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淞沪电视剧全集:陈独秀:龙性岂易驯

陈独秀:龙性岂易驯

作者  王开林

　　1932年10月15日,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处于半隐居状态且卧病在床的陈独秀被警方捕获,是叛徒谢少珊供出了他的住址。早在1927年7月,这位书生意气十足的总书记即因屡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被自己的同志炒了鱿鱼,两年后,又由于托派问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现在身陷国民党的囹圄,以“危害民国”的重罪遭起诉,尴尬人遇尴尬事,真算得上是当年中国政坛的头号荒诞剧。第二天,《世界日报》找准这个新闻噱头,刊登了一幅漫画:主人公是饱尝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将他击伤,国民党又冲上去追加两拳,把他揍得像滴溜溜的陀螺一样天旋地转。

　　被鲁迅嘲为“焦大”

　　陈独秀落入罗网,生死莫测,消息不胫而走,惊动了当世不少头面人物,他们纷纷声援,设法营救。酷爱和平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拍了份越洋电报给蒋介石,称赞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人才难得,请勿以政见歧异而加害。大哲学家罗素、杜威也陈词灼热,以惜才之心恳请国民党当局审慎从事,优容知识界精英。至于国民党高层,一些资深元老更是为陈奔走呼吁。《申报》以头版头条刊出蔡元培、宋庆龄、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朱少屏等人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作出持平之论:“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为陈独秀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人致电蒋介石,为陈缓颊。另有若干人尝试寻求法律解决的途径,竭力保陈性命。

　　当然,陈独秀蹲大狱之后,外界也有一些异样的声音,最典型的是鲁迅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面发表杂文《言论自由的界限》,嘲骂新月社诸君子是《红楼梦》中的焦大。此文也暗讽力争舆论自由的陈独秀与焦大无异。据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所记:“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粪)他说,我绝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许多人主观上臆断,鲁迅是绝不会骂陈独秀的,当初陈是“逼”鲁迅做小说的恩人,后者非常记念,情见于词。但鲁迅写起杂文来最不讲情面,陈独秀入狱难以勾起他的同情心,也是反常之中的正常。

　　除了文化界有大反响,军界也有人出动。军政部长何应钦去狱中作试探性“谈话”,先绕了个弯子,请陈独秀题字,陈略一沉吟,即题“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何此行目的是劝陈独秀尽快写出一份悔过书,以求主动赎“罪”,见此情形,只好免开尊口,悻悻而退。

　　蒋介石把磨得锃亮的屠刀又收了回去。本来,他不杀陈独秀不足以消心头之恨,现在受到国内外舆论一波强似一波的压力,迫不得已作出让步,但不可能让得太大,再怎么样,他也不愿放虎归山。蒋介石对新闻界的正式答复归结为两句话,第一句是“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第二句是“独秀虽已非共产党之首领,然近年共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三次结婚,四次坐牢。奇就奇在,他的第三位妻子潘兰珍与他同床共寝两年之久,居然不清楚夫君是何方神圣。她平日叫他“李老头”,做梦也想不到他就是名噪天下的陈独秀。直到陈独秀在南京受审,报纸上登出大幅照片,潘兰珍这才认出失踪多日的丈夫“李老头”竟是天字第一号钦犯陈独秀,她简直不敢置信。

　　章士钊做他的辩护律师

　　当年,蒋介石剿“匪”心切,在这个节骨眼上抓获陈独秀,题材难得,他一再宣称此案务必严办,因此京沪两地的大律师不敢接这个案子。唯有章士钊自恃在政界与法界多年积蓄的声名,且人脉极广,去蹚这趟“浑水”。章是守旧派的大护法,陈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按理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前者肯为后者使出浑身解数全力辩护,主要基于彼此在青年时代同气连枝的道义之交,他们曾一同办报纸编杂志(《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杂志),一同为反清大业出生入死。章士钊眼见故友落难,于情于义,他都要出来扛一肩。再说,他的履历明晃晃地摆在那儿,通身毫无赤色嫌疑,且与国民党众元老交谊深厚,他自告奋勇,肯做辩护律师,这无疑是陈独秀的运气。

　　时隔六十余年,我们稍稍检阅当时的史料,仍能感受到法庭内唇枪舌剑的白热化气氛,感受到陈独秀的狂飙性格,而章士钊倾力一辩,也使四座皆惊。

　　1933年4月20日,针对“危害民国”的严重控罪,陈独秀怒举舌鞭,奋起还击。他的自辩状中不乏绝妙好词,至今读来,依旧声色壮伟: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

　　……余固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予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强加予罪,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也。法院欲思对内对外保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应即宣判予之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物质上精神上之损失。

　　陈的自辩发挥到了百分之百,章士钊还要愈出愈奇。他先阐明了“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的法理,继而大谈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中,“反对党”完全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增强说服力,他还搬出孙中山的原话,“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给陈独秀伸脚抬头的余地。章士钊最自鸣得意的辩词在后半部分,他为了开脱被告,竟刻意将陈独秀打扮为国民党的功臣,其巧舌如簧令人拍案叫绝: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摒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掎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今侦骑四出,罗网大张,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狱中,何苦来哉?为保存读书种子,予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

　　作为辩护律师,章士钊趋利避害,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大喇叭和反共的急先锋,真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已让陈独秀的一只脚迈出了监狱之门,赢取了半个自由身。可章士钊万万没想到的是,陈独秀拍案而起,半点不领情,他宁愿坐牢,甚至掉脑袋,也决不摇尾乞怜,自污扒粪。他郑重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依据。”

　　当事人这样一说,章士钊的巧言雄辩便大打折扣了。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但陈独秀终赖众好友竭力回护,幸免于死,法庭只判处他13年徒刑,高院终审裁决为8年。相比之下,共产党另一位落职的总书记瞿秋白可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于1935年6月18日被国民党三十六军军法处枪杀于福建长汀。临刑前,瞿秋白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至半醺,他说:“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嗣后,他自请仰卧受刑,要眼睁睁地看着子弹射向自己的心脏,确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

　     陈案发生后,报界普遍给予陈独秀道义上的支持,并对其知行合一不乏赞词。1932年10月28日的《大公报》即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中国的社会,实在太寂寞了,什么领袖,能够真诚信念,不变节,不改话,言而有信,始终一致的,能找到几个?我们希望大家应该成全陈独秀才对!”所谓成全,当然不是叫陈独秀以身殉道,而是使他重获自由,去做他愿做和当做的事情,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大众。

　　当年,“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引起法学界极大关注,由于庭辩异常精彩,章士钊回到上海后,将检察官的起诉书、陈独秀的辩护状、自己代陈独秀辩护的辩护书汇集成册,定名为《陈案书状汇录》,交给与陈氏有密切关系的上海亚东图书社印刷了100多册,分送有关人士。东吴大学法学系一度以此为教材。

　　“国民党四字经”让蒋介石暴跳如雷

　　陈独秀因祸得福,在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享受到高级政治犯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他一人住一间大牢房,有一张大书桌,两个大书架,文房四宝齐全,可以安心读书写作。除此之外,年轻的妻子潘兰珍还可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起居。坐牢的那几年间,陈独秀的著作接连问世:《中国古代有复声字母说》、《连语类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还有一些论文如《干支为字母说》、《道家概论》和《老子考略》。他还想研究太平天国史,特意托上海亚东图书社的编辑汪原放带信给胡适,想请胡氏的弟子、专门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罗尔纲去南京谈谈(当然只能在监狱里谈)。胡适则认为“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这事也就作罢。陈独秀忙于著述,囚居的日子过得极其充实,若不是1937年底南京监狱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塌,出狱之前,他很可能会著作等身。

　　大画家刘海粟受蔡元培之托,曾去监狱探望陈独秀。“蔡先生要他在牢房中坚持锻炼身体,从事一些学术研究,不要虚度岁月,社会上许多人正在设法营救他。”陈独秀表示感激,临别依依,他研墨挥毫,赠刘海粟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危气若虹。”早在1919年,陈独秀发表过一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大发高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将监狱和研究室合而为一,极少有人能够做到,但陈独秀做到了,他一生坐过四次牢,其“高尚优美”还能不登峰造极!

　　陈独秀是典型的不羁之才,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特立独行,为所欲为,历来如此。1917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蔡元培注重道德教育,曾在教员中发起“进德会”,甲种会员必须恪守“不嫖、不赌、不娶妾”的清规。陈独秀是甲种会员和评议员,却素行不检,常出入八大胡同,吃酒狎妓,难免招致物议,发展到后来,北京一家报纸甚至登出惊爆眼球的消息,说陈独秀常去八大胡同嫖妓宿娼,近日争风吃醋,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狎客愤而动武之谓),以至于抓伤某妓女下部。这样的丑闻自然对北大教授的整体颜面有损,对“进德会”也是辛辣的讽刺。为此,陈独秀丢掉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校方仍聘他为教授,给假一年,实际是预留一级自动走人的台阶给他下。此事固然有玷陈独秀的清誉,却无损他的英名。他是飞龙,就算闹出了普通爬虫才会闹出的丑闻,也仍旧是飞龙,不是爬虫。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当时思想界的头号大明星,这样的声誉得来殊为不易。陈独秀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宣传家,他有两大进攻武器:一是讲演,二是写文章。只要有人请他讲演,他总是有求必应,卓识谠论滔滔不绝。他走到哪里,《新青年》就办到哪里。他坐牢五个月,《新青年》就停刊五个月。

　　陈独秀对国民党素无好感,共产国际要中共集体加入国民党,他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在粪缸中洗澡”,只会沾上一身污秽。他曾创作《国民党四字经》,彻底剥掉了国民党的党皮: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这篇《国民党四字经》见报之后即风传天下,国民党形象扫地,蒋介石还能不暴跳如雷,切齿衔恨?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在某些政见上有不谋而合的地方。1929年11月,他被中共开除出党后,基本上就被定位为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在上海,陈独秀实际上只能写写文章,今天骂国民党,明天又骂红军。1930年7月1日,他发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大骂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如此左右不逢源,自然是腹背受敌,国共两党都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共产党指责陈独秀和一切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也就是在此期间,国民党司法机关将陈投进监狱,虽未剥夺他的生命,却剥夺了他的自由。陈独秀剑走偏锋,到头来割伤了自己。1938年后,他终于看清托派组织毫无发展前途,遂脱身而去,重又恢复为一位学者,这个身份才是他的本来身份。

　　董必武拜访过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偏见,不再固执,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的答复是:“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实际上,陈独秀厌倦了政治,厌倦了争斗,也撂不下面子,放不下架子。

　　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一匹“回头之草不啮”的“不羁之马”;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静尘说他“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陈中凡说他“表面冷淡,实则富于热情”;陈独秀说自己“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从维护民权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的价值,立论极为大胆: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更是痛骂中国国民性之陋劣,民德民力无一不在水平线以下,惟知自侮自伐,他写道:“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他的这些观点必然会招致“诘问叱责”,惹来“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詈骂。陈独秀曾说:“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社会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陈中凡曾赠诗给陈独秀,将他比为桀骜不驯的鸾凤,其诗为:“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并不领情,他更愿将自己比为桀骜不驯的苍龙,请看他的和诗:“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谁也无法驯服他,他要独来独往,他要秀出群伦。

陈独秀任性,固执,倔强,亢爽,直率,暴躁,耿介,刚愎。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老一辈革命家李达批评陈独秀的作风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陈独秀的性格决定了他具有精神的感召力,却缺乏凝聚力;作为理论家他是一流的,但绝对难以胜任政治领袖的角色。

　　“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

　　陈独秀从事政治数十年,除了在北大过了两年多比较安定的教授生活外,大部分时间都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政府通缉名单上的要犯,几次被捕入狱,甚至险遭枪决,这些革命经历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由于长期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患有严重的肠胃病;狱中五年受够精神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或发作,这使他整个人变得干瘦枯黑,唯有他的眼神仍像刺刀一样锐利。

　　1938年8月初,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从重庆坐小火轮抵达江津,他是应同乡好友、北大旧同事邓仲纯之邀而来的。当时,重庆暴热,不时有飞机轰炸,陈独秀又很不习惯与人应酬,加之战时重庆物价飞腾,居大不易,他想择一清静安全的地方定居下来,好生做些学问。他愿去江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里有不少交情极深的好友,如潘赞化、邓季宣、邓仲纯和何之瑜,其中邓仲纯精于医道,除了能照应陈独秀的生活,还能给他治病。陈独秀到了江津,却不受邓仲纯的夫人欢迎,昔日她领略过陈独秀政治弄潮给邓仲纯带来的风险,也看不惯陈老牛吃嫩草的风流习性,竟不肯接待这对远道而来的夫妇。邓仲纯惧内,但确实够义气,他与老婆大干一仗,没多久硬是把陈独秀和潘兰珍接到家中住下。只是好景不长,他夫人以自杀相威胁,大吵大闹,陈独秀既受屈辱,又颇感尴尬,便离开了邓家。

　　虎落平阳,龙游浅水,一代大学者、大革命家,竟沦落到这步田地!陈独秀若肯开口,门生弟子,旧雨新知,愿意解囊相助者决不会少,但他是天生的倔脾气,穷死也不伸手向人求助。抗战期间,百业凋敝,他的版税和稿酬为数不多,北大同学会的捐助也是时有时无,即便这样,他仍坚拒各种名义的嗟来之食。据陈独秀老友朱蕴山回忆:“当时陈独秀可怜得很!没有东西吃!”他拿了几只鸭子去看望陈,陈却差点翻脸。至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所赠五千元,以及蒋介石汇给陈独秀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钱”,陈都原封退回。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满怀好意,亲自登门送钱给老师,陈独秀坚决不要,临别时对罗、傅二人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两位高足弟子十分尴尬。对其他亲友资助的钱物,陈独秀则以条幅、对联、碑文或金石篆刻作为答谢,大家看准了他这种“无功不受禄”的脾气,要接济他时,就先绕一个弯,请他写字破石。朱蕴山对老友陈独秀穷不失义、不食嗟来之食、愈贫穷愈硬朗的性格颇为钦佩,赋诗赞美道:“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1942年5月13日,包惠僧到石墙院看望陈独秀夫妇。当天,潘兰珍去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做了两荤两素,战时难得有此伙食,大家吃得高兴,陈独秀吃到腹胀为止。此后数日,陈独秀胃病发作,病势转沉。唐代诗圣杜甫饿极后因饱餐牛肉而死,陈独秀不幸也因多吃肉食而一病不起,这种悲哀,竟千古相同。

　　陈独秀一生负气好胜,“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赔掉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的性命,大部分政治生涯却归于失败。精神怫怫不乐,其心境之苦楚可想而知。陈独秀晚景惨淡,皤然老叟,贫病交煎,但并非一事无成,他撰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死后曾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均获专家好评。当初,商务印书馆已预付两万元稿酬,因陈独秀身份敏感特殊,书稿必须送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倒也赏识这部杰作,他的意思是,只需将书名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即可付梓。然而陈独秀颇为恼怒地答复:“一个字都不许动!”他落了陈立夫的面子,此书只得束之高阁了。陈独秀不愧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学家,他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对若干文字做了独到的研究和新的诠释,使之更加简明易学。最后几年,他还给友人写信近两百封,其中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他给托派朋友所写的六封信和四篇文章,后经胡适编辑写序命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在香港出版。书的大意是:“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最浅薄的见解”,“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贱视民主之过也”。他认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他的这些思考,现在看来无疑是真知灼见。

　　“以先生之学力,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顾乃独甘如此结局!……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毅力,无用武地。吾不仅为先生惜,吾将为吾民族哭矣。”王森然先生在《陈独秀先生评传》中发出如此痛切的感慨。他还称赞陈独秀是“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

　　耐人寻味的是,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卧病在床,正写到《小学识字教本》中的“抛”字,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个字。撒手人寰之际,世间的一切恩怨、是非、功过、成败,都要抛弃了。他抛离了充满争斗与烦恼的世界,但历史并没有抛弃他,而是紧紧地拥抱这位光明俊伟的赤子,因为他是20世纪东方的普罗米修斯。

　　(作者系文史学者)