其上身已经僵硬，表明已经死亡多时。

　　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发现：现场室内门窗完好无损，均处于内锁状态；办公室窗外平台无攀爬、踩踏痕迹，无翻动迹象，无挣扎、搏斗痕迹。办公室外间茶几上摆放着一把带有血迹的“福龙”牌菜刀；里间卧室的床头和墙壁夹缝之间有一个黑色塑料袋，内有“福龙”菜刀纸质包装盒以及崭新的“苏泊尔”不锈钢菜刀和“剃头刀”各一把。

　　警方对张海忠进行了尸检。结果显示，张海忠颈部一处复合创伤致大动脉断裂，系大失血死亡。

　　王毅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警方的现场勘查、尸检和调查走访，排除张海忠他杀可能，系自杀死亡。

　　王毅林具体解释了警方认定张海忠死于自杀的七大依据：一是现场门窗完好无损，均处于内锁状态，窗外平台无攀爬、踩踏痕迹；二是死者办公室门外东侧视频录像显示，死者于12时50分进入办公室至21时被发现死亡，其间无人进出；三是经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刑事技术专家认定，死者颈部复合创伤自己能够形成；四是现场带有血迹的菜刀刀把和刀背两侧分别有死者左右手指纹，证明其两手握刀自杀；五是现场足迹除死者外，均为抢救人员所留；六是现场饮水机电线被锐器割断，铜线外露，上有电击熔珠，死者双手均有电击斑，该处有死者拖鞋灰尘足迹，证实死者在此双手被电击，造成电源空气开关跳闸、室内断电；七是现场物品摆放正常，无翻动、搏斗痕迹。

　　案发一天多来，当地警方投入重兵，首先对张海忠身边的人员进行了走访调查，包括家人、司机、秘书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同时，侦查人员根据得到的初步线索，从市中心医院了解到，张海忠最近几年有失眠症，在死前一年多的时间内经常服用安定类药物。在张海忠的办公室和住所，找到了他生前服用的镇静和抗焦虑类药物。

　　警方由此判断，张海忠自杀的原因系“重度抑郁症”。

　　案发现场的勘验还证实，在张海忠实施割颈自杀行为前，曾试图剪断饮水机电线触电自杀，但由于双手被电击时，造成开关跳闸，自杀未遂。

　　“事发前一天，张区长还主持会议，安排布置拆迁和项目工作，思路很清晰，侃侃而谈，看不出有抑郁症的迹象，因此，我们当初更倾向于‘被杀’的说法。”邯山区一位局(科)级干部对《法治周末》记者说，随着对案情的了解和咨询医学专家，他们也渐渐认同了自杀的结论。

　　据相关医学资料解释，抑郁症的成因有很多种，长期精神高度紧张、压抑是形成抑郁症的主要因素，重度抑郁症症状尤为严重，带给患者最大的危害就是严重厌世，最终导致自杀。

　　“张海忠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背景，就是靠着实干精神一步步从基层走上来的，他对各项工作都要求尽善尽美，不达目的不罢休。”上述官员说。

　　有关资料显示，1981年，18岁的张海忠在河北省魏县德政镇参加工作，1987年调到邯郸市邯山区区政府做资料员之前，已是该镇团委书记。他在邯山区工作整整24年，从资料员到资料科科长，再从办公室副主任到马头镇书记，1998年任邯山区副区长，9年后，于2007年8月当选为邯山区区长。

　　该官员分析认为，正因为没有后台背景，张海忠十分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工作不敢有半点懈怠和纰漏，长此以往，也许张海忠早就有抑郁倾向。

　　张海忠的一些下属认为，如果他确实患有重度抑郁症，那么一定与邯山区这四年来的城建改造有关，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张海忠的工作强度，感觉到了他所承受的压力。

　　双重压力

　　有位儒商，去年想请张海忠吃一顿饭。联系了几次临时都被改变，他以为张海忠架子大，找借口不给面子。于是找到他的秘书，秘书让他看了张海忠的工作时间表，从早晨到深夜，安排都是满满的

　　从目前媒体所披露的材料来看，导致张海忠患上“重度抑郁症”的两大原因主要是拆迁和“维稳”。

　　首当其冲的是当地的“大拆迁运动”。

　　3年前，河北省提出了“三年大变样”的口号，此后，这项工作变成了河北各地的拆迁大会战。各级官员放下正常工作，入户承包拆迁任务。许多地方的行动口号是“五加二，白加黑”，(即五个工作日加两个休息日，白天工作夜里加班)确保拆迁任务完成。拆迁的高潮阶段，官员们完全没有休息日，每天十几个小时在项目现场解决问题。上级领导动辄“三堂会审”，让各级官员汇报工作进度。场面十分严肃，稍有差错或工作落后者常常受到当众训斥。

　　2009年，《邯郸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复兴区区委常委、副区长韩书民给复兴区区委书记李永科的一封信中写道：“目前三年大变样的任务之紧迫、形势之严峻，使我深敢如泰山压顶，食不甘味、寝不能寐……再苦再累无怨无悔，只怕愧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只恐给区委、区政府和复兴人民无法交账。”

　　面对被誉为当今“天下第一难”的拆迁任务，邯郸的口号是：三年大变样，河北看邯郸。而邯山区的口号是：河北看邯郸，邯郸看邯山。

　　邯山即为张海忠所担任区长的邯山区。

　　张海忠正是邯山区拆迁工作的强硬推进派。他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动员一切力量，集中一切智慧，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强力推进拆迁、收储工作，切实打好攻坚战、突击战，确保每天要有新成效、每天要有新进展、每天要有新突破。”

　　据邯山区政府一名工作人员透露，区政府很多与拆迁有关的部门工作都很繁重。对一些重点项目，张海忠每个月至少会去调研两次，有时连乡政府都不去，直接去项目工地。

　　《法治周末》记者在邯郸市政府门户网站上看到一则今年6月29日的官方消息：“6月24日以来，邯山区区长张海忠每天下午5点定时调度泰达大厦、贺庄旧改、轻纺城南三角拆迁和五仓区拆迁、土地收储工作，逐项听取汇报并作部署。”

　　“单位离家打个车只要15分钟，但是他常常几天不回去。”一位接近过张海忠家庭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区长不走谁也不会走，所以张海忠和许多职员都常常跟他加班到深夜。”

　　张海忠死后，据其家属向警方反映：“最近两个月张海忠一直比较忙，回家睡觉也睡不着。”

　　据邯郸当地一位媒体人士介绍，“三年大变样”开始时，作为老城区，邯山区面临的压力最大，老建筑多、大杂院多、需要改造的危房多。但在邯郸的拆迁中，邯山区却创造了“五仓区拆迁精神”、“红房子速度”等众多榜样，最终汇集成“邯郸速度”，为邯郸赢得了“三年大变样，河北看邯郸”的盛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成一个拆迁项目就能让当事人瘦十几斤、脱一层皮。一个区长，需要面对几十个项目，每次开调度会，都有没完没了的难题等着解决———其压力可想而知。”一位曾经从事过拆迁工作的当地官员说。

　　与拆迁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项工作之严峻，则会随时让张海忠头上的乌纱帽落地———这就是当地的“大维稳运动”。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某次全国“两会”前夕，因河北背负保护首都安全的特殊使命，邯郸市召开县(区)委书记、县(区)长紧急会议。待他们赶到后才发现，市委书记、市长、组织部长3位领导在等着他们当场签军令状。内容是：严防死守，如发生一起进京上访事件，自动免职。如果不签军令状，就地免职。

　　对身为邯山区区长的张海忠而言，这种压力或许外人难以想象。

　　前两年，有两位邯钢职工在敏感时期进京上访，成为惊动省里的大事。邯钢属于复兴区，但由于这二人的户口在邯山区，邯山区就得承担责任。区长张海忠被叫到省里接受批评，并被宣布为区委代书记、代区长。

　　有位儒商，去年想请张海忠吃一顿饭。联系了几次临时都被改变，他以为张海忠架子大，找借口不给面子。于是找到他的秘书，秘书让他看了张海忠的工作时间表，从早晨到深夜，安排都是满满的。

　　低调做人

　　2006年为村里修路的这次捐款中，张海忠捐款最多。那时他还没当上区长，村里修路差了50000块钱，他二话没说就给填补上了。但立碑时，他坚持只写200元

　　与高调做事表现完全不同的是，张海忠在做人方面的低调。

　　在邯郸市魏县西南温这个6000多人的村庄里，张家的这排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三间瓦房，已被四周的新楼所包围。远远看去，就像华服中的一块陈年旧布，剩下的只有寒酸。

　　张海忠出生的这个家，只有他83岁的老父亲张向坤一个人居住在这里。张向坤的老伴3年前已经去世，现在吃喝拉撒都要靠自己动手。

　　见到有客人来，正在院子里拾掇杂物的张向坤，客气地把我们让进了这个只有一部老式电视机和一台落地风扇，没有沙发，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的家。

　　张向坤老人告诉记者，张海忠有两个哥哥，大哥当兵，十几年前由于一次车祸去世了；二哥现在家里务农，前几天在路边一处房子避雨时，房子倒塌，差一点被砸死。张海忠最小，也最有出息，考上中专后来又上了大学，谁知现在也“走了”。

　　让老人略为有些不满的是，虽然张海忠工作的邯山区离家里只有60公里，但一年也只能回家看望他一两次。

　　“他最后一次回家，是今年二三月份，像往常一样，呆一会就走，给我留下个一两百元的生活费。”

　　当记者问到老人年轻时是否入“党”，他略为迟疑了一下后，脸色凝重地回答：“我不是党员，这可不能乱说。就一平民百姓。”

　　在村支书的爱人———63岁的王香玉眼中，不仅仅是张海忠，他这一家人都“太低调、太实在了”。

　　6月16日上午，《法治周末》记者走进西南温村口时，在一块竖立在墙角上的《西南温村铺路志》石碑上，发现众多的捐款者中，张海忠只捐了200元，而其中最多的高达6500元。

　　可事实上，这却是一种假象。

　　王香玉告诉记者，在2006年为村里修路的这次捐款中，张海忠捐款最多。那时他还没当上区长，村里修路差了50000块钱，他二话没说就给填补上了。但立碑时，他坚持只写200元。

　　在王香玉的印象中，张海忠回家，从来不串门，谁家请他吃饭也不去，就陪他父亲说说话。有时候，最多去看一下他三婶这个老党员。

　　张海忠侄儿记得很清楚，几年前回家时，叔父开的车都是一辆老式桑塔纳，直到当上区长，才换了一辆旧红旗轿车。

　　让王香玉印象最深的是，张海忠为人低调，并不随便给人办事。虽然张海忠和她是一个村庄的人，她老公还是村里的支书，但她的闺女大学毕业时，为分配的事找到他这个村里在外工作的大官时，他也没给“办”。还劝他们要走“公”，不能走“私”。

　　邯郸市一位政协官员说：“张海忠这个人社交其实很单纯，没啥不良爱好，不酗酒、不打牌、不泡吧，一心都在工作上。”

　　一位出租车司机认为，张海忠当区长这3年多，没带给邯山区大的实惠，也没有什么恶性政策，总体来说，他还是一个干实事的区长。

　　邯郸本地媒体记者李宽(化名)对张海忠的评价是：“凡是和张海忠接触过的人，莫不认为他为人善良、温和、稳重，办事小心谨慎、不摆架子，几乎没发过脾气。官场几十年，没有传过一点绯闻。用一句当地的话概括就是，‘这个人真不赖’。”

　　但他同时向《法治周末》记者强调，有报道称：“大概在20年前，张海忠分了一套在邯郸市民政局附近家属院里的房子，60多平方米，与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多少有些拥挤，但多年来主抓拆迁工作的他却从未换过房子。”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据他了解，张的妻子是邯郸市残联的一位中层干部，在邯郸市东部，拥有残联分配的一套一百多平米的福利房，当时作价很低，大概每平方米1000元左右。

　　质疑与传闻

　　记者李宽甚至认为，张海忠提书记可谓十拿九稳，板上钉钉。让他难以说服自己的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为何要抹脖自杀

　　7月14日，在张海忠骨灰被送回老家西南温村的当天，村民们自发在村西口挂上了“家乡父老乡亲迎接海忠回家”的黑色横幅。

　　7月15日上午，张家梨园中的祖坟地里，又多了一座不起眼的新坟。

　　从7月10日死亡，到12日邯郸官方宣布其为“自杀”，13日尸体火化，15日即入土，官方的效率不可谓不高。

　　然而，张海忠虽然入土仍不得安宁，不论民间还是官方，此案经媒体报道后，几乎所有人都对官方公布的张海忠自杀的结论持质疑态度。

　　在西南温村，当听说张海忠自杀的消息时，多数人的反应是：“自杀？不可能！”一位自称为其远房姐夫的亲属表示：“他死得冤，家里人都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消极的想法，怎么会自杀呢？”

　　王香玉说，我们全村人根本不相信张海忠是自杀，这肯定是黑社会干的。如果不查清真相，揪出真凶，我们要到北京去上访，向中央领导申诉。

　　张海忠的侄儿回忆：“我叔曾经说过，干得好就这几年去个县里，能当个县委书记。”

　　在邯郸当地政界，张海忠因政绩卓著被誉为一匹黑马。

　　就张海忠本人而言，48岁担任区长职务多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的双胞胎儿子都是名牌大学研究生，更是难有人企及。邯郸干部换届在即，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完全有可能接任县委或区委书记职务。

　　记者李宽甚至认为，张海忠提书记可谓十拿九稳，板上钉钉。让他难以说服自己的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为何要抹脖自杀？

　　在张海忠死前3天，还为他理过发的“特级理发师”理发店的老板余健康说，怎么也不会想到，张海忠会自杀。

　　余健康开的这个位于邯郸市检察院背后的“特级理发师”理发店，在邯郸市未必名声很大，却因为手艺好，价格贵，只为男士服务，几乎成了上至市领导，下至派出所所长这班官员权贵的“特供店”。在余老板的印象中，三四年前，经一位县领导介绍，张海忠就一直在这里理发。“他这人不爱说话，比较讲究。”余老板回忆，“他一般是隔20多天就要来修剪一次，修修鬓角，掏掏耳，刮刮脸，一两个月为头发焗一次油。”

　　在事发前3天，7月7号的傍晚，张海忠来理发后，除了掏耳，还破天荒做了一个30元的头部按摩。在按摩中，他明显感觉到，在最近两个月中，张比以前瘦了，有些疲惫。

　　余老板猜测，最近几个月张海忠可能比较忙。因为他总是下午六七点快关店门了才匆匆赶来，并且理完发后起身就走，让司机在后面付钱。就是这最后一次为他理发，余老板并没看出张海忠有什么异常，仍像往常一样，闭目养神，一声不吭。

　　听到记者和余老板的谈话，当地公安系统两位前来理发的领导，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也不相信他是自杀的。”

　　在对张海忠自杀结论一遍质疑声中，却也不乏力挺之声。

　　邯郸市公安局一位副处级侦查员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我虽然没有上这个案子，但我认为他是自杀。”

　　他的依据是：“对一个涉及正县级领导的命案，当地公安机关非常谨慎和重视，及时请示了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由他们来破案。此外，首先进入现场的是死者的儿子，这一点，也进一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当然，”他也坦承，“自杀的结论一公布，邯郸市公安局也听到了不少与此相反的看法和意见。”

　　7月19日，就在《法治周末》记者离开邯郸的当天上午，一条惊人的消息在坊间疯传：“昨天下午，公安刚刚把凶手抓住了。”

　　更有人给出了解释：警方宣布张海忠的自杀结果，是为了稳定人心，麻痹罪犯。私下里，却在日夜加紧破案，捉拿凶手。

　　然而这种令人震撼的“猛料”，对前来采访的外地记者来说一点也不新鲜———眼下的邯郸，这种传闻满天飞，并没有多少人相信。

拯救悬崖上的官员

　　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在自杀后被解释为"抑郁症"。究竟中国基层官员的压力从何而来？他们的心理状况如何？也许，健康的制度才能决定健康的官场生态，也只有健康的官场生态才能建立健康的官员心理

　　本报记者 廉颖婷

　　7月12日，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通报了该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的死因，称其因抑郁症自杀。

　　近几年，随着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抑郁症”成为大部分非正常死亡官员的盖棺定论之说。

　　尽管有质疑声，但不可否认的是，变革中的社会各种矛盾突出，给官员尤其是乡镇、县两级基层政府官员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在官场中长期处于两面人格，无法释放压力，促使官员成为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

　　压力从何而来

　　2003年8月26日，江西省上饶市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余小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在任上自杀的地级市市委书记。

　　对余小平的自杀，江西省有关领导一方面强调这是个人行为，一方面表示，干部不能一死了之，有问题可以交代问题，有委屈可以反映。

　　相比普通人而言，由于官员掌握一定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因而其承担的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

　　综合各种分析，官员自杀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种：官场人际关系微妙而复杂、官员晋升压力增大；责任政府之下，随着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官员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受贪腐案件牵连。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卢汉龙认为，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压力太大，没有得到释放以及没有相应的心理支持；其次，社会越复杂自杀现象越普遍。

　　"官员作为公众人物，长期处于两面人格，且并不善于自我排解，从而造成心理矛盾。"卢汉龙分析。

　　来自工作方面的压力在于，官员问责制度、群众信访、"维稳"工作等，均给官员提出了新的挑战。突发事件、群众信访、官场争斗、工作失误、社会诱惑、家庭责任等多方面的因素往往同时袭来，使一些官员产生焦虑、愧疚、烦恼、郁闷，心理压力倍增。

　　来自官场政治的压力，主要是晋升渠道单一，且充满了不可知的因素。时有不能任人唯贤，有规则却不公平的现象；其次，价值取向与理想中存在偏差。

　　在新闻媒体以及网络监督的强力之下，官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时刻需要面对公众质询带来的压力。

　　一些官员坦言："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不是担心工作出问题，就是怕人情世故处理不好。"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旭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官员自杀大部分是心理压力过大。官员受到"上压下挤"的压力---上有领导要求，下有百姓诉求。

　　"社会变革的速度比较快，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作为官员应该有调解心理的能力。"刘旭涛说。

　　而畸形的政绩观，也是诱发官员压力增大的因素之一。

　　2010年，江苏沭阳的全员招商模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地政府动员全体官员和财政供养人员进行招商引资，若不能完成任务，官员的职务前面就会加上"代理"二字，倘若一年半载之后招商工作仍未见起色，则可能降职甚至免职。招商引资变成政府系统"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沭阳的做法并非孤例，专家称其为权责同构的压力型体制。

　　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郑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基层官员夹在上级命令、各种业绩指标与民意之间，一旦感到难以两边讨好，就会有巨大的压力。而经济增长和维稳的大政策，使得执行政策与违背民意发生冲突的概率远远大于不发生的概率。

　　"抑郁"并非死亡借口

　　在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腐败案中，原阜阳市副市长兼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傅洪杰被"双规"后带到异地审查时，从福州的一栋楼上跳下身亡。

　　当时即有媒体称："他把与王怀忠做过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带进了坟墓。"因为，当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定性为"自杀"后，司法介入往往就随之结束。

　　对于大多数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官方的解释是"患抑郁症"。

　　因此，有网友调侃说：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

　　然而，由于信息披露有限，官员自杀所带来的社会联想，一般来说都是负面的，通常与腐败相连。但事后证明，并非如此。

　　2010年6月24日下午，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在广深高速铁路线上，翻过围墙，撞车身亡。事后不少人都把其自杀事件与反腐风暴降临民航系统联系起来，认为刘是畏罪自杀。

　　但其遗书显示：一是精神压力过大，知道自杀的做法可能给组织带来伤害，对不起组织的培养，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二是生前曾承诺到国际民航组织任职，如今却无法兑现，对此表示遗憾。

　　事后调查表明，刘亚军突发意外系精神抑郁所致，没有发现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

　　刘旭涛表示，的确有官员是畏罪自杀，不排除个别官员自杀是涉嫌贪污腐败，自知无法逃避法律严惩而心理压力过大，或者企图中断查案线索而保护既得利益者。但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

　　关于邯山区区长张海忠的死因，也有各种传言，更为普遍的说法是祸起拆迁。对此，卢汉龙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信息应该适当披露。

　　但刘旭涛认为，对于死者应有起码的尊重。作为个人隐私，有的的确不便公布自杀的信息，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位精神卫生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所知道的几起官员自杀事件，都属于典型的抑郁症。官方抛出司法精神鉴定的背后，一定有医生的影子在那里。"只不过，无论是诊疗医生、病患家属还是鉴定机构，谁都不想站上舆论的"暴风眼"，面对外界的反应，通常都不会出面解释。

　　对于舆论与民意中流露出来的怀疑甚至"拍手称快"的现象，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这衬托出某些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败坏。在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背景下，出现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本身可视为官场生态的一种反映。

　　对于民间仇官、疑官的情绪，刘旭涛认为，一些地方官员只是普通的从业人员，就是公务员，不要人为地将百姓与公务员对立起来。

　　被价值观撕裂的基层官员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官员在各种社会场景之间的角色频繁转换，很多时候不得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的内心世界常常被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撕裂。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撰文指出："基于常识，我提出这样一种解释：官员自杀不同于普通人自杀的理由，择其要者，在于他们承受着远比普通人更高的'人格分裂'的心理压力。"

　　他在文章中称，考察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在各种社会场景之间的角色转换，不难看到，官员们的日常生活，或许是最具紧张关系和紧张关系最持久的场景转换。事实上，这里报道的自杀官员，大多是"处长"这一级别的。他们的日常生活远比更高级和更低级的官员更经常和更激烈地被中国社会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撕扯着。

　　一方面，中产阶级及其价值观正在形成，并且还正在扩展；至少，这一生活方式与中层公务员的生活方式前后相随---他们希望享有稳定而丰裕的家庭生活和体面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我们的官场政治，或者更广泛而言，我们的政治文化，正在经历迅速转型，而且不得不在转型期间成为各种肮脏的文化因素的污水池。这些处级官员，就因为中国的"处长经济"现象，使得他们远比普通人更容易发生"人格分裂"---自我意识的分裂。后者，是自杀意图的黑暗渊源。

　　"不可否认，现在社会发展不均衡，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还不够，这些都是影响官场政治的客观因素。"刘旭涛说。

　　官员也是人，他们抵抗压力的程度并不必然就会比普通人要强。因此，关注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也就是关注社会的健康、进步。

　　关注官员心理健康

　　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理疾病。据统计，中国约有5000万人患精神抑郁症。

　　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认为，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官员抑郁症高发的节点则是本世纪初，抑郁症在这个群体似乎呈现蔓延的态势。

　　2005年5月，北京市相关机构对200多名中年官员进行了一项定向精神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倾向。

　　2005年6月，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对100多位官员进行心理健康问题调研，发现官员普遍有较大"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劳"，以及"浮躁"和"压抑"心理，"焦虑"和"忧郁"等情绪。

　　事实上，中央已经意识到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

　　2005年6月，中组部发文《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认为："总体上干部队伍心理是健康的，但是确有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2010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四川调研时强调，基层干部承受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要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积极疏导基层干部的心理压力。

　　但是，目前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政府官员对社会发展负有特殊责任，其自杀不同于普通人。有专家认为，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执政能力的政治问题。

　　刘旭涛说，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了。

　　"应该更多的关注官员职业生涯的发展，帮他们塑造良好的职业前景，不能只是做思想工作。"刘旭涛说。

　　不断出现的官员自杀，已经暴露出国家在官员心理辅导机制方面的缺失。

　　尽管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对官员的心理危机干预，有的官员也认识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能为其缓解心理危机，但仍有很多顾虑。特别是谈到自己是抑郁症的"病耻感"，也使一些官员抵触心理危机干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

　　除去适当的心理危机干预，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认为，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应该还权力以公共性、开放性；让权力运行具有更多的合作性，少一些不当的竞争性，减少暗箱操作和不透明，这样有利于官员的心理健康，有利于政治的清明。

　　健康的制度决定健康的官场生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官员们在一个安全而非处处陷阱的环境中从政"，并非一句空话。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