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联盟安卓:执政党就不需要革命了吗？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的《政党论》出版发行后，我拜读了，使我对政党的起源和发展、本质和功能、组织结构、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和政党体制以及政治体制中的政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部著作的发表，对政党的研究以及端正人们对政党的认识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无疑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现就以下几个问题向作者请教。

　　(1)建立政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王教授在书中多次提到，建立政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公共权力”“以掌握国家政权为目的”“政党以执掌权力为目的”“政党为取得或维持已得到的政权而建立”。真是权、权、权，围绕着一个“权”字而奋斗，成了建立政党的主要目的，为获得和维持政权也就成了政党的中心任务。也就是说，在未获得政权以前，为获得政权而奋斗，政权一旦到手，就为维持巩固执政地位而奋斗。

　　人们不禁要问：争权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夺利”吗?一般来说，“争权”总是和“夺利”联系在一起，自古而然，现在也不例外。所以说，争权只不过是手段，绝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夺利，争夺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这才是根本目的。当然，利也是应该争的，关键是为谁争利，是为本党小集团争利，还是为哪个阶级、阶层或广大劳动人民争利。但无论如何，不能把控制政权作为目的。不然的话，人们就很难不把你这个党作为谋取私利的党。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人们为什么平静地接受了，没有任何反对的举动，那是因为苏共从建党那天起就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位和作用，把它提到了测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高度，用专政的铁拳乱杀无辜、剥夺全体国民的生产资料、实行强制劳动，养肥了一小撮官僚阶层，最后被人民所抛弃。难怪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在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时，把原因归结为是对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全面垄断呢，那确实是说出了真理。这也就说明，掌握政权绝不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枪杆子里面固然可以出政权，但光靠枪杆子绝对维持不了政权。政权的合法性是由它所维护的经济基础的历史正当性决定的。能否取得政权是一回事，取得政权后能否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语)是另一回事，前者靠的是力量对比，后者靠的是能否发现“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发现了这样的生产关系政权就能巩固，否则就维持不了长久。

　　(2)原苏共建立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吗?创造的辉煌与所付出的代价相称吗?

　　作者在书中写道：“在苏联，苏共曾经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历史上的辉煌。”认为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后，“成立代表工人阶级独立政治利益的政党，就成了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只是由于苏共把这种历史使命“仅停留在理论说教上……党被异化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严重地国家化、官僚化、行政化了……不可避免地远离了人民，人民也抛弃了苏共，苏联模式终告失败。”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个是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它所创造的“历史上的辉煌”值不值得宣扬;第二个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率领民众推翻资产阶级、创造新社会的领导阶级;其三是苏共被人民抛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先谈第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苏共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新社会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很辉煌。事实真的如此吗?

　　那就让我们看一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是如何给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定性的吧。他在1918年5月5日发表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写道：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三年以后，他在《论粮食税》中又重复了这个观点，可见这观点的重要性。

　　十月革命后既然已经通过颁布各种法令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了，为什么仍然不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呢?并且还不是一般的不承认，而是“决不”承认，说得那么肯定，可见它确实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是从旧的经济制度向新的经济制度“过渡”的经济制度，其“过渡性质”是不可否认的。列宁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他一直把马克思“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市场的产品经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不用说当时的苏联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就是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都毫无例外的属于“过渡性质”的经济，即“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当然就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了。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时候，它怎么能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呢?那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才说“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决心”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性质，而“决不是”由“现在”“新的经济制度”决定的。至于由政权的决心决定国家的性质是多么的唯心，暂且不论，但从列宁的论断中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社会和国家的认识并不准确，它“决不”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而只是“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国家。如果说到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解体前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如果按伟大领袖的说法那已经不再是列宁缔造的“国家社会主义”了，而是“修正”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了，这样的国家崩溃和解体又有什么不好呢?本国人民没有反对，国际上冷战也结束了，难道不值得庆幸吗?何必如一些人那样如丧考妣、兔死狐悲呢?

　　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原社会主义各国为什么都没有能够过渡到那个无限美好的社会，反而发生了逆向过渡呢?

　　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究竟是什么。概言之，那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如恩格斯所说是由两个伟大发现推导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恩格斯语)的，在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以前就确定为“科学”了。可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绝不是根据某个伟大人物的“设想”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如同奴隶和农民阶级一样，应该是未来革命的主力军，但绝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产生更新的阶级以前，现在社会现有的任何阶级、阶层和集团都承担不了领导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可能展开论述，只能到此为止。

　　至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历史辉煌”，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渐公开和历史真实的逐步揭露，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使得它所创造的“历史辉煌”显得黯然失色，因为所集中的力量是几千万人的生命损失，是否有些得不偿失?

　　(3)“政党的轮替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几无影响”吗?

　　作者在绪论中写道：“在另一些国家，众多的政党却可以在共同认可的原则下竞争，政党的轮替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几无影响。”

　　“几无影响”就是虽有影响但影响很小，几乎没有影响。真的如此吗?

　　作者所说的国家属于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内，各政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竞选政府首脑和民意代表，受到法律保护。胜者上台执政、表达民意;败者成为在野的社会力量，也叫反对党，对执政者形成监督和制约。在这样的国度里，只要不诉诸暴力，政党就是合法的存在，即使反对现有的社会制度也是允许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提出“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资本论》英文版序言)。是“完全”，不是“半全”，可见革命导师对通过民主途径取得政权是抱有很大希望的，特别是在那些无产阶级力量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一旦通过这种手段执掌政权，必然对原来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地改造，就如同通过暴力取得政权那样。真的如此的话，政党的轮替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就不是“几无影响”了，恰恰相反，而是大有影响了。至于时至今日无产阶级政党为何没有能够通过这种手段取得政权，那是属于另一类问题，不属本文论述之列。

　　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在保留现存社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各党派之间的竞争，即各民主国家经常存在的政治斗争。即便属于这种情况，也不是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几无影响”，因为各政党在具体如何治理国家上是有原则分歧的，不然的话，选民何必那么卖力地参与竞选呢?事实上也是如此，各政党在执政后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时还相差很大。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执政和我国宝岛台湾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执政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来说，能说一样吗?是“几无影响”吗?显然不能。这些党是在如何治理国家上展开竞争，能者上、弱者下。

　　(4)对民主社会主义应如何正确评价?

　　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解上发生了分歧，主要表现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同伯恩斯坦考茨基领导的第二国际之间的斗争，围绕着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论战：前者认为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后者认为时代不同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适用了，像俄国那样的贫穷落后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这些思想，正是维护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主张的“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思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社会党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是正确的。社会党国际组织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已经拥有一百三十九个成员，并且在很多国家已经通过民主道路成为执政党，建成了民主社会主义。

　　与之相反，列宁开创的“国家社会主义”不但始终没能过渡到“科学社会主义”去，反而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只有北韩还坚持着原来的制度、维持着惨淡的局面。

　　两相对照，谁是谁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猛醒吗?

　　奇怪的是，作者虽然肯定了其“国际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但却把它排除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认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在党内蔓延开来，党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道路等问题上都出现了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给社会党扣上“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就把它排除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外了。长期以来，“修正主义”这个政治术语曾经作为打击不同政治观点和政治派别的大棒，随便挥舞，伤害了很多革命组织和个人，很有搞清楚之必要。何谓“修正主义”?难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句句是真理”，一点也改动不得?哪有这样的事!不但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甚至一些基本观点都可能是不完善的或者错误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更新。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由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与之相比，恩格斯则把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概括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和发现了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来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及创立了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对“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提及。经过一百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现在看来只有第一和第三个贡献才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世界各国人民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它，并且一百多年新的发现和发明创造需要对马克思的发现进行深化和补充。“修正”者，修去不正确或过时的东西，增加新的内容，使其更正确，有何不可?为何至今仍在挥舞这个大棒?难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改良”者，改去落后的、换上良好进步的，又有什么不可?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孕育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时，也只能对现社会进行改良，而决不能凭主观设想、预测建立更美好的社会，那是误入了唯心史观的歧途。

　　(5)西方是不是世界的中心?

　　作者在论述对政党体制的分类时，最后总结道：

　　“纵观西方学者对政党体制的分类，我们看到，一方面，西方学者对政党体制的分析的确深入了……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由于其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在研究中存在许多不科学的地方，尤其是往往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存在中心呢?不能否认中心的存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这种中心确实存在过。在更远古的时期，由于交通不便，生活在地球不同部位的人们不可能有紧密的联系，也就谈不上围绕一个中心运转问题。但是，随着信息和交通运输业的逐渐发展，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走在历史最前面的国家和地区很自然地就成了地区或世界的中心。特别在现代交通运输业和信息通讯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地球变小了、变平了，全球化的浪潮几乎席卷了世界各个角落。在中世纪，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西方世界将中国取而代之成了世界的中心，能否定这个历史事实吗?社会主义阵营也曾经想成为世界的中心，可惜没能实现就土崩瓦解了。正因为西方的学者走在了历史的最前面，他们站得高、看得远，对问题的看法就必然更高明一些，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明确指出：

　　“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球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说的再清楚不过了。特别是最后一句中的“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更说明落后的民族只有服从这种监督，“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两大阵营的斗争史已经证明了如果不服从这种监督，就必然导致“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社会主义阵营几千万人的非正产死亡就是明显的例证，应该牢记在这方面的沉痛教训，让历史不再重演。只有回到马克思的谆谆教导上来，才能避免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6)执政党就不需要革命了吗?

　　作者对中国共产党在执掌政权后应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曾经发表过专门文章，这个观点在《政党轮》中多处出现。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呢?

　　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执掌了全国政权，完成了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这样取得执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根本谈不上合法不合法问题，这是因为当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允许国民自由选举执政党，民众也就只能用枪杆子投了共产党的票，不是票决而是枪决，用枪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但是，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事实证明，维持一党条件下的政治稳定，仅靠历史遗产是不够的。探索更加广泛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这类政党体制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重大课题的破解，据作者在一些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就是适时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认为只有完成这个转变，才能巩固执政地位，不然的话，如果总是保持不断革命的劲头，必然把事情搞乱，如同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言外之意就是说，既然执政了，就不要再继续革命了，执好政就行了。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正是由于我们党没有及时完成这个转变，而是一个劲地革命再革命，所以才发生那么多不如意的事，现在是应该进行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把工作中心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像一九五八年那样转移工作重心，不但不能把经济搞上去，反而会把经济搞糟。只有把工作重心的转移与端正社会发展方向紧密结合起来，如同后来的改革开放那样，才能把经济搞上去，才能赢得民心，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

　　同时必须明白，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之所以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一方面是因为在根据地党的政策使老百姓获得了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的奋斗目标使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同时也因为国民党的腐败丧失了民心，国民希望换一个党来领导。至于新的政党掌权后能否如许诺的那样真的给老百姓带来幸福，还需看执政后做得怎么样。这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仅靠历史遗产是不够的”，的却如此。历史遗产只说明过去，不等于执政后的政绩;历史的选择是历史上人民的选择，不等于执政后现实人民的选择，人民有权根据执政的好坏进行再选择。不然的话，如果不给人民再选择的机会，以为可以一次选择定永久，政权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不如意的事。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大量的历史教训为证，应该未雨绸缪，防止发生不测事件。人民有权根据执政好坏再次选择，绝不能逼迫人民用暴力进行新的选择，而应该创造条件保障人民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新的选择，那就是宪政民主体制下的自由选举。只有打开新的选择渠道，才能避免历史上暴力夺权的悲剧重演。

　　如果执掌了政权就不再革命，并不符合革命的实际进程。如果说在执掌政权以前是以在野党身份同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作斗争的话，在执掌了政权以后则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同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作斗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绝不可半途而废。也就是说，绝不是取得了政权就万事大吉了，不需要继续革命了，绝对不是!问题在于应该革谁的命，把革命对象搞清楚，搞准确，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就必然把事情搞坏，政权就不会稳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我国来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革命对象仍然是“三座大山”，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绝不会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掌了政权就烟消云散、寿终正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建国初期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警惕帝国主义的颠覆侵略阴谋，都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舍此新政权就不能巩固。问题恰恰在于，民主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对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没能彻底清除，结果导致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制度，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方面的封建主义的残余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我国解放前的社会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诚如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说过的那样：“在其他一切我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也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心还在苟延残喘。”(《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如果说对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和当时的俄国是如此的话，对六十多年前的我国就更是如此了。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忘记了革命导师上述的谆谆教导，在建国后仅仅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一来，民主革命就夭折了，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得到“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资产阶级反而成了革命的对象，就连自食其力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成了被改造的对象。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把党政财文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以及各级党的一把手手里，因此才产生了小平所列举的种种弊病。

　　当前存在的问题不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都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搞建设、谋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方面确实程度不同地进行了改革，因此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政治上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至今未能得到彻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是在建国后逐渐形成的，特别是在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全部完成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政治经济文化权利高度集中到了中央及其下属机构，集中到了党的一把手手里。改革开放遇到的重重阻力主要来自新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总设计师虽然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他有生之年并没能彻底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如果说权力集中时是革别人的命的话，解决这个问题则是革当权者自己的命，需要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敢于“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就是说，现在的执政党绝不是不需要革命了，而是需要自觉地革自己的命。革别人的命是痛快的，革自己的命是痛苦的。但失去的是部分权力，得到的是民心，民心的向背决定政权能否巩固。如何使全党认识到这一点，自觉地主动地完成这次自我革命，就成了当务之急，不然的话，很难避免不测事件的发生。

　　即便不属于我国这种情况，一个党或社会集团执掌政权后，也应该及时建立起对权力进行约束和制衡的制度，自觉地接受监督，避免因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是说，需要转变的不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而是从“领导一切”的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通过执政的党员贯彻本党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绝不能直接干预干涉政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痼疾，才能避免陷入绝对权力自我腐蚀的悲惨境地，才能升华为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组织，从而避免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那样退出历史舞台，以新的政治形象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作者在书中论到有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总是欲说又止，其实这个问题正是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为什么不作为专门一章展开说说呢?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应该联系我国当前政改的实际。作者在这方面一定有很多的话想说，大家都愿意洗耳恭听。衷心希望再版时增加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